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是司马迁自传的一部分，从中可以了解到他写作史记的过程和宗旨，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开头就揭示了作者的胸襟和使命，以继承周公、孔子为己任。接着极力赞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拨乱世，反之正”的作用，实际上也是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最后表明自己在著作过程中，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也曾经一度灰心，但最后还是决心忍辱负重，发愤写作，实现自己终生的誓愿，完成一部包括数千年社会变迁的通史。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改定官制，使周代礼法更加完备。
绍：继续。
《易传》：即《周易》，相传为周人所撰，通过八卦的形式推演阴阳变化，含有朴素的辩证法。因全书分作“经”和“传”两部分，所以也称《易传》。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体史书。
《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今本保存西周及春秋前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书》：即《尚书》。是记载上古帝王言论和政治文告的书。
《礼》：即《仪礼》。记载了周代的礼仪制度。《乐》：指《乐经》。汉代即已失传。
让：谦。
上大夫：汉代沿用古制，分大夫为上、中、下三等。
壶遂：官职为詹事（职掌皇后太子家事），位在上大夫之列。
董生：指董仲舒。生，是尊称，即“先生”、“老师”的意思。
司寇：春秋时掌管刑法、监狱的官。
壅：阻塞。
是非：动词，褒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起，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
王事：即王道。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纪：秩序。这里指伦常秩序。
牝（pìn）：雌性的鸟、兽。
牡（mǔ）：雄性的鸟、兽。
道：通“导”，指导，引导。下文“《易》以道化”的“道”字同。
近：切合。
失之毫厘：两句见于《易纬·通卦验》，今本《易经》里没有。
臣弑君：这几句见于《易·坤卦·文言》，末句稍有不同。
贼：叛逆作乱的人。
经：常。
被：加。
宗：根本。
空文：指文章。与具体功业相对而言，所以说是“空文”。
明天子：圣明的天子。指汉武帝。
伏羲：即太昊。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尧、舜：都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
汤：成汤，又称商汤，商朝的开国帝王。
武：周武王，姓姬，名发，周文王之子，率诸侯伐纣，建立周期。
符瑞：吉祥的象征。这是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这里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获白麟事。符，凭证。瑞，祥瑞。
封禅（shàn）：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封，在泰山上修建土台祭天。禅，在泰山底下的梁父山上祭地。这里指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事。
改正朔：即改历法。正，岁首。朔，初一。
易服色：改变衣着及器物的颜色。汉朝建立后，沿用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
穆清：指天。
重（chóng）译：辗转翻译。这里指远方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前来请见。款：叩。
遭李陵之祸：司马迁曾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辩护，汉武帝认为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判处司马迁宫刑。李陵，汉朝名将李广之孙，曾率兵与匈奴交战，因矢尽援绝，投降匈奴。
缧（lěi）绁（xiè）：捆绑用的绳索。这里指监狱。
惟：思。
西伯：即周文王姬昌。
羑（yǒu）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境内，周文王曾在这里被殷纣王囚禁。
孔子厄陈、蔡：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受到围攻、绝粮等困厄，以后回到鲁国写作《春秋》。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他忠于楚国，因别人谗毁，被楚怀王放逐。
《离骚》：屈原所作的抒情长诗。
左丘：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相传《国语》是他作的。
《国语》：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国别史。
孙子：战国时大军事家孙膑。他的同学庞涓为魏惠王的将军，妒嫉孙膑的才能，把他骗到魏国挖去他的膝盖骨。他后来逃到齐国做官，打败了庞涓统率的魏军。著有兵法。膑，古代酷刑，即挖去膝盖骨。
不韦：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秦始皇十年吕不韦因罪免职，后又奉命迁蜀，在去蜀的路上自杀。
《吕览》：吕不韦为丞相时，让他的门客著书，称为《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览》作于吕不韦迁蜀之前。
韩非：韩国的公子，后到秦国，被李斯陷害，下狱而死。
《说难》、《孤愤》：韩非的著作《韩非子》里的篇名，作于到秦国去之前。
陶唐：陶唐氏，即尧。因他先被封在陶，后又迁到唐，所以史称陶唐氏或唐尧。
麟：兽名，这里用作动词。指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至雍狩猎，得一白麟事。
黄帝：即轩辕氏，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五百年了，到了接续清明盛世，纠正对《周易》的解释，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弃，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把他视为对他们的危害，大夫处处给他设置障碍。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主张不能施行，便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予以评论、褒贬，以此为天下的法则。他贬责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要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寓褒贬于当时所发生事情的记述中，更为深刻切实而又清楚明白。’《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纠葛，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表彰善良，贬斥丑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之人，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起了复兴王道的重大作用。《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关系，所以特点在于表示变化；《礼》是人世伦常的纲纪，所以特点在于指导行动；《书》记载过去帝王的事业，所以特点在于施行仁政；《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特点在于表现风俗；《乐》培养人们立身处世的怡悦之情，所以特点在于使人和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特点在于教育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动，《乐》用来抒发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推演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如要扭转乱世，恢复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字数有几万，条例有几千，万事万物的成败，或聚或散的道理都在这部书里了。在《春秋》一书中，记载杀死国君的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去政权的，数不胜数。考察所以如此的缘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发展的。’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面前有人进谗言，却看不出，背后有叛逆作乱的人，也不了解。为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样办理才恰当，遇到事变就不会相机应付。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因篡上弑父而被诛杀之罪，落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只是因为不知礼义，人家给他们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造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状况。君不像君，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抛弃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成为不孝之徒。这四种行为构成天下的大过错。用天下大过错的罪名加给他们，那么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包含了礼义的根本。礼的作用是防止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前；法的作用是处置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后。法起作用的原因显而易见，而礼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为人所了解。”
壶遂说：“孔子那时候，上无圣明君主，下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辞来判断礼义之分，作为一个圣王的法典。现在，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有固定职守，万事齐备，各项事情都安排得各得其宜，您续作《春秋》，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啊啊，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听我父亲说：‘伏羲极其纯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有那样的盛德，《尚书》加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那样地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举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朝，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历法，变更衣服器物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天子的恩泽广大无边。四海之外，殊俗之域，派来的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叩击边塞大门，请求朝见，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臣下百官极力歌颂天子的圣德，也仍然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重用，是当权者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扬于天下，是有关官员的过错。而我曾担任史官的职务，不去记载圣明天子的盛德却任其废弃，不去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任其泯灭，背弃了父亲的嘱咐，没有比这罪过更大的了！我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不过是整理、归纳社会传闻，算不上什么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我把有关史料加以论定编排，写成文章。写作七年，太史公遭受李陵之祸，幽禁于监狱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仔细思考：“《诗》、《书》的文义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出于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样一种考虑。当初西伯被拘禁在羑里，却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到困厄，回到鲁国便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著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写出了《国语》；孙子被挖去膝盖骨，而兵法得以写成；吕不韦因罪迁居西蜀，他主持编写的《吕览》却流传于世；韩非在秦被捕下狱，却写出了《说难》、《孤愤》等篇；《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抑郁闷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才追述过去的事情，期望未来的人对自己能有所了解。”于是，我终于又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经陶唐、直至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