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是对唐太宗纵放死囚一事的评论。作者认为纵放死囚并不是“施恩德”、“知信义”，而是不近情理的沽名钓誉的做法，并进而指出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死囚，是抱着侥幸心理，是一种投机行为。他认为治国必须严肃法治，“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作者在这里提出了维护封建法治的一种见解。
本文条理清晰，逻辑性较强，特别是由于采用层层分析和反证法来反驳对立的观点，更具有较强的论辩力量。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君子：指有道德的人，与此对举的“小人”是指道德不好的人。
唐太宗：李世民（626年—649年在位），在位期间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改革措施，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六年：即贞观六年（632年）。贞观，唐太宗的年号。
录：登记，审查。
大辟：死刑。
意：估计。
冀：希望。
贼：偷窃，引申为窥测。
乌：哪里，疑问副词。
尔：如此，这样。
尧、舜、三王：都是古代尊奉的“圣王”。尧、舜都是传说中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三王，即三代之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
干：求取。
【译文】
信用、正义在君子中间施行，而刑法和诛杀在小人中间施行。判刑够上死罪的，就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小人中特别恶劣的。宁愿为正义而死，不希求侥幸地活着，并且视死如归，这又是连君子也特别难以做到的事情。
贞观六年，唐太宗审查了三百多名死刑犯人，放他们回家，并与他们约定，到时候自己回来以就死刑。这是用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来期望最恶劣的小人一定要做到。那些囚犯到了约定的时间，终于自己回来而没有晚到的。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却被小人轻易地做到了。这难道是合乎人之常情的吗？有人解释说，罪大恶极，诚然是小人，但等到对他们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们变成君子。因为恩德深入人心，能使人迅速转化，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我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借此求得好名声。但是，怎么能知道放他们回去，不是因为意料到他们为希求免刑而一定会回来，所以才放了他们的呢？又怎么能够知道他们被放回家，不是因为猜想到自动回去一定会得到赦免，所以才又回来的呢？料想到他们一定能回来而放了他们，是在上的人窥测到在下的囚犯们的心思。料想到自己一定会被赦免而回来，是在下的囚犯们窥测到在上者的意图。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是上下相互暗暗地揣测对方而成就了这个美名，哪里有所谓施加恩德和知道信义的事情呢？不然的话，太宗对天下施加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再犯极其恶劣的大罪。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并且保持信义，这又是根本解释不通的论调。
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说，放了再回来，就杀了他们，不要赦免。然后又放这类人回去，而他们又回来，就可以知道这是由于被恩德感化而回来的。但是，这一定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至于放回去再回来，因而赦免他们，这样的事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多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能够作为国家固定的法律吗？不能够作为固定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吗？所以，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然要根据人之常情，不标新立异以表示高明，不违背情理以求得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