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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它和小说、诗歌不同，它不可能单独存在，尤其是戏曲，它一定要和表演、导演、音乐、绘画各个方面合作。所以剧作家写剧本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综合性这个特点。
（摘自1979年7月，在北京医院病房和浙江、安徽、上海等地文化干部的谈话）
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不同，精神食粮有更大的选择性。在生活上，肚子饿了就得找东西吃，没有米饭，就得吃馒头、大饼，以及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甚至有的时候，人为了生存，强迫自己吃东西。可是在精神生活上却不同。一是不能强迫。因为没有艺术享受也不会饿死，一个月不看电影、戏剧也可以，不愿看的。不爱看的，他可以不看。二是适应需要。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在文艺上，一定得提倡百花齐放，使之丰富多彩，有各种题材，各种体裁，各种形式，让人们自己选择。“四人帮”强迫全国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甚至用“集体包场”，把看“样板戏”作为“任务”来分派，结果怎样，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在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节目中，一定要力求丰富多彩。要有现代戏，也要有历史戏和传统戏。要有反映现实斗争的如揭批“四人帮”的题材，宣传新风尚、新道德的题材，也可以有神话传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我建议能写一些鼓励青年学科学的戏。
（摘自1979年8月在向阳招待所六楼和文化部献礼演出评论组全体评论员的讲话）
看戏，为了受教育，也为了休息和娱乐，这样，戏不单要有好的内容，而且要有好的形式。故事情节要生动曲折一点，但是这不等于追求离奇。我看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是在追求离奇，编造情节。有些我看是从外国电影、外国小说中抄过来的。譬如写外国派特务来偷我们的造船图纸之类，中国造船很落后，外国还会派特务来偷，这不是太离奇了么？写事如此，写人更是如此。把人的性格写得强烈一点，有特征，这是可以的，但过了头，离开了剧本规定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那就不真实了。写事写人，一是要合情合理，二是要有分寸。不论坏人好人，不合情理就不可信，不合分寸就显得虚假。我认为，一个爱国的，进步的，特别是党、团员作家，写剧本得考虑到社会效果。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而戏剧、电影中人物的动作、语言、服饰……观众都是要模仿的。例如在剧本里很细致地描写一个青年如何偷人家的东西和调戏女人的过程，用形态表现出来，我看它的社会效果，是值得考虑的。
（摘自1979年9月2日，和文化部献礼演出评论组部分评论员的讲话）
一切事情，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当然，文艺作品允许夸张，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写人物，特别是用真名真姓的历史人物，例如写杨开慧烈士，你就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她本来的性格特征。细节可以虚构，大的历史事实不能有一点虚假。这儿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写老一辈革命家的剧本，用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歪曲历史、从而损坏了老一辈革命家形象的情况是不少的。
（摘自1979年9月在北京医院病房和文化部献礼演出评论组部分评论员的谈话）
为烈士写传记，介绍烈士的生平，不能随便加东西。我是聂耳入党的介绍人。三十年代，有一天，我在明星影片公司摄影棚旁边一间小屋里，单独和他谈话。我说：你要求人党，党已经批准了，今天党派我来告诉你，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就根据我提出的要求，宣了誓，我就是唯一在场的监誓人。“情节”就是那样简单。对此，决不能为了表现聂耳宣誓入党时的热烈气氛，编造一个群众场面，如果由于对过去不了解，夸张了一点，也许可以原谅，但是为了“有戏”，而捏造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的情节，那就不对了。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医院病房，接见聂耳的弟弟和侄女以及云南省聂耳纪念室工作人员时的谈话）
有人说，现在写戏不容易，观众对戏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同时，有些看戏的人很敏感，也会作这样那样的联想。这可能是林、江反革命集团肆虐时期用“影射”来罗织人罪名的后遗症。不过，我想这也不必怕，只要我写的戏里的人物性格是合乎逻辑的，合乎剧中历史环境的，那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写下去。作者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但自己要有主见，不能随波逐流。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医院病房，与陈白尘、吕恩等谈话）
现在话剧界出了不少好戏，当然不可能说都是十全十美。就是发表了的，也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认为有争论不是坏事，只要基本上是好的，对人民有利，艺术上过得去，那么即使有点毛病也可以演，可以听观众提意见后继续改进。我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评论落后于创作。有一种坏风气，要么捧，要么批，还有一种是先讲一大段恭维话，然后加一句：“当然，这出戏也还有不足之处……”
（摘自1980年11月在北京医院和《剧本》月刊风子等的谈话）
出大百科全书，在中国还是破天荒，不过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就是除了负责撰稿和编辑的之外，还要有一个“智囊团”，要有善于出点子，善于“知人善用”的人。在文艺方面，一定要和有关业务部门的专家保持密切的联系。电影方面，影协和《电影艺术》编辑部的同志都愿意出一点力，我以为一开始还要作一些细致的调查研究。即使过去上了书的，是否真实，是否有代表性？不能滥竽充数。对于人物介绍，正反面人物都应该让他们有适当的地位。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医院病房和大百科全书出版杜顾明等的谈话）
现在文艺界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是求大同存小异。小异总是会有的。各种见解，各种流派，各个问题的争论，要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人都会犯错误，都会有缺点，对作品提意见，尖锐一点也可以，但应该是善意的，而且要实事求是，不凭意气，不伤感情，目的是为了提高质量，改进工作。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必须尽量做到的任务。周扬同志在全国四次文代会上说：“流派一定要有，宗派却千万不能有。”从三十年代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教训的。
（摘自1979年11月在北京医院病房和陈沂、王家扬、吴祖光等的谈话）
《秋瑾》这个剧本，希望能搞好。这个题材，从清末到现在，不少人写过。我过去写的话剧。自己也觉得不很满意。我当时还有个困难，就是可靠的资料太少，今天你们有了较好的条件。柯灵同志的电影剧本是改得不错的，他是一位有经验的老作家，又是绍兴人，你们可请他出点主意。我的想法，最主要的一点是：一定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能用今天的思想水平去要求秋瑾，任何一个人都受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实事求是，不要“拔高”，也不要“求全”太过。
（摘自1979年11月，在寓所和沈祖安的谈话）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从事创作的人，也应该根据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克服或者避免自己的短处。黄宗英本来是话剧演员，但她写的散文很好。过去写的一些不说了，前一时候写了一篇纪念上官云珠的文章，也很感人。最近听说上影要她写闻一多的电影剧本，我有点不放心。因为第一是她没有写电影剧本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她对“一二·一”事件前后的情况，对当时在昆明的斗争不一定能理解。
（摘自1980年4月，在寓所和电影界同志的谈话）
我是浙江人，出生在杭州，但是很早就离开故乡，以后回去的机会也很少。我已经是一个乡土观念很少的人，但是，对故乡总还有点感情。据我知道，浙江在三十年来，文化上是有成绩的，戏剧创作上，出了不少好戏。今天也有许多老同志、老同事，有的在华东文化部时共过事，有的在北京接触过。在美术界，我应该向一些同志道歉，五七年的那次运动中，我是美术方面的领导成员。尽管我后来也被整过，被“四人帮”关押过，但是对过去自己参与过的事，功过得失，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完全上推下卸，或者推给客观，说我无能为力。今天文艺要繁荣，要发展，一定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我想，我们浙江的同志如果能坚持这一点，我们的工作还会有更大的成绩。我今年八十岁了，今天能见到这么多家乡的同志，很不容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应该悲观。我们为了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一定要加强团结，也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再搞形而上学。
（摘自1979年11月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和浙江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全体代表的谈话）
我从事文化工作的时间确实不短了，但是缺点很多，犯的错误不少，但是，我也从错误中得到了一些教训。在这次文代会上，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以为有许多教训可以作为今后改进工作的借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一定要认真地、系统地进行研究。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研究，也要联系到每一时期的具体环境（国内、国外的条件）来研究．浙江自古以来文化就很发达。远的不讲，鲁迅、茅盾、郁达夫、胡愈之都是浙江人。有人说浙江“文化外流”，其实，外流了的也不会改变他们对故乡的感情。因此，我十分希望省内外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繁荣我们故乡的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
（摘自1980年4月在寓所和沈祖安的谈话）
注 释
〔1〕 原载《戏文》1981年6月创刊号，发表时有编者按：夏衍在1979年和1980年期间，在与文化界人士接触中多次谈到文艺问题。这里选登的，是他多次谈话的摘录，在发表前，又经夏衍亲自删节和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