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肯当社长
本社是我和心勉创办的，过去的二周年曾经花费了四五千元，但并没有收受丝毫的酬报。编辑和发行的事务，我虽帮了一些忙，但大半都由心勉和她的同志主持。照理，女子的文化事业，应该完全由女子独立进行，用不着男子担心。但是心勉二年来的奋斗，挣扎，已经把心血用尽，变成一个面黄肌瘦，弱不胜衣了。去秋因操劳过度，竟致流产。一向有头痛的病，近来痛得更剧烈，卧床月余，迄未稍愈，加以她向来不喜交际，不善说话，而本社对外接触的机会太多，往来频繁，甚为所苦。所以日前干部会议时，心勉坚决辞职，同人不忍过拂其意，决议改组并扩大组织，新设社长一职，为对外负责之用，推名达为社长。改推心勉为副社长，对内负责。除仍请陈白冰女士为总编辑外，并添聘金光楣、孙昌树、萧柏馨、陈白凌、朱鸿禧诸位为各栏编辑，心勉、名达亦分编一栏。发行事务，则仍由张景熙君主持。以上诸位，都是本社老友，一向都很帮助我们，并非今日忽然加入，所以谈不到改组，不过是内部的充实而已。
我为什么肯当社长？原因有六：（一）心勉不肯当，社内找不着替人。她的身体既已弄成这么坏，倘使再要她负责，除非是要她的命。所以只得减少她一点职务。社内同人，又很谦虚，不肯负责。（二）经济上的责任，一向就由我担任，除了我这么傻肯每月垫款数百元外，恐怕再找不着第二个傻子了。为的是负了些债，除了自行负责筹款清偿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三）为对永久社友负责应设社长。因为永久社友日益增多，社务日繁，责任日重。故应有资格较老的人，作本社的重心。（四）本刊读者对我一向就有相当的信仰和爱护。因为我们创办本刊完全不是牟利，一向不肯播一粒有毒的种子于人间，读者老早就很了解，所以对于本刊从来就很爱护。假如换了一个主持人，一定不能保持那样纯洁和精审。（五）我对于整个妇女运动和全体中国妇女，向来都极端拥护，极端帮助，至少，就两性关系一点而论，我从来不曾做过丝毫玩弄或侮辱妇女的行为，比较那些浪漫的青年和顽固的老辈，也许略高一筹。凭这点“为而不有”的精神，“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目前纵使不能使“家喻户晓”，将来也许总有一天能得本刊读者的了解吧。（六）我是有高等职业的人，并不靠本社谋生，因为生就一副能够思想的脑和能够工作的手，从来不曾闹过失业问题，而且侥幸能够从大学教授的职务拿到一个小家庭用不完的薪水，别人拿来享乐，我却不忍独乐，所以拿来贡献给我所敬爱的整个中国的妇女们，纯尽义务，为她们做一点有益的事业。因为有了这种资格，所以才敢担任社长的职务。
（原载《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3月）
黄心勉女士传
小序
心勉是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妻，但也是《女子月刊》数万读者所敬爱的妇女运动家，她不但是我十六年来相依为命的人，而且也是《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三四年来相依为命的人；她不但对家庭和我尽了相当的责任，而且对社会和国家也尽了相当的责任。所以她的死亡不仅是我和我的家庭的损失，恐怕也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她的生存也不仅是为我和家庭的工作而生存，而是同时为社会和国家的工作而生存。因此，我和家庭不能独占她的整个人生，我也不敢把她看做仅仅是我的爱妻和四个女儿的慈母，而很庄严地尊重她为一个“努力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的妇女运动家。
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历史学家是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认识真实的史迹，而不能但凭一己的主观，变更真实的史迹。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心勉是不幸的死了，然而她所创办的伟大事业却将永久生存，这段史迹是永久不会磨灭的。我对于我所亲目看见，相依为命的人的行为和思想，比较旁人自然应该清楚一点，我不把他记述出来，还望有谁代笔呢？但心勉既是我所敬爱的唯一的妻，古人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说不定我也不免会言过其实，不能保全史迹的真实。然而我应该尽量避免主观，减抑悲怀，努力以理智战胜感情，以真文描写真事，决不使我心勉的庐山真面目隐晦分毫，紊乱分毫。我知道心勉是不喜欢人家恭维的，心勉也知道我是从来不肯恭维人家的，所以我决不敢说心勉所不愿闻的话。
三十三年的梗概
黄心勉女士小名瑞姑，长名邦瑞，字慕琰。民国纪元前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筲箕窝进士第。
母王太夫人，同县澄塘人，不识字，而善能教育子女，慈爱和蔼，节俭朴素，与一般富家主妇完全两样。
父黄家卫公，字道垣，是兆岷公长子，得父遗产，有田数百亩，贩运油盐，营业失败，负债不少，得肺结核，不久即病故。他死时，心勉方才十二岁，仗赖母亲辛勤教育，始得成人。
兴国僻处万山中，山道崎岖，无车马之利，溪涧四向分流，水浅可涉而过，无舟楫之利。交通既极阻塞，地点又极偏僻，有如世外桃源，无从接受世界潮流，生长在这种地方的人，女子则老死闺中，男子则终身劳作于田亩，不识不知，自足自给。尽管四方闹得天翻地覆，和这地方都似乎没有关系。
一直到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方才有县立小学和县立女子小学的创设。心勉便是在这新潮中首先入学，最早在高小毕业的人。不幸当她毕业之后，她的父亲便抛了孤儿寡妇而长逝了，长姊们□已出嫁，弟妹们全仗心勉扶持教育，本县既没有中等学校，邻县虽有而又不准女子入学，整个江西省只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又远在七百里外的南昌，心勉虽是迫切地要求升学，但她那守节抚孤，靠收田租以还老债的母亲，怎肯放十二三岁的女儿出门呢？在这十三岁至十八岁的长时期，整个心勉便这样被埋葬在深闺中，教弟妹识识字，做些女红，种种菜，烧烧饭，便度过了最可宝贵的青春！升学的热心，时时在燃烧，不但不能发泄；甚至想买些新书自修，而僻静的兴国市街竟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那纯洁而空虚的心田，在这时已深深地种下了烦闷和抑郁的种子了！
那时我已在县立中学二年级，稍微有点好学的名声；而心勉的贤惠也渐著闻于外；双方皆有许多人络绎求婚，而我们都不肯允许。说也奇怪，当黄信三先生向双方家长分头介绍时，她和我竟然彼此互相心许，不再拒绝，一说即成。经过照例的手续，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便在旧式礼仪之下结婚了。
在结婚以前，对方的面貌如何，性情如何，绝对不知。直至洞房花烛夜，闲人尽去时，才见面谈话。而我们的谈话却又不是喁喁情话，而是彼此询问求学的经过和将来的计划，相处的态度是那么庄严而不涉猥亵，是那么温柔而不稍枘凿，在那时啊，彼此心里真是说不尽的暗自欢喜，恨相见之晚了！
结婚方才九日，我为了转学赣县省立第四中学的关系，便离开心勉去了。从此以后，别时长久见时少，每次相别，少则半年，多则二三年，每次相见，短则旬日，长则二月。总计我在求学时期，夫妻同居，不足一年。悠悠岁月，独守闺房，欲同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内心的烦闷，除偶发之于家书外，惟有暗自弹泪耳。
等到我在中学毕业以后，我也陷在和心勉同样的陷阱中，欲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困守家中，足足一年，烦闷之余，性情变成暴躁。时心勉已产一男孩，加上一层烦恼。从此以后，夫妻之间，有时因偶不如意，便背人相对哭泣，但旋即又相互安慰。喜怒无常，彼此皆易因受刺激而起反应。但从来不曾一日不和，不曾以一语相加。有所愤恨时，只怨自己不好，只怨自己无用，从来不会诋毁对方，双方的习性皆是如此。
民国十三年，我的父亲卖了田土送我升大学，次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渐渐有卖稿自给的能力。恰巧赣县新设省立女子师范，父亲担任教职员，心勉对此千载一时的机会，当然不肯放过。立即丢下那一男一女，升学去了。从悠悠的长途，黝黝的黑洞，找着了一线光明，在她是如何地欣喜啊。若没有意外的阻碍，她的前途是如何地伟大啊！但是很不幸地，短期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陆续染病了，为了救护那些孽虫，不得不忍心抛弃了学业，回到兴国家里去。天是有意捉弄人的，在短短的岁月中，竟把我们那一对孽虫杀害了。心勉受了这种严重的打击，本来烦闷的内心，加上了一层悲愤，益发增加她的痛苦和抑郁，夫婿既远在北平，更向何人伸诉，结果还不是忍泪吞声，自己戕杀自己吗？
我趁暑假，从兵慌马乱中，冒暑回到家乡去安慰她，激励她再向前进，她重新贾勇考入江西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希图夺取升学的荣冠。但又不幸，在那短短的欢会期间，又种下了孽胎，为了生产，又不得请事假了。产了以后，刚要回到学校，而北伐军来了，学校停顿，一切的希望皆归于乌有之乡了。
等到北伐成功，而共党又在兴国作乱，那时我已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生活不成问题，就于十八年春天把心勉迎接到上海。临行，她的老母流着眼泪，把唯一的幼子邦俊，交付给我们，带到上海去升学，同时避乱。老母不忍抛弃家产，硬着头皮在家里死守。我们也为了苟延残喘，忍心离开亲爱的故乡和骨肉，谁知这一别啊，不是生离，竟是死别呢。
从此以后，心勉的环境，起了一种重大的变化。突然间，从极僻陋的乡村，跳入极繁华的都会，离开比较穷苦拘束的大家庭，自己建设比较优裕自由的小家庭。照一般人的习惯而论，饮食衣服起居一定会完全改变为摩登，时髦，性情一定会完全改变为奢侈，骄傲，懒惰。但心勉则不然，一切的物质生活，丝毫不改其素：布衣布鞋，不离其身；胭脂水粉，不沾其面；洗衣烧饭，不雇娘姨；育儿哺乳，不雇乳妈。夫妻间遇事相劝，她助我写稿，我助她育儿，悠然自得，颇多乐事。闺房中除书厨床桌外，别无长物，甚至梳妆台，照影镜也没有。家庭用费既少，除了买书以外，一概储蓄，谨省刻用，不浪费一文。家事既少，心勉遂有余暇读书，除补习学校的功课外，尤喜读妇女问题书籍，搜辑甚多，曾想组织一个女子图书馆，但不曾实现。
这样和平的生活，不觉过了数年，她一面读书自修一面练习写文章，起初投稿到各报副刊，有时登出，当然增加兴趣。后来《妇女杂志》社找她做文，她做了一篇长文，名叫《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发挥她的见解，说妇女的痛苦是由于智力，体力，经济力的丧失，鼓吹妇女们去取得这三大权力。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很成熟的思想，但也可见她在这时已注意到经济和智识的重要了。后来她所以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其根苗已在此时已埋伏了。
但是这样和平的生活是不能让她继续过下去的，天必欲把她压杀，那能让她快活度日呢？二十年冬从故乡传来两项恶消息，一项是我的家已被共党毁了，一件东西也没有了；一项是她的老母从匪区逃到赣县，患痢疾死了。这是使她如何地悲伤啊！毁了家犹不足惜，失了最亲爱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恢复的，怎怪她每夜偷弹泪珠，终年湿透枕巾呢？
在这悲伤过度的关头，和老母同时逃出的胞姊侥幸得到上海了。这不幸的胞姊啊，守活寡已经十年而刚从外洋回国的丈夫却要和她离婚，心勉天天陪着胞姊流泪，竟分不清那些泪是为老母流，那些泪是为胞姊流了。天之厄人，不仅如此。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兽兵突然进攻闸北，我们闻风惊避，空手出门，那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的小家庭，旋即被日本兵焚毁了。我们三四年来的心血，悉付一炬。家具，藏书，十数部手稿，连心勉的母亲遗像完全变成灰烬。我们除了几条生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弱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是这样地没有保障，我们除了浩叹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我们逃走的时候，沿途大半是缠过小脚的妇人携着幼孩，痛哭呼号，惨不忍闻。进了租界，情形完全两样，跳舞场，戏院，依然歌舞升平，仿佛闸北战事与租界毫无关系。我们目击心伤，始知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识始。那时我们镇日无事，高谈阔论，“一心一意，总为国家社会着想：要如何才可觉醒昏迷？要如何才可开发愚鲁？要如何才可强健衰弱？要如何才可振兴国家？要如何才可安定社会？最后她和弟弟邦俊商定，要办一个女子月刊，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后来因为没有书店，则杂志不能行销各地。所以又决定先办女子书店，就在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发起成立了。
心勉在《女子书店的第一年》文中曾经声明“我们的宗旨只是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漂亮点说，就是辅佐女子教育，促进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识，提高人类文化。详细点说，就是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简单点说，就是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如此而已。我们的宗旨，千真万实，是这样的纯正，毫无别种企图。我们都另有正当职业，不靠剥削读者的利益养活自己，所以在书店服务，纯尽义务，不支薪水。我们用我们的汗血换得戋戋的金钱，旋即把这金钱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我们本身是智识界的劳动者，不是资本家，深知一般民众无知识的痛苦，故欲从知识上解放民众，不欲假借名义剥削民众。所以女子书店的章程规定须将每年的盈利，做社会文化事业，先办女子图书馆，女子奖学金，女子义务函授学校等项，皆从实际上帮助女子获得智识，不欲空言骗人。”
“在最初的一周年中，不曾雇用一个人。无论什么事，自审查原稿，发出排印，校对，发行，登报，收帐，通信，会客，乃至包书，寄书，送书，任何琐事都是我们夫妻俩亲自去做。我们又素重人道主义，不肯雇娘娘，不肯畜鸦头。家里又有二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吵得要命。”同时我又兼几个学校的课，每天有五六点钟不在家。家里店里的一切事情，只好完全让心勉去办理，她的烦忙，可想而知了。
不幸的遭遇继续袭来，她那唯一的胞弟邦俊又于二十一年九月十日染伤寒死了。她那微弱的心弦怎受得这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几乎每天背人弹泪，什么可喜的事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她觉得她没有生存的价值了，辜负了老母的托付，断绝了祖宗的血食，失去了安慰的源泉，再也没有快乐和兴奋的日子了。那时她的肌肉消瘦几尽，瘦骨如柴，住了几十天医院，方才恢复健康。我想尽方法，要把她引向积极方面，她总不高兴提起精神来。最后，我才劝她：“不如实行创办《女子月刊》，一面把精神贡献给社会，一面也可消磨自己的时间，遣散自己的悲怀。况且个人的痛苦都由社会不好所致。譬如你的母亲，若不是因为社会紊乱，怎么会逃难病死呢？又如你的胞弟，若不是悲悼母亲，日夜哭泣，怎么会把自己身体弄坏呢？若不是公共卫生不讲究，怎么会得传染病呢？我们要减少自己的痛苦，就应该努力改善社会的环境。我们要免除自己的悲伤，就应该设法使大众都快乐。你若纪念你的母亲和弟弟，莫如创办《女子月刊》。假使能把社会的某一部分改良，或者能把同胞的某一个人进步，也尽了我们的责任，不冤枉活了一生了。”她接受了我的劝慰，方才决心改变人生观，着手编印《女子月刊》了。
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女子月刊》创刊号居然出版了。她在发刊辞里说：“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智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够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智识，文艺和图书贡献给读者。”又说：“历史教训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过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我们应负起唤醒同性，针砭男性的责任，把纷乱的社会安定，把贫弱的国家富强，把争斗的世界平静，最少也应该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壮。”
这堂堂正正的宣言，竟然激起了读者的热烈的同情心。四方闻风响应，投来的稿和称赞的信陆续飞来，月刊内容日益精善，她的兴趣也日益涨高，遂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了。当《女子月刊》第三期出版的次日，她产下了第四个女儿，只休息了十天，就赶紧编辑第四期了。
从此以后，努力进行，居然能按期出版。一直到她死亡的那天，《女子月刊》已出到第三卷第五期了。这三年来，她所遭遇的困难是不可以数计，她自身的生活是劳苦到极点，她的心理是忽而兴奋，忽而悲伤。本来衰弱的身体因此更加衰弱了，本来悲观的心情因此更加悲观了。“吃的是没菜饭，穿的是破袖衫。”“把随时收入的金钱都花作印刷费了，每天都感着极度的恐慌，逼得刻苦度日，不敢浪费分文。”“自朝至暮，工作不休。”“蓬头垢面，连吃一顿饭也要停止数次去办事。”“常常在印刷校改错字，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家。”“还要抚养一群小孩子，管理一家琐屑。”“弄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精疲力尽。”“天天在苦恼的环境中，头昏脑痛，面黄肌瘦。”亲友都说：“这是做不得的，你救得人来，却先把自己牺牲了。”她说：“我就是劳苦死了，中国之大，《女子月刊》读者之众，难道没有第二个人继我而起吗？最要紧的是：赶紧唤醒我们的女同胞，赶快复兴我们的民族，改良我们的社会，不要让社会糜烂了，不要让民族灭亡了，不要让女同胞沉沦了。这是我们最要紧的工作，不可片刻迟缓的。”
这三年来，她完全沉浸在穷忙二字之中，有时消极，有时积极，神魂颠倒，把整个身心都送给《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了。我为了赞助她的事业，也曾经努力帮忙，但是因为不能另谋生计，所以终日出外去授课，不能多多帮她做事。加之，遇事商议，总免不了有意见不一的地方，有时她要这样办，我要那样办，冲突失和，常常不免。记得去年十一月，我住在暨南大学，因事对书店月刊灰心，饿饭数顿，她写信给我说：“你的信前后两封都收到了，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灰心，请你回心转意，请你要吃饭。阅你的信，是这样的悲伤，我真惭愧，我没面目见你了。……你如能回心转意，请你要仍旧顾书店，联络各机关。你若爱我，应向积极方面走。你若恨我，也不要灰心。你叫我坐汽车来，我本应该来安慰你，但无奈坐车的钱也没有，加之手软脚麻，心酸肉痛，不愿再引你伤心。最后祝你恢复感情和快乐。否则我就不顾一切了。你的爱人就是冤家心勉。”这是她在勉励我。
十二月里，又有一次，却轮到她生气了。后来她写信给我说：“我那天不声不响的态度，说不出怎样的理由。我只恨死了自己太无用处。你的精力有限，又不能顾全书店，以致书店前途黑暗……近来我也没有过适意的生活，衣服仍旧不能御寒，饮食不过每天吃二碗饭而已。身边仍旧没有洋钱，甚至连铜板都没有。像这样，我们何必因为金钱闹意见呢？这层请你明白。你临去时说把两粒大衣钮子送给我做纪念，这话使我多么难受。我现在有两个小孩，也要送给你做永远的纪念，请你来领吧。”
又有一次，她受了重大的刺激，想要自杀，我在她的枕下发现两张信纸，说：“我最伤心的，最惭愧的，最苦恼的，就是太对不起女子书店及《女子月刊》了。我自己既没有高深的学识，又没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总是办不好。我不愿徒然享受这空虚的名誉，不敢接受她们的敬仰。我时常接到读者的来信，总是不觉到就流下泪来，我真想马上离开世上，死后再生，努力成才，才可对得起人，否则没有面目可见人。……我从小的时候，就有志要自食其力，不愿依靠别人。现在我已到了中年，仍是做寄生虫，不能独立经营，不能把这些事业办好，你想怎么不会消极？请你再想一想，要命不要命？有什么办法？我始终是恨死了自己，我真想立刻自杀。但我又不愿连累你！痛啦痛啦！难过难过。”
她虽然这样自怨自艾，其实都是太过了。因为关于书店的种种计划，月刊的种种工作，她想的和做的都很不错。而有时做错却是我的过失，和她无关。记得前年十月，我在杭州，她写信给我说：“希望你以后对于书店，要精明调理，改良一切，勿过兴奋，方不致错误。少印几种不好销的书，少登几回无益的广告，少化点不应该用的钱，少慷慨一点，对于各部分，要叫他们经济一点。我有意见说的时候，少发几句牢骚。眼前没大希望，少添几个职员。否则危险万分。如果以后仍旧这样，将来你身心的痛苦更加难堪！你相信吗？我时常和你说到书店的事，总是起冲突，所以许多事明知做得不对，也只好不敢说。多说话徒染自寻烦恼。想必你也晓得……你口口声声要□，跳黄浦江，一方面又偏偏拼命办书店，不顾一切。负债能否对付？非人过的生活，身体能否支持得了？我是非常担忧，你知道吗？”总之，这三四年来，她是为了她的事业而忙碌，而贫穷，而担忧，而悲伤，整个生命就这样为事业而牺牲了。
去年六月，上海晨报社创办《现代妇女周刊》，请她尽义务主编，她起初也很努力编辑，后来因身体不健，始邀《女子月刊》一读者陈白冰女士来代她主编那周刊和月刊。但书店里的一切琐事仍旧要她做。那周刊也出至年底方才停刊。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不健康，加上生育过多，便益发衰弱了。但若没有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则不但不会这么劳苦，而且不会这么伤感，那么也不至于这么年轻就死亡了。
最近二年来，她没有一天不患头痛，请教医生，不是说受气压低的影响，就是说因贫血所致，总没有人注意到肺病方面。医生给她吃的药从来没有见效，甚至服用麻醉性的立止头痛粉及万金油之类，也完全无效，她因为“习惯成自然”，身体受得了，也就不以为意，索性连什么药也不服了。谁知道肺结核早已于此时埋伏呢？
今年二月初，心勉的胞姊宝姑患病住在西门妇孺医院，心勉每天去看她，镇天服侍她，家里的孩子们没有人管，第四个女儿因此伤风发热，变成肺炎，赶快送入红十字会医院。心勉爱女心切，不忍让这不到两周岁的孩子独自住院，便在医院里服侍她，每夜起床十数次，劳惫不堪，头痛加剧。阴历过年那天，我们一家四人，分在两处，甚觉凄惨，等到女儿病愈出院，心勉已不能再支持了，到这地步，心勉方才去请红十字会的医生诊治，隔数天去诊一次，服药总不见效。而店里家里的琐屑事却又不能不料理，只得勉强去办。直至二月初，医生发现她有干咳，始疑心她有肺病，用X光拍照，始知其左肺尖有流动性的结核，我们方才着急，方才劝她完全休息，不要办事。但不幸得很，这时又已怀孕三四个月了。顾寿白医生说若不取出胎儿，恐肺病进行加速。赶往妇孺医院问可否堕胎，但不幸未逢肺科产科的诊期。到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看肺科，又叫她去看产科。再往看产科，先叫用人去挂号，挂不到号，等我们到时，又已过了门诊时间。忿愤之余，折往请顾医生诊察，诊察的结果，认为肺病很轻，即不堕胎，亦或可无妨。于是决计请顾医生注射肺病针，希望同时保全母子二人了。谁知这一着便铸成大错呢？
打针一个多月，左臂忽然痛起来，改注风湿针，甚至注射静脉针，结果反使头痛加剧。顾医生每闻心勉说有头痛，总说这几天天气不好，恐怕又伤风了。没有想到这时早已成了结核性的脑膜炎啊！四月二十日，头痛欲裂，饮药即吐，终日呼痛，惨不忍闻，延医来家，仍不知何病。所给的药，丝毫不能下咽。心勉痛极之时，忽然说：“这次一定会痛死了，一定是脑膜炎，没有救的。”我还疑心她乱说，谁知果然不错呢？到二十四日，心勉实在受不了了，才肯听从医生的话，投入西门妇孺医院。该院黄医生诊察之后，私对我说：“一定是结核性脑膜炎，即世俗所谓肺痨病，这个病人一定死的！”我恍惚晴天骤闻霹雳，全身震颤，半晌不知讲话，过了一会儿始颤声哀求医生，务必设法挽救，尤其必须赶快减少她的痛苦。那医生便要我签字具结，保证死了不怨他们。我连忙打电话顾医生问是不是这种病没有救，他说是的。问要不要住在这医院，他说只有住院，没有别的办法。我因为心勉实在痛得剧烈了，只好狠心签了字，把她送到病房了。
可恨的四月廿四日啊！这天是我这生苦乐的分水岭，以后便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明知心勉的死期已近，却又不敢告诉她，不敢请她留遗嘱。只好镇天服侍她，安慰她，故意逗她说话，伪作笑容，引她欢喜。等到她打了安眠针，唱催眠曲，央她睡着以后，我的眼泪便忍不住如泉奔涌，立刻跑到病房外恸哭一场。拭干眼泪，便雇汽车出去找医生请教或向学校借薪水。起初找了许多西医，西医都说没有办法。第三四天后，每天找几个中国名医，他们有的也说没有办法，有的不肯入医院去看，只开了些凉药，给她服过，毫无起色。医院明知这病人没有生望，也很尽心医治，无奈病菌已入脑脊髓中，非药力所能及，所以一天一天的沉重，一天一天的昏迷。起初是头痛颈强，呕吐，经医院抽去脊髓液后，头痛渐轻，呕吐渐止，能进食物。但神经渐乱，手足颤动拳曲，有如摸索，不能自主。后来常说梦话，念念不忘书店，月刊，和四个小孩子。直至五月三日临终的前夜，特别护士还听见她说了几遍：“我的工作没有做完，你们要替我干下去呀！”最后三天，眼睛已经模糊不能见人，但说话仍旧清楚。二日她教诫我道：“你的最大的毛病，是轻信人言，自己没有主张。”一会儿又劝我道：“《女子月刊》仍要办下去，书店则可办可不办。”一会儿又自言自语道：“我还没有好，这么多的小孩子怎么办呢？”三日，忽执我的手而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独身主义真正好。”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她又笑说：“你若抱独身主义，怎么会这样的麻烦和辛苦呢？”我也笑道：“你若抱独身主义，怎么生产这么多的孩子，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她又笑道：“谁叫我们俩这么要好？”唉！唯其这么要好，所以才闯下这滔天大祸呀！假如我也和一般弃旧恋新的男子一样，把心勉遗弃在乡下，那会生下这么多的孩子呢？假如心勉也和一般独善其身的女子一样，不问社会国家的事；假如我也和一般重男轻女的人一样，不帮她过问妇女大众的事；怎么会创办《女子月刊》和书店，把自己劳死压死呢？
永久不敢忘记的五月四日啊！这天心勉便不再同我讲话了。镇天昏睡，加倍安静，谁知死辰已到呢？下午我还找着了一个号称治肺专家冯子钧到医院去诊看，谁知我同去取药，还未回院，便接到了告急的电话，赶去一看，护士便宣布没有希望了。我目睹心勉那种惨容，便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喊：“心勉，心肝，你的名达在你面前。你不要怕，你放心去吧，你好好的去吧。你不要挂念我们，更不要挂念月刊和小孩子。月刊一定会办下去，不会辜负你的志愿。小孩子一定会好好的教养她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你，她们一定不会吃后母的亏。我自己也会保重身体，你尽管放心去吧。人世你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你这生的痛苦也受够了，也应该去休息一会吧。我不可怜你的死，只可怜你生前太受折磨了，只可怜你这次病得太痛苦了。病在你身上，痛在我心上。我天天去找医生想法子救你，但可恨这种病是医不好的，更可恨，还害你痛了许多天。现在你受的苦也够了，安静点去吧。大姊也在你面前，恕儿也在你面前，昌树也来了，余善也来了，白冰白凌也来了，清阁也来了，大家都在这里送你。心勉，我的心肝，你知道我们哭你吗？你的手东摸西摸，是不是在找我？让我和你握紧手，带我一块儿去吧。我对这人生也深深地觉得没有多大意味，失去你更加没有生存的价值了。心勉，你死得好苦啊，是我害死你啊。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我和《女子月刊》仝人围着她床前，从七点钟到十点钟足足哭了三小时。为得减轻她的痛苦，我抚摩她的心胸，抚摩她的手足。九点一刻还注射一针麻醉针，针入肉时，犹知呼痛。直至十点敲过，我大呼“心勉”，她的眼睛还晓得动一动。再呼，再动。十点十分，便不再动了，气也绝了，心脏也不跳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痛心哟！我唯一的爱妻，我唯一的挚友，我唯一的灵魂，我唯一的主宰，她竟撒手去了。
在她枕下，发现了三道遗嘱：其一是给《女子月刊》的读者的：
女子月刊亲爱的读者们：
我负不起社会和家庭的重任，离开你们去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干下去！
心勉
其二是给我名达的：
名达：
我含着痛楚去了，你不要忘记我一生受尽了一切痛苦！你虽然真纯爱我，然而不曾减免我一点痛苦！
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为人太多，为己太少，太刻苦了，太忠厚了，太轻信人言了，太没有主张了！叮嘱你切记我的话，不要把自己杀害了。
我的四个女儿，你要好好教养她们！
你唯一的爱妻心勉
其三是给四个女儿的：
恕、□、惒、忞，我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妈妈，不幸被恶疾杀害了，可怜你们这么小就成了孤儿了！我真不放心！好在你们的爸爸是一个最好的人，一定会好好教养你们的！
你们要服从父亲和姑母的教训，努力求学，自立不靠人，尤其要姊妹互助，不可自相吵闹。你们若都能成大人物，我死也甘心了！
你们的母亲心勉
总计她的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从一岁到十二岁，可谓幸福时期，做富家的娇女，也许没有什么苦恼吧。
第二期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可谓烦闷时期，被关在闺房里，辜负了天赋的聪明，虚度宝贵的光阴，一生的苦恼就在这时期播种了。
第三期从十八岁到二十六岁，可谓痛苦时期，二次升学，都因产儿辍业。所生一子一女皆夭亡，怀第三胎时曾患牙疮，几乎死去。再加上夫妻的相思，大家庭的委屈，痛苦可想而知了。
第四期从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可谓进修时期，方才拨云雾而见天日，和夫婿同居，读书作文，认识社会，增长学识。内心的烦闷一扫而空，渐有向上进取的趋势了。
第五期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可谓奋斗时期，受了社会的打击，失了亲爱的母弟，二次毁家，反而促进她舍己救人，改良社会的雄心，因而创造空前未有的妇女文化事业，奠定女子书店的基础，开辟了《女子月刊》的规模。不幸因为经验不足，力量太薄，赞助的人极少，因此拼命挣扎，以致力尽而死。
盖棺论定，心勉是一个有志向上，有志救人，而环境不许她达到目的的女子。自己痛感到求得智识的不易，所以想帮助她人求得智识；自己备受社会的压迫，所以想改良社会；自己饱尝一般妇女所共有的痛苦，所以总想设法解除女性的痛苦。总之，她从内地乡村的旧社会跑入大都市的新社会，所以具有旧社会的德性，兼具有新社会的才情。但亦唯其在新旧社会交替中，所以兼受新旧社会的压迫，同时饱尝新旧式妇女的痛苦。
至于她的早死，原因很多：（一）先天已得了她的父亲的结核遗传，所以生性是那么一种易受刺激，易起反应的神经质，一生没有快活过一天。而且身体是那么单薄，疾病是那么多。（二）她的母亲是那么刻苦度日，她少时的营养不足，自在意中。我的家庭又是那么贫困，一个月没有几天食肉。后来自己主持小家庭，又因节俭成性，还是那么食无兼味，有时买点肉类食物，又一定要让给我和孩子们，自己是永久只食那二碗米饭，怎么能使身体强壮呢？（三）夫妻的恩爱是那么浓挚，节育的方法是那么茫昧，隔一年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天生要我们替妇女做点工作，接连生产五个女孩。她既深深地自伤女子没有出息，所以每次产后一定要伤心地暗泣几天。但又那么怜惜女孩子，不愿交给乳妈带，恐怕她们沾染坏脾气。这样衰弱的身体，怎么经受得六个孩子的吸髓吮血呢？所以去年会流产，今年怀第八胎时会引起肺结核的暴露，死时还带去了一个五个多月的胎儿，真是凄惨到极点。（四）内地教育的落后，父亲的早死，家庭经济的贫穷，社会习惯的束缚，早婚和多子的阻碍，皆不容许她顺利升学，把她变成一个极端悲观，万分抑郁的伤心者。（五）更因为未受高等教育，学识和经验皆感不足，朋友又不多，所以创办事业时，到处都感觉困难。我又不能用全副精神帮助她，以致创业不能发达，更加使她觉到苦恼。（六）家事的琐屑，孩子的麻烦，文化事业的艰巨，使她终日操劳，毫无休息。以那么衰弱的身体，做那么繁重的工作，怎么不会半途跌倒呢？（七）起初因夫妻离别，相思甚苦。后来又因母弟迭亡，举目无亲。我虽爱她，而双方的个性都很强，常常因事冲突，虽然冲突之后，立即互相安慰，并不会决裂；然而究竟使她烦恼，她确实不能从我的爱情里得到深永的欢悦。天下之大，竟无一人能使她脱离悲伤烦恼的陷阱。这也许是她早死的一因吧。
无疑的，她是数万万被社会压迫的妇女的一个代表，有志抵抗而终于抵抗不了，终于失败而死了！
思想和性情的解剖
她的行事并没有显赫的功绩，不过是代笔那些有心向上而不幸失败的妇女而已；她的思想也并没有精深的成就，只是代表现代中国一般痛苦的妇女要求解放而已。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然不会贩卖洋货以欺骗国人。然而她所说的，尽是一般妇女所要说的话，而且尽是一般妇女所愿听的话。她能暴露旧式妇女痛苦，她能抉出新式妇女的毛病，她能指示妇女的出路。她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引起读者的共鸣。
她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主张，有好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她主张妇女们人人都要参加生产事业，先把中国救起来。她说：“中国妇女应该完全集中在生产事业的旗帜下，与男子共同努力，把中国从贫困状态中拯救出来。因为中国是产业落后经济破产的国家。好逸恶劳，吃现成饭，是中国人最大劣根性，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最大劣根性。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现代中国的致命伤。一家八口，仰给于一人，怎么不会感觉生活困难呢？四千万人生产，四万万人消费，每年流出现银数万万元往外国，七十一年来的入超共计一百一十余万万元，整个国民经济怎么不会闹恐慌呢？大家都在闹穷，怎么不会你争我夺，紊乱社会呢？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的痛苦，都由本身不努力生产所致，而妇女们尤当多负这种责任。大家都好逸恶劳，吃现成饭，专门享乐，不去工作。男不乐耕，女不乐织，以致衣食必需的棉花棉纱棉布米麦面粉等物竟占进口货的半数。民穷财尽，咎由自取，莫怪他人。因此我主张，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妇女，如欲解除本身痛苦，必须即日屏除享乐主义，参加生产工作。无论耕田，织布，做工，经商，每人一生必须做一种是生产而不是消费的工作，方才不愧是一个人。若一点工作也不做，只在家里任人玩弄，受人豢养，那是猪豕，是娼妓，不是堂堂正正的人。有智识的妇女应该洗雪被人视为娼妓猪豕的耻辱，赶紧屏除享乐主义，立刻参加生产工作。”她在另外好几篇文章都说及参加生产事业的重要，“认为要救贫弱的中国，惟有从事于生产事业，惟有努力于消费节制。所以在《女子月刊》里决不会告诉读者以怎样花钱，而只是贡献些省钱或生利的方法。”她所以创办女子书店，也就是提倡女子参加生产事业的意思，所以用的多是女职员。无奈大多数妇女在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滔滔者皆享乐之徒，欲得志同道合的人是不容易的，怎么不会失败呢？
（二）她主张妇女们必先从男子手中夺回经济权力，然后才可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她说：“经济权力的丧失，尤其是妇女一切痛苦的根源。因为男子既尽了生产的义务，便有支配的权利。女子既失了生产的能力，就不能不受男子的支配。社会状况一天一天发达，经济组织一天一天复杂，男子的权力也一天一天高涨。女子早就失了掌握经济的大权，没有运用经济的能力，（最多只做个生产事业的助手，）除了屈服于男子，相依为生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既依男子以为生，怎么不会吃男子的亏呢？”所以“我们妇女必须获得遗产继承权，必须享受职业自由权，必须把握财产管理权，尤其必须具备运用经济的能力，然后可以解除种种痛苦。妇女的财产，必不容男子代为经管，职业必不容男子妄加限制。我们要求妇女人人都有工作，我们要求我们和男子有同样的职务，即受同样的待遇。”“我们今日，不但需要财产，而且需要职业。不但需要所有权，而且需要管理权。不仅权是重要，力尤其重要。有权无力，等于无权。倘能有力，自可得权。妇女不要仅仅知道争权，而忘记培植本身的能力。我们认为妇女有了经济权力以后，不但妇女生活可以改善，就是人类生活亦必大有进步。”
（三）她主张妇女们应努力求得智识，方才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她认为“家庭制度成立以后，女子可以在家享受男子由外面得来的生活品，家里琐事又无须多大的聪明才能去料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增长知识，培植能力，只有终老闺阃，任凭男子的支配和欺骗。久而久之，视为当然。知识既永由男子私相传授，女子的智力便因不能享受平等教育权而日益薄弱了。社会上多少事业，女子便没有机会去干了。”妇女有无数痛苦，都由智识不够所致。所以“我们妇女必须获得教育平等权，必须享受学问自由权。必须启发智识，造就智力。”所以她创办《女子月刊》，以开发妇女智识为宗旨。而她本人亦以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为职志。
（四）她主张妇女必须屏除装饰品及享乐主义，方才可以脱离奴隶生活。她说：“妇女的身体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不容男子来雕琢束缚。妇女的精神不应该花在服装修饰上面，须知脂粉绮纨是古代妇女谄媚男子的产物，只可以表现奴性，不是自由人所应有的。我们需要有完全的体格和强大的体力，方才可以负重致远，改变奴隶生活为独立生活。我们认为妇女欲脱离奴隶生活，必先从屏除专供男子玩弄的装饰始。”又说：“都市的摩登女郎并没有真正的解放，不但没有解放，而且是更加堕落了。她们只知道把她多余的金钱，拼命的享乐，拼命的买外国货，弄得中国的金钱都向外国流去了。而且她们为得要达到她享乐的目的，竟不惜出卖她的身体，情愿去做变相的姨太太。”所以“现代中国妇女的急务，莫过于屏除享乐主义。”不错，心勉就是一个不涂脂粉，不靠颜色以邀宠，谨省刻用，以自苦为极的女子，只可惜先天后天都不足，以致不能负重致远，这也是她的遗憾啊。
总之，她的思想是不曾十分成熟，也没有整齐的条理，有时虽偶有一二句他人所不曾说或不敢说的话，但究竟不曾组织一个伟大的系统，也不曾详细指示几条出路给妇女们。这是为学力和时间，精神所限，她自己也曾说过，“我想做的文章常常无暇做成，而做成的是随意写出的废话。”今年曾把那些曾在《女子月刊》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名为《心勉偶存》。前数年曾把《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印成单行本。虽皆不是成功之作，而前书可以激发妇女的志气，后书可以指导妇女以方针。有志向上的妇女皆不妨一读。
至于她的性情，也很奇特。我把她分析一下，有四点是和一般人不同的：
（一）多情爱丈夫，爱儿女，爱母，爱弟，爱广大的群众，待什么人都是那么慈祥，和蔼，忠实，同情，体贴入微，使人感激，使人敬爱，使人永志不忘。甚至对那些讨厌的女孩子，虽然有时因她们吵闹而恨极了，但旋即又热爱如常。我想送一二个给亲友，她也坚执不肯。此种慈母之爱，真是伟大之至！
（二）善感有不如意的事，必泣；有极可喜的事，必泣；想起死去了的母亲，弟弟和儿女，必泣；甚至有时因为我待她太好了，也必感极而泣。但一经我的劝慰，立刻又破泣为笑了。有时劝慰之后，若仍旧不回心转意，我必自怨自艾，陪她恸哭，她便又反回来劝我慰我，甚至逗我笑了。
（三）精明她虽然读书不多，入世尚浅，但她对于人事，观察得很深到。某一个人的个性如何，应该如何对付？某一件事情的利害得失如何，应该如何办理？她的论断常常比我精明得多，准确得多。三四年来，我们对于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无形中分头负责，月刊大半归她，书店大半归我，我不大肯听她的话，结果是常常失策，至今月刊已爬上国内妇女刊物的最高地位，而书店仍沉沦于狂涛骇浪中，没有一日安稳。就这一点而论，我的才干已不如她了。只可惜，她既不曾受高等教育，又受家庭和儿女的牵制，以致不能发挥她的天才，难怪她死不瞑目呢！
（四）坚毅她“自己有自知之明，除了诚恳的志愿，耐劳的习惯，坚毅的意志以外，实在一无所长。虽然忝居文化事业发动者的地位，实在不宜长此包办一切。”所以屡次声明“《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是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公有的。”总希望获得大众的援助，庶几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很不幸，表同情的人多是没有余钱余力的人，有钱有力的人根本不愿赞助这种妇女文化事业，结果是使她觉到失望了。所以曾痛哭流涕的说：“亲爱的读者，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差不多就要心灰意冷了，再不得读者的帮助，纵使不随风转舵，急流勇退，也恐就会被风浪打击，葬身鱼腹了。”亲友们也说：“这是做不得的，你们救得人来，却先把自己牺牲了！”而她“既有目标和方法，又抱着热诚和毅力，早已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仍旧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而且说：“我就是劳苦死了，中国之大，《女子月刊》读者之众，难道没有第二个人继我而起吗？”死字常常不离她的口，常常不离她的笔。结果是成了谶语，终于劳苦而死了。心勉的躯壳是果然死了，而她的精神是永久不会磨灭的。死了的心勉是不会再“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了，而她所创办的服务机关是永久不会消灭的。为了追悼心勉之受种种折磨而死，我每夜十点十分钟一定对心勉的遗像流泪，直至我死的那一天。为了纪念心勉的服务精神，我一定要维持并充实心勉所创办的《女子月刊》，直至我死的那一天。心勉已为我而死，我将为心勉而生。“心勉何在？”在我的心坎中，在数万读者的心坎中，在千百年后的历史中。悲悼心勉时，固然万分伤心；更进一步时，又不觉自相勉励呢。
黄心勉女士年表
中华民国纪元前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江西兴国。
民国三年毕业于兴国县立女子高等小学。
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病故。
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与姚名达结婚。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生子汉寿。
民国十四年一月五日，生第一女春申。考入江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月二十三日，子汉寿病死。
民国十五年仍肄业师范，秋转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十一月七日女春申病死。
民国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生第二女孟恕，□此辍读。
民国十八年二月五日，与名达同游上海，十二月五日，生第三女仲□。
二十年四月，撰《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八月十六日生第四女叔惒。十月十七日，母死于赣县。共党毁其家。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三十日，日本兵焚其沪寓。三月二十日，创办女子书店。九月十日，弟邦俊病死。十一月，为上海《国货日报》主编《女子与社会周刊》。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创办《女子月刊》。五月十六日，生第五女季忞。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为上海《晨报》主编《现代妇女周刊》。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得病，五月四日死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原载《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6月9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