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
一年表之渊源及其功用
年表之作，始见于《太史公书》十二诸侯年表。盖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用意各异：“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睹诸要，难。”司马迁“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见《史记》卷十四）表字原有外表、显明之义，谱字则有簿录、布列之义。布列诸侯史事以表显盛衰大指，而用年岁贯串之，故号曰年表。观其体例，以经纬线条，区分类别，各有所明。循上而下，则同年之中，各国大事，朗如眉目。循右而左，则一国之事，逐年序记，畅如江河。理纷纭为条贯，使学者得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之语）岂不快哉！故历代史书，颇遵其法。例如《宋史》宰辅表序即谓“国家世祚，人事岁月，散于纪传世家，先后始终，遽难考见，此表之不可无，而编年不容于尽变也。”（卷百二十）刘知几《史通》表历篇虽甚诋表为无用，亦谓“列国年表，或可存焉。”实则繁杂之事物，为辞句所不能明或不易明者，一列于表，则莫不显若丹青，凡表皆然，不独年表而已，此则知几所不及知，故妄肆抨弹耳。
“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于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故章学诚“疑古人于累计之法，多用谱体。”“《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七《永清县志职官表序》）《汉书》艺文志历谱类中以谱名者仅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二种，未有自注，故其著作年代不明；然其分量多至二十卷，或五卷，且书之以卷计者必为布帛所成，当非古籍可知。而《周谱》却不见于著录中。刘知几则谓“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桓谭《新论》）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见《史通》表历篇。《史记索隐》引刘杳之言，亦与桓同。）郑樵亦谓“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观司马迁所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然“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故“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并见《史记》卷十三）司马迁既“读春秋历谱牒”，故能著《十二诸侯年表》耳。证以上文所引，则历、谱、牒为三种体裁不同之书，各有所偏，迁始综合改制为年表。纵使三代世表确仿《周谱》而成，亦不可谓各种年表皆然。故年表之体例，非特以《太史公书》各表为今存之最古者，且可推定司马迁为创造人焉。
二学术史与年表
政治史之在我国，畸形发展；政治年表独立成书，所在多有。学术史则向无专书，及佛教输入始有《释迦谱》《高僧传》一类之著作问世。《释迦谱》乃梁僧祐之创作，已具学术年表之规模，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则有帝年三卷，自佛逝后，历年佛事，莫不择要记述，一目了然！返顾各科，则迟至北宋，始有《韩柳年谱》附集而行。而上下千载，通述古今者，迟至数十年前始有吴荣光之《历代名人年谱》。且其所述，多属个人之行动及诗文，殊未能表显学术史之大势！较之佛家谱纪，自有惭色！
自西洋通史体例传入我国后，无论政治史、各科学术史、综合文化史，大都分裂史事为若干集团，各命题目，自具始末，其法颇善！然自一章一节言之，固能答复指定之问题，终述史事之大势；自全局全书言之，则同时之事，分纳数处，或后起而先述，或先发而后言，或一人而裂付三章，或一举而复陈四次；审其流弊，何可胜言！读者苟非先具充分之历史常识，鲜有不迷惑者！此由固执唯一之体例，未知参用年表以明先后，传记以叙生平，且不知扩充本纪之意，综合各章大势，指陈各项史事之交互关系，岂不陋哉！
年表之用，在学术史中为尤显！盖同时并存，则彼此之交光互影，一望而知；先后顺序，则古今之渊源流派，参考可得。且各章之所不及详或无类可归之事，亦莫不有其归宿。举凡著作之成毁，学者之生平，与学术有关之时事，莫不可按年月而序列之。小之则可考一人一书之出没，大之则可悟一时一代之大势。学术史之有年表，其犹簿记之有日记帐欤！
忆昔治《中国史学史》，即有《史学年表》之创作，每年分栏，除详列当代年号年数，折合民国纪元年前若干年，相当于西历若干年外，以一栏记朝廷或社会对于史学之举措，以一栏记史书之著作或刊行，史料之发现或湮没，以一栏记史学家之经历，其生卒年岁则特辟一小栏以醒眉目，而时事之有关于史学者亦另有以安排之。使读者循读考据，莫不如意。十余年来，随时增益，已成钜帙。当拟刊行，而因每栏文字之有无多寡不一，殊不便于排版。何柏丞先生建议改为本纪体裁，每年依月日次序，混合编排，以省篇幅而便排印。然不分栏则同年之事太多，各种并陈，不易寻检，且重写一遍，亦非有长时期不可；以是踌躇，迄今犹未出版。
三目录学史及年表
一二八之难，垂成之旧稿《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及《中国目录学年表》并毁于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之寓庐。（另有《宋濂年谱》《黄宗羲年谱》则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同归于烬）劫后重撰，以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完成《目录学》，其历史篇仅撷述少数特别目录学家，亦有年表，并嫌漏略。然其年表之体例等于不分栏者，即因惩于《史学年表》之不易排版也。二十五六年间，第三次研究目录学史，其搜罗之久，考索之烦，组织之艰，莫不十倍于曩昔，既已尽辞兼职，用心自较专精，故其见解或有不苟同于俗论者。创业之始，亦件系史事为编年，扩大疆域，遍寻史传，尽收目录，其费力耗时，较著作正文为尤多。然时代则愈考而愈明，大势则愈综而愈显，有造于论述者亦殊非浅鲜。且各种目录之零星出现，既不能尽入史文，自应按年月以记载；而各篇分种，系统多端，读者无由知悉一时之大势，及某事某人之年代，则有年表以补其憾，实大佳事。遂将此种编年史料改编为《通纪篇》，位于《溯源篇》与《分类篇》之间，使读者于渊源具悉之后，先后全史梗概，然后逐篇研究，可无支离灭裂之弊。然因此篇字数数万，条数数千，每条各占一行，则篇幅或与史文全部相等，殊有枝大于干之嫌。故又抽出独立，恢复原名，单行问世。名虽年表，实似本纪。问其体例，读文可知，无庸一一赘陈也。
史与年表，交互为用，若论实际，诚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盖有史无表，则年代不明，要事多漏。有表无史，则概念虽得，枯燥无味。今既不得已而分印各行，则允宜综合全史，指陈大势，庶不致如宋人之读《资治通鉴》，未及终卷而昏昏然欲睡耳。
四目录学史之全貌
拙著《中国目录学史》已刊列于《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等十篇，约二十万言。《叙论篇》考定目录二字之意义，谓“编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又重述目录学之夙定意义曰：“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分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故其所谓目录不限于书名”，而篇目引得解题皆包括焉。其所谓目录学，“亦不限于分类编目”，其职务“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故凡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学，凡有关于目录者皆兼而有之，然全史组织，实未能遍及此种专科，所偏重者仍为书目。《溯源篇》“拈取《别录》、《七略》为追求之出发点，先领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后遍查古书，从字里行间，拔识有关于典籍与目录之记载，”“综合比较”“用追问溯寻法向上循察，”“以解答所欲寻索之问题，”“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分类、编目、以至插架，莫不推寻其原始状态，混合叙述。”此种追问法“有已知之史事为向导，循其脉络，钩沉显微，”似不失为研究古史之一良法焉。
《录》、《略》以后，史事较繁，而其“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故全史各篇，皆不用断代法，“而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故首及之。然编目之法，变化无多。故兼包“构成目录之质料，目录构成之体质，”而改名曰《体质篇》。“以统摄编目、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质料，与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体式。”然其搜集未广，论证未详，盖非著者所重。故虽以解题之为著者所亟欲提倡，亦只茕茕一纸即已了之，在全书中，此篇殆其最陋劣者。《分类篇》则探讨最深，分析最精。论分量则占全史四分之一，论内容则尽收古今目录之分类纲要而余蕴无几。论其要旨则“以为自荀勖经李充至梁、陈之四部目录，仅为以甲乙丙丁部次书名之分类法，确可谓之单纯四分法，最多仅可认为四部目录之第一时期，与后来《隋书经籍志》以下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部绝对不同，《隋志》之四部四十种，貌似荀、李而质实刘、阮，远承《七略》之三十八种，近继《七录》之四十六部，嫡脉相传，间世一现。治目录学者绝不可谬认《七略》、《七录》之学已失传，而妄谓《隋志》为荀、李四部之血嗣也。”“此项第二时期之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亦即分类史中之正统派。”“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偶有二三贤哲颇能闯出藩篱，自创新法，”亦已另辟专章，详加表阐。然花样虽多，善法未见，“如蚊撼泰山，终未能淘汰《隋志》，代之而兴。”故又有修正与补充《隋志》之类目者，亦已逐一论述。最后则于上述四部正统派，四部修正派，四部反对派之外，略述近代新分类法之尝试及杜威十进法之采用。论锋所及，对于幼稚鄙陋之作，抨击颇厉，实则全史中迄无一种合理合用之分类法，不独《七略》、《四部》不能专美于前，即十进诸法，亦无庸夸口于后。若推著者之意，则竟主张文集宜归总类，日报、年鉴宜入史类，诸多变动，骇人听闻，诚未便一一提出，以自戾于史裁也。此二篇“皆所以勘同辨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凡古今公私总目录之演变，无不尽摄其中矣。然总目录之成，多先经校雠之手续。“校雠之义，近乎整理，非只校勘字句。”“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故另作《校雠篇》，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其所考索，亦多一般所不及知者。计汉代校书七次，魏、吴两晋校书六次，南北朝校书十余次，唐代校书四次，宋代校书五次，元明两代不校书，清代则以校写《四库全书》著闻于世，至于私家校雠，“则有异于秘阁，其功不在于整理，而在于搜罗与比勘。”故亦择述其最精者略述十数家，牵于体裁，不能详也。
每一时代之书籍，辄有正史艺文志述其名目，虽“并据前代秘书目录，随意转誊，既非尽收古来一切书目，又非当代确实保藏之物。”然亦我目录史之一特色也。故作《史志篇》，“以时代为主，凡正史艺文志之来源，后世补志之纷起，莫不加以评骘。”使研究古籍者，有所问津焉。“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自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自门户，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故作《宗教目录篇》，详述向来不齿及之《佛经目录》，而以各教书目附之。由于原料之集中，考索极便，“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几于每录一段，有录必述。古代佛录之不为通人所知者，几尽罗列。于其优劣，亦肆论评。全篇分量，竟亦恰占全史四分之一。此由佛录确有其特长，确为目录史之精彩，可资后人模范者不一而足，故不惮辞费若此也。
“百科竞出，群籍充栋。”“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此专科目录所以先乎藏书目录而产生，迄乎现代而尤盛”也。“溯自汉初韩信、张良即已序次《兵法》”，汉末始有《佛经录》，晋初始有《文章篇目》，宋、齐始有《书画录》。他如《史目》起于李唐，《金石》原于赵宋，时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其始多就现存之书专门深入，明清以来，则上穷往古，遍考存佚，及乎现代，更横越东西，分支百学。数量之富，实质之精，迥非一般藏书目录所能望其项背矣。故特作《专科目录篇》，以学术分段，举凡经解、译书、哲理、宗教、文字、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创作、地理、金石、历史、国学论文等目录或引得，莫不逐一叙述，溯古详今，侧意提倡。各科学者，如欲知本科书目，一索即得，便利极矣。
然专科目录，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得而有之。尚有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其最著者为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种。此外则妇女著作、家族著作、学派著作、日报要闻、杂志论文、杂志名称、参考书、书评、外族书籍，亦莫不有撰为目录或引得者，概括述之，名曰《特种目录篇》。
最后则殿以《结论篇》，稍抒著者对于古今目录学之感想，及对于将来目录学之希望。略谓古录“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矱，纵有改易，未能远胜。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而现代目录“不校异同多寡，不辨真伪是非，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失。知经书之为丛书而不知子集亦然，则分类仍不能尽革古人之弊。知书目不足而不知扩而及篇目，则编目亦不能补救古人之穷。”故著者主张“最重要之转变，实在插架目录与寻常目录之分家。窃谓插架不妨略依学术而排列，而寻书必循事物以追求。非但丛书文集之俦，必有分析目录以便寻书，即科学历史之书亦非撷出其所叙事物之主题以为目录不可。”其他似此之怪论，颇散见于各篇章中；然亦不敢过于高谈阔论，以陷于不知妄作之讥。故非迫不得已，则从未穿插主张也。
五目录学史之缺憾
今观全史，则缺憾弥多：“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故势宜另加一篇总括全史大势，依时代而略陈之，俾各篇能相联络，而学者亦得以易生概念。然书既出版，追补不易矣。“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致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故亟须有年表以备列全史所不及详，顺序全史所不及理。此本年表所由刊行也。一则偏重各科目录而忽略最多数之藏书目录，除于《分类篇》已将类目特别之藏书目录一一收入外，余概不著一字。初拟仿《宗教目录篇》之《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作《中国藏书目录所知表》，《读书题跋所知表》，俾古今目录，尽收无遗。然以见闻不广，甚至无力以北赴幽燕，诚恐举一漏万，见笑大家，故不复为之。他年有暇，尚思有以弥此一憾也。此外，则对于最重要之目录学家亦无传记，以资表扬。（除佛教目录间述一二外）对于讨论目录学原理之各家学说，亦未辟一篇综述，虽间尝征引各说，亦未能慎审详判。（例如郑樵、章学诚之说，竟未加以一字抨弹。）其他疏忽遗漏，更不一而足。甚至陷于自相矛盾而不自觉，例如第七六页第一〇行，谓荀勖之《中经簿》，“于四部之下固犹有小类之分，”“固”字乃“似”字之误，且应再加下列数句：“著者则以《隋志》既述荀朂‘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而又接言某部有某某书者，只谓某部中‘有’某某书，非谓某部中‘分’某某等类也。”必加此句乃可与上文“四部之内，不更分类”一语不相冲突耳。其他排版之偶误与原稿之偶忘，俱所不免。兹为避免误会起见，补一勘误表于此：
六目录学年表之补订
《中国目录学年表》之作，原为全史之一篇，曾用功三次，已如上述。然费力虽多，而遗误均所不免。原稿既远在香港，著者又僻在赣南，每欲订补，迄不能遂。凭记忆所触，见闻所及，觉犹有须增加者。例如宋绍兴十九年，应加“郑樵上其所著书于行在。”元至正二十七年，应加“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版，自《资治通鉴》为始。”（见《元史百官志》）清嘉庆十年，史文不误而年表有误，自应声明改正。然其他不及修补之处，如朱彝尊《经义考》成书之年月，何等重要，而迄无暇以考索真相。自抗战以来，图籍之散失焚毁者何只千万册，即以著者弃于杭州者记之，亦逾万册之数。《目录学史》及本《年表》所取之材料，以浙江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为多。今则咸成灰烬，无复再见之缘。著者逃荒肥遁，学殖日落。睹《目录学史》之出版，已如死者之再生。今闻年表刊行有日，其喜殆如寡妇之遗腹产子，良可深思也。行箧所存，尚有《中国史学史年表》，《中外大事年表》，犹冀继续添修，有观成之一日。愿我师友，有以教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日
姚名达自序于赣县濂溪书院廉泉之上
（原载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年表》，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1940年）
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
一、绪论
在秦始皇帝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统一过。周王虽号称诸侯共戴的天子，但不过是许多小国里的一个顶大的王国，他的统治权并不曾直接加到各小国的诸侯和百姓。而且尊周攘夷的也只限于黄河流域一些小国，长江流域的楚、吴、越、蜀等国的统治者都自称为王，和周王并肩，在名分上也不肯相让。坊间印行的《历代分合图》把唐、虞、夏、商、周等代都画成统一的颜色，那是缺乏史事常识的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画出来献丑。
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在中华民族史里第一次出现，是秦始皇帝和他的祖宗、将、相、兵、民的丰功伟烈。这一段削平六国的战史，在中国战史里可以说是最伟大、最悠久的第一个节目。无论在政略的远大，战略的正确，兵员的众多，将士的智勇，组织的严密，准备的充实，乃至战斗区域的寥廓，屠杀兵民的残酷，任何方面都不愧为首屈一指，无可伦比。即使放到世界战史里，也很难得到此例，除了一九一四——八年的欧洲大战。
研究这一段战史，当然不能划定秦始皇帝在位的三十余年为范围，最远应自秦初立国写起，近点应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写起。我们要明了为什么单独秦国能够统一战国，自然要追溯到立国以来的内政和外交，不过单是这样还不够，必须更仔细的考察秦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质，方才可以切实了解一切因素。再把六国和他一一比较，兴亡的大原理，当可自然的显示出来。
政略是战略的目标，战略是政略的手段。如果不是早确定了一定的政略，自然不会有优胜的战绩。仅有政略而不能运用奇巧的战略，则政略也不能完成。我们研究秦之统一，必须关照到这两种策略的相互为用。
二、秦国的地理环境
一国文化的盛衰，武功的强弱，和他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小平原有山、有河、有耕地，往往是新文化产生的区域。因为河水既可灌溉农田，又可运输商品，山里蕴藏着矿物和燃料，供给住民以铜铁制成的工具和武器。大平原因平地多而山少，往往留滞于畜牧或渔猎生活，无从进入农工界，所以进化总较小平原为迟。举例来说，尧都平阳，是在汾河流域，东有太岳山，西有吕梁山。舜都蒲坂，是在涑水流域，又当黄河转弯处，在中条山与稷山之间。夏禹不论是在阳城或安邑，都在小河流域上面。周呢？和秦一样，都兴起于泾、渭二河之间，在现代陕西省中央带的西部，在北纬三十四度和三十五度的中间，东经一〇五度和一一〇度的中间，古代叫关中。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描写关中地理状况的话，很可以让我们明了周、秦的地理环境：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风，好稼樯，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而事末也。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史记》所说的虽参杂了西汉情形，但距秦不远，必有一部分能合秦的真况。据他所列，关中多农业，巴蜀多林矿，陇西各郡多畜牧，而陇、蜀的商品因交通的关系都集中于关中。这大约秦时亦是如此。秦的根据地是在关中，但自得到陇、蜀之后方才强盛起来。《史记》的记载固然很能够显示这些地方资源的丰富，却并不见得完备。我认为秦的强盛，除了粮食充足一个原因之外，最要紧的有二点，第一项是《史记》同一篇里提到过的，陇西各郡盛产牛、马：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牛是耕田的动力，马是作战的动力。乌氏是地名，在现代的甘肃省平凉县。秦国骑兵的骁猛，得力于西戎的畜牧最多。秦始皇帝尊重这个“鄙人牧长”，大约是酬赏他增加马匹的功劳。
第二项在《汉书·地理志》的自注里偶然露出一点消息，《史记》却不曾特别提醒我们。汉制在产盐或产铁的县份设置盐官或铁官，《地理志》里也分别注明了。京兆尹的郑县，左冯翊的夏阳县，右扶风的雍县和漆县，都有铁官。据《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至献公二年始“徙治栎阳”，雍县做了恰巧三百年的国都。除了雍水流域是适宜于耕田以外，铁矿的出产对于农具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尽量供给原料，实在是造成一个国都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凭着这个理由，秦都附近即有铁矿，秦的国力才发展得很快。等到他占有了漆县、郑县、夏阳以后，平添了三个铁矿，农具工业和武器工业的兴旺自然加上几倍。这四个地方都在关中，即现代陕西省的中央带。雍在凤翔南，漆在邠县治，郑在华县北，夏阳在韩城南。这些都是秦缪公以前逐渐占领的土地。往后向南拓殖到南郑，在沔阳又得到一个铁矿。再拓殖到蜀，在临邛（今邛崃县治），武阳（今彭山县东）又得到二个铁矿，一共有了七个，如虎添翼，自然更加富强了。
以上是就资源的丰富而言。还有地形的险固，也是战略上最占胜着的所在。据《史记·苏秦传》：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还有写得更详细的，如《战国策》：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范雎也说：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以下三段皆见《史记》）
娄敬劝汉高帝建都关中，也说：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夫与人斗，不扼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肮而拊起背也。
张良也说：
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试一看关中地形图，以泾、渭合流处为中心点，东至黄河滨约二百里，西至宝鸡将近四百里，渭河的二岸，尽是拔海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原，南北开拓自数十里至二百里不等。这便是数百万农民生活的耕地。它的南面，有至低一千五百公尺的秦岭山系连绵亘列着，其中包括四千公尺的太白山和二千二百公尺的华山。到山南去，只有五条栈道。若在武关、蓝关、子午镇、斜峪关、大散关那些山口驻兵防守，就可阻止南方深入的敌军。西面有六盘山系，北面有桥山山系，高度也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都是相当险厄的。惟独东面留一缺口，自郃阳到潼关一段，有一百里是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地。所以关中如有外寇侵入，多数是从这个缺口进来。而关中民族如果向外发展，也是从这个缺口出去。
从地理环境的种种条件看来，关中是很适合于一个民族的发育和繁殖的。
三、秦的民族特质
这里住的民族是由畜牧进化到农业的周民族和秦民族。不过周民族经过了七八百年的种植生活，已经失去了勇猛、团结的特性。而汧山以北，六盘山以西的戎狄，却又相反的被山地和草原滞留在畜牧生活的阶段，不能得到严密的政治组织。惟有介在戎狄和周族中间的秦族，他是生长六盘山下的谷口，刚巧踏上进化的路途，既保存着畜牧民族的勇猛团结，又吸收了农业民族的生产教训，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形成了崭新的组织，磅礴扬厉的朝气鼓动他们向外发展。“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成了他们的特质。
据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
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
《战国策》卷二十四，朱己说：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戻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史记·魏世家》作无忌之语）
《史记·李斯传》写秦人的欢歌，更加可以表现其真性：
夫击瓮叩缻、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又在《商君传记》他说：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李斯也说过：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
商鞅的法是怎样呢？
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居五年，秦人富彊。（并见《史记》）
到了惠王的时候，苏秦便肯定的说：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见《战国策》）
到了昭王的时候，范雎也肯定的说：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上文已引）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驰韩庐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亦见《史记》）
像这样一个民族，拿来和当时别的民族相比较，就可以知道谁优谁劣了。据《史记·货殖传》：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这是东周的所在，和韩魏二国的一部分。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这是赵国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则又不同：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中山后为赵所灭，故这里是谈赵的风俗。附近的郑、卫、燕等国大致和赵相近：
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
燕……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粟之饶。……
惟有齐在极东，距秦最远，富而不强：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他们的勇怯，恰巧和秦人相反。此外还有：
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梁宋……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
西楚……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东楚……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吴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
南楚……俗大类西楚。……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患，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并见《史记》）
照上文所引，各地的富力和民性已很了然。《史记》虽是写汉初的情态，但战国末年距离不远，大致相似。拿来和秦族的特性较量一下，显然是拙劣怯弱得多，怎怪秦族会统治他们呢？
四、秦民族的根据地
秦族的最初根据地在哪里？据《史记·秦本记》：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可见秦的祖先是畜牧民族，非子封在犬丘附近的秦那个地方。秦邑又在哪里呢？据《史记集解》引：
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
《史记正义》则引：
《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
《后汉书·郡国志》则说：
陇县有秦亭。
按汉制陇县在今甘肃清水县之北，不是现代陕西的陇县。陇西县是隋代新置，徐广是晋宋间人，那时还没有这县，西字想是衍文。这样，三说都肯定秦亭是在清水县了。《水经注》也说：
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西南注清水。
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
依从这些考据家的意见，秦邑是在现代甘肃省的清水县北不远的地方。但是犬丘又在哪里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
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
又引《地理志》云：
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
“懿王自镐徙都犬丘”是宋衷的话。（《史记集解》引）也许是确有其事。但始平是现代的兴平，距离清水很远，不大符合《史记·秦本记》的原文。第一，周孝王召非子，“使主马于汧渭之间。”汧渭之间在兴平以西。假使非子是兴平人，孝王不应该叫他跑到距镐京更远的地方去。第二，孝王想把非子立为他的父亲大骆的嫡子，因为有人反对，才分土给他为附庸，立邑于秦的地方。大骆的嫡子的住所即是犬丘，《史记》下文有“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这二句和中间一段非子子孙伐西戎的话，可以证明非子封的秦邑距离犬丘必极相近。还有一句很好的证据：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
这所谓西犬丘必是在秦邑附近的犬丘，不是懿王所徙的犬丘。《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不知征引何书的结论说，犬丘一个在甘肃天水县西南，这是很合秦的最初的史事的。因为秦邑的秦川，即现代清水县的牛头河，下流在天水县东部合入渭河。清水县城到天水县城不及一百里。我们假定非子的祖宗一向住在天水县的籍水流域，到了非子由周孝王分封他到数十里外的清水县的牛头河流域去，这是很合地理的条件的。后来嫡派的子孙被西戎灭掉了，本派的领土也失去了。周宣王叫非子的本派子孙庄公兄弟去恢复失地，连嫡派的领土也一并给予他们，这也是很合政治的条件的。我们考究秦民族的根据地，不妨确定它在清水天水二县。（根据地图）
这两个地方的位置是在北纬三十四度三十分到三十五度，东经一百〇五度二十分到一〇六度之间。气候是温暖的，它的地形是河谷，拔海在一千公尺到一千五百之间。水利是丰裕的。牛头河古名秦川，自陇山西山麓发源，由五个小源合成一条河，流向西南流入渭河。渭河自西向东，下流二百里即到七百公尺以下的平原。这关中平原老早已进化到农业生产时代。而一千公尺以上的地方尚由畜牧民族盘踞着。渭河的两个源头各有三百里的河谷，成千成万的牛马在这里供住民的利用。秦民族住在这个畜牧民族的东境，距离农业区域很近，自然容易吸收两种生活不同的民族的优质，而造成本身的伟大性质。
至于《史记》所说，秦的祖先是柏翳的后裔，和由造父传下的赵氏是同一系统，这些悠昧的传说，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各种野蛮民族照例有夸耀祖宗的习惯，本来未可相信。我们只问他们的最确实的祖宗是住在什么地方，不问那些悠远的祖宗又是什么人的子孙。换句话说：地理背景比较祖宗血统重要得多。
五、秦民族的第一步发展
秦民族大约是西戎开化较早的一支，他的发展是从征服和开化西戎各族开始。《史记·秦本纪》记申侯对周孝王说：
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
申侯常与周王连婚，是周民族的一支。照他说话的语气看来，西戎和大骆是同一个民族。不过西戎不只一支，有的和周亲近，改号秦嬴，已经开化；有的保存旧俗，仍称西戎，有时与周秦为敌。所以到周厉王时：
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宣王乃召（其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见《史记·秦本纪》）
立定基础的是庄公兄弟。他的长子世父与戎人苦战，次子襄公徙都汧。（据《帝王世纪》）据《括地志》“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现代是陕西的陇县。陇县和清水县恰巧分背在陇山的东西两麓。秦民族是由陇山西麓徙到东麓来了。这时适值：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
襄公的子文公营邑于汧渭之会。《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毛苌的话，说是在郿县东北十五里，这很不合。郿县在渭水之阴，汧水在渭水之阳，是一不合。汧、渭会流之处，到郿县将近百里，是二不合。郿县在岐山之东，是三不合。文公顺汧水向下流发展，营邑于合流渭水处，是在今宝鸡县东三十里，即非子养马之地。
文功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岐是现代的岐山县，在汧渭之会以东三四十里。岐山县和邻县凤翔的北方，便是犬戎盘踞之所。文公把戎逐走了，才能安居在汧水和雍水二流域。到了宁公徙居平阳。平阳即今阳平镇的平阳聚，在岐山县南，汧渭之会东三十里，濒渭水之阳。
以这些地方为根据地，迭次征服周围许多不大开化的民族，那些史事可以罗列出来：
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毫战，毫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这些小民族究竟确在什么地方，古人没有考查出来。比较靠得住的，是小虢在岐山附近。不过彭戏氏既在华山下，秦的兵力也就很可观了。最少我们可以说：秦武公时，领土已越渭水而南，远到华阴了。自缪公以前，史书不大详细，一定有许多伐国占地的史事不曾记载下来。我们不妨假定的说：自襄公到成公经过一百二十二年的努力，渭水流域西自天水起，东至华阴止，大体都归秦国占有了。这是秦氏民族的第一步发展。到德公元年定都雍城的时候，秦民族雄踞着这拔海七八百公尺的都会，西面牵着畜牧民族的马，东面吃着农业民族的粟，真是左右逢源，立好富强之基了。
六、秦缪公的称霸
向来和秦族斗争的，只限于关中各民族，大概是戎人居多。首先遇到秦族攻击的中原各民族，是晋。晋虽立国于河东，在今山西省；但河西也有很广大的领土，现代陕西省的北部和中部濒河一带都是。秦族的发展，既沿渭水而下，很快的就到河渭合流的地点，这些地点正是晋的祖业。秦宣公四年，便“与晋战河阳，胜之”。再传到次弟缪公时，晋有内乱，给他一个过问晋政的绝妙机会：
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五年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九年……晋（内乱），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使百里徯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背约，不与河西城。……十五年九月壬戍，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二十年，秦灭梁、芮。……二十四年春……使人送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二十五年，……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周）襄王，杀王弟带。
这一段史事是秦缪公得意的成绩，二次立晋君，一次纳周王，声威是很烜赫的。扩充领土到了黄河西岸，即关中平原的东面缺口，但不久即遇到了晋的反噬。缪公三十三年，发兵袭郑，东过晋地和周都，至滑，为郑贾人弦高所欺，不敢前进，灭滑而还。晋襄公怒，发兵遮截秦军于殽，没有一个得脱的。次年又伐晋，战于彭衙，也不利。直至三十六年，才“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而还。这样便和东方的晋国保持着均势，晋也没有西侵的力量。次年，秦便“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大约自秦岭山系以北，黄河和陕西的洛河以西，六盘山系以东，到缪公晚年，已完全归入秦国的版图了。（河曲图）
七、秦中衰的一段
往后二百三十五年间，秦势稍衰，晋兵西侵河西，渭北、泾东的一块领土常成战场。一次是秦康公元年，以兵送晋公子雍至令狐，想再来一趟立君的妙策，不料为晋师所败。次年又伐晋于武城。二次是“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三次是秦桓公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四次是秦景公十五年，救郑，虽“败晋兵于枥”，但“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五次是厉共公十年“拔魏城”。六次是厉共公二十一年“晋取武城。”七次是“灵公六年，魏城少梁，秦击之。”八次是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九次是简公六年，魏“伐秦，筑临晋之里。”七年，又“伐秦至郑，还筑洛阳。”十次是简公十四年，魏“伐秦至阳狐。”十一次是惠公九年“伐韩宜阳，取六邑。”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陕。”到出子时止“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这所谓晋自灵公以后，是指魏国。秦对于晋、魏的威胁是很恐慌的。所以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补龙戏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灵公八年，“城堑河濑”。十年“补庞城，城籍姑。”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这都是对晋采取戒备的手段。（见《六国表》及《秦本纪》）堑是挖掘一条战壕，城是建筑一座城堡。这些国防工事是在东方的国境建设起来了。
在这个积弱时期还有三件大事可记。第一是义渠的崛起与秦为敌。厉共公三十三年虽然“伐义渠，虏其王，”但不久又有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的事实。（据《六国表》，《秦本纪》误作渭南。）义渠是在今甘肃的泾县庆阳一带，即泾水的上流，当秦国的北方。这时秦国东北两方都有外患，形势是很危急的。第二是秦哀公三十一年，曾发兵“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这次战役可说是秦军首次的远征，空前的胜利。但也因为吴军不善陆战，他的占领地距离根据地又太寥远所致。秦虽助楚复国，也不闻有乘机取利的行为，想必因破吴的功不是秦军一手所成，楚军的威力一定相当的强大，所以秦国不曾要求报偿。第三件大事是秦国和南方各民族渐渐发生关系。历共公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见《六国年表》）躁公二年，“南郑反。”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见《秦本纪》）南郑在秦岭南麓，既入秦国，为将来向蜀、楚进取建立起一个前进根据地，是秦民族超越天然国界的第一次。但最后一条，《六国表》作“蜀取我南郑，”似乎是文字错误。蜀是弱国，似乎没有侵秦的力量。况且南郑是反了再取回来的。如果这次被蜀取去了，何以后来不见夺回的记载呢？《六国表》很多错误，比较的不大可靠。
八、复兴的开始
当这秦国积弱二百余年之后，如果晋国不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也许有灭亡秦国的可能。因为晋国的领土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兵马很强，在春秋时代，东方的齐、南方的楚和西方的秦都不是他的敌手。可惜因为军阀专权，各占一隅，到秦简公十二年竟分别立国，势力当然就分散了。加以这三国的疆界分划得很不方整。（三晋地图）韩国割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在现代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南，伏牛山系以北，华山以东，可是中央还有雒阳附近若干城由周王保守着，被挖去一块，东西两头较大，中央只有一线走廊相通，这已够不便了。北部在黄河以北，现代山西省的东南部，当时叫做上党。它和南部的联络，似乎被魏周的领土隔绝了。魏国呢，也和韩国一样的散碎，而其长瘦更甚。西部在黄河以西，与秦国的渭北毗连，现代陕西省的北部都是，甚至中部的潼关、朝邑、大荔那些咽喉似的城也被魏据守着，这对于秦国是最大的威胁，等于胸前的炸弹，喉里的骨梗。魏都初在中部的安邑，它的附近即现代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转弯处。后来迁都大梁，是在国境的东部，约当现代河南省平汉铁路以东，开封附近，山东、河北二省毗连的几县也属于他。这东部和中部的联络是在黄河北岸温、汲等县，也似走廊，两头大而中央小。赵国呢，也是长条似的，西北直至绥远和山西的北部，东南则占有河北的西南部和河南的最北部。论起这三国领土的劣点，最大的是交通的不便：赵国的东西两部被太行山阻隔着，南北二部被恒山阻隔着。魏国的东部和中部被王屋山阻隔着，中部和西部被黄河阻隔着。韩国的东西二部被嵩山阻隔着，南北二部被黄河阻隔着。一个国家的各部分如果不能密切联络，在政治上自然不容易团结，在军事上则不容易呼应，都是很不利的。反观秦国则渭水不似黄河，对于灌溉和运输都尽了最大的贡献。又是自西流向东，正导秦民族顺流向东发展。所以一俟晋国分裂，压力减轻，秦国的力量立即复兴起来。
担任这复兴的责任的是秦献公。他在位二十四年，有左列五事可述：
二年，城栎阳，
十一年，县栎阳。
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十九年，败韩、魏于洛阳。（并见《六国表》）
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并见《秦本纪》）
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北濒渭水，西距雍邑三百五十里。秦孝公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可见他离弃三百年的故都，向东推进，是很有作用的。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才能得到三战三胜的结果。这里的洛阳是陕西洛水之北，少梁也在洛北不远韩城县南，秦魏的正面冲突正在这洛北、河西的三角地区。石门则据《括地志》说是在三原县西北三十三里。距离渭北太近，距离洛南很远，当时应该是秦的腹地，魏军未必能渡洛深入到这里。查栒邑东六十里有石门关，在三原北百余里。秦魏大战似乎是在此地。因为陕西的北部当时尚属魏，魏军由陕北南侵，石门关正是一条要径。这三战的胜利，舒缓了韩、魏的压迫，树立了复兴的基础。
九、秦孝公和卫鞅的侵魏政策
献公的太子孝公即位的时候，战国的局势是这样的：（七国地图）
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候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秦本纪》）
这里的郑即今华阴县，洛应该是陕西的洛水。《史记正义》说“洛即漆沮水”，似乎不合。漆沮水是泾水的支流，在今邠县东部。这时泾东渭北的平原，已归秦国。魏的西界，应自华阴向北至大荔，然后以洛水为天然国境，向北不远，大约自宜君、洛川等县以北，整个陕西北部都属魏国，叫做上郡。秦国则占有白水、同官、栒邑、邠县以南，蒲城、渭南以西。东北两方都是与魏为邻，所以秦献公和孝公的政略都以魏国为敌手。这时秦都栎阳东距魏边郑县不过百余里，可见献公的迁都是一种进取的攻势。楚国的汉中即陕西的南部，在秦岭以南，有高山阻隔，不足为害。所以秦的兵锋专指着魏国。
当时的魏国正由惠王当政，好大喜功，与东方的齐、宋，北方的赵，西南方的韩，都取着敌对的态度。它因为赵、韩的国势稍薄弱些，常常侵略他们。他们便求救于齐，三国同盟，从东、北和西南三方面攻击魏国。这样的国际局势当然是秦国复兴的好机会。所以秦献公开始的侵魏政策，到孝公更加确定为不变的国策了。
秦孝公的第一步是“布惠，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下令募“能出奇计强秦者。”第二步是“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三步是信用卫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这些法令上文已征引过了。结果是“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以后，便出兵侵略魏国：
八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见《六国表》）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见《秦本纪》）
十一年，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见《六国表》）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邛。（见《秦本纪》）
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白，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见《商君传》）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见《秦本纪》。但《六国表》作“二十三年与晋战岸门。”较确。）
秦大荔围合阳。（见《六国表》）
终孝公之世，一心一意以征略魏境为目的，这是地理条件所赋予的必然结果，所以卫鞅的政略是很正确的。他对孝公说：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商君传》）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独擅山东之利”一句话。魏都安邑在解池之北。解池是产盐的所在。不但附近的三晋和周要仰给于解池的盐，就是西方的秦也别无他处可以获得盐的供给。魏国若懂得现代经济封锁的办法，断绝对秦的交通和贸易，即可制秦的死命。因为不只食盐一项，一切秦所需要而不出产的商品，都靠魏国的商人转运进口。魏国堵塞了秦国的大门，从汾水的上流和黄河的下流吸收山东各国的商品，以供给秦人的需要。秦国多余的商品也靠魏人转销给各国。这些经济的武器，魏国不曾好好的运用。加以外交上的失策，魏惠王妄想开疆辟土，和比邻的韩、赵、齐、宋四国都不和睦，弄得四面楚歌，到处受敌，结果是损兵失地，割让了三分之二的领土给秦国，一变而成贫弱不堪的小国了。魏国的失败即秦国的成功。卫鞅不但为秦国收复了河西八县的失地（洛北的少梁和渭南的郑县等），敞开了东面的大门；而且从［重］新获得了河东的安邑等县，利锥似的，建立了向山东列国进攻的前哨据点。从此秦的领土，东境在河南到了潼关以东，在河东到了中条山麓。无怪乎有“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荣耀了。
卫鞅的侵魏政策所以成功，除以内政的改革很增强秦的武力以外，战略的合理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魏国的领土自西北部到东南部很长而很狭，如带、如蛇。卫鞅的战略是用快剑斩蛇的毒计，集中全力以攻击黄河以西，渭水和洛水南北岸各城，更进而直捣河东的魏都安邑。魏兵分守各地，不能集中防御，秦兵结合全力，攻击一点，自然容易达到中央突破的战果；魏军首尾不能兼顾，自然防不胜防。我们查考秦孝公时代从魏国得到的城邑，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县南，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安邑在今山西安邑县。可见秦兵是由蒲城渡洛，破魏兵于澄城南，进取韩城南的少梁。少梁是河西洛东的要镇，秦兵占据了便可隔断魏军的联络，从此陕西北部的魏军不能援救山西西南部的首都，所以秦军很快就围降安邑了。岸门在今山西河津县南，即汾水入河处。固阳不是绥远五原附近的固阳，大约在洛东河西。这时秦、魏交争的要点，完全集中于汾、洛、渭三水入河之处。秦孝公和卫鞅对魏的胜利，只是战略的胜利，占地并不很多，可是极其重要。无论在战略上、政略上，秦占有了河东、河西，都是莫大的成功。不过秦的铁骑踏到了河东以后，魏国的首都竟被迫迁徙，这件大事不免震动天下的人心，所以不久便有苏秦起来提倡合纵之说，想联合六国攻击秦国。
十、六国分立的形势
这时除了魏国四面受攻，国土大削以外，战国列强都保有强大的兵力，并不弱于秦国。我们若把苏秦和张仪二个政敌所称道的各国国势概况列举出来，比较一下，当可窥见一点真情。不过我们先要知道，苏秦的话是秦惠文君四、五年说的，张仪的话却迟了好多年，而且不是一时说的。现在请看苏秦口里的韩国大势：
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摘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涧、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斩坚甲铁幕。革抉芮，莫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见《史记·苏秦传》）
若据张仪说来，韩国的情势是这样的：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糠糟。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见《史记·张仪传》）
韩国的东北方是魏国，据苏秦对魏襄王说：
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颖、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那时河西上郡尚属于魏，国势尚强，苏秦的话，相当可靠。但过了十六年后，即周慎靓王四年，张仪对魏哀王说话的时候，魏的国势已被秦国削弱得不成样子了：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魏国的东北方是赵国，赵的国势是很强盛的，据苏秦说：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
二十二年后，即周赧王四年，张仪也还承认赵是秦的劲敌，他对赵肃侯说：
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
这便是合纵的功效，让下文再说。且看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怎样：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粟矣。此所谓天府也。
这是苏秦的话，但燕的国势是很弱的，苏代已明白指出：
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见《战国策·燕一》）
燕的南方，赵、魏的东方是齐国，他的富盛是当时第一。苏秦说：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张仪也说：
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
这也近乎事实。不过齐在六国中，强倒不是最强，只有国富确是第一。论兵精则不如赵，论地广则不如楚。楚国在齐、魏、韩、秦四国的南方。据苏秦说：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张仪也说：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
本来楚秦接境的地方并不多，但自苏秦合纵之后，秦兵不敢出函谷关，他便一意南征，先灭蜀国，后取汉中。从此对楚国的西北两方，取一种两面包围之势。
统观秦惠王时代——即苏秦、张仪时代，战国七雄的国势，以秦、赵、齐、楚为较强，分据在西、北、东、南四隅。韩、魏居中，其势较弱；与赵、楚都时受秦军的侵略。因此有人起来联合六国，一致团结，抵抗秦国，这就叫做合纵。秦国要打破他们的联合阵线，就派人去离间挑拨他们割地事秦，以便逐渐蚕食，这就叫做连横。这些纵横家的钩心斗角，也没有多大的成就。倒是便宜了秦国乘机取利罢了。
十一、合纵同盟的失败
当苏秦合纵的时候，秦军虽已占河西，进据河东，但还不能确实的占领。只看合纵失败后三年，才有“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的记载，又二年才有“魏纳上郡于秦”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如果六国能够真诚团结，一致抗秦，则秦的武力未必便能蚕食六国，以致于统一。
受秦侵略最早的是魏国，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即秦惠文君五年以前，魏已吃过很大的亏，失掉了战意。据苏秦说魏襄王的话：
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熟察之！
这种因怕秦而想事秦的愚蠢政策，不仅兵败的魏国有它，就是韩国亦是一样。据苏秦说韩宣惠王的话：
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熟计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
又对赵肃侯说：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
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
对楚威王则说：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
楚威王也很明白的，对苏秦说：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像楚王这样的担忧，当时韩、魏二国的当局都有的。不过因为秦国早放出了许多说客，即所谓衡人到各国去劝他割地事秦，各国迷而不悟。等到苏秦一出来提倡，六国才愿意结合起来。苏秦对于直接受秦威胁的韩、魏、楚三国则说：“事秦则须割地，不事秦则受蚕食，不如合纵以孤秦。”对于国境不连秦界的赵、燕、齐三国，则说：“若没有韩、魏阻隔，秦兵必然侵境。要预防秦的侵略，必须合纵，协助韩、魏以拒秦。”请看他说燕文侯的话：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
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说齐宣王的话差不多同一意思：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
对赵肃侯亦说：
……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向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苏秦的见解一点也不错。为当时六国计，自然首先要团结一致，保护韩、魏。照苏秦的计划，秦是不足畏惧的：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纵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百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博阙，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纵亲以摈秦，则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赵肃侯听信他的话，果然赠他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去约会诸侯。六国居然完全同意，共推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
这种六国同盟，反抗秦国的局面，如果能持久不变，当然是秦国的大害。可是第一因六国本身有许多利害冲突的所在，第二因秦国当时只侵略了魏国，其余五国并未受过秦的直接侵略，自然不能够长久的一致团结。所以秦国一派犀首去鼓动齐、魏，联军伐赵，苏秦受不了赵王的责难，自请到燕国去疏通，他刚离开赵境，纵约就解散了。苏秦合纵，开始说燕是在周显王三十五年，次年六国成立纵约，又次年纵约瓦解，真正发生效力的时间不过一周年。《史记·苏秦列传》据《战国策》说：“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这一句大话吹得太大了，和事实距离太远。从显王三十六年往后十五年之内，秦兵攻魏六七次，占魏七城，而且明明出过函谷关攻取陕县。最后一年还取了韩国的*。这可见秦兵并未得到因畏惧六国合纵而缩头不出。相反的，魏国并未得到五国的援助，除了被秦占领七城以外，另外还被迫割让了广大的领土给秦国。秦国的战略仍旧着重攻击魏国，轻易不肯撩犯其他各国。直至纵约瓦解后第十五年，才因进攻韩国的*，引起五国联军共击秦这一幕悲壮剧。
“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这件大事，《史记·六国表》明白记在周慎靓王三年，即秦惠王后七年。各国世家都不曾详细记载这件事，只有《楚世家》记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最末一句不是说齐兵独较后撤退，乃是说齐国出兵独较后，所以《六国表》在齐国那一栏独没有“击秦不胜”的字样，而其余各栏都有。这时苏秦还不曾死亡，须再过七年才死，虽然《史记》在他的列传不曾记载这第二次合纵的事，但我们也不妨相信《楚世家》这一个孤证，姑且承认这第二次的合纵是苏秦所主动。
这次六国联军的失败，使整个局面激剧变化。从这时以前，秦国还有所忌惮，不敢侵略赵、楚二国，就是韩国也只侵犯过一次，他的凶锋只指着魏国，对于其他五国概用连横的政策去离间他们。从这时以后，秦兵北向攻赵，南向攻楚，东向攻韩、魏，有时还公然与两三国的联军为敌，也能取胜。六国的君臣有时反而接受秦国的勾结，助纣为虐。主张合纵的苏秦终于不得志而被人暗杀死了。
十二、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
秦惠文君即位不久，即遇着苏秦合纵的威胁，虽然一时不曾受着什么损害，但也不能不慎重警戒。肤浅的史家也许只知道他曾用连横的方法去离间六国，破坏合纵；但不知张仪连横并没有成功。秦所以不曾受六国连合的攻击，是由于遵守卫鞅的攻魏政策，不轻易侵犯第三国，这是第一点。暂时不向东急进，先扩充南方和北方的领土，使实力加厚，又使六国误信他专心西顾，无暇东进。这是第二点。连横当然也不是没有帮助，但不过是第三种手段罢了。
侵魏政策的继续推行，是秦惠文君前二十年所一贯遵守的。列举这类史事，便有一大串。第一件是雕阴之战。雕阴在今陕西的鄜县北，当秦国向北侵略魏国上郡的孔道。这一战关系上郡的存亡。《史记》有四处记载这件事：
《六国表》魏襄王二年：
秦败我雕阴。
《秦本纪》：
惠文君七年，公子邛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苏秦传》：
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
《魏世家》：
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
据《六国年表》，魏襄王二年即秦惠文君五年，秦惠文君七年即魏襄王四年，魏襄王五年即秦惠文王八年。右四条记事的年份有三种的差异。究竟确是三次的事呢？还是记事的偶然差误呢？若论三次都在雕阴作战，都是龙贾为魏将，似乎是一次的事。若论斩首数目的不同，又似是二次；但不同的原因也许是秦国虚报说多些，魏国隐讳说少些，关系倒不大。苏秦开始说燕合纵，在秦惠文君四年。其次说赵，即闻魏有龙贾雕阴之败，才加紧进行。这样看来，似乎确是秦惠文君五年的事。这是秦惠文君侵魏的第一次，其目的在得上郡。但魏一时尚不愿割让上郡，只于次年“割阴晋”给秦国做和平的条件。大约秦还不满足，所以二年后又围魏的焦和、曲沃二城，魏又割少梁、河西地与秦。（据《魏世家》）可是次年秦又渡河取魏的汾阴、皮氏、焦，次年又取魏的蒲阳，逼迫魏国把上郡十五县完全让给秦国，（据《六国表》）秦却把焦与曲沃交还给魏，伪装没有东进的意思。这时他的武力却转移到义渠方面去了。过了二年，却又回师东向，攻取魏的陕县。再过二年又取曲沃，这些地方都在函谷关东，再东进便是周的雒阳。从此秦有问九鼎的野心，而魏则已尽失河南与河西的领土了。
秦的北境，东北面与魏的上郡河西比邻，现已收入版图；西北面有一戎翟的国，叫做义渠，在现代甘肃省的东部庆阳，泾川、宁县一带。泾水从他境内发源，流入秦国，在秦都咸阳的北面合入渭水。义渠是半开化的民族，他循着泾水向南发展，与秦民族冲突是不可免的。秦厉共公三十三年曾“伐义渠，虏其王。”大约这次把义渠的实力削弱了，所以《秦本纪》好久没有与他交涉的记载，到秦惠文君七年，即苏秦合纵后二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见《六国表》）秦的威力能够过问义渠的内政，可见义渠早已成为秦的保护国了。再过四年，又“县义渠。义渠君为臣。”（见《秦本纪》）却进一步降低国君的地位，直接统治他的地方了。这一年的前一年，得到魏的上郡。在二年中，北方的国境开拓千方里，这是秦国加强的新力量。因为这些地方是产马的畜牧地带，马匹的加多使秦的骑兵更无敌于天下。后来义渠曾经反叛多次。惠王后七年，五国共伐秦，秦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送义渠君。义渠君料定秦有外患，起兵袭秦，大败秦兵于李伯之下。（见《犀首传》）十年，秦伐义渠，取二十五城。（见《秦本纪》，《六国表》作十一年。）秦武王元年“伐义渠”，据《六国表》）直至昭王时代才完全消灭义渠王的统治权，合并他的领土为郡县。
秦国的南境，最初以秦岭山系为界，后来曾越秦岭取南郑，已见上文。到秦惠王时，南郑南面的苴、蜀两国互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王欲伐蜀，因道路险狭，不易达到，而韩国又正来攻秦，不知应该先伐韩呢，还是先伐蜀好。张仪是主张伐韩的。他说：
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荣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另有一个司马错是主张伐蜀的，他说：
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
不如伐蜀完。（并见《张仪传》）
秦惠王听信司马错的，果然出兵伐蜀，把它灭了，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因此更加富强，更加看轻诸侯了。这件大事，《秦本纪》和《六国表》都列在惠王后九年。但张仪独列在前十年之前，似乎是前九年的事。查后九年那一年有攻赵之役，前一年有打败韩、赵、魏的大战，再前一年有五国共击秦的危急局面，似乎那样紧张的年代很难有余力去伐蜀。如果是前九年或十年的时候，秦的敌国只有一魏，魏正在尽纳上郡与秦，秦没有东顾之忧，自然尽可出兵南征了。
所以我认为秦的北服义渠，南灭蜀，目的固然是开疆辟土，实际也避免合纵同盟的联合攻击。两件大事似乎是在相近的数年发生的，甚至采用的政略也是相同。义渠与蜀被秦灭国后，仍有傀儡式的君或侯，但国政的统治权，则操在秦国特派的“相”的手上。经济上各种权利，当然完全由秦人控制着，以便榨削。这种帝国主义者侵略殖民地的方法，和现代相差不远。所以亡国的民众常有反动。义渠后来的余波，上文已载。蜀呢？秦惠王后十一年，封公子通于蜀。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据《秦本纪》，但《六国表》无“来降”二字）秦武王三年，“诛蜀相壮。”昭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据《秦本纪》，但《六国表》末条作“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大约过了很久，秦的统治权才十分稳固。蜀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对于秦的统一六国出了很大的力量。不过因为蜀的东方就是楚国的黔中、巫郡，联络秦蜀的南郑的东方就是楚国的汉中。秦国要想保障蜀的资源和通蜀的交通线，对于楚国是从［重］新起了敌意。继魏、赵之后，受秦兵祸最烈的便是楚国了。
当苏秦合纵的时候，并没有解消六国相互的矛盾，因此秦国得派所谓“衡人”——即主张连横的人到六国去挑动战争。齐、魏首先被秦挑动，联军攻赵，赵决河水去浸联军，合纵的盟约因此瓦解。上文已述过了。后来秦又派张仪去挑拨楚、魏的国交，魏败楚于陉山，楚败魏于襄陵。秦的攻击对象是魏，所以用种种欺骗的手段去推动他和邻国争斗。魏兵曾败韩举赵护的联军。这时的魏和从前一样，依然处在四面包围之中，还没有觉悟，甚至有时反而被迫用最凶恶的敌人张仪为相，真是可笑到极点了。我们可以说：在苏秦第一次合纵以后，第二次合纵以前，这十五年间，秦国并没有吃到合纵的亏，吃亏的反而是魏国。河西、上郡的广大领土是在这一段时期让给秦国的，受列国联合攻击的也是魏而不是秦。这可见秦国对付合纵的政策是很适宜的，连横也不失为妙策之一，不过不是惟一的手段罢了。
十三、各个击破的战略
为六国计，自然是依照合纵的政略，联合攻击秦国，以防阻他的蚕食。相反的，为秦国计，最好是拆散他们的合纵，然后集中武力，在一定的时期攻击一国，以达到各个击破的战果。我们可以把几次的攻秦联军做时代的界线，依次观察秦国的战略。第一期，自秦惠王后七年，五国共击秦一役以前，献公、孝公、惠王三代的一贯战略是全力侵魏，并鼓动赵、齐、韩、楚一起去支解他。这年以后可算第二期，直至昭王九年孟尝君率六国联军攻秦一役止。秦国用的是联甲倒乙，各个攻破的战略，这期又可分四段：首段攻赵，次段攻楚，三段攻韩，末段又攻楚。首段凡五年，秦军全力侵赵，迫韩、魏同他和亲，利用齐国去扰乱魏、赵、燕等国。因为后七年那一役，据《楚世家》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根本两军并未交锋，未战即退，可见六国的战意并不坚固。而且联军不分途并进，南攻武关，北攻河曲，却只屯兵于车不并轨、骑不并行的函谷关下，在战略上已大失策了。（《秦本纪》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有齐无楚，一定错了。应照《楚世家》为是。）秦看破了联军的胆怯，次年便进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武县）守土未退的韩、赵联军：“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见《秦本纪》）同时，齐军从东方攻击赵、魏联军，在观泽大胜。这时的局势，以赵国为最孤。据《赵世家》记当时赵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所以这几年内秦便以赵为侵略的主要对象。“伐取赵中都西阳”，“伐败赵将泥”，又“攻赵虏赵庄”，“拔蔺”。虽然也曾“伐取韩石章”，“攻魏焦降之”，又拔曲沃“败韩岸门，斩首万。”但韩、魏实已畏服，韩派太子入质，魏王屡与秦王会盟，战意丧失已尽。所以这时秦的目的，实在是开拓汾河中流的领土，并扼守吕梁山石楼山中间的要道，以防阻赵军南下。秦惠文君十年已经攻赵，杀赵疵于河西，取赵的蔺、离石。这两县都在现代山西的离石县。这时又由离石进取中阳和西都（今孝义），好象插一短剑到人腰似的，对赵国北部的威胁是很严重的。这时倘使不是楚国对秦国发生纠纷，秦军也许有进取晋阳上党之势。这才激动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
秦国的威力既能支配韩、魏，东方已无忧虑，惟有南方因楚的北境逼近商於，西境逼近巴蜀，很感到威胁。加以魏国被秦屈服之后，很怕他步步进逼，便极力鼓动他去进攻楚国。《战国策》卷二十五记有人为魏献书与秦王说：
梁（魏又名梁）者，山东之腰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腰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
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不能救。地可广，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
楚自这时以前，似乎没有受过秦军侵略的记载。只有一点影痕可以推断，昔时秦曾夺楚的商於一带。据张仪劝楚怀王的话有“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则商於原是楚的领土（城在今河南的淅川县），似乎是秦孝公时代夺去了，所以曾封卫鞅为商君。秦在秦岭以南，有两个根据地，东面是商於，西面是南郑。楚国的汉中上庸恰巧在这两地的中间，无怪乎秦国想侵夺过去。不过这时楚和齐很要好，秦怕他们联合抵抗，一面叫张仪去欺骗楚王，用割让土地去诱惑他，果然达到了楚齐绝交的目的。一面出兵助魏韩去攻齐，虏声子于濮，又助魏攻燕。赵国则派赵何攻魏。当那五国各有问题的时候，秦便拒绝楚的要求，不肯割让商於。楚王大怒，出兵攻秦，大战于丹阳（今河南省西南角荆紫关附近）。秦庶长章大破楚军，虏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占取汉中郡（今陕西东南角安康一带）方六百里。楚王再尽调国兵，深入秦地去袭击秦都，大战于蓝田，又大败。韩魏闻这消息，又得秦兵来助，即联合向南进攻，到了邓县，围景座军，楚在前方的大军方才引退。这是秦惠王后十三年的事。秦在汉水流域的领土已到了上庸。上庸是现代湖北的竹山县，在汉水之南，房山之北，距离楚的郢都约有五百里。楚都已在秦军的控制中了。
这时秦对六国的威势是显然很雄壮的：正面的大军雄据着函谷关，虎视雒阳，对周、韩、魏取一种搏噬的姿势。北面左翼极远已至西都，窥伺赵、韩的北境。南面右翼占有商於和上庸，东临韩、魏，南瞰郢。六国对于这种武力的威胁，自然是很恐慌的。所以张仪游说六国诱胁他们奉事秦国，经过二十三年不能成功，到了楚兵大败之后，再去一说，六国居然信服了。请看张仪口里的秦国：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
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鸟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鸟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秦楚的形势是这样的：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今四川茂县），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关（今四川奉节东），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
这时的楚国确已在秦国两面包围之中，无怪楚王被迫要对秦和亲，换得了十年的安谧。这一段的灾难该移到韩国的身上去了。
这时秦的东境像蟹的双螯张开着，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上地被夹钳在当中。请看宜阳地图（附图）：它的北面是函谷关，南面是商於，西面是武关，显然是在秦军三面保卫之中。所以范雎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犹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疾也。”张仪老早就警告韩襄王说：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以上并见《张仪传》）
其实韩事秦不可说不谨，但究竟不能遏止秦的侵略。虽说张仪的连横因秦惠王死了而不曾实现，但纵使实现了也不能长久和平。秦武王一即位，便采用甘茂的战略，一意攻取宜阳了。甘茂把取宜阳的利益和计划献给武王，武王用他为相，派他和甘寿去魏国，要求魏勿助韩。魏已允许了，甘茂却叫甘寿先回秦叫武王勿攻宜阳。武王亲到息壤迎接甘茂，问他什么缘故。甘茂说：“宜阳是大县，上党和南阳两郡的粮食和武器积蓄得久了，名虽为县，其实同郡一样坚固。现在我们要越过数重险厄，行走千里去攻陷它，确是很难的事。我恐怕大王不能坚决听从我的话，会中途变化呢！”武王说：“我是信任你的，请和你立誓吧。”随时在息壤立下盟誓，出兵攻宜阳。攻了五个月还不能陷落，楚国违反秦国的和约，出兵救韩，武王有点动摇，叫甘茂回来问计。甘茂说：“息壤的盟约还在，大王不能翻悔。楚军虽来救韩，他决不会替韩先战。韩亦恐战而楚又捣乱他的后方。韩楚必定互相观望，不必骇怕。”武王再加兵去攻宜阳，到第二年才攻下来，斩首六万。秦军又渡河，筑城于武遂。（有人说是今山西临汾西南，不对。《战国策》卷三十有“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可见平阳和武遂都在宜阳附近。）韩国虽失了宜阳，仍旧不敢怨秦，因先王的墓在平阳，距离秦的武遂只有七十里，所以更怕惧秦国。（此事见《楚世家》）
次年秦昭王即位，暂时收敛凶锋，把围魏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的秦军撤回，把武遂送还韩国。（见《秦本纪》）后来又迎娶楚女为妇，与楚怀王约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把上庸还给楚国。齐、韩、魏联军伐楚，楚求救于秦，秦出兵救楚。（见《楚世家》）另一军攻魏取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虞都镇）、阳晋（今山西虞乡县西）、封陵（今山西封陵渡）。一军攻韩再取武遂。但不久又与韩魏会盟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把蒲坂还给魏。昭王六年，竟又派庶长奂（见《秦本纪》）连合齐韩魏，四国联军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而去。（见《楚世家》）斩首凡二万。（见《秦本纪》）次年楚围韩的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韩求救于秦，（见《韩世家》）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见《楚世家》）拔新城。（据《秦本纪》，但《六国表》作襄城）次年秦军又攻楚，夺取新市。齐、魏、韩三国也联军，共攻楚方城。（据《秦本纪》，但称“取唐味”）秦又派奂伐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见《秦本纪》，但《六国表·楚世家》迟一年）秦王又弄个诡计，骗楚王入武关会盟，却把他虏到咸阳去，要求他割巫郡和黔中。楚王不许，便被囚禁，死在秦国。楚另立王，拒绝割地。秦兵又出武关，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内乡县西北）十五城而去。这四年内，楚国又吃了很大的亏。
秦兵为什么不向韩魏赵而只侵略楚国呢？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以后，国势突然强盛，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据《赵世家》载：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国威之盛，在赵史中为第一。武灵王甚至伪装使者入秦去窥察它的地形。《战国策》卷十八有一段话很可以表现秦惧韩魏赵联合的心理，及秦这时所用的政略：
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有楚而伐韩，有韩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见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韩梁，东窥于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恶三晋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复之，已五年矣，攘地千余里。今谓楚王苟来，举玉趾而见寡人，必与楚为兄弟之国，必为楚攻韩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语，怒韩梁之不救己，必入于秦。……楚王入秦，秦楚为一，东面而攻韩。韩南无楚，北无赵，韩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案移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韩之用，梁不待伐矣，挈马兔而西走。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攘于赵矣。以强秦之有韩梁，楚与燕之怒，割必深矣。……臣故曰：事有急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若楚王入秦，见三晋之大合而坚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祸不离楚也，有利于三晋。愿王之熟计之也急。
赵王因起兵南戍韩梁之西边。秦见三晋之坚也，果不出楚王昂而多求地。
这段说辞和最末的记事，很合这时的局势。不过自楚怀王死于秦境以后，楚人怜悯他，如悲亲戚，因此更加痛恨秦国，坚定战意了。一方面因孟尝君率五国兵攻秦，而激起秦国继续侵略韩、魏。所以秦、楚绝交六年之久，秦又来楚议和，一经楚顷襄王迎妇于秦以后，秦楚间的和平又维持了十年。
十四、大兵团的灵巧运用
从政略和战略的运用分析起来，秦昭王九年孟尝君合纵攻秦这一役是一个分水岭。这役以前，政略上只有侵略疆土，没有一气灭亡大国的骇闻。以后不久，即有瓜分中山，瓜分宋，瓜分齐的激烈变态。战略上，过去虽有数国联军共伐一国或一国独抗数国的现象，但兵员的数量没有后来那么多，杀人斩首的数字更没有后来那么大，最高的记录是八万，但后来竟增至四十余万之多。这种过度的屠杀固然是我们所痛恨的，但从战略的研究而论，一个将领能够运用成百万的兵士在掌上，进退如意，有条不紊，这不能不说是军事学的伟大进步。我们研究这一大进步，对于秦国的兵制和名将如白起的战略，不能不表示惊异。
自秦昭王九年到五十一年这一段，我想叫它大兵团的运用时期。从侵魏期，各个击破期算下来，已是第三期了。这期从孟尝君攻秦起，至信陵君攻秦止，它的特色只是大兵团运用的灵巧。在政略上，范雎的远交近攻政策并不见得是秦国制胜的唯一原因。因为昭王时代虽然间或用过远交近攻的政策，而大多数时代都遵循着联甲乙攻丙的战略，并不违反远交近攻的意义。而且自范雎秉政以后，秦国也不曾收到远交近攻政策的巨大利益。秦国得意的政略不外乎拆散六国的合纵，挑动他们相互争斗，想要攻击某一国时，就联合他的邻国一同去攻击，这样自然可以获得胜利，原不必拘守一定的远交近攻政策。
当孟尝君攻秦的时代，六国的武力依然强盛，曾受过秦军打击的不过四国。齐燕距离最远，金瓯无恙。魏国受害最深，失去三分之一的领土，韩国失去伊洛上流，楚国失去汉丹上流，赵国受害最轻，只失去西部中阳、祁、蔺、离石五县。若把秦国的东境划出界线来也不是不可能的。最东北自祁县起，大约与赵国以吕梁山为界。汾水的上流属赵，中流属韩，下流属魏。汾县河东一大块土地如安邑、皮氏、蒲坂还属于魏。安邑虽曾降归秦，但这时以后又有“魏纳安邑”的记载，似乎中间曾经魏军收复，只封陵河岸一小带属秦。自黄河以南则河岸函谷关一带已属秦，东界止于渑池。向南拉一直线，经伊洛上流的宜阳到丹水上流的商於，向汉水上流的汉中南郑，也早已属秦。再向南拉一直线，线东的巫郡、黔中属楚，线西的蜀属秦。（附图）
六国的领土、资源、人口、兵力，合计起来，都比秦国超过数倍。所欠缺的只是一致的利害关系，不能认识秦国的最后目的，又没有精明能干的领袖出来团结六国为一条阵线，纵使偶然结合也不能持久不散。而且每一次合纵攻秦之后不久，秦军必来一次猛烈的反攻，韩魏所受的害必更大。这一次，齐的孟尝君田文为得要雪入秦被囚的耻辱（据《孟尝君》传），连合韩、魏、赵、宋、中山五国的兵，共败秦军于函谷，河渭绝一日，至盐氏而还。（据《秦本纪》，《六国表》）秦国有点畏惧，割河外的领土，再加封陵给魏，武遂给韩，以求和平。这二件事，《秦本纪》仝在昭王十一年，不大准确。《六国表》和《齐·韩·魏世家》都记伐秦事于九年，记秦割地于十一年。这个时候，赵正与燕、齐联军共灭中山国，韩、魏都听命于齐，楚又因怀王被虏，对秦绝交，六国没有一国对秦和亲的。倘使孟尝君或赵武灵王有领导六国的能力，结成坚固的反侵略阵线，秦国势必被他们防阻，暂时敛手。可惜孟尝君不愿“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令楚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见《本传》）动机既不纯洁，结果自然很苟且了。赵武灵王又恰巧在这时（这后一年），因内乱饿死，六国失去了这个英勇的领袖，形势只有一天一天的不利了。
自此以后的四十年中，秦的兵制已扩大到百万员的组织，随时有应付二三国的力量。他的一贯战略是歼灭韩、赵、魏的主力军，虽然也曾一度联合攻齐，一度突然袭破楚都，但这四十年精力特别消耗在三晋的争斗中，而且最着重于赵国的打击。因为赵国在前二期只受到秦军些微的教训，损伤不大，必较屡受摧残的韩、魏确是不同。所以这一期的秦军差不多专门以歼灭赵军主力为目的。只要最强的赵军被打败了，统一六国也就不难了。
在首段十年中，因为齐、赵刚灭中山，不久齐又灭宋，秦的外交政策俨然是远交近攻——注意这时范雎尚未出现于秦国——一心一意专以攻击韩、魏为职志，轻易不侵犯赵、楚两国。在屡破韩、魏之后，竟于十九年与齐湣王相约，互立为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这一段的战役凡十八次：
第一役，秦昭王十二年，秦尉错攻赵，拔襄城（今河南的县）。
第二役，次年，魏与秦战于解（今山西的县），不利。
第三役，同年，秦向寿伐韩，取武始。（古人说在邯郸西南，不对。）左更白起攻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或山西闻喜东）。
第四役，十四年，韩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斩首二十四万，虏喜，拔五城。
第五役，次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今山西垣县西二十里），复予之。
第六役，秦攻楚，取宛（今河南南阳）。
第七役，次年秦拔韩宛城。
第八役，同年，秦左更错取轵（今日南阳附近）及邓（今河南的县）。秦封公子市于宛，公子悝于邓，魏冉于陶，为诸侯。
第九役，赵、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第十役，魏予秦以河东地方四百里。韩予秦以武遂地二百里。秦以垣易蒲坂、皮氏。
第十一役，十八年，秦客卿错击魏，至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取城大小六十一。又攻垣、河雍、决桥，取之。
第十二役，次年，赵与魏伐宋，得河阳于魏。
第十三役，秦拔赵梗阳（今清源县）。
第十四役，次年，赵攻齐。
第十五役，同年，秦拔魏新垣、曲阳之城。
第十六役，二十一年，秦败韩师于夏山。
第十七役，秦错攻魏河内。魏纳安邑及河内予秦。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者赐爵，赦罪人迁之。
第十八役，齐灭宋。（据《六国表·魏·齐世家》。《秦本纪》独提前二年。）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于齐。
这十年内的特殊现象，一望而知是秦攻韩、魏，次数多至十二，最激烈的一次竟至杀死敌兵二十四万。战场上的斗杀，往往是死伤相当。纵使秦兵较勇，大约也有半数的死亡。韩、魏的大军不见得全部覆没，假定生死各半，初出阵时即将有五十万之众。秦军能够战胜，人数谅必相差不远。我们猜测这一役双方的兵员合计将达百万人，似乎不算估计太高。
这时秦国的态度是很慎重的。昭王十九年虽曾称帝，一遇列国反对，第三个月即复称王。而同时称帝的齐湣王则于灭宋之后，过于骄横，惹起列国的恶感。先前燕国曾被齐军破灭，复兴已二十七年。这时正给他一个联合六国的机会。
据《战国策》卷三十记苏代的话，齐破宋，六国破齐，都是秦国所主动：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此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这条史料是很重要的。虽然《燕世家》有“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一语。《乐毅传》有：“王若欲攻之利，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必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这些话只可解释四国攻齐的动机，而不曾指出秦为什么亦参加攻齐之役。我们试看左列这些史事发生于燕兵攻齐的前一年，便可知秦实为攻齐的主动者。
昭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见《秦本纪》，《齐世家》、《六国表》皆有。）
秦王为什么要会楚王、赵王？次年为什么又要“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不外是订立攻齐的同盟罢了。《韩世家》记“韩釐王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佐字便是一个显明的证据。秦、齐国境被中间的韩、魏、赵、楚隔绝，不得各国的同意秦兵便无法假道攻齐。秦兵既已首先攻入齐境，燕国自然可以放胆出兵了。
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见《秦本纪》）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见《燕世家》）
这里最末一句不大可靠。据《赵世家》，次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历为秦遗赵王书，……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秦。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次年“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后二年，赵又派“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次年又派“廉颇将攻齐”。可见齐地被占的六年内，秦赵等国各占若干城，并不是只由燕国独占。还有楚将淖齿，以救齐为名，杀了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得了淮北一带。（见《齐世家》）
齐国后来虽赖田单之力，得以恢复燕军占领地。如果攻齐的五国同盟不瓦解，齐的复兴是不易的。复兴之后，秦、赵、楚等国的占领地曾否收回，史无明文。证以秦昭王三十六年，秦“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刚寿在穰侯的陶国附近，可见秦前所取齐的九城，也许不曾归还齐国。穰侯魏冉是昭王的母舅，秦国的相，攻齐正所以扩充陶国的领土，自然不肯轻易放弃的。不过这一种劳师攻远的政策，大为范雎所反对。从范睢秉秦政以后，齐国不再有外患。秦齐和好，列国亦不侵齐，一直至秦灭六国的最后一着，才加兵于齐，也毫不费力的，很和平地便解决了。
秦国参加攻齐的兵，于破齐济西的次年，即“取魏安城（今河南原武县东南），至大梁（今开封）。燕、赵救之，乃去。”这不过示威的性质，所以次年秦王即与韩釐王会新城，与魏昭王会于新明邑，胁迫他们对秦和好，以后有七八年不曾侵犯韩、魏。《战国策》卷三十，有一段苏代的话，很可以表现韩、魏畏秦的形势：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大约在今山西垣曲县附近），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太岳山上），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骨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韩魏既已服事秦国，赵的国势又正当强盛，时时侵略魏国：这八年间，曾夺取魏的伯阳、几、房子、安阳等城，还决过河水。秦国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最初藉口赵不合作击齐，出兵攻赵，拔取两城。次年又拔取石城。（今河南林县西南八十五里）次年又派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强营村），斩首三万。要不是这时楚顷襄王想合纵攻秦，秦军必继续攻赵。秦昭王二十八年所以肯和赵惠文王会盟于渑池，就是为得要集中全力攻击楚国。（见《秦本纪》，《赵世家》，《六国表》）
楚自怀王困死秦境以后，被迫事秦已有十七年之久。《战国策》卷三十，苏代的话可以为证。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到秦昭王二十七年，顷襄王忍无可忍，遣使往各国，欲合纵以伐秦。（见《楚世家》）秦一得讯，即发兵攻楚。（见《秦本纪》）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见《楚世家》）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由蜀攻楚的黔中，拔取其城。（见《秦本纪》）次年，秦又派大良造白起攻楚，取*（今湖北宜阳）、邓（今湖北襄阳东北）、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赦罪人，迁往这些占领地。（见《本记》、《世家表》）次年即秦昭王二十九年，白起的大军进取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烧其先王在夷陵的墓（今宜昌东）。楚王的大军被击散了，不敢再战，向东北逃走，直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才站定脚步。（见《本纪世家》）秦的占领地向东推广，直至竟陵（今湖北天门县），改组这些地方为南郡。（见《六国表》）封白起为武安君。次年秦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改为黔中郡。（见《秦本纪》）次年，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向西恢复秦所攻拔的江旁十五邑，设一郡以拒秦。（见《楚世家》。即《秦本纪》所谓“楚人反我江南。”并非如《正义》所谓“黔中郡反归楚。”）秦军亦无意东进，改向北方的魏攻击。楚国得以保持残局，直至五十年后始有亡国之祸。（附地图）
这时秦国因楚的主力军队已经歼灭，无向东开拓领土的必要。而北方的赵、魏失和，正可乘机进取。所以破楚后即移师北上，派白起伐魏，取得两城。次年又派穰侯攻魏，又拔两城，驻军大梁城下（今开封）。韩使暴鸢救魏，为秦所破，死者四万，鸢走开封（今县南五十里）。魏以温县（今河南昌县西）等三县与秦，请和。次年，秦又派客卿胡伤攻魏，拔卷（今河南原武县西北）、蔡阳（蔡河即贾鲁河，在郑县中牟）、长社（今长葛县西）等四城，斩首四万。次年即秦昭王三十四年，秦将白起击魏、韩、赵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杀十五万人。魏将芒卯逃走，魏割南阳（今获嘉北）以和。（据《魏·赵世家》、《秦本纪》及《六国表》。但《韩世家》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败赵、魏于华阳之下”，似不确。）次年因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见《赵世家》但误作明年之事。）秦军佐韩、魏、赵、楚伐燕，（见《秦本纪》）似无所得。次年又与赵攻齐，赵取平邑（今河北南乐县北），秦取刚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次年，赵请秦交换土地，已收回了蔺、离石、祁，却不肯交出焦黎、牛狐，秦兵攻赵围阏与。（我以为在今山西陵山县东北的平城镇，古人说是武安或和顺皆误。）赵使赵奢将兵救阏与，大破秦军。这役战史，本书另有一篇专述。秦军败退后，三四年不敢侵赵，只夺去了魏的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和郪丘（或作廪丘，或作邢丘。今温县平皋故城）。从此魏国的地位降低到属国似的，对秦自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有一次齐楚相约而攻魏，魏竟赖秦的救援而免祸。魏王因秦肯相救，很想借力伐韩以求故地。公子无忌极力反对，曾指出这时的秦军的战略：
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信邺朝歌，绝漳釜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厄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武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
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盐。所亡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亡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见《魏世家》，《战国策》作朱己的话。）
无忌这一篇话，是在韩国受秦攻击三年之后说的。他指出韩的本部是魏大梁的保障，韩的上党是赵邯郸的保障。所以劝魏王“速受楚、赵之约，……以存韩而求故地，……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他又指出二点：
……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
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不幸魏安釐王畏秦过度，竟听凭秦去姿意蚕食韩国：
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今山西曲沃县西北），拔汾旁九城，斩首五万。（见《白起传》，《六国表》，《秦本纪》，《韩世家》，但传作五城）
次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据《白起传》）取韩南郡。（据《秦本纪》）
次年，白起攻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秦。（据《白起传》）五大夫贲攻韩，取叶阳（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等十城。（见《秦本纪》）
除了叶阳是在河南之外，韩国这些地方都在黄河北岸，是联络南北二部的重要据点，自被秦占领后，北部上党郡与南方本部的交通断绝了。所以上党郡守冯亭才把上党城市邑十七降赵，他以为：
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见《白起传》，这是四十五年的事。《韩世家》误作前一年。《秦本纪》作后二年）
赵孝成王把这个严重的问题征求群臣的意见，赵豹说：
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
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与为难，必勿受也。赵禹的意见则完全相反：
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并见《赵世家》）
赵王竟采用赵禹的意见，即发兵取上党，使廉颇将军屯驻上党南部的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二十里王报村）。这一着粗看似乎赵是失策，其实也有不得不进占上党的必要。因为上党即今山西省的东南部，正太行山盘亘之处，这一带山岳地，易守难攻。它的东方不远，便是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十里赵王城）。如果赵军不进驻上党，邯郸必感受秦军的极大威胁。请看苏厉口里的秦赵形势：
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此指边界而言，郡治则不只百里）……秦之上郡（今陕西省北部），近挺关，至于榆中（今榆林）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今山西中央西部），羊肠（今交城县东北，太原县西北）之西勾注（今代县西北）之南，非王有已。
注，斩常山（关名，今河北飞狐口）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见《赵世家》）
苏秦很早也已预料到：
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秦由渡河逾漳，据番吾（今河北平山县），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见《本传》）
一看上党地图，（附图）便可知道上党是邯郸的屏藩，关系赵国的存亡异常重大。他的进军上党，决不是失策，实在是战略上必要的机警的处置。
上党降赵之后，秦兵不曾即刻进攻，却另攻取韩的侯氏（今河南偃师南）、蔺（今地不详）。这一着的作用是控制着韩守成皋、巩的大军，不让他渡河进攻秦军后路以救上党。到第三年，才使左庶长王龁进攻上党，上党的民众逃往赵国。赵军进军驻长平，以保障上党民众。四月，王龁开始攻赵。赵使廉颇统率全军，前哨开始冲突。秦的哨兵斩了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据守，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壁垒。廉颇坚壁以待秦；秦屡次挑战，赵兵不出。（见《白起传》）
廉颇这种战略是不错的。上党边界距邯郸百里，长平距邯郸亦不过三百里。赵的大军很容易得到后方的接济。秦军则距后方的国都有七八百里之远，水运既有砥柱之险，陆行又有崤阪之隘。为赵国计，自然以旷日持久为宜。上党是山岳地带，长平在山谷的出口。秦军由南攻北，是自下流向上仰攻。赵军扼守山谷，凭险而守，俯瞰山下，形势较便。若依廉颇的战略，谁胜谁负，尚未可料。
秦军挟其坚甲利兵，铁骑长戟，宜于速战。且知赵国的主力军队大部集中在长平，很想诱引赵军出战，以便捉得歼灭主力的机会，于是派遣间谍到赵都去扬言道：“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的子赵括做大将呢！廉颇是容易解决的，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赵孝成王本来有点怨怒，恨廉颇常打败仗，损失了不少兵士，又反而坚守壁垒，不敢出战。现在一听得这种谣言，便决定要罢免廉颇，改派赵括为将。赵相蔺相如抗议道：“王因赵括的名誉好而叫他带兵，这很象胶着柱来鼓瑟一般。括徒然能读其父的书传，不知道变化运用。”赵王不听，竟派赵括去统率四十万的大军。
赵括自少时即学兵法，谈兵事，自以为天下莫能当。曾和他的父亲赵奢辩论，奢不能驳难他，然总不赞成他的意见。括的母亲问是什么理由，奢说：“兵是死地，而括谈得太容易了。假使赵国不用括为将也罢了，若必用他，破灭赵军的人必是他了。”这时赵奢已死，括将上前线去，他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说他不可当大将。王问何故？她说：“从前他的父亲为将的时候，亲自奉饭饮而进食的人在十个左右，当做好友看待的在百个左右。大王和宗室所赏赐的金钱物品，他完全分散给军吏和士大夫。受命的那一天，不再问家事。现在我的括儿平空做起大将来，东向而坐，军吏没有敢仰视他的。王所赐的金帛，拿回藏在家里，天天留意那一处有便利的田宅，可买的便买下来。大王想想，他那里比得上他的父亲？父子的心显然不同，愿王不要派他出去。”赵王说：“你不要管吧，我已决定了。”赵母道：“大王既是一定要派他去，即使有什么不合王意的恶果发生，我可以不跟他受罪吗？”赵王许诺。赵括即抱着大志，到了长平。把廉颇的一切约束完全改易，另派许多军吏，预备出战。（见《史记》卷八十一《赵奢传》）
秦国闻得赵已易将，知道机会已到，不可错过。即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改派原来的主将王龁为尉裨将。还怕赵括震畏白起的威名，会改取慎重的战术，所以下令军中，有敢泄露武安君白起为将的消息的人必须斩首。这时还是秦昭王四十七年的秋天。赵括一到即出兵击秦军，白起令秦军诈败而走，另派出二支奇兵绕到赵军的后方去。赵军追逐秦军，直逼秦的壁垒。壁垒很坚固，秦军抵抗得又很猛烈，赵军无法冲进去。秦的奇兵一支二万五千人深入赵军壁垒的后方，截断由邯郸来的接济。又一支五千骑直逼赵军的壁垒，阻隔赵军，分为两部。赵军的粮道被隔绝了。秦军才出轻兵迎击，赵军前队苦战不利，赶筑临时壁垒，坚守以待救兵到来。在这紧急的关头，而秦昭王闻得赵军的粮道已绝，即亲身来到河内，赐人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的壮丁完全到长平去，听白起的指挥，加厚在赵军四围和后方的兵力，遮断赵国救兵粮食的通路。相持到九月，赵军已有四十六天不曾得到后方的救济，粮食不足，都觉饥饿，有些竟暗暗的互相屠杀，割肉充饥。最后分成四队，四向冲击，想打破秦军的壁垒，冲出重围去。但冲了四五次都不能冲出去。赵的将军赵括亲身率锐卒冲锋，正在搏战的时候，忽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全体投戈愿降。四十万大军的战斗力，竟因饥饿而在一天中消灭了。（见《白起传》及《赵奢传》）
这一幕生擒四十万俘虏的大战，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有最伟大的贡献。这和西洋史上汉尼拔的卡内战争，无论从兵员的多少，战略的优劣，和战果的大小比较起来，都卓越若干倍。我国谈兵法的只知道有卡内兵法是歼灭战的典型，却不知自己的战史上早有这一幕惊天动地的长平大战！若不是后来坑杀降卒，白起的战略是很值得佩服的！
很可惜的是白起对付俘虏很不得法，他们担心着“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竟“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统计这役大战，秦军前后所斩首虏，竟有四十五万之多。（见《白起传》及《赵奢传》）这实在残忍过度，毫无人道，打破了一切罪恶纪录。
照白起的主张，应该趁这赵国人心震惧的机会，进军邯郸，以灭赵国。（见《战国策》卷三十三最后一段）所以于大破尽歼长平赵军的次月，即昭王四十八年十月，即进而平定上党郡。分军为二，派王龁率一军攻拔武安、皮牢，派司马梗率一军定太原，尽占韩的上党。（见《白起传》、《秦本纪》）白起则归秦，（见《秦本纪》）请增加军粮以灭赵。（见《战国策》）韩、赵二国更加恐慌，派苏代去汾说秦相范雎道：“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的已有七十余城，南定*郢、汉中，北擒赵括的大军。虽周召吕望的功勋也不比他多了。假使赵国灭亡了，武安君必为三公，你能够做他的属官吗？……不如乘这次大胜，割取韩赵一些地方，不要留给武安君立功吧！”范雎便把秦兵劳苦做藉口，请秦王许韩、赵割地以和，使士卒得以休息。（见《白起传》）秦王因国虚民饥，（见《战国策》最后一段）也就乐得听从他，割取韩的垣雍（今河南原武西北），赵的六个城，便订了和约。到正月，双方都停止军事行动。秦军退守上党。白起闻得是范雎的主张，从此和他不和。
秦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问计于白起，白起却又不赞成。王说：“前年国虚民饥，你不估量百姓的力，要求增加军粮以灭赵。现在我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的俸，比从前加了一倍。而你说不可伐赵，有什么理由呢？”白起说：“长平的战事，秦军大胜，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战死了的有厚葬，劳役的互以饮食铺馈相飨，这样是消耗很多财富了。赵人死了得不到收葬，伤了的得不到医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产他们的财富。在这样的局势下，大王虽征发较前增加一倍的军队，我料赵国守备的力量也已增加十倍了。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弊，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以防备秦军为急务。他的国内很充实，他的外交已成熟。当现在这个时候，赵国在实在未可去征伐呢。”昭王不听，只淡淡的说：“我已经兴师了。”（见《战国策》最后一段）
这是四十八年九月，即最后一月，（见《白起传》，《秦本纪》误作其十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都邯郸。次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更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见《白起传》）昭王欲使白起去代王陵，白起说：“邯郸实在还不容易攻陷呢。而且诸侯的救兵天天都有到达，他们怨恨秦国已很久了。我军虽然打破了长平的赵军，而我军的士卒战死了的也过半数，国内已很空虚。现在远绝河山而去争人家的国都，赵在城内响应，诸侯自外围向里攻击，我军夹在当中，必定会被击破，我不愿去。”（见《白起传》）
秦王自己命他去，不肯去，又叫范雎去请他，（见《白起传》）责备他道：“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你前次率数众的兵入楚，拔*、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联合，兴兵很多。你所带的不及他们的半数。伊阙一战，大破两国的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还自称为秦的东藩。这些都是你的大功，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现在赵卒死在长平的已有十分之七八，他的国内虚弱已极。所以我们大发军人，比赵国的人数多上数倍，愿派你去带领这支大军，我想一定会消灭赵国了。你曾经以寡击众，取胜如神。何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吗？”
白起对答道：“那个时候，楚王自恃他的国土广大，不好好的修明政治。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所以我才能够引兵深入，经过很多城池也不去攻陷，沿途拆毁桥梁，焚弃舟船，以阻滞他的援军。抢掠楚国郊野的粮以足军食。当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所以我才能建立功勋呢！”
“伊阙那一次，虽遇两国联军。但韩军很孤，依赖魏军，不愿先用其众。魏恃韩军很锐，想推以为先锋。两军争占便宜，不能合力。所以我才能够设置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军的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然会溃散。乘胜逐此，所以才能立这样功勋。这都是计较利害形势，很合自然的道理，有什么神奇奥妙呢？”
“我们前二年已在长平破灭了赵军的主力，不在那时乘他们震惧的机会去灭亡他的国家，反而畏他，竟至释放他，使他得耕稼以益其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他们的君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其士，乃至平原君一流都叫他的妻妾在行伍之间补缝士卒的衣服。臣人一心，上下同力。这很像勾践困在会稽的时候呢。我们若想结合长围去攻击他，他必固守。若想挑引他的军队决战，他必不肯出。只包围他的国都，必不可剋。攻他的列城，必未可拔。掠他的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我只见这次攻赵是很多损害，没有看出有什么利益。况且我的病未愈，也不能出去带兵呀！”（见《战国策》最末一段）
这段话，大旨着重政略，从政治、经济的良否，民意、兵意的坚否，来判断战役的胜败，实是抉原探本的真理，可做一切战略的根本条件。白起善能把握各种有利的条件，所以才百战百胜，从未失败过。可惜范雎不能了解这种正确的理论，反而误会他有意讽刺前次主和的失策，很惭愧的退去了。
昭王知道白起一定不肯去，便发怒道：“没有白起，我就不能灭赵吗？”更加多发军队，叫王龁去代替王陵。王龁的大军围邯郸八九月，死伤甚多而城终不破。（见《战国策》）楚、魏的援军数十万来攻秦军，（见《白起传》）赵王又出轻锐的卒以扰秦军的后方。秦军屡战都失守，亡伤很多。白起听得了，便说：“不听我的计策，现在究竟怎样了呢？”昭王知道了，发怒，即去见白起，强迫他坐起来，说道：“你虽病了，勉强为我去睡下来带兵吧！若有功，很合我的志愿，将更看重你。如果你仍不去，我真恨你了。”白起顿首答道：“我也知道去了虽没有功也可以免罪。若不去，虽没有罪，也不免被诛。但我惟愿大王能鉴我的愚计，释赵的罪，休养兵民以待诸侯的变化。若抚其恐惧，伐其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也可以完全平定，何必一定要从赵国开始呢？这可说是被一个臣子屈服而能胜天下了。大王若不察我的愚计，必欲快心于赵，以罗致我的罪，这也可说是胜了一个臣子而被天下屈服的了。试想：胜一臣的尊严，那可比得上胜天下的威风那么大呢？我闻古人说过：‘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我宁愿伏受重诛而死，也不忍为辱军的将。愿大王再省察一下吧！”秦王愤愤不平，不答而去。（见《战国策》）这才免去白起的官爵，降他为士伍，迁到阴密去。白起因病未能即行。又过了三个月，因诸侯进攻秦军很急，秦军屡次退却，天天派人回秦求救。秦王气极了，派人勒令白起不得留住咸阳城中。白起走出咸阳西门刚才十里，到了杜邮地方，即得到秦昭王的命令，逼他自杀。这时是五十年十一月，他临死时才忏悔不应该坑杀数十万的赵国降卒。（见《白起传》，《秦本纪》作十二月）
白起的计策不被采纳，是秦国的巨大损失。长平之战，已歼灭赵军的主力，秦王不能把握这良好机会，加紧追击，扩大战果，已很失策。后来却因赵不肯割让六城，（见《战国策》卷二十二）再起兵去围邯郸，在战略上又患了劳师攻远的错误。从大局着眼，这时秦国最要紧的是想巩固后方，应该残灭周、韩，打通从崤阪、函谷到成皋、荥阳的要道；灭赵本非急务；即使要削弱赵国，也应该从上党直捣井陉，截断太原、代郡、云中与邯郸的通路，分裂赵国为二部，然后循汾水向上流进攻略取太原，甚至再到代郡云中，使赵国得不到北部的巨大资源和人力，则邯郸自然变成孤城，不能持久了。秦王和范雎当时没有筹算到这里，竟屯兵于邯郸坚城之下，坐受诸侯救兵与城内赵军的夹攻，以致失败。甚至老羞成怒，逼杀百战百胜的大将白起。这一失着，使秦国统一六国的伟业，迟了三十六年完成。若依照白起的计策，则不必待秦始皇帝，也许老迈的秦昭王也能亲眼看见六国的君臣都变成咸阳的俘虏。
邯郸被围，自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开始，至五十年十二月或正月才解除，足足在危险艰苦中度过了十五六个月。这一段时期含蓄着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纵横捭阖的议论，很有记载的必要。第一件是围城中兵民的痛苦。据李同对平原君赵胜的话：
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见《平原君传》）
赵胜听从这种劝导，果然得到敢死之士三千人，出攻秦军，秦军被他们打退三十里。这很合前文白起所说：“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无怪乎秦国虽久“围其国都，必不可剋”了。
第二件是鲁仲连打消尊秦王为帝的谬说。魏王畏秦，使新垣衍游说赵王道：
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原文衍湣王二字）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原文衍昭字）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
鲁仲连和他对辩很久，最后拿出切身的利害关系来说：
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因此说：
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并见《战国策》卷二十）
赵国从此坚决抵抗秦军，不肯求和了。
第三件是毛遂劫盟楚王，得到救兵的一幕活剧。赵胜率毛遂等到楚国求救，向楚考烈王指陈利害，谈到日中还没有得到楚王的首肯。毛遂按剑历阶而上，故作声色向赵胜质问。楚王叱逐毛遂，遂按剑而前，痛骂楚王忘百世之怨，说合纵是为楚国着想，胁迫他歃血为盟。（见《平原君传》）楚王方才遣将军景阳救赵。次年开到新中（今河南安阳县），秦军已解邯郸之围，闻风先逃了。（见《楚世家》）
第四件是信陵君无忌夺军救赵。这支生力军的开到，方才击退秦军。起初是赵求救于魏，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派人警告魏，说谁敢救赵的，破赵后必先移兵攻击他。魏王恐慌，叫晋鄙留驻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四十里），阴持两端，观望形势。秦攻赵益急，赵胜屡次催促无忌，无忌再三请求魏王，王终不许。无忌得到侯嬴的秘策，叫如姬窃取虎符，带着力士朱亥往邺，矫发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军权给无忌。晋鄙合符，仍有疑惑，给朱亥一铁椎打死了。无忌既得军权，即令军中：有父子俱在的，父可回去；兄弟俱在的，兄可回去；独子无兄弟的，也可回来供养父母。选得精兵八万，直向邯郸，进击秦军。秦军不利，解围而去。（见《信陵君传》）
当秦将王龁围赵之时，别派张唐攻取郑（今河南郑县）。五十年十二月，因魏、楚救兵将到，秦王益发兵驻汾城旁（此汾城不是今山西汾城，必在邯郸南方不远）以为后援。不久即将围赵的大军撤回汾城。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军走流死河中的有二万人之多。攻汾城即从唐（不是今山西冀城）拔宁新中。更名宁新中曰安阳。初作河桥（似在阴晋到永济的黄河中），以便交通。次年秦将军摎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三十五里）、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黄城），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纵，想联军出伊阙，使秦无路通阳城。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无抵抗而降，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传国八百六十七年的周室，从此灭亡。秦昭王五十余年攻城陷阵的事业，也从此收束，敛回云卷波涌的攻势，以休息其兵力。自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及孝文王元年，六载之间，只用过一次兵攻魏取吴城（今河南舞阳东三十里）。在五十三年的时候，天下各国都来秦贡献。韩王则亲身入朝，魏王则委国听令。秦昭王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见《秦本纪》）
十五、统一大业的完成
严格而论，自长平战后，秦国统一六国的趋势即已确定。因为六国兵力最强的首推赵军。他有骁勇的骑兵，过去又不曾受过重大的损失，战斗力是很坚强的。《史记·燕世家》记乐间的话：“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廉颇传》记他晚年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这句话是老将含着血泪说的，足以证明赵兵很善战。长平一战，赵的主力消灭，其他各国再也没有能单独与秦军对抗的兵力。兴亡的局面早已确定，所差的只是时间而已。六国不曾受到秦害的只有齐、燕两国。这两国在三十年前的互相攻击，已使他们的实力削弱，迄未恢复元气。秦国自采取范雎的远交近攻政策以后，再也不去攻击燕、齐了。齐国也乐得安享太平；燕国则不安本分，当秦昭王晚年息兵养民的时候，误信栗腹的计策，曾经出兵分二路袭击赵国。却不料赵军虽少，反而大破燕军于鄗（今河北高邑）及代（今河北蔚县），杀得燕军狼狈而逃。廉颇率领赵军追逐五百余里，竟围其国都，割取五城，始允和解。以后廉颇又继续夺去繁阳（今□□□□），再过二年，赵又派李牧夺去燕的武遂（□□□□）、方城（□□□）。还有一次赵将庞煖又大破燕将剧辛，斩首二万。（见《燕·赵世家》，《廉颇·李牧传》）像这样兵连祸结，毫不觉悟，自然是秦国之利。至于韩、魏两国，一向受秦军的残害最大，国土已缩小到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二三。楚国也不及原有的半数。在地理的形势上，这三国已陷入秦军三面包围的状态，特别是韩、魏更加觉得危急万分，朝不保夕。这些，一看当时的疆界地图便可明白。（附地图）
秦始皇帝在名义上是昭王的曾孙，但他即位这年距昭王老死只隔四五年。我们记述他统一六国的史事，不妨把他的前一代庄襄王也包括在一块儿，因为那只有三年。从庄襄王元年以后，只经过二十九年的时间即统一了六国。秦军对于这些残破的国家，无论是蚕食或鲸吞都不曾遇到强劲的敌手，除了楚国曾经得过一次胜利。我们从此以后，只须分国记述，即可了然。不过在分述之前，应该总述一些秦国所用的的政略和战略。
当时六国的人心有两种现象，平民很怕受秦人虐待，游士很怕失去富贵，所以大家明知各国大势已去，也还在各为其主，运筹帷幄，捨舍疆场。秦国对付这些游士的政略是用金钱收买。范雎、顿弱、姚贾、尉缭都曾献此计。《战国策》卷五载：
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会，相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十金，随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
卷六又载：
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兼欤？”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秦帝，即以天下供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卷七又载：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客宾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封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
《史记·秦始皇帝本纪》也载：
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为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矣。”秦王征其计。
从这些性质重复的记载，可以知道秦国散在六国的间谍网是多么厉害！花上那么多的金钱，自然很少不会被他收买的。各国内部的贤明的将相往往被间谍谗毁，以致无人能够负起救亡的责任。这实在是六国的致命伤。例如魏的信陵君很会用兵，秦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得晋鄙的客去向魏王谗毁他，以致罢免兵权。（见《本传》）又如上文所引的李牧是赵的勇将，秦多送些金钱与赵王的宠臣郭开，叫他诬陷李牧，竟把牧杀了。（见《李牧传》）又如秦攻五国，齐相后勝受了秦国间谍很多金钱，宾客入秦的也被收买为反间，都劝齐王不要助五国。（见《齐世家》）从这些实例来看，秦的收买间谍的政策对于统一的顺利完成是有很大的帮助了。
一个国家的兴亡，人心的向背必有重大关系。上文已写出秦国的领土一年一年的扩大，人口自然也跟着增加。这些新附的人民对于秦国的统治是不是愿意接受呢？这点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不愿意，必常起反叛。秦国若不能巩固新占领的统治，必不能继续进攻。假使处处都像冯亭所说：“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见《战国策》卷十八）苏代所说：“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见《白起传》）那么秦国的开疆拓境必很困难，统一的大业就不易完成了。长平战役以前，经过百年的战争，秦国从六国所得的领土，不及后来三十年所得的半数，恐怕就是“其民皆不欲为秦”所致。
《商君书》有一篇《徕民》，指陈秦国招诱三晋人民的方案；据我考察，这不是商鞅的原文。请看他说：
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夫百万。
襄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因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夫实旷土，出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
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
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书起也。论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周军之胜，（似指伊阙之战）华军之胜，（指华阳之战）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莱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
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即白起大破赵括之役）秦所亡民几何？民客之兵，不能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己！（《商君书》第十五篇）
这篇关系重大的奏议，秦王必已采用实施，所以后来才能势如破竹，一气吞并天下而不感觉困难。古人读这篇文章，总认做商鞅的手笔。殊不知这里明明说出“今三晋不胜四世矣，自魏襄王以来。”试从魏襄王往后计算，四世为安釐王，其元年当秦昭王三十一年。文里提及的三次大战，长平之胜在昭王四十七年，华阳之胜在昭王三十四年，周军之胜似指伊阙一役，在昭王十四年。这三役既不是孝公时代商鞅所及见，——自鞅死至长平战凡七十八年——魏襄王即位也不是商鞅所及见，那么我们还能够说这篇文章是商鞅对秦孝公说的话吗？早则昭王晚年，迟则庄襄王时代或始皇帝时代，才有人贡献这种徕民的政策，一被采用，立即发生很大的效力。试看《墨子·非攻篇》所叙述的战争之祸，则知当时的人民如果能够得一个安居乐业的乐土，不受战争的痛苦，他们怎么不会“欣然愿往”呢？
现在，我们可以分国记载最后决定存亡的战事了。首先应该写到周国的残土：
秦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见《秦本纪》）
其次应该写到韩国：
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见《秦本纪》）荥阳。（见《韩世家》，《六国表》）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见《秦本纪》）
成皋和巩在嵩山的北麓，当雒阳东通大梁的要道，倚山临河，形势险厄。秦从东西两面夹攻，韩军自然不能久守。此地一失，韩国的灭亡即已注定了。过了二年，秦又派王龁悉拔韩的上党，（见《秦本纪》、《韩世家》）完成十二年前未成的功绩。到了秦始皇帝三年又派“蒙骜攻韩，取十三城。”（据《秦本纪》、《韩世家》、《六国表》误作十二城。）十四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见韩世家）“韩王请为臣。”“十六年九月发卒受韩南阳地。”（见《秦本纪》及《六国表》）次年，“内史腾攻韩，虏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见《秦本纪》）韩国从此灭亡，亡国之前还苟安了十四年，事实上却早已丧失了独立的性质。秦军差不多没有一点损失，就收拾了这奄奄一息的弱国。（附地图）
韩国的东邻是魏，所以秦国的目标依次便要指着魏国了。根本上魏国也同韩一样，早已“委国听令。”不过自出了一位信陵君，解救邯郸之围以后，信陵君虽“留赵十年不归，”（见《本传》）秦兵也不敢犯赵、魏。（据《六国表》）直至秦庄襄王二年，魏、赵联军攻燕，（见《赵世家》）秦军才进攻赵国，得榆次三十七城。（同上）又移师攻魏。魏王敦促信陵君归，授以上将军印。次年信陵君派代表遍告诸侯，诸侯各遣将带兵救魏，他率魏、韩、赵、燕、楚五国的兵，破秦将蒙骜河外，蒙骜败走，联军乘胜追逐，至函谷关，阻抑秦兵，秦兵不敢出。信陵君的威名由此大振。倘使能够长久掌握兵权，联合各国，则秦的凶锋或可暂时收敛。秦王很畏惧他，即按兵不动，改用离间之计，收买晋都的宾客去向魏王进谗言，说他想夺王位。魏安赘王天天听得谗毁，不能不信，竟使人代信陵君为将。信陵君不久便气死了。（见《本传》）秦国一听得魏军换了大将，即派“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次年十月又派将军蒙骜因攻韩之便，攻魏氏畼（□□□）、有诡，次年始拔其城。旋因岁大饥，撤退休息。（见《秦本纪》）次年即秦始皇帝五年，闻信陵君去岁已死，又使蒙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等二十城，都攻下来了。改置东郡。在（见《信陵君》及《秦本纪》）次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军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即散去。秦军拔魏的朝歌和卫都（□□□□），迫东郡。卫君迁到野王去了。次年，秦攻赵的兵归来，拔魏的汲。魏因邺城孤县，自动割让给赵国。隔了一年，秦又攻魏的垣（□□□）、蒲阳（□□□□）、衍。从此以后，魏国在黄河北岸已无片领土，秦也不复以魏为意。所有的兵力都用向赵国攻击了。秦始皇帝十六年，将要灭韩之前，曾强迫魏国割献一些地方。直至残破了赵、燕两国的国都以后，方才叫王贲率破燕的大军渡河而南，先把楚兵击破了，然后回师，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请降。秦国尽取其地改为郡县。这是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的事。信陵君死去已十八年了。大梁的破陷所以较迟于邯郸、蓟城的缘故，纯粹是魏国的主力军早已歼灭，犯不着秦军去光顾。而且大梁的东方是齐，南方是楚。秦国不愿惊动向来和平的齐楚两国，所以姑且保留这残余的魏国，孤弱的大梁，做一个缓冲地带，让齐、楚的君民多做几年和平梦，他才好用全力去解决赵、燕两国。并不是魏国有力量多支持几年，这一切步骤的谁先谁后，全都是秦国的战略罢了。（附地图）
赵国当长平大败之后，若不是秦王不听白起，停止进攻，一时确有亡国的危险。幸亏白起之计不行，秦军迟延了一年才再进攻，战略上又陷了屯兵坚城的错误，政略上又惹起魏、楚出兵相救，这才缓和了危急的局势。可是秦国一向就采取亲燕政策，自秦惠王嫁女给燕文公的太子以后，这种政策很收到夹攻赵国的效果。例如“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解围之后，“燕攻昌壮，五月拔之。”秦昭王死的那一年，燕信栗腹之计，以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次年，廉颇围燕。又次年，赵又遣乐乘攻燕，围其国。又次年，又遣“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这十年间，秦国正在息兵休民，养精蓄锐；而赵军反与燕军打得难解难分，耗损实力。给秦国一个很好的机会。（见《赵世家》）当魏、赵联军攻燕的时候，秦国却派蒙骜出兵攻赵，去定太原。次年春，蒙骜的大军先攻魏，取高都、汲。次进攻赵，取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秦将王龁又悉拔上党诸城，将要东窥邯郸。幸亏魏信陵君提倡合纵，赵、燕都加入了，五国联军把秦蒙骜军自河内方面打退。这时赵、燕暂时和好，交换一些土地，赵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秦始皇帝初立，晋阳的赵人起兵反叛，秦将蒙骜赶到平定了他们，赵国也无可奈何。这时赵的领土失去了一半，只剩下句注山南北的代郡云中和太行山东的邯郸一带。秦军的战略是要先攻取魏国的北部和韩国的西部，所以空了十年不攻赵。赵国的君臣毫无远略，竟毁弃了纵约，时而派廉颇攻取魏的繁阳，时而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时而派庞煖攻燕杀其将剧辛。待秦军尽取魏的北部二十城以后，赵国才又觉悟转来，派庞煖将赵、楚、魏、燕的锐师，攻秦，取了寿陵。再攻蕞（□□□□），不能拔。秦兵出关，五国的兵赶即撤退，移攻齐，取饶安。这是秦始皇六年的事，各国联军攻秦，这可算是最后的一次了。这一次的力量显然比前几次都较薄弱，秦军并不畏惧他们。次年，赵派傅抵将兵居平邑（□□□□），庆舍将兵居东阳（□□□□），又派河外师守河梁（□□□□），以防秦军的进攻。秦将蒙骜进攻龙孤（□□□□）、庆都（□□□□），病死了，兵才撤退，顺便拔取魏的汲城而去。次年，秦王弟长安君成蛴攻赵，死在屯留。魏因邺孤危，割让与赵。过了三年，赵因秦连年有嫪毐之乱、吕不韦之乱，误会秦国暂无向外侵略之力，赵王竟入秦置酒为欢。甚至出兵攻燕，取狸阳城。兵尚未罢，秦已遣将王翦、桓、杨端和三路出动，攻赵的南方，取邺等九城。王翦并进攻阏与橑扬，都陷落下。秦王命合并三军为一，由王翦统率，归秦。但旋即又命桓取安阳。过了一年，又命桓攻武城（□□□），赵将扈辄率师来救，大战于平阳，秦军大胜，斩首十万，扈辄也战死了。秦军即继续东向击赵，取赤丽、宜安，又杀赵将。赵遣李牧来救，大战于肥下，把秦军打退了。次年，秦国大兴兵马，一军至邺，攻番吾（□□□□），赵将李牧迎战，又把他打退了。一军至太原，取狼孟。自秦始皇帝十一年取邺以来，五年四战，秦、赵的决斗，紧张已极。幸有李牧善战，才得相持不决。往后二年，秦灭韩削魏，沈机俟变。收买间谍，谗毁李牧。而赵国又适巧遇着地震和大饥两重灾难，国力大削。始皇帝十八年，秦大兴兵攻赵，分两路：王翦率上地的兵下井陉（□□□），杨端和将河内及羌瘣的兵围邯郸城。赵使李牧、司马尚将兵抵抗。秦国已买动了赵王的宠臣郭开，叫他诬蔑李牧、司马尚想要反叛，赵王竟派赵葱与齐将颜聚去代替李牧。李牧不受命，竟被捕杀害了。司马尚也被罢免。过了三个月，王翦的大军即急击赵军，一举而杀赵葱。颜聚逃去，赵军溃败。始皇帝十九年十月，邯郸降秦，赵王迁逃到东阳，也被追虏了。王翦尽定赵国的南部以后，引兵进驻中山，欲攻燕国。（参见《秦本纪》，《赵燕世家》，《李牧传》，《六国表》。但《本纪》称“东阳得赵王”较《世家》“以王迁降”为可信）（附地图）
燕国一向同秦国和亲，上文已述。燕太子丹曾在赵做质。秦公子政生在赵都，两人的私交一向很好。但公子政立为秦王以后，丹也到秦做质，这位堂堂的秦王看待这个弱国的质子便不大客气了。所以丹很抱怨，竟私自逃归燕国，天天在想报怨的办法。秦军灭赵蚕食三晋，国土距燕日近。燕国的君臣都恐大祸将至。韩国既灭，赵国将亡的时候，燕太子丹已求得刺客荆轲，想派他去要劫秦王，使他悉返诸侯侵地。赵国灭亡后，秦军向北略地，已至燕的南界。燕人大恐，即遣荆轲持秦叛将的头与燕督亢的地图去见秦王。秦王接见荆轲，图穷而匕首见。轲急刺秦王，未至身，即惊走，追逐很久，秦王才得拔出长剑击杀荆轲。这一幕活剧促使秦王益发兵往赵地，命王翦、辛胜带去伐燕。燕国联络在代郡起兵抗秦的赵公子嘉，发兵迎击秦军。秦军破燕军于易水之西。这都是始皇帝二十年的事。次年十月，秦将王贲攻燕都蓟城（□□□），秦益发卒上前线，遂破燕太子军，取得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向东逃去，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甚急。代王嘉致书燕王，劝他杀太子丹，献首给秦王，以保社稷。燕王竟听他的话，领导秦将李信的轻兵，杀太子丹于衍水中。秦的大军恐楚、魏袭击后方，由王贲带着，向南撤退，在归途中，顺手把魏国灭了。（见《秦本纪》，《燕世家》，《刺客传》，《六国表》）再过了四年，秦已灭楚，才又大兴兵，使王贲带去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归途攻代，又虏代王嘉。燕、代两国与楚国的江南同于始皇帝二十五年完全并入秦国。（见《秦本纪》，《燕世家》，《赵世家》，《六国表》，《刺客传》）。（附地图）
楚国自被秦将白起破陷*、郢徙都陈城以后，从未遭受秦兵的蹂躏。虽然有一次遣将军景阳救魏，又一次与诸侯伐秦，都未与秦兵交锋。推测秦不侵楚的原因，大约是地位与地形二件，在战略上皆属不便。据黄歇说秦王的话：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
这是说由秦攻楚，以经过韩、魏的路线为最近捷，地位的隔阂使韩、魏伐［代］楚受灾难。
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这是说秦兵若由汉水流域东进，则须经过大洪山系和桐柏山系的广大山地，方可到达淮水流域，用兵既很不便，得地也无利益。还有一点是恐怕韩、魏、齐乘机瓜分楚国那些肥沃的地方：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兴（□□□）、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并见《春申君传》）
这些顾虑应当是秦国五十年不侵楚的因素。楚国虽失了西部的领土，但自竟陵以东，还有十分之六七在楚王的统治中。楚相黄歇虽有能使“上客皆蹑珠履”之富，而不能养兵选将，恢复失地。虽有数十万大军，不用以攻秦而只能灭一弱小的鲁国。甚至在秦始皇帝六年，庞煖合纵攻秦的最后一个机会，楚考烈王身为纵长，黄歇亲率大军，也不能长久团结，全力反攻，以致秦兵一出，五国的兵皆不利而去。楚国君臣眼见魏地日蹙，旦暮将亡。秦军已占魏的许（□□□）、*陵（□□□），距陈只一百六十里。恐慌日甚，即去陈，徙都寿春。过了五六年，秦军北攻赵，恐楚袭其后，发四郡兵助魏击楚，以便牵制。待始皇帝二十一年，秦将王翦已灭赵破燕，班师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南向击楚，楚兵败，得了十城。北还击魏，魏王也降。秦王遂欲灭楚，问将军李信，攻楚须用几何人。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便够了。”改问王剪，王剪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欢喜李信的勇敢，叫他和蒙恬将兵二十万攻楚。王翦因进言不用，托病告老，回频阳（□□□）去了。李信的兵攻平兴（□□□），蒙恬的兵攻寝（□□□□），都大破楚军。信又攻破*郢（□□□□），引兵向西，欲与蒙恬相会于城父（□□□□）。楚军追随李信军之后，三日三夜不停顿歇宿，竟大破信军，冲入两个壁垒，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去。秦王得到这个消息，大怒，自驰往频阳，请王翦再起。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乃尽发秦国的甲士，完全交给王翦。楚王闻王翦增兵来攻，也尽发全国的兵去抵抗。王翦既至前线，筑很坚固的壁垒以保护士卒，不肯出战。楚兵屡次挑战，都不理会。王翦天天抚循士卒，给他们很好的饮食，让他们自由玩戏。有一天，叫人问：“军中有什么游戏吗？”答道：“正在投石超距。”王翦欢喜道：“士卒可用了！”探得楚兵已东退，即举兵追击，大破楚兵。至蕲南（□□□），杀楚将项燕。乘胜略地取陈以南之地，至平舆，虏得楚王负芻。灭楚，改为楚郡。楚将立昌平君为王，在淮南反抗秦军。王翦命蒙武攻破楚军，杀昌平君，继续略定楚江南地，南征百越之君，降越君，置会稽。自王翦出征，凡三年始克完全征服楚国。（据《秦本纪》，《楚世家》，《王翦传》，《六国表》。但项燕之事，不依《秦本纪》而据其余三篇。楚王被虏之年亦应依《六国表》，不依《秦本纪》。）（附地图）
楚的江南，赵的代，燕的辽东，既于同一年内被秦将王翦、王贲父子完全征服，列国残存的只有齐国。齐国东边是海，向无外患。自君王后当政以后，事秦很谨，交诸侯有信，安享了五六十年的和平。君王后死了，后勝为相，得了秦国很多金钱，派到秦国去的代表也受了秦国收买，都劝齐王不要参加合纵的盟约，所以不助五国攻秦，也不修攻战的军备。（见《齐世家》）等到五国都已灭亡之后。即墨大夫劝齐王建道：“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三晋的大夫皆不服降秦国，逃到我国阿-之间的有成百个。王若收集他们，给他百万的兵，去恢复三晋的故地，很快就可冲入临晋关了。楚国的大夫不肯降秦而逃到我国城南下的也有成百个。王若收集起，给他们百万的兵，去恢复楚的故地，武关也可以进去了。这样，齐的国威可立，秦国可亡，岂不较臣事秦国较好得多吗？”齐王不听。（见《战国策》卷十三）不久，秦王便命王贲率扫平燕代的大军，向南开入齐国，直冲临淄。齐国的兵民没有一个敢反抗格斗的。秦军竟不必发一矢，挥一刀，即把齐王田建俘虏了。（见《秦本纪》，《田世家》，《六国表》）
统一六国的大业，竟成功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我们再综合这最后一段二十九年的战事，鸟瞰一下：在白起破赵长平以后，六国已无巨大兵团足以对抗秦军。秦军首取成皋，韩、魏与东周已在掌握。适遇赵、燕相攻的机会，故转而先取赵的太原、榆次三十七城。再回来取成皋附近的韩、魏属邑。东郡既下，魏势已孤，姑留下他来缓和齐、楚的戒备。偶逢嫪毐之乱，乱平后即进攻赵国，五年四战，赵力已衰。因有李牧为赵将，相持不决，故退而收拾韩室。待反间已行，即一举而灭赵。燕遣刺客，徒使秦兵提早攻燕。既逐燕王出塞，即返而攻楚。楚师既却，即顺手收拾魏室。五年以内，三次举兵，始克平定楚国，分兵北上肃清燕代。最后乃用凯旋的兵，带齐王回咸阳去。轰轰烈烈的战国纷争从此终结。天下一统的局面从此展开。
十六、分立与统一的利害比较
当列国分立，常起战争的时候，人民的痛苦，可从《墨子·非攻》中篇看出来：
今师徒兴起，（略去唯毋二字，因系语词。）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返者，不可胜数。又与其矛戟戈剑乘车，其往则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返，往死亡而不返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数。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可得也！
《非攻》下篇则揭发战争的破坏性：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差论其爪牙之士，……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淹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猝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挠乎哉？罪死无赦！”
还有黄歇描写战士的死伤，民众的流离，更加深刻动人：
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见《史记·春申君传》）
像这样的悲惨现象，并不是秦与韩、魏所单独具有的，任何国际战争莫不如是。生活在这时代的人民，实在再痛苦没有了。人民对于战争的厌恨，是如何的深切，可想而知。经过了二百年此伏彼起的全面战争，无论谁也热望统一息争的局面出现。所以秦军所占领的土地，很少有遗民反动的事发生。而秦始皇帝统一以后的法令也确实有很多适合人民的需要。请看他：
（1）自号曰始皇帝，除谥法，后世以计数。
(2)“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3)“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4)“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5)“事皆决于法”。“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6）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7）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8）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9）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10）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11)“治驰道”。“堑山堙谷，直通之。”
（12）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13）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14)“勤劳本事，上农除末。”“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15)“匡饬异俗，陵水经地。”
（16）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筑长城。
（17）适治狱吏不直者。
（18）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19)“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20)“防隔内外，禁止淫泆。”（并见《秦本纪》）
这种种举措，都是向着统一的前途迈进。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能够成功为完整的、团结的、不可分裂的，秦国的严刻的法令，奏效最多。统一的局面虽说仅仅十三年即又分裂，但六国的统一是经过了长久的时间，有好些地方，老早就已受秦统治。民族血统的混和与民族文化的混和，三二百年来即已超越国界而迅速进行。一俟政局统一，国界打破，血统与文化的同化也就表面化、具体化，而再不能分裂了。
自秦献公元年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经过一百六十六年的长期战争所成功的统一，使汧渭之间的秦人投入中华大民族的怀抱，并确定我们的地盘：“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二千二百年来，我们的祖宗即生息在这些地面！
1939年11月22日晚12点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