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二十八周年作
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至少是开了头而接着不曾有下文的。当时以科学与民治两事相号召，如今我们把科学与民治的成就大致看一下，就不由得不作这样一个结论。
失败的原因，似乎还不止没有能继续努力的一层，我们当时以及后来对于科学的提倡可能还有若干看法上的错误。继续努力，固然应当，改正错误，更有必要。
我们通常谈到科学，总有一个弊病，就是太含混，其实它至少代表着三种很不相同的努力，而三种努力的价值也颇有不同。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其功用有两方面，一壁是好奇心理或求知欲望的满足，一壁是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了解的增加。三是科学的实际应用，即把所已了解的事物中蕴蓄着的力量驾驭起来，使产生种种利用厚生的果实。三者自都有其价值与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立场来看，最关重要的无疑是第一种努力。以可能获益的人数来讲，也是以第一种为最多。能做第二种努力而获取心理上的满足的人显然是最少。能享受第三种努力的结果的人虽多，能从事于发明创制的也究属有限。只有第一种的努力，是比较的人人可以参加，也人人可以收获一些果子；至少在企求民治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假定，否则民治便无从谈起；而科学与民治恰好又是当初五四运动所相提并论的两样东西，并且这两样东西事实上只是一样，此说已详我在两年前所写的一篇纪念稿（《自由之路》中《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一文）里，兹不再赘。
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提倡，绳以上文的看法，显然是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的。第二种努力有一些，但不多，离开了少数研究机关及大学校，便说不上。第三种努力比较多些，但也是说得多，做得少，鼓吹得多，实行得少。工科教育的提倡，科学动运周一类的吹吹打打，都属于这一路的努力，其目的在工业化，在富国，在强兵，说来也未尝不正大，但终因缺乏第二种努力的根基，即理论与研究的根基，而未能有多大的成绩。不过最付阙如的还是第一种努力。一般教育的不普及，固然是一大事实，但即就已经受大中学教育的人而论，以至于单单就受过理工教育的少数专家而论，我们又找得到几个看事能比较客观，论事能比较谨严，而处事能比较持平的呢？约言之，在已往二三十年里，所谓科学精神或风度这样东西，并没有在教育场合里露过多少面，甚至于根本没有从理工专家的各个园地踱出来过。这真是一大挂漏，而是今后第一应当弥补的。我们也应知三种努力之中，二三两种是多少可以享用现成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器材都可以从外国现成输入，我们甚至于可以把外国科学家工程师整批地请来，至于第一种，则非自己出马、自己倡导与自己学习不可，别人决不能越俎代谋。
“五四”以来我们对于科学运动的又一个错误是多少把它偶像化了。“五四”要号召的是科学与民治，当初不就有人把它们分别喊做“赛先生”和“德先生”么？以先生称呼科学，是人格化，是偶像化的第一步。此种称谓上的玩弄花样虽属文人常事，不足为奇，如果用在文学的场合，是很生动而引人入胜的，但如用在这样一个场合，一个事关正名的场合，则上有好，下必有甚，那危险性就非常之大。上有好，可以把科学人格化，下必有甚，就不免把它偶像化。在举世依然十分瞩目于科学之“知”与“用”的今日，在有人可以挟了原子弹的威力来劫持国际形势的今日，这偶像化的趋势便更有希望变本加厉，牢不可破，特别是在科学落后而望尘莫及的中国。
何以说事关正名？这是需要一番说明的。真正懂得一些科学精神的人认为科学与偶像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科学自身是无法成为一种偶像的。它和世间所认为偶像的事物完全属于两个范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讲求科学精神的人决不偶像化任何东西，更不偶像化科学，也无意于打倒什么偶像，因为知道，只要科学精神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所有世间的偶像便不打而自倒。唯有不了解此种精神的好事之徒，才借了科学之名，专做他们所谓破除迷信与打倒偶像的举动。此种假借名义的行动正足以证明此辈对于科学的信赖，是一种迷信，对科学的看法，是一种十足的偶像的看法，科学在他们身上所打动的，不是清明的理智，不是和平的心气，而是一番热情，一阵肝火，所以，在他们看来，才有破除其他迷信打倒其他偶像的必要；谁都知道信仰与偶像总是一元的，自己不甘偏安，对人不能两立；试问科学的精神又岂是这样的一套？若有人问，何以确知“五四”以后的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把科学偶像化，上文的话便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答复。
一切偶像化有它的弊病，而科学的偶像化为尤甚，正因为它是“科学的”，也因为迷信科学与加以偶像化的人不自知其迷信，与未尝不自以为科学是无法偶像化的。唯其如此，于是科学在学术思想界以至于一般文化中的地位，由武断抹杀而至于称霸独占。宗教当然是不要了。校学似乎也无所用之。驯至一切比较古老与传统的东西，亦即近代所称人文学科所包括的种种，都成为不科学的，因而也就是要不得的。所谓智识分子既以敌视的态度倡导于前，一般激进的分子自更从而破除这个与打倒那个于后。今日局面的藩篱尽撤，标准荡然，原因虽不止一端，这对于科学的迷信心理所养成与表现的排斥性与破坏性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人喜欢称我们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以为是一种过奖，我却以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比拟不伦。其他方面的努力，如语体文的推行，可能有些复兴文艺的功效，但科学的偶像化却没有分，它对于文艺和一般的人文学科有的只是一番摧杀败坏的力量而已。否则时至今日，又何以有些人，甚至于和当初五四运动不无瓜葛的人，还在提醒着说，中国当前的需要，是一个真正的启明运动呢？
不错，我们要一个启明运动，而在这运动里，必须把科学对于人生意义最有贡献的那一部分努力，有如上文第一层中所论，重新倡导开来，推广出去。也必须把第二层所论的偶像化的趋势根本革除；即使当初五四运动不直接担负这偶像化的责任，至少今日纪念“五四”的人不能不把这革除的责任担负起来，也就是把科学在人生中应有的地位，重新认识一个清楚，把它和其他文化活动的相须相成的关系，再度指点一个明白；也就是把科学的真正性能，如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一类同一精神的许多不同的说法，再一次的发挥一个透彻。再约言之，我们要于提倡科学之际，特别措意到它对于生活的自由化（liberalizing）的影响。自由化的影响相当渗透之日，也就是我们民治的基础终于奠定之时。“五四”的值得纪念，更值得反省，而我们于纪念反省之余，值得卷土重来者，在此。
（选自1947年4月28日《燕京新闻·“五四”纪念特刊》）
南行记感
一年不到南方去，这次因为教育部召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的成立会，走了一趟。成立会本身虽只有两天，旅途飞机来回也只占两天，但公私事务羁缠，不得不在京沪苏杭间来回跋涉，各处又都小有停留，少则两三日，多则六七日，前后合计，竟将近四十日。
成立会的经过，毋庸我在这里叙述，自有正式的报告可读。可说的是，历年我在重庆、南京所参加的会虽不多，这一次要算是在时间上最经济的，短短的两日里，似乎把应办的都办了。原因之一在筹备工作做得比较周到。事前有准备，临事就不致拖延；无疑的，行政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加多了。开会的仪式也简单化了，可以说无甚仪式，因此，宗教的意味也就省却。我不反对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有仪式，但它们应别有场合，不宜与政治、教育的场合相混。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愿意退回到欧洲的中古时代去，在那时候，宗教、政治、教育是纠缠在一起过的；文艺复兴以还的西洋如果有什么进步可言，就在把这番纠缠弄清楚了，做成了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教育是教育比较界限分明各自发展的局面。
会议有长官致词，也许是在形式与人情上所不可少的。但致词的人还嫌太多。即如这次有考试、立法两院院长致词，考试院是会议所在地，因地主关系，请院长说几句，是情理内可有的事；但立法院似乎很不相干，不知何以非请来不可。所致的词又依然不免两种毛病，一是太冗长，考试院长的词事实上是一大篇演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恐怕讲了将近一个钟头，解释会场所在地的明远楼的“明远”二字，就占了很多的时间，并且可能解释错了。考试院的建筑沿用旧日科举时代试院建筑的名称，也有明远楼，也有衡鉴堂等，据讲词中的解释，“明远”二字的来源是诸葛武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两句话。其实恐不然。记得《论语》上有“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可谓明……可谓远……”的一段文字，要考官能不受谮与诉的影响，那考试才能客观公平，才不失考试的真义。至公堂的至公，衡鉴堂的衡鉴，也与此同一意义。考试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国家为政治需要人才，人才亦需要有以自见，两相凑合，于是就有了考试的制度。不用说，从事举业与考试的人是相当的热衷的，为名声、为地位以至于为生计，他不得不热衷，适度的热衷也是情理内应有的事；但这毕竟与隆中高卧的光景不同，与澹泊宁静的心情异趣。即此也就可知“明远”二字的来源大约在彼而不在此了。致词的另一毛病是客气敷衍，立法院长自己没有来，派了一位代表出席，这位代表说的全是客气敷衍的话，谁也可以说，也就可以不说。不过有一点总是进步的，从前动辄称训话或致训的，现在称致词，因此，到场的人也没有恭聆的义务。
南京的会还是多得不得了。从前在重庆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重庆，似乎因为会议太多，弄得秋凉季节也还十分炎热，记得有朋友写着打油诗说：“长安会议喧于市，热气呵来满地吹。”这两句诗对今日的南京也还适用。我固然只参加了一个仅仅开了两天的集会，但有的朋友所参加的不止一个，有连续参加至三四个，而有的会期是多至十日半月的。有一位上海朋友就是这样，见面问起，直摇头，意思是连开会都忙不过来，实际的工作自无从谈起。这位朋友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和公司里人谈话，也说这一个月来，老板始终在南京开会，顾不到公司的事务。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时常参加各种课外作业的集会，先母告诫着说：人不是蛔虫，何以作此生涯；事隔三十年，不想此种生涯，竟成一大部分人士生涯的常轨。
南行的第二个目的是替学校访书，访线装的旧书。为此，南京而外，又到了上海、苏、杭等地。八年抗战，毁损的文物图书固然很多，究因历代积聚得丰富，幸存的数量也还不少。这在市场上可以看得出来，看了私家的收藏更自清楚。私家藏书，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前代，原是很好的一种风气，也是不得不有的一种风气。今后的形势显然是不同了。公家图书馆的制度逐渐建立以后，私人藏书的需要，在理论上本应该减少；就抗战前后二三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的环境言之，此种藏书的努力事实上也确乎无法维持。不能维持，结果就是散，以至于失。既不能维持，而又欲避免散失，唯一的途径是转移到公家图书馆的手里，送赠可，售卖亦可，总以整批转移为原则，否则前途的失不失纵无从存问，散总是注定了的，而既散之后，要公家图书馆再事搜罗，使散者复归于聚，便又须消耗不知多少的人力物力了。
图书归公家典藏以后，是否能永久保存，不再散失，这当然是无法肯定作答的。我们只能说，公家合力收藏大概要比私人各自收藏好一些。这是一个纷乱到不再有任何重心的时代，如果有一个重心，而此重心者多少具备一些不可侵犯的威信，有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教会与修院，使文物图书可以有一个最后的归宿，那我的话还可以说得更肯定一些；中古欧洲的文物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如今这一类的重心既然没有，以后怕也不会再有，则纷乱到极度以后，结果总有一个玉石俱焚。图书存在私人家里也罢，图书馆里也罢，以至于教堂寺庙里也罢，炸弹与一般的战火是没有眼睛的，好战的人也是不辨青红皂白的。想到这里，真叫人不寒而栗。如果世界再经过一次浩劫，就中国一国而论，如果目前纷扰的局面无限期的继续下去，则前途的劫余一定还比不上经过了黑暗时代的欧洲。因为，当时整个的欧洲固然黑暗，散在各地的教会修院，特别是修院，总还保留着一线光明，或埋藏着一些前途可以发光的东西。今后连这个机会怕就不会有了。
不到一年前，报纸上说到一位有钱的美国人，发了一个宏愿，想把目前人类已有的图籍，择要缩摄成大量的影片，深埋在一千五百尺的地下，准备几千年后有人挖掘出来，成为考古学者的无上发现。看来要使人类已有的文明遗业得以留传十之一二，可走的也只有这样一条路了。但把握依然是没有的。毁灭的力量未尝不能达到千五百尺以至于更深的地层，此其一。数千年以后，地球上是否再有那一种动物，叫做人，人中间又有那比较奇特的一派，叫做考古学家，在目前趋势之下，也正无法作肯定的答复，此其二。即使都有，彼时的文明里是否还保持着电光的运用，得以放大影片的内容，从而从容展读。我们也不得而知，此其三。如此大量的缩摄工作，又是谈何容易？可能摄制不到百分之一的时候，大劫便已临头，此其四。其实转念一想，我们又何必顾虑得如此其远到呢？那位有钱的大善士想这样做，似乎多少已经料定人类已有的文明，无论目前如何轰轰烈烈，也正唯其轰轰烈烈，轰轰是爆声，烈烈是火光，前途必有寂灭的一日；及其既经寂灭，则数千百年后即使还有人存在，有人发现，怕除了万一的唤起一些惊诧与凭吊的情绪而外，其他积极的作用是不会有的。换言之，前途真正良好的保存办法是没有的，除非当下的人类幡然变计，放下屠刀。
再回头看把大批图书向公家出让的人家，从而替他们想想，也可以引起不少的枨触。祖若父历年以至于历世辛苦累积的一些心血，一朝不得不拱手让人，眼看别人点装捆载而去，这举动本身便已足够叫人伤感。如果出让所取的方式是赠送，那光景又可以见得好些：孝子慈孙，不忍见祖宗的手泽与遗物，因离乱而归于散佚，把它们寄赠到一个比较妥当的所在，对一己心理上可以少安，对外界又多少可以博得一个慷慨仗义的声誉，于祖宗与自己都有几分光彩，当然是好的。但即使在这种方式下出让，背景里也总有好几分“不得不”的理由存在，大凡附带着“不得不”的条件的举措总是不痛快的。因为兵荒马乱的威胁而怕散失，便是一种“不得不”。赠送而不出卖，表示这家人家的经济情形还比较的过得去，至少算盘还无须打到祖宗心爱的文物上去；但在此动乱的时代，人与家的播迁性特别大，而一家经济能力有限，势不能叫大批的图书随同播迁，亦即等于无法照顾，而归宿于鼠啮、蠹蚀、霉腐的一途，至于遭火灾，逢水厄，被偷窃或劫夺当燃料的际遇还不算在内。为此而立意把旧藏出赠，显而易见也是“不得不”的了。所谓照顾，即使治安无碍，家宅晏然，一年一度的清点、整理、晒曝，又岂是容易的事？时间、劳动、经济等等条件，目前即在中产之家，也无法供应。这次有一家朋友想出售旧藏，至少口头提出的“不得不”的理由就是无法照顾。
至于不得不出售的真实理由，其为“不得不”，更是显然，也是更可以教人感喟。经济的穷迫已经到一个程度，不能不打算到祖宗头上，是理由之一。如果把祖宗坟地的出卖除外，在所谓士大夫或读书人家的一界里，此种穷困的程度不能不算是一个极度了。不过有趣的是此种穷窘的光景有时候也不完全是经济的。例如我所接触的有一家多少还是一个地主，论道理不是他们可以先把田地卖掉么？但田地在今日已不是一种生利的东西，而是一个分利的赘疣，根本没有人问津。去年此日我经行同一的地域，知道一万元一亩地还卖不出去，今年的情形我没有问，大概好不了多少，什么货物都在惊心动魄的飞升，乡间土地近期内不会轮到的。算来只有图书，虽则便宜，也还可以换取一笔比较可以派用处的现款。至于派什么用处呢？说来又是和家庭的经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家人家虽清苦，事实上还没有到一个饔飧不继的地步，但这家的老人，就是藏书的主人，尸骨未寒，公家便上门征收遗产税，一算就是好几万（不生利而卖不出去的田地自然算在里面），又催得急如星火；为应付这个，卖书也就成为必要了。
经济上，一部分也可以说政治上，迫使人家把祖宗的心血出卖，是较大的“不得不”的一个。此外还不妨说有两个。一是社会的，就是旧式家庭的解体。旧式家庭的人事关系解体了，其原有的文物累积自也无法维持于不败。文物解体的趋势本来就有，即在旧家庭组织未曾衰落之日就有，皮上的毛总是要脱落的，何况皮之不存呢？以前故家大族喜欢藏书，原是一种风气，在藏书的当事人也未尝不知前途必有易主的一日，但此种人的态度却可以有不同的两个，一是比较看得开的，或至少装做看得开的，他们在藏书的印记上大抵会刻上“曾在某某人家”，或“曾在某某人处”一类字样；又一是看不开的，印记上必然要三令五申地责成子孙永久保存，对于弗克负荷的子孙，至于不惜预先责斥诅咒。但诅咒由他诅咒，好书还是不断地会变成鸦片烟膏，变成妓女的缠头，赌场的孤注，终于散了出来。不过从大处看，这不但无所用其伤感，反而值得欢迎。文物原该是流通而公诸同好的。楚弓无妨人得，文物尤其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比较久远的使文物能公诸同好，我们总希望公家要争气，公家的组织与生活要上轨道，公家的典藏要有方法，要真正公开，其间丝毫不应有居奇垄断的意味，否则便和私家储藏无异了。
又一个“不得不”的理由是文化与教育的。“五四”以还，尽管一部分文教的领袖认为风气所趋，已经替国家旧有的文物，开了一条重新估价、整理与食古而化的路，但对于青年人的一般的影响的一种是，瞧不起线装书与线装书所包容的一切。这不能不说是很不幸的。旧书店的生涯冷落，门可罗雀，图书馆里木板书籍少人借阅，等于束诸高阁，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选修与专修的学生屈指可数，而此少数选修与专修的人不免被人看作落伍、反动、冬烘、陈腐——又何尝不是这风气的一部分呢？最近北方某一造纸厂开工，琉璃厂里比较少人过问的旧书已经大量地称斤称担流出来，变成了以吨计算的纸浆，这风气更是见得泱泱了。一般的风气如此，而欲于少数家庭之间，指望儿子能读父书，箕裘克绍，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子孙出卖祖先所最心爱的遗物，固然由于种种的“不得已”，有如上文所列叙，但若少数例子，不因此种风气的影响，而于旧文物犹有几分爱不忍释的心理，一些抱残守缺的志愿，则局面又自不同了。但潮流风气毕竟是移人的，尤其是在昌言顺应潮流、深怕被人讥弹为落伍的今日，这种少数例子也就成为仅有而绝无了。此其为“不得不”，由外言之是教育与文化的，由内言之，却是心理的。外缘的逼迫终于养成了一种内心的未必自觉的驱策。
这第三种较大的“不得不”，倒是一种隐忧。此种鄙夷旧文物的风气与心理既存在，并且是牢不可破，我们不能不有的疑问是，即使所有私家搜藏的文物图书悉数让归公家，并且典藏得十分周密，试问除了极少数的鉴赏家与考据家摩挲钻揅而外又有几许用处，而此极少数人摩挲钻研的对一般的文教生活又有几许贡献，几许作用。除了对于这极少数人多添了些许检阅的方便而外，不和放在私人家里没有多大分别么？所谓今日的图书馆，不依然等于旧日的藏书楼或藏经阁么？
拉杂写感想是没有完的。就算写了这两点吧，都算是和我这次南行的公事有关。在关于私家藏书的外流一点里，我说了许多“不得不”的话。如果健全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应该建筑在充分的自觉的心理，自主的志愿，与自动的行为之上，则可知一切文化的努力应集中于减少此种“不得不”的情境，私家藏书的流出如此，其他方面亦莫不如此。
（选自1947年10月23日《益世报·社会研究》）
救救图书
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某一次演说比赛会里夺得锦标的是以“敬惜字纸”做题目的一篇演讲；至于得奖的人，说来想读者大都认识，就是当代话剧作家洪深先生。洪先生的所以占优胜，一半固然由于他的口才好，一半却因为他的题目出奇，不是大得出奇，而是小得出奇；别人发挥的是有关天下国家涉及文章经济的大题目，他的却是五十年前在任何字簏上可以看见而在他演说的年头谁也已经不再注意的四个字。
说起敬惜字纸，我又想起一回事。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对中国学生特别客气。我并不选读他的课，但有一年的寒假里，他非请我到他乡间小小的别业里去吃晚饭不可。这顿晚饭的印象至今还是很深刻，一则他的牛排做得特别好，二十多年来还没吃到比那一次更好的；再则在饭后的闲谈里，我发见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如此款待我。他瞧得起中国与中国人，是不消再说的。他瞧得起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人对于一切旧有的文物所表现的一种郑重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西洋人所不可及的。他说西洋人以宗教为宗教，中国人则以文化为宗教，那境界便高出一筹。我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敬惜字纸”的四字教训便足够加以证明。
我提到这两件旧事，并不是想重弹敬惜字纸的旧调，或再度唤起敬惜字纸的富有宗教性的情绪。目前虽还有人不敢或不忍糟蹋有字之纸，我自己就是属于不忍的一方面的一个，但就一般的情形说，这种旧调重弹的努力是不再需要的，弹了也是不发生效力的。我的用意只是把这两件旧事做个引子，要请读者注意到近来旧书籍，特别是木版书或线装书的大量消灭的一个现象。如果以前对于字纸的那般珍惜是一个极端，近顷对于书籍的这样糟蹋便是另一个极端；那一个是“前恭”，此一个是“后倨”，短短数十年之间何以会有这样一个急剧的转变，虽值得探讨，我们目前姑且不管，不过以旧时的“恭”例今日的“倨”，做个说话的引子，倒是很现成的。
抗战期间图书的大量的毁损，虽出人为，我们还可以认为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少，在稍有知识略微懂得爱护文物的人决没有自动加以摧残的情形。敌人的暴行虽多，此种故意摧毁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可以捆载而去，据为己有，但东西总还仍在，近来陆续收回的数量也很有一些。不过胜利后我们所知道的许多损失不属于这一路。它们是由于自动摧残而来的，而此种摧残，如果不是人谋不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南方的情形我不大知道，但半年来北方旧书市场的情形，耳闻目睹，真可以教人寒心。旧书的销路本来不会太好。一切旧东西不合潮流，难得有人问津，显而易见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大中学生读惯了白话文，视文言文为畏途，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经济的原因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大凡能看书与想看书的人也就是经济上没有多大出息的人；在饔飧不继的今日，自更不会有搜购书籍的余力。图书馆，无论是政府或地方设立的或公私学校的，购书的预算也一天小似一天，有若干图书馆近来根本不事添购。
因为这种种情形，旧书的价格就根本涨不起来，销路本来有限，还经得起涨价么？胜利以来，书价固然也涨了不少的倍数，但此种倍数，在一切看涨的事物里，无论如何要算是最低的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学校教师薪津所涨的倍数。有人说，教师拿薪津买书是最合式的，因为彼此的倍数差不多。这是书业商人可以引为自慰的，因为这正合着一句老话：德不孤，必有邻。但所以自慰的下文亦正所以自伤，因为教师们还有 口的需要；薪津的倍数尽管追不上米面价的倍数，在他也不得不买，薪津的倍数尽管接近书价的倍数，在他只好望洋兴叹。
不过书业商人也未尝没有 口的必要。书固然卖不出去，但书幸而是纸做的，纸的用途到今日还没有断绝。在不讲求“敬惜字纸”的时代，纸的用途实际上反而添了许多。即使有字之纸的用途有限，纸所由造成的原料，所谓纤维也者，还是前途无量。有字的纸一经捣烂，漂白，造成纸浆，送进机器，便可以变为更白净更光亮的纸。恰巧一年来国内又闹着纸荒。因为外汇关系，外纸进口既不能没有限制，纸浆的进口来源也不旺，国内造纸的原料因为战事及交通的阻碍，又未能供运自如，于是拾荒，缝穷，买破旧多少已成习惯的我们便把主意打到旧书头上。
到底有多少旧书籍变成了新纸浆，我们无法知道。书业商人，迫于饥饿而忍痛出此，自然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忍追问。我知道北平琉璃厂有一家书店称斤出卖的旧书原先是装满了七间房子的，现在这七间房子早已空了。这七间房子里的内容，根据物质不灭的原理，想来已经变成了分量相等的大批的白报纸。
统计虽然没有，但一般形势的严重也大可以从最近书业同人向政府的呼吁里看出来。据闻他们曾议决三点，托胡适之先生因到京之便转陈教育当局：一是贷款给书业商人，借以维持周转；二是宽筹各图书馆的预算，使能广事搜购；三是减轻书籍的运价。我认为这三点都是值得我们表示同情与赞助的。又据闻政府也愿意郑重考虑及此，特别是第二点。关于第一点，因为近来政府明令停止对一切工商业的贷款，恐怕做不到。不过许多的贷款，事实上等于救济，不救济的结果无非是吃尽当光，别的行业的吃尽当光容有恢复的一日，旧书的吃尽当光是万劫而不复的。政府所以停止一切贷款原因之一，是怕人囤积垄断，旧书根本没有多少可供囤积，且此种囤积也不能和其他货物的囤积视同一例，多囤积几种旧书该可以为国家文化多保留几分元气。这也未始不是贷款应在此方面特别开放的一个理由。
我们对于旧书的存亡聚散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最大而化之的看法可以从上文提到过的物质不灭的原理出发，认为书籍与纸浆的关系好比沧海与桑田的关系一样，任他们变来变去，不关宏旨。其次是一味讲求进步与维新的看法，认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旧书毁灭，新书肇兴，文化演进，不特理有应然，并且势有必至。有这两种看法里的一种的朋友们大概认为“救救书籍”的这番呼吁是多事的。其次一个看法则属于另一极端，即近乎“敬惜字纸”的一路。有这种看法的朋友近来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了。即鼓吹保存国粹的人近来也一天少似一天。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都不会坚决的采取这三种看法里的一种，他们大概认为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固然应当尽量争取，旧的有价值的事物也一样的应当尽量地保全，旧书的价值固然参差不齐，目前不分皂白的毁灭总是一件扼腕的事。果真如此则“救救图书”的这一个呼吁该不至于完全落一个空。
（选自1948年1月21日《益世报·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