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的由来和现状
一
国难不是自“九一八”开始的，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的。我国自有国难到今年，已经九十四年了。我们的国家天天在灾难中，我们的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世世在国难中生活，“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忍受最大的耻辱，忍受最剧烈的痛苦，忍受最劣等的待遇。整个民族都在昏睡中，凭人家宰割、剥削、玩弄，虽然也有少数人曾惊醒数次，但不久又昏睡如故。
“国难”，“国难”，什么是国难？谁造成我国的国难？国难的现状怎样？如何才可消除国难？这是国民人人必须知道的问题。
二
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企图获得利润的欲望造成的。远在十五世纪的末年，欧洲西部各国的人欲避免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居奇垄断，探险绕道，企图与东方的印度、南洋、中国直接通商，竟然发现许多新航道，获得许多新市场，占据许多殖民地。他们无耻的向未开化的民族榨取很高的利润，造成很多的资本家，只要于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是无所不干的，多少航海商人同时兼做海盗也不以为耻。
十六世纪初年，欧洲商人已来到我国的广东、福建海岸通商，因为我国在当时是强大的国家，武力足以抵抗外患，所以欧人概能服从法律，忍受限制，不但不敢侵占土地，而且还不能自由贸易。一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改换一个局面。
一七八五年，蒸汽机和纺纱机结了婚以后，英国的实业革命开始发展，各国亦相继仿效。生产技术完全改变，一切经济组织随之改变。生产力量扩大，本地不能消费完了，自然须把货品推销到国外市场去。原料的需要激增，本地不能充分供给，自然须向国外去寻求。于是殖民政策，一变昔日仅占海港的办法而深入内地。各国纷纷向未开化的地方争取殖民地，就地开发富源，推销货品。遇有国家有组织的地方，则或用手段骗取各种经济利益，或用武力分割其边疆的一部分，或用阴谋分化其内部。
到一八七〇年，发电机又成了一切工业的动力，第二期实业革命开始。资本更加集中，实业更加集体化，对一切利益有独占的企图。于是实业发达，资本充足的国家对其他各地便更加剧烈的侵略。或再强占其领土，或分划为利益势力范围，或灭亡其国家。
这便是所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便是帝国主义，它的发展便是我国国难的来源，便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我们死，要我国亡。
三
侵略我国最早的是从南海来的英国和跟它来的法国，其次则是从西北方来的俄国，日本国最后兴起，但其侵略我国却是最厉害恶毒的，美国别有原因，对我侵略的压力比较小。
它们侵略我国的手段是分六个步骤。第一，强迫开放海口，减低关税。第二，强迫开放内地，扩大市场。第三，强迫割让边疆与属国，改为他们的殖民地。第四，强迫租借海口，骗取开矿筑路的权，分割势力利益范围。第五，诱惑各民族脱离中国，挑拨各军阀互相残杀，甚至用武力助逆，不让我国统一。若再进一步，则非把我国灭亡不止了。
举事实来证明吧：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便是第一个步骤，英国硬把我国的海口开放了，并用欺骗手段与我国协定海关税则，使我国实业永难兴起。其他各国跟着也用威吓手段前来通商了。一八五八至六〇年的英法联军和天津、北京条约，便是第二个步骤，它们硬要我国开放内地，并规定最低的子口税，使洋货得以畅销内地。以后俄国占我西北、东北许多土地，法国夺我属国越南，英夺缅甸，日夺琉球、朝鲜、台湾，便是他们的第三个步骤。至一八九八年，德、俄、英、法四国纷纷强占要港，分割势力利益范围，日本也追随其后，便是第四个步骤，它们的企图是要独占一块市场，以便投资。虽经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来抵抗，却也无济于事。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们深恐我国有强大的政府，俄国助外蒙古独立，英国助西藏独立，日本国除助军阀破坏政府外，近年甚至侵占东北四省，抬出傀儡来组织伪国。这便是它们的第五个步骤，现阶段快要到第六个步骤了。
这都是我们的国难，国难远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到今年已九十四年了。
四
日本自一八五四年始被美国强迫开放海口，比我国迟了十二年，可是它的国土小，容易接受西洋文化，进步较我国为速；自一八六七年变法维新后，不过二三十年便已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有向外发展的必要。一八七八年既骗取了我属国琉球，一八九五年又夺取了我属国朝鲜，属地台湾、澎湖，并在我国各商埠设立工厂，且得享受各国同样的许多的特殊权利，一八九八年又以福建为势力范围。一九〇五年又打败了俄国，取得南满洲的铁路、矿山、军港租借地，直扼我国首都的咽喉。在华三十年功夫，便把我国的生死之权握在手里。这三十年中，除在东北三省用种种卑鄙手段取得了许多特殊权利，如开商埠，租耕地，驻兵，设警察，开铁路，开煤铁矿，采森林，设各种工厂，强占旅顺、大连，满期不还外，又于一九一五年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想把我国成为它的属国。
一九一七、八年借款给段祺瑞，又骗取了许多利益，并支配着北京政府的一切。后来虽因一九二二年的《九国公约》，稍受限制，但它仍旧毫无忌惮，在东北方面，侵占各种利益。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它便出兵阻碍进行，禁止东北军阀降附。等到国民政府要求关税自主的时候，它却单独反对。后来因东北民众开发各种实业，建筑许多铁路，它便出兵占据东北三省，扶傀儡登台演戏，造成个满洲伪国来，一面轰炸淞沪，以解散我国的抗日抵货运动，一面继续向关内侵略，夺热河，破长城，逼北平，迫订《塘沽停战协定》。至去年，一面用经济提携的口号，想扩大它的市场和取得大批廉价原料。一面却又唆使华北各省自治，以便独占其各种利益。野心不死，非灭亡我国必不肯休。
日本所以要侵略我国，完全是要取得经济上各种利益。因为台湾产糖、茶、米，所以要夺取台湾。因为朝鲜地广人稀，可供殖民，所以要占领朝鲜。因为东北各省煤铁丰富，大豆奇多，所以要骗取东北。因为华北各省盛产棉花、小麦、煤、铁，长城口外盛产羊毛，所以现在又要侵略华北。将来它如欲得到盛产丝米的长江下游各省，定然又要来侵略江南了。
东北的损失，并不是九一八才失去的，老早在一八九五年即已被占领一部分，后来虽赖俄、德、法三国干涉，得以赎回，但不久又被俄国侵入，及一九〇五年日本逐去俄人，便强占南满铁路及辽东半岛，每年仅仅从铁路、矿山、森林、工厂，各项收入，便已赚得二三万万元。后来东北的军阀陆续断送种种利益与日本，又一向准其日俄驻兵于铁路及租借地，我们可以说自一九〇五年以后，日本即已占领南满洲了。我国不图自强，不欲废除不平等条约，自留祸根，及至九一八祸发，便不可收拾了。
岂但东北？日本对任何地方各种利益都有侵略的野心。山东金岭镇的铁矿由它开采，湖北大冶铁矿已订好了合同一定要廉价专卖给它。胶济铁路尚未赎回，南浔铁路欠了许多日本债。淞沪铁路经过它的兵营门口，各个商埠大都有日本租界，驻有日本兵舰或陆战队，日本飞机可以在河北任意飞停。天津、上海有许多日本纱厂丝厂。北方有许多日本贩毒队。内蒙古老早和它有勾结。华北有些亡国奴已在听日本之命宣布自治了。到处都是危机。日本早已公然宣称中国没有国家组织，前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声明更公然宣称日本欲独占中国的野心，蚕食狼吞，不尽不止。
五
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如上述，我国竟然从来不曾起过一次真正的伟大的抵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把我们自己封锢在暗室中，目无见，耳无闻，手足不知所措，任凭它们来骗欺侮、压迫、剥削、残杀。迄今还不知应付它们，解除国难的方法。
在鸦片战争以前，欧洲各国要求我国改善通商的章程，外交的仪节，假如我国政府明白世界大势，与它们订立平等的、相互的通商条约，则正当的国际贸易可以发展，白银不致大量流出，鸦片禁输问题亦不致引起战争，而且关税壁垒未除，对洋货的输入亦可防闲，对国货的保护亦可周到。无奈满清政府在事前一味坚执专卖专买的通商制度，一味抱持自尊自大的态度，不肯稍加改变。同时又不知道采用新式的枪炮及蒸汽铁甲舰，冒昧用旧式刀矢和英国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唯命是遵，赔款、割地之外，开放海口，划定租界，让与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协定海关税则，进出口货关税减至百分之五，准许外国商船及兵舰入各商埠，减轻船钞，把门户开放，任凭外人自由榨取各种利益。从此以后，直至一九二〇年，洋货进口都只征百分之五的关税。欧洲各国自实业革命后，生产技术既精，经济组织又密，有迅速的交通机械如火车轮船为之运输，复从各殖民地榨取廉价的原料，拿来制成各种商品，大量生产，成本低廉，形质俱优，人人爱用。因此洋货输入我国一天一天激增，每年超过出口货额自数千万元至数万万元，九十四年来的商品入超总数在一百万万至一百三十万万元之间，而黄金与白银的流出，赔款与汇款的支付，尚不在此数之内。这就是我们人人感觉经济恐慌，生活困难的最大原因。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便是我们第一次的卖身契约，自杀合同。
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英法要求修改条约，减低关税，本来亦无战争的必要；而满清政府坚决拒绝英法公使入京，竟致交战，弄得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皇帝出奔，国威更加堕落，纸老虎已被拆穿，订下的条约丧失了更多权利利益。从此以后，外国商船兵舰更可深入内河，外国传教士人民更可深入内地，不但门户早已经敞开，而且堂室也完全洞开。国难又更深一层了。
强盗已入屋内，既无力拒之门外，又不知充实反攻的力量。当初既免去外人日用品的入口税，又禁止各种新机器进口。后来又用官办实业的政策，叫些贪官污吏试办些新式工厂，及轮船局，结果统统失败。洋货入口，征税既极轻，且不准重征，而国货流通，反受厘金关卡的重税盘剥，日就衰落。等到一八九五年以后，日本和英国已在我国各商埠设立工厂，我国商人才慢慢创办工业，可是已经太迟了，技术的幼稚，资本的微少，厘金苛税的剥削，封建思想的余毒，在在都阻碍新工业的发展。后来虽经欧洲大战，洋货减少，及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刺激，一时兴起，可是不久又衰落了。
农业方面，因生产技术的墨守旧规，人口繁殖与产量增加的比率悬远，农民对田赋杂税的担负太重，外国粮食进口的免税，或低税，以致民食不足，内乱时起，经过太平天国、捻、回、苗等长期的讧乱，农村残破，水利不兴，失业的农民大多入伍当兵，赖军饷以自活及养家。尤其民国以后，许多军阀争城夺地，兵的需要更加激增，农民的数额日益减少，生产衰落，民食更加恐慌，近年以来，每年的米、麦、糖、杂粮的进口，总在二万万元以上。农业的崩溃即在目前了。
自从受过鸦片、英法、太平三次战役的教训，方才知道外国的大炮铁舰委实厉害，满清政府有人在提倡训练新式军队，创办了些少的新式海军和陆军，可是进行的速度既很慢，而大部分的军队仍用旧式训练及刀弓，不肯彻底改革。混账的那拉太后甚至把建设海军的经费改作修理颐和园的用途。加以中法战役、中日战役，海军二次被歼，一蹶不振。强盗早已闯入屋内，紧紧扼制我们的咽喉，堵塞我们的脏腑，不让我们活动了。
一八九五年，对日一战，海陆均败，许多帝国主义强盗，乘火打劫，有瓜分我国之势。康梁变法，想用立宪政体来挽救垂亡的国运，但百日维新的努力，却经不起那拉太后的一怒，反因此激起那老娼妇吸引义和团来排斥外国势力，结果又弄得更糟，她所负的孽债到现在仍旧要我们代她还！从此以后，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国便不曾再起拒抗强盗的运动，天天忙于自相残杀了。辛亥革命既未能肃清腐化的封建势力，反而留下孽种，让它复活。于是民国为名，军国其实，二十五年来的局面，竟成了军主专制的国体，袁世凯窃国于先，张勋拥溥仪复辟于后，段、曹、吴、张、冯，相斫于北方，陆、唐、陈相斫于南方。人人只知争夺地盘，剥削民众，饱足私囊，而忘记了尚有更大的利源老早或正在赠送与帝国主义强盗了。有枪阶级事实上已成了封建式的帝王，割据一方，尽情谋利。对于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竟没有几个人去拥护和保持，反而陆续出卖与赠送与帝国主义强盗。而一般士大夫阶段，则只知仰承有枪阶级的鼻息，分尝点余沥以养其家口。
直至一九二五年以后，国民党从广东方面发扬着反帝统一的大旗，进行北伐，而不幸因共产党的相煎太急，中途分手，反帝的势力减弱，国民党遂与封建式的军阀妥协，不彻底的革命遂因妥协政策而得早产，早产的婴儿自然不会是健康的，故不久即有许多军阀在各地叛乱，征战连年，无暇反帝。而共产党又趁机捣乱，结果是引起了强邻的野心，而发生九一八巨变，日本施展巧腕，把东北数省攫去了，一般人都说国难来临了。
自九一八迄今，已五六年，而国难不但迄未减轻，反而日益加重。我国政府用尽种种方法，迄未能挽救危机，消除困难。这不完全是政府的失策或无策，而实在是因为历史的压力太大了，虽有上智大勇的政府，一时亦不易转变这局面的。我们可以说，国难的加深，不纯粹是政府的责任，而民众每一个人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试把我国国难的现状用地图表示出来，则可得到下列各种系统的知识：（请参看中国现势图）
（1）日本的领土在我国东方海外，象锁链一般，紧紧地把我国镣锁起来，把我国的出路堵塞了。
（2）日本近年用武力占去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察哈尔省东部多伦、宝昌等县，河北省长城外兴隆等县，及山海关，名义上算是属于伪“满洲国”。这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各项权利完全已属于日本，与日本领土无异。
（3）辽东半岛自一九〇五年即由日本国用租借的名义占去，其南端旅顺、大连附近的行政权早已丧失。现在更不用说了。
（4）河北省自通县以东十八县原属所谓停战区域，现在殷汝耕所谓“自治”的名义下，等于划入日本或“满洲”的版图了。十二月十六日，殷军竟然占领了塘沽，华北的门户已破除了。
（5）河北、察哈尔两省包括北平、天津二市，自被强迫“自治”以后，已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军既可自由行动，随时都可占领。
（6）福建省老早已由清朝和袁世凯声明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7）山东自一九一四年后胶济铁路和沿线矿山的利益已归日本，青岛更在它的海军掌握中。
（8）汉萍冶公司和其他几个小公司的铁砂一定要廉价专卖给日本。南浔铁路负的日债比资产还要多。
（9）段祺瑞政府由西原龟一经手所借的日债多至四五万万元，不久日本又要来讨债了。
（10）苏俄表面上说以平等待我，而事实上和日本一样，在外蒙古制造了一个“蒙古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国报纸对这个伪国的记载，竟和一般独立国无异，不用“”号称明，真是荒谬到极点。）
（11）新疆省在经济上已归并于苏俄了，政治上也有名无实的属于中国。
（12）内蒙古前年已“自治”了，日本和苏俄各想拉拢它，它的领袖德王和日本很接近。
（13）英国自一九一二年即已把西藏变成一个独立国了，虽然也和“外蒙古”、“满洲”一样，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承认，可是它是不受我国政府统治的。
（14）法国有滇越铁路通云南，所以它的经济势力早已支配了云南。
（15）英国有香港作侵略中国的根据地，特别是广东受其威胁与控制。例如去年十一月四日我政府公布的新货币政策即不能毫无变改的施行于广东。
（16）弱小的葡萄牙也盗取了我国的澳门，更是奇耻大辱。
（17）其他在内地及沿海所损失的主权和经济利益更是擢发难数，须另作一文记之。
（《女子月刊·新年扩充特大号》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出版）
程伊川年谱小序
八年前，何柏丞先生尝与予讨论浙东史学，征得王岫庐先生同意，爰有《中国史学丛书》之撰辑计划；予于数年之间，分撰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学诚诸年谱，概已成书。后经一二八之难，宋黄二谱被毁，个人对史学之观念既已转向唯物方面，进而创为唯利史观之说；而近五年来，又瘁精神于大学教课，无复余力以治著作。去年春，岫庐先生重提旧事，命撰《程颐年谱》；中经爱妻心勉之丧，悲怛过甚，虽已着手而或作或辍，不克如期完成。搜史料于杭州，写正稿于普陀；历时年余，始得杀青。覆检一遍，深深自惭！论考据之精审，既无以逾于旧著诸谱；而史观之发挥，更未表丝毫于简端；使亲我者谬以年谱专家相谥，仇我者更远斥之出史学之门：此皆予之罪也。然洋海之量，固不可升斗量；以管窥天，谓天小者，非天之罪，乃窥管者之陋耳。予之学固未有成，然笃志苦读，精思力索，则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可雪斯耻耳。彼徒骛虚名攘实利者，予固不屑与之争也。
二十五年八月一日序于普陀山报本堂
（原载姚名达著《程伊川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