〔1〕
——艺术剧社与剧联成立前后
这已经是二十七年以前的事了。
1927年我从日本回国，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和文学艺术界发生了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党的关系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而这个支部的主要成员是一批文艺青年和从各地撤退到上海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做工人运动，发行党的秘密刊物，同时还接办过一所艺术学校。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实际工作的战线上撤退下来，集中在上海，革命的文艺运动就在这个地方旺盛起来。1929年秋，为了集中力量，确立当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党指定以我们这个支部为中心，联络文艺界，筹备组织一个统一的左翼文艺界的团体，这就是下一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筹备左联，我们经常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名叫“公啡”的咖啡店里集会。要组织一个剧社来推进革命戏剧运动的建议，我记得是在十月下旬的一次座谈中提出来的。
1928年前后，上海话剧运动很活跃，我们这群人中也有许多人对话剧有兴趣，从日本回来的人中间，叶沉（沈西苓）、许幸之两位还曾在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一个时期，而且，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中，不少人有过学校演剧的经验，这样，上海艺术剧社就很快地组织起来了。其时，创造社的郑伯奇同志得到他的一位同乡前辈的帮助，在北四川路底永安坊开了一家文献书房，我们就推郑伯奇同志为剧社社长，并把剧社的社址暂设在文献书房的楼上。
张庚同志在《半个世纪的战斗经历》中说，艺术剧社是“创造社创立的”，这可能是当时一般人的印象，因为社址设在文献书房，社长又是郑伯奇同志。其实，艺术剧社倒是一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有创造社的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有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有方从日本回来的叶沉、许幸之；也还有一大批爱好戏剧的文艺青年，如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杰、刘卯（刘保罗）、屈文（司徒慧敏）、吴印咸、侯鲁史、唐晴初、陈劲生等等。当时把话剧叫做“爱美剧”，这个名词是英文Amateur的译音，意思是非专业的演剧，而在日本，Amateur一般译作“素人”，素人的意思是“外行”。这样，我觉得把艺术剧社的演剧叫做Amateur的演剧，倒是很恰当的，因为一则我们是非专业的，二则我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话剧的外行。
假如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还值得一提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只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且首先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这一个口号。在这之前，应该说，五四以来，中国话剧早已有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可是，当时的所谓民众戏剧或者革命戏剧，还缺乏一个明确的阶级观点。由于艺术剧社是党直接领导的剧团，在这一点上就比较明确而坚定了。冯乃超同志在艺术剧社编辑出版的《戏剧论文集》中说：“民众戏剧的革命化，根本地，若不站在民众自身的社会关系上，代表他们自己阶级的感情、意欲、思想，它永远不会成为民众自己的戏剧。”这很明白，已经不同于过去一个时期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同情”民众，而是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决心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来了。
从这个要求出发，艺术剧社选定了三个首次公演的剧目，这就是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为什么演的都是翻译剧本？第一是我们还没有适当的创作剧本，第二是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在租界上演外国剧本比较保险一些。
决定了剧目之后，就开始了排戏，这次公演的工作人员和演员名单，就记忆所及，大致如此：
《炭坑夫》：导演：沈端先（夏衍），演员：石凌鹤、王莹、唐晴初。
《梁上君子》：导演：鲁史，演员：陈波儿、刘卯、鲁史。
《爱与死的角逐》：导演：叶沉，演员：李声韵、易杰、凌鹤。
装置：许幸之、吴印咸。
效果：陶晶孙。
排戏的地点，记得是在北四川路余庆坊的一家楼下的客堂间。排得较认真的是叶沉的《爱与死的角逐》，他在我们这里是唯一的“专家”，他跟村山知义排过戏，总算有一点经验。我呢，不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当导演，甚至中国人自己演的话剧也看得很少，当时年少气盛，胆大妄为，于此也可以看出来的。
一边排戏，一边筹款和预先进行推销戏票的工作，我们这批人在北四川路底的几个据点度过了一个紧张而愉快的冬天。那时演戏不仅剧团要筹款预备蚀本，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得自己赔车钱、管伙食。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口的一家叫白宫的广东小饭馆去吃一客两毛小洋的客饭，这种情景还很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翌年一月六日起，艺术剧社在虞洽卿路（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了连续三天的首次公演。表面上看来卖座很好，几乎场场客满，事实上是门售的并不太多，绝大多数的戏票都是经过党组织和赤色工会向学生群众和工厂中推销的，由于这种关系，由于绝大部分观众都是进步分子，演出的效果很好，台上演到暴露资产阶级丑恶的时候，台下发出了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当时和我们有联系的几位外国进步记者，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朝日新闻》的尾崎秀实和一位曾经参与过广州暴动的日本记者山上正义，都给我们在上海的外文报上作了宣传。特别使我们这批人高兴的是上海话剧界的所有知名之士，如田汉同志，洪深、应云卫、朱穰丞等先生都来看了戏，而且和我们发生了友好的接触，这就使我们的勇气更增加了。
尽管大家很努力，戏，应该说演得并不好。第一，剧本的台词都是外文直译，听起来已经很难懂（譬如“炭坑夫”这个名词就是日本文的直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应该通俗一点，译成“煤矿工人”），加上演员很少有人能讲像样的北方话，从上面的演员表可以看出，陈波儿、鲁史、屈文是广东人，凌鹤是江西人，王莹是安徽人，刘卯、易杰是湖南人，唐晴初、陈劲生是四川人，真所谓南腔北调，蔚为大观。为此，我曾在余庆坊排戏的时候作过一副对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桌南腔北调人”，上一句略有夸张，下一句则是完全写实。
在筹备第二次公演的同时，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4月，艺术剧社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公演。
这一次演出了两个剧目：冯乃超创作的独幕剧《阿珍》，和从德国小说家雷马克原作改编的《西线无战事》。
《西线无战事》是一出“群戏”，群众演员很多，而且全剧三幕十一场，不仅舞台条件困难，还需要相当大的一笔演出经费。好在第一次演出“成功”，给了这群“新生之犊”以勇气，我们根本不把困难放在眼里，演员不够，所有工作人员一律得当群众演员，经济困难，大家掏腰包来解决。剩下来最难解决的是换景，按当时的技术条件，三小时内换十一堂景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北四川路横滨桥的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戏院，叫“上海演艺馆”，座位不多，可是它有转台装置，这就解决了舞台换景的问题——当然，这个转台装置是用人力而不是电力操纵的，因此全体后台工作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在内，换景的时候就不得不到台下去推转舞台了。
舞台条件好，可是前台的条件却很坏。因为这是一座纯日本式戏院，观众席没有椅子，而只是一片划成方格子的“榻榻米”（草席），为了演出，不能不委屈观众了，好在我们的观众绝大部分都是有组织的进步学生和工人，所以大家盘足而坐，一点也没有怨言。
这次演出从艺术角度来看，也算不上成功，可是，不论剧本、演出、舞台装置，乃至剧院，都有一点新的东西，所以在当时也居然颇为轰动。现在看来，由于当时艺术剧社的成员都是话剧界的新人，而且一部分人刚从国外回来，一方面固然对国内话剧界情形不熟悉，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丝毫不受旧传统的影响和束缚。的确，这一次演出试用了许多新的花样，例如《西线无战事》开幕之前先放映了一段欧战电影（这是从外国影片中翻出来的），并用字幕说明，陶晶孙的音响效果也做得不坏，同时还利用灯光，试行了“暗转”。
应该说，艺术剧社的这次公演，不论从剧本到演出，都是一种大胆的革新，而这种革新精神在当时的话剧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推动整个话剧界转变的，终于还是当时已经弥漫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的那种不满现状、要求革命的时代精神。大家痛感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群众要求于话剧的已经不只是曲折的故事，巧妙的对话，精湛的演技，而是更能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戏剧了。这次演出之后，上海各剧团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着，组织一个剧团联合会的建议提出来了。
国内外反动派并没有熟睡，很快地袭来了“镇压”的暴风。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之后不久，上海工部局就在4月28日晚间查封了窦乐安路十二号的艺术剧社社址，当时由我们主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也遭到了抄查。不久，南国剧社在中央大戏院演出《卡门》，因为内容“过激”地反对了“黑暗政治”，也被勒令停演，这一年秋天，南国剧社也被查封。
我们没有被暴压所吓倒。冒着风雨，中国话剧运动前进了。
以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为中心，我们很快地组成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左翼剧团联盟），参加的有艺术、南国、辛酉、大夏、摩登、戏剧协社、光明这七个剧团。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结成的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之间有过斗争，有过分化，可是话剧界压倒多数的成员向左转了。辛酉剧社的转变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不久以前还是孜孜矻矻地钻研演技，曾经以“专演难剧”为标榜的辛酉，坚决地参加了“为工人演剧”的队伍，不久，这个剧社的主持人朱穰丞同志抛弃了高薪的职业和美满的家庭，只身到苏联去了。
在艺术剧社被查封之前，它就曾和其他剧团合作，组织过专到工厂和学校去演出的“移动剧团”。艺术和南国被封，剧联就迅速地把主要力量转移到“移动演出”这个面向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方面。表面上看，1930年下半年上海剧坛是沉寂了，实际上，这不是沉寂而是深入。从此之后，中国话剧运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剧联手中，方针比以前明确了，斗争的策略也比从前更灵活、更韧性了。
艺术剧社的寿命是很短的，从筹备到封闭，只不过是半年的时间，但是它的作用，我们以为不在于举行了两次公演，办过两个专业性的杂志（《艺术》，《沙仑》Siren，汽笛这个字的译音），和办过一次戏剧讲习班，而在于正当广大知识分子彷徨苦闷，寻找不到正确出路的时候，它响亮地喊出了“无产阶级戏剧”这个口号，而替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艺术剧社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成立，勇敢地进行了斗争，它在话剧艺术上，贡献是不多的，但，它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中，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日子过得真快，二十七年过去了，我想起了刘卯、宗晖、李尚贤等同志。为了中国无产阶级戏剧，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纪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人为他们作传，让下一代人能够知道前驱者的榜样，应该是有好处的。
1957年10月
注 释
〔1〕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5日，收入《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195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