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出身贫寒，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曾参加范仲淹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直言敢谏，因而屡遭保守派的诬陷贬斥。后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政治态度逐渐趋向保守。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散文、诗词及文学批评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主张写文章要切合实用，平实朴素，反对唐末五代以来浮靡晦涩的文风。
朋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宗派”。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等执政，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阻挠和攻击。保守派用封建皇帝最忌讳的“朋党”罪名来诬陷打击范仲淹等人，于是欧阳修写下了这篇《朋党论》，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
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并不直接为妄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朋党”罪名辩护，而是先出人意料地承认“朋党”是“自古有之”的。紧接着笔锋直入，指出“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并历数不用君子之党而遭致灭亡，用君子之党而获得大治的历史事例，反复说明君主不应该害怕朋党，而在于分辨贤愚，用君子，退小人。文章写得理直气壮，使保守派强加的罪名不攻自破。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心平气和而又颇有锋芒，这正是欧阳修说理文特有的风格。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幸：希望。以……为幸。
君子：这里指道德高尚的人。
小人：与君子相对，这里指道德低下的人。
道：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
贼害：残害。
修身：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
济：救助。
尧：传说中的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
共工、驩兜（huāndōu）等四人：指共工、驩兜、鲧（gǔn）、三苗部落首领，后人称为“四凶”，传说是四个被放逐的臣子。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八元，传说是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有德才的臣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高辛氏，就是帝喾，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八恺，传说是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有德才的臣子：苍舒、隤敱（tuíái）、梼戭（chóuyǐn）、大临、尨（máng）降、庭坚、仲容、叔达。高阳氏，即颛顼（zhuānxū），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元、恺，都是善良、能干的意思。
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传说都是舜时的贤臣，分别被舜委任为管理刑法、音乐、农事和教育的长官。
书：即《尚书》，是上古时期文献的汇编。引文见《尚书·周书·泰誓》篇。原文为：“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即纣，亦称帝辛，商代最后一个帝王。
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亿万：和下文的三千，都是泛指。
用：因，因此。
汉献帝：名刘协，公元189年至220年在位。东汉最后一个皇帝。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147年—167年在位）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杜密、陈实等人因反对宦官而被诬为结党营私的党人，逮捕下狱。后赦免，但终身不许做官。到了灵帝（168年—189年在位）时，李膺、陈蕃等一百多人被杀，全国有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按：本文说是汉献帝时事，系作者误记。
黄巾贼起：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聚众数万人起义，因用黄巾裹头作为标志，故称为黄巾军。贼，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
朋党之论：唐宪宗时，代表士族地主的李吉甫与代表庶族地主的牛僧儒、李宗闵，各树朋党，互相斗争，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
昭宗：唐昭宗名李晔，公元889年至904年在位。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权臣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人，朱温手下谋士李振曾多次考进士不中，深恨官绅，因此向朱温建议：“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于是投尸黄河。文中说是昭宗时事，系作者误记。清流，清澈的流水，原指门阀制度中的士族地主官僚，后常用以称负有声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浊流，浑浊的水流。原指门阀制度中门第低下的庶族地主官僚，这里指品格卑污的人，是双关语。
唐遂亡矣：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取代唐朝，立国号为“梁”。
诮（qiào）：讥嘲。
厌：满足。
迹：事迹。
【译文】
我听说对于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分辨出其中有君子、小人的区别才好。君子与君子，根据相同的道义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根据共同的私利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不过我认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这是什么原故呢？小人喜爱的是私利和禄位，贪图的是财物，当他们私利相同时，暂时地勾结起来成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假的。当他们发现有利可图时便争先恐后，而无利可图时交往也就疏远了，并且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他们的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那些暂时结为朋党的，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实行的是忠诚信用，珍惜的是名誉气节，用这些来修养个人的品德，就能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用这些来为国家效力，就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从始至终都能一贯地坚持下来，这是君子的朋党。
所以作为君主，只应该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就能使天下达到大治了。
尧的时候，共工、驩兜等四个小人结为一党，八元、八恺等十六个君子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起用八元、八恺的君子朋党，所以尧的天下达到大治。等到舜自己做天子的时候，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廷上，互相尊敬，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而舜都重用他们，天下也得到大治。
《尚书》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就有亿万条心，周王有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商纣王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不是朋党了，然而纣王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三千个臣子结为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此而兴起。
东汉献帝时，曾把天下有名的士大夫都逮捕囚禁起来，视之为党人。直到发生了黄巾起义，汉王朝大乱，这才后悔省悟，把全部党人都释放了，但这时已经没有办法挽救汉王朝的灭亡了。
唐朝末年，逐渐发生了关于朋党的议论。到昭宗时，朱温杀光了当朝的名士，把他们扔进黄河，说：“这一批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终于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各怀异心而不结为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商纣王；能禁绝善良的人结为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残杀“清流”朋党的，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唐昭宗时代的。可是他们的国家也都动乱灭亡了。互相尊重谦让而不自相疑忌，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个臣子的，舜也不猜疑，并且重用他们。虽然这样，后世却没有谁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蒙蔽，反而称赞舜是英明的圣人，这是因为舜能分辨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代，全国的臣子三千人都是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的朋党，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比得上周武王时期的。然而周朝因此而兴起，其原因正是有德行的人越多越好。
唉，历史上兴盛衰亡、安定混乱的事迹，可以用来作为君主的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