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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文化部正在拟订一个文件草案，打算对全国重点剧院的工作，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我们在讨论这个文件草案时，曾着重研究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剧院领导应该引导剧作者关心和积极参加当前政治斗争，表现人民新生活和革命斗争历史，或提供某些可以编写剧本的题材线索，但不要勉强作者写他们所不熟悉的、或者力不胜任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这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领导可不可以引导、提示和提供线索？需不需要鼓励作家去参加斗争？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应该的。因为领导不仅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要作好剧院剧目的全面规划，而且为了提高剧目的思想艺术水平，也必须引导作家去接触实际，参加斗争，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里说引导和提供线索，除了引导他们注意当前斗争中的重大题材之外，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必要，例如从全院全年规划来看，某一种题材、风格的戏太少了，领导也可以提醒一下，引导一下，唤起剧作者的写作兴趣。我们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强迫命令。成问题的是过去也确曾有过某些领导人凭主观出题目，勉强作者写他们不熟悉的、或者力不胜任的东西的情况。如果领导提出题材线索，不管作者有无兴趣，熟悉不熟悉，能否胜任，就一定要作家去写，这显然就不妥当了。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选择的自由。任何片面，都有流弊。如果只有作家选择的自由，没有领导号召的自由，这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譬如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从全国规划来看，反映兄弟民族的题材少了，轻松愉快的电影也少了，于是领导上希望电影厂能生产一些这一类的影片。能说这种号召和引导不对吗？看来，这样提醒一下，号召一下是有必要的。当时我们经过考虑，觉得云南民族地区有这样的题材，我们也知道作家季康和公浦同志对这类题材有兴趣，也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写作水平，于是我们就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商量，看他们能不能协助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很积极，作家也愿意，这样就写出了《五朵金花》。这是比较顺利的例子。因为一方面希望有，另一方面愿意写，“情投意合”，一拍即合，大家心情愉快。反之，假如我们希望有这个剧本，而把这个任务“硬”交给对此既无兴趣，又无生活的作者，而一定要他“限期交稿”，这看来很少有完成任务之可能——即使勉强做了，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文艺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有区别，不像组织热水瓶或者茶杯生产那样简单。勉强、强迫或者凭主观做决定，在文艺创作上常常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同意剧团领导人凭主观出题目，用“定题、定人、定时”的办法来组织创作，同时，我们也不同意把领导人提供题材线索、引导作者去关心和描写某些观众所需要的剧本一律都认为是“强迫命令”的说法。
提供题材线索，不等于规定主题。因为，同样的题材可以写成各种不同的作品，也可以表现各种不同的主题。这也是常常被混淆不清的问题之一。譬如说，剧院在作选题规划的时候，觉得要有一些描写兄弟民族团结的作品，作者从这一线索，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条件（生活经验、知识、兴趣等等），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来反映这个思想。事实上，同一题材，可以写成表现各种不同主题的作品，相同主题，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来表现。
作家写作品，对他所写的题材，人物，事件，必须有自己的感受。举例来说，同样写“庚子事变”，不同的作家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主题。老舍同志写《义和团》，是正面写，给义和团翻了案，因为他不仅有国恨，而且有家仇，有感受，又有材料。而我也写过庚子事件，这就是剧本《赛金花》，那是从侧面写的，主题不是为义和团翻案，而只是利用这个事件，来讽刺国民党的屈辱外交而已。那时，是1935年，目的是让群众痛恨那些媚外投降分子，所以我用的是讽喻手法，主角赛金花，只不过是我用来讽刺国民党的一砖一石，并无美化她的意思。说穿了，这是一个古今中外用滥了的老主题，莫泊桑的《羊脂球》是这个主题，我看元曲《汉宫秋》也是这个主题，要说的只是一句话：那些大官大府，比一个卑微下贱的女人还不如而已。
艺术创作是一件很复杂、很艰苦的劳动，一方面，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博学详问，经过观察、分析，而孕育出一种他自己的体会、感受和看法，再根据自己特有的风格来写出有新意，有个性的作品；另一方面，剧团领导人也必须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尊重作家的个性、风格和写作习惯，因人制宜，因时、因事制宜地予以引导、鼓励和帮助。艺术创作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所以领导创作就切忌简单化。加上，艺术是面向群众，为群众服务的，而群众对艺术的要求，又是很复杂、很多样的，每个人爱好不同，欣赏水平不同，欣赏习惯不同，欣赏艺术当时的环境、气氛、心境不同，所以，同一作品，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接受程度——不知是否可以说，在艺术欣赏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主观性是很强的，甚至有“排它性”的。为此，艺术创作的领导工作者就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力求防止用自己的个人爱好和一时好恶来代替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
艺术欣赏，是不能强迫的。你不能强迫爱吃甜的苏州人喜欢吃辣的四川菜。对广大的观众，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个人爱好和欣赏习惯，通过各种题材、风格、样式来为他们服务，但是，作为一个剧团领导人，恰恰相反，首先就必须放弃他自己的个人爱好和欣赏习惯，力求满足广大观众的多种多样的要求。这是一个矛盾。但是，作为剧团领导人，我看首先还得克己为人，民主一点的好。
注 释
〔1〕 原载《剧本》1961年第5、6期，《文艺报》196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