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悼念瞿白音同志逝世一周年
去年10月，正当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前夕，得知瞿白音同志因病又住进了医院。由于他是一个长期病号，因此我想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可能还会来京参加这次盛会。可是，就在大会开幕的第三天，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一位有理想、有才华、有实践经验的艺术家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实在太让人悲痛了。解放以后，白音同志长期受到病魔的缠绕，但是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不断进行着艰苦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他从1962年起，就一直受到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后台的诬陷和打击。他得到平反则是在1979年初，可以说是上海文艺界平反最迟的一个。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尽管他的处境还没得到完全改善，但他立即恢复了一贯的乐观主义，充满信心地总结三十年来戏剧、电影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准备重新用文艺武器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可悲的是，从1962年到1979年这十七年中，封建法西斯大小恶棍们对他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使他的宿疾不断加剧，而终于夺去了他重新工作的机会。
我认识瞿白音同志是在1934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组成的时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桂林、香港和他有多次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当时，他不仅是进步戏剧运动的组织者、编剧和导演（在香港时他曾写了《南下列车》等三个独幕话剧，编了《水上人家》电影剧本，与欧阳予倩同志联合导演了《野火春风》、《恋爱之道》两部影片），他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翻译和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和他的导演体系。
上海解放后，白音同志由组织安排很快从香港回到上海。他在负责公私合营长江电影制片厂公方厂长职务时，还导演了影片《两家春》。其后不久，他带病出国，担任了中捷合作的第一部彩色长纪录片《人民心一条》的中国方面的编导工作，这部影片获得了文化部发给的优秀影片二等奖。1953年回国之后，他带病相继担任了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和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务。众所周知，从50年代起，文艺界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由于他从不随波逐流，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电影实际出发，敢于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建议，因而不止一次地遭到来自极“左”方面的指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他与沈浮同志、田念萱同志合写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电影文学剧本，把吴强同志的长篇小说《红日》改编为电影，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尽管他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再次受到批评，但得到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和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讲话的鼓励，特别是1961年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的教导。于是，他就在1962年初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召开的电影座谈会上，以他特有的艺术家的勇气，针对当时电影创作方面的时弊，做了“去陈言、立新意”的发言，接着，根据这个发言写出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这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不久，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一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他不断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围剿，而成为所谓电影黑线在上海的黑干将，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现在，我重读《创新独白》，并重新翻阅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所写的、署名丁学雷、题为《瞿白音的〈创新独自〉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的文章。总括起来，文章为他定的罪名有三条：一是说他的《创新独自》是“电影界一伙黑帮分子串通一气合伙制造出来的一项‘重要文件’”，“是公开号召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夺取他们的文艺阵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二是说《红日》电影剧本为国民党将领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三是把他提出的改革电影生产体制的建议说成是皮包公司和恢复到解放以前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三件事都或多或少与我有关，在白音同志逝世周年之际，我深感对这三个问题有说明真相的责任。
第一，《创新独白》这篇文章，如上所述，是白音同志根据在全国影协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整理而成。写成后，交《电影艺术》编辑部，编辑部付印前，将清样交我过目，我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删去了几句过于尖锐的“俏皮话”，为切合纪念《讲话》之题，增加了几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的当代文艺创作开辟了创新道路这样的话。我把修改后的清样寄给白音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表示同意，于是这篇文章就在1962年第3期《电影艺术》上发表。《创新独白》的主要论点不外乎反对电影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出题作文、主题先行和庸俗社会学。一句话，就是反对陈言，提倡独立思考和艺术上的创新。他引用了叶星期的话：“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说明了文艺创作不能墨守成规，千篇一律，而必须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他着重提倡作家的独创性。他提出“观察生活，还有个如何观察，如何体验，如何研究、分析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对现实生活具有独特的见解，才能创作出有新意、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他又引用黑格尔老人的一句话：想像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针对当时电影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强调了想像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是在上述座谈会上经过反复讨论的问题，柯灵同志就同时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挚、想像与虚构》的文章。当然，像白音同志这样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文艺工作者在1957、1959年两次政治运动之后很自然地会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这篇文章会激怒一些极“左派”和保守派，因此，他在文章中就预言了创新是要冒一点危险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冒的危险并不是一点，而是无限上纲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十八年后，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大家都会感到，他所指出的“陈言充斥”的痼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现在电影出版社为《创新独自》平反的这个专集，对当前的电影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关于《红日》，我得先说明一下改编这个剧本的经过。1957年，吴强同志写完了长篇小说《红日》的初稿，把初稿送请陈毅同志审阅。陈毅同志很忙，要我看后先提意见。我不了解孟良崮战役的具体情况，因此只能向陈毅同志谈了一些人物性格和技巧方面的问题。回忆起来，我当时提到的只是关于张灵甫这个人物的刻画和对石东根的描写是否恰当这两个问题。陈毅同志听了之后对我说：过去不少描写战争的影片，常把敌军写成软弱无力，一蹴即溃，像“雷公打豆腐”一样。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不论是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不少国民党嫡系部队是很顽强的。我们也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认为，把张灵甫写得顽强一点是可以的。对描写石东根穿国民党部队服装醉酒驰马的场面，陈毅同志笑着说：吴强这样描写是有模特儿的，我想也可以。这样，这部小说就在同年出版。白音同志改编电影剧本时，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只是根据电影的特点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想不到，这部在上演后受到广大观众和影评工作者好评的优秀影片，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就遭到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后台的挞伐，他们罗织了“美化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奸恶之徒，丑化人民解放军英雄人物”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今天重看丁学雷之流的恶毒诬蔑的文章，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三，关于电影生产体制改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及其爪牙们也对白音同志进行了疯狂攻击，说他的改革方案和建议完全是复辟资本主义，把电影倒退到解放以前的经营方式。这一问题，绝非白音同志的个人意见，而是从1956年开始，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影协不止一次经过出国访问、总结经验而提出的一种改革设想。对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文章（发表于《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其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产生这一设想的原因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我认为，解放初期我们缺乏国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经验，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出一套电影生产（主要是电影制片厂）的管理制度。50年代初，我们照抄了苏联电影生产的体制和规章制度。1956年后，我们已经感到这种体制和中国电影生产实际情况的矛盾，也曾派出过一个以蔡楚生、司徒慧敏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东、西欧和南斯拉夫去考察。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1957年初，草拟了一个《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和附件《国外电影事业中可供参考改进的一些做法及对我国电影事业的一些建议》。但是，这个文件尚未下达试行，就被反右派斗争给冲掉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例子的所谓“舍饭寺黑会”）。1962年，我们又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的“文艺八条”，重新提出了电影生产体制改革的方案（即“电影三十二条”），同样也被1964年的来自极左派的干扰所扼杀。瞿白音同志对电影生产和管理有实践经验，因此他懂得用最少的资财、最短的时间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为国家积累更多利润。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我们对1956年提出的电影生产体制改革方案、1962年提出的“电影三十二条”和瞿白音同志在北京、上海电影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加以回顾，可以看出，这些意见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切中时弊的。我认为，电影工作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贯彻八字方针，而白音同志十多年前所提出的建议，对今后电影生产体制改革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十年浩劫，文艺界首当其冲，电影事业受到最大的摧残；白音同志在这场浩劫中，更是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折磨和打击。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还是坚强地顶过来了。去年1月，当他得到全面平反并落实政策，担任上海市电影局顾问后，虽然多次病魔缠身，住院治疗，他又开始兴致勃勃、满怀信心地准备有计划地再为电影艺术的研究做些工作。他曾建议上海影协相应成立艺术研究机构，对世界电影多做些深入的分析、研究和介绍。他自己还打算就电影艺术规律问题撰写些文章。当前，电影事业正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正需要白音同志这样有理想、有才华、有艺术实践经验，又有创新勇气的艺术家对改革电影有所建树，而他却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想，如果不是这场空前的浩劫，白音同志是还能为我们的电影事业再干上十年、二十年的。因此，不由得使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卓越的电影艺术家、理论家而感到分外的悲痛！
注 释
〔1〕 原载《电影新作》1980年第6期，收入《〈创新独自〉与瞿白音》，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出版。
瞿白音（1910—1979），电影编剧、评论家。40年代末在香港曾参加以夏衍为首的七人影评的写作，电影作品有《水上人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红日》（改编）等；曾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等论文。
《创新独白》，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