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理解有片面性，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要好好务务虚，着重谈一下。所谓政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过去我们一些同志的理解很狭隘、片面。为政治服务应该包括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建设服务，以及为长远的利益服务。对这个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很重要。比如，现代题材可以为政治服务，而一些传统节目亦可以为政治服务。以《十五贯》这部戏来说，虽是一个传统节目，但以它的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现实意义。道德品质的问题不仅现在存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既如此，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应该理解为既可用现代体裁，亦可用传统体裁。
我们的电影不仅是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也应该给人以艺术享受，通过电影要使人能得到些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去年我们有很多片子所以不受人欢迎，就是娱乐性太少了，给人的艺术享受太少了。
……在学习问题上，在战略上可以蔑视困难，而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困难，提倡艰苦学习。目前在戏曲界正在提倡尊师重道之风，但在电影界这一点却很欠缺，年轻人对老前辈很不尊重，这种风气必须改变过来，不然对培养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很不利。
二
从各厂汇报的情况看来，轻松愉快的节目还是很少，还是没有歌舞片、喜剧片，既没有反映现代工业建设的，也没有反映农民生活的，妇女生活题材、儿童生活题材也还是很缺乏，或者没有。现在报来的十几个题目中，打仗的、放枪的占了八个，题材还是不广泛，样式还是不多样化。
那么，让我来发表一些“谬论”吧！
我们老是说要贯彻“百花齐放”，要增加新品种。去年的影片输出有困难，因此曾提到要多向国外输出、打入世界市场，可是从各厂所报的题目中，与今年的剧目又有什么不同呢？还是老一套，没有新品种。我觉得要增加新品种，就必须有意识地去组织，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
就以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来说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拍影片的题材就多得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是很好的题材，可以改编。李六如对改编《六十年的变迁》没有意见，只是有一条，说五十岁以下的人来搞，他不同意，就搁下了。
1961年是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有人建议拍一部影片。写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我看可以搞的题材多得很，黄花岗起义就是好题材。最近报上发表的消息说，林觉民的遗物遗书献出来了，林觉民的一生就是一个好剧本，好影片；他的爱情故事像《红楼梦》中的人物一样，可是他本人却是慷慨为革命牺牲的。《秋瑾传》剧本上海已改编出来了，我对改编本还有些意见。最近香港来人也谈到香港缺电影剧本，我说香港缺乏题材，与其拍胡闹片不如改编描写辛亥前后历史的《广陵潮》，这不仅可以搞一部，而且可以搞几部，当地观众一定欢迎。这些题材都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增加人们的历史知识。例如《林则徐》的时代背景观众就爱看，也好看。现在有些青年人连袁世凯都不知道，我们要给他们历史知识。这些影片不仅可以在国内映，也可以送出国去。
旧艺人翻身的题材也是很好的，我提过多少次，就是没有人积极组织。这种题材，戏中有“戏”。既是故事片也是戏曲片，我们的京剧演员言慧珠、童芷苓都会演戏，也上过银幕，他们都能演。最近报上登的童芷苓写的《从劈纺到赵一曼》，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启示吗！杂技演员、民间艺术家的生活也是很好的题材，泥人张就值得拍成片子。过去公私合营制片厂拍《我这一辈子》——根据老舍原著改编，描写一个旧警察的一生，就是选了个好题材，观众很欢迎。美国影片《大饭店》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这部影片通过一个大饭店的看门老人的眼睛看到各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客人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前次红线女来北京，她和我谈到要演电影，她要演阮玲玉。她很积极，还主动去请田汉同志写剧本，请君里来导演。这部片子好好搞，一定能搞好。最近陈白尘同志也打算写太平天国的题材，还准备写演剧队生活的剧本。这些都是好题材，都可以搞。
我向大家建议，希望大家回去找一些旧的章回小说看看，这些小说中可供拍影片的题材故事很多。
我还向各厂建议，各厂可以邀请一些对当地情况见多识广的人士开个座谈会，请他们闲聊天，请他们介绍一些材料，例如北影就可以邀请吴晗同志、王昆仑同志、齐燕铭同志，这些同志可以谈出很多东西来，不必一定请他们动手，只要请他们介绍材料，提供线索，他们东西多得很。有位精通掌故的陶菊隐还在上海，对辛亥以来的史料上海不缺这方面的人。据我知道袁世凯时代的六君子也还有人在，请他们来谈谈，有好处，当然请这些人来谈，不像请青年，要尊重一些，要听听。长春方面这样的人似乎是少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副省长杨寿轩对东北救亡运动及抗日运动方面就可以提出很多东西来。
总之，要增加品种，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为了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
现在报的十几个题目，可以暂且定下来。希望再组织十几个，从各方面来想办法，到年底还有五个月的时间，还大有可为。
三
昨天向钱部长 〔2〕 谈了一下这几天会议的情况，我们谈到了一些问题，现在向大家讲讲，作为务虚的发言。
1．对1958年成绩的估计问题。这个问题，在讨论文化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及，大家总感觉到似乎缺点多了，有点泄气。这牵涉到对1958年大跃进的估计问题，中央庐山会议对1958年做了正确的估计。
在我们文艺圈子里，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的，这无可怀疑。因为最基本的情况是今年上半年还在大跃进，如果没有去年的基础是不行的。缺点、毛病是方法上的问题，是战术上的问题，战略部署没有错误，应该坚定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成绩。毛主席说过，观察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几个基本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反帝，以及是否有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在这方面都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错误应当重视，我们经常讲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讲得太多了，现在可以不讲，只着重讲讲这一个指头，应该设法克服这一个指头的缺点。向中央报告成绩讲得太具体也不好，有些成绩中也包含着缺点（如影片产量是增加，但其中还有不少质量差的影片；如观众人次大大增长，但其中却包括了很多短片场的观众，数字不够确实），在文化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有这个问题，大家谈来谈去觉得还是像现在这种写法好些，要重视一个指头的问题，因为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我曾经讲过，去年的影片至少没有出毒草，在政治上是好的。但是进一步检查起来，这话也不能讲，去年追求数量不注意质量，有些片子的问题是严重的，如违反国际主义精神，在艺术片和新闻纪录片中都有，如果不严格地看待这个问题，对今后的教训是不深刻的。吹牛、浮夸以及违反国际主义精神，对我们有什么害处我们自己是了解得很深刻的。浮夸的东西危害很大，过去，我们党一向实事求是，不讲假话，老老实实的优良传统去年一下给冲垮了，把这个缺点看得深刻些是好的。
2．电影事业十年来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水平，周扬同志要求我们同苏联电影一道登上世界高峰，这要求同现实还有很大距离。“更上一层楼”的“更”字很值得注意，上得越高花费的力气就越大。我们现在能工作的六十多个导演中，能有把握保证质量的导演只有十个人左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而编剧、摄影、录音等各方面干部也都还有问题。我们应该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导演。最近曾与廖承志同志谈到电影问题，他认为我们电影的水平有进步，演员很好，剧本故事情节也还动人，问题是在导演，他说关键在导演，宁愿出片少些，但要好的导演上去。我认为如果导演强的话，是可以改编小说以及其他材料的，而不行的导演即使有好的剧本也要拍坏的，导演问题今后几年应着重解决。
剧本问题，只要题材广泛，有故事，有人物，导演是可以出好片子的，问题还在于导演的水平，去年有些毛病就出在分镜头剧本，有的导演对此束手无策。
廖承志同志很同意我们派导演出国去学习，或派留学生去学习。我向他说我有个怪主意，我们除去向苏联学习外，是否可请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来我国，特别是在导演、摄影、洗印等方面，编剧就不必了。他也赞成。英国有些好的进步的导演流落在欧洲，我们可以请他们来。昨晚请陈西兰 〔3〕 谈话，她分析了《祝福》、《女篮5号》等几部影片，意见很具体。她认为，像我们这样先进的国家用这样落后的技术是没有想到的。这意见很尖锐，但有道理。她向我说：“你去苏联时，叫我的妹妹来拍这部片子好不好？”（她的妹妹是苏联著名的摄影师）我想是可以的。她的丈夫说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都是中国人（美国有一个摄影师是中国人 〔4〕 ，至今未入美国籍）。在这些方面大家来务虚，可以从多方面来考虑提高质量的措施。好的老导演拍戏时可以跟两个新导演做徒弟，这会有好处的。
3．选题一定要广泛些，应包括各个方面，如历史的、现代的、工业农业、少数民族、戏曲、歌舞等方面多多考虑。钱部长提出党的四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安排问题，待今年9月份题材定下来后，由文化部来分配任务。假如能有五部保险的就差不多了，这五部保险的应该重点地抓，应该从名单上一看就有把握。组织好有名的编剧、导演及演员，全国统盘考虑，开出一个名单来，这样影片的质量一定能提高。这个名单大家考虑一下，可以先来安排一下。
4．造成学术空气，读书空气。这对提高质量是有关系的。这种风气我们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是很浓的，现在是背后话很多，真正展开讨论却很少。我们的导演读书是不多的，有些党员的读书情况还比导演好些。当然，今后在时间上应该给予保证，但是看书要养成习惯。艺术工作者一定要看书，要多看书，多看外国影片，使见识广些，现在利用资料馆的资料片很不够。要造成读书的研究的空气，将来影协搞年会也可以考虑就是让创作者们来宣读论文。《红楼梦》是本好的文学作品，每看一次总是有好处的。我在枕头边摆了一本，每天都要看一点，确有好处。
5．关于产量问题，钱部长认为今年的七十五部每年增加一点，到1962年达到八十部左右好些。
6．剧照及演员照片问题，对影片及演员的宣传问题应该注意，请大家回去考虑一下，今后应该供应宣传照片。
1959年7月21日—24日
注 释
〔1〕 1959年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故事片厂厂长会议，全面总结和检查1958年“大跃进”中电影制片生产中的问题，提出贯彻“双百”方针，压缩影片产量，提高艺术质量等一系列改进措施。本文为夏衍在这次会议上的三次讲话摘录，未公开发表过。
〔2〕 钱部长，即钱俊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3〕 陈西兰，国民党元老陈友仁先生的长女，其丈夫陈力先生（美）时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顾问，其妹陈友兰为苏联著名电影摄影师。
〔4〕 即黄宗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