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政治上，他有抱负，有理想，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失败后，遭到长期贬谪，先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改作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所以又称柳柳州。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山水游记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寓言小品简洁生动，辛辣锋利；传记散文多取材于劳动人民，深刻感人；他的论说文缜密谨严，峭拔劲健。这些作品大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矛盾，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愿望，思想性强，时有卓见。这一切，与他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著作有《柳河东集》。
《驳〈复仇议〉》一文是柳宗元针对初唐陈子昂的《复仇议》所作的奏议。对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而杀死县尉一事，陈子昂认为，报杀父之仇是孝，合乎礼义，而杀人则违犯法律，所以既要判处死刑又要给以表彰，并且要将这种做法“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柳宗元却认为，礼和法之间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要辨明报仇杀人的是非曲直。因此，他分析当事者的行为，引经据典，全面驳斥了陈子昂的观点。他指出徐元庆的做法是合乎礼的，因此也就合乎法。主张对其赏罚要明确，不能既表彰又处刑。这实质上是在用封建的道德观即“孝”与“义”来论证封建礼教和封建法律的统一性。官吏的滥用职权，枉法济私是封建社会的通病，所以，徐元庆式的复仇具有一定的反抗意义。柳宗元赞扬了这种行动，事实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这较之陈子昂的见解要胜出一筹。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伏：旧时下对上的谦词。
天后：即武则天武曌（zhào），唐高宗李治的皇后。690年自立为皇帝，直到705年逝世。
同州：州治在今陕西大荔县。
下邽（guī）：县名，在今陕西渭南县。
县尉：官名，掌管一县军事、治安。
陈子昂（661年—702年）：初唐著名文学家，字伯玉，曾受到武则天的赏识，官至右拾遗。
旌：表彰。
闾（lǘ）：里巷的大门，这里指代乡里。
过：过错。这里是意动用法，意为“以……为错”。
礼：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泛称。
僭（jiàn）：过分，超越本分。
制：法式，原则。
刺：探察。
谳（yàn）：审判定罪。
原：推究。
端：缘由。
州牧：指行政长官刺史。
蒙冒：蒙蔽。
吁（yù）：呼。
戴天：共存于天下。语出《礼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
枕戈：睡觉时都枕着兵器，形容时刻准备报仇。语出《礼记》：“居父母之仇……枕戈，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介然：坚定不移的样子。
克：约束。
谢：认错，道歉。
愆（qiān）：失误。
戕（qiāng）：残害。
悖（bèi）：违背。
骜（ào）：轻视，傲慢。
凌：侵犯。
邦：即国家。
《周礼》：也叫《周官》，儒家经典之一。由战国到西汉的儒家学者采择周及战国各国的官制，加上自己的理想，分类编排而成。这段引文见于《周礼·地官》。
调人：官名。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约成书于汉初，是一部专门阐释《春秋》的书。这段引文见于《公羊传·定公四年》。
推刃：一往一来的仇杀。本句意思是，如果父罪当诛，儿子也报仇，就是无谓的行动。而且，仇家的儿子也必报仇，这样就会一往一来而没有了结。
复仇不除害：指无意义的仇杀，复仇者不能免除祸害。
道：一定的思想体系。这里指儒家“圣人”的思想。
【译文】
我了解到在则天皇后时，有同州下邽县徐元庆这样一个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够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捆缚自己，投案自首。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处死他，但在他的家乡加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则”。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是为了防乱。倘若说不要让杀人者逞凶，那么凡是做儿子的，杀了不应当作为仇人的人，都应当处死而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也是为了防乱。倘若说不要让杀人者逞凶，那么凡是做官的，不按刑法杀了不该杀的人，也都应当处死而不赦免。它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采取的手段则不同。因此，表彰与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杀掉应当表彰的人，这叫作乱杀，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杀掉的人，这叫作过失，把礼破坏得太严重了。果真拿这些示范天下，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会迷失方向，躲避祸害的人就会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典则行吗？大凡圣人的原则，是深究事理来规定赏罚，推原事实来确定褒贬，无非是把礼和刑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初假使能调查、审定这个案情的真伪，研究、确定它的是非，推究案子的发端，进而追查原因，那么刑和礼的作用就显出了明确的区别。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构成法律规定的犯罪，那么赵师韫杀人，就只是由于他个人的怨仇，发泄他做官的蛮横气焰，对无罪者施加暴虐。州上的长官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上下下都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听而不闻。然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杀父之仇视作奇耻大辱，而把时刻不忘复仇看作是合乎礼，处心积虑，伺机戳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以礼约束自己，虽死无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的表现。执政的官员对此本应当感到惭愧，去道歉都怕来不及，又有什么理由要将他处死呢？
或者是徐元庆的父亲真的犯了死罪，赵师韫杀死他，并不违反法律。这就不是死于官吏的私怨，而是由于犯法而死。法律难道是可以被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令，而且杀害执法的官员，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抓起来处死他，以此来严肃国法，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在奏议中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如果各爱其亲人，为亲人而相互仇杀，这种混乱靠谁来解救呢？”这是对礼的意义太不理解了。礼所说的“仇”，指的是由于蒙冤受屈，悲痛难忍，而且哭诉无门啊；并不是指触犯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判处死刑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杀了人，我就要把他杀掉。这只是不论是非曲直，威胁欺负弱者罢了。这种做法违反经典，背离圣人，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说：“调人负责调解众人的怨仇。凡合乎义的杀人，规定不许报仇，报仇者要判处死刑。如果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都把他作为仇敌。”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各人由于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现象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当被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应当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复仇，这就会变成一来一往的仇杀。这种复仇不能免除彼此仇杀下去的祸害。”如果现在以此来判定徐元庆和赵师韫双方的互相杀人，那就会合乎礼了。而且，不忘记父仇，这是孝，不吝惜生命，这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越出礼的范围，遵从孝的做法，为义而死，他一定是一位通晓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晓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作为仇视的对象吗？可是，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义的意见，不可以作为典则，是很清楚的了。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后面颁发下去，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当再按照从前的意见处理。谨对此发表以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