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老人九十寿辰
仁者长寿——冰心大姐二三事
在目前健在而且一直笔耕不辍的我国第一代老作家当中，冰心同志在我心中始终占有一个别人难以代替的崇高而又亲切的位置。虽然我认识冰心同志很晚，是我在五十年代后期从云南重新回到北京——我的第一故乡之后，才同她开始交往的。从我认识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她当作我名副其实的长辈和老师看待。因为当我还在小学读书开始学习作文的时候，她的作品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材。现在回忆起来，我所以在少年时代就能够初步学会用清通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也为后来选择了文学这条艰辛而又诱人的道路奠下了最早的基础，是同我从小就熟读并且反复背诵冰心的那些充满了温馨、真诚、善良和同情心的流畅清新的文字分不开的。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实际上是对冰心《寄小读者》中一封信的纯粹是描红式模仿的散文），博得了国文课老师的好评，给了我一个满分，并且还写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评语：“此文清新爽脆，读来如嚼鸭梨，有冰心风格。”我当时看了觉得莫名其妙，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句评语和比喻来自当年一位大作家对冰心风格的评论：这位学者在列举了当时几位大作家的不同风格时，用吃天津鸭梨这个比喻来形容冰心的文风，“清新爽脆”就是他当时选择的用语。我的国文老师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虽然不免失当，却使我这个少年文学爱好者对冰心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充溢着的纯洁而真诚的情操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心底里增添了更深的仰慕之情。
我是在五十年代后期正式来到中国作协工作的。前几年，没有多少可以和冰心同志接触的机会，偶然在会议和外事活动中遇到她，也很少交谈。但我耳濡目染她对后辈人的发自衷心的关切、爱护和奖掖，她的平易、纯朴和率真的神情，她的文质彬彬和温文尔雅的举止，越来越加深和充实了我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的对于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青少年的可敬而又可亲的仁者与长者的印象。
有一段时间，我对于如何称呼这位我心中的崇敬者而感到惶惑。人们通常对她的称呼，比如称她为“先生”和“同志”，总使我感到或者显得生分，或者显得勉强；最后，尽管我的年龄比她小了将近二十岁，是她的晚辈，我还是采取了“吾从众”的态度，称她为冰心大姐。
我和冰心大姐有较多的接触，应当说是自“文化大革命”始。有一度，我和她以及张光年、张天翼、侯金镜等同志被集中在一个人们称作“牛棚”或者“黑窝”的小院子里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我发现，那些造反派“英雄”们，对于冰心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以及另外一些老同志，表现得格外严厉乃至凶恶。那时冰心已经年届古稀，被勒令每天七点半就要到“牛棚”里来“上班”和参加一些她力难胜任的劳动。她从家里挤公共汽车来上班，差不多要走一个多小时，但她几乎是风雨无阻地每天按时到达，提包里带着一个小铝饭盒，她吃得很少，也很简单。我意外地发现，这位平时温和可亲、身体瘦弱的老人，这时却显得十分坚毅和镇定，和我见面时，脸上总是挂着一丝会心的微笑。甚至还时常用平静的口吻低声地向我讲述一些“见闻”和发生在民族、学院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她对我说，前几天，造反派抄了她和吴文藻先生的家，还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展览会”，借以证明这对“反动权威”夫妇的“罪行”。她苦笑地对我说：“那些展览品，大部分是假的，是造反派为了证实展览会内容的惊人而从别处凑起来的，因为我家众多的是书，没有多少值钱东西！”她还幽默地说：“展览出来的居然还有一些金银首饰，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是我家的，将来退还给我，我们家可就阔了。”
在1968年上半年，“四人帮”发动那场把矛头猖狂指向周总理的阴谋活动时，作协的造反派也企图在冰心身上大做文章。他们先是诬陷冰心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返回祖国，带有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和背景，然后采用了种种阴险乃至残暴的手段，来逼迫冰心说出是谁派人把他们一家接回来的，从国外回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在这样的险恶的风浪冲击下，这位身材单薄、态度随和的老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坚强的气概，实在使我们衷心地感到敬佩和赞叹。在一次“批斗会”上，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些政治小丑们说：“我知道你们想让我讲什么。但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是为了爱国才回来的。我们爱祖国，相信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回国的目的。我们不是因为别人的动员和安排才回国的！”这些掷地作金石的回答，引来的是一阵暴虐的殴打，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一记重拳下被打倒在地。但是，她立即奋力爬了起来，口中仍然重复着同样的回答。那时她脸上的悲愤而坚毅的神情，使我们一群共命运者都不禁涌出了悲愤的热泪，我当时发自内心的愿望就是跑到她身边，扶她一把，但在那种场合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从模糊的泪眼中看到，老人强忍着痛苦，吃力地站起来，屹然挺立着，好像是一个英勇不屈的战士。
事后，冰心大姐告诉我：她们一家确实是在周总理的号召和安排下才得以顺利返回祖国的。但她敏锐地意识到那些造反派的阴谋，是想把污水泼在她敬爱的周总理身上。“我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讲有关周总理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讲！”她气愤地说，“他们反对周总理，我们就要保护周总理。”那时，在感到敬佩的同时，我忽然觉得，这位瘦弱而温和的老人身上，这位连说话从来都是慢条斯理、绝少粗声大气的老前辈身上，具有着一种了不起的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她面前，我甚至有时会为自己的不够坚强而感到惭愧。
在1970年，冰心大姐和我们这一群备受折磨的难友们，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分手，被派到吴文藻先生所在的沙市五七干校去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又和她重新见面。她不愿意多谈“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令人痛苦而屈辱的生活，但使我高兴的是，在经过了十年艰难的岁月之后，这位年迈和孱弱的老作家，从身体到精神都没有被压垮，相反地，倒显得格外精神和结实了。我注意到，新时期的到来给她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热情。从此，她的创作也好像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她的有如潺潺流水般写作出来的大量多半是短而精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欣悦，老人似乎越活越年轻了。她充满了年轻活力的作品中所流淌出来的对于祖国、对于党和人民、对于亿万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的深沉真挚的感情，为她漫长的文学生活写下了崭新的光彩夺目的一章。
从冰心大姐度过她的八旬华诞以后，她的一些朋友和曾经共过患难的同行们，就都记住了她的生日是在10月5日这天（另一位我所敬重的老作家夏衍同志比她小二十天，因此，她把夏公称为“小老弟”）。此后，大家几乎是怀着一种共同的心情，不约而同自发地每年都来为她祝寿，衷心地希望她健康长寿，生活得幸福、快乐，过得舒畅，活得精神，似乎是想以此来对她多年来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生活磨难给予一些安慰，做出某种补偿。我常常感到，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本来是想给她带来慰藉和祝福的，但到头来却总是从她那里获得了许多快乐和安慰。她似乎总是满足于使自己成为一个“施者”和“奉献者”，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因此，几乎所有来访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幼，总是从她热情似火而又柔情如水的言谈中获得很大的愉快和满足，似乎不是人们来向她祝福，反而是从她那里获得了更为真诚的祝福。有时，我看到这样的场面，就会感到，在老人手中似乎总是握着一支小小的火炬，不但时时使人看到她的一颗水晶般晶莹澄澈的心，而且还可以不时地点燃坐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样的老人面前，人们会羞于说出哪怕是一句假话，一句言不由衷乃至粗鄙无文的话。
1985年10月初，吴文藻先生不幸去世，我是从报上读到消息后的次日去看望冰心大姐的。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一路上都在想：对于这位不幸的长者，我应当说些什么样的话才能给她以哪怕是微小的抚慰呢？但是，当我坐在她面前，又一次看到她善良、恬静的目光和使人感到亲切的笑容时，我立即就感到，我的一切忧虑和我本来想说的一切安慰的语言都是不必要的。在我面前的老人比我所期望的更加坚强。她平静地说：由于不愿意惊动朋友和给组织上添麻烦，因而文藻同志去世的消息她没有通知很多亲友。她认为，比起举行任何仪式，更重要的是要早些通知学校，把文藻同志的存款捐赠给民族学院，作为研究生奖学金。在这时，我从她的神情中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既是对于已故的亲人，也是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耿耿真情。
卧室中和客厅中都坐满了来探望的客人，主人和每一位探望者交谈着，亲切而又慈祥，这使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这些由于悲痛而沉默着的客人面前，冰心似乎既是一个受慰问者，同时又是一个慰问者。而这些被慰问的慰问者，在激动之余，不知不觉地被主人的坚毅精神所吸引，并且从她身上获得了信心和力量。这真是他们在踏进这间小小客厅之前始料所未及的。
送走了一批客人，她让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对我小声说：“你今天运气好，他们为我的生日送来了蛋糕，我们一起吃吧！”这时，我才想起来，隔一天（10月5日）就是她的八十五岁生日。她一面切蛋糕，把一朵奶油红花切给在座的一个少先队员，一面说：“鲜花应当属于你们年轻人。”这位老人，一生把真善美的情感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沉重的时刻，也仍然极其自然地流涌着她对于少年儿童的火热般的激情。
在吃着她亲手送给我的蛋糕时，冰心大姐突然问我：“你今年多大了？”口气仿佛是在问一个孩子有几岁了。我回答说：“六十六岁，老啦！”她笑着说：“那咱们俩同岁。”看到我的愕然的神情，她又幽默地解释说：“我是1919年开始写作的，到现在也六十六年了，你是1919年生的，咱们不都是六十六岁吗？看来咱们有缘。”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同时，她的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反应，不能不使我立即从内心感到有些惭愧。在年龄上，她大我将近二十年，但她的思维能力和精神状态，却显得比我还要年轻。
冰心大姐自从不幸腿部摔伤后，就很少出门了。几年来，我每到她家里去的时候（不是春节就是她的生日），总是看到她精神抖擞地坐在卧室的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刚收到的报刊和新书，或是一叠正在动手写作的稿纸。有时，来了必须接待的客人，她就用双手扶着形状好像是一张小茶几似的助步器，颤颤巍巍慢慢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去会客，过一会儿，送走了外屋的客人，又回到卧室的书桌后面，和另一批朋友谈笑风生地聊起来。我真佩服她的那种在老人中实在罕见的旺盛的精力和机敏的应对能力。她待人的亲切真诚和毫不做作的淳朴自然，使来到她身边的人，总是有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她有一次对我说，她实在不愿意过生日，因为她喜欢过清静的日子，但她的生日却一年比一年过得热闹。每到这一天，她的小小客厅中和卧室里总是坐满了兴高采烈而且是诚心诚意来对她表示敬意的客人。络绎不绝的迎来送往，接连不断的应酬活动，使人看着都替她感到累得慌。但是，不论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她总是表现得那样地从容不迫，那样地细心周到。有一次我因病住院，没有去给她拜寿，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当我正为此而感到愧疚时，却收到她托人为我送来的一盒精致的蛋糕，似乎是让我在病房中也能够分享一下她的欢乐。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用这种自然流露的真挚的感情来对待她的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的。面对着这个蛋糕，我不禁激动地想到：无论是在品德上或是在做人的修养上，我从她那里获得的是那样多，而我所奉献给她的却是那样少。
冰心大姐过九十大寿的日子，我和荒煤同志相约：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再去给她拜寿，为的是躲开那个乱哄哄的热闹的高潮。我为了表达心意，在花店买了两盆松树盆景，意思是希望冰心老人能够像不老松一样长寿和坚挺。我们走进客厅时，虽然时间很晚了，却还是坐满了客人。她让我和荒煤坐在她的身边，亲手递给我们每人一杯酒，认真地说：“我们都不会喝酒，但今天这杯酒可得喝！”我们当然高兴地喝干了这杯象征着友情和人瑞的酒。然后，她又指着茶几上的盘子里的寿桃说：“这东西现在很稀罕了，是舒乙他们托人定做的，你们也应当吃一个！”这一天，冰心大姐看来显得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花篮，其中最耀目的是巴金同志送来的由九十朵红玫瑰组成的花篮。使她高兴的另一件礼物，是一尊老寿星的瓷像。冰心大姐笑着说：“这可是个新创造，过去的老寿星都是男的，这个老寿星是女的，这个主意想得好，是向着我们女同志的。”这个女老寿星确实烧制得很别致，慈眉善目，雍容大度。但是，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女老寿星的最生动最丰富的形象，是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冰心大姐。她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了，却依然容光焕发，并无倦色。她微笑的面容，仍然像往常一样慈祥、温和、亲切和真诚，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长者和仁者的魅力。
今年春节前夕，我去给冰心大姐拜早年。在她的书桌上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使这间小小卧室显得分外明亮。她正在书案上给别人题字，看见我进来，就说：“你来得是时候，我正要送你一本刚出版的书。”她随即要人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精装的《冰心文集》，签上名盖了章。在交到我手中时，她忽然对着我的耳边用有些天真的口吻小声说：“你把书用纸包上再带走，这本书的精装本只剩下几本了，让别人看见再向我要就不好办了。”她看来不但身体硬朗，还有些发福，脸色也比过去丰润了，我感到十分高兴。看到她正在写字，我就对她说：“您也顺手给我写一幅字吧！”她略微想了一下，就提笔在一张十竹斋信笺上，运笔如飞地写了两句话：
有好友来如对月，
得奇书读胜看花。
看到她题款时写的是“冯牧小友正”五个字，我和她都不禁笑起来。然后，她又题上了名款：“冰心，庚午除夕”。我当时脱口而出地说：“老太太，今年是辛未年了！”我还以为我为她纠正了一个记忆上的错误，她抬起头来，对我笑着说：“庚午年指的是农历，今天是除夕，虽然是1991年了，但从农历说，还得算庚午年，到了明天才应当算是辛未年呢！”
她把写好的字交给我并且问道：“怎么样，称你为小友可以吧？”
当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很高兴她把我这样一个晚辈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来看待。我还应当坦率地说，能够成为她的“小友”，我不但高兴，而且是从心里引以为荣的。
1991年6月
（原载《女声》1991年第11期）
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贺巴老九十岁生日
不久以前，我和陈荒煤同志一道去上海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应当坦率地说，我决定到上海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去看望我所敬爱的巴金同志，在他的九旬华诞期间向他表达我的诚挚祝贺和敬意。我想荒煤同志肯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因此，我们在巴老生日的几天前就来到了上海，为的是想提前寻找一个比较清静的日子，去给这位年高德劭的文学前辈拜寿。
到上海以后，我们才发现，要想寻求这样的可以避免贺客盈门的清静时刻是不可能的。完全是出于对于这位文坛巨匠的爱戴之情，早在十天以前，各种祝贺活动就如同春潮的浪花般涌向上海武康路的这所小小的庭院。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读者，有那么多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有那么多颗火热的心，都争相以一束鲜花、一纸贺信、一份别出心裁的礼品，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崇敬与祝福。我可以断言，人们在此刻所表达的，绝不只是对于一位获得了崇高声誉的文学大师的祝贺，而且更主要的是对于一位有着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的老人、一位一生把自己的生命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的长者的崇敬与爱戴。
我们知道巴老是害怕做寿的。他喜欢宁静，喜欢沉思，害怕热闹，更不喜欢张扬。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既希望在向他祝寿时能和他多相处片刻，又害怕占用他太多的时间，给他带来太多的干扰。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走进摆满了花篮的客厅时，客人还不多。这时，巴老正坐在阳台的窗下沐浴着早晨的金色阳光。——这种宜人的天气，在上海是不多见的。我看着他微笑的面容，觉得他比我去年看望他时脸色丰润多了。看到他身体的健康状况比我们想象得要好，我们都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在我思想中，立刻闪现出我在当天早晨读到的他不久前给冰心大姐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让大家经常看见您健康的笑脸，它将是对人们的安慰和鼓舞。”同样地，看到巴老的安详的面孔，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巴老在我们中间健康地生活着，只要巴老手中还紧握他那支坚持讲真话、坚持追求真理和鞭笞丑恶的锋锐的笔，就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巴老对于我们这一批客人（包括陈荒煤、王元化、李子云和我）的到来，是高兴的。在我们分别转致了自己和北京友人的问候之后，他用缓慢清晰的语调说：“不久前，在杭州住了一段；杭州和我有缘，大约是空气好水也好，每次去休息，都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在以后的随意交谈中，他对于北京老朋友所表现出来的思念之情，他对于中国作协主席团长久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所表示的热情关切，都使我深深受到感动。我由衷地感到，只要巴老健康长寿，只要他像多年来那样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我们文学事业的幸福。
由于在一个多月以前，我曾经受巴老的委托，代表他到意大利去接受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特别奖，我给巴老带来了一份我以为是最适当的祝寿礼品：一张表现佛罗伦萨（又名翡冷翠）全景的放大照片和一本反映意大利风光的摄影册，它们都是我自己拍摄的业余摄影作品。由于那张放大照片是我意大利之行所拍摄的作品当中唯一一张受到摄影家们认可的作品，我把它放大成一张二十寸的彩色照片，并且用金属框架装裱起来，看起来颇有点油画的效果；也由于佛罗伦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曾经使巴老向往的但丁和歌德长久居住过的地方，当我把照片中当年但丁和歌德经常散步的那两座横跨在清澈河流之上的古桥指点给巴老看时，我看得出，他是欣悦的。他轻声地对我说：“很好，这等于让我也到意大利旅行了一次。”巴老本来曾经有机会到那里去访问和旅游的，那是在多年前他荣获“但丁奖”的时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以至于站在旁边为巴老翻阅那本相册的李小林，这时也有些遗憾地说，“那一次本来应该去的，要是去了该多好啊！”
客人逐渐多起来，在狭小的阳台中人们挤来挤去地为巴老拍照，又争着和巴老合照。由李子云带头，晚辈们接连向巴老深深地鞠躬，向他表示后代人的敬意。一阵阵欢声笑语，闪光灯耀人眼目，我看得出来，巴老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兴的宽容的神情，脸上却也时时闪现出一丝疲倦和窘迫的神色。他确实是害怕热闹的，尽管这是欢快的热闹，充满了挚爱和崇敬之情的热闹。但对于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给他带来的负担毕竟是使人不安的。于是大家建议，请巴老回到客厅中去，在那里，他可以坐得舒适些，可以减少一些应对的疲劳。
客厅中四处都摆满了花篮。送来的花篮和花束太多了，人们就把标志着最珍贵友谊的花篮放在客厅旁边的室内。其中最使人瞩目的是冰心送来的和人一样高的大花篮；花篮由九十朵红玫瑰组成一个巨大的“寿”字。上面的红绸带上写着：“巴金老弟九十大寿，冰心欣贺。”站在这个凝结了两位文学前辈的深挚友情的花篮面前，人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像巴金、冰心这样一些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学前辈为我们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帮着我们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勇敢地开拓前进，我们的文学事业（包括我们创作的繁荣兴旺和队伍的迅速成长），是不是能够在如此复杂纷繁而又充满新的矛盾和挑战的现实生活当中，步履坚实地稳步前进，是难以想象的。
在客厅右角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巴老的近照，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幅照片捕捉了最能表达巴老奕奕神采的一刹那，使人们看到了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世纪老人的美好的精神境界。看见大家都喜欢这张照片，巴老就让李小林取出一叠同样的照片来，他要亲笔签名送给在座的客人每人一张。当人们看到巴老用银色的签名笔一张张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赠送给大家时，一股温馨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起了早晨在报上看到的可以作为这一场景的生动写照的一句话：“巴老爱朋友，朋友们也爱他！”
荒煤同志和我还另外得到了一份比这张照片更加珍贵的礼物。我看到，巴老用微微颤抖的双手从沙发的左侧取出两套线装书——这是当天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的第十种版本，也是最完备、装潢最精美和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版本。他一面仔细地用钢笔签名，一面对荒煤和我说：“送你们每人一套书做纪念。”同时，又细心而周到地补充说，“因为书刚刚送来几套，只好先送远方来的朋友，在上海的朋友以后再送。”
我接过这套有着金色书套的由冰心老人题签的《随想录》，充分地感觉到了它的沉重的分量。早在六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随想录》的分集本时，在激动和兴奋之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一本大书——巴金的〈随想录〉》。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这样写道：“我认为，这是一本大书，而不是五本小书。这一百五十篇文字从众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一个清晰面貌。里面闪耀着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光辉。”时隔多年，当我又一次翻阅着这部巨著时，我仍然深深地感受到透过书的字里行间所迸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
同时，我还想强调说，这是一部深刻地体现了一位作家所具有的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的“大书”。这样的“大书”，是会永存于世的。
我离开人声鼎沸的巴老的家，回到了居留的宾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午，线装本《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夏宗禹同志来看我，兴奋地谈起这部新版本出版的经过，同时拿出这部书出版的当天巴老写给冰心同志的一封十分感人的信让我看。我要请巴老和冰心大姐原谅我未经他们同意就在这里披露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这封短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我这篇短文标题的极为真实的印证。信的全文如下：
冰心大姐：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字。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
巴金
1993年11月24日
1993年12月
（原载《绿叶》1994年第1期）
何其芳的为文和为人
何其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我们所敬爱的何其芳同志为之奉献终生的文学事业，也经历了我国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革和发展。一想到这一点，在我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一种对于何其芳同志的难以抑制的深切的思念之情和痛惜之情。
何其芳同志是我的老师。不仅是在尊称意义上的老师，而且是在确切意义上的老师。或者也可以更加具体地说，何其芳同志是把我从一个对文学只具有朦胧的幻想和追求的文学青年，带上了一条我至今仍在坚持着的文学之路的真正启蒙老师。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他刚刚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开始为鲁艺文学系招考一期新生，我就是由他亲自口试和笔试然后录取的那一班的头一名学生。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
从那以后，我在何其芳同志的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了大约四年时间。在这几乎是朝夕相处的四年当中，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诲和帮助，是使我毕生不能忘记的。我从他那里学习如何读书，从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著作中获取知识，如何用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于生活的感受；我还应当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向他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真诚的、热情的和高尚的人。
在我和何其芳同志交往较密的那些岁月里，虽然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七八岁，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中，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对于生活和艺术都已经树立了自己坚定信念和明确立场的革命作家了。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坦荡的胸怀和勤奋的精神，已经在我的心中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时刻都使我感到亲切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的这种印象，一直到四十八年以后的现在，也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在我的心目中，何其芳同志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他有一种天赋的诗人气质。我经常为他过早地中断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而感到惋惜。我还有着一种或许不大能够为多数人所首肯的看法，这就是：即使是现在，对于他主要写作于中年和青年时期的为数并不很多的作品，我们的研究家也还没有作出比较充分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来。何其芳同志在创作他早期的诗作和散文作品《预言》《画梦录》《刻意集》和《还乡杂记》的时候，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通过精美、简洁和独具风格的文笔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纤细入微的思想感情，所描绘出来的那种正在旧中国苦难的土地上痛苦求索和徘徊穷途的正直知识分子的郁闷心态，我认为是很富有艺术感染力量的。他在那时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和创作领域，并且在这个领域中不断地探索前进，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像编织得美丽而精致的花环似的艺术精品。
从1940年开始，何其芳同志的创作活动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和发展。这一点，是和他将近两年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体验以及与此相偕而来的革命世界观的确立分不开的。他的这种思想和艺术上的跨越，在他四十年代创作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星火集》当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而集中。可以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真诚追求进步、焦灼寻求真理的艺术家在新的历史道路上艰难前进的心灵历程。从四十年代初开始，何其芳同志几乎是在不断写诗。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时刻都处在一种欢快激动、才思泉涌的亢奋心境之中。使我高兴的是，我可以说是他的每一篇新作的最早的读者之一。根据我的记忆，在这些作品中，只有一部分被收进了他后来出版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而有相当一部分我认为是十分精彩的作品，却被何其芳同志自己删除淘汰了。我特别感到惋惜的是，他删掉了当时曾经使我最受感动也最为欣赏的一首诗《夜歌（一）》。现在收集在诗集之中的《夜歌（一）》，实际上是他当时写作的一系列题名为《工作者的夜歌》当中的第二篇。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围坐在他身边，倾听他在一盏小柴油灯旁用柔和的音调朗诵《夜歌（一）》时的情景。那是一首八行一节的形式相当规整的有韵律的抒情诗。这首诗，以它充满了真情的如歌如诉的诗句，把诗人渴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光明同时又力求克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的心境和情感，刻画得真挚而又深沉。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摸着我的心弦。那时，何其芳的许多诗篇，都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有些诗，还没有排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就已经在到处传抄了。那首传诵一时的短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还没正式发表之前，先刊登在我参加编辑的鲁艺的一张墙报上，很快就有人奔走相告，引来许多其他单位的文学青年，围在墙报前把这首诗抄在小本子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位诗人所能得到的最值得自豪和最珍贵的评价和荣誉了。
何其芳同志在延安写了许多首《夜歌》（现在传世的只是它们当中的几首），但他早已脱离了他青年时代作为精神寄托的那个梦幻世界。从四十年代开始，在他早期作品曾经时有流露的那种哀愁、迷惘乃至悲观的黯淡色调，已经被他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欢快精神涤荡无遗了。他不但唱着美好的夜歌，也唱出了许多高昂激越的战歌。他是一位时代和人民的当之无愧的歌者。我曾经期望，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和别人透露过相当宏大的创作计划能够陆续实现，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抗战取得胜利，他投入了另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之后，他的刚刚萌发的汹涌的创作潮头便开始消退。从此，他的文学生涯转到了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轨道上去。
应当坦率地说，我为此感到痛惜。何其芳同志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夭折的杰出的作家，他怀抱着孕育了多年的许多未完成的杰作，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低估乃至贬抑何其芳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取得的巨人成就的意思。相反地，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我从来都是把何其芳同志当作永远值得我学习的一个榜样来看待的。他撰写的大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曾经多次阅读过何其芳同志的理论著作《论〈红楼梦〉》《论“阿Q”》和《关于现实主义》以及别的文章；这些著作，除了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迪以外，还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艺理论家所可能具有的最珍贵和让人钦佩的品质。这种品质，我把它归纳成三句话，这就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和真诚坦率的民主作风。我想，这种品质大概就是我们党所经常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学风。我认为，作为文艺理论家的何其芳同志，应当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具有这种优良学风而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理论家当中出色的一个。在阅读何其芳同志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著作时，我经常为它们严谨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而感到惊叹，我也时常为他著作中时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执着和绝不苟同的坚定信心而感到折服。我偶尔也会发现，我对于他的某些个别见解也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于他也怀有一种尊敬的感情，因为我深信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复述，而是出于自己长期独立思考的结果。除非你拿出更加严谨更加深刻的论据来，否则，他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
我认为，何其芳同志的值得钦敬的品质，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为人上，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正直不阿的人。他是一个习惯于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来发现旁人的心的人。他的热情、坦荡、平易而温和的性格，使他能够融洽和谐地和各种各样的人们相处。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刻，也总会使人感到一种热情、温暖、纯洁的气氛。他有时耽于幻想，有时对人又不免容易轻信，但在坚持真理的原则问题上，他又是寸步不让的，有时甚至也会是吵吵嚷嚷和疾言厉色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我在一生中结识过许多好同志、好老师、好朋友，我为此感到欣慰和幸福；但是，在这些时常能够激起我的感激之情的人们当中，像何其芳同志这样的热烈得像一团火焰、纯真得像透明的水晶、温和得像天真的少年、顽强得像正在冲锋前进的战士的人，我以后还很少遇到过。
我在何其芳同志的领导下只生活和工作近四年。1945年以后，我就和他天各一方，走上历史和时代为我们所安排的各不相同的生活道路。但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或是在遥远的云南边疆，我总是感到，我和他的心是连接在一起和息息相通的，我们走的道路是遥遥相连的。五十年代，我从云南到北京开会，他曾经动员我到他正在筹建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因而使我失去了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宝贵的同他再次相处和再次得到他教诲的机会。
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尽管我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对于我的老师何其芳同志的感情却是永世不渝的。我将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87年12月
（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12月22日）
周立波回忆片断
人们对我说，今年是周立波同志的八十岁生日。这使我在感情上受到了一种似乎是意想不到的触动。我当然不会忘记他是我的前辈人，在文学上他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和引路人。他比我大十多岁是毫无疑义的，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和印象中，却无论如何难以把我头脑中的周立波的形象同老年人的形象吻合起来乃至联系起来。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永远是一个有着那种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的人，一个有着长久不会改变的青春素质的人。他的温和的神情和书生式的语调，他的含而不露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的天真的、有时甚至是带有羞涩的微笑，都使我们这些比他年轻一代的人对他始终怀有一种亲切的信赖的感情。
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把周立波的名字和形象同衰老这样的概念联系起来。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去和他的遗体告别的那一刻，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副安详、温和与宽厚的面容。那时，我的感觉是，他死了，但他一点也不显老，他的神情和四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我大约是在1940年初认识立波同志的。那时，我刚刚到延安桥儿沟的鲁艺文学系学习不久。有一天，我到文学系的教员曹葆华那里去（他那时正在为少数几个学生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向他请教我读不懂的一些章句。我看到，在他窑洞门外的小路上，有一个穿着灰色棉大衣的人，手中拿着一本英文诗集，一面散步，一面大声诵读着。我注意到，他读的是一本原版的《雪莱诗选》。曹葆华告诉我，他就是即将为我们开的一门新课程的老师立波（在延安，人们只称呼他为立波，几乎没有人叫他周立波），并且把我领到窑外，介绍我认识了他。他看见我手中拿着曹葆华借给我的两本英文著作，脸上带着一种温和而又略显惊异的笑容，在询问了我的英语水平之后说：“我建议你先读懂惠特曼的这几篇诗，读懂了再读别的。以你的水平，读菲尔丁的书还太早。”他拿过了书，在目录上划出了几篇，然后还给我，脸上闪过一丝温柔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我现在还记得，他画出的几篇，其中就有至今我还留有深刻印象的几首诗：《大路之歌》《从帕门诺出发》《船长呵》……
自那以后的两年间，我听了立波同志所讲授的“名著选读”的课。在那两年中，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我大约是属于那些真正可以说是专心致志地听课的学员当中收获甚丰的一个，以至被全班选为专门负责同立波同志经常联系的“课代表”——一个多么奇怪的职务。课代表——其实就是学员同老师之间的联络员，任务是在每回讲授课程之前，先把教员指定的油印原作和有关参考材料分交给同学；在讲完每一课之后，再把学员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转达给教员。
这个任务其实是很简单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已经年满二十岁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实在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在事隔多年我才清楚地认识到的。因为几乎我每次带着同学们的要求和疑问去向他汇报时，他总会把他刚刚讲述过的某一位作家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不厌其烦同时也是要言不烦地对我进一步地加以解说和启发，同时也会把他下一回将要讲述的关于另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计划要点告诉我，以便转达给我的同学们。在此之前，立波同志在我头脑中只是一位翻译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我读过他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秘密的中国》，他的描写刚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是当时出现的头一本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位有着十分渊博学识和理论修养的学者。对于许多中外古今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做出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阐述和分析来。他担任的课程名称是“名著选读”，但实际上是一部相当完备而又扼要的“作家论”，其内容可以说是很少遗漏地囊括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由于延安的条件所限，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的文学名著来让大家读，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他把他预定要讲述的作家排列成序，从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中选择出一两篇篇幅较短的作品来，有的用油印机印出来交给大家，有的则在讲课之前让一位同学在全班同学前朗读一遍。他的选择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精当的。我记得他在讲授契诃夫时，选的是《宝贝儿》和《装在套子里的人》；在讲授巴尔扎克时，选的是《无神论者做弥撒》和《信使》；在讲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小说时，选的是《驿站长》和《塔曼》；在讲授高尔基的创作时，选的是《秋夜》和《一个人的诞生》；在讲授鲁迅创作时，除了《阿Q正传》外，选的是《风波》和《肥皂》；在讲授茅盾的作品时，选的是《春蚕》……但更使人难忘的是他讲课的方法。在讲述某一位作家时，通常他都会有一个相当详尽的提纲；但在讲课时却又并不采用照本宣科的方式，而是采取一种娓娓而谈的方式，把作家的生平、创作成就、艺术风格及其历史地位，讲得概括而又生动，使听众真是感觉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几乎很少看提纲，只是在需要引用某些经典论据时，才看一下提纲；但是，每当他讲完一课（通常是三个小时），大家总是有一种兴犹未尽的感觉，感到立波似乎并不是在讲课，而是怀着一种倾慕的深情为他的听众讲述了一位作家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传记。
立波在鲁艺的“名著选读”课程，很快就变得名闻遐迩了。开始是从鲁艺文学系扩展到其他几个系，后来又扩展到延安其他许多学校和机关。有许多人都知道在哪一周的哪一天，立波将要讲授关于歌德、司汤达或是梅里美的课程了，于是总会有不少人从十多里路以外的单位步行到鲁艺来听课。这时，我们的课堂就会从文学系的小院子里搬到篮球场上来。最多的时候可以有将近二百人来听课。那时，我们还没有梦想到有扩音器这样的科学工具，而立波的带有浓重湖南腔的音调又是那么轻柔而低沉，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过他讲课的强烈而深沉的效果。人们聚精会神地在倾听着、记录着，唯恐漏掉他所讲述的片言只语。
直到今天，我也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立波的讲课产生如此强烈的魅力。我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是：这大概主要是由于他在讲课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渊博的学识和真诚的情感。立波并不是一个有着口若悬河的辩才的演说家。相反地，他的语言常常是十分质朴无华的。他的魅力在于他明晰的叙述能力和严密的逻辑力量，在于对自己所描述的作家和作品的全面翔实和深邃入微的理解和剖析，在于他对自己所介绍的作家及其杰作的深沉的审美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可是，直到现在还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当时延安的极其艰难匮乏的条件下，立波同志是从哪里找到如此广泛而丰富的资料的！他又是运用怎样的方法使自己在短期间把如此纷繁的资料融会贯通起来化为自己的思想，并且倾注了如此深沉的真情实感的！
我直到今天仍然时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从立波同志的课程中和日常接触中所获得的益处。我大概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对于西方文学史的认识和理解方面，立波同志是我最早的一位启蒙者。
假如我没有记错，立波同志那时不过刚刚三十二三岁，但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位使人钦敬的学者了，或者也可说，已经是一位非常学者化的作家了。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的学识渊博方面，也表现在他的理论素养方面。在鲁艺讲课的同时，立波偶尔也写些评论文章。有一次，在文学系的一次“文艺沙龙”活动（那时，文学系几乎在每个星期五都会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上，他朗诵了一篇刚刚写成的论文《论阿Q》。他的满怀激情而又有些书生气的朗读使大家深为感动，而我，则吃惊地发现，他写的这篇像优美的散文般的评论，是一篇使人深受启发的有着令人敬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深度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只可能出自那种既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又有细微的艺术感受能力的作家的手笔。
那时，立波同志也常写小说，有时也写些抒情诗。他常把他刚刚写完的短篇小说朗读给我们听。有一次，还把一篇描写狱中生活的不长的小说《麻雀》交给我，并且亲手用秀丽的笔迹抄写出来，刊登在我和另一些同志合编的名为《同人》的墙报上，一下引来很多围观的读者。这篇小说，是他后来出版的描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进行斗争的系列小说当中的一篇。我认为，这篇不过五千字的作品，即使现在看来，也应当被看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篇佳作。我还记得，他还曾经根据他在桥儿沟深入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所得，写过一篇反映边区农民生活的小说《牛》；在这篇小说里，他把农民对于耕牛的感情以及母牛生产小牛的细节描绘得精细入微。我对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和捕捉能力深为钦佩，曾经向他请教他是如何观察和积累生活的，他眯缝着眼睛发出了朗朗的笑声，然后说，“我这是向美术系的同志们学来的，就像他们在街头写生一样，我住在农民家里的时候，每天都试着用最简要的文字把我看到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像画速写一样地记下来。这办法很有用，将来你也试试看！”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第二天他还专门找来一篇莫泊桑谈创作的文章，其中写到他是如何向福楼拜学习勾画生活细节的文学速写的。“你看，”立波对我说，“这种方法，其实所有的作家都是在这样做的。”
自那以后，我确实把这一点记在心里，养成了随时记下我对于生活中偶然闪现的新鲜印象的习惯，虽然我并没有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打算。但是，我应当肯定地说，这对我以后学习如何正确认识生活、考察生活和判断生活，是极有帮助的。
在延安整风以后，我到南泥湾去体验了一年战士生活，立波同志则调到了《解放日报》去编副刊。我很快就根据我的连队生活感受写了一些散文，并且通过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那期间，他在给我写的回信当中，曾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信中有这样意思的话，使我长久铭记在心，他说：我了解并且同情你现在是在过着怎样一种艰苦而贫困的生活，但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艰苦的生活磨炼会使你成为一个精神上富有的人……
我承认，在当时的艰辛劳累的生活中，我确实萌生过再也难以坚持下去了的念头。但立波同志往往是三言两语的信，却给我带来了几乎可以说是巨大的温暖的力量。
在鲁艺同立波同志有较多交往的人，许多同志都估计立波将来在文学创作上必将取得不可限量的成就。应当说，大家的预测后来被证明了是正确的。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同立波同志就各奔前程，天各一方，以后就几乎很少有机会和他晤谈，更不用说同他一道工作和亲受教益了。但我总觉得我在精神上同他还是很亲近的。他陆续写出的几部作品《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南征记》以及一批描写农村生活和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我都喜欢。这些作品都相当广阔和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革命作家的献身精神和革命情操，作为一个严肃而又富有才华的作家的思想敏感和艺术功力，作为一个心怀坦荡的乐观主义者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感和幽默感，作为一个严谨的现实主义者的犀利观察目光和高瞻远瞩的概括能力，作为一个文思细密的文体家的独创的优雅的文风……
我在这里把立波称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文体家，我是经过了审慎思考的。我认为，在我熟悉的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步入文坛的老一辈作家当中，能够像立波那样重视文字的精美简洁及其艺术表达能力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主要得力于他对于中外文学名著的广约博采和深入钻研，得力于他对于文学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和严密性的刻意追求。无论是从他的讲话中或是闲谈中，我总时时听到他用一种比较文学乃至语言学的眼光来谈起文字的凝练、简洁、鲜明、风趣乃至必要的民族（地域）特色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考究文字的简练明快和严密，是现在某些虽有生活积累、文化素质却不很高的作家的致命伤。大约在1963年，他负责编选一本散文选集，其中也选了我的一篇散文。有一天，我们在一个会上相遇，他立即坦率地对我说：“我选了你这篇文章，主要是感到它写得有些气势，能够把自己的激情融汇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上。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你的文字太华丽和太欧化了，而这只能是一个作家不成熟的表现。”他又对我说，“我越来越感到：要掌握一种简洁、优雅、凝练的文字，是多么不容易。多年以来，我就想使自己的文字达到‘其淡如水，其味无穷’的境界，唉，却总也做不到！”
但依我看来，他日夜匪懈地苦思冥想地想要追求的那种文风或者文体，应当说已经得到了。倘若天假以年，我想他定会在这方面取得更为出色的成就的。
说到这里，我想一定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质询甚至非难：“你难道忘记了立波所生活的年代了吗？在他笔下所描绘的历史风云，包括他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的歌颂和贬抑，难道还经得起八十年代的历史的检验吗？”我当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立波同志也如其他几位优秀的作家（比如赵树理、柳青）一样，他们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激化（尽管有时是人为的激化）的年代，他们又都是真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是鲁迅先生也概莫能外的“遵命文学”的身体力行者；因此，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这是永远值得我们惋惜的。但是，难道我们为此就可以让自己滑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对这些对于中国文学做出了显著贡献的作家的业绩不加分析地轻率加以诋诟、指斥乃至全盘否定吗？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真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的许多优秀的作家（如像立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有时是悲剧性的）下，使自己的创作才能受到一定的抑制乃至扭曲；但只要他是一位真正的严肃作家，只要他对于祖国和人民怀有真挚的感情，只要他是一个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就总能够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深度上艺术地再现和描绘历史、现实和时代——尽管是不完满的再现和描绘。我认为，用今天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来要求乃至厚诬前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严肃的。而且，即使是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那些不知世事不懂历史的读者，我认为，不论是从审美意义或是从认识作用来看，立波的那些主要创作成果，也仍然是具有难能可贵甚至是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
当然，这一切，对于已经离去我们十年之久的周立波同志本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而对于我们这些生者，特别是像我这样和他有过长久的友谊交往和战友情谊的人来说，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进行历史的反思。我们也应当认真地总结和记取在立波同志创作生活中的教训——这一点，在立波同志去世之前的一段时日里，我从他的沉思的面容和不多的话语中，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也正是他在病痛中所不断思考的。
因此，我深信，假若立波同志能够活到今天，他的笔端一定会闪现出新的光彩。不过，即使是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国文学事业，即使是在他的全部创作当中确实是存在着如现在某些“事后预言家”所断言的那些缺陷，即使是有些一味趋时务新、偏好流行色的批评家对他采取了肆意贬抑和漠然处之的态度，我也仍然认为：在中国，周立波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光辉而复杂的文学史上的一位做出过独特贡献的优秀作家。
1988年8月3日
岁暮怀小川
1986年10月，有同志提醒我：“最近报刊上常常发表一些回忆文章，缅怀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可敬的同志。你不要忘了：昨天就是你的战友郭小川离开人间的十周年，我在报刊上却没有看到一行悼念他的文字，你们不为他感到寂寞吗？”
我告诉这位同志，他想错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天，小川的那些同他战斗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的朋友们，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诗人郭小川，时刻都活在朋友们的心中。我们时常想起他：我们在欢快地友好聚会时想起他，我们在面临新的困难的时候想起他；甚至，当我们为当今诗坛上的某些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而思考时也会想起他。我常常从朋友们口中（有时也从我心中）听到这句话：假如小川还活着……
然而这样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我深知并且深信：假如小川还活着，郭小川还是郭小川。郭小川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头上戴着光环的、高踞于众生之上的完人，永远不会失去从他青年时代起便使我感到欣悦的那种蓬勃的朝气和炽烈的热情——这种朝气和热情同他永远对生活怀有信心，永远对于他所献身的进步事业充满挚爱之情是分不开的。小川是我的同龄人。他的才华有时使我赞叹，但他的和他年龄不大相称的天真与粗率有时也使我感到惊异。他有着和我类似的生活经历。我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当中开始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的。但他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革命实践工作经验：他做过部队政工干部，二十五六岁的年龄便在解放区当过县长，办过报，做过党的工作和行政组织工作。他的革命热情和清晰的思考能力使他几乎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使人觉得他相当干练，相当愉快，游刃有余。但在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材料。他身上的那些好的素质，他的热情、敏感、精力旺盛而又富于幻想的性格，使他终于在诗歌这块领域找到了适于自己茁壮成长的肥壤沃土。当我和他在战争期间暌别将近十载，读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创作的那些锐气逼人和光彩熠熠的诗篇之后，我当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小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似乎是晚了一些。
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尾声中，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在云南的某些文学界同行，总以未能在这场运动中使我成为他们手中的猎获物而感到遗憾。而我那时正在北京进行胸部手术，面临生死关头，毫无申辩和反抗的力量。这时，在小川和作协另外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使我得以摆脱了困境，调到了作协，并且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和小川过从甚密，时相交往。一直到那场几乎使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毁于一旦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我和小川之间仍保持着真诚的友情。我们并不是没有过争吵和分歧，但我们是相互信赖的，相互理解的。我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但你大概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我常说的话是：“你本来应当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批评家，可惜你太缺乏斗争性，太温情主义了。”我当然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和他争辩什么，但我确实为他的认真而热情的语气所触动，我和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和你大约是志同而道不合的。”在那时，我常有这样的感觉：已经人到中年的小川，诗越写越好了，而且似乎还蕴蓄着无穷尽的潜力。我时常为此而高兴。但是，在同他频繁的交往和谈天当中，总使我有这样的感慨：在他的知人论世和判断政治风云的思想素养和他的令人欣悦乃至赞叹的艺术才华之间，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东西。对于政治生活，他仍然常常是很天真的。他经常把许多事物想得过于美好，过于简单。他仍然十分敏锐，但有时又不免耽于幻想和轻信。因而，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旷世悲剧像漫天乌云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时候，他还时常存在着许多纯粹是出于主观臆断的幻想。直到1968年初，他在牛棚中有一次还悄悄对我说：“我相信情况很快会好起来，我们都是经过战争的生死考验的。”对于他的浪漫主义的天真，我只能报以苦笑。
但很快他就从沉重的打击中清醒起来了。1968年3月，我和侯金镜以及别的几位朋友由于暗地里诅咒过林彪、江青而又忽略了“隔墙有耳”这样的古老训诫，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被隔离在作协的一间地下室。出乎意料的是，小川在不久后也遭受了“隔离审查”的命运，而且和我关在一个大房间里。他和我分别睡在房中的两角，另外两个角落是两位横眉怒目的“造反派”。当小川刚被送到这个房间来，用一种惶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一位打手就怒吼起来：
“不许说话，不许递条子、打暗号，不然可就不客气了！”
当天晚上，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不客气”包含了怎样的内容。他们把我带到楼上另一间封闭得很严的房中去，开始了我只能称之为兽性发泄的野蛮行动。他们知道我的左肺开过刀，已失去功能，就用拳击手的直手发拳的手法突然打我的左胸，把我打倒在地，而且连续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动作……在那样的时刻，在我头脑中突然闪过了这样的思想：我要找一个离我最近的楼窗，迅速地冲出去，跳下去。但是一圈人密密地站在我周围。我只好愤怒地奋力挺立在那里，努力不让他们把我打倒，而且随即感到我刚才那种轻生的念头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明白了我原来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曾经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会选择了自我毁灭的悲惨道路。他们不会在残暴的打击面前低头，然而他们无法容忍这种强加给他们的践踏人的尊严的屈辱……
我被送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斜靠在枕头上，发现小川也斜靠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那目光里有震惊、同情、愤怒……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我闭上眼睛，努力克制心中的悲愤，使自己安静下来。等我再睁开眼睛时，我看见小川正在瞪大着眼睛看着我，并且用手指在自己的胸前比画着。他泪流如注，眼光似乎在燃烧着。过了片刻，他假装在看着窗外，手指却仍然不断地在比划……这时，那两位“造反派”一位已经发出了鼾声，另一个正在陶然自得于样板戏唱声中。我注意到了小川手的动作。我终于看明白了，他是在写字，不断地用手指在胸前写字，而且不断地重复比划着这六个字。
“活下去！要坚强！……”同时用手摸着自己的左颈，暗示他已经看到了我左颈上的血迹和伤痕。
为了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不会做那种无益而又无助于革命的事，我会保重自己，我努力做出一个自信而又轻蔑的笑容。看得出来，他明白了，用手擦着脸上的泪痕，轻微地点着头。
过了两天，我没有想到，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这一回是我和他调换了一个位置。黄昏，我看见他步履蹒跚地走进门，扑倒在床上，脸上呈现出一片痛苦得近于绝望的神色。他被折磨得面色苍白，几乎有些神情恍惚了。我学着他的样，用手在胸前比划着前两天他曾向我不断比划的六个字。他开始是痛苦地茫然地看着我，突然，脸上一下开朗起来，并且也向我微笑了一下，同时右手紧握拳头，暗暗向我晃动了一下。我明白这意思，他是在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会坚持下去，我还有力量和决心。”第二天早晨，当我跟在一位打手身后出去打饭走过他床前时，我悄悄丢给他一个利用报纸边角写的小纸条，那上面写了八个字：“相煦以湿，相濡以沫。”并且用拙劣的笔法画了两条小鱼。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那天我们饭盒里的菜，竟不约而同都是一条极不新鲜的、刺多于肉的小鱼。我和小川坐在各自的角落里，每个人都用筷子夹起那条小鱼，相视而笑，一时间，我的心里顿时感到了一种慰藉的温暖，一种因同志和朋友之间在艰难的时刻互相扶持而增强的信心和力量。我想他当时的心情也是这样……
小川的作为诗人的才能，在六十年代的前几年，得到了显著的升华。他那时所写的几本诗集在广大读者（而非少数文学偏嗜者）所产生的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是后来出现的许多优秀诗人很难与之比拼的。尽管他的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在现在看来带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和当时的思想烙印，但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时代歌者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激情和艺术才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那种以今人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要求前人的苛责态度，是不公正的。然而同时，我也认为：虽然是在六十年代前期小川已经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但是直到十年浩劫的后期，也就是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真正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成长为一个能够以献身精神来进行战斗的英勇战士，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也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命运），做出了大量的至今仍然使我们钦敬和感激的贡献。在十年动乱的后两年，小川不仅创作了许多标志着他思想艺术水平的新高度的优秀作品，而且，在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不畏风险，不畏强暴，在千方百计地组织和串联文艺界的战友们和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隐蔽的斗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因而引起了江青一伙对他的嫉恨和进一步的迫害。我时常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那些使人惊心动魄和热血沸腾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好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样，时常在深夜来到我家和另外一些他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家里，热情地传递着消息，商讨着如何同江青一伙人进行斗争；同时把通过秘密串联活动所得到的文艺界的情况和大家的激愤与忧虑，汇报给同他保持秘密联系的一些正在同“四人帮”进行尖锐斗争的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这一切使当时正处于极端艰难和危险的文艺界的许多老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的勇敢而又不无莽撞的行动，给不少几乎陷于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
有一段时间，他蛰伏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招待所里，时常同当时正在石景山下放劳动的贺敬之和我秘密联系，交换情况，分析形势，商量对策。有一天，他告诉我周扬同志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约我和贺敬之同他一道去看望被安置在同一个招待所中的周扬同志。我们约好时间，来到周扬同志的住处。为了不被人发现，我们在收发室填写了假名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仅仅这件事在当时就会被看作是一项“罪行”而被追查。我们在周扬同志住处谈了很久。在大半天的时间里，周扬同志始终处于一种感情激动的心境之中。他力求平静地讲述了这几年来他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历程。他说，在监狱中，为了使延安鲁艺的同志不要因他而受到牵连，他决心把鲁艺所认识的同志尽可能少遗漏地回忆出来，以防那些络绎不绝的追查者和“外调者”发起突然袭击时，好有所准备，对这些同志加以保护。“当然，我没有纸，”周扬同志说，“我只能把这些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名字深深地埋在心底。我的记忆力不大好，但是我先后已经记起了二百多个同志的名字和他们的优点。当然，我第一批想到的，就包括了你们。”说到这里，在我记忆中一向十分冷静的周扬同志眼圈红了，眼中充满了泪水。这时，我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而且感觉到它在我的脸颊上流淌。我回过头看小川，我注意到，他在紧紧地闭住眼睛，似乎是努力遏制住眼泪的流淌，但是，泪珠仍然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这一天，由于谈得太晚，回不了家，我们就冒险挤住在小川的房间里。我们谈到深夜，大家都不想睡。我们谈到了过去，谈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我感到，我和小川的心，从来没有像那时如此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还多少有些不同。我始终是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悲观。而他却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于轻率的乐观情绪，在送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几乎是用了一种相当自信的口气对我低声说：“你好好睡觉吧，不要那么脆弱，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的日子不长了……”
此后不久，为了防止江青一伙对小川的进一步的迫害打击，在一位老同志的帮助下，他以下放劳动的名义被隐蔽到豫北的一个山区。在一段时间里，从来信的字里行间看，他生活得似乎很不错，而且显得更加坚强了。在1976年10月18日这一天，我收到了他从豫北的一个小城寄来的一封信（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几天后他就要回到北京，并且暗示说，他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健康无恙，因为我们还将要在一起做许多重要事情。显然，他已经知道了发生在10月6日的使我们党和国家得到拯救的那个重大事件。我兴奋得几乎整夜都不能入睡。我想得很多，在我的眼前时时闪现出小川的精力旺盛、同时又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情的面容。我激动地盼望着在北京和他重聚那一天的到来。我万没有料到，两天之后，我得到的不是和小川共庆胜利的欢乐，而是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所带来的悲痛。他就是在我在北京兴奋地展读他的最后来信的那一天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如此热爱、如此充满了希望的革命事业！
直到今天，小川的死对我来说都一直好像是一场无法解析清楚的噩梦。我拿不出任何根据来推翻那个认为他的猝死是由于自己不慎而造成的偶然事件的结论，然而，我永远也不能相信，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否则，世界上就真会有“诗谶”这样的神秘现象存在了。在小川离开人间的前一年，他曾这样写道：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在整整一年之后，小川真的化作了云烟，他的躯体灰飞烟灭了，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兼诗人和战士于一身的品质和才智，他的激越昂扬的感情，他的不断追求、不断攀登的顽强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我仍然经常想起和小川同甘共苦的那些日子。他的许多我所缺少的长处，经常给我以激励。他身上的不必讳言的弱点，也经常引起我的深思。但是，作为一个永远具有蓬勃朝气和战斗精神的活生生的人，他的音容风貌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永远和我同在。
因此，我相信有人会为我做证，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新的需要跨越的障碍时，我常常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假若小川还活着……”
1986年12月21日
（原载《散文世界》1987年第2期）
方纪——一位过早折断了翅膀的作家
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编印方纪同志的文集，要我写一篇短序，并且说这是方纪的意见。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认为这项委托既是我义不容辞的，又是我必须接受的。因为我和方纪不仅是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同时代人，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同龄人”：我和他都生于“五四运动”那一年——“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我和他不仅是志趣相近、性情相投的同志和战友，而且我们自从相识到相知，到今年已经有整整四十年的岁月。在这四十年当中，我们在一起工作和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经常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甚至时常是心悬两地、天各一方，只能以书信互通音讯，来倾诉自己的离情别绪。但我发现，我和他在思想感情上有着那么多的相通之处，以至在漫长而又常常是风云变幻的四十年间，我们之间（甚至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持之以恒、久而弥笃的。我相信我是了解他的，包括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作家所具有的热情充沛和才华过人的可贵素质，以及他作为一个我们这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性格弱点，我都是熟知的和理解的。反之，他对于我，也是如此。在四十年间，我们互相支持、激励、鞭策；在那些艰难坎坷的日子，我们也经常“相濡以沫”，却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相忘于江湖”的念头。相反，我们之间的战友之情，却日益深厚了。
然而，这篇序文我却迟迟未能命笔。直到不久前，我接到方纪用左手执笔写来的一封信之后，才决定立即动笔，不能再事延搁了。这封信上只有十三个用毛笔书写的大字：
冯牧：我的书，你要写序。方纪左手。
这封寥寥数字，却蕴涵了深挚的真情的信，使我激动良久；一种混合着黯然、泫然、怅然而又歉然的情绪在冲击着我。面对着这封用颇见功力的书法写成的言简情深的信，我仿佛看到了方纪饱受摧残却又顽强地和疾病进行不屈搏斗的身影，使我不能不抛弃和打破我原来的设想：我原来想重新仔细地阅读一下他的作品、深入地思考一下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然后再动笔写一篇可以称得上是序言的文章。现在，我感到这对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方纪写上一篇研究文章，这件事应当由那些现代文学研究家们来完成。我能够做的是，作为一个和方纪有着四十年友情的战友，倾吐一下我对于他的真实的理解和感受。
我和方纪都是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开始走上革命和文学的征途的。我和他同庚，但他在革命和文学道路的起步，却比我早。早在1936年，他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进步的文学作品了。我同他结识，是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那时，整风运动刚结束不久，他从中央党校调到报社的文艺副刊部，我从鲁艺到南泥湾三五九旅连队深入生活回到延安后，也同时调到了《解放日报》。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一排土坯房里比邻而居。我很快就发现：他和我在性格和气质上都保持了某些北京学生的特点，我们有许多共同熟悉的人和事，有许多接近的情趣和癖好，比如，在我们身上都有相当浓厚的书生气，都有某种在那时常常含有“毁誉参半”含义的“才子气”，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而又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习气。这一切都成为开始联结我和他之间友情纽带的一种独特因素。我们不但在一起工作、学习，并且从中发现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常常是志同道合的，尽管我们也有过争吵。我们在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每天一道在延河边散步，在窑洞外谈天；我们不但谈论国家大事和生活理想，也谈论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谈论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抱负。我们时常在一道回忆北京的古老而又魅人的文化传统，谈论京戏、书法以至于围棋的发展。总之，在这段时间，我们各自都不加掩饰地袒露了自己的胸怀。我们甚至还天真地相约：等抗战胜利后，一定要争取一道回到北京工作。
在相处期间，我很快就发现了方纪的长处，他才思敏锐，热情奔放，对生活和文学都有极其敏捷的感受能力。他笔下很快，对于分配给他写的文章，常常是一挥而就。他在写作上涉猎很广：既能写很有文采的小说和散文，也能写富有广博知识和鲜明见解的评论和杂文。在我们一同编辑《解放日报》副刊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中是很投契的，在交往中是很愉快的。现在，当我回忆起同他和黄人晓同志相处的那一段时间，仍然有一种令人不胜怀念的感情，那里面，有青春的闪光，也有战友的真情。
方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作家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不管在他身上还存有多少由于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所遗下的印迹，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却是坚定执着和始终不渝的。我时常有一种想法：与其说他是一个为革命文学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实践、追求和探索的勤奋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努力通过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的丰富多样的途径，来为革命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的文化战士。方纪的性格是坦率的、真诚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锋芒毕露的；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怀疑他作为一个战士在战斗中的坚定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斗争中，他的主张和实践并不常常都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战斗也常常并非箭不虚发的。他的热情、率真和胸无城府，使他的思想和文字，常常有如流泉喷涌，汪洋恣肆，而有时却不免失之于绵密和冷静不足。但是，当我们在品评方纪作为一个作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不论我们采取何等严格的准则，也不论我们确实并不难从他身上找到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有一点，却是我们不应当也不能够否定的，这就是：这是一位毕生为追求真理、追求革命、追求革命文艺而贡献了自己全部心血的优秀作家和真诚的战士。他对于人民的利益、对于党的事业、对于革命的文艺道路所迸发出来的炽烈的热情，以及他在自己全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所显示和体现出来的战士的情操和勇气，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而我要说，对于方纪来说，文如其人，还要加上言如其人，而这个人，是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甚至把自己的一切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他如此热爱的斗争事业的。而在我们这个无限丰富而又无限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真正达到文如其人和言如其人——即心口如一的境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容易做得到的。
方纪在几十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艺术才华、斗争勇气，他对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生活所具有的深挚情感，以及他对于文化艺术所积累的多方面的素养，在同辈人当中，应当说都是很突出的，甚至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但是，命运对于他，竟然是如此地严酷，使这个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人，正当他在思想和艺术造诣上趋于成熟的黄金时刻，就无情地剥夺了他尽情发挥自己创造潜力的权利。他的嘹亮的歌喉被阻塞，他的闪光的利刃被锈损。不论他有何等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论他有多么开朗而乐观的个性，他毕竟不能够如他自己所期望的（当然也是朋友们所期望的）那样，用他锋锐的笔和火热的心来得心应手地同我们并肩战斗了。每当我同他见面，看见他艰难走动的身影，听到他热情然而喑哑不清的声音，我就会禁不住流下悲愤的眼泪。这时，我常常想：在这个为疾病所折磨的身躯里所隐藏、所蕴蓄的喷薄欲出的思想和才智之火，难道就永远听任它们在这个人身上默默地逐渐地熄灭下去吗？不，不能让这样一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树木，像这样在我们眼前听其自然地枯萎下去。我们应当为他做许多事情。我们应当帮助他战胜病魔，还我一个生龙活虎般的方纪，不管这有多么困难，甚至有多么不可思议。我们应当帮助他把他过去的作品加以收集和整理。我们应当通过他所创作的作品和他一同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应当为他在革命文学事业中所做出的成就和贡献，作出一个全面公允的评价来。
正是因此，我认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正在进行的编印《方纪文集》的工作，是一项及时的、富有意义的、值得感谢的工作。
《方纪文集》选辑了方纪开始从事文学以来的一百多篇作品。这当然不是方纪创作和发表过的诗文的全部。仅仅从这一百多篇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作家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涉足之广。他创作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评论、杂文、叙事诗和抒情诗。其中，最为著称于世并且最为我所心折的，是他的散文。方纪的散文，我认为最能反映他的独具风范的思想和文采，最能表现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发自胸臆的深情，也最能显示他的有如行云流水般舒畅流利、有如沃野平畴般开朗明丽、有如战斗进军般壮怀激烈的优美风格。其中，有许多篇，已经成为我国新文学的传世之作，比如《挥手之间》《石林风雨》《桂林山水》等篇，比之同代人所写的同类题材的文字，无疑是达到了更为深沉壮美的思想艺术境界的。方纪的小说不多，但他的一些以反映我国北方农民生活和农村变革为题材的小说也是颇具特色的；从这些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浓烈的北方农村的生活气息，感受到正在进行着改天换地的农村变革的跃动的脉搏声音。
应当说，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纪文集》，是一部颇具特色和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作品。但是，我认为，这又是一部远没有写完的作品。方纪本来是可以写出不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为成熟的巨著来的。他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征途，他已经选定了他决心攀越的山峰，他甚至已经看到了他梦寐以求并且准备为之献身的美好前景。他曾经是步伐轻捷的，信心百倍的，一往无前的。他也受到过小的挫折，出现过原来可以避免的失误，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对文学事业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削弱他为理想而战斗的豪情壮志。但是，在十年浩劫中，他终于未能幸免。他受到了无端的戕害，生命虽然幸存了下来，却折断了自己展翅飞腾的羽翼。我们已经不能要求他写完那些原来很可能是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了，尽管他作为一个坚定的战士，正在像一头受伤的猛兽一样在静静地舔舐着自己身上的创伤，并且期望有一天仍然能够同我们、同他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一道并肩前进，奔向美好的未来。
当然，对于《方纪文集》的终于出版，我还是衷心地感到喜悦的。我们总还是能够从这些色彩斑斓和充满热情的文字当中，看到我们的亲密战友——方纪的朝气蓬勃的面容和身影，看到一个毕生忠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的炽热的心。
1984年3月5日夜急就
怀艾柏
解放战争初期，我以前线记者的身份，从延安《解放日报》调到当时正在黄河东岸山西吕梁地区作战的陈赓部队进行采访活动。我在野战部队结识的头一位记者，是艾柏同志。他当时是新华社吕梁分社派赴前线的随军记者。记得我是在行军途中认识他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和适应如何在敌机不断侵袭下和在连续令人疲惫不堪的行军当中进行采访工作。使我感到困难的是，我当时既不懂得战争生活，又不熟悉刚刚参加到其行列中的这支部队。在这样的时刻，比我早几个月来到这支部队的艾柏同志，可以说是给我上了如何当好前线记者的第一课。那时，他因在前线负伤刚从野战医院回来，这使我在初识时就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很快我就发现，他的豪爽率直的性格，使他和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支部队的干部战士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亲密的。仅仅这一点，在当时就使我感到钦羡。我感到，在他面前，我好像是个新兵；他在我眼里，不但是个熟悉战争生活，而且是有过英勇负伤经历的老战士。可能是由于这一点，同时由于我在炮火硝烟中的表现使他感到满意，再加上我很快就能够适应前线生活并且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前线记者那样行动和写作，我们很快就建立了那种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战友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从1 94 6年冬天起，我就同他并肩作战，一道工作，一直到1948年他因不公正地受到公开点名批判而调离他如此热爱的这支野战部队为止。
在共同战斗中，我对于艾柏的身世和经历有过一些片断了解。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始终和新闻宣传事业密切联系的革命事业。他在延安青训班和抗大学习过，然后就从陕甘宁来到前线，在王震同志为旅长的三五九旅工作过，此后，就走上新闻工作的岗位。道路虽然坎坷，但他直到1959年再次受到不公正处分之前，还曾经陆续担任过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天津分社社长和河北分社社长的职务，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虽然从1959年起就被迫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我却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终其一生对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抱有坚定信念、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勤奋的新闻战士。
1946年12月始，我和艾柏同志一起参加了许多战役，包括吕梁战役、汾孝战役、晋南战役、抢渡黄河战役、陇海战役、豫西战役、平汉战役和解放洛阳战役。在这些共同战斗的日子里，我和艾柏重点采访的部队经常是那些担负主攻任务的部队，因此我们经常在一起行军，一起宿营，逐渐有了较深的相互了解。他性格开朗、耿直而热情，喜怒常形于色。他看不惯那种与充溢在部队的无私忘我、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氛格格不入的东西，特别看不惯那种在火线上退缩不前和患得患失的人，以至于有人感到他有些高傲。实际上，当人们和他相处渐久并且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以后，就会了解到，他不是那种狂妄自大的人。在多数场合，只要能够同他进行真诚讨论，他是能够从善如流听取意见的。他在前线的工作是勤奋的。我从他身上了解到，要当好一名前线记者，需要怎样不畏艰苦和无私忘我的精神。在战斗中，他不是只同指挥员在一道，从指挥所获得消息，而是经常深入到战斗部队中去。他需要有和战士们同样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精神；而在战斗结束以后，部队休息了，他还得以最迅速的行动进行采访，并且连夜写出新闻通讯稿件来，然后，当部队又要开始行动，他才可能获得短暂休息的机会。我发现，艾柏对这种战地记者的艰苦紧张而又常常处在危险环境中的工作，是掌握得既熟练又自如的。在我参加的头三次战役——吕梁、汾孝、晋南战役中，我常常和他并肩行动，亦步亦趋。他比我有战斗经验。他告诉我，什么时候隐蔽才不会为流弹所中，什么时候需要从地上爬起跃进，什么样的枪声是打向我们身后，不需躲避，什么样的炮声危险，是必须隐蔽的。他在连续行军作战四十八小时之后还能够眼睛闭都不闭一下就去采访，然后，就坐在一段断壁残垣后面写报道，有时一连写出四五篇稿件。这些稿件，连夜就会发向新华社分社。它们不一定会全部得到播发，但是却会像是一道道小溪流那样，汇入全国解放战争新闻报道的巨流中去。他的工作精神，使我懂得了一个前线记者应当怎样工作。
正是因为如此，艾柏在他所在的野战部队里是很受欢迎的人物。我发现，从旅长、团长到连排长，他都有很多朋友。不论部队在行军、休整、作战，那些担任主要任务的部队，都希望他到那里去，同他们一起行动，一起战斗，一起享受胜利的欢乐。因此，艾柏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心情是舒畅的，工作是积极的。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一名胜任的出色的前线记者。
就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刻，艾柏突然受到了厄运的打击。他因一篇写作于1946年的反映解放区农业生产运动的通讯，而被公开点名指斥为“右倾”，并且被凭空指责为“客里空”的典型。这种指责通过新华社社论被传送到全国。这种打击，对于任何一个正在前线浴血战斗的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艾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直和组织纪律性。他很痛苦，却仍然坚持不懈地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部队中的许多指战员，尽管由于这个消息来自上面而无法抗拒，但他们对于艾柏的同情和信任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一直到艾柏被迫在1948年调离这个部队去后方解决他的这个所谓“思想右倾”和“客里空”问题，部队指战员对他的态度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工作勤奋的、在火线上表现英勇的好同志，一个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的好记者。
艾柏同志含冤逝世于1 97 0年，他刚度过五十五岁的生日。他没有活到得以看见他的冤案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他应当瞑目于九泉了，因为现在不论是他的老战友、老同志，或是当年和他在晋绥边区一道工作的一些“知情人”，都知道发生在1947年的使他含恨终身的“事件”，是当时正在晋绥“指导”土改运动的康生制造出来的。这一点，许多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察觉了，但艾柏却不得不被迫改名为艾长青，一直到他离开我们。所谓“艾柏事件”，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公开平反，虽然这个“事件”当年曾经在全国范围被大肆宣扬。
但这一切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松柏总是常青的。艾柏对于党和人民所表现的忠诚精神，永远会是常青的。
1986年6月
（原载《散文》1986年第6期）
人生实难 所贵者丹——《朱丹诗文选》序
朱丹同志在病卧经年以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生活、亲人和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他那过早的逝世，使许多理解他的美德的朋友以及曾经得到过他热忱扶助的人感到深深悲痛。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和他有过将近半个世纪友谊、曾经长期共过忧患岁月的战友和知交来说，除了悲痛以外，在我心中还郁积着一种长久不能释然于怀的痛惜之情。
听说，在他停止呼吸之后，他的眼睛久久没有闭合，带着一种他生前常有的温和、宽厚和惘然的神情。当人们告知我这一点时，我的心感到了一阵强烈的震颤。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是带着一种多么痛苦和遗憾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还有那么多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做，他还有许多光和热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生命之烛”还没有燃尽。我突然想起他在郭小川逝世后对我说过的话：“他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假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我们也要燃尽自己身上的光和热！不能像他这样，半途而灭。”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朱丹也是还未到“蜡炬成灰”的时刻，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永远炽热的心、坦诚待人的襟怀和远未发挥出来的艺术才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朱丹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忠诚的老战士。但他一生所经历的，却是一条令人感叹的屡遭困顿的坎坷道路。他又是一个富有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但是他却由于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原因而未能使自己的精神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扬和展现。我还必须强调地说，他是一个有着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多见的优秀品德的人，一个胸怀坦荡得有如霁月光风、热情真诚得有如天真赤子的人；一个永远以助人为乐，对于人民的疾苦和命运永远怀着火热的同情心，永远怀有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趋炎，不苟同，一生坚守自己崇高信念的人。
朱丹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选定了自己生活道路的。不同的是，当我被卷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时还只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而他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他曾经担任过天津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纠察队长和敢死队员，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经列名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中，并且在1936年就入了党。在其后的年代里，无论是在白色恐怖或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都以献身的精神，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积极忘我地工作并且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他本来是学美术的，是徐悲鸿很欣赏的学生，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但在很长的年代里，他听命于党的安排，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文工团长到印刷厂长，从画报社长到艺术局领导人，从美术理论家到美术学院负责人，从诗人、作家到书法家……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都能以自己热忱、干练和渊博的学识把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也不断在创作上闪现出他的艺术才华。他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情致和意境，他的关于美术方面的评论，特别是他写的关于齐白石和徐悲鸿的文章，可能是我读过的同类文字中少有的具有真知灼见之作。他的书法和篆刻是他工作和写作之外的余事，但是已经达到了卓然成家的水平。他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后，他在工作、生活和创作方面，都长期处在了一种艰难境地。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无一幸免地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一生不愿作违心之论，他一生不会说假话，他一生不曾整过旁人。但是每见不平却总是会难以抑制地出来仗义执言，扶危济困。他是一个如苏东坡所说过的那种“情交于中，言无所择”的正直而执着的汉子。这给他带来了许多不幸。为了同情别人，他几乎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长久被视为异端而被置于不受信任的地位。但他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命运却总是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大跃进”时期，他和他的夫人李纳一道到安徽农村去体验生活，目睹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回到北京后曾和我有过几次长谈。在讲到他所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唏嘘不已，使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两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美好心灵。在那以后不久，他曾用挺秀的行草写了一幅字给我，那是《诗经》上的两句话：“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可以说是他的信念和心情的一个确切写照。后来，我曾经想回赠他两句话：“人生实难，所贵者丹”，前一句是陶渊明的话，后一句是我的发挥，我的意思是想以此共勉，但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而没有送给他。
他时时忧国忧民，对于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都是矢志不渝的。他常有忧患意识，但我从他身上不但没有看到过丝毫悲观颓丧情绪，相反地，却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清醒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朗朗笑声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对自己的名利得失向来是淡然处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曾经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和“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组长。但一旦工作就绪，自己可以大展宏图时，他就被调离了。我很为此不平，但他却安之若素，乐天知命。
我想，正是由于他这种真诚无私的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得以克服接连而至的政治上的打击和“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他的残酷的迫害。即使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他也总是顽强地生活着、挺立着。当然，他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他的健康被严重地摧残了，在他身上蕴蓄的艺术活力和创造潜力再也无法结出本来应当结出的繁花和硕果了。
我是在香山饭店开会时听到朱丹逝世消息的。在那一瞬间，混合着悲痛和憾然的心情使我有一种五内俱焚的感觉。我心里反复地念叨的只是一句话：“为什么好人总是和磨难连接在一起！”黄昏，我独自爬到了香山的松林间的一片幽深的草地上，坐了很久。在二十年前，我和朱丹以及另外一些朋友曾经在这里聚会，悲愤地倾诉着各自的心曲。当时，我们都惶惑地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我至今仍然记得朱丹用悲愤的语调喃喃地说：“我不相信江青这伙人能长得了。我们要顽强地活下去。我们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哪怕只活一天！”在“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之后，他幸运地也是艰难地活了十年。此刻，这里的松林仍然像当年那样挺拔青翠，但朱丹却不在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朱丹始终是站在真理和正义这一边的，他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他的丹心不灭，正气长存。
我愿借用古代一位哲人所写的一本书《刘子》中的两句话，来寄托我对于故人的哀思：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
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
斯人已逝。我们这些曾经作为他的朋友的生者，除了应当把他的那些可珍贵的品质长久铭记在记忆里以外，我想我们应当做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事，便是把他的分量不多、却大多是精品的诗文搜集起来，编辑出版。经过李纳同志和亲友们的努力。我们终于看到了《朱丹诗文选》这样一本篇幅虽不浩繁，却有着沉甸甸的重量的文稿的印行。这本遗作当中的诗文我大部分看过，也同朱丹以及别的朋友们议论过、赞美过。有的人喜欢他的诗，而我却更喜欢他的散文和那些用散文笔法写成的评论文章，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这一点：如果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才智放在诗、散文和评论的写作上，而不是放在占据了他那么多时间的繁冗的行政工作上，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或是评论家的。但是，直到他离开我们，他只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本既令人欣悦赞赏、又使人黯然神伤的书。
尽管这是一本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朱丹的耿耿真情和美好心灵的书，一本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文如其人”的书，但是，同朱丹坦荡的一生相比，毕竟是太少了……
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这本遗作分外可贵。我把它看作是朱丹坎坷而美好的一生的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一个虽然并不华丽却带着生命露珠的精美花环。
我和苏策
我和苏策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同代人。在年龄上他虽然略小于我，但我同他的友谊，却至少可以回溯到五十七年以前，那时，我们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人。我们的友谊，是在抗战前北平的运动场上的游泳池边开始的。
那时，我当然绝不会料到，在事隔若干年之后，我们会走上同样的生活之路和文学之路。历史和时代把我和他同时推上了殊途而同归的革命道路：他在抗日战争前去山西省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运动，我则在北平沦陷后经由解放区到了延安，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决心用自己的写作来作为献身革命理想的武器，选择了文学这项既令人向往、又使人劳神的事业。
从那时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我同苏策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分别后，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从未有过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些什么。1944年我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我的任务之一，是从当时来自敌后解放区出版的小报上寻找适合我们报纸刊用的文艺作品。我发现并发表了一篇写得很生动的小小说《我们的小组长》，作者署名苏策。这个名字使我心里为之一动：“这难道是我少年时代的那个朋友吗？”但我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天下之大，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一闪念间，事情也就过去了。
时隔两年的1946年底，我随军撤离了延安，作为新华社前线记者东渡黄河，来到了当时正在吕梁山作战的陈赓部队，且在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之后，在火线上像亲友般地又见到了苏策，我惊讶而又激动地发现，在炮火连天的茫茫人海中，我碰到的这个苏策，就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苏策，也就是在两年前曾经以自己的作品给过我心灵触动的那篇小小说的作者——苏策。
我记得，在久别重逢的那个晚上，我和他在敌人炮火轰炸的隆隆声中，畅谈了一夜，直到天亮。
这次邂逅式的重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本来，在打完那次战役后，我是准备奉调回到陕北的新华总社的，但是，苏策以一种不容抗拒的热情（当然这一切是在陈赓将军的决定和安排下进行的），使我改变了主意，决心留在部队，和他、和我刚刚结识的许多战友们一同战斗下去，直到解放全中国。
就这样，我在人民解放军一直工作了十年，我在这十年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经历，几乎和苏策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他对这支部队更熟悉，有更多的战争生活的经历和积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具有进行创作准备的更好的条件。全国解放，我们一同随军进入云南省会昆明，在此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共同负责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工作，无论在担负的职务方面或是在组织创作的方法和观点方面，我和苏策几乎都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共同进行的。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解放初期，云南部队曾经出现过一些引人瞩目的优秀作品和一个作家群，并且把这些文学现象和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如果说，在解放初期，云南部队在组织创作和培育作家方面确实有过一些可取经验的话，苏策作为当时的文化部门和文学创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付出了比我更多的辛勤劳动和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的。在这方面，我绝对不敢掠美。
全国解放后不久，苏策先后到西南军区和西藏军区工作过很长时间。对他一生来说，这十年可以说是艰苦备尝、坎坷辛酸的十年，但是，正是在这十年磨炼当中，他坚强地成长并且成熟起来；他所体验、经历、感受和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见闻，就其复杂、严酷、艰险及其丰富性来说，都是我所不可能经历甚至是很难于设想的。这当然不是使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而不是像我那样只能把自己囿在文学编辑和评论工作的狭小范围之中）的唯一的原因，但是，我相信：长期艰苦的现实生活体验及其深厚的生活积蓄给他带来的启迪和触动，使他在决心选择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和生活道路的时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苏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还决定于他所具备的另一个条件，即：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生活在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和解放区的火热斗争生活之中。他对于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着的崇高事业有着从未动摇过的坚定信念；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军队及其战斗业绩有着真诚的炽热的感情；随着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逐渐深入，他选择和树立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因而永远不打算改变的文艺观和美学观。这一切，使他具备了某种同代作家难以获得的优势。在我认识的同代作家当中，像苏策那样既有长期丰富的革命战争生活经历，又对于自己所身历的无限繁复多彩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有着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关注，既熟知和洞悉革命军队中大量的从将军到士兵的生活遭际和精神世界，又熟悉和热爱通常人所难于涉足和深入的、从云南边疆到西藏高原各族人民绚丽多姿的生活与环境的作家，是为数不多的。正是因为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苏策尽管时时遭遇坎坷，常常处于困境甚至逆境，却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从内容到风格都具有自己特点的优秀作品来，以自己不同于旁人的思考与观察角度，从不同的取向和侧面，反映了一位半个多世纪以来献身于人民事业的老战士与老作家心目中的正在急剧变革着的时代和现实的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和艺术世界。
在苏策创作中涉猎的题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所运用过的体裁与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曾经阅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有的是在发表前，有的是在发表后），在我看来，在他的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当中，最有生活厚度最有真情实感因而最能引起我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共鸣的，首先当推那些反映边防部队战斗生活和那些以战争亲历者的目光来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中的战斗历程的作品。听说，他撰写的长篇传记文学陈赓将军传《名将之鹰》即将出版，我深信他是撰写这样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著作的最为合适也最能胜任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小说当中，我比较喜欢表现云南边疆战士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远山在落雪》。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曾经在大雪封山的状况下，和驻守在雪山垭口的边防战士在高寒的雪山哨所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期，在文学上第一次以朴素真实和饱含激情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和塑造了一批常年驻守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边塞的边防战士的感人形象及富有边疆风貌和传奇色彩引人入胜的生活图景。苏策写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当中，也有一些独具风采之作，比如，他在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白鹤》和新时期所写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诞岁月的《同犯》，就都是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精湛之作。
岁月流逝，我和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结识的老朋友苏策，都已经从少年、青年、中年而进入了老年。比起我来，我认为苏策在许多方面都有远胜于我的“优势”。他的豪爽率直、乐观开朗的性格，他的不惧艰险、知难而进的顽强精神，他的勤于实践和进取，对于生活和文学所抱有的执着追求和勤奋精神，他的仿佛永远取之不竭的旺盛精力，甚至他的矫健的、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体魄（尽管他也开始患有老年病），这一切，都常常使我欣羡。
因此，一种自发的半是期望、半是预感的念头时常闪过我的脑际：虽然苏策已经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五十多年。虽然他已经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做出了自己的不容忽视的贡献，我总是十分自然地感到他的最好的作品——以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丰富生活积蓄来衡量，以他的勤奋精进的创作精神来要求，以他的思想艺术素养所达到的水平来看，他的更为深厚、更为精美的作品，似乎尚未问世或者有待问世。但，这样的无愧于他战斗的一生的大作品和杰出作品，应当是会在他有生之年诞生的。
对此，我深信不疑。
1991年8月
（原载《中国作家》1992年第6期）
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怀海默
不久以前，海默的一些老朋友在有关出版社的热心帮助下，做了一件及时的和有意义的工作：分别编选和出版了海默同志生前创作的小说和电影剧本等作品。这件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了解：作为一个具有炽烈的革命热情、旺盛的创作潜力、敏捷的艺术才思并且是正当盛年的作家，海默同志在他短短的创作生涯当中，为我们创作了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题材上如此广泛多样、艺术上又是绚烂多姿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海默在怀着真挚的感情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去之后，以往往是十分惊人的写作速度创作出来的。没有人给他规定具体任务：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但是，恐怕是出于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活和解放区生活养成的一种习惯：在他酝酿着创作时，他总是自然地，甚至是本能地使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与人民的沸腾的斗争生活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于人民生活的广泛而丰富的兴趣和知识，对于各种社会生活和人物的广阔而深入的观察和容受能力，对于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孜孜不倦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实践，再加上他那种或者可以说是独有的性格特色：热忱到近于奔放，顽强到近于固执，单纯到近于天真，随和到近于大而化之，粗犷到近于不拘细节，严格到嫉恶如仇……这一切，使他在文艺界获得了一个完全是不含贬义的称号：“多产和快产的作家。”他写得快，写得多，写得及时，写得热情；这里我们必须还要加上：他写得严肃。粗制滥造和他是无缘的。他的作品，是我国革命战争生活和革命斗争生活的真实、及时和生动的记录和写照；这些作品，尽管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尽管某些篇章还存在着逐渐走向成熟的印迹，但是，它们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回响着历史的声音，它们可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家和战士的一颗火热的跳动的心，这却是确切无疑的。鲁迅在谈到他一位蒙难的战友的遗作时，曾经说它“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时代虽然不同了，但就对于人民和敌人爱憎分明的革命真情来说，我想，也同样适用于海默的遗作。他的作品，对于人民和革命事业的爱，对于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憎，从来都是卓然矗立、旗帜鲜明的。当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是随着他对于生活的执着地坚定地探索而不断发展和深入。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通过他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切体验和观察所创作的《洞箫横吹》，无论在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生活的矛盾与斗争方面，或者是在勇敢地揭露阻碍生活前进的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富有深刻的教益和现实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说，海默还没有写出可以称得上是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来。我要说，就某一部或某一篇作品来看，我们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来；但是，就海默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创作实践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辛勤而坚实的文学贡献来看，就他的题材、主题、形式、体裁的众多和丰富而引人瞩目来看，就他通过多种形式和笔法所塑造和描绘出来的社会生活的繁复生动、人物形象的多彩多姿来看，海默一生中（他只有短短的四十几岁的年华）给我们文艺事业所增添的木石砖瓦，所做出的宝贵贡献，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革命者，都是不会加以贬低和抹杀的。他的不幸早死，更为我们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要是他能够幸免于难，要是他能够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中挺过来，以他的旺盛的精力、炽热的激情、洋溢的才华，他将要为我们创作出多少富有战斗性的饱含着浓烈的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来啊！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见容于万恶的“四人帮”，他们用卑劣的手段，残暴地杀害了他。
我不愿意使这篇短文写成一篇回忆性的文字。对于“四人帮”统治时期的回忆，常常是蒙着使人不胜悲愤和不愿回顾的斑斑血迹的。但我还想就海默作为一个人、一个战士、一个作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再说几句话。
我同海默相识于抗日战争中期的延安，那时我们是同学。由于班系不同，我们交往并不多。仅仅由于一个共同点：我和他都是来自北京的青年学生，有着大体相近的经历，而使我同他有所接触。我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好的，除了他经常流露出来的一种溢于言表的豪爽之气以外，我从他的剧作（那时延安正演出他青年时期的话剧《粮食》）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光彩感到了他有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反映能力。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同他有断断续续的来往；我同他无论在气质、性格上，或者作风癖好上，都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在许多有关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上，我们是能够进行倾心之谈的，同时也是可以进行坦率的甚至是互不相让的争论的。我们性格不同，但互相信任，就像信任我们的许多关系密切的同志和战友一样。
海默对我的吸引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由于他自全国解放以后，就成了一个以善于搜集和搜罗各种知识性和资料性书籍而令人羡慕的藏书家。在工作之暇，在他那图书室兼书房和卧室中盘桓逗留上一个夜晚，对人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而不幸的是，虽然我曾经在海默的那一排堆满了书架的房间中度过了一些愉快的黄昏和夜晚，但是，在他的生命最后的短暂期间，我同他之间进行的那些令人悲愤、惶惑、痛苦的谈话，也是在这些迷人的书架之间进行的。那时，我和他以及几乎我们全部的朋友和同志，都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只有在那种冒险的秘密情况下，我们之间才能互相寻找机会倾诉自己的思想和心情。有一次，我和他藏在书架后面，交换关于革命前途发展形势的看法，他用那种从牙缝中迸发出来的充满了憎恨的低沉声音，向我痛斥着江青、张春桥一伙人的丑恶历史和反动行径；这个性格坚强的铁汉子，在诉说中突然不可抑制地热泪流淌。“如果是公开的敌人，”他说，“我可以豁出去这个脑袋和他们真刀真枪地拼，就像抗日、打老蒋一样，毫不含糊。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伙人，明明是鬼，却打着党的招牌，你不和他斗，他就要搞垮你，这可难死我了。”然后，他从书架底抽出一本刊载着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照片的画报，用鄙夷的眼光盯视着，自言自语地说：“就让这个人，让她夺了党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接着，他又难为情地擦去脸上的泪水，强带笑容地说：“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海默生前最后一次对我所讲的话，但不久我们就几乎同时失去了自由。有一天晚上，一个以打人为能事的造反派小头目带着幸灾乐祸的声调告诉我海默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他还没有忘记添加一句威胁性的话：“要不老实，海默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他在这里指的“你们”，除了指我以外，还包括了当时同我先后被“隔离”的郭小川、侯金镜等同志。我当时几乎没有注意他所讲的后一句话，这霹雳轰顶般的消息使我在一时间几乎失去了知觉。黄昏，我把这消息悄悄告诉了小川。我们当时所能做的事情，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用毛巾盖住自己的脸——因为那时公开为战友流泪是不允许的，而我们也确实不愿意让那些为此而兴高采烈的人看到我们的眼泪。
在许多晚上，在我眼前出现了海默的含笑的面孔——那是一张热情、坚毅、粗犷而又带了某种孩子似的天真稚气的脸孔。当时，我想的主要是——他们又扼杀了一个多么善良正直、多么富有革命朝气、多么富有艺术创造力和进取心的优秀战士啊！
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海默的遗作将要以崭新的面貌和广大人民见面的时刻。此时，当我在午夜的灯光下为他的遗作写下这简短文字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凝聚着一种混杂着兴奋、激动和悲痛的感情。我为海默的作品能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四化而奋斗的伟大长征中增添一分精神力量而高兴，他的作品大都是明朗健康的，鼓舞人心的，发人深思的，有益于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情操的。有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瑕疵和不足，也足以引为我们一些年轻作者的借鉴。
作为一个过早地被夺去了生命和创作权利的优秀作家的作品，我们应当把海默的创作选集看成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海默本来是可以更加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前进的；倘若天假以年（当然这指的是倘若他能从“四人帮”的迫害中生存下来），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感情，他的丰富、厚实的创作潜力，他的健壮和充满活力的体力，他的不知疲倦地对于生活和创作的追求，肯定可以使他能够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大展宏图，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为他生前那么热爱的革命人民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
这本没有写完的书，应当由我们，也由年轻一代的革命作家继续写下去。
1979年5月
一位一生为人作嫁衣的编辑家
清明前夕，突然传来了林元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一种深切的痛惜之情使我的心中好像遭受了沉重的一击。我和林元同志的友谊交往算来已有三十一年的时间。那是从1957年底，我奉命去接办刚刚受到了近于摧残性打击的《新观察》时开始的。在被改组的《新观察》编辑部留任下来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当中，林元同志是从一见面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我在《新观察》工作的短短一年时间中，和他相处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那时，还不具备像现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但我不论从林元身上或从另外一些同志身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共有的真诚的愿望和感情，这就是：尽管我们谁都不可能抗拒或抵御当时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极“左”思潮，但是，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刊物办得尽可能为广大的读者所喜爱或乐于接受。我真切地感觉到，在包括林元在内的几位当时的刊物骨干力量的心中，都具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心情。
在这期间，我发现了林元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极为可贵的品质。我发现，这个当时还没有入党的老编辑，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炽烈的劳动热情、忘我的工作积极性以及接近于足智多谋的编辑工作才能，使我们当时濒于瘫痪的刊物，很快地便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运转。我应当坦率地说，在我刚刚被调到《新观察》来取代那位我所尊敬的、当时被不公正地戴上“右派”帽子的戈扬大姐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不安的，也是毫无信心的；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在我身边，有许多双友善的手在扶持我、帮助我（而不是在排斥我），而其中，林元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我时时为林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无私、殚精竭虑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所激励。也就是在这时，在讨论他要求入党的支部会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历史和生活道路，了解到他并不是以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是一个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人民解放事业的爱国者，一个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学运动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有理想、有信念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经在当时风靡全国、对蒋管区的民主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观察》杂志工作过很长时间，作为储安平的助手，经过他的手发表过不少进步的革命的乃至是出于地下党员手笔的文章。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为此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一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战士打开了当时关押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政治犯监狱，他才获得了自由，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当时，作为党外进步人士的林元，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如同一名革命战士一样地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这一切，我都是在1959年讨论林元入党的支部会上才了解到的。而这些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都是经过了反复的严格调查之后才得出的结论。他正是因此而理所当然地被接纳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由此才使我对于林元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我才开始懂得为什么一个被人们视为“党外人士”的编辑会具有如此自觉的责任心和似乎是永不会枯竭的工作精力。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出版的每一期《新观察》当中都包含着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心血和劳动成果。他是一个提选题、出主意、结交作者和组织稿件的能手。他自己也能写很漂亮的散文和很有见解的评论，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编辑工作上，正如他自己常对我说的，“我一辈子都是为别人作嫁衣裳的，我对于当好一个刊物的编辑，是乐此不疲的。”林元的一生，确实是一直在这样身体力行的。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编辑出版过在当时颇具影响的进步文艺刊物《文聚》，在那上面发表过许多激扬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许多作家（如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都曾经给过他以支持和帮助。从此，他就以编辑工作作为向自己的神圣目标奋力前进的工作岗位，而且做出了认认真真和切切实实的工作业绩，一直到他年过古稀，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才不得不心怀栈恋地离开了他在《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办公室。
因此，在我的思想里，林元是在我们当中一位极其难能可贵的、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文艺编辑工作而且做出了昭著成绩的好同志、好编辑。尽管他有一段时间调到了文化外事部门，而暂时离开了编辑工作，但我相信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我永远把他看作是一个在文学队伍中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和好编辑，一个值得尊重和钦敬的毕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任劳任怨和甘之若饴的人。
像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实在是太少了。
我和林元在《新观察》工作期间结下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我们后来分处在不同的工作部门而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曾经一起被关在一间地下室中，并且一起在湖北干校劳动过，在这段时间，我们得以互相倾诉自己的心境和经历。他时时自然流露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信赖。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显著地消瘦了，银白色的头发也变得更加稀疏零乱；从他艰难迟缓的动作中我感到他正在竭力克制自己的病痛。他告诉我，他得了糖尿病，这种病，在干校的条件下是一种灾难性的疾病。但他同时又说，他虽然时时感到痛苦，但他还是乐观的，他相信我们都能够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能够等待我们盼望的那一天的到来。我相信他的说法，而且为他身上经常自然散发出来的乐观主义情绪所感染。至今，在我头脑中仍然不时闪现出他在干校参加劳动时的步履蹒跚的身影和他的虽然日见憔悴却永远坦诚而乐观的面容。
从1978年开始，我终于又获得了和林元一道工作的机会。那时，我在文化部负责艺术研究院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三中全会后，文化部决定筹备出版一个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的理论刊物，这就是创刊于1979年5月的《文艺研究》。我建议调林元来参与筹办这个刊物，我始终认为，在当时可供抉择的对象当中，林元是一个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后，他就把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个刊物，简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开始的两三年中，林元还都不是这个刊物的正式主编，但我现在应当公正地说，从一开始，林元就是《文艺研究》这个后来声誉日隆的刊物的实际上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我和另外两位同志都曾列名为刊物的主编，林元是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但是，如果说这个刊物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方针，如果说这个刊物在八九年的时日里曾经克服了众多难以设想的困难，在这漫长的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方针和目标，而没有随风摇曳和动荡不定的话，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林元同志在其中是起到了值得表彰和赞扬的重要促进作用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情投意合的积极精神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活力，为这个刊物从诞生、发展、坚持、巩固到稳步发展而付出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年人所可能投入的最大的精力和干劲。他曾在重新工作前一次因公出差中跌断了腿，但他却泰然处之，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需要，他就如打仗一样，不失战机，立即拄着手杖为了办好刊物和组织高质量、多品种的稿件而到处辛勤奔走。因此，我虽然在刊物创办之始曾经忝列主编职务并且参与过一些工作，为刊物的方针和指导思想的确定提出过一些建议并且和林元同志以及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顺利地取得了共同的看法；但是，刊物的实际主持人是林元而不是我。我时常怀着一种欣慰乃至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我和林元之间关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又要使刊物具有自己的鲜明主张和性格的多次讨论；我高兴地看到：林元在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的几年间，对于我们所共同确立的方针和编辑思想，一直是信守不渝的。后来，他在别的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使《文艺研究》不仅在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而且在广开文路而又有所倡导方面，也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应当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
林元同志在1987年终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看到近年来他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外貌和举止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衰老得多；但是他的那种心无旁骛、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扑在编辑工作上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和毅力却使我为之深深感动。
我预感到他的来日无多了，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那样早地便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战友，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革命事业。他一生自奉甚俭，自律甚严。他去世以后，我和一些老战友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的夫人钱云同志和他的子女。走进他俭朴的居处，使我有一种四壁萧然的感觉。当他的女儿林平把他去世前不久用断续无力的声音口授的遗嘱拿给我看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发出的，是使一切正直的革命者都会感到悲痛和震动的声音。他在遗嘱中说：
一、遗体献给国家医学科研事业，不留骨灰。
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会，以免劳民伤财。
三、我一生喜爱并收藏齐白石老人四幅画。白石老人的画是国宝，国宝应归国藏、国有。
四、我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五十年，剩下一点“碎布”，约三四十万字，请王致远同志编成《碎布集》，并作长篇编后记，请冯牧同志作序。
五、《碎布集》出版后所得稿费留给钱云晚年生活。
回顾一生，所作坦然。妻子儿女待我之好无以复加。希望林平多关心妈妈，听妈妈话。妈妈也要多关心林平。我飘然而去，云游四海而无所挂念。
又及：关于《文艺研究》，希望王波云同志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抓好工作，继续前进。《文艺研究》十年来的办刊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不断解放思想，贯彻百家争鸣，搞五湖四海。这已得到了王蒙、李希凡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对此非常感谢。
林元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
我捧着这份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的遗嘱，沉默良久。我的心在战抖。这是一个一生为祖国文艺事业，也为他人的茁壮成长而劳顿奔忙的普通编辑工作者在临终时发自肺腑的声音。这张纸很轻，但在我手上却有千钧的分量。林元已经永远地去了，但在我眼前，却仿佛长久地屹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他身上，一颗忠诚、炽热、纯朴、热血沸腾的心，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逝者长已矣，但有些事情对于像我这样的幸存者，心情却不能平静。林元是一位为我国的新文艺事业奋斗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文艺战士。他为此曾经在敌人的监狱中进行过勇敢的斗争。然而，我听说，他在全国解放前所进行的战斗和所做出的贡献，至今并没有得到认可，因而，他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所得到的待遇只能是“退休”而不是“离休”，我作为林元的一个战友和故人，不能不为此而长久地悒悒于心。
1988年4月7日急就
（原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
怀杨逵先生
我在旅途的飞机上，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著名台湾老作家杨逵先生逝世的消息，心头袭过了一阵悲痛和怅然的情感。1982年秋天，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曾经同这位我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从其作品中受到过教益的作家，有过一个星期几乎是朝夕相见的聚会。他的形象和风采，至今历历在目。没有想到，这位热爱中华大地、热爱祖国人民的优秀作家，还没有来得及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亲眼看看他如此关怀的亿万同胞和他过去只是从书本上才了解的祖国山川，就离开了我们。
我是在洛杉矶参加了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之后，应“国际写作中心”主人的邀请到爱荷华访问的。我和我的同伴们有些人读过杨逵青年时期一举成名的小说《送报夫》，因此，当听说杨逵先生和我们几乎同时也从台湾来到爱荷华，我们都感到激动和欣悦。杨逵的形象同我想象的差不多：朴素平实，容颜消瘦，完全是劳动人民的面孔。他沉默寡言，再加上只能用我不懂的闽南话交谈，因此，我们和他彼此之间虽然都热切地希望倾心交谈，却只能通过翻译、手势、笔写，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即使如此，我却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和亲切的感情。当晚，聂华苓和安格尔为我们举行家宴，为了祝贺来自海峡两岸作家的欢聚，提议要我和杨逵共同打开一瓶香槟酒。我和他一起打开了瓶塞，香槟酒喷涌而出，在大家充满深情的欢笑和掌声中，我看见杨逵的瘦削的面孔上绽放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那天晚上，他兴奋地对我说，能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认识了这么多来自大陆和生活在美国的作家，感到非常高兴。我对他说，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由胡风先生翻译、在鲁迅先生支持下发表的《送报夫》。他对此感到有些惊讶，说没有想到大陆现在还有人记得他这篇作品。我对他说，如果他同意，我们愿意在北京和别的地方出版他作品的选集。他当时微笑不语。在宴会结束向主人告别的时候，他才用难懂的闽南话小声对我说：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一切有中国同胞居住的地方出版。
在主人热情的安排下，几天的活动中，杨逵先生很愿意同我们在一起访问和参观。在一次有来自大陆和台湾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杨逵用朴实和谦逊的语言介绍了他的创作经历和计划。我们一起访问过一家农民家庭，在客厅中，主人的一岁的小孙子正在地毯上玩耍，这时，杨逵立刻眼光发亮，刚刚同主人寒暄过后，就坐在地上和这个婴儿戏耍起来。婴儿笑了，而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作家也像小孩子似的欢笑起来。看到这个场景，我心里不禁涌出这样的感想：这真是一个心地纯朴善良的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同普通人民保持着真挚感情的人！
有一次，我们一同乘游艇游览密西西比河。他和旅伴们一起唱起了各自的民歌。这时，这个老人显得那样活跃和年轻，几乎使人忘记他已经是一位年届八旬而又饱经沧桑的老人。
在即将离别的时候，杨逵送给我三本书，两本是他的小说和散文集，一本是评论他的生平和创作的文集，并且亲笔题写了名字。在握别的时候，他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假如我的书能够有机会在别的地方出版，我希望把应得的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给学校，最好是中小学校！”我说，“我一定设法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你的作品。我回国之后，一定尽快地编辑和出版一本你的选集。”老人高兴地微笑了，一个天真的纯朴的农民般的笑脸。
198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帮助下，编选了一本名为《鹅妈妈出嫁》的杨逵小说散文选集，其中包括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的作品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坎坷遭遇使他难于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出狱后，又长期过着躬耕励耘的生活，他以“老园丁”自喻。有一次，当有人问他的创作近况的时候，他笑着回答：“我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他指的是他自己用双手在一片荒地上开辟出来的农田和花园。长期以来，他就是以此谋生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充满生活气息和反映一个不屈灵魂的优秀作品。他在海内外被人称誉为一枝“压不扁的玫瑰花”，这个称誉，便是来自他的一篇同名小说。这篇小说，在台湾几乎是一篇家喻户晓的作品，已经被选入中学课本。
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杨逵的评论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住在台湾东海大学旁边的一个老人，他白天挑水浇菜浇花，夜黑提笔写文章。经常有一些青年人来拜访他，说是‘朝圣’。一提到东海马上就会想到这个老人。给他写信都不必写门牌号码，只要写他的名字就行了。他就是老作家杨逵。他一身傲骨，掷地有声，跟他大气磅礴的文章一样。我们为他出书，使他的磅礴文章流传人间，就像长江大河一样。”
我想，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于杨逵的一个生动而确切的素描。但是，使我感到无限遗憾的是，我和朋友们为他编印的他的选集，出版得太晚了，使他无法得知：我在爱荷华对他所许下的承诺，现在已经实现了。他的书，将要如他所嘱托的那样，被送到一些学校的图书馆去。
我想，我们做好这件事，也是对于这位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作家的最好的纪念。
1985年3月30日
（原载《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
寻求生命中的辉煌——我所了解的关肃霜
深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的溘然逝世，在戏剧界和热爱戏曲艺术的广大人民当中，激起了一阵广泛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我们从报道中得知，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排在大路两旁为这位毕生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送行，有五六千人远道赶来，痛哭失声地向她的遗体告别。这动人的情景不禁使我感到，人民以自己的真情和行动，为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辉煌的艺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她虽然英年早逝，却也可以瞑目了。
但是，她毕竟走得太早了。以她的艺术才干和充沛的热情，以她对于京剧艺术的近于痴情的挚爱，以她数十年来如一日对人民事业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她本来应当享有更长的足以展示自己才华的岁月，本来应当使自己的艺术成就发挥更加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严酷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毕竟发生了，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具有很高艺术成就和高尚品德的艺术家。就我个人来说，则是失去了一位四十多年来相知甚深的挚友。这是中国艺术事业、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令人痛惜和难以补偿的损失。
关肃霜是在旧社会开始自己的舞台生活的。她出身于湖北一个清苦的艺术家庭，早在十六七岁时，她就以自己非凡的天赋和深厚的功底成为华中地区小有声望的京剧演员。1949年，她在巡回演出到了昆明时，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并且从此就在云南地区长期定居，扎下根来。因此，可以这样说，只是从那时起，关肃霜才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和明确的目标。她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自己所具有的特殊的别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条件，但是，正如她以后多次对我说过的，如果不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培育，她就不可能在思想和文化素质上迅速得到提高，进而使自己走上一条逐渐成熟的艺术道路，也就永远不可能从一个旧艺人的思想樊笼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自觉地为崇高目标服务的人民艺术家。
我是在昆明解放的那一年认识关肃霜的。那时她不过二十出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情豪爽、心直口快、生活朴素的小姑娘。当我看到这位当时艺名叫作戴鹔鹴（念肃霜）的演员的几场演出以后，不禁感到有些惊讶：在这个地处边陲的城市里竟然会出现这样一位功力深厚、光彩照人的演员。她的戏路之宽，天赋之佳，是我在过去的舞台上极少见过的。她有一把浑厚圆润的好嗓子，又有一身矫健无匹的好武功。在舞台上，她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为了维持她当时所在剧团的生计，她每星期要演六七场戏。这就使她演出的剧目出人意料地繁多而又驳杂。她既能演像《生死恨》《锁麟囊》这样的青衣戏，而且演得颇具大家风范；又能演荀派的《红娘》和《辛安驿》，而且演得满台生辉；她既擅长演武旦和刀马旦戏《金山寺》《泗州城》和《取金陵》（是她的拿手戏），又能演小生、武生乃至老生和老旦戏，而且都能演得精彩纷呈，无懈可击（她的小生戏《白门楼》和武生戏《柴桑关》《连环套》，使一些专业小生和武生演员也不禁感到相形见绌）。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看她的戏：前面演的是《玉堂春》，后面演的竟是《金钱豹》；这就不仅使人吃惊，而且有些为她感到担心了。我觉得，这种演法，即使是对于一个具有非凡禀赋的演员来说，也是不正常而且会给她的艺术生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事。
关肃霜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这是在1951年她参加了国营剧团以后。那时，她同许多新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姓名改为关鹔鹴，恢复了自己的本姓（至于把鹔鹴这两个生僻难认的字改为肃霜，则是出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同时，她决心以一种严肃认真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开始对于自己擅长和最宜于发挥自己艺术个性的剧目进行系统的加工和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周总理的教导和艺术大师程砚秋的提示。1951年，我曾经把关肃霜推荐给当时正在昆明访问的程砚秋同志，并且陪他看了两场戏。这位艺术大师很欣赏关肃霜的戏路宽广、天赋过人；他一面看戏一面对我说，“这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同时，又为她戏路过于驳杂而感到不安。在后来的一次会晤中，他曾经赞许过她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嗓音演唱《锁麟囊》，而不仅仅是追求表面的模仿；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关肃霜，希望她以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精和专上面下功夫，要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至于像《金钱豹》《铁公鸡》那些戏，”这位艺术大师微笑着对关肃霜说，“我看就不要再演了吧！”
在五十年代初，周总理曾经在昆明看过关肃霜的戏。他为关肃霜出色的表演感到十分高兴。他曾经关切地问到她的家庭生活、学艺师承乃至她的艺名问题，一再鼓励她“不但要演好戏，同时也要学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无私奉献的人”。周总理还对她所表演的白素贞、杨排风等如何在人物塑造上更加丰满方面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具体意见。后来关肃霜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她从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中所获得的深刻启发。她说，总理的话使她“开了窍，开始懂得了演戏不能只是满足于技巧的炫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精湛的得心应手的技巧来表现人的性格、人的思想感情”。她说，这些启示，使她终身受益不尽。
可以说，自那以后的十几年间，关肃霜的艺术生涯才开始进入巅峰时期。她的那些风靡大江南北的精彩剧目，如像《白蛇传》《铁弓缘》《战洪州》《黛诺》《谢瑶环》《杨排风》以及像《白门楼》《柴桑关》这样一些传统戏，就是在这段时间不断加工提高而日臻完美的。这些剧目过去大都已由一些杰出演员表现得相当精美了，但经过关肃霜长期的辛勤探索、刻苦磨砺和反复加工之后，却都焕发了独具风范的新的光彩，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可以说，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通过她反复提高、日新又新的演出过程中，关肃霜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关肃霜在生前最反对有人把她的表演艺术称为“关派”，但是就她的艺术风格在京剧领域（特别是旦角行当）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而言，说她已经创造了一个足以成为后辈演员学习典范的流派，恐怕也不是一种夸大的溢美之誉。
关肃霜表演艺术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她能够以一种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京剧旦角艺术的多姿多彩的表现能力。像她这样的戏路宽广、文武兼备、博中取精的“全能”式的演员，在戏曲界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关肃霜虽然有很深厚的功底，却几乎从未受过名师的传授。她在五十年代末曾经列入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门墙，但因为地隔南北，却并没有多少机会得到过梅先生的面授亲见。记得我有一次和梅先生一道看关肃霜演的《金山寺》，梅先生很欣赏她在十分繁难的舞蹈动作中还能把八段昆曲曲牌唱得满工满调、字正腔圆；梅先生还特别赞赏她在打出手时用的是难度很大的双剑，而不是通常武旦所用的双鞭或是双头短杆枪，认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梅先生的赞扬给了关肃霜以极大鼓舞，由此使她更深地体会到了在艺术创造上应当千锤百炼、知难而进，而不能只满足于寻求捷径的道理。
有人曾经问过关肃霜，她在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经过了哪些名家的亲授和熏陶，她的回答往往是答非所问的。我曾经有好几次听她这样说：“我很羡慕那些住在北京的同行们，经常可以得到许多艺术大师们的亲自指点。我没有这样的福气，就只好采取自己的办法。”她把自己的学习方法简单地归结为两句话。一句话是：“我把所有的好演员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另一句话是：“多看，多学，多想，多练，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她时常说，她对于梅、程、尚、荀等大师都很崇拜，虽然她观摩他们演出的机会不多，但每看一次都可以学到许多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对另外一些名家的演出也是如此，比如周信芳和盖叫天，就曾使她在进一步掌握艺术节奏感和人物造型美方面，受到过很多启发和影响。关肃霜的许多“扎靠”戏都是很精彩的，比如《战洪州》《铁弓缘》和《战金山》中优美动人的“圆场”和独具匠心的武打，就特别为人们所称道。我曾经询问过她这些剧目的师承来源，她爽朗地回答说：“那些动作都是我自己琢磨的，可是有一些动作的‘法儿’（窍门），是我从高盛麟、李少春和厉慧良那儿拿来的。”这种广纳博采、择善而从、“转益多师是吾师”的精神，是关肃霜的艺术生涯中能够不断丰富、精进不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后辈演员们学习的特点。
在同代演员中使关肃霜最为钦佩的一位京剧艺术家，是被称为生行“全能冠军”的李少春。五十年代初，李少春随团到云南演出，他的高超造诣和艺术见地使关肃霜十分仰慕。李少春对这位同他有某种类似特点的“全才”演员也非常欣赏。他们相见恨晚，引为艺术知己。李少春曾经在“武戏文唱”方面给过关肃霜许多指点。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一起组团合演。然而这一无疑是珠联璧合的合作计划和美好愿望，除了1956年在北京招待外宾晚会中合作演出过一次以外，一直也未能实现。但那次蔚为壮观的场面宏大的演出，在事过多年之后还常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关肃霜是一位在艺术追求上永不满足甚至是奋不顾身的人。她的艺术造诣，首先得力于她对京剧传统艺术宝库的孜孜不倦、执着顽强、从不间断而又乐此不疲的学习与钻研。但她从未在这里止步。她不但重视继承，而且更加重视革新和创造。继承、革新、创造和发展，这就是指引关肃霜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的主要指针。她有超乎常人的深厚功底，却从未有过故步自封的思想。她的长期舞台实践使她懂得了表演艺术的上乘境界，并不是只满足于达到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而应当是以更加精湛丰富的艺术形象，创造优美感人而又富有生命力的人物，深刻而生动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只能是在充分掌握绚烂多彩的民族戏曲艺术手段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关肃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剧目中，人们除了可以从那些精美、繁复、娴熟的艺术技巧中获得很高的美感享受以外，更主要的是，她能够敢于做到突破前人的规范和窠臼，通过尽可能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在舞台上创造一系列真实优美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白素贞的深情和刚强，穆桂英的英武和端庄，陈秀英的纯朴和豪爽，杨排风的天真和机智，都被赋予了如此完整而簇新的艺术风采，而成为使人深感难忘的艺术形象。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关肃霜所创造的那个景颇族少女黛诺。她在这部现代戏中通过刚健、委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唱腔和朴实、粗犷、节奏鲜明的表演，第一次在我国京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少数民族新人形象。这一功不可没的创造，是应当被书写在我国的京剧发展史上的。
在关肃霜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曾经在一篇仓促草就的短文中这样写道：“看她的戏，使人常常获得一种独特的美感：她的绰约纷繁、刚劲婀娜的舞姿，她的刻画入微、优美纯真的表演，她的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技艺，她的浑厚自然、刚柔并蓄的歌唱，以及通过这一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形形色色的女中英杰的丰满形象，都无不使人产生一种耳目一新、意境酣畅的艺术感受。这样的艺术境界，是我们从许多演员身上很难看到的。”
我认为，我对于关肃霜艺术成就所作的评价，是并不夸大的。
关肃霜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仅仅表现在艺术创造上，也表现在她作为一位人民艺术家所具有的高尚品德上。她热爱人民，十分珍视广大群众对她的爱戴和期望。她对于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云南各族人民的感情是深沉而真诚的。四十多年来，她不畏艰辛，栉风沐雨，足迹遍于云南边疆的山川土地，和广大人民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她以自己能为身居穷乡僻壤的各族人民带来快乐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四十多年来，她一直过着和她的地位很不相称的俭朴生活。但她在获悉别人遇到困难时，却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助人为乐的慷慨精神。她淡泊于名利，对于社会上流行的演员“走穴”之风，始终抱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因此，在她去世后，在她的灵堂中悬挂着的主要挽辞，并不是对于她高超的艺术造诣的赞颂，而是对于一个把自己生命全部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的准确评价：“吃一人饭操百家心，管千家事慰万人情！”我认为，这是对于关肃霜为人的十分确切的评价。
关肃霜生性好强，从不服老。一年多以前，她来京参加纪念徽班进京演出的间隙中，曾经抽空来看我。我觉得她有些憔悴和苍老，劝她要珍重身体，量力而为，应当选择适当的时机告别舞台，承担起培育下一代人的重责。但她对此置若罔闻，却像过去一样，热情而自信地对我讲述了一连串的工作计划和设想。我想，其中也必定会包括了她在今年的艺术节中上演的那个别出心裁的剧目《雷峰塔》。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足以展示她文武兼备的艺术才华的节目，竟然会成为她的“天鹅之歌”——她的生命的绝唱！
关肃霜过早地去了，只为她自己留下了一个寒素萧条的家。但是，她的高尚品德和她所开拓的艺术道路，却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分量很重的精神财富。她明丽刚健、卓尔不群的形象和品德，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在关肃霜去世之前的1988年，她曾对我谈起，自己年事渐长，很希望能把几十年艺术生涯所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和体会，用文字记载下来，提供给下一代的京剧工作者，作为他们习艺的参考和借鉴。她的女儿徐巧玲后来也为此给我写过信，并且说，通过母亲的回忆、思考和口述，她已经积蓄了不少有关素材。对于这一计划，我自然是赞同的。当我获知这部著作的写作，在一位关肃霜艺术的仰慕者、《云南日报》记者王经同志的热心合作下，正在积极进行时，我衷心地感到欣悦。我期望，这部无疑必将有益于京剧艺术事业的弘扬与建设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听到了使人无限悲痛的噩耗：关肃霜逝世了，离开了她一生挚爱的舞台，离开了热爱她的艺术才华和高尚品德的广大观众，也离开了正在满怀热情积极为她撰写传记的作者。
正在为此而感到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我收到了由王经和徐巧玲送来的一部厚厚的书稿：我们企盼的这部作品竟然克服了重重困难，如期完成了。
不用说，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勤奋的劳动，在这样的时候，要想顺利完成这部颇具分量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是怀着一种沉重而又欣慰的心情读完这部作品的。我认为，这是一部写得真实、纯朴而生动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一位杰出艺术家所走过的辛勤、艰难而又丰富的生活道路的翔实可信之作。它应当获得广大读者（不仅仅是京剧工作者）的首肯和欣赏。戏曲界的有心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富有教益的启迪，可以从中了解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是如何在既有鲜花又有荆棘的道路上拼搏前进、攀上人生高峰的，可以懂得怎样才能达到德艺双馨的真正人民艺术家崇高境界的。
1992年
（原载《人民日报》1992年3月25日）
舒卷风云 吐纳珠玉——怀念叶盛兰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北京度过的。我所受到的京剧艺术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是始于北京前门外的广和楼，或者说始于常年在那里演出的“富连成”京剧科班。富连成是一所以培养京剧艺人为目的的历史悠久的私人班社；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中，先后培养出六七百位学有所长的演艺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以自己精湛的艺术造诣，成为足以代表我国京剧艺术最高水平的表演艺术家。
叶盛兰就是在“富连成”科班里脱颖而出、又能够卓然成家的一批演员当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一位既有过人禀赋、又有独特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在少年时期，刚刚学会看戏，就为他的艺术魅力所倾倒。我当时看遍了叶盛兰擅演的几乎所有剧目。其中，有许多现在已经被后继者奉为圭臬（比如他演出的《群英会》《临江会》《罗成叫关》《黄鹤楼》《八大锤》《吕布与貂蝉》等），成为小生行当学习和仿效的典范；而他当年曾使我赞叹不止、欣悦不已的其他许多剧目，比如《双合印》《战濮阳》《蔡家庄》《雅观楼》《翠屏山》乃至以刀马旦应工的独有剧目《南界关》等，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于京剧舞台，这是至今一直使我引以为憾的。而恰恰是这些具有不同艺术特色、同时被叶盛兰表演得光彩照人的剧目，才不断丰富着叶盛兰的艺术实践，使他日益成熟起来，进而创造与开拓了一条在京剧小生行当中允称独步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道路。
因此，当有人提出，由于叶盛兰过人的资质禀赋以及刻苦磨炼和广闻博采的学习精神，也由于他勇于创造、勤于钻研的艺术气质，他已经把京剧艺术的小生行当提高到一个近于完美的境界，我以为绝非溢美之词。在叶盛兰之前，在京剧小生行当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演员和艺术家，他们当中有好几位（比如程继仙），都曾经成为叶盛兰的恩师，也为他后来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也正因此，才有可能使叶盛兰对于前辈艺人的宝贵经验和艺术结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汲取和借鉴。这样，就为叶盛兰终于使自己发展成为小生行当中前所罕见的“全能演员”，提供了深厚的条件与基础。
一种时代所赋予的机遇，使叶盛兰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使他终于扮演了一个在京剧小生行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的角色。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所做出的而为别人所难以企及的奉献。
如果说，我在青少年时期所看到的叶盛兰初出茅庐的表演，能够以其所创造的众多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或者英俊刚健，或者风流倜傥，或者勇冠千军，或者憨厚淳朴）而感到激动和欣悦的话，那么，当我后来多次欣赏到叶盛兰中年时期所上演的许多剧目以后，他在“唱念做打”方面所达到的全面发展和高度和谐，他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所达到的出神入化的深度，他在运用京剧艺术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段来抒发人物思想感情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艺术魅力，就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到：我少年时代曾经结识过的那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员，终于能够以其多年来持之以恒的辛勤创造和不断探索，发展成为一位具有自己完整艺术表演体系的杰出艺术家。广大观众在欣喜之余，把他称誉为“活周瑜”“活吕布”，只不过是反映了他的艺术创造的一些方面。更确切地说，这位天赋超众的演员，通过对于前人所留下来的丰富经验的充分体验和融会吸收，通过自己对于京剧艺术规律的独具匠心的长期探索，已经把京剧艺术小生行当的表演，提高和发展到了一个也许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境界和水平。他不但对于小生演员表演艺术中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他的老师程继仙所传授给他的“五子登科”（嗓子、把子、翎子、扇子、褶子）的小生主要表演技巧，掌握得圆通自在、举重若轻，而且还能够做到把这些独特的技艺和他所理解的人物性格与思想感情融会贯通在一起，使那些优美的艺术技巧都成为表达人物心灵世界的一种综合手段，而不只是某些带有特技性质的艺术技巧的孤立表演。这样，他在舞台上所创造的，就不仅仅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活周瑜”和“活吕布”，而是一些通过优美的艺术手段所塑造出来的一系列有性格、有灵魂、真实可信和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以至于我们每当想起像吕布、周瑜、罗成、石秀、陆文龙乃至许仙、梁山伯、周仁这样一些历史和传说人物时，头脑中首先闪现的，往往就是叶盛兰所塑造而又为广大观众所认可的这些人物的优美而丰富的形象。
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贬抑前贤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欣赏过叶盛兰所表演的一些或以表演取胜、或以歌唱动人、或以武工见长的代表剧目以后，我想不起我过去看过的许多优秀小生演员中，有哪一位曾经达到过如叶盛兰这样的全面发展、众美咸备的水平。我想到了古代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过的两句话：“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用这两句话来评述叶盛兰在继承和发展小生表演艺术中的风采与成就，我想是并不过分的。
叶盛兰在正当盛年之际，就以自己风靡剧坛的艺术成就开创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京剧流派——“叶派”。从此以后，京剧界小生行当的演员，大都以叶盛兰的表演艺术作为自己的学习典范；实至名归，我想这应当被看作是衡量叶盛兰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的一个经过历史检验而又绝非偶然的重要标志。
在京剧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以其独具风范的艺术实践，丰富和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也可以说，一部京剧艺术发展史，就是一部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不断涌现、不断以其独创的艺术经验丰富与完善着京剧艺术的历史。但是我们常常也会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一批批涌现的优秀艺术家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才被公认为创立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流派”；有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著名艺术家，尽管在京剧历史上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但毕其一生却并未创立出为人所公认的“流派”来。而作为在京剧表演艺术中地位并不显赫的小生行当中，叶盛兰以自己多方面的成就与造诣，创立了“叶派小生”这样一个艺术流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承认叶盛兰开创了自己的流派，不仅仅是出于对于一位演员的高度赞誉，更主要的是对于他作为一位杰出表演艺术家，在钻研、探索与发展小生艺术表演上所做出的全面和富有开创性艺术成果的确切评价。至少，对于像我这样年龄的观众来说，在叶盛兰以前，我还从未有幸欣赏过如叶盛兰这样的在“唱念做打兼备，文武昆乱不挡”方面都能各擅胜场和不让前贤的小生演员；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集“雉尾生、武小生、官生、穷生”等不同类型于一身，而又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小生演员；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把小生的发声方法运用得如此刚健精美、流畅自如，无论唱腔还是念白都使人感到悦耳动听、声情并茂的小生演员；也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的能够把众多各具性格的人物创造得同样有声有色，而又能够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精细入微的小生演员……
这就是我当年心目中的叶盛兰，也是我现在记忆中的叶盛兰。今年正值盛兰同志八旬冥寿，他离开我们、离开他毕生为之献身而又无限挚爱的戏曲舞台，也已经十六年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针的感召下，盛兰同志的遗志正在受到关注；一批有识之士和小生新秀正在络绎涌现，正在以自己辛勤的艺术实践来实现盛兰同志的遗愿。写到这里，我回忆起有一次观赏叶盛兰演出《罗成叫关》之后，感佩之余，在头脑中突然闪现的两句诗：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现在，就让我借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两句寓意深远的诗句，来表达我对于一代英才叶盛兰的怀念吧！
1994年7月10日
（原载《中国京剧》1994年第5期）
艺精德劭 风范永存——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宝森
1994年10月，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宝森先生八十五岁诞辰的值得纪念的日子。算来，这位大师级的京剧艺术家离开热爱他的广大观众、离开他毕生为之献身的戏曲舞台，也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多年以来，杨宝森及其所创立的杨派艺术的光彩，不但丝毫未因他的英年早逝而减退和为人们所淡忘，相反地，随着时日的迁延，随着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他的艺术风范，他的独步一时的艺术成就，在广大戏曲界和京剧爱好者中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在与日俱增地不断地扩大与深化。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的艺术现象。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杨宝森以自己坚韧不拔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勇于创造和执着追求的毅力，在长期艰难困顿的岁月中，经过艰苦卓绝、知难而进、孜孜不倦的学习实践和刻苦钻研，在余叔岩、王凤卿、陈秀华以及孟小冬这样一批京剧大家的指引和帮助下，终于闯出了一条适合于充分发挥他的独特创造潜力和才能的艺术道路，在短短的十几年的舞台实践过程中，就创立了一个在京剧老生行当中独具风采的风格与流派。一时间（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杨派”老生艺术风靡南北，成为京剧爱好者争相学习仿效的对象。
作为一位幼而失学、体弱多病，并无过人天赋的京剧演员来说，杨宝森在艺术追求上，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了解他的人，特别是关心他的成长的师友们，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一直对于杨宝森的从艺与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好学精神所感动，赞扬备至。我记得，1957年冬天，程砚秋先生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就对于杨宝森虽然体弱多病，但在艺术追求上却永不止步、精进不已的精神感叹不已。那时，程先生正在和杨宝森合录《武家坡》，在听过杨宝森的试唱之后，程先生对我说：“宝森的火候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看来，我的王宝钏还得加工，不然，就落后了。”程、杨在录制了这出可以称为“绝唱”的剧目之后，在数月内竟先后去世，以至于原定继续合录的《三娘教子》和《桑园会》等剧目，未能如愿以偿，成为永远不能弥补的一件憾事。
杨宝森为人正直谦逊，敏而好学，喜读诗书，勤习书法，全靠自学而取得了很好的文化素养，他的风度和谈吐也绝少艺人习气。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感到可敬可亲的“书卷气”。以一个出身梨园世家的京剧演员来说，能具有这样的文化气质，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我始终认为，正如前辈艺术家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人一样，杨宝森在京剧艺术上所达到的崇高造诣，是和他身上的这种文人气质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文化素养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勤于学习、敏于思索、勇于探索的精神，才使他在舞台上以自己独树一帜（虽然他始终谦逊地称自己为余叔岩的仰慕者和仿效者）的表演艺术，把前辈艺术家表演过千百遍的诸如诸葛亮、伍子胥、杨继业、杨延昭、祢衡等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创造得如此鲜明、严谨、深刻，表现得如此声情并茂和富有思想内涵。我曾经观赏过许多名家演出的《失空斩》，但在欣赏了杨宝森的演出之后，我才真正由衷地感到：这是我看过的塑造得最为完美、最有思想深度、最使我信服也最符合我心目中理解的诸葛亮的形象。如果说，杨宝森所演出的《骂曹》《洪洋洞》等剧目，还保留着较多的谭、余艺术的余韵的话，那么，他所演出的伍子胥的形象，就应当说是一个超越了前人的完美而动人的艺术创造。在《文昭关》这出现在已被视为杨派艺术经典之作的剧目中，杨宝森融会了余叔岩、王凤卿之长，用凄怆、悲壮、委婉多姿的音乐形象，把身负家国之恨的复仇者伍子胥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如此动人心弦和感人肺腑。这出戏，以及他所擅演的“杨派”《失空斩》《杨家将》《洪洋洞》以及《桑园寄子》等剧目，已经被广大京剧观众视为京剧老生戏中的杰作和绝唱，我想应当被看作是实至名归，绝非溢美之誉。
杨宝森早年曾经长于演出靠把老生戏，及至中年，由于臂有伤痛，遂主要把自己的创造才华放在以唱念为主的一些剧目上。他很少涉足编演新戏，但在他所经常演出的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剧目中，经过他精细入微的丰富与加工，大都能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苍劲沉雄、韵味浓郁、气势磅礴、古朴清雅而又自然流畅的音色和唱腔，使这些剧目产生了一种如我国古人所说的，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光彩和魅力。因此，聆听他所遗下的这些堪称杰作与神品的演唱录音，对于广大京剧爱好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美好感人的艺术享受。
长期以来，他和名鼓师杭子和、名琴师杨宝忠合作得亲密无间，达到了水乳交融、珠联璧合的程度；因此，在京剧界把他们的长期合作称作“三绝”，在京剧音乐艺术发展上做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在纪念杰出的艺术家杨宝森的同时，也应当对于去世的杭子和、杨宝忠先生，表示我们的香草之思和钦敬之情。
在杨宝森先生八十五冥寿之际，他的继承者和仰慕者举行纪念演出和杨派艺术研讨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借此寄托我们对于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哀思，而且可以对他所创造的宝贵艺术遗产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刻苦学习和勇于创造的精神，我想，这对于振兴和弘扬京剧艺术和民族文化，都将是一项惠及后人和切实有益的贡献。
199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