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
中国史学史自序
我在幼年很喜欢看小说，由看小说就连带喜欢看历史。不久大约因为觉得小说是虚伪的，荒诞的，渐渐地和它疏远。对于历史反而觉得亲切有味，爱不忍释。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
这部《纲鉴易知录》对于我的影响委实太大了！在身体方面，果然看坏了我的眼睛，成为一个十足的近视眼。乡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镜的，所以在小学中学里，因为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独自看历史和小说，看的越多，近视越深，驯致对于数学科学，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黄绿颜色，可笑极了！
可是，我研究史学的兴趣和基础，也在那看《纲鉴易知录》时便已奠定了！用今日的学力来批评《纲鉴易知录》，固不难鄙薄它陈义浅薄，褒贬失当，搜罗不广，考证不精！可是，我读它的时候，便已经能够发觉它思想的不对，屡在书眉上随便批驳。这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好，才引起我的思索，引起我的批判，引起我的研究。恰巧家里还有许多木刻的《了凡纲目》之类，不免拿来比照参考，于是发现年代不同，事实参差，不知谁是谁非，便又心里烦闷了。到后来，编著了几部史学家年谱和《史学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大约是受了幼年那种烦闷心情的冲动吧。
少年是虚度过去了！为了照例的在学校受功课，不能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直到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受了父亲的指示，购阅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方才重新把研究历史的兴趣提起。四月二十九日听了何炳松先生讲《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不久，读了适之先生的《国学季刊发刊辞》，便觉得他的《中国文化史》撰著计划中，缺少了一部最重要而且最有价值的《中国史学史》。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初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即立志用十年工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那时任公先生正想合师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史》。我年才二十一岁，双亲健存，内顾无忧，所以当日立即下极大决心，非待史学史成书，不得离开清华。清华研究院照例是一年毕业的，我不愿离开良师，不愿抛弃夙业，所以毕业以后，仍在清华住了三年。直到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任公先生逝世以后，明灯失去了，不能不自行摸索前进，同年三月五日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前后数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但那些已经发表的，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倒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次年春，在国立暨南大学授《中国史学史》，便痛感史料丧失之苦，只能提纲扼要地讲些史实，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学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不曾把讲义完全发表。后来迭次补充，大大改动，方才形成这样一部可供读习、可供研究的《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是如何构造的？我早就决定，至少当有六部：第一部应该叫做《中国史学通史》，便是现在发表，以供讲授的。它的内容，不去较量那些繁文缛节。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使得学者先来一个鸟瞰，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一部书，大约有三十万字。
第二部是《中国史学年表》。这部书，我在清华已经着手编著，逐日增加，已得万余条。依照年代的先后，分列史学史上的事实。原稿侥幸未被倭寇炸毁，可以另印一书。
第三部，可以叫做《中国史学论文总集》，是把古今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抄录为一书，使学者不必分别找寻，即可把历代史学家的名言伟论，一览无余。现已录集数百篇了。
第四部，是《史学家列传》，先把古代史学家现成已有的传和墓志铭抄集下来；如果原文做得不差，便不改一字；如果原文不好，便另自行撰一篇。这部书也快成功了。
第五部，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大计划，便是《史学大辞典》的编辑。五年前，我便化了六十四元印了一万张卡片，把中外古今史书各撰提要，史学家各撰小传，史学术语各作解释，史官名义各加说明。凭一手一脑之力，居然也做好三千多条。可惜我近三年来，因为俗事烦忙，不曾继续做下去，看来是不容易成功了。我希望，我诚恳的希望，能有好学的青年，帮助我编辑这部不朽的巨著。我相信，我坚定的相信，这是不朽的工作，只要我们去做，一定可以成功的。
以上五部，是我个人空前的创作，古人不曾做过。此外还有一部《史籍考》，则是章实斋先生已经编成功，而现在未见传本的，我也曾想重新另撰一部《史书提要》，已经试撰一百余篇，把每一部书的名称、作者、内容纲领、主要意旨、体例优劣、事实真伪，约略作一叙述。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加以改良补充，以便读史者先得一指南，而免“不知从何读起”之苦。这种工作是需要提纲挈领，而不需要胪列照抄的。像《经义考》、《小学考》那样专抄序跋，不加剪裁镕化，我是反对的。
除此之外，还应作专家和专书的研究。书如《左传》、《世本》，人如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皆值得我们细心研究的。又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史学家，如元末的张枢，清初的邵廷采，都需要我们去表彰。因此，要兴《史学史》的大工程，有许多先要准备的工程在。倘不把上列各件工程先做好，就冒昧去撰著《史学史》，定然要闹出许多笑话来。我因为认定《史学史》是伟大的工作，不必急于成功，所以先从事于上列各件工程，把各书、各人、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先一一研究了一番，然后综合研究所得的概念，叙述《史学史》上的大势。这样才可撇开那些小节，提挈这些大纲，这样才可认识一切史实，不致囫囵吞枣。我相信，无论什么工作，都应该先做个别的分析，然后可做大体的综合。综合的是《史学史》，分析的是《史学年表》，《史学大辞典》，《史学家列传》，《史书提要》，《史学论文总集》，专家研究，专书研究等等。这原不是一人的工作，但我一人已做得不少了。
中国史书之多，堪称世界第一。但图书馆的不发达和不便于专家，也应推中国为首屈一指。我因此恐惧，生怕我的眼力和财力不能看遍中国所有的历史书，因而不能撰出中国最好的史学史。过去在北平曾窥文津阁、清华图、北京图、北京大学图，在天津曾窥饮冰室、直隶图，在杭州曾窥文澜阁、浙江图，在吴兴曾窥嘉业楼，在南京曾窥国学图、中央大学图，在上海曾窥涵芬楼（东方图），在南昌曾窥退庐、江西图，到处翻检，随手札记，所以得见的史书还不算少。凭这点见闻，加以师传，识解，勤奋工夫，总想写出一部比较可观的著作来，以请教于斯学博硕。可惜，我近来俗事烦忙，执笔多属倥偬，未能审慎尽致。定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极盼读者指正。
我相信学术是大公的，不容个人专有，所以极欢迎读者对于本书任何部分，皆加以严重的注意和严格的批评。我住在上海霞飞路五二三号，倘蒙直接赐函讨论，极其欢迎。倘能俯赐臂助，或究一题或助我史料，尤所企望。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姚名达自序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史学史
第一节 中国史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学术史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史最悠久、最伟大的一个支流。中国的史书，在数量方面，比任何国家都丰富得多；在体例方面，比任何国家都复杂得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比任何国家都精微得多。惟有历史才能供给人类以最渊博的知识，惟有历史才能保存人类所曾创造的事迹。玄妙的哲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玩味，雕垛的文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吟咏，唯有历史是和报纸一样能够影响到人生的本身。它的真伪良窳直接牵连到人生的善恶，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我们生千载之后，欲历览古来世事的变迁，文化的进步，固非历史莫由。但历史究竟能否胜任而无憾，就有待于吾人的研究了。
第二节 史学史的研究在今日为甚重要
过去的史书虽多，而真正优良的却未必为人所知；惟有经过帝王表彰的，方才昭昭在人耳目。一般所习知的，除《廿四史》、《九通》、《通鉴》、《纲目》外，别无所知。数千年来，重要的史料，优良的著述，被世俗埋没丧失的，何止万千？仓卒成书，滥竽充数的史书，侥幸保存，贻误后世的，又何止千百？此皆因无人作个别的研究，综合的介绍，以致良窳不分，薰莸相杂，贵大遗小，尊古贱今，种种恶果，不胜枚举。返观文学界，则对于古代文集，无不有专家分别精究，而文学史之著述，竟有百余家之多。熟知文学乃浮华之作，未必有裨人生。与史学相较，轻重何止千倍？而世俗好华恶实，骛文略史；以致一般士子对于切身的政治和社会，反觉浑忘；对于无益的文学和艺术，反极嗜好。积习难返，良可殷忧。所以欲挽救颓废的风气，非切实研究人生不可。而研究人生，除研究政治和社会外，对于现在政治的来源更非切实研究不可。欲知现在的来源，便非了解过去的历史不可。欲了解过去的历史，便非先介绍及批判古来的史书不可。欲批判古来的史书，便非仔细研究作史者的生平和学术及史官制度的沿革不可。由此言之，则史学史的研究，在今日固很重要了。
第三节 纵剖呢还是横断呢
史学史的著述，在中国是空前创作，前无所承，别无可仿。欲将古今史学大势扼要叙述，固非用通史的体例不为功。而通史的体例，亦有纵剖式与横断式二种。纵剖式是分类叙述，横断式是分代叙述。历史是和河流一般的，没有方法可以截断，所以本书大体决定用纵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记载，自古述叙至今。而每篇之中，仍须注意它们的相互影响，务使彼此关连，遥相照应。为清醒眉目，比较时代起见，我已另撰《史学年表》，现在打算节取它的要略，附录于本书之后，以补纵剖式的不足，代横断式的功用。
第二章 史与史学
第一节 史字的本来意义
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他所刻的简叫做书。上古时代的所谓书，即是现代所谓历史。现代所谓历史，古代只叫做书，直到南朝梁武帝时，方才正名为史。史字在上古只是一个职名，不是一种物名。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史只是速记员或书记员，专用以记载帝王官吏的言动的。这种人所记载的，不是过去，而是现代，所以又有一点像现代所谓新闻记者。
史这种人不是帝王所专有的记事官，乃是百官所必备的书记员。在上古蒙昧初开，识字人少，能写字的更少。写字的方法是用刀笔在竹简或木版上雕刻，祭祀的时候则用龟甲或兽骨来雕刻，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所以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好像现代专刻图章的人一般，专门在帝王面前或百官面前代他们写各种公文，这种公文是当时应付现状的文字，不是记载过去的事迹。这种公文，保留日多，合拢来便成一部书。所以古所谓书，乃是公文档案的总集，不是由所谓史官特地把过去的事迹追记成功的。
古人把史字解做“记事者也”，（一）假如这所谓“事”是当时应付的事，是不错的。但若认为是过去的事，却大错了。而且这所谓“记事者”，若是指记事的人，是不错的。若认为是记事的书，却又错了。因为南北朝以前的史官，都是在帝王面前，记当时应付的事，不管追记古代的事。至于一般单叫史的官，都是在百官衙门，做现代书记员的事情，更不是记古代的事。若认史字是记事的书么？则班固撰的叫《汉书》，司马迁撰的叫《太史公书》，虞有《虞书》，夏有《夏书》，商有《商书》，周有《周书》，不闻另有所谓《周史》、《汉史》。这可见史字的本来意义，不能用“记事者也”混沌解释了事，更不能把它当做记事的人或记事的书，我们应该另外寻找出一个最妥当、最恰切的解释来。
我说“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这不是没有根据，但是很有理由的。起初我读汉末许慎《说文解字》：“记事者也。从，从。中，正也。”后来再看《说文义证》代他解释曰：“中正也者，文元年《左传》‘举正于中’也。”徐锴曰：“记事当主于中正也。”《说文部首订》曰：“从又持中者，犹持正也。盖史之所记，如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亦无偏倚。故从又持中，为人记事之称。因其记事无虚伪，遂名其所记之书为史，亦名其所记之实为史。”这一种说素，我根本认为不对。因为（一）造字的人那能预先主张做史的人必须抱中正的态度？（二）中正是一种道德，不是物质，那能用手去执持呢？所以这种最早的说素，虽已行用将二千年，到近代便被文字学家打倒了。
第二种说素，我也不赞成。清末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曰：“象手执简形。按古文中作，无作者。”《文源》：“从不从中，‘中’古作，象简形，执简所以记事。”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曰：“中字有三式：一为大中至正之中，字作；二为伯仲之中，字作；三为史册之中，字作。”王国维曰：“案古文中正之字作诸形，伯仲之仲作，无作者。惟篆文始作。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他们的意见一致反对许慎那句“中，正也”的解释，这是对的。可是竹简的形状应作或，不应作，所以王国维也说“然与简形殊不类”，可见吴大澂认为简的主张是不能成立了。第三种说素是把认做盛筭之器，再考出“古筭二字往往互用”，就说“筭与简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亦用以盛简。”“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所以“史字从又持，义为持书之人。”这是王国维《释史》篇的见解，自以为很对的。殊不知筭与简虽同是竹器，但大小迥异，不能视同一物。且筭上不能刻字记事，史官偶尔执筭，乃属一时之事，并非平常之事。自然不能以一时之事赅括平常之事，更不能以不能记事之筭看做可以记事的简。因此，我对王国维的解释，也认为不对的。
第四种和第三种差不多，是江永《周礼疑义举例》发明的。他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为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之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王国维说：“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但“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王氏已说过了。“与简形殊不类”，王氏也说过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则何如？”一简既不像，难道集众简以为簿书，反而像？我们知道众简是册，古文作，象用绳串竹简的形状，决没有像一样的。所以，江氏的说素也不能成立了。
第五种说素，因为没有人相信，所以不大为人所知，也用不着吾人反驳。《春秋元命苞》曰：“屈中挟一而起者为史，史之为言纪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读者不要轻视它是谶纬附会穿凿之说，要知道纬书起于西汉末，东汉初，比起《说文解字》还早得多呢。泥古的人，与其迷信《说文解字》，倒不如迷信《春秋元命苞》，反而更古老些呢！
以上已把古人对于史字的解释介绍过了，而且反驳过了。至于我说“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有什么理由？
我看见古人对字的没有法子解释得清楚，就决定要另自标出一种解释。起初我发现甲骨文的史字和《说文》的史字形式不同。甲骨文作（见图一）《说文》作，至少有二点应注意：（一）虽相同，但甲骨文的长得多，已可握入手中了。（二）《说文》的是带园［圆］的方；甲骨文的是斜尖的锐角。像《说文》那样勉强可以说像简形；像甲骨文那样，定是另有一物，尖长而小，可以握入手中的。证之周初史燕簋史字作（见图二），不但在手中，而且已透过手下，和《说文》的在手上，不入手中，完全异样。《说文》是后世的书，文字屡经变化，已失原形，本不足据。我们研究古字，应以最古的甲骨文和周初的钟鼎文为主，这是一点。
我曾经学过用刀刻图章。刻字店里有一种刻木刀，是将细长的刀嵌入木锥中，使得执刀的手不致发热。它的形式竟和甲骨文的相象，无疑的是细长的刀，有点像包刀的木锥，大约是栓木的横挡，或象征着未曾完全剖开的木柱吧。我数年前研究史字的意义，顿觉到甲骨字的史字很像用刀笔刻字的情形。近来把甲骨文的许多史字，屡次送给刻字匠看，他们都说这个字极像他们刻字的情形。上海爱多亚路西口刘贤记刻字匠张君，还提议把他刻字的形情照一个相，我便依了他，拿来做个印证。（见图三）不过以今证古，泥古的人，是不会相信的，吾人必须再找证据。
《周礼》那部书，有点像《政府组织法》，记那些官名数甚详。它记天官冢宰，史字凡四十一见，有史一百五十六人。春官宗伯史字凡八见，大史无史，小史有史八人，内史有史八人，外史无史，御史有史一百二十人。夏官司马，史字凡四十四见，共有史一百九十七人。秋官司寇，史字凡三十一见，共有史一百五十八人。我们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多史官？他们做什么用的？若是史官是专为帝王记事的人，那么为什么百官都有史官呢？而且《礼记·既夕礼》载有“主人之史”，为什么主人亦有史呢？这可见古代的史官并不是像后世的史官一般专门记载过去的事迹，不过是专门用刀刻字的人罢了。因为古代用竹简木版做纸，用刀做笔，识字的人既少，能刻字的专门人才更少，所以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在帝王及百官面前专做刻字的工作，这种人便叫做史，证以下文所引汉代的法令，便可深信了。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诵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见《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诵书”就是识字，“以六体试之”就是用古代六体文字考试学童。识字九千以上，写字最好的人，才可以做史官。这不可以证明我的见解主张吗？
上文所举，反对者不妨说《周礼》是伪书，《汉书》所载是后世的事，不能引以证实古代的史官等于后世的书记员。可是，我还可以举示许多例，证实（一）史是专管书记的人，（二）史的手中常执刀笔。关于第一点，《墨子》常常说“书其事于竹帛”，《左传》常常说明所以书所以不书的理由，《国语》说“君举必书”，“逆则亦书其逆”，“使书以为三”，又明明白白说“史书世”，“史不失书”，书即是记，可见史是专门做书记的事了。关于第二点，《曲礼》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史载笔”。这三个字尤其是我这发明的惟一铁证，载笔即是执笔，《曲礼》既明谓史以执笔为本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否认史不是用刀笔刻字的人呢？
以上，我已把史字的本来意义解释明白了。吾人如此仔细研究，不过是考古求真的一种表现，并不是说现代仍应采用那种古义。要晓得，史字后来起了许多变化，史官也换了许多名称。到后来，专门用刀笔刻字的人也分成二类：一类在帝王面前的，高升了大史、小史等史官；一类倒霉的，仍在百官衙门里做书记员。再到后来，有人把那史所书的集成为书，久而反把它叫做史了。再到后来，把“历代之史”缩短成“历史”，不但把史书叫做历史，连带把史书上所载的过去的事迹，也叫做历史了。但这些都是后来的意义，不是本来的意义。而本来的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
注一史字在古文中的变化
甲骨文
以上是周末至秦汉文字，渐缩短，手不能握，所以后人，便不懂“史载笔”的意义了。
第二节 历史是什么
历史的观念的确定，是吾人研究“史学史”所应先决的问题。
过去一般人士往往误解史的观念，最普通的一种误解，就是认“史”即是“政治史”。兰克（Ranke）（注一）以为史的目的，是要明了吾人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的观念。弗里曼（Freeman）（注二）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是最好的代表。在他们的意见，以为除出政治的记述外，就没有其他的历史；换言之，以为人类除出政治的活动值得记述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值得记述。中国一般人士对于“史”的观念，亦是如此。这种以政治为重心的历史观，笼罩着过去全部的史学界。我们随便取本历史书，其中所记述的，莫不是国家政治的变迁。如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紫阳纲目》，西洋的《希腊史》、《罗马史》，《诺而曼入英史》等等均然。
实际上以政治重心的历史观，亦基因于外界的事实。“史”本是一种职官，（说见上文第一节）其所记述的，当然是以主权者的行动为观察点。在当时，“史”的观念原是如此。自后有了新史学运动后，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观就受了很大的打击。虽内中有一部分人仍旧写他的“政治史”，但大部分的人士则已逐渐亦注重到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方面了。
人类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政治的活动只是人类的一种手段；其他尚有经济的活动，其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实较大于政治的活动千万倍。马克思（KarlMarx）所说的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固然不合于科学，（注三）但物质为人类的一种重要“财产”，却是毫无疑问的。过去的历史书，很少有注意到这点，——因此，吾人在下面所讨论的，大部分仍着重在“政治史”上——现在即已有一般史学家注意到此了。但过于注重的结果，无形中将历史认作为一种经济史。其谬误实亦与专重政治的历史学家相同。
新史学运动抬头以后，其中有一部分人反动得太厉害了，他们甚至把全人类的活动的事迹，来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亦未免有点过于广泛。假使吾人采用此种观念，则凡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被吾人研究了。这在事实上不必要亦不可能；吾人当可知道人类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亦均是人类的活动，但若不加选择的都取作为历史的材料，就未免太可笑。历史是必有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观念的。
历史在英语为History，在法文为Histoire，在意大利文为Storia，这三者同出于希腊文及拉丁文的Historia，其初本为“问而知之”的意义，其后遂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叫做Historia，遂有记录的意义了。
“史”之一字，如何由记录而变成为现在的观念，吾人在下面须加以详细的研究。现在吾人姑且以巳维特维尔（J.T.Shotwell）在《大英百科全书》历史条下所说的话：
History这字，有二种意思：他可作事物的记录讲，亦可作事物的本身讲。（It may meanei ther there cord of event,or events them selves.)本来这字的意义，是限于调查和记载，近来则扩大到研究问题或有的现象也包括在内了。这意义的扩大和转变，或者由于不经心所致。……我们称历来的国王和政治家为历史的表征（Makers of history）。但有时说历史家仅仅记录他们所创造的历史而已。由此可知，历史显然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了。（Not there cord,but the thing to be recorded.)
史的观念的扩大转变，由于不经心所致，是能说出一部分理由的。实在这“不经心”并非由于其本身，不过因为时代的演进，历史的观念亦无形中随之而扩大，吾人与其说“不经心”，无宁说“不觉得”比较妥当。所谓“历史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这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原来，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的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它无日无地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的活动中，假使仅仅是记录，则其所表现的，仅是些故纸陈编，与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历史能成为“所记录的事物”，才能将时代表现在吾人的眼前；后人之需要阅读前人的历史，并不在乎要知道古人做点什么事，而是要知道古人做点什么有影响的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出因果律来。所谓因果律，实即就是因果态。人类的一切设想，一切事变，必定有所以致之原因，这原因或者几千年以前也说不定，但必定是存在的，却是无可疑义。后事必是前事孕育出来的。历史上讨论一事，往往举出前因后因近因来，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的历史观念，只着重在政治的活动，这在现今看起来，它已是一种化石形态了；过去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所下的定义，吾人必须重加测量。历史是整个人类生活的表现，亦就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以广义说起来，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而这体相又是针对着社会的，都应为历史的内容所包涵。文化是不可分的，是整个的，其所表现的各方面、各体态，都有相互附结的关系，绝不能以一部分的生活来作为历史的内容全体。吾人一用“历史”二字，就包括着法律、政治、经济、道德、哲学、宗教……种种人类的活动在内；因此历史的本身，在这种涵义下，必成为进展的、活动的东西。甚至于这“纪录的事实”亦应当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东西；其所记录的外表虽是呆板的，规则的，有时间的，但其中的内含必定是进步的，行动的，有因果态的。要达到此种目的，不仅要纪录，并且要解喻，唯有解喻才能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
第三节 史学的解释
历史虽是“古人的”，但历史的解喻却是“今人的”。所谓“今人的”解释，各种说素先叙述一下。——由此，使吾人研究“史学”时，可得许多的帮助。
J.T.Shotwell曾说过，各时代历史的解释的种类，确切反映当时支配一切的思想兴趣。关于这句话在中国的说明，吾人亦要留在后面。在西洋（注一）如古代东方的神圣咏史诗，为古典派之神话与哲学解释所消灭，自一般人接受基督教，古典派之神话学，又为支配奥古斯丁至波绪亚之历史解释之天堂地狱说所摧毁。类此的种种解释，早已与时代而俱去。现在知识与思想的空前发达，遂产生许多新的解释，大部分均是代表前世纪最显著的时代与思想的变化。
现今关于历史现象的解释，约有八派。（注二）每派对于吾人关于历史发展的知识，均作重要的贡献。此诸派别，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反之，且可互相补充。今逐派略说之于下：
个人的解说，亦即是私人或伟人论，是现在历史解释的诸派别中，最著名的一种。代表这派学说的为喀莱尔（Carlile），他们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经济学派的历史解释，与地理学派的历史解释，有密切的关系，前者是马克斯所建立，以为社会内经济进程中之现状，大半可以决定现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最为一般人所采用的解释。予后者以重科学的建立者，是立忒（Karl Ritter），现在一般历史学家，如欲撰述一国的历史，必先熟悉一国的地理，实创此派。
唯心论的历史解释倭铿（R.Eucken）、马条兹（Mathews）均是力主此说的，这前者立在相反的地位。此派的意义，吾人可引马氏的说素来说明：“历史之唯心解释，在发现与地理，经济合作之种种精神动力，此动力在产生对属人条件（Personal Condition）之一般倾向。而此诸条件，非见于玄妙之空论，乃表见于贵人（WorthfulMen），征服自然使屈服于人类幸福之种种社会活动。”由此义观之，唯心论的解释，与伟人论殊有密切的连系。
科学论的解释，以为科学的知识与应用，足以支配现有经济生活之形式与经济活动。此派创始于康多塞（Condorcet），复兴于孔德（Comte）。与经济的解释，共为比较妥当的一种。
人类学论的历史解释，是历史解释各派中重要的一种，它虽然不能说明历史的过程，但可改造人类的最初历史，尤其在综合历史的材料方面，有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派的历史解释，吾人可引吉丁史教授（Prof.Giddings）的话来说明。此一学说在以进化过程中的物质原因，生活原因，心理原因的运用，说明社会的起源构造和活动。并与“文化人类学”共同说明历史发展中之种种重演与规律性，并成立历史原因之诸定律。
综合或集体心理派的解释历史在一切历史解释的种类中，为最广博，最后起，最重要，最能代表新史学的一种解释。依此派的主张，诸原因之单一范畴，殊不足以说明历史发展中之一切形态与阶段。某时代之集体心理，即足以该时代之历史发展；史家之任务，在发现与估计各种因素，即创造与形成集体人生观之诸因素，此因素更决定为生存与改良之集体斗争之性质。作《新史学》的鲁滨孙教授（J.H.Robison）就是此派的一个重分子。
上列各种说素，吾人究属采取何者，将留待于下面讨论中国的各种历史解释中再说明。
注一、注二：见董之学译Barnes著《新史学与社会科学》。
第四节 史学是什么
吾人既明白了史学的解释，就可进而讨论史学是什么了。
“史学”是什么？以最简单的话去解说，就是研究历史的学问。但这话太空泛，太抽象，不易找到具体的观念。吾人每讨论一种学问，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先须要明白一种学问的性质；所谓“研究历史的学问”中的“历史”二字，究竟指何物而言，是否即是上节的定义中所言的“历史”，抑系另外一种观念，在没有明白确定了“史学”范围以前，均须先一一决定的。
“史”所叙述的对象与“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其中并没有相同点。以最显明的话来说明，史所叙述的只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史学所讨论的却不但包括了“史”的方法，并且包括了“史”的理论。换言之，史学所研究的，不但是“史的事实的叙述”，并且是“史的理论的探讨”。因此在尚没有讨论到“史学是什么”以前，先须明白了“史学的对象”。
吾人常言之“历史的”一语，其意义是非常宽泛的。在一般的用法中，它每每指过去的一切而言；但有时它亦指某种特殊事件或人物对于后世有重大的影响者而言，在这种涵义下它包含“在历史上著名的”、“构成历史的”、“有关历史的”种种意义。不过，这种种意义，只是一种“历史的”——习惯的用法，其在学术上的用法，所谓“历史的”意义，只是表明一种考察事实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沿革及变迁，以找出其因果的关系；换言之，对于每一事物的生长和消灭，抽象的或具体的，求出其怎样消灭，怎样生长的原因，亦即是回答每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方法。所谓“史学方法”实即是指此种意义而言。但“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史学”的全体，“一定的考察法”——历史方法，固然决定了“史学”一部分的意义；但并不一定单用以指“史学”方法而言。吾人对于一切自然现象，如地球的生长，火山的爆发，人类的发现，类人猿的消灭等等观察，亦是历史的观察法，但这并不在史学的范围内。所谓“史学”，它自有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意义的。
“史学”二字，最早联在一起用的，是《晋书》载记：“崔睿任播为史学祭酒。”南朝刘宋特立史学为四学之一，但这时所谓的“史学”，其内容的意义是指历史学校。直至“唐穆宗长庆二年三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烨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到这时方才把研究历史的学问叫做史学。但这时所谓史学，只不过在乎“劝善惩恶”、“明悉旧章”而已。换言之，即是明白史事及史法而已！这当然于现在史学的意义不同的。
“学”之一字，在英文是？Logy，与Logic同出一源，均是从希腊文？与来的，意指一完全的思想而言。后来，即引而为有系统的学科而言，如Phycology Geology等等的logy的，均是有系统的学科的意义。在中国，“学”是“觉”的意义。《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论语·皇疏》：“学，觉也，悟也。”《广雅·释话》：“学，识也。”所谓“觉也，识也，悟也”，虽均可说明学的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说明学的整个底意义。这是学的“本义”，而非学的“今义”。今人所谓之“史学”是西洋文化传布到中国以后的“史学”，而非中国书籍上相传的“史学”。
但吾人所谓“史学”，虽不是中国相传的“史学”，但亦非纯粹的西洋的译文。在西洋所谓史学，实即是历史科学，它所着重的，是在乎“史学的方法”，上述的“历史的”一语，就是基因于历史科学起来的。中国历史的作家李泰棻说：“史学者，以史为一种科学，对于古人著述，除整理取舍外，尤须阐明其因果变迁之由。”《清代通史》的著者萧一山说：“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像，为有组织有系统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阐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这两者的定义，均有点受了西洋对于史学所下的定义的影响。实际上，“史学”的范围，并不是如此简单，过去学者对于它的解说，均有点失之过狭，有以偏盖全之病。吾人要彻底明白史学的外包与内含，必须从新的加以探讨才可。
“史的理论”与“史的事实”是“史学”的两大分野。“史的事实”包括“史的进化”，而“史的理论”则包括“史的方法”。这两大分类，是“史学”的组成的因子。原来，“史学”的产生，基于“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从前，只有史的记录，其后才有史的叙述，遂后又有史的说明以及史的评述。史进化到这一个阶段以后，史学必然随之而产生，其后史与史学相依而进步，于是史的方法与史的事实，均成为“历史家”所注意的事。在这种观念下，史学的意义又必然的改变。在现在吾人可以说，“史学”所讨论的对象，不但应着重在“史的理论”和“史的方法”，并且应该着重在“史的事实”与“史的进化”。上节所述之史学的解释，实在只是“史的方法”的一种而已。
“史学”的“史”与“历史”的“史”对象之不同，吾人须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历史”的“史”字，只指“史”的事实，而前者则指史的一切。在这里是两者大不同之点。吾人讨论“史学”，如不能真诚认定了“史”的意义，好如黑夜行舟，容易陷入沙滩中。但是这两者的对象虽不同，然其精神却是一贯的。“史学”的“史”的对象，其根柢仍是打在“历史”的“史”字上。史的理论原是因为有了史的事实而产生的。
从另一种的见地去观察，“史学”原又不过是“史”的一部分。因为有了“史”的事实以后，于是去探讨研究“史的理论”与“史的方法”，“史学”才能发生。没有“史”，就没有“史学”。但在另一方面，则“史”因为有了“史学”以后，更加能够精确。在“史学”成立为一种学问以后，关于“史的事实的评述”，无形中就须受了“史学”的限制。譬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于是有人从《春秋》这部书中，找出其笔法，何者为贬，何者为褒，等等条理，著之于书。后来作历史的就往往受了这个影响。所谓“一字之贬褒”足以为一人之生平行事之总结算，实在是因为有了这“春秋史学”的原故。不论其影响如何，史与史学两者关系的密切，却是很显然的。
因此，吾人此处所谓之“史学”，其意义包括二方面：一、史的事实；二、史的理论。用另一种方法去说明，可解释如下：史学者，从已有的历史事实中，找出其理论和方法，并由这已知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者也。”
第五节 史学史是什么
史学史是什么？吾人不必加以详细的叙述。换一句话去说，史学史就是叙述史学的历史。中国史学史，就是叙述中国史学的历史。其中内容包含点什么，吾人好留待第三章加以详细的讨论。
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哲学
第一节 史与史实
史的观念每每随着时代进步而变迁的。历史书上所告诉吾人的事情即使是逼真，亦只是史实的代表，而非史实的本体。因为作书人所写的史书，只是在恒河沙数的事情中抽出一点来作为对象。而其抽出来的对象，又大都不能逃出其主观的见解；即使能够竭力避免一己的好恶，又必定不能离开时代的限制。何况这恒河沙数中的某一事实，其本身的造成，又不能凭空生出来，它与其他种种事实，必定又有连锁的关系；这好比乱丝一团，如仔细工作，必定能够找出它的头绪，又如九联环一样，环环均有关系。但是因为“史家”的地点、时间环境的不同，所抽出的对象，或者只是普通的，或者其所叙述造成此事的原因，又只是浮面的，甚至乎是不相干的；又或者他所记述的，有故意扩大或缩小的行为：类此种种，史书上史实不知有多少在这个园［圆］圈中。譬如曾国藩之为人，究竟如何，吾人可暂不加评论，然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变了。当其平定太平天国时，人几以救主目之，在那时所写的《发逆记》，曾氏之为人，直有如圣矣。等到排满之说兴，曾氏之为人就被人诋为满奴，诋为汉奸，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差不多曾氏的祠宇及其他亦有被没收之忧。到现在则又成为崇拜者了。这都是因为时代的演变，史实亦必然的随之而进化；同一件事，其评述每可因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其说的。
我们知道，有了史实，才能有史，史是史实的堆积，史实的描写；因此史实观念的真实、确当，是写史的最重要的一种问题，吾人固然不能绝对把吾人的眼光放远到四五千年后；但至少须明了史的进化观。所谓史的进化观，实在亦就是宇宙的进化观。固然，史的进化观念与宇宙的进化观念，并不是一样东西，但是宇宙的进化观念，必然的决定了史的进化观念。原来，宇宙的生生灭灭，一日一日的演进，虽看起来似乎是突变的，但其骨子里仍有一进化的铁则在。这个进化的铁则，是决定了宇宙间一切的运命。不论万有事物的一瞬万变，但是均为这进化的铁则所限住。任何空间的任何事物，其进化均在这一贯的系统中。而历史则正是这进化的铁则中所最重要的观念。在历史的本身，固然是抽象的，然其所代表的史实却是具体的，因此，史实的选择，乃成为“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去测量史实的真实和确当，无疑的，吾人当用进化的观念去测量；换言之，吾人当以进化的铁则作为测量史实的南尺。历史虽是进化的，但其进化的铁则，吾人必须假说是一定的，实在它亦必然的是一定的。过去社会的进化观，必然的决定未来社会的进化观。虽则进化的观念的本身，或须亦因为社会的进化而有所改变，但这是未来的，渺茫的，在“今日”没有发现以前，吾人必定须相信这进化的铁则是一定的，是不变的。有如氢二氧一变成水，在尚没有发现氢或氧不是原子以前，吾人当永远相信氢二氧一造成水一样。而且这进化的铁则即使有所改变，亦只是这铁则的扩大，而不是改变。譬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并不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而不成立一样。因此，史家的选择史实，必然的必须依照这进化的铁则去作为测量的南尺。
在这里，吾人又引起了另一种的问题，那就是史实的本身好如何去发现。当然昨天的“事”到今天已经成为“抽象”的了，在几千万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吾人当然没有方法去知道史实的本身。在此，不得不引用“史实的代表”了。考最早的“史实”的流传，大约是靠口传；古代的史实最难辩真最难治清，亦因为文是口传之故，所谓十口相传是口传最难治清的好例。原来，古代没有文字，一件事情之由此地传到彼地，其间的媒介物全在乎人与人的交接，可是口传之词，绝难相同，由此，由第一人依次传于第十人，其中辗转相误之处，或把全部成为“非事实”。后来文字发明后，于是就有人把发现的事情形之于笔墨，最古的文字记载，因为容易记述及传诵之故，大概用的是有韵之文，这就是吾人今日所称之“史诗”。中国《诗经》及《书经》中很多此种体裁。其后，文字的应用较大，纸笔的流传亦广，人民的知识程度亦较高，这时，“诗史”的叙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传奇”的史实代之而兴。所谓传奇的亦即就是小说的说部的。这时的史学著作，因为作者鉴于史诗的太简略，必定要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才能使人明了。可是，当时史既未成为一种学，其所记述的对象，仍只靠目见或耳闻，为动人起见，中间无形中加了自己的想象在内，其所表现的就成为一种传奇的史书，其中真的事实固然亦有，但出于臆造的亦不少。如日本的《源氏物语》，中国的《山海经》、《吕氏春秋》、《越绝书》等等，均是这一类形式。人类知识已经能够辨别事实的真伪及善恶后，于是史书就进展至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所谓“史鉴”。这时史书的功用，不单在使后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并且尚要做人间行为的规范，最好的代表物就是《春秋》，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也。“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即系此种史书而言。类此者如《资治通鉴》、《朱子纲目》均是。即如正文中的《佞人传》、《酷吏传》等等，其用意亦同。这类史书在中国尤多，吾人在后面将随时叙述到。
上述的四种史书，均只能说是史的草创时代，不能说是史的本念。它不但与史实的本身的距离尚相差很远，就是与史实的代表中间亦有许多隔离。要能够真切的明了史实的本身，必须另外的去发现新观念，这个观念不仅是艺术的，并且是科学的。所谓“艺术的”，指史实的描写方法，“科学的”则指史实的选择方法。要有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史实才能近于本身，换言之，才能成为史实的代表，史实的摹本。今人常谓的真（True）、善（Good）、美（Beauty）实即是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而已！
所谓“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如何才能养成，这就谈到史的本身问题了，那就是史学。所谓“史学”在“史实”方面上讲就是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有了“史学”，史实才能显著起来，好玉在石中，必须要玉匠仔细攻琢，才能做成为玉一样。
第二节 史实与史学
史实的真确，是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在诗史、传奇、史鉴时代的史实，其去取全凭着作史者的一己的好恶，并没有一定原则可供遵守。这犹如一般文人所作的墓志铭，纵然亦是一种“史”，但因为作墓志铭的人，对于被作者事迹的选择，已经先有了一种成见，因此，其所叙述的种种一切，并不能代表整个的被作者，或者反与被作者整个的人格相反。在史学未成立以前，史实的价值亦与墓志铭的价值同。但是过去史实的留传到今日，全凭着这批“非史学”的史实——这批非史学，其中亦有许多合乎史学的原理，但因为它的本身尚未经过史学的陶冶，如同古人偶然的发现不能称为科学一样。吾人如一概抹煞其价值，则将无史可寻，但如一概承认，则显然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因此，为甄别史实的真伪起见，必须要有一种方法为之作指南针，这个方法就是史学的方法。
过去史学的著作，只是适合于特殊人的阅读，在撰述之初，早已定了阅者的对象，没有一部史的写作，是为一般民众而写作的。最好的代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虽然是比较通俗的一部中国通史，但其所写述的目的，却只是为人君资治之用，其他的史书实在亦只是为一般特殊阶级而阅读的。其甚者，甚至于为“死人”而写作。其表现与墓志铭传记差不多。如“宣付史馆立传”的诏谕就是最好的代表。过去的史书，每每是帝王谕旨下的产物，其好恶贬损全凭着帝王一己的好恶，虽是“民贼”亦概称为“贤臣”。作史的目的，其着重大都在死人，而不在乎今人。固然古人的行为是后人之师，但吾人必须进一步问其行动是否值得成为“史”；这类以死人为主的历史，实即就是崇拜英雄观念。这种种表现，以史学的眼光去研究，虽系“史实”，然都不成为史。要使“史实”成为“史”，必须要有“史学”的方法。
史学的最大任务，就在乎“确定史实”。在这词中，含有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四种意义在内。而要达到这四种目的，其基础是建筑在精密的调查史实。一个良好的史学家，其任务中最大的一点，就在乎能够调查人类的特殊事实，换言之，就是确定史实。但是史学的目标不单是在确定史实，并且须进一步，于史实间探求理法。关于这点，学者间有二种说素：一说谓史家的职分，固然不单单在确定史实，寻史实间相互的联络，以明其因果的关系，甚属必要。但此种考其联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进化云者，只不过是“确定史实”本身中所当作的事。至于综合全体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则不是史家所有的任务。一说则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去解释史实，更须汇集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历史全般事实，为一般的解释，以明普通的理法：这才算尽史家的职务。根据第一说，则史学家的任务既不仅在特殊史实的确定，又不在讨究事实的一般的性质及理法；而在于特殊的史实确定以外，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以解释之，说明之。根据第二说，则史学对特殊事实的考证，固宜有浓厚的兴趣，考察在一一现实的时会，史实如种种形态，于一一现实的时会，所显诸般史实的普通形式、性质，理法，一般的施以讨究，而抽象的表明之，亦为当然属于史学的任务。由是言之，史学不但就特殊的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这两说在学术上各有其地位。第一说，把史学独立于科学之外。第二说，则把史学与各种科学同样。吾人当然采用第二说。上面所述的辨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学的因果，发见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实在就是第二说的引伸。
吾人在上面已经谈到，在史学没有被史家注意到以前，关于史实的选择往往凭一己的好恶；至于这史实是否值得成为“史”的一部分，却并不加以考量，因此，使后来治史者，不但费许多功夫去研讨无价值的史实，并且失去许多有价值的史实。这种弊病，中国史书上犯的尤其多。例证，在下面诸章中，吾人当随时的举出来。原来，自有了宇宙以后就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史实”。因此，自几千万年以前，一直到今日，不知有几多“史实”，但这许多“史实”之能够成为“史”的一部分，却只是占绝对少数。吾人当已知道，史的意义并不一定包括过去许多年所发生的全部事实，它所包括的只是与后世有影响的一小部分，所谓“史的人格”，即是指此种而言。
“史实”之成为“史”的一部分，并不由于其本身的事实所决定，却是被史家选择而决定的。一件事实之所以被人选择成为“史”的一部分；又必然的须被环境所限止住。在过去许多史书当中，不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例如《新史学》中所引的一段：“Zinzendorf死于一七四二年；Stahrembergr死于一七四五年；Kinsky死于一七四八年。Uhlfeld继Zinzendorf而为有名无实之内阁总理。Bartenstein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五三年任外交总长，彼在秘密国务会议席上极占势力。”这种事实固然一点也不错；但是在这个不明白的时代中，难道没有比奥地利国务大臣的生死日期较有价值的事情可以说么？至于中国史书上“史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尤其很多。在另一方面，则又有许多有价值的史实，被人遗忘或故意隐匿。譬如，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见陈霆之《两山墨谈》），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又如黄巢之乱，曾在广州屠杀外国人十二万（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有价值的“史实”，均被史书所遗误。要想纠正改良此种不真确的选择观念，对于过去的是在重加测量，对于未来的是建立史学。
史学的树立，是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容否认。但是如何建立史学？如何找出史学中的原则，则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历史哲学”，实则就是史学原理的探讨。吾人已经知道，哲学二字上加上了各种学科的名词，都含有“原理”的意思上。有了“学”，必定有了“哲学”，最早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恐怕是黑智儿（Hegel）。但是，到现在仍就成为一种争议。所有的一切学问的方法的争议，都逃不出历史哲学的争议。所谓“历史观念”，就是历史哲学中一个极大的问题。不过，这不是本书所应讨论的。吾人在此处所要讨论到的，只是历史哲学的意义及其与史学史实的关系而已！
第三节 历史哲学的意义
历史哲学的意义是什么？让吾人先引几种说素：苏格兰神学家佛林得（Robert Flint）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说：“历史哲学并不离开史实而包含于史实。吾人对于其意义愈加探讨，则其意义亦愈明，吾人乃能得其真谛。盖所谓历史哲学，只是一种意识的合理的解释；对自然界及事实的根本关系之真确的认识。"Fi Rotgl所下的定义：“人类的历史哲学者，名副其实的说，乃是天地之间万殊一本的信念。——一种始终根据同一定律的简单概念。”上列的两个定义，虽然过法，但却指示吾人以一个事实，乃就是历史哲学的最大任务是要在历史的事实的里面，寻出一进化的铁则来。
《教育大辞书》在历史哲学条下说：“历史哲学者，谓历史之任务，不仅在记述前后继起之事实，而当从史事中求因果关系，以发见其统制人类生活之法则者也。”发见人类的生活的法则，亦即就是所谓寻出一进化的铁则来。吾人在此处对于历史哲学的进化史将不加以讨论；吾人只须知道历史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就够了。所谓历史哲学的根本观念，就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这进化的铁则是什么？吾人已经知道，人类的历史云者，即是人在社会里的历史之谓。换言之，亦即就是最广义的社会史。因此，历史的进化的铁则，亦即是社会的进化的铁则。原来，人类社会进步的条件，固然是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生活，但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生活根本是可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生活和人类的思想变迁呢？谈到此处，就进展到另一大的问题去了。这个大问题，全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所急急求解决的问题。
历史的意义在广义说起来，差不多包括全宇宙的历史在内，一元的历史哲学就是指此种涵义而言。赫克尔（Haeckel）说：“历史这个名词，常常总被人误解作‘文明生活发展中所起的事件之记录’——即民众和国家的历史，文明史，道德史之类，这全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感情，以为‘历史’两个字就其严密的科学上的意义说来，只能作‘人类行事的记录’，照这样的意义，历史和自然是对立的。历史专论道德自然上现象，自然专管自然法则的范围，这样说法，好象是并无‘自然的历史’这件东西，好象是宇宙发生学，地质学，个体发生学，系统发生学，都不是历史的科学了。这种二元的，以人类为本位的见解，虽然还在现代的大学里盛行，国家和教会虽然还保护这尊严的传说，但早晚必有纯粹的‘一元历史哲学’代兴。这是一定无疑的。”（见刘文典译《生命之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如欲把历史进化的铁则作原理的探讨，必然的要将史的观念扩大，不但扩至生物界，并且须扩展至无生物界。讨论历史的进化的铁则，如不把观念扩大，是必定不能找到结论的。
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层理论，在过去的历史论者，对于因果论，虽间有人主及，但每每陷于谬误。所谓历史的因果关系，不光是找出近因就完了，必然的要找出其主因。在这种观念下，历史的意义必须扩大至全宇宙才可。可是，虽则是全宇宙的，然亦不可加以分别；宇宙中的因果论有许多是物理的，有许多是生物的，前者是堆积的，而后者则是进化的；前者是偶然的、总和的，后者则为全体的、互关的。历史的进化，严格的用法，即是指后者而言，原来前者的进化是从外面累积而成，而后者的进化则系由内部发展而成，历史之所以能有创造，就是因为它是由于内部的进展的缘故。譬如，岩山受了雨打风击，必然的渐渐分裂，变为泥石，这个因果关系，只是物理的。但是历史中的一治一乱，其因果关系虽亦非常明浅，但这绝对不是物理的，而是生物的。
我们既经已认历史的进化是生物的进化，但是究竟由于何种原因而进化的呢？在这里，学者的意见不同，有的以为历史进化的原因是由于智识的，有的以为是由于经济的，有的以为是由于思想或感觉的，有的以为是由于政治的，——这种种理论的详细研究，在讨论历史哲学的书籍中，均有详细的讨论，吾人在此地可不必再加详述。现在要提出来请注意的，只要认定历史是进化的就够了。
当吾人用“人类的历史社会”一名词时，吾人即包含有进化的意义在内。所谓“人类的历史社会”，实即就是指人类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言。要确定历史哲学的命运，首先就要确定社会进化的原则。因为历史这样东西，只是人类的事迹有关系的引伸；人类社会中不能凭空生出一树枝或一件事，历史亦不能凭空发现一个英雄，发生一场战役，这种关系在上面已仔细地加以讨论过。历史哲学的成立，就是要问这一个英雄这一场战役为什么发生在此时此地？关于这层，普通的史学书中，亦有加以回答，但只是一个浮面的回答。历史哲学所要求的回答，不光是浮面的回答，而要的是骨子里的回答；换言之，不光是要求出其表面的近因，并且是要求出其骨子里的原因；这犹如抽丝剥茧，必要要发现蛹才可。每一件事的结果，固然即是后一件事的原因，但其骨子里则仍旧只有这一个原因的。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骨子里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节 历史哲学、历史学、史实三者的连系
历史哲学所研究的，既是一件事实的骨子里的原因，在这儿就连带及于史学与史实了。
我们已经说过，史实之成为史的一部分，必定要经过科学的选择与艺术的描写。所谓“科学的”一字，必定含有一定的客观方法。如何是客观的方法？这就连论及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了。
历史学是要指示作史者的选择史实的方法，但在没有说出一定的方法以前，首先要有一定的主旨，一定的观念。主旨不明，观念不清，对于选择史实亦必定不能有客观的标准。因此，史学与历史哲学又成为不能分离的东西了。
今人讨论历史时，每每说良好的历史必含有三种不可少的因素，就是真善美。真善美是历史成为良好的历史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假设缺了一样，就必然的成为“秽史”。不过据吾人的意见，用真善美三字去形容历史，尚不如用“艺术的描写”、“科学的选择”意义来得确定。因为真善美三字的用法，每每可因用者不同而意义有所改变，但“科学的选择”与“艺术的描写”则有一定的用法，一定的意义在内的。关于“艺术的描写”这一方面，是作史方法的问题，此处可不必加以讨论。至“科学的选择”是历史最根本的一点，吾人尚有重加讨论之必要。
所谓“科学的选择”当然就是科学的选择史实。史实之必须有选择，选择之必须是科学的，而科学之又必须根据历史哲学，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了。此处所需要再加以阐扬的一点，就是史实如何选择才是科学的方法。这一点，吾人可从另一方面去说明。
亘天地间之一切事物，均是“史实”，但不均是“史”。“史实”之成为“史”中间必定尚有一种手续，这种手续，就是史家的选择。在过去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未发生以前，史家的选择史实固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自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发生以后，虽有了一定的标准在同一种观念下，然在不同种的观念下，却仍没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至于评述，尤其是“奉越”了。这点，使后世治史学者发生许多麻烦——这个麻烦是永久的。因此，吾人可以说：要达到选择的一定的标准，尚不是今日的事。
但是史实一定要有科学的选择，又是不容迟缓的事实。在现在的时代下，吾人固不能负责举出一种绝对科学的史学方法来，但相对的科学方法，则读者尽可自己去发现。我们只要认定我们写作的对象就够了。
总之，史实因为有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更能发挥其历史的价值，而历史学则因为有了过去的“史实”而更能增加其确定性。历史哲学则又因有了历史学与史实后，更易能找出其原则。这三者的关系是合一的，不可分的。我们在下章讨论史学的对象时，当更可明了这三者的关系。
本篇以下尚有数章，从略不印。
第二编 史官制度
第一章 史官的起源
第一节 历史的史略
史官制度究竟起于何时？吾人很难得到肯定的答复。
处今日而考究古时的史实，所藉以为研究资料的，是文字与事实的留传。在考古学没有产生以前，一般研究历史者，均系依据于文字；但文字的本身，即是社会进化到某一阶段下的产物，吾人今日所能读到的书籍，大抵均是周、秦以后的产物。所记周、秦以前的史实，不是出于伪造，就是后人追记。如要使它成为真确的史实，尚须经过仔细的考证。即使其中有一点真材料，亦只是断简残篇，不能发现有系统的史实。在春秋时代，孔子删《书》，已断自唐虞——实则唐虞时代的史实，是否可靠，亦尚是一种疑问，——而其所记述的，又是零细琐屑的一些，何况唐虞以前？后来自从考古学发生后，使吾人研究历史的进入一新阶段，即就是从古代器物，如鼎铭等物中，去研究古代的史实，一方面固可与文字的记述互相引证，一方面文字所未曾纪述的，又可因此而发现。这是研究历史上一个大进步。可是现在所发现的，尚只是一点，尚不能够得到确定的轮廓。——确定古代的史实，正须要考古家的毅力。因此，研究古代的史实，在各方面均成为问题。虽然史官制度的本身，是文化比较进步后的制度，但考其起源，其难处正不下于考察古代的其他的各种制度。
历史的历史，是史学史上一大对象，吾人在以后将可看到仔细的叙述。在此处吾人只是把其大略说及一下，因为在讨论史官制度的起源时，如对于历史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是很难说明的。史官原是为历史而产生的。
历史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一种科学了，但在最早的时候，它的表现，大约是在说书人的口中；他的目的，只在于讲述动听的故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可说与现在的说书人同样。这时候的事实，所赖以展转相传的，就是人们的口传，一直等到有了文字后，于是才用文字记下来。这不过因为口传的缘故，一件事实由发生以至用文字记录，其中不知要经过几种转折，几多人的传述，因此，其所记录的或者只是原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或者与原事物相反，而其所讲述的，又每每变成为文学的。这尚是在吾人能充分利用文字的时候。在最早的历史的记录，紧接于口传以后的，尚只是用符号记事，所谓“上古结绳而治”时候的历史，大概是用“大事用大结，小事用小结”的。
人类进步到能结绳纪事的时候，已经是踏上了“文字”之途了，考历史用口传的时候，这时交通不广，交接的范围亦只限于自己的一小部落中；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愈广，交接的机会亦愈加多，不但需要直接的交接，并且需要间接的交接，因此，单用口传，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且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就发现了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可是，结绳记事显然有以下的几种缺点：第一，结绳记事只能记简单的事实，稍为复杂一点，就不能记了。第二，结绳记事，只有记的人自己知道，别人或别部落的人就不能知道它的意义。第三，结绳必须要有了绳才能记，没有绳就不能记；而且日久以后，所记的意义或许自己亦要忘记。因有此种种不便，于是就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化到另一阶段，那就是用图画。
在最早用图画以表示事实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的一种表意画。中国相传的八卦，实在就是最早的图画。同时，同样的理由，书契亦因之而兴。最早的书契，只有指事、象形二种，与图画的意义同出一源。许氏《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人类社会进步到了能用书契及图画以表示意义时，历史的记述亦由口传而进步到了“笔述”。在此地，有一点，吾人须加以注意，最早的书契，并非是一律的，而是一部落有一部落的记号，一部落有一部落的文字。文字的兴起，绝对不是某一人能凭空创造的。原来，人类有了四肢百官，自能随意成象，古书相传的仓颉造字，大约文字到了仓颉，才给它整齐画一。荀子所说的，“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或者是真确的。
人类发生了文字和图画以表示事实后，就用以记述某一英雄的文字，或某一英雄的故事。如甲骨文及古鼎铭款识中，每多有此种遗迹。这可说是最早的历史记述。如甲骨文上“口卯卜贞求年于妣”
（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卷一念一叶十四片）及三商勾刀中之一铭“祖父日乙，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乙”等等，均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述。其用意只是将一件要事或一人名字记下来就完了，这与后来历史著作相差固然很远，但能知道写名字，不可不算是历史上一大进步。
历史到了记英雄的名字时，或者就有了史官制度了。我们从传说中，当可相信此种说法亦有相当证据的。（说见下）
历史的进程中，记录英雄的名字或其事迹的单简书法，其时间一直到了孔子作《春秋》以后才止；在这长长的时间当中，史的写法虽没有特殊的进步，但史官制度却有了很长足的发达。中国史官制度在这时可说是全盛时期。
中国史学现在虽然不如西方，但就其发展的过程上看，则中国史学的发达，较之世界各国均早，其中最重大原因，就是史官的建置，中国有了“历史”的记述，就有了史官制度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考察历史的历史，差不多中西都是一样，其所演进的过程亦是相同，但其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大异。中国的史官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洋历史中，吾人很难找到相类似的建置的。
第二节 最早的史官制度
中国为什么能特殊产生“史官”？这当然有其原因。没有一个制度能离开了社会而凭空生出来的，吾人研究史官制度发生的原因，亦不得不从社会环境中观察。原来，一国的政治组织，往往反应着该国的风俗习惯种种环境。尤其反应着当时的经济组织。吾人对于古籍相传的事实，不论是否相信，但在黄帝时代，已进入了农业时代，这从社会进化史上去观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古籍上相传下来最早的史官是仓颉，（此说出于后人臆造，说见下。）他与黄帝就是同时代的人，又是相传的文字创始者。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其成立虽尚须吾人之考证，但亦可以知道一种事实，那就是文字与史官，其中必有相当的关联。
最早的所谓史官，或者并不是现在的意义，在文字学上，“史”的本身就是一种官名。彼时所谓史官，只是一种用刀笔刻字的人。在黄帝时代，吾人绝不能相信能产生晋唐时代的史官。那时文字的应用既没有普遍，政治组织又非常简单，没有设立“史官”的可能；吾人所说的“历史到了记述英雄名字时，已有了史官制度”，实在只是一种代替的用法。这时虽有了实际上的“史官”，但没有名义上的“史官”。名义上这时只叫做“巫”。
我们已经说过，黄帝时代已经是农业时代了。在农业时代中，有一个很重大的特质，那就是崇奉祖先的习惯。中国一切的思想组织制度，均是从崇奉祖先而来；这种风气一直传流到今日。在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因为其所居的不定，对于祖先观念亦因之而淡薄。迨至进化到农业时代，人民的居所已经确定，于是逐渐发生纪念先人的心理，因此，社会上就有“巫”的出现。《书伊训》：“事鬼神曰巫。”又《公羊传·隐四年》何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平病清福者也。男曰觋，女曰巫。”《楚语》：“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总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巫或觋最大的责任，就是祭祀。这时候，巫的地位是非常伟大的，人们的行动往往自己不能做主，而要巫或觋去祷祝，从《楚语》上，吾人当可知道，这时巫的地位是如何的。这时候人民知识既低，而崇拜祖先的观念又很盛，巫既是管理祭祀的，那么，对于神的名字自须要加以记述。这时的神，实在均是过去的英雄，于是“巫”不单单是掌祭祀事鬼神，并且亦记录英雄的名字。在这个观念下，巫就有了“史官”的“职务”了。
史官到什么时候，变成为一种专职？吾人将到后头再讨论。在最早的时候，记述历史的只是“巫觋”；它的目的，并不在乎“叙录历史”，而只是为其职务上的便利。这点吾人须有充分的明了。
吾人以为黄帝时代，绝不能发生“史官”这一种制度的。因此，对于古书上所说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不得不略为考证一下。
查最早以为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的，是后汉时的宋衷《世本注》：“沮诵，仓颉黄帝时之史官。”许慎《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在以前诸书中，并没有以仓颉为黄帝时史官的。在汉前诸人著作中，或者以为仓颉是古帝之一，如《河图玉版》：“苍颉为帝，南巡守，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春秋元命苞》叙帝皇之相：“苍颉四目，是谓并明。”《河图说徵》：“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春秋河图揆命篇》：“苍羲农皇，三阳翊天德圣明。”上所引者，均是纬书，皆作于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并没有人以为是黄帝时之史官。又如《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吕氏春秋·审兮篇》：“苍颉作书。”《韩非子·五蠹篇》：“古者苍颉之作书也。”等等，亦没有说出是黄帝时的史官。即如东汉灵帝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所立的苍颉庙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书。”亦没有说苍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孔颖达《尚书序疏》：“司马迁，班固，韦诞，宋衷，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皇也’；徐声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记。’”可见在魏晋时候，苍颉的性质亦尚众说纷纭，没有一定。
上所引述，在积极方面，虽不能肯定苍颉的性质；在消极方面，对于苍颉是黄帝时史官之一说，却能予以显确的反证。吾人知道，上所引述者，均是纬书，纬书大都均是哀平之间一般士人所作；假设当时已有苍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之传说，总不至于再发生苍颉是古代帝王的说素；可知在东汉之时，苍颉的性质尚没有一定。因此儒人学士各可以自己的意见去描写苍颉。在春秋战国时候的著者，如荀况、韩非、吕览等，对于苍颉均不说是何如人，亦不说是何时人，到了汉时，就有人以为是帝，以为是史官了，可见这种种说素均是出于伪造的。既没有书传下来，又没有记述可以考据，这样那能知道苍颉是何时人？是何如人呢？宋罗泌《路史·辨苍颉非史官说》有云：“《管氏》、《韩子》、《国语》、《史记》，俱无史官之说。《世本》云：‘史皇苍颉同阶’，又云：‘沮诵苍颉作书’，亦未尝言为史官也。及韦诞、傅玄、皇甫谥等，遽以为黄帝史官，盖肇缪于宋衷。衷之《世本注》云：‘苍颉、阻诵，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据而云？末代儒流，更望望交引，以为《世本》之言。《世本》曷尝有是哉？”罗氏的反驳，其动机虽在乎建立他的苍颉为古之帝王说，但其说苍颉非是黄帝时之史官，论证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样我们亦可以将他的说话去驳他的苍颉是古帝说。
《吕氏春秋·先识览篇》中所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淮南子·汛论训》所说：“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吾人根据这两说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史官制度是创立在夏时。这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去观念，是可以相信的。据学者所说，《虞夏书》均是史臣所记的。如“曰若稽古帝尧”，“曰稽古皋陶曰”。所谓“曰若稽古”，均可以知道是史臣所追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经文无。伯夷者，《大戴礼·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释幽明庶迹咸熙，是伯夷为虞史。”按《尧典》记至舜死，《皋陶谟》在《尧典》后，最早亦当是夏时所撰，可知虞史即夏史。这时候的史书，不单单是用文字记述，并且尚用图物。《左传·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这时史策，一方面用文字记述，一方面用图画表示，伊尹见汤，言九品图画，大约即是指用图画所表示的史策。《皋陶谟》中：“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一段，司马迁即以为是虞史伯夷所述的。
夏时的史官，其地位与巫祝同样重要。这吾人研究中国历史，随时可以发现此种事实。在前面已经说过，农业社会中崇拜祖先的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史官与巫祝同是记述及祷祀祖宗的。人类们要祭祀祖先，就需要巫觋；而祈求祖先，就需要祝；要记得祖先，就需要史官。这三者的地位，同样是该时代不可缺乏的组织。这种制度，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尚然。
第三节 史的地位
史的地位的重要，从史的本身上，吾人亦可知道很多的事实。
在前篇第二章史与史学第一节史的本来意义中，对于史的本来意义，已有很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必再加以叙述。古代因为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史”即成为一种要职，史的本来用法，原只是一种职名。（说见上篇）其后逐渐扩大变成为一种物名。“史”在这时候，一方面是事实的记录者，一方面又是书籍的保藏者。因此，其地位逐渐重要。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就是一种官名。
史的本身既是一种官名，后世所谓的“史官”，实在是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行为，但是，亦属必要的行为。因为“史”到后来，其意义已变为一种学名，如不加“官”字，在应用上将发生许多麻烦。所以，必然的史官要成为一种专名词。
殷以前，史官的地位究竟怎样？因缺乏可考证的物事，不能加以肯定的回答。但其地位的重要，吾人可以推想而知的。
第一、史既与巫祝并重，那么在崇拜祖先、敬事鬼神的习惯下，对于史的重视，自属必然之事实。
第二、古代识字的人不多，能够写字的人尤其不多。史不但能够识字，并且能够写字。因此，在社会活动方面均不能没有史。以此，史就成为社会上一个重要官能。
第三、史不但是传布文字者，并且是保藏书籍者。（详说见下章）人民对于现在的事物，固然需要史来记述；对于古代的史实，亦须请求史的解释，因此，“史官”就成为唯一的知识的中枢。
第四、古代是世袭其业者，因此，史之子往往为史。所以，史不但成为知识的中枢；并且史的家世，亦成为学问阶级。
有了上述的四个重大的原因，因此，古代的官名，往往从史。在殷周之时，吾人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见下）在夏时亦是如此。
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原是一种官名，一种职事的名。后来，因为社会的进化，文明的进步，史逐渐扩大范围，成为一种事物之名。于是掌史者，就变成为一种专职，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中，史官就成为一种重要组织了。
第四节 史官制度与政治
史官制度既是政治组织中一种重要份子，那末，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吾人不得不加以一点叙述。
从上述，可知“史官”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非常尊严的。在古代，政教合一。政既是教，教即是政。所谓教，在此含有二种意义，一是宗教之教，一是教学之教。古代政治有二种重要的功能，一是治人，一是正人。在文化未发达的环境中，治人须要藉着宗教的力量，那就需要宗教之教；但是正人，不仅靠着宗教所可了事，必尚需要有教学之教。《礼·学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知道，古代政治当局对于教是认为如何的重要。
宋代胡寅说：“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于后世”。欧阳修说：“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观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从这两段话中，吾人可知古代史官与政治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史之所述，既是“大臣不与，天子不观”，因此，史无形中成为政治的监察者。皇帝或大臣的一举一动，随时均须注意着、防范着史官的书写。虽然并没有如吾人理想中的利害，但史在政治上地位的重要，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政治既在乎“治人”与“正人”，是则，必须有待乎“史”。从古代史的四种重要功能上去观察，结论是很显然的。吾人可以说，离开了“史”就没有政治，也不见得荒谬。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发生，这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在殷周春秋战国之际，尤其显得密切，这在以下诸章中，将随时叙述到，本章不必再加以演释了。
史官制度，最早列在政治组织中，吾人相信是夏代；但是史官制度组织的严密化，却在殷周之时。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使吾人得到较有系统知识。在下章，将有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章 殷周时的史官制度
第一节 殷时的史官制度
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使吾人对于殷时的史官制度，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史实，因为种种原因，大部份均行消失；在春秋时代，对于前代的历史，已是非常缺乏。《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刘宝楠《正义》曰：“《礼中庸》云，子曰，吾学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言只有宋存，而文献皆不足征也。又《礼运》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坤乾，皆文之偶存者。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故不得以其说著之于篇。”可见夏、殷时的制度，在孔子时代，传留下来的已是非常之少，其后经秦政及项羽的两次火焚，古代书籍大部分均遭遗失，于是偶有的一点古代史实，亦从此变为“古代的”，使后世难于知道。其有许多的史实流传至今日的，大都出于东周以后人的臆造，吾人如藉此为研究的对象，必须要加以仔细的考证与分析，如同法官审判案件一样，稍有不慎，就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可是，自从甲骨文发现以后，使治史学者增加不少便利，给古代历史重新开辟一条光明大道。一方面对于已经无法知道的古代史实，可以重新探讨其关系；一方面对于后人书上所追求的古时制度，可以重加衡量，而辨别真伪。虽则现在所发现的，尚不能予吾人以整个的知识，但较之前人瞎闹瞎弄，已经进步得多了。
殷时的尊崇史官，其原因与夏时一样，均是基因于崇拜祖先的习惯。在其政治实施上，殷时崇拜祖先，较之夏时尤属尊敬，这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的。
最显明的一点，就是殷以一年曰一祀。祀，孙炎曰：“祀取四时祭祀一切也。”所谓祀，即是祭祀之谓，（见《尔雅·释诂》）郝懿行所谓，商人尚鬼，以祀为重，盖以一年为一祀，表示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祀。《洪范》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第三就是祀。而汤之征葛，即以葛之不祀为罪。（见《汤征》）武王伐殷，亦以“昏弃厥肆祀勿答”（见《书经·牧誓》）为纣罪。可见这时对于崇拜祖先，认为立国一件最重要的事。《商颂》五篇，全部所谈的，差不多都是祭祀之诗；其他如《书经》上亦多。《盘庾》：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
又：
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于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高宗彤曰》：
典祀无丰于昵。
《礼·王制》：
天子诸侯宗庙之际，春曰礿，夏曰褅，秋曰尝，冬曰烝。”
注云：谓夏、殷时礼也。又见《祭疏》。
类此种种，均足以证明殷时对于祭祀祖先的尊敬及重要。因此，对于掌祀的“巫”，其地位亦就非常重要，人民对于祖先的希望及祷求，均须由巫转达。（西门豹河伯娶妇事，可为一确证。）是则巫在当时环境下，必然的成为众人所共敬的人物，如“巫咸”、“巫贤”等等，实均是掌巫之官。（见王逸《楚辞注》）
因为崇敬祖先，于是连带及于祭祀祖先用的钟鼎之属，亦非常精细及众多，而用以卜日的龟甲，亦就成为一种要物。吾人今日所藉以研究的金文和甲骨文均是崇拜祖先的副产物。
史既与巫，同出一源，因此，史的地位，亦成为重要。在殷、周之世，凡是史没有一人不是掌巫职的——见本章第四节殷、周时代史与巫之关系。
殷时的史官，其制度究竟怎样？有那几种史官？因为文献的缺乏，很难得到具体的回答。吾人今日所能下断语的，殷时的史官，只有大史及内史二种，其他，尚不能得到证明。而这两者之中，尤以大史为确然无疑。
《礼·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氏注，此盖殷时制也。关于《礼》这部书，究竟是否周时制度，抑系后伪造，吾人于此姑不加以讨论，但殷时有大史，证以甲骨文，是毫无疑问的。
在罗振玉氏的《殷墟书契前编》所刊载的许多骨文，其中有一块，大史二字连在一起（前编五卷三十九页），可见殷时已有了大史，是非常显明的。大史既与大宰、大宗在一起，则其官职之尊，亦可明了。同时，尚有卿史（前编卷二二十三页又卷四二十一页）、御史（前编卷四二十八页）等官名，吾人虽不能断定它们的职务是否一定是“史”的职务，但是“史”的一种，这是可下断语的。
据王国维《释史》内载古代官名，均出于史所有。卿士、御事等等，亦即就是甲骨文中之“卿史”、“御史”。如此说可信。则《商颂》“降予卿士”，《洪范》“谋及卿士”之卿士，及《周书》中屡见之御事，均即就是卿史及御史了。
殷时不但有大史，并且有内史。《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关于本说，吾人虽缺乏其他说素加以证明，但看西周时的史官制度，吾人亦可相信其属实的。
殷周时的史官，一方面在乎掌巫职，一方面则在乎典藏书籍。关于这点，吾人将有待于本章第五节史官之另一职务中去详论。
第二节 西周时的史官制度
本节所谓西周，实际上包括东周时的“周”在内。
周时的史官制度，在各种书册所表示的上，较之殷时复杂。至于其是周人所始创，抑系殷所流传？吾人因为缺乏考据，不能断定。至其史官之名，吾人可考者如下：
一、大史大史在殷已是六大之一。在政府组织上，其地位非常重要，不但是秉笔之官，并且是辅政之官。《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办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执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也，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含筭，执其礼事。”《周礼》如果系周人所作，则大史职掌之重大，是非常明显的事。《师毛父敦》：“大史册命，锡赤市。”《书·立政》：“大史尹伯。”又“太史司寇苏公。”注大史，史官之长也。《书·顾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洛诰》：“矧太史友，内史友。”《王制统》：“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者。”《周官》所载，非全属周时制度，亦非全非周时制度，吾人如较之《书》《经》及金文，则太史最重大的职掌，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1？册命2？为史官之长3？掌祀4？掌图法5？为王之辅政者。
二、内史王氏《释史》：“官以大史为长，秩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孙氏贻让《周礼正义始》云，尹逸盖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谓之作册，始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余以古书及古器证之，孙说是也。”内史最重大的职务，就是册命，因此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此说甚妥。《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书·酒诰》：“大史友，内史友，越献臣宗工。”《趩尊》：“王呼内史册命趩”。《免盘》：“王在周命作册内史赐免卤。”《刺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名刺。”《师兑鼎》：“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由以上种种观之，则王氏所论内史，实确。《左传·文元年》：“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是则内史尚为外使。
三、小史《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仪礼·大射》：“释获者命小史，小史命获者。”据《周官》所说，则小史系助大史者，其所掌之书，与外史相对，但别处吾人尚未发见小史二字。
四、外史外史的真确性，较小史显明，不但《周礼》有之，在《左传》上亦有外史之名。据《周官》所载，外史的职权在乎：“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连书名于四方。”由此，可见外史的职权，全在乎“典藏书籍”。
五、御史据王氏考证，御史即御事，是周时有御史之官，又属非常确实。据《周礼》所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但吾人较之《史记·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令赵王鼓瑟”观之，则御史亦为秉笔之官。
六、左史右史《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氏注：左史右史所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据孙希旦氏意见，以为大史即左史，内史即右史；然较之《国语》：“左史倚相，廷见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则左史又有此官。以吾人意见，前说较信。
七、柱下史因为侍立在殿柱之下，故名。老子尝为柱下史，可见周时曾有此职。其职务在于书事。《史记·张丞相（苍）列传》：“秦时为御史，立柱下方书。”又云：“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是则柱下史之职务，一方面在乎典藏书籍，一方面则在乎主柱下方书。
八、闾史州史周时不但中央有史官制度，即地方亦有史官制度。《礼记》：“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闾史、州史之所掌在乎记录地方之户口，如此说的确，则周时的政治制度已是非常完美了。
上述的八种史官，除左史右史疑即大史内史外，州史闾史小史均待考，而柱下史是否西周时即有亦无确证。西周时他史官所能确实指出的，是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四种，而御史的职权，则又似乎不是纯粹的史官。结果，纯粹的史官，在西周时只有大史、内史、外史三种，外史的职务大半又在乎典藏三皇五帝之书，其所任在乎记录帝王及大臣行动的，实际上只有大史、内史二人，亦即《玉藻》上所云之左史、右史。
上章吾人曾引过致堂胡氏的话，说古代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这说虽不能有显然的证据，但吾人观周代各王的谥法，如夷王、历王、幽王等等均是不好的称呼，而亦不强制改去，可见这时的史官，对于秉笔直书一层，是能相当保持的。关于这点，吾人在下节中尤可证明。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的史官制度
平王东迁以后的史官制度，与西周并没有什么显明的分别。因此在本节中，吾人对于中央政府的史官制度，可以不再讨论。此地所叙述的，只是列国的史官。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均有史官，一方面在政治组织上，列国与王朝相同，一方面则又因为史的本身，又是政治上所必要的一种。在该时代，不论秦、楚、齐、鲁，均有史官的。所谓：“鲁之春秋，楚之梼杌”，就是当时史官所记载的。
吾人知道，春秋时朝会很多，因此史官的职务，亦非常繁复，即以左氏一书而论，所记载的史官事，已是非常之多了。
《吕氏春秋·当染篇》：
鲁惠公使宰让清效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左传·昭十五年》：
且昔而高祖孙伯餍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有董史。
《史记·秦本记》：
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
《左传·宣二年》：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
又《襄公二十五年》：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桓六年》：
祝史正辞，信也。
《昭三十一年》：
赵简子蒙童子赢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
又《元年》：
郑伯及其大夫盟，……使大夫书其名。
类此种种，均足以知道春秋列国时，均有史官，其职务一方面在乎充朝会之使，一方面在乎记载言动。其他各国，如韩有史疾，卫有史朝（即史鱼），晋有史赵史黯，秦有史禄，虢有史嚚，孟尝君有侍史等等，均足以知道春秋战国时史官的一部分的。
东周时各国史官的职务，与西周时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史的地位仍保持其“客观”的观察，如晋之董狐，齐之大史及南史，均足以知道，这时“史官”的记事，旁人没有方法可加以禁止，虽然施以横暴力，而“史官”对于其立场，亦仍然保持不变，这不得不算是这时“史官”的一种特质，而“史官”地位之所以保持住，亦是因为有了此种特质而造成。
第四节 殷周时代史官与巫的关系
殷周时代的史官，与其说是一种掌“史”之官，无宁说是掌“巫”之官来得确当。《周礼》中所说大史的职务大都均是祭祀的职务。如“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等等，实即均是“巫”的职务。
《礼·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可见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亦知道“史”是一种“巫”。关于这点，吾人可分几方面去叙述。
史官掌巫之职，最显明的一点，就是掌祭祀。《左传·襄十七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
又《闵元年》：
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遂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祀，不先，国不可得也。
由此，可知史官的一种要职，就是掌祀。
因为史官是掌祭祀上帝的，因此，卜日亦成为史官的一种职务。（见上所引《周礼》）《国语》：
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
史官并知道筮。《左传·庄二十二年》：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其在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
又《僖十五年》：
初，晋献公筮掌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
又《昭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赵简之……占诸史墨……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由上所引，可知史官与卜筮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是古代社会一种必然的产物，——这就是到汉代亦是如此。
史既是掌筮职的，因此有许多关于灾异一方面的事，亦是须请问史官的。《左传·桓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述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
这种种关系，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发达得早的原因，一方面亦可以说明史官地位在秦以后所日渐低落的原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因为史是掌巫职的，在神权社会下，史自然成为社会上的重要组织。可是，人民知识日渐开化后，神的地位，日渐低落，而史的职掌，假如仍似从前一样，则其在社会上的地位，自必因其所掌的职务，而随之低落。秦末汉初正是史家地位转变的时代，在过度［渡］中间，史家被认作卜祝一流，原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史家一方面虽因为其所掌的巫职而减低其地位，可是史家的另一种职务，却能维持史官在学术家的地位。这另一种职务，就是典藏图书。
第五节 史官之另一种职务
吾人知道，中国书籍的起源是很早的。相传之三皇五帝时候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没有流传到今日，但观春秋时代，楚史倚相尚能读着，（《左传·昭十二年》）可见在春秋时犹有其书。所谓八索，据柳诒徵所说，是纪结绳时皇王事之书索即绳也；九丘，据《文献通考》所载，是九州之志，丘即聚也。这种说法，虽不能全信，但当时必定能利用文字，必定有藏书的处所，总是事实。《吕氏春秋》所谓“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的“图法”，依以吾人观之，实即就是书籍。
既有了书籍，就必定要有典藏书籍的官吏，这个职务，就由史官担任。《文献通考》引《周官》：（并见前引）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治，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文治令以赞冢宰。
因为有了书籍，就必然的要有保管书籍的人，这个职务当然以史官为最妥。
史官既经是保藏书籍者，因此，史官亦就成为最易于读书者，亦即成为社会的有知识者，最好的代表，就是老子。
老子，据《史记》言，为守藏史。《汉书》言，为柱下史。不论其为谁，老子为史官，为典藏书籍者，这是谁都承认之事实，老子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亦就是因为其便于阅书之故。
史官因为容易于读书，于是，在在变成为许多人的顾问，左氏所载的，不知有多少，这亦因为史官是典藏书籍者的原故。
第六节 殷周时史官的特质
如以史官地位的升降，来作史官制度史时代划分的标准，则吾人以为可分为下列三期：
第一、殷周时代这是中国史官制度成立的时代，亦就是史官地位最崇敬的时代。
第二、周末至西汉时代这是史官地位低落的时代，亦是史学观念转变的时代。
第三、西汉以后至清末这是史官御用时代，在这时代中，史官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威，只是皇帝御用的私人，但史学却能在此时廓然开朗。
上列这三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他的特质。第二、第三两时代的特质，在史学的观点上，与第一时代并没有什么显殊的差异。但第一时代则有许多特质，非第二及第三时代所能具的。因此，吾人特再加以一综合的说明。
第一、殷周时代的史官的特质，就是书法自由。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以及“赵盾弑其君夷皋”等等，均足以表见当时史官的书法，尚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依事直书。这个特质，是中国一般儒臣学士所藉以自豪的。
第二、史官是世袭的。古代的官职，是世守其职，史官亦然。因此，其所业亦能先后相接，这在汉初亦然，司马迁就是因祖为太史而任史职的，《太史公自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又：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第三、史官不单在作史，并且是王侯公卿的顾问。因为史官既是知识阶级，其所知道的学问，亦较一般人为富，在前节吾人已举出许多例子。如《左传·僖十五》引史佚之言：“无始祸，无祜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左传·文元年》：
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榖也食子，难也收子，榖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第四、史官的另一种重大的职务，就是命诸侯及公卿，以及其他。这在前面亦提起过。《左传·僖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
又《二十八年》：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
《文元年》：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
第五、史官掌巫职。
第六、史官典藏书籍。
上列这六种特点，是殷周时代史官制度所特具的。在秦汉以后，这六种特质均归消灭。汉时的史官，其性质成为另一种东西。
上所引述。殷周时之史官已略尽于此，至于这时对于史学的创见，吾人将在另一篇中去说明。
第三章 汉魏六朝的史官制度
第一节 本时代的特质
在上章吾人说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作为划分史官制度史的标准，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殷周时期
第二秦汉之交
第三西汉末年至清季
但吾人在说明中国史官制度时，却并不采用此标准，而用历史上的各种朝代作为经界。这有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史官地位的升降，只是骨子里的现象；而史官制度，则是一种政治组织，表面上没有什么显殊的区别。
第二、史官制度是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现象互有经纬。吾人采用朝代为经，容易明了史官制度与政治的关系。
第三、史官制度的变迁往往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变迁，吾人以朝为经，容易明了其中之关系。
因有这几点原因，吾人叙述史官制度时，分下列几个时代：
一、殷周时代二、汉魏六朝三、隋唐四、宋元明五、清上列的五时代，与历史书上的分划时，亦有不同。吾人上列的划分，除第一章的殷周时代是史官制度的建立时代，应当另成为一段落；清代是与现在最近，而史官制度亦有特点，成为一代外，其余的三时代均是以一乱一治作为标准的。南北朝分裂与五代的分裂是三时代他的两界限。吾人采用此标准，亦有下列三点原因：
第一、史官制度往往因国家乱时而有所改变，汉魏六朝、隋唐等每一时代其大体均是相同。
第二、史官制度与史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又很密切；如政治现象的治乱来叙述史官制度，容易抓住概念。
第三、最大的原因是：史官从汉季以后，变成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机关，这种现象，在国家自顾不暇时，就无心致力于此，往往国家经过一番大乱，史官制度就无形中消去，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时期，就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及唐末的五代十国，（汉末三国实际上并不十分乱）在这两个时代中，史官制度的变动亦最利害。吾人以这两时代作为划分的标准，不但是便于叙述，并且亦易于说明。
本章所叙述的汉魏六朝时代的史官制度，在史官史上有三种特质。在一般历史上亦有三种特质。
吾人知道，本时代的史官制度，包括第二时期及第三时期，换言之，是中国的史官制度从第一时期转变而至第二时期，再进而至第三时期。因此，史官制度在本时代中，就有了下列三种现象：
第一、史官地位的低落。在殷周时代，史官是六大之一，到汉初亦是“先上太史，后上丞相”的，但自司马迁以后，史官的地位就逐渐低落，再推上前去，则太史公时代已有“主上所嬉弄”的不平口气了。
第二、史官的职务，逐渐缩小到“史”的一面。在殷周时代史官的职务固然范围很广，就是在两汉之际，史官亦须明了历法和天文的（引证见下），但是以后，史官的职务只包含“史”的一部分了。
第三、史官名称的废除。史官制度本是国家的一种必要的政治组织，但自汉武以后，太史的官名不大有人用，而史官制度的范围亦逐渐缩少。
上列三点，是本时代史官的特质，其所以造成此种现象，当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本时代中，政治上亦有三种特殊的现象：
第一、专制政治的加速度的进步。自从秦始皇废分封制改郡县制以后，皇帝的威权较之周代已经进步得许多，一方面汉高祖即位，叔孙通定朝议，盛陈兵仗，皇帝高座不动，群臣分文东武西，拜伏奉贺，有失仪的，群臣便牵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以后，君主的权柄日盛一日，这与古昔史官的“天子不观，大臣不与”当然有所不合，于是史官本是能“直书”的，到了本时代亦就成为一种“笔记者”，自己毫不能依事直书了。
第二、北方的民族入主与汉人血统的混合。汉代的与匈奴和亲，血统上已经逐渐的混合，但这与中国政治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一直等到两晋之时，五胡乱华，怀愍二帝被虏以后，于是不但血统上有了很盛的混合，而政治上亦有了一种大变动。中国就成为南北两朝对峙。这对于史官如何，有待于下面说南北朝时的史官制度时再讨论。
第三、宗教势力的兴起。中国佛、道二教势力的兴起，是本时代，而其极盛之世，亦是本时代。其中尤以佛教的影响为最大。这时的一切制度，一切学术，差不多都受着佛教的影响。在史学方面亦然。
上述的政治上的特质与史官制度的特质，互为影响，造成本时代的史官制度。在下列各节中，吾人各予以一种解释。
第二节 秦时代的史官制度
秦本是周代的诸侯之一，因此，其史官制度亦受了周代的影响。
在西周时，秦尚是化外之国。到了平王东迁后，秦始列为诸侯，并且亦开始有了史官。《史记·秦本记》：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
到了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关于秦时的史官制度，吾人始有一点可考据。
秦时，有太史令。《汉书·艺文志》：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教作。
《说文》序：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
这时的太史令，大约与周时的太史，所掌的职务差不多。《史记·秦本纪》：“书同文字。”在秦始皇以前，一国有一国的文字，等到秦并六国后，于是乎始“书同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著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这时的太史令，其职掌不单单在史职，是非常明了的事。
同时，秦尚有御史。它与后代所谓的御史不同，其职权是“史官”的一种。《史记·张丞相列传》：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集解》：
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书。
《索隐》：
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方书者，方板，谓小事书于板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姚氏以为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者是也。
又师古《前汉书注》亦同此说：
下云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是也。
从这尽知的事实中，吾人对于秦时的史官制度，亦可以得到下列几点结论：
第一、秦时的史官制度与［是］摹仿周时的；不但太史令与御史即周时的大史与柱下史，即其职掌亦同。《汉书考证》：
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
并见下。
第二、秦时的史官与周时同须掌律历及计籍图书的。《史记·张丞相列传》：
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用算律历。
由此，不但可以知道御史，即柱下史；并且可以证明，其职业与周时相同。
第三、可以知道《汉书·司马迁传》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句话确实。因为太史令既是“主四方文书”的，是则“先上太史公”自属必然之事。
第三节 西汉时的史官制度
汉朝是以平民为天子，因此在开国之初，一切都在草创中，在这时候，亦没有史官制。
据卫宏《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是则汉朝之始有史官，时在武帝时，这时离开国已有七十年了。
卫宏是东汉人，他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说信否？很难断定。
《前汉书·司马迁传》“谈为太史公”下，有下引的几种说法：
如淳曰：
《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晋灼曰：
百官表无太史公位丞相上，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
师古曰：
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
刘攽曰：
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诸侯国，其位上士，皆在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汉仪注》所谓太史公在丞相上，谓此也。卫宏所说，亦不可谓之全非。
宋祁曰：
迁《与任安书》，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浦起龙《史通通释》：
如淳据卫宏《汉仪注》云云，臣瓒非之，以为百官表无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隐因之，以为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实迁之词，卫宏称位丞相上谬也。《正义》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
上引种种说素，综合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太史公是否即太史令？抑系本系其职？或司马迁尊其父而云云？
第二、太史公之位是否在丞相上？何百官表无太史官名？
第三、宋祁之说信否？何迁《报任安书》中如此云云？
上列这三个问题，虽各自成立，但仍系一贯的，吾人试先讨论第一问题。
据吾人意见，以为太史公自太史公，太史令自太史令，本有其职，非司马迁尊其父而云云。关于这点，吾人有几方面理由。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颜氏说：“太史公是史迁尊其父之称”，是不合当时事实的。吾人知道，司马迁不但说其父为太史公，并且称自己亦叫太史公，如《史记》各篇以后，均有“太史公曰”之称，又如《报任少卿书》，自云：“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假使司马迁是“太史令”绝对不至于在致友人书中尊称自己为“太史公”的。而且，《后汉书·百官志》，在太史令项下说：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台灵台，灵台掌侯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上列的太史令的职权，与后世的钦天监相同，吾人以为并不是一种史官，即使其“凡国瑞应灾异，掌记之”，亦与司马迁时太史公的职权不同。《太史公自序》：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也，汝其念哉！
上引一段话，使吾人知道，汉武时太史公所掌之事，与《后汉书·百官志》所说一点不同。又《汉官仪》载：
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嘉法、清雨、解事各二人，医二人。
亦没有说明有“史”的职务，由此，吾人可得到：“汉武时的太史公，是有其职。是史官的一种；与后来之太史令不同其职。”
那么，汉武既有太史公，为什么《前汉书·百官表》与《后汉书·百官志》均没有设出？《前汉书》志中，虽亦有“太史令”官名，但在“奉常”下，其职掌“宗庙礼仪”。与“太史公”的职务不同，其表据师古注本有“史之阙文，不可得知也”之谓，是则《前汉书·百官表》未有“太史公”之职，亦不能证明汉时无太史公制度。至于《后汉书·百官志》无太史公名，他自己已经说过：
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
由此，可以知道，《后汉书·百官志》无太史公名亦不足证明汉时无“太史公”制度。
吾人知道，如淳是三国魏时人，首注《汉书》者；这时与汉时距离并不十分远，而卫宏又系东汉光武时人，其时距西汉尤甚，其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总不见得凭空而说的。在上面既已证明太史公非太史令，汉武时自有此一职，是则太史公之职权，卫氏说，或得事实之中。
至于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一说，吾人以为亦系事实。此处所谓“位在丞相上”的意义，并不一定说其职位在丞相上或其秩爵在丞相上之谓，只是说在朝会上坐位在丞相之上而已！卫氏之书既名《汉官仪》，是则其内容是必着重在“仪”上面，吾人说“位在丞相上”是朝会时位在丞相上的意义，亦不见得出于臆说，刘攽与虞喜亦同此说。况且，太史公既是一种史官，自必须记言记动，则为其职务上的便利起见，位在丞相上，接近皇帝，如唐宋起居郎之例，亦出于事理之必然。
“位在丞相上”既是朝会时的意义，则宋祁所说，自不攻而破。所谓“位在丞相上”的上，只是朝会时的“上”，而“上所戏弄”，则是其地位的关系，这两者并不互相冲突互相捍格的。
太史公的职务，等到司马迁去世以后，就废止改为“太史令”，其职掌与《汉书·百官志》所说同，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
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飏、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按褚先生系博士，刘向系光禄大夫，冯商系待诏，扬雄为兰台令史，均非史职；而张衡等则又均为太史令，而其所掌，则属占侯，可知自汉宣改太史公为太史令后，其职掌就不同，而“记载”反成为非太史令所掌，这实是中国史官制度的一大变迁。
西汉末年，新莽代汉，一切制度均行模仿周制，这时候史官制度亦重新建立起来了。《汉书·王莽传》：
居摄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
又天凤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又：
太史令宗宣典星历，侯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
《史通·史官建置》：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旁，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此其义也。
在这事实中，吾人可以知道，王莽时有史官制，并且又可以知道太史令虽亦有，但其职权并不在乎记言记动。这尤其可以证明上面所述太史公非太史令说。
第四节 东汉时的史官制度
东汉时的史官，书上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简单的一点。
东汉时的太史令，并不是一种史官，这是吾人所最应注意的，在上节已有很详细的考证了。
这时掌史官职的，是兰台令史。《后汉书·百官志》：
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虽没有说明兰台令史是掌史职的，但从其他方面，吾人可以证明兰台令史是掌史职的。
《后汉书·班彪传》：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明帝），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记》。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后汉书·杨终传》：
显宗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论衡·佚文篇》：
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
《史通·史官建置篇》：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终）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
从上所引可知兰台令史表面上虽不是史职，而实际上，凡是撰史者，都征诣兰台，可见在东汉时，兰台是掌史职的。
东汉时虽亦有太史令，但其职掌是在乎天文，并不有关于史事的。
《后汉书·明帝纪》：
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注：“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又《祭祀志·灵台》注：
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
又《律历志》：
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
又《张衡传》：
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又《单飏传》：
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
其他《律历志》中所举太史令之名，如张隆、霍融等等，尚有许多，其所职掌，亦都是关于天文中事的。
从上面所引看来，吾人可以知道，东汉时的太史令，其职掌与西汉时的太史令同，只在乎管天文一方面事，与一般所说的“太史”不同。
因此，吾人对于东汉时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下列二个结论：
第一、东汉时是没有史官建置的，著述之人，全系征在兰台中，班固等等作史者，均是兰台令史。
第二、太史令的职务是在乎看掌天文，居于灵台中，其职即在乎“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
第五节 三国时的史官
在三国初时，战事纷纷，并没有史官的建置。
魏明帝曹叡太和中，置著作郎，这是魏国最早的史官。《晋书·职官志》：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
又《史通·史官建置篇》：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太史也。
蜀汉的史官，亦可得而言之，陈寿说：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也。（蜀后主评）
此说刘知几《史通·曲笔篇》已有驳论了：“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陈寿说蜀无史官，是盲谈。《蜀志·后主纪》：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
惟此处之史官，是“太史令”抑系“古时之史官”，尚不能断言。《郤正传》：
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
又《孟光传》：
后进文士秘书郎。
而刘知几又称：
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邰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辞有所矣。
常琚《华阳国志》，亦有述作王崇之名，可见蜀汉有史官亦是显然的事。
至于孙吴，亦有史官建置的。
吴归命候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营为其左，华核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史官建置》）
第六节 两晋的史官制度
两晋不但在中国文化上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在史学史上地位亦是非常重要的。
在两晋以前，修史的工作只有国家所任命的官吏才能从事，班孟坚氏就因私撰国史而下过京兆狱。到了“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书·经籍志》）三国之时，忙于争战，私人撰述史志的，政府尤其没有力量可加以干涉。司马氏继魏而统一中国，在初年虽亦依从曹魏而有“著作郎”的设置，但其地位较之汉时相差甚远。经过“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窃假名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同上）因为这时“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同上）故“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结果“一代之记，至数十家。”所以在两晋时，史官制度虽然日渐退后，而史学则反因私人撰述史志的繁多，而有大量的发展。这在吾人讲述两晋的史官制度时，所应首先注意到的一点。
虽则这时的史官制度有许多滥竽充数的，但在某种时期史官亦被政府非常审慎的任用。如《渊鉴类函》所载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曰：
夫国史之典，将以明失得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今之秘书著作是也。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
晋时的史官，叫做“大著作。”《晋书·职官志》：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晋惠帝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又籍，今以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
又《史官建置》：
晋元康初，（著作郎）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通典》：
著作郎，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皆以他官领之，魏晋以后始置厥官，专掌国史。
这时的大著作或著作郎，初授职时，必定须撰述《名臣传》，以观其史才。李华（字宁夏，后魏时人）《著作郎厅壁记》：“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为中书属。晋元康年，改隶秘书，朝服单衣介帻，始亲职，必撰名臣传。”一方面并须掌东观书图书，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这种制度，在南北朝时尚大同小异。
晋时的史学家，大都均充任大著作或著作郎的。如《晋书·陈寿传》：
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
又《束皙传》：
皙字广微，汉疏广后也；王莽末，去疏之足，改姓也，少游国学，张华召皙为椽，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志》，迁博士，著作如故。
又《王沈传》：
沈为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撰魏书。
又《干宝传》：
宝以才器召为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自宣讫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
又《华表传》：
表子峤，字叔骏，元康初，为内台中书散骑，门下撰集，皆典统之。
又《王隐传》：
元帝召隐为著作郎，令撰《晋史》。
又《晋书·谢沈传》：
沈字静思，何充、庾冰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
其他如著作郎张勃、乐资、张潘、伏滔，秘书监皇甫谧、傅畅、司马彪、袁松、孙盛，著作佐郎王涛等等均有史著流传到后日。至于其他非史职而撰述史志的亦非常众多，我们看《隋书·经籍志》史部书籍之多，当可想见。
这时，不但晋代有史官的设置，就是五胡十六国，亦大都有史官的建立的。《史官建置》：
伪汉嘉年（刘聪年号）初，公孙或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基，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总之，晋时的史官制度，包括十六国在内，现在所可考证的，均是以著作郎名其官。虽然有许多小国撰述史作，不一定是著作郎，如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等等，但如有史官设立，如符秦亦必叫著作郎。（均见《史通·古今正史》）这原是当时的一般的建置。
两晋时的史官制度的组织，不能如前朝的严密；史官的采作，不能如前朝的精深。考其原因，重要的有下列三点：
第一、两晋时的社会，始终在战云弥漫中，东晋偏安一隅，固然不必说起；即以西晋而论，武帝□□□吴统一中国后，就有鲜卑慕容入寇昌黎，惠帝时有八王之乱，永嘉以后，外患的入寇尤其利害，甚至皇帝亦被虏去；试问在这种处境下，政府以全部力量对付外患还只怕来不及，又何有时间能顾到这不重要的史官呢？
第二、晋时的权臣跋扈，为各朝冠。如西晋时的苏骏八王，东晋时的王敦、祖约、桓温等，均是非常强大，往往举兵内犯，这当然对于史官的“秉笔直书”，在前者是不允许，在史官本身是不可能，结果，史官必将成为一种累赘。自然不被人家注意了。
第三、清淡之风盛行，对于留心国事，亦均以为鄙俗，何况史官的制作，自然被士大夫所蔑视了。干宝《晋纪总论》：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为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
由上所引，可知晋时士大夫一般的倾向。在这种趋势之下，史官之尸位素餐，是必然的结果。——这种不重视史官的风气，一直影响到后世。
第七节 南朝的史官制度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朝，自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止，共一百七十年间的事。
宋时的史官，与晋时同，亦名著作郎。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将佐著作郎改为著作佐郎；亲职时不须撰《名臣传》而已。（见《文献通考·职官考十》及《史官建置篇》）这时有名的史官如：
何承天，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南史本传》）
又：
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然作，而专为一家之书。
齐、梁、陈三代，一方面著作郎、著作佐郎如故，一方面又有修史学士。《隋书·百官志》：
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注。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造。
《史通·史官建置》：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造也。而齐、梁三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皋、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又《古今正史》：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绎，各为撰史学士。
南朝各时代的史官虽均设立，但要秉笔直书，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的“史官”，只是皇室的记录，所书所志必定要依从其君上的好恶；而一般居史职的人，亦不明了其自身职位之重大，凭了一己的好恶而定去好，亦是中国史家的一大变。《古今正史》：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风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
又《曲笔》：是以隐疾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古今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易难乎。
《北史·崔浩传》：
神（魏太武帝年号）二年，诏集诸文人摭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二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并勒浩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景穆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六百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书郎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服受赇，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
由上总总，可知南北朝时代史官秉笔之难。魏收秽书，亦何怪其然呢！
第八节 北朝的史官制度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及北齐、北周，自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〇年共一九四年的事。
北魏虽以夷狄入主，然而其制度却大都模仿中国，关于其时的史官制度，吾人引刘知几的《史通》来说明。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作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史官建置》）
又《古今正史》：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暨乎明元，废而不述。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全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五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按相距三十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志。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助其编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
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计，著《皇帝实录》，唯纪行师，不载它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
又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承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魏书·邓渊传》：
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诏渊撰国记。
又《北齐书·祖珽传》：
后主拜珽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
上所引述，对于北朝的史官制度，已大略尽是。从此，吾人对于这时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一点明确的认识。
吾人首先应加以认清的一点，就是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南朝两晋，均是在同一的范畴中。在本章所说的各时代的史官制度，三国以前是一种形式，三国以后又是一种形式，其中虽间亦有相同处，但其骨子里的精神是绝对不同的。西汉时的史官制度，是承袭古代而来，其地位尚是非常重大。在东汉时，虽因种种原因，史官逐渐变成为一种司天文之官，但修史之士却仍有相当的自由，无形中仍含有古代遗法。可是一经过灵献之乱，再经过董曹之争，纂逆相继，于是史官只变成为一种掌书记者了。史官之名著作郎，隶属于中书省及秘书省是很显明的表现。自此以后，史官之地位逐渐低落，其所纪余的不仅不敢不为君主讳，就是对于大臣亦不得不故为谀辞。魏收就因撰《杨遵彦家传》甚美而得其庇护，以制当时一般反对者的。
南北朝的史官全系依照两晋，其中最显明的一点，与两汉时不同的，就是史书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这是中国修史最重大的一种转变。在古代是大臣不与，天子不观，到了两汉时，史臣亦尚能照事直书，至晋康帝时，以为“盛称著述任重，理籍亲贤，遂以武陵王秘书监。”自是以后，各时代修史，均有一大臣统领之，刘知几《史通·辩职篇》有云：
今之从政者则不然。凡居斯职（史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拜职辩名，洛中以不闲为说。
大臣兼领史职，不仅使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史职；并且有史才的亦不能展其所长，反处处须受拘束。中国所称为好史的四史，均自是出于一人修撰，不受外界影响的。从此以后，吾国所称为正史者，大都有大臣领职，一直到清朝，尚是如此。
这时的史臣尚有一显明的不同点，就是汉代修史者必定身居史职，或者虽本非史职者，亦须任用到史馆中去。但是两晋南北朝就不同了。这时有许多修史之士，均不是身居史职的，在上文所引中，已有许多足以证明。这种现象，与大臣领史职同出一源。结果必使史书芜杂不经，《三国志》以后，没有好史，亦因为修史者已不是全系有修史之才者的缘故。
晋时的私人修史者之多，吾人在论两晋时的史官制度就首先提出。按私人修撰史书者，最早的当推孔子，其后时代每经过一次变乱，就必定有许多私人而修撰国史者，因为政府既无心注意及此，一般士人儒子自为越俎代谋的。吾国私人修撰史书，最多的时候，就是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亦正是国家最乱的时候。私人修史的众多，一方面足以加速史官制度的崩溃，一方面亦足以促进史学的发达。隋唐以后，史官制度成为一种形式，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乎此。这是吾人所应加以考虑的。
两晋南北朝时史官，与两汉同样，亦是须典掌书籍的。这时的秘书监，即系汉时的东观，所藏图书是非常丰富的。著作郎隶属于秘书监，因此，亦有校书的责任。梁沈约是当时的史官，著有《晋书》一百卷、《宋书》一百卷、《齐纪》十卷等史籍，（见《隋书·艺文志》）但亦典校图书的。《奉和竟陵王抄书诗》：
教微因驰辔，维峻属贞期。义乖良未远，斯文焕在兹。超河综绝礼，冠楚缀沦书。披縢辨蠹册，酌醴访深疑。澄流黜往性，泛略引前滋。汉壁含遗篆，名山多逸词。绿编方委阅，素简日盈辎。空幸参鹓鹭，比秀恧琼芝。挹流既知广，复道还自嗤。
《唐类涵》：
梁任昉为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眆斗自雠校。
傅畅《晋书赞》：
荀勖领秘书监，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书，勖躬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列于秘书。
《晋中兴书》：
李充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秘阁，以为永制。
从上面所引看来，两晋时的著作郎一部分的职务，就是典校图书。这差不多是各代如此。
两晋南北朝时，外来文化的输入，非常繁多；而其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佛教文化的输入，在当时一般士大夫信奉佛教的虔诚，我们看当时史书，就可以知道。而且这时北朝的君主，又大都是胡人，文化、文字等等均与中国不同，这在工作效率上，影响当然很大。因此，在元魏时的史局中，就置有翻译之官。这亦是当时的史官制度的特点。
总上所论，可知两晋南北朝时的史官制度，是怎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处境下的史官，只是帝王的一种侍臣，其所表现于书本上的，必定很多忌讳，一方面既为自身的利益所束缚，一方面又被天子、大臣所桎梏；因此，使［史］官修史书，其所记载与史料的本身，有相差甚远之处。吾人后世研究古代史实者，对于正史纪载，每多发现矛盾扦格以及与事实不同等等原因，使在研究过程中，发生许多问题。这实是官修史书最大的一种弊病，尤其是两晋以后的正史，甚至有全部非事实者。其酝酿的动机，实发于本时代，这是吾人研究史官制度时所应注意的一点。在以后诸章中，我们将不再加讨论。
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
（一）叙言
中国妇女做了数千年的奴隶，她们自己既没有觉悟，而所谓圣贤也者又反而用种种好听的话麻醉她们，使得她们沉沦堕落，永劫不复。例如孔丘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若把这些话抄录下来，比一部《辞源》还要多些。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圣贤都是妇女的仇敌，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屁话。”
时代转变了，奴隶抬头了！西洋学术思想输入中国以后，妇女运动也跟着在中国萌芽了。可是，提倡妇女运动的不是妇女自己，乃是提倡维新变法的先知先觉梁任公先生。在梁先生以前，没有人肯，也没有人敢倡言开办女学，禁止缠足，禁止早婚。自前三十八年（丙申）梁先生作《变法通议》，特辟《论女学》一章，极力鼓吹妇女应受平等教育以后，中国人才从迷梦中醒来，到处设立女子学校。自前三十七年（丁酉）梁先生创办不缠足会以后，中国人方才知道缠足之害，二万万女同胞才解除肉刑之害。自前三十二年（壬寅），梁先生作《禁早婚议》以后，中国人才知早婚之害，才知婚姻应该由当事人自主。日月如流，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三四十年了。提倡妇女运动的梁先生已于前四年（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悄悄的死了。天下无量数受过梁先生的恩惠的妇女，有几人能够知道三四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妇女运动家，曾经大声疾呼，把妇女从迷梦中唤醒，曾经竭力实行，把妇女从地狱中救出？本刊本期出版之日，距梁先生逝世四周忌日只有四五天；本社同人所以献身妇女运动，又多少受了梁先生的影响；因此特将梁先生遗像墨迹，影刊卷首；再将梁先生事略作一小传，以作纪念；附录梁先生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数篇，以便读者研究。
（二）梁任公先生小传
梁先生，字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废清同治十二年，生于广东新会县，卒年五十七。少从康有为游。甲午年，我国被日本打败，康梁上书清帝，请速变法图强。任上海《时务报》主笔，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力倡废科举，兴学校。全国人心都被他震动了。任湖南时务学堂教员，提倡科学，注重时务，这是现代新式学校的第一个。戊戌，光绪帝采纳他们的意见，叫他们办大学堂译书局，实行变法。不到四个月，就被西太后赶走了。逃到日本，创《清议报》，批评政治，介绍西洋学说。后周游世界，返日创《新民丛报》，风行国内，印刷至数十万份，翻版至数十次，全国思想界没有一人不受了他很深刻的影响。后游美国，回日后颇喜谈民主主义，被康有为阻止，所以不能和同盟会合作。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联络他，任他为司法总长，组织政党，可是毫无功绩。袁世凯思做皇帝，他首先反对，做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拥护共和，人心被他感动了。他又和学生蔡锷起兵云南，竟把袁世凯打倒了。后来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他又首先反对，劝段祺瑞出兵把他们打倒了。民国七年，再游欧洲，目睹欧战后惨状，始决心不谈政治。九年返国，就专心研究学术了。晚年著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又设国学研究院于清华大学，想训练学生著《中国文化史》。书未全成，就病死了。
（三）梁任公先生早年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
（一）他认为中国所以弱，由于妇女不学。中国所以贫，由于妇女无业。
（二）他认为妇女生活所以痛苦，由于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不能生产而只知消费。
（三）他认为妇女所以愚蠢，亦由于不学无才；有学有才的人，道德志气一定高尚。
（四）他认为母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女学是母教的根本。
（五）他认为母体强弱和子女有极大的关系，母强则子强。
（六）他认为妇女的聪明才力并不弱于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妇女亦能做。
（七）他认为缠足的风俗不改变，则女学不能成立。
（八）他认为早婚有害于身心种族。
因有如此见解，所以他提出下列的各项主张：
（一）禁止妇女缠足。
（二）禁止男女早婚。
（三）提倡兴办女学。
（四）鼓励妇女从事生产事业。
（五）消灭一般奴使妇女鄙视妇女的心理。
经他一番鼓吹以后，中国的妇女运动果然依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展了。女学是渐渐兴办了，缠足是渐渐减少了，心理是渐渐改变了，早婚的习惯是渐渐淘汰了，生利的妇女是渐渐增加了。妇女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成功了。
所可惜的是，继承这种运动的人，大都注意个人地位的抬高，不曾注意大众生活的改善，所以运动至今不曾成功，妇女至今不曾解放。
（四）梁先生早年的妇女问题论文
（一）论女学
孟子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痛哉斯言乎！执一人而目之曰禽兽，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舆氏之言也，则今日之近于禽兽者，何其多也。海内之大，员其首，方其足之种，盖四万万。其名之为农为工为商为兵，终身未尝读书者，殆一万九千万有奇。其名之为官为士，号称读书而实未尝读者，殆数百万。其员其首而纤其足，不官不士，不农不土，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尝一读者，凡二万万。不宁惟是，彼之官焉士焉农焉工焉商焉而近于禽兽者，犹或以禽兽为耻也。此之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而近于禽兽者，岂直不耻？乃群天下之人以为是固宜然耳。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梁启超曰：居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非知本之言也。
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妇人不学始。请陈备其义以告天下：
一义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何以故？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不养之，则无业者殆。养之，则有业者殆。”斯义也，西人译者谓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之义。《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言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以予所见，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无论为何等人，则无时不皇然愀然，若重忧贫者，其受冻饿，转死沟壑者，更不知凡几也。其实以比例浅理论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必无可以贫之理。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
虽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业，或无业？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故即以男子而论，大率明达事理之人，谋业甚易；反是者，谋业较难。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
妇人之无业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据乱之世，专尚力争，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妇人之所能也，于是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积之既久，渐忘其本来，则以为是固当生而不事事，而嗷然待哺于人者也。是以男子贵而妇人贱，妇人逸而男子劳。逸而贱，非人情所乐也。贵而劳，亦非人情所乐也。则何如均其贵贱，亦均其劳逸之为得也？
论公理则如此，考事势则如彼，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凡所增之数，皆昔日弃地之货也，取弃地之货而藏之民间，其事甚顺，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学末由也。
二义曰：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即是德”，此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未见其于妇德之能为害也。
如曰无才即是德云尔，则夫乡僻妇妪，不识一字者，不啻千百亿万，未尝闻坐此之故，而贤淑有加；而惟闻取帚之谇，反唇之讥，视宦学家之妇人，殆益甚焉。则又何也？
凡人之鄙吝也，忿争也，必其所见极小，目光心力，尽日营营于此极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
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故其丑习，不学而皆能，不约而尽同也。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夫妇人岂性恶耶？群块然未经教化之躯壳若干具，而键之于一室，欲其能相处焉，不可得也。
彼妇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养，而仰人之给其求也，是犹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入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锁，才气消磨。若是乎！妇人之果为鸩而不可近也，夫与其饮鸩而甘之，则盍于疗鸩之术，少留意矣。
三义曰：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颜氏家训》曰：“教儿婴孩，就傅以前，性质志量，皆已略定，少成若性，长则因之。”此实言教育学一切之始基也。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
今中国小学未兴，出就外傅以后，其所以为教育者，亦既猥陋灭裂，无所取材。若其髫龄嬉戏之时，习安房闼之中，不离阿保之手。耳目之间，所日与为缘者，舍床笫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诲之以嗣产业，长子孙，斯为至矣。故其长也，心中目中，以为天下之事，更无有大于此者。万方亿室，同病相怜。冥冥之中，遂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苟且无耻，固陋蛮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岂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为怪。故试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与吾此间庞壮硕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学识，必有非吾此间此辈之所能望者。岂其种之特异哉？无亦小而习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四义曰：胎教之道，《大戴礼》、《论衡》详哉言之。……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今国中妇人一种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今与人言此义，鲜不谓以耕救饥，掘井消渴，迂远而无当也。而不知此盖古先哲王与泰西通儒所讲之极熟，推之至尽，而汲汲焉以为要图者也。（《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谨为子孙昏妻嫁女必择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皇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极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盖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无故也。侯官严君又陵译《天演论》云：无官者不死，以其未尝有生也。而有官者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两物，如草木之根荄支干等，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附子，代可微变，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尽死，此动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记生于其身，盖自得生受形以来递嬗迤降，以至于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严君与余书又云：生学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体气习，前则本数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阅历积委而成，后则依乎见闻师友与所遭之时与地而化。其论极精，欲言保种者，非措意于此二义不可。欲措意于前一义，则胎教为之根原，欲措意于后一义，则胎教尤为根原之根原。此学数十年后必大明于天下，今日则鲜不以为迂远无用矣。）
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论者或疑数千年来男子之成绝学，立大功者，方策不绝。而妇人无闻焉。若是乎虽兴妇学，其所成亦仅矣。抑吾又闻生学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负气之物，倒生者最愚，横生者次愚。若夫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昔乾嘉间汉学彬彬于江浙，而吾粤靡一人焉。咸同以后，口马郑，手《说文》者，如鲫矣。非粤民愚于乾嘉而智于咸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塞，工艺窳劣。翻然维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于曩而巧于今也。其脑筋伏而未动，其灵髓塞而未通，从而导之，机捩一拨，万线俱动矣。彼妇人之数千年莫或以学名也。未有以导之也。妇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西史所载，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约翰之姑，其学业成就，视男子未或让。而吾中国之女子，游学异国，成学而归者，若吾向者所闻康爱德氏石美玉氏，虽西域耆宿，犹歆誉之。然则妇女岂生而不能学耶！夫以二万万载天履地、首函清阳之人类，而必夷而弃之，谓与倒生横生之物相等，欲不谓为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诸教之言平等也。不平恶乎起？起于尚力。平等恶乎起？起于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则为君者从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则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涂，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强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于臣妾，安于奴隶，习为固然，而不自知。于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于为臣妾为奴隶之不当者，反群起而哗之。以故数千年来之男，无或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当有事。而数千年之妇人，益无有奋然自张其军，以提倡其同类者也。非不才也，压力使然也。
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人多信之。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女学。”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尚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奋舌，以谭强国，震惊于西人，而思效其长者，则是船舰之雄也，枪炮之利也，铁路之速也，矿务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妇人所能有事也。故谋国者曰：“教妇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其所以强者不在此。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国而必推本学校，岂不以人才者国之所与立哉？岂不以中国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谓彼二万万为人才，而谓此二万万为非人才，此何说也？
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此数事者，大率与兵政相关，亦尚力之世所当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国，犹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无国界，无种界，故无兵事，无兵器，无兵制。国中所宜讲者，惟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虽然，今日之中国，乌足以言妇学？学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已。师友讲习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以此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犹未见其可。况于讲求实学，以期致用，虽有异质，吾犹知其难矣。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嗟夫，国家定鼎之始，下令薙发，率土底定。顺治末叶，悬禁缠足，而奉行未久，积习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谬种，孳乳流衍。历数百年，日盛一日。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呜呼！岂苍苍者天，故厄我四万万生灵，而留此孽业以为之窒欤？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于是也！
（二）试办不缠足会章程
一、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
以上立会大意一条
二、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
三、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
四、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
五、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备刊登会籍之用。
六、凡入会后，所生子女，当随时陆续报名，以备续刊会籍。
七、凡入会报名后，由本馆赠《劝女学歌》一本，以为入会之据。
以上入会章程六条
八、凡会籍以姓分册，百人为一册，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会之家。
九、开会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籍，劝人入会，谓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册，岁终将草籍缴至总会，排比族姓，刊定清册，谓之正籍。
以上会籍章程二条。
十、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其所在之地，陆续登报布告。
十一、各总会分会，随地皆立主会副主会，以有功德于本会者为之，或由董事公举，无定员。主厘订会例，稽查清册，若不兼办女学刻书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总会分会，皆设董事，无定员，主劝人入会，并商略会例。督办会办，皆以同志领之，不受薪水。
十三、总会设司事四人，分会设司事二人，小分会设司事一人，主收各处报名单，一排比族姓，刊刷会籍，二将会籍分致入会之家，三并登记资捐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册，五等事，酌给薪水。
十四、本会草籍，以五十人为一册，凡有在本会领出草籍，劝人入会满一册者，即推为董事。满十册者，即设小分会。
十五、各会司事，由主会董事择人而用。
以上开会章程六条
十六、本会之设，建会所，请司事，印送会籍，及《劝女学歌》等事，费额浩繁，不能不设法倾助。然亦不宜强人捐钱方准入会。凡入会者，愿捐不拘多少，即少至数百钱亦可，即不捐亦可。
十七、此会若推行日广，则需费益多，入会之时，收捐甚微，仍恐不敷开销，海内达人，好行其德，务望慷慨见助，以赞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资一百两以上者，公推为主会。十两以上者，公推为副主会。凡主会副主会，每年皆将姓字台衔，汇登报章。其助资至五百两以上者，他日在会馆中，设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志盛德。
十九、本会每年集赀若干，开销若干，皆列清单，附会籍后，分致入会之家，并登报章，以昭大信。
二十、本会所收入会捐及助资，除按年实销，开列清单外，如有余资，或设女学校，或设妇孺报馆，或设妇婴医院，或设恤嫠局，皆由临时酌议，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会中人乃得均沾。
（三）禁早婚议
言群者必讬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讬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健，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于山谷鄙野者，婚姻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
（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斩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之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已。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而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据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尪弱。而又因以传其尪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尪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尪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尪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尪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其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沉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之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久，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骗，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夫孰知早婚之祸之如是其剧而烈也。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年龄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最迟者为挪威，次为普鲁士，次为英吉利（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尝一八八〇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〇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一八七四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二十二人；一八九〇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一八九一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成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一八八四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觇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于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有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故今为《新民议》，于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忧时之士，其或鉴之。不然，宁不见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犹未能变也。斯事之难如此，吾侪可以谋其豫矣。著者附识。
（五）梁先生晚年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
（一）他主张妇女运动应该妇女切实的自觉，自动的推进。
（二）他主张妇女应该先求得学识，次求得职业，然后取得参政权，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
（三）他主张妇女各人都要预备一套看家本领，来做职业的基础，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
（六）梁先生晚年的妇女问题论文
（一）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
中国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但据目前趋势而论，这种缺憾，或者渐渐可以弥补了。当这过渡时代，为女学前途开拓的方便起见，应该注意到女子高等教育的学科问题。
我是不承认男女天赋本能有等差的，那么，男子所能学的学科，女子，自然都也能学，何必提出几门来特别注重呢？不错，原则是如此，所以高等学校以上男女同学，我是根本赞成。凡男子所学的各种学科，女子都有机会自由选择着学，我也认为必要。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应该十分注意，什么问题呢？是教育和职业的关系。教育是教人生活的，生活是要靠职业的，受完了某种程度的教育，立刻可以得着程度相当的职业，而且得着之后，能够胜任愉快，这种教育才算有效用。从前把女子当作男子附属品，当然不发生职业问题；往后却不同了，女子是要以一个人的资格，经营他自主的生活，各人都要预备一套看家本领来做职业的基础。往后女子和男子，在职业上为不断的激烈竞争，怕是万万无可逃避的。所以提倡女子教育，总要找出几种学问，可以作为女子高等职业之基本者，格外施以训练，令将来男女竞争时，女子有优胜的把握。
男女的聪明才力，不能认他有差等，却不能不认他各有特长。据多数学者所说，女子的创造力，不如男子；男子的整理力，不如女子，这个原则，我是承认的。诸君别要误会，以为说女子创造力比较差，便是看轻了女子；须知社会是要不断的创造，不断的整理，这两种事业，正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断不能说整理的功劳比创造的功劳有优劣之分。教育的目的，总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就一个人而论，无论为男为女，都各有各的特长，那是不消说得；就男女两性而论，男性有男性的特长，女性有女性的特长，教育家也不能轻轻看过。
女子将来基本的高等职业，应该利用他们整理力的特长去找出来。据我所见，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试举如下：
第一：史学据许多大学的统计，男女同班上课的史学班，总是女子成绩比男子优些。问他理由，大概因为史学含有整理旧案的性质太多，很麻烦的，男子不大有耐心去做。以中国国内这几年的学风而论，各种学问，都渐渐有专门家出来了，但史学方面，仍旧很缺乏；外国留学生学历史的也听不出有几个，这也是男子不大喜欢史学的一种证据。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是人人共知的，内中尤以中小学教育的需要为尤甚，又以本国历史的需要为尤甚。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现在我们教育界情形，说起来可怜！最感缺乏的就是国史教习。我想这种责任，是要希望女子来担负了。将来学校一日一日推广，史学教习的需要自然一日一日加增；女子高等教育若能注重这一门，将来这种职业，可以立于无竞争的地位。就令有竞争，男子怕也争不过女子。中国历史和其他一切文献，好像原料极丰富的矿山，从前都是土法开采；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诸君别要笑我“三句话离不了本行”，我自己素来嗜好史学，固然有些话像特别替他鼓吹；但以实际论，这门学问，的确是需要甚切而专门人才最缺乏。我想将来这一片学界新殖民地，是要靠女子当哥仑布哩！
第二：会计学现代世界经济大势所趋，非用新式经营，一定站不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能判断。即以行政方面论，除非中国政治长此终古，倘使将来有革新之一日，一定要走法治那一条路。那么这两方面事务人才，非经过一番新教育的训练不可。现在中国这种人才，也太缺乏了。近年来欧洲各公司各银行乃至各官厅的职员，大半采用女子；而且女子的成绩，平均在男子以上。内中会计一业，尤见特长。将来中国有从事新建设的一日，我觉得为分劳互助起见，应该把这部分职业，全部分或大部分让给女子。这种希望将来能否实现，就要看目前女子教育方面的预备如何。
第三：图书馆管理学近年来到处提倡自动的教育，算是我们教育前途最可庆幸的一种现象。自动研究，离得了图书馆吗？所以将来中国教育若长此终古，那便无话可说；如其不然，图书馆便要日日加增，或各学校中的设备，或都市公开用。那么，管理问题，立刻就要发生了。管理图书馆，是一种特别技能，非经过专门研究不可。现在欧美的大学，多有这门专科。中国提倡这门学问，自然是目前切要之图。我极盼望女子教育方面，率先养成这种人才。因为女子的精细和诚恳，都是管理图书馆最好的素地。女子在馆管理，能令馆中秩序格外整肃，能令阅览者得精神上无形之涵养。所以我盼望这种职业，全部分大部分由女子担任。喜欢研究学问的人，自己选择职业，我想比这个再好没有了。古人说：“拥书百城南面王。”在一个大图书馆里头，一面替社会服务，一面能读生平未见的书，日日和中外古今的大著作家做朋友，人生的乐事，还有比他再大的吗？我盼望多数女子，从这方面图自己的立身；并盼望主持女子教育的人，从这方面极力预备。女子对于这门学科，只要有相当的素养，这门职业，我信得过男子一定竞争不过女子。
第四：新闻学报馆事业，在现时的中国，可谓极幼稚。但将来的发达，是不可限量的，然而组织和编辑两方面，都要经一番革命。专就编辑方面论，男子特长固然甚多，女子却也很不少。头一件：女子观察社会事物，有些地方比男子精细。第二件：女子无论对于何等事项，比较的不含党派的色彩，持论易得公平。第三件：女子充当访员，社会对于他们，总该有相当的敬礼，在交际上先自占了便宜，用访问方法去搜集资料，所得能够格外丰富。所以女界里头，若能养成多数新闻编辑家，将来和男子竞争这门职业，一定立于优胜的地位，而且于社会极有益。
我所举这四门学科，性质好像不伦不类。但我的立论，是根据女子整理力特强这个前提，演绎出来。我以为凡属于发挥整理力的学科，都可以为女子专业，这四件不过举例罢了。至于各人个性不同，有许多发挥创造力的学科，女子也能成就，这是不消说的。这些都可以在男女同学的大学里头，听女子自由选择。但现在既然有专门替女子预备高等教育的机关，就不能不从普通男女两性的特长上注意，认定几门可以为女子基本职业的学科。所以我提出这意见，供海内教育家参考。
（二）人权与女权
……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广义的人权运动。
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平民运动，正是一样，要有两种主要条件：第一要自动，第二要有阶段。
……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
什么叫阶段呢？前头说过：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这三件事虽然一贯，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说：我们贵族所有的学问智慧，你们平民没有；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你们平民办不下来。这话对不对呢？对呀！欧洲中世的社会情状，的确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我敢保“人权宣言”一定发布不出来，即发出来也是空话。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庭育的机会。这种机会陆续到手，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智识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纪时，平民的智识能力，比贵族只有加高，绝无低下，于是乎一鼓作气，把平民运动成功了，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
他们的女权运动，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女权运动，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为什么不振呢？因为女子智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打破之后，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现在欧美这种运动渐渐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们怎么样呢？哎！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连大部分男子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何论女子！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所以有些人主张“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这种话对吗？不对。欧洲造铁路，先有了狭轨，渐渐才改成广轨。我们造铁路，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有什么客气？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我们并作一回，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却是断断乎不行的。我说一句不怕诸君呕气的话：中国现在男子的智识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很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讲女权吗？头一个条件，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换一句话说：是要有职业。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谁争赢谁？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又谁争赢谁？再进一步，假使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到选举场中公开讲演，自由竞争，又谁争赢谁？以现在情形论，我斗胆敢说：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子的智识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吗？不然不然。不过因为学力不够。为什么学力不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没有均等机会，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然而学力不够，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诸君在英文读本里头想来都读过一句格言：“Know ledge is power”（智识即权力）。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老实说一句：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说没有吗？约法上明明规定。说有吗？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看见那一位男子曾参过政来？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供那班“政棍”买票卖票的工具？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就让你争得女子参政权，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赵兰钱蕙孙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养几票生意！我真不愿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平心而论，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愤激之谈，我也不愿多说了。归根结底一句：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诸君啊！现在全国中女子知识的制造场，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除却把学问做好智识能力提高外别无捷径。我盼望诸君和全国诸姑姊妹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真可以欢呼人权万岁了！
（七）结论
梁先生已经悄悄的死了，他的言论将从一般人脑中渐渐地遗忘了，还有谁知道三四十年前有这样一位为大众谋幸福的先知先觉？还有谁感激这位为妇女谋解放的先知先觉？岂但一般人？就是他那些门生故吏，从前靠他吃饭，一呼百诺；到现在也都掉头不顾，“淡淡然忘之”，“望望然去之”了。不说别的，我们只要问：他死了以后，除了徐景贤先生在天津《益世报》替他出了一个纪念号以外，还有谁表扬过他吗？他死了已经四五年，除了姚名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替他出了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外，还有谁能够把他的遗稿整理发表吗？不但如此，甚至我们想看一部详细的年谱，精核的传记，亦不可得。梁先生是最擅场于史学的人，其身后竟如此萧条寂寞，真是令人短气，无怪乎一般人都只管利己，不肯兼善天下了。
其实这也无须慨叹！因为献身大众的人原不希望大众的报酬，梁先生提倡变法，再造共和，功在天下，名垂不朽，原用不着门生故吏去恭维他，表彰他。不过我们想起先知先觉的人已凋零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愚人，天下没有澄清的希望，大众没有解放的日子，因此，发奋继起，想继承先知先觉的志愿，对于社会运动尤其妇女运动，尽一点心力，作一番事业。在此正当努力的时候，表彰过去曾经努力的人，登载极有关系的文章，亦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署名“大任”）
我为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正在做研究历史的工作。
我是一个从农村社会生长起来的穷人，一直到现在，还是很穷。还是像农夫一样的笨。
我是一个对于妇女很表同情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从事于妇女解放运动。
我是一个性情孤僻，没有朋友，不会讲话，不会应酬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我，真正的帮助我。
我感觉到社会需要我，国家需要我，所以常常兴奋起来，努力干事。可是也感觉到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社会的环境太恶劣了，所以也常常灰心，常常懊恼，常常想要自杀。
近来有一些朋友说我是妇女的忠臣，男子的汉奸。又有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牺牲历史的研究，去做漠不相关的妇女运动。还有许多人把我当做一个商人看待，说我是女子书店的男老板。甚至于说姚某办《女子月刊》，有一万多本的销路，每月可以赚钱几百块钱。我对于这些话，深深的感觉到，有详细答复的必要。刚巧今年是三十岁，我亦应该以历史家的资格，忠实的记载自己过去的历史，一面保留自己的一点痕迹，一面也许可以解释外面的误会。
我是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生长在山高水深的江西兴国。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真所谓半耕半读人家，从小就半耕半读，一直到中学时代，才脱离农村生活。因为家里有几千本古书，所以就对于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到了民国十四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以后，就专门研究历史了。最近十年来，著作了十几部新书，都是关于研究古代历史的。其中自命体例严谨的，可说是那本处女作《邵念鲁年谱》。但是这部书并不著名，而最著名的，还是和胡适之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代梁任公先生笔记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两部书，许多人都说可以不朽，可是我个人却认为并没有什么可以不朽的地方。我早想花十年功夫，精心著作一部《中国史学史》；可是十年已虚度了，这部书还没有成功，这是我现在最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尤其是自从民国二十一年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时候，被日本人焚毁几千部藏书，十几部文稿以后，更加感着无聊，要想获得丰富的史料，做研究的工作，在上海是不可能了。最近数年，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正始中学等校，教授历史，虽然到处受人欢迎，可是心里总感觉十分惭愧！常常自问：有什么学问可以做五六百个学生的先生？应该如何努力才可以使这五六百学生能够得到利益？同时又想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时间，安静的地点，专心去研究历史，实现二十年来的素愿？可是到今天，还是没有法子打破这个环境？心中的烦恼，实在是一天一天的加重，而没有法子解脱！
我原想做一个自了汉，最多做一个历史家，并不想过问世事。所以在清华四年，在商务印书馆三年，总是勤勤恳恳，专心研究历史，不管一切的闲事。而且总以为可以永生永世，长此不变，可以照着自己的计划，向前进行。却不料民国二十年冬天，故乡的共产党把我的老家破坏了。民国二十一年春天，上海日本兵又把我的新家焚毁了。毁家失业，同时临头，真所谓祸不单行，我们的狼狈就可想而知了。到这时，我才觉悟个人与社会国家是有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身上；要想个人安乐，就不能不参加保卫国家，安定社会的工作。先前研究古代历史，对于现代国家社会，是没有丝毫的贡献，这不是对不起国家社会吗？恰巧那个时候，身边还有往年卖稿所得的数千元，就想利用他来做一种喊醒民众的运动。可是我个人是一个再笨没有，再胆小没有的人，要想做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不行的。而且有许多事体已经有许多人去做，也有许多事体没有一个人去做，我们应该做人家不做的事体。加以生平对于妇女的生活和历史，一向很欢喜研究；对于她们的痛苦，一向很表同情。因此就想创办《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可是因为找不到代理发行的地方，所以又创办了一个女子书店。所以可以说，因为要办月刊，才办书店。不是有了书店，才办月刊。也可以说，并不是要办书店来赚钱，而是要办月刊来喊醒民众。我们的动机，的确是如此纯洁。全是一种兴趣，不是一种欲望。全是想利人，不是想利己。而且我自己另有职业，并不把这个事体当做自己的生计。而只是利用晚上余暇，帮助我的妻，尽义务，做一点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会业。不但不愿赚钱，而且越赔越起劲，越办越开心。这是因为自从月刊出版以后，引起了四方无量数的同情，在后面鞭策我们，向前迈进，不能自已。
我的思想很简单，我认为现代中国人民的痛苦，全是生产事业不发达，民族意识不显明，忍受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知道从事于发展生产事业，觉醒民族意识，去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试看中国四万万民众，有多少是有职业？二万万女同胞，有多少是能生产的？大家只知道消费现成的货品，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喊醒大众，从事生产，减少消费，以救危亡。古人说：“男耕女织”，现在的中国，男不能耕，女不知织。甚至每年进口的棉纱棉布，有二三万万元之多，占进口的第一位。这种责任，不是妇女去负，还有谁去负呢？我们不赶紧喊醒妇女，难道要等到国家亡了再说吗？所以我认为，要想复兴民族，打倒列强，就不能不唤醒妇女，叫他们赶快起来参加生产事业，脱离寄生生活。我既然看到这点，就不能不从事运动。我既然是中国人，就不能不对于国家尽相当的义务。所以就是牺牲精神，牺牲金钱，也不得不忍痛牺牲。这是我的自愿，和别人没有关系。你们能够对我同情，当然很好；否则顶好不要干涉。
我生性是很乐观的，可是因为办这个《女子月刊》，常常引起烦恼，引起悲伤。我本来和我的妻很要好，可是因为办这个《女子月刊》，常常发生意见，引起冲突，好几次都几乎要决裂，要同去自杀。这种苦情，有谁知道？有谁同情？常常因为经济困难，向人告贷，到处都遭白眼。记得去年十月要往杭州看书，向四五位朋友借十块钱，他们都推说没有，第三天才蒙张世禄先生贷给十元。十一月为书店事往南京访友，身边也刚巧没有钱，也碰了许多钉子，后来才蒙张良辅先生贷给二十元。本刊一卷九期所以登出一个伤心的启事，便是因此。十月二十七日，因为印刷所逼讨月刊印刷费，不能不忍痛把仅有的资产，三友实业社股票一千元，向彭枕霞先生押借六百元，言明半年还清，月利一分。到四月二十七满期，无法清偿，只得先送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元期票给他，声明随后分二月还清。却不料彭先生收到此二百三十元后，竟于五月七日把千元股票没收过户了。六百元的代价是一千二百三十元，我个人因公害私，吃力不讨好，固不必说。可是因此想起世态炎凉，不禁痛哭流泪，人情既如此卑鄙残忍，我何必从井救人？加以政府不谅，又复查扣月刊。这种四面夹攻的环境，我实在抵抗不了。所以在三月初七日，我夫妻俩就曾经想要脱离尘世，实践从前说过的话。后来朋友劝我旅行外埠，以解烦闷。我才勉强出门，住在一个朋友黄癸元先生家里。黄先生告诉我，他一家男女老小共有七个人，全体都喜欢看《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在每月十五号出版，至二十号方可寄到。他们眼巴巴候到那天，都在门口等候邮差，邮差一到，大家便上去包围，伸出十四只手乱抢，都欲先睹为快。因此大家商量，定了一个拈阄的办法，依次传观。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大为感动。觉得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于是便欢欢喜喜地跑回上海，再来蛮干。
本来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不应该做妇女的事业。妇女的事业，应该妇女去干，用不着我费心。不过我爱我的妻，我尤爱我的国家。我要救我的国家，可是我没有别的好方法，我只能够帮助我的妻，做一点小事体。可是我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去做教书的工作了，所以只能够在经济上帮助她一点；而在事务上是不能够多多帮助的。而我的妻能力有限，确是不能够担任这巨大的任务。所以我热心的希望，能够有能干的女子来帮助我的妻，让我能够完全脱离本社，专心去研究历史。这样不但本社的前途，非常远大，就是我个人的前途也不至于这样暗淡无光了。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
读后致辞
为了妇女大众，过去十九个月，我们曾经费去了许多心血，许多金钱；这小小的《女子月刊》竟然能够生活到今日，实出我们当初意料之外。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本领能够维持她，更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处能够得到读者的爱悦！我们只知尽我们的心去做，做点直接有益于妇女大众，间接有益于民族国家的工作。
事实上，过去的《女子月刊》并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读者试想想：编辑事务根本没有一个人负责，那能够编得好吧？我和心勉为了谋生，忙得要命，我们那里有全副精神编月刊呢？然而，亲爱的读者却极端原谅我们的过失，反而纷纷写信嘉奖，鼓励，真使我们感激，兴奋，不能自已！
这种局面是不能久支的，为了读者的利益，为了妇运的前途，《女子月刊》所负的责任是异常的重大，不容我们敷衍了事的。我们自知精力有限，万不能长此因循！所以早就留心物色人才，过去曾经先后招请过十几个读者来帮忙，而结果都是失望！直至最近，才获得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鼓浪屿陈媛小姐，——承她同情我们，牺牲她的学业，投身本社，编辑本刊。我们早就从她的文章里深深地认识了她的天才，所以虽然不曾见过一面，却已亲爱如好友了，现在竟然能够得到她来帮助我们，真是我们的幸运！
这一期——二卷九期——便是陈媛小姐主编的，我们虽然多少参加了一点意见，却不曾多费精神。当我从头至尾读完了以后，心里只是欢喜，知道从此以后，本刊有了新生命了，而我也可以不必分心了。
陈小姐和我们好似一家人，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是一致的。所以本刊的宗旨是一点不会改变的。本刊既有她负责主编，我便可专心研究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后当每期为本刊撰一论文，以求读者指教。为标示负责到底，及避免误会起见，我仍担任发行者的名义。
亲爱的读者！《女子月刊》从此是纯粹由女性编辑的妇女刊物了！自己的园地，自己来灌溉吧！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名达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34年9月1日出版）
姚名达先生来函
白冰、心勉：
你们近来忙得何如？《女月》十一期想已出版了吧？前日白冰电话上说这期比前数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真是可喜！你们这么努力，使我倍形惭愧！因为我来暨大以后，一篇文章也没有做，对于《女月》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心勉：有了白冰相助，《女月》是可以发扬光大了；但是女子书店怎么办呢？我们希望有人投资万元，以便每年出版女子读物一百册。但是喊破了喉咙，一点回音也没有，实在太刺激我的心了。我早说过：女子的事业，应该女子自己来做。天下之大，难道没有一个有钱的女子？有是有的，但是她们不相信我们。谁肯相信我和你是在尽义务办这种苦差事呢？谁又相信我们的同志都在半尽义务呢？
白冰：我真感激你，佩服你！天下之大，二万万之众，我找不着第二个像你一样的知己！你本身的美德，文才，不必说，只就这种牺牲的精神，冒险的胆量，已够愧煞须眉了。你的前程无量，从此发轫，望益努力！
心勉：白冰：我静静地想：若能再得一个有钱的女同志和你俩合作，照着宗旨和计划做去，不出十年，中国妇女必有大大的转变，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堕落和痛苦！然而从何处找知音呢？
我自离沪后，精神上极为痛快，因为每月可以“不劳而获”地收到《女月》一册，而自己的著作却又每日增加数千字，两方面分头努力，作成绩比赛，我的成绩虽然没有你们的优良和伟大，却很愿意也。
此祝健康
十月二十五日名达自真如暨大寄
（原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