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
（一）
武林为中国最名胜之区；赵宋南渡，又以为建都之地；习人文地理者于焉游览，赏心悦目者固多，足资感想与研究之材料亦复不少。今先就移殖之影响一端讨论之。
通常以为移殖者，每指大批人口自比较过庶之地移居于人口较疏之地，自比较已开辟之地移居比较未开辟之地，例如17世纪以来欧人移殖美洲大陆，又如19世纪英人移殖澳大利亚。实则移殖之意义决不能如是之狭隘。凡移徙而有孳生长养之事实者，不论人数，不论移出与移入之环境何若，皆可谓之移殖。就婚、经商、做官、避难、或游览，而挈眷生子息者，人文地理学者一律视作移殖分子。其无眷属而不生子息者，则谓之流寓或侨居。我国省县志书每有流寓之节目，然其中所载，大率移殖与流寓参半也。流寓之影响，仅见于文化方面；移殖则势必使一地民种之质地上发生变动，故其影响又为生物学的。
杭州山水特佳，杭、嘉、湖又为浙省最膏腴之地，与江南之苏、松、太并称；在平日即为徕民必趋之所。宋都南迁，河洛间从龙之臣为数甚大；是有事之秋，移殖独多，中国史上，最显著之一例也。长江以南，固无处无江北徕民之迹，而钱塘一带最彰明较著者，南宋之改都为之。
杭人口音，不南不北，颇若苏、松口音与京音之混合物；此尽人而知之事实也。广东梅县一带之“客家”人有河洛间口音，与一般粤语夐殊；与此盖出同一原因，即移殖是也。杭州坟墓绝不见有完全用土者，其布置与垅之形式亦与比邻之松、太不同。杭地多山，出青石，利而用之，亦固其所，然其与江南独异者，决不能完全归于地利。不佞未尝涉足河洛，不能取彼地送死之习例以相较论；然绳以燕赵间所见者，则大致甚类似；其完全以三和土为垅者，直可云毫无分别。又燕赵间之棺柩，自其前方观之，作上下二平行四边形，即梯形，左右二线不平行，但亦为直线。杭城棺肆中所陈列者亦然。我辈松、太居民所习见者，则棺之前方，不特左右为凸圆线，即上下二线亦不平直。尝叩之宁绍间人，彼地之棺材形式，异于杭而同于松、太，是绝有趣味者也。是移殖之后复经隔离所致。诸如此类，南北文物上之因袭关系，考风土者当别有详细之论列，我辈于此第于此种因袭之所以然识其大要而已。
文物之因袭，只流寓一端似可以致之，初无待乎因袭者之婚娶与生殖。然钱塘江流域，千余年来，为我国人才之渊薮，此则仅仅流寓一端万不能解释之。必焉侨寓分子中之聪明才智者，初不过流连其地，继则乐之忘返，终于移家，挈眷，久住，改籍焉。抑幽胜如钱塘者，非聪明才智者不易到，到亦不能尽量鉴赏；换言之，即流寓者大率不乏聪明才智之根据，否则无流寓之欲望也。非若今之江南然；江北遇有水旱之灾，难民转徙流离，每以苏、常、松、太为尾闾。若辈几完全为饥寒所驱，于佳山水之欣赏，文艺之领略与贡献，大都不问闻：无是心愿，亦无是能力也。
一地人才辈出，论者每以其为天地钟灵山川毓秀之产物。梁任公先生论有清一代江浙人才之盛，亦不免以是为言（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是不察人才之真原因，而失之姑且推诿者也。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时运，近人则多委诸环境之直接影响，皆非也。试究其实，则环境之所及者，为人才之支配与人才之选择，而于人才之生产无与焉。有一良好之地域于此，四境远近之人才必争趋之，然不觉察其良好者则否；其未觉察而偶入或误入者，终必不胜他人之竞争，而退处不重要之地位，或竟转徙而出：是所谓支配与选择也。人才之既至，因其血种，以孳生长养者，大都不失为人才；于是人才之数量日增，而一地之文物日益发扬光大；文物愈发扬光大，则其地支配与选择人才之能力愈大，盖自然之条件外，又加以文化之条件也。如是因果果因，互相推递，历千百年，而上文所谓人才之渊薮成矣。江南与两浙人才之大盛，亦不出此种人文地理之原则耳。
人才由移殖，由遗传，而不由环境熏染之力；请取简单之史实证明之。赵宋自汴京迁都临安，而中国南北人才支配之情状骤然改观。尝就丁文江氏之统计，制为南北两宋人才分布图二。北宋之河南所产生之人才，占全国百分之二二点二，而浙江仅为五点八。南宋之河南激减为六点一，而浙江则一跃而得二二点五。二者之地位完全对换，其近邻各省亦然：北宋之直隶山东山西合得百分之三十五，而南宋之江苏江西福建合得百分之三十六；亦若互换。此种变迁之象，自然环境熏染之说断乎不能解释之；谓河南直隶山东山西诸省山川灵秀之气，至南宋而骤竭，而浙江江苏江西福建者至南宋而陡长耶，是必不可通。可通之说，唯移徙与移徙后之遗传耳。
（二）
西湖迤西南之地至钱塘江为止，点缀其间者大半为死人之遗迹，山坡间则有墓道，平陆上则有殡宫，几触目皆是。武林有久远之历史在其后，此种点缀河山之物，自较他处为多，然亦一人文生物学之大问题也。中国死人之活力与权威较任何他国为大，江南所见之坟墓最单简，中流社会之家，一抔而外，不复虚占尺土，田户锄犁所至，复年年从事剥削之，且其建筑完全以土；其近旁不植树者，或子孙式微，不能加以修缮者，数十年后，或百余年后，即无形消灭，而其地又可归作耕稼之用。故墓地之总面积虽广，其间不无天然之限制。嘉、杭一带则不然，邱垅占地既广，所用材料又大率为青石与三合土之类；故墓道之间，虽或蒿莱密布，以示子孙式微或他徙，无人收拾，而其持久之力曾不稍减。墓道之占地愈广，即种植之地愈少，而一地出产与供养之力随之减缩，积久自不能不生问题也。
虽然，此特片面之观察耳。西湖山水之胜，有赖于死人之活力与权威者实多。岳坟、孤山之林逋墓及小青墓等无论矣。即普通之墓地亦自有其价值。西湖西南之地，林壑幽美，设无死人穴藏其间，则生人将麇集而尽其杀伐开辟之能事。不观夫寺院墓道而外，偶有空隙，皆遍植桑茶乎？以钱塘江流域人口之密度，而西湖一带始终未受波及，得以保全其景色者，半属死人之力也。欧美都市，唯坟山为俗人足迹所不至，故避尘嚣者时趋之。然则以此视西湖四围之林壑，殆未尝不可，特规模特大、引人入胜之力特强耳。
或曰，西湖林壑，历史上既与死人有深切之关系，不妨划为国葬之地；凡于文艺学术有卓越之贡献者，得以其地为息灵之所，若英伦之Westminster Abbey然。今者，庸夫俗子，仅仅于经济上占有优势者，生则筑别业，死则营圹穴，占地广数十亩或数百亩；揆诸社会公道，实大有不可通者。是亦有见地之言也。
（三）
西湖肩舆夫，一特殊之动物也。其肌肉筋骨之调节发展（coordinated development）至可惊异；为从事于他种劳作者所不经见。研究所谓人文选择者，于此亦不能无感于中焉。
偏重体力方面之工作，我人统称之曰劳工，或劳动。然同一用体力，有用身体之一小部分者，有用身体之若干部分者，有用身体之全部者，而用力之多寡又各有差别。习于一部分之活动者，或不能胜任须若干部分同时活动之工作；习于若干部分之活动者，或不能胜任须全部调节活动之工作；习于用力少者，或不能胜任用力多之工作。而所谓习者，又不能完全指为训练与惯熟之结果；其间不能无先天生理之限制，如，神经传递力之迟速、肌肉之强弱、韧带之弛劲、内分泌之丰涩、骨骼坚强之程度；而此数者彼此调节合作之能力，尤为重要。
西湖之肩舆夫，习于全部活动者也。在乘舆者视之，其用力若仅仅为二足。实则重舆有肩，倾覆易而持平难；欲其不偏欹，欲其于快步时不偏欹，欲于崎岖之山道或陇亩间，或上坡下坡之际，维持其不偏欹，非全体之筋肉骨骼，随时随地敏于调节不可，不仅任重道远已也。此种劳作，在从事于智识生活者，无论矣，即其他日事筋肉之剧烈活动者，恐亦不能胜任愉快；换言之，即不能与彼易地以处也。差可与肩舆夫相比者唯小车夫；特小车夫一人可以自主，肩舆夫则非二人合作不可，是则筋肉之调节而外，又须一种调节矣。
以肩舆夫小车夫等之劳作者与其他劳作者比较，我辈不能不引起价值之评判。同一劳作也，其间有难能可贵者，亦有单纯而尽人能为者。近世言社会改革者，动辄曰劳工神圣、劳工万能；劳工诚神圣矣，诚万能矣，然神圣与万能之中，自亦不能无程度之差；因其程度有差，而社会对于各种劳作之观感及经济的酬值，亦自不能一律，不宜一律。
然此特理论耳；就事论事，则今日劳工之酬报，每不能与价值观念相孚，甚或颠倒失错焉。有工人者，日所事事者，或仅为一钉之装置、或一轮之转动，固尽人能为之事，而工资或不弱。又如肩舆夫者，负重日行百里（例如自西湖之旗下出发，南行至钱塘江岸，折回旗下，中经虎跑定慧寺、六和塔、理安寺、“九溪十八涧”、龙井、翁家山、烟霞洞、水乐洞等处），一日跋涉所得，仅足一家三五口之温饱；而力能为之者，十不二三。两者相较，一则工易而酬多，一则工难而酬少，是价值倒置也；价值倒置，为社会不公道之最大要素，为社会不安谧之最大原因。
工业发达之社会中，此种不良善之影响甚多，且日必加甚。且不仅及于一时代之社会公道与社会秩序已也，久且使一地血种之流品，发生变动。机械化之工业与手工之工业有一大异点焉。手工时代之劳作者大率须有相当之体力与智力；专一艺也，必洞知一艺之种种方面，否则将无以竞存。机械化工业时代之劳作者则不然；舍绝少数之发明家、工程师、机师等须具特殊或中人以上之智力外，余则即上等之低能者，已可胜任愉快。上文所谓一钉装置或一轮转动之工作，既不经心，又不费力；所可憾者，唯单调与乏味一端：然在智力绝低者，即此亦不觉察，不难顺应而有余力。夫此种局面，一选择之局面也。工人之中，智力略高，感觉略锐敏者，必日以求去，其存留者皆比较麻木不仁，不以生活之机械化为意，亦且乐于受人指挥督促者。其求去者，如能得他种发展之机会，则犹可以图存；唯此等人机会之多寡与工业化机械化之程度适成反比例；工业愈发达，则其安插之地位愈小，势必归于淘汰而后止。劳作者如西湖之肩舆夫，终必蒙此厄运者也；他日交通事业日趋机械化，肩舆夫之不肯出乔迁幽而强作顺应者，其受淘汰也愈速；我受其劳力之赐，我不禁重为之虑矣。习人文生物学者谓工业化与机械化有重大之反选择作用，当今之世，受此种反选择作用之支配者多矣，抑将不止西湖之肩舆夫也，悲夫！
（四）
杭人之面部殊有种种特点，不佞初次游杭之第三日，即有此印象。其特殊之点，似为下列数项：
1．头面全部似较小。
2．颅骨狭小，太阳穴处愈甚，几作凹形。
3．因第二项之关系，颧骨之凸出度较显著。
所谓大小广狭，系指与此间沪、太一带所得之印象相比较而言。此种印象之确否，非应用人体度量学之方法，得有数量之结果后，不得而知。日后有缘，当作一实地之研究，今不便多推测也。虽然，当日之印象，似不能完全出乎主观，尝就两方面加以校勘。请一言之。
其一，即叩他人有无同似之印象。尝以此叩三人，其答案虽不甚肯定，但无一否认之者。其一经不佞提说后，亦觉有此种印象；又其一则曰：杭人竟甚少好看者。此人盖新自嘉定移居杭州，其向所习见之面貌大都比较可观者也。杭州城内所见之面态，确多不耐注视者。就上文所述三种特点而论，亦自不得谓之美观。杭州人似甚少肥硕者，至少难得于街市中遇之；唯其不肥硕，故面部之特点乃愈显露。
其二，即就在城内所习见之面貌，以与西湖附近所见者相比。比较之结果，则以为有不能并论者。具有上文所述特点之面貌，在城内观察，十人中可得七八；在旗下各旅馆附近，则十人中不得三四焉。此种数量的对比自亦不外印象，未可尽信，然两处多寡差别之显然，亦似鲜可置疑者。此何以故？无乃城内多土著，久受隔离之影响，故其体态之特性，渐归一致，而西湖一带则吸收各地之游客寓公，故人口之成分至复杂乎？
虽然，此种问题，非有数量的研究，终不能解决也。欲知杭人之面部究有异于非杭人之面部否，窃以为至少须作三种测量：一为颅之阔度，此不仅为普通计算头颅指数所用者，更当求两“太阳穴”之距离，或两耳根上部之距离；二为颊之阔度，即两颧骨间之距离（bi-zygomatic width）；三就（一）（二）两项之结果求一新指数。此指数即可引为比较之根据。然此种人体度量之材料，今尚无有。不得已而求其次，则有俄人希洛苛高洛夫（S. M. Shirokogoroff）所搜订之材料。希氏作《中国人发育之研究》，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其已出版者为江浙之部。唯希氏注重在发育，故其材料限于少数较大之节目；头部之量断，仅颅长、颅阔、及头颅指数三端而已。兹三端中，颅阔一端与本题之关系最切，我辈不妨作一度之参考。下表自希氏书第三十九页抽出减缩而成，一切数量皆指密立米达，“平均相较”一项为不佞所补入。读时自左至右。
希氏自言表中各数，因不与年龄相对递进，或不甚可靠；然此就发育之规则或否而言耳；我辈如仅就江浙人士头颅之阔狭作比较，则似不无可以借重之处。观右表“平均相较”项下，可知除八与九两年龄外，其他浙人之平均颅阔几无不在苏人之下，此甚可注意者也。十八岁以后，因与发育无大关系，希氏未尝加以量断，然颅量之不能再有增加，可以推想而得。杭县为浙江人口最大之中心，宜足以代表此种头颅上之特点，其代表之资格，殆较其他部分为深，甚或为普通观察力所及，亦未可知。换言之，即不佞游杭所得之印象已不无少许客观之佐证矣。
今姑假定杭人之头颅不无与非杭人殊异之处；此殊异之处果从何而来，则又一绝有趣味之问题也。希氏于《发育之研究》中，尝就中国人与欧洲各族人发育之不同，从而为原因上之探讨；结论谓直接由于内分泌腺之发达程度不齐，间接由于遗传，盖内泌腺之特点亦不能外于遗传力支配之范围也。希氏亦尝叙述江浙人发育不同之处，而用同一之原因为之解释。以不佞观之，抑犹有未尽也。苏浙壤地相接，苏、松、太与杭嘉、湖关系尤为密切，政治上虽称二省，地理上与文化上实可认为江南一特别区域；在同一自然区域之内，而人口体格上竟有如许歧异之点，则殊不易索解。曰内泌腺之组织不同，曰遗传不同，亦只解释其已然，而非其所以然也。
不佞于本篇谈话之第一节中，尝论移殖与浙省文物之关系。窃疑杭人头颅特点之所由然，亦当于此中求之。此说而确，则前途中国人体度量学之发见，或足以证明浙江人体态之所以异于江苏人者，正其所以同于河南人者。不仅此也，浙人之特点，就长江以南而论，殆为浙人所独有，不特苏省无之，恐其他近邻之闽赣皖各省亦无之。然此不过臆说耳，然否尚有待于大规模之研究。
灵隐寺前之山峰，相传为飞来者，故曰飞来峰。浙省人物之种种特点，为四境所无有，亦若飞来者然，第“峰从飞处飞来”，此则不无线索可寻耳。我辈何妨认飞来峰为一种象征之物，以为研究或鉴赏浙省人文之一助乎？
（选自1927年6月《时事新报·学灯》）
苏州之行
我是没有春假的，可是在百忙中居然也做了一桩春假以内应该做的事，并且是一桩不很时髦的事——扫墓。苏州是我母族的原籍，所有可以考见的祖宗坟墓，都在胥门以外，远一些的靠近石湖和七子山，近一些的在桑桥。4月6日那天有一位表侄到我家里来，说起明天要去扫墓，我说我也加入；出世了许多年，母族的祖墓一次都没有瞻拜过，总觉得经验里多一分欠缺，于是就决定去了。
7日清晨，我们搭7时快车到苏州，有和我对于外祖家有同类关系的一位表兄和嫂子已经在站守候多时，下乡船只和祭品食物等也早就备齐；我们当场就在车站后面的城河边下了船。这在平常是不可能的，要临时雇船，总得到阊门；在清明时节家家要上坟的时候，就在阊门也未必有船可雇；这可见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了。好久不坐苏州的所谓快船，倒也别有风味，在舱中谈谈说说，不知不觉间也就过了阊胥等门、横塘、桑桥等处。横塘好像是清朝乾隆皇帝临幸过的地方；横塘镇的烧酒是有名的，所以当初乾隆帝还出过一条对子叫做“横塘镇烧酒”，边旁恰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这对子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得出。11时光景，我们到了石湖口，石湖口在盘门外西南十里，靠近吴江县的境界，相传范蠡遁迹五湖，便出此路。湖口的北面便是出名的六七个环洞的行春桥，桥接楞伽山，俗称上方山，旧说山上有五通神，乡人立庙奉祀，汤文正公做巡抚的时候，便把它捣毁了。过石湖口后，又进小港，约中午便到了坟墓的所在地，叫做澄湾里，似乎是陆墓山和七子山之间的一块小小的平地，所以三面皆山，形势极好；堪舆家的话固然玄妙得令人不懂，但我们用常识的眼光来看，也自觉得它有相当的好处；至于这好处究属和后辈子孙有什么关系，那自然又是另一问题了。我们一起瞻拜了十一二个坟墓，其中最老的是我的外高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的，外高祖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进士，他九岁就以第一名入邑庠，后来又成江南的解元；家史相传，他本来有中状元的希望，后来因为不肯依附和珅，把殿试都放弃了。家谱上说：“和珅耳公名，阴使讽公曰：能谒我，大魁可券，公夙以风节自励，谢不与通，由是遂黜。”二时下船，归途在桑桥上过一次岸，瞻拜外高高祖父母的墓。到苏的任务，到此才算完毕。
我们既为扫墓而来，在舟中所讨论的一大部分便是坟墓的事。我们谈起张仲仁、李根源诸先生所提倡的保墓会。苏州自洪杨乱后，人文已大不如前，旧家大族也日就陵夷，盗买墓地的案件时有所闻，所以老辈中的有心人便组织了这个保墓会；几年以来，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但这样一来，似乎又打动了外地人在苏州觅地造坟的兴趣，他们一面利用旧家大族的衰败，可以收买、甚至于盗买大块坟地，一面又觉得保墓会的存在永久可以保障他们祖宗的安全，所以来者一天多似一天。我们以为此种倾向非加以限制不可，有人主张由保墓会定出规矩，凡属苏籍外的人到苏营葬，须缴纳相当的捐款，专作公益之用。又有人提出凡属营葬的人家至少应在苏州住过几年，或至少有一部分的家族应入籍做苏州人，否则不许营葬。这好比民治国家的国民在某地方投票，应当有住居的资格一样。也有人说笑话，以为不妨援引美国和英属各邦移民先例，规定一种死人入境的法律，以资限制。
我两年前在苏演讲“苏州的人文”，说起洪杨以后，苏人文相日就凋敝，一大部分是因为吃了移民出境的亏。洪杨乱后，接着就是上海的都市的勃兴，很多有能力、有眼光的苏州人，起初为了逃难，后来为了要在大都市求新的发展，便暂时或永久的放弃了苏州的籍贯。最近省垣改设镇江，无锡的工业区一天比一天发展，也就有一部分人往西搬家的。
这样，一面活人正在离开苏州，一面死人却正向着苏州集中，这局面对于苏州是绝对的不利的。我们在船上讨论的，只是怎样限止死人入境的一些方法；至于怎样可以教苏州的活人不搬出境，好把聪明智慧留作复兴当地的人文之用，我们却并没有讨论，这要请苏州人自己想些法子了。
（选自《华年》1933年4月15日第2卷第15期）
浙游三日记
10月6日 星期五
朋辈定今日启程作兰溪之行，但截至今日午刻，完全无问题者仅三人，二人因临时有事退出，最初动议之二人，亦犹豫不决，经往返磋商，始打定主意。馀则均预定不去。故最后成行者仅为六人，一人已先在杭。5时在余家取齐，6时许由梵王渡搭沪杭车启行；二等车挤极，至新龙华后改入三等车觅座。11时到杭，投旗下湖滨旅馆。部署定后，到宵夜馆夜饭，并在湖滨散步，于陈英士骑像之姿势，多所指摘。睡已2时。
10月7日 星期六
晨起7时。8时20分雇汽车到钱江边三郎庙，由义渡过江，尚便利；浅滩甚阔，到码头须走一长廊，工程颇不小。9时许登彼岸，为萧山县境，步行数百武，即至杭江铁路江边车站，此尚非杭江路之极北终点，极北终点实在钱江北岸，站名“静江”，盖所以纪念创修人张人杰氏之功；唯须待钱江大桥成为事实后（现尚在计划中），北来旅客始可由彼登车。所可怪者，目下离实现之期尚远，而行车时刻表上早已大书特书“静江”站之名与行车钟点：“麻雀天上飞，地下切葱椒”岂亦国人通病之一耶？车于9时25分启行，因铁轨磅数较轻，故速率不大，经诸暨、义乌、金华等县境后，于下午5时到兰溪。沿途风景甚佳，诸暨以北一段尤好，若婴先生有诗记之。义乌一带新发见矽质矿石一种，色淡绿，兼杂青紫，略透明，土著谓可炼作玻璃，开发后多运至美国。同人在诸暨站月台上捡得大小十余块，将携归作此行纪念物。车上遇二友，知其行程适与我等六人相同，因相约合为一伙。途中又遇自开化开回之军队。到兰溪后径到王江码头振兴公司雇驳船一艘，船甚长，可容二十铺位，其布置颇类美国之Pullman Car，亦百般简陋中之二三分新颖处。此种驳船专驶兰溪、桐庐间，到桐后港面较阔，水流亦急，改由小轮拖带，实亦航船之类，驳船之名实不相称。舟于九时启碇，夜色朦胧，又有微雨，两岸无甚可睹，略事闲谈，即各入睡。
10月8日 星期日
晨兴六时许，舟已近严州东关。江上天气早寒，幸在兰赁有厚被垫作褥子，未致受冷。严州本为府治，今为建德县，地处钱江两源交流之冲，南由兰港至兰溪，西可由新安江以达皖省徽州全境，故为浙西重镇。码头即在二水交流之处，水较湍激。下碇未久，即由小轮拖带继续前进。约8时许，即入所谓七里泷，两岸皆山，西为峡岭与风车山，东为库岭与洪岩山，前者为天目山之支山，属黄山山脉，后者则为仙霞岭山脉之一部分（二岭二山皆见《中华新舆图》，唯不见《古今地名大辞典》，二书俱商务版，乃不相谋乃尔，可称甚奇）。七里泷为土名，即七里濑，亦名七里滩。《寰宇记》称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水驶如箭。土谚有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可知其实不止七里。小轮行驶其间，亦须一二小时后，始觉峡口逐渐放大，而山势亦渐低降；亦可为不止七里之证。泷将尽处有岩石一对矗立西岸，即钓台，相传为严子陵垂钓处，二岩高可数十丈，上各有亭，二岩之间，别有形似亭台之建筑物；岩下为严先生祠堂，谅不复为范文正公所为记中之物。二岩之一，俗称西台者，亦即宋谢翱哭文天祥处。舟人谓严子陵墓在江之东岸，与钓台遥对，由舟中可以望见，唯余适一人在船头，竟不及注意。午刻到桐庐，港又叉分为二，东北行者为桐江，仍为钱江之一部分，西北行者为天目溪，由此可达浙西北各县；舟泊处亦即二水合流处。由此即登大轮，不数分钟后又复鼓轮前进，入富春江，过富阳，港面益宽，两岸地势益平坦，虽有起伏，无复七里泷一带气象矣。3时许过之江大学及六和塔，4时到三郎庙。振兴公司轮船，不能靠义渡码头，改由划子上岸，中间尚须走宽不及两三尺之临时木桥数十丈。舟人谓蒋介石、俞济时来此，或可一靠义渡码头，馀人则无此权利；义渡而不义若此，真令人无从索解。或谓公司中人未尝与官场打关节，当是。回杭后改寓沧州饭店，亦在湖滨路，唯较迤西。
10月9日 星期一
连日非阴即雨，杭江路与七里泷之山景固属晴雨咸宜，且雨景多云，半山缭绕，又较晴天为胜。唯到杭后，则西子湖头，扁舟荡桨，自以天晴为第一条件。昨夜众约今日雨则回沪，不雨则下午游湖。晨起天忽放晴，风势亦转西北，于是有人主张将昨约提早，改半日之游为竟日之游。众自无异议，因即雇舟出发，沿湖北行，先至断桥对岸之湖滨路登岸，各购泥捏脸谱数事，由博览会时所造之长桥到孤山，登放鹤亭，视小青墓，重复登舟绕至孤山之阳，登岸，到西泠印社，出，至楼外楼午饭。复乘舟到旗小旅舍小息。下午二时半再泛舟出游，经钱王祠，因有驻兵，未登岸。初至汪庄，旋至漪园，同行中唯一之独身者于月下老人前求签，得句“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联想上文，众皆大笑。至净慈寺，未入，但在附近茶叶店购上等茶叶数种，最上者八角一两，最下者二角一两，当带归一试其优劣，恐不能辨也。此处自雷峰塔崩坍后，已不复当年景象，无足令人留恋者。附近有方腊墓，唯时已薄暮，林菁中已不能辨。本拟到三潭印月，后改至蒋庄，途经花港观鱼及于忠肃公墓道，忽忆秦松龄“宗庙有灵存社稷，英王无意杀先生”之句。时已六时外，湖上已万家灯火，因即返棹。定明日回沪。
（选自《华年》1933年10月21日第2卷第42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
大约半年以前，我们结了一个小团体到浙江游览，当时我们选定了往南的一路，先从杭江铁路到兰溪，再从兰溪由水路回杭，兜了一个梭子式的大圈子。这次因为浙省建设当局的邀请，又有出来逛的机会，半年前的小团体里居然有四个人在内；逛的路线不止一条，这四个人里的三个终于拣了往西北的一条，就是把杭徽公路所经的地段，作为游览的范围与对象。
我们于3月28日，从上海出发。那几天刚好下雨，28日那天雨势虽则不大，天上的乌云却始终没有撑开过分毫，望去极像至少还有三天雨可下。但日子是早就约定了的，我们终于走了。
到了杭州，雨还是滴沥的下；百看不厌的西子湖，固然淡妆浓抹，无有不宜，但是干湿终究有些分别。雨中你尽管可以看山，但要找船是不行的。同人公议的结果，决定到西泠印社的四照堂品茶闲谈，三个钟头里不知谈到了多少题目，其中最叫人放心不下的是：天目山有没有老虎。当晚建设厅当局在中行别业请客。
一宿无话，只有心事。大家都一心转着明天的晴雨问题。我们这一路是准备先到天目山的，我心里想，要是天公真有眼睛的话，明天应该放晴。果然！29日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早已从罩墙上打射到房里。
8时乘特包的公共汽车出发，走过了松木、东岳、留下等四五个站头，便到了余杭，略停片刻，但没有下车，总算是到过余杭了。“留下”的地名有些蹊跷，据说当初宋高宗南渡，选择新都的时候，先选了这块地方，后来并没有用，不过暂时保留了一下，所以叫做“留下”。余杭以西，第一站便是临安，临安西十里有玲珑山，是天目山的前峰。
大家决定于饭前先游玲珑山。山离汽车道约四五里，我改乘肩舆登山，别人都是步行。起初并不见有什么玲珑的地方，稍上，便见所谓合涧泉的下流，是山中许多小涧合拢而成的，所以声音特大；再上，到一大石当前的曲折处，是醉眠石，据说是东坡的手笔，石在合涧泉的旁边，泉流的那一边，另有一小石，上刻“琴声”二字。由此再上，曲折更多，所以有“九折岩”的名称。将近岩顶的一折有一瀑布，便是合涧泉的大关节。到岩顶，左走数十步，即发见三尊石像，中间是和尚佛印，左右是东坡与山谷，哪一个是哪一个，却谁也弄不清楚了。石像本有殿，久已倒塌，剩下的只有像后的一垛靠墙。
由九折岩岩顶向右手再进，便是山中第一座庙宇，山门上就写着“玲珑山”三字。在庙的左侧，约数百步，是琴操墓，墓本有亭，现已倾圮，墓石也不在墓前，而在墓后。相传琴操是东坡用禅法感化而救度出来的一个坠落风尘的女子。玲珑山上关于东坡的古迹独多，大约是因为他和佛印的关系很深的缘故，佛印常到此山做客，东坡和山谷也就同来。所以《临安县志》中把两人都列作寓贤。
下山后，复乘车到临安。饭后进县城观光。到一处名锦衣坊，是钱武肃王微时故居，由此行数百步，即武肃的陵墓，规范的伟大，不在明孝陵之下，翁仲石马之类，已破碎不堪。当地人说这陵墓不是真的，真的在县公署房屋的下面；目前的县公署原是由钱王祠改作的。现衙门中尚有一土封，上有一穴，真的寝即在其下，但至今无人能加以证实。到武肃王陵的途中，有为明嘉靖间进士汪某立的一座石牌坊，雕刻极精，惜一部分因将近倾倒，已被拆去。
下午2时许由临安启行，不久即到藻溪，由此乘轿到西天目，全程长三十里，只焦岭口一段，因石有滑石性质，比较难行，其余都还平坦。薄暮到达禅源寺，山中气候较冷，雨后转甚，大家都现出瑟缩的状态来。
（选自《华年》1934年4月7日第3卷第14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二）
3月29日将近上灯的时候，我们便到了盘踞西天目山南麓的禅源寺。禅源寺是西天目唯一的大庙，就庙产而论，也许是浙西第一大庙，因为西天目山的全部是归它管辖的，山中所有的庵院茅棚，也都由它分化出去。我们到了以后，便有人引领到专门招待香客的所在，经过了几进和好多曲折，才到一所十分宽敞、四面可以通风的楼上；楼分两部，居中的是厅事，左右两旁各有两大间卧房，每间有四五个铺位，床帐被褥，布置得都很雅洁，其他的陈设也都能配称。当晚除满足食和宿的两大欲望外，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和寺中的知客师商订明天的游程，二是谈谈当天的经过和明天的希望；此外我又把28和29两日里的经历写了些出来，寄给本刊，已在上期登表。晚上睡得极好，溪流激石的声音，不但不扰清梦，反而有摇篮歌的作用；古今人虽不相及，但在这一点上，自信要比袁中郎游记中的那位外行朋友——陶石篑——要稍胜一筹了。那位陶先生把溪流激石声和杉风谡谡声当做雨声，弄得长吁短叹，一夜不能合眼！
30日是整天逛西天目的日子。全日阴晴不定，但始终没有下雨。晨起极早，食后便出发。天目的范围虽不很大，但就出海面的高度而论，在中国东部要推第一；天目最高峰的高度是一五四七公尺，而它所由发脉的黄山，最高处只有一四○○公尺；至于久负盛名的庐山也只得一五○○公尺。东西两天目中，东天目比较的高，但据图志，似乎适得其反。天目虽高，但以前的记载里所说的尺寸也未免太与事实不符了。翻看民十五重刊的《西天目祖山志》，发见下列的几个高度：
《高僧传》——三千丈
《洞渊集》——左目二千丈，右目二千五百丈
《太平寰宇记》——三千九百丈
《乐史寰宇记》——三万六千丈
《吴兴掌故集》——三万六千尺
慎蒙《游记》——三千八百丈
王在晋《游记》——西目三千九百丈
庾信诗——不知高几里
释松隐诗——三千九百丈
宗臣诗——天目三千尺
乔云将诗——兹山独高八千尺
《洞霄图志》——三千九百丈
一样一座天目山，而在人目中的高低，竟会这样的不一致，不是山会伸缩，便是中国人的数学的脑经太会游移了。这其间的错误一定是把斜度当做高度，把一个直角三角的弦当做了股！明代弘治年间山中大修石路，当时有人（王赞）做了一篇《修路筑台记》，说：“首筑石路，延袤而上，约有三千七百余丈。”可见许多记载里所说的高度原等于上山道路的长度，也就等于加上了曲折的山坡的斜度。
我们上山，就遵循着这一条石路。行二里许，到仰止桥，溪流激石声更来得响亮。又一二里，到半山亭，休息片晌。再上，去山麓约五里，至千丈岩，岩之一端有一凹处，有泉，舆夫说全岩像一狮子，凹处便是狮子口。狮口的右方是高峰和尚的塔院，和尚是西天目的开山老祖；赵松雪《狮子正宗禅寺碑记》上所说：“至元乙卯春，高峰禅师原妙，自龙须双髻，孤锡横飞，扪木攀萝，直造狮岩，倚松结茆……”便是指这一段因缘。塔院前有一阁，叫飞云阁，中供佛像，和尚以茶点相饷，并出示《西天目祖山志》。再上，经洗钵池，到普同塔。和尚的坟都叫做塔，所谓普同塔，就是许多僧众死后遗灰埋藏的所在。再上不数十步，便到开山老殿，殿址以前就是师子正宗禅寺。由此觅歧路下行，可以发见两处胜迹，一是所谓“倒挂莲花峰”，极险峻，可以攀援而登，下瞰壁立千仞，不可久视；一是“四面佛”，是一个小山岩，因为泥径狭窄，我没有去。由开山老殿，觅径上行，也有可以驻足留连的两个所在，一是“护法新茅棚”，二是半月庵，因庵前有形似半月的小池得名。由此回开山殿进午餐，殿中住持于事前早得禅源寺方面的知照，所以准备得极为周到；眼福而外，兼得口福，这是当初所料想不到的。饭后本拟攀登绝顶，但终于未成事实，一则因雨后泞滑，和尚竭力劝阻，再则一顿饱食以后，倦态顿生，在饭前十足准备继续迈进的，到此也不免意兴阑珊了。茶话约半小时后，即另觅一路下山。中途只在东坞坪略一驻足，坪有小庵，实为清初大觉禅师塔院，塔即在庵的后面，建筑甚好，上面镌着“敕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临济正宗三十一世玉林琇和尚全身塔”。
西天目山有两个特点，不能不提出。一是满山有树，即在温度很低的高处，也是十分茂盛。最多也是最大的是杉树，当地叫做柳杉，最大的据说有九抱，即在普同塔的前面而偏左。上文所提到的洗钵池，就在一棵大杉树的底下，显系一部分根盘腐蚀后的空隙所造成的。其他大至四五围的，真是不计其数。要是前人的笔墨完全可信的话，可知以前还有过比九抱更大的杉树，见慎蒙的《游记》和袁宏道的《纪游》；袁氏有“山树大者，几四十围”之语，恐不免言之过甚，但杉树大且多的一般事实，即袁氏所称天目七绝中的第六绝，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个特点是冰雪。我们登山的前一天，平地下的是雨，山上下的却是雪；我们上山到半山以上，便在枝头石罅，随处可以看见积雪，到后来连石级上都铺满了。积雪溶化的地方，又随处结为冰箸，长至数尺，横断面的直径可两寸。又有所谓霿淞的现象，“春冬之夕，遇霿雨，则万木冻为珠玉色”，叫做霿淞，又称木松，前人屡有记载，我们这次却没有机会看见。其实就是雪也不能常见，张京元的游记说：“最奇者径山云，东目瀑布，西目雪；瀑布常在，而云容雪态偶以缘值，不可邀也。”所以袁氏所论天目七绝中，有雷而没有雪的一点，我们以为应该酌改。
当日下山回禅源寺，为时尚早。稍休息后，便就寺的建筑与布置巡视一周。寺的故址，叫做双清庄，历史甚远，也可以追溯到元代，但变迁的详情已不大可考；中间有一个时代，几乎和杂遝的村舍没有分别，到康熙初年，大觉禅师重建高峰道场，才逐渐收复，改称禅源寺。全寺的规模与组织好比一个大村落，日用物品，大率可以自给。管银钱的有库房，贮经书的有藏楼。有五百罗汉堂，我所见的五百罗汉堂，这是第三，其他两处，一在灵隐，一在广州。和尚的生活很有条理，例如吃素鸡一项，每年只规定若干次，我们做客的却是每餐必吃，未免太奢侈了。但一种豆腐做成的东西，何以定要叫做素鸡，我们却不很懂；不犯了口中无荤，心中有荤的嫌疑么？当晚稍事摒挡，准备到东天目去。
（选自《华年》1934年4月14日第3卷第15期）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三）
我们一起在禅源寺住了两宿，第三天（3月31日）清早就动身到东天目去。我们这种逛法是些少和别人的有些不同。别人凡是兼玩东西两山的，总是先到东，后到西，先逛名胜之处少些的，后逛多些的。如今我们恰好相反，原因是公家给了我们许多方便，我们可以不必太计较时间与路程上的经济。
我们7点钟出发，轿子走了十多分钟，到一所规模并不很小的寺院，轿夫说这便是禅源寺的头山门。山门和寺的主体离得那么远，足见山中的空间，和时间一样，都不能和普通的相提并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山中的空间，怕也得等量齐观，方才配称。行十余里，穿过鲍家村，村中居民，鲍姓而外，其余非钟即俞；山间村落，大都如是。出鲍家村，一路都是尚未插秧的稻田，田的四围都是小涧。水流得很急，略加人工，便成为很好的沟浍，水量既可以灌田，水力又可以樁米。用水力樁米的设备确乎是这一带的一个特点，在别处不大看见。溪涧的旁边，随时可以碰见一种方不逾丈的小屋，一面的墙，在水面临空着，外面也照不见什么，只听见冲、冲、冲地响，和都市里的电灯厂一般——那就是一座虽简陋而很有效率的樁米机了；那垛临空的墙里面，料想起来，便是一个木制或竹制的用水力来推动的大轮子。
由此前进，我们便到一个很高的岭子，叫做鹿角岭。东西天目之间，以此岭为最高峻。我不懂地质学，但这一带的石质，大部分似乎属于所谓片麻岩，但不知是哪一种；岩石的结构，用我们外行的眼光看去，最像云片糕，裂痕很显明，分裂下来的块儿也很整齐，小的成片，大的成版，满地都是，在岭的顶上尤其是看得分明。由此我就明白了东西天目山的一部分的神话。西天目的绝顶，我们是没有去，但据前人的游记说：“绝顶有大石如屏，高可丈许，中划六扇，相传四仙人所锯，各厚五六寸，锯纹整截，绝类木版，其他石如锯成者，不可胜指；四仙人，曰洞元、曰宝华、曰含清、曰归一，特未详其为何代耳。”（金之俊《游记》）所以此种大小石板，在当地就叫做“仙锯石”。另外有一位说：“仙锯石，传昔欲驾仙桥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丈，大亦如之，片片如锯，略无斧凿痕，厚者一两寸，或六七寸，或尺许，崭然玲珑，未破者亦缕缕如绳墨所界，信鬼劈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田艺蘅《游记》）。听说东天目顶上也有同似的现象，叫做仙缘石，也相传是神仙所解，备作驾梁飞渡之用。以前对此种不经之说作驳论者，有过两个人，一个叫潘之恒，他说：“两顶解石如版，可谓奇迹，傅会神仙造梁，无乃河汉，而浅于鹊桥乎？如果上真遨游两峰间，呼吸可通帝座，无烦五丁为伐，持地为平……矣！”一个是和尚，叫做圆禄，他在《天目三讹辩》里说：“虽洪荒之世，巨浸稽天，奈何秦望犹赊，安得神鞭以驱此耶……”这都辩驳得很是，那位和尚的话，我没全引，但中间实有几分醋意。要知天目之于佛教，为一大丛林，于道家，最初亦未始不是一大根据地，叫做“第三十四洞天”；道家相传最初开山的是张道陵，住在张公洞，后来高峰和尚来到，乞一席地，张道陵一面答应他，一面却把道衣向空一展，教全山翻了一个转身，张道陵自己也就向江西贵溪龙虎山别寻不知第几洞天去了。释道两家的吃醋，原是很寻常的事，但不想在这里遇见一些很好的例子。至于那仙锯石与仙缘石的真正解释，我们生当这科学昌明的盛世，自然要比那潘某和那和尚明白得多了。
爬过鹿角岭，便可以望见东天目山，并隐约地可以听见昭明寺的钟声。昭明寺，好比禅源寺，是东天目第一丛林，建筑在半山上。远望树木深处，大约就是。但在我们再登山以前，一行人众，还得歇一歇脚。我们在鹿角岭的岭脚发见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寺院，也叫做昭明禅寺，大殿的右厢便供着昭明太子的像。殿的左方另有一厅事，就叫做“古文选楼”，我们就在此啜茗小坐。原来天目山的神话与掌故里面，关于昭明太子的要占到很大的一部分。东西两山都有。那禅源寺的故址，双清庄，便因昭明双目瞽后复明而得名。
从山脚的小昭明寺到山半的大昭明寺，轿夫说有十里，每里有长亭，可以供采樵的人休息。这一带的长亭和别处的有些不同，它不在路的旁边，而是骑跨在路的上面的。我们过五里亭后，便在远处可以看见一道小小的瀑布。这一点便可以证明东天目和西天目有一个极大的分别，就是缺少树木。举目四望，不是一些灰色的赤裸的岩石，便是一些浅绿的山陂；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无论那瀑布多么细小，我们是总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这个瀑布虽小，好比基督教里的先知约翰一般，倒是一个大瀑布的先导。我们过了不知七里亭或八里亭以后，便可以听见像雷鸣一般的声音，越来越响，震耳欲聋，转不上几个山弯子，便有一疋大白练似的东西突然呈现，那就是所谓大瀑布了。这瀑布又长又高、又直、但不很宽，水势之大小看雨量为转移，我们到时，却好新雨后第三日，所以比普通所见的要大。以前形容瀑布的笔墨很多，但就这个大瀑布而论，我以为最能写实的是太白《庐山谣》里的那句“银河倒挂三石梁”，庐山的瀑布虽多、虽奇，但求像这个一般的长而且直，可以就近逼视，却还少有，所以太白这句诗，我们以为不妨移用一下，似乎反而来得贴切。骑跨着大瀑布的脚的是一条桥，叫做垂虹桥，“虹”显而易见也是一个形容的比词，“垂虹”和“银河倒挂”之意也相仿佛。过桥前进数十步，是一个很宽敞的亭子，就叫做观瀑亭。由此再进，到栖风亭，便是昭明寺的头山门了。
东天目的开山祖师是宝志和尚，开山的年代要远在西天目之前。据《东天目祖山志》，宝志是和昭明太子先后同时的。一个祖师开山的方法，似乎也有一种不二法门，就是把他的锡杖向空中飞去，飞到哪里，就在哪里搭下一个茅棚之类，日后要是法运亨通，便可以蔚成一座大庙。宝志和尚的开山，和高峰和尚的开山，都不是例外。但目前这座昭明寺的历史，却比禅源寺的要短，庙产也没有禅源寺的大，洪杨一劫，破坏极多，山地的大部分，也沦入俗人的掌握，据说就是目前的一些殿基和田产，还是勉强向人家讨回来的。
我们到的时候，恰好是中午，碰上一批上海的朋友，正准备着下山到西天目去。饭后，大众便上山，由寺的右侧面抄出。约五里，到一处名分经台，相传昭明太子在此分《金刚经》为三十二节。到此再上，便没有正式的山径，攀登很不容易，于是同行的便分做两派，一派继续前进，登大仙、宝珠等峰，一派便回到寺庙打盹。我一个人，听了和尚的指导，却另觅一径回去，中经洗眼池，据说昭明太子因分经之劳，双目失明，后由宝志和尚引领到此受洗，才把眼力恢复过来。池甚小，只两尺见方，但水的数量却终年如一，雨不加多，旱不减少。“洗眼池”三字据说是海瑞的手笔。到此又引起一个小小的问题来了。天目分东西两个，如今我们知道昭明太子分经和洗眼的所在也有两个。西天目，在禅源寺后，有一座太子庵，也是昭明分经之处，也有一个洗眼池，昭明也在此洗过眼。《金刚经》很长，分两处分，也还说得过去，但眼睛只有一对，也要分两处洗，却未免小题大做了，但和尚确乎告诉我说，一处只洗一只眼。看来还是和尚中间一种同业公议的结果，东西天目并非一家，根据有饭大家吃之义，昭明太子所以能维持他的昭明的功德，最好是由两方分摊，不能由一方独占。但是神话总是神话，我又何必在此太过于认真呢？
东天目的胜境实在不多。袁中郎所称道弗衰的西天目的七绝，在这里起码要打一个对折。没有树，是最大的一个缺点；水，除了那大瀑布以外，其余便无足称道。云海，听说极好，并且因为树少的缘故，也许要比西天目容易赏鉴。所以当天晚上，大家便商量要特别早起，一面看日出，一面看云海。碰得不巧晚上忽下起雨来，连这一绝都没法享受，于是比起西天目来，便越发相形见绌了。
（选自《华年》1934年4月21日第3卷第16期）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
我们一行人等在东天目昭明寺里住了一夜后，便于4月1日清晨下山。那天早上，有一部分富有诗意的朋友们是满准备赶一个早起，看云海，同时还要看那初升的红日在天和云交界的地方跳上三跳。他们在4点多钟的光景，就真起来了。碰得不巧，天公不肯垂青，早上就根本不出太阳，云是有的，并且很多，但不成其为海。一场高兴，终于虚邀了。但是在下山的时候，约莫有个把钟头，我们却完全在浓云里穿过，一时真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其浓密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对大众说，“看海何如入海？”还口占了两句像诗的五言句子，“争道观云海，如何在海中？”下面应该再有两句，可以凑成一绝，但至今还悬空着，不绝如缕。
我们将近到山脚，天就放晴了。下山以后，又经过了许多村落，像陈家头、俞口之类，最后终于回到了我们三天前出发上山的地方——藻溪。公路局的汽车，已经早在那里相候。但这已经不是当初从杭州出发的原车，而是一部有弹簧垫子的“花车”；听说它是从京杭国道上拨过来供差遣的，非寻常公路汽车可比。我们于是乃更知道浙省当轴招待我们的苦心孤诣。以“国道”上的汽车供我们差遣，不能不令人起“以国士待我”的知遇之感！
午饭以后，我们便从藻溪赓续西进，一路经过许多大小站头，具见公路汽车的价目表上，不必细表。从于潜到徽州，原是有老路的，如今公路的路线，大致和这老路没有多大分别，不过因为汽车上下坡与转弯的需要，不能不更多些曲折罢了。我们大约三点钟过的昌化，四点钟光景过的昱岭关。穿过老竹岭与黄蛇岭的时候大约在五点钟前后，到歙县已经是七点钟以后了。
一路的光景，有两大点是值得谈一谈的。第一自然是一路的山景。昱岭关是浙皖分界的所在，虽然是一大关口，明初歧阳王一类的大将还在此建过功劳，但是山势并不高，在今日看去，也并不像一个天险。关就在老竹岭的东坡，过关以后，山势反高，曲折亦多，但大致还算平坦。但一过三阳坑，形势突变，山既越来越高，峰头也越来越多，路的盘旋曲折也越来越频数，转弯的角度也越来越尖锐，同时山涧里的水也越来越清澈，山居人家种的菜花，山坳子里自己开着的桃花，越来越黄得可爱、红得可怜——这大约就是闻名已久的黄蛇岭了。上岭以前的一站，就是三阳坑，要讲远眺的景色，却以三阳坑一带为佳，绿的水，紫的山，红的将近落山的太阳，白的山涧里的嶙峋石块，相映成趣，得未曾有。我们一路没有停顿过，到此便不约而同地下车少息，倒也流连了一二十分钟。上岭以后，最引人入胜的自然是那些曲折，和车行转折时一些提心吊胆的感觉。角度尖锐些的曲折大都成为马蹄形，此种马蹄形的曲折至少总在二十个以上，山坡陡些的地方，往往可以看见两条或三条公路叠床架屋似的向着同一方向蜿蜒前进，其实路还不过一条，不过因为曲折既多，周而复始，变成一种螺旋的形势罢了。我们在车中谈论，以为公路的这一段不妨起一个特别名称，像九溪十八涧一般，叫做“马蹄十八弯”或“十九弯”，视弯曲的确数而定。许多地方，往往徒有名胜之名，而无名胜之实；像这种所在，既有名胜之实，自不妨更有名胜之名，名实相副，斯为得之；号召旅客的一点作用，倒还是次要的。岭上自然是满眼都是绿色；这正是三阳开泰的日子，不但百草争茁，就是枝头的颜色，也已经从嫩花变做浅碧。其间的唯一的间断，是采樵人的烧炭的火。山中小树最合烧炭之用，居民往往就地爇火，任其蔓延，火势虽大，远望却只有一点两点，正合着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诗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属于物质文化的。物质文化不脱衣、食、住的三大方面，我们在这里所能见到的又只好限于住的一方面。这一带的经济生活虽不能说充裕，但房子都还讲究，很高大，很整齐，粉饰得很白净，建筑的形式也大体和杭、嘉、湖一带没有多大分别。但有一个特点，就是，窗子极小。大约自于潜往西，窗子便越来越小，一过老竹岭，直到徽州，却又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看去很像窗口的大小和山陂的高低成为反比例似的。但窗口最大的也要比杭州一带的为小，而最小的则真小得不堪，有时候只剩的一条不到半尺阔的狭缝，自里面望出来，怕不免联想到许多名胜所在的所谓“一线天”。何以要把窗子造得那么小？防盗贼么？两省交界、又且山岭重叠之地，怕“两不管”么？风水上又有什么讲究么？同行的人谁也答复不来。
活人住的房子如此奇特，死人住的所在也有些蹊跷。这一带的坟墓倒也和别处的没有多大分别。浮厝的方法也很通行。但此外似乎又有一种介乎浮厝与埋葬之间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就山脚或山弯子里造上一座小小的房子，把棺材放进去以后，四面都密密地封砌起来，讲格式，固然像浮厝，讲大小，又像杭州一带的殡舍，但讲起永久性来，却和坟墓没有分别。我们不知道这种埋藏的方法究竟叫什么。有的尺寸极大，可以容纳二三十具的棺材，望去倒像和活人的房子差不多；活人的房子的窗子极小，如其再小下去，便真要和死人的没有多大分别了。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里，生人和死人最为接近，大概这又是一例吧！
出黄蛇岭以后，路就越来越平坦了。我们碰见不少私人的汽车，车中的主人翁十个倒有九个是西洋人。即此一点，就可见公路的一种好处。西洋人的汽车，只要有路可通，是无处不去的；他们的走动，对于地方的商业经济多少总有些补助。我们虽不希望内地的城镇，都变做像欧洲的都市一般，一大部分靠美国的旅客做“出钱施主”，但只要经营得得当，这也未始不是合法的、生利的一途。我们到歙县县城，已经是上灯时候。
（选自《华年》1934年4月28日第3卷第17期）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之二）
我们终于到了徽州了。同行的八个人中间，倒有三个是和徽州有些渊源的，所谓渊源，就是以前迟早发生过土著的关系。其中一位是很早就搬出去了的，大约在明中叶，其他两位则至今还有本家或未出服的远房在徽州居住。将近到的时候，这三位自然觉得特别的兴奋，其他的人甚至于笑他们脸上多少带一些朝山进香者的神情。在黄蛇岭一带望见石板铺的小路的时候，他们又再三地说：“这是你们几位的祖宗当初‘乔迁迪吉’时所走过的路呀！”这也许是的，也许不是；要知当时徽州人向外发展，路径并不限于这一条，即就往东的而论，至少还有到芜湖的旱路和打新安江走的水路。
我们进歙县县城，已经是万街灯火。当地公路局方面的人员先把我们引到一家馆子里吃饭。以前也吃过不少的“徽馆”；苏、松、常、太、杭、嘉、湖一带比较大一些的馆子，十个里怕有七八个是徽州人开的，但怕都比不上这个馆子的“道地”。给我们上菜的店小二是一个很清秀的十四五岁的青年，有人问他哪里人，他回答说是绩溪人，我接着问他“大概姓胡吧？”他说“正是”。保不定他是“绩溪三胡”的后人咧。要不然，也许是适之先生的本家。
饭是吃了，睡却发生了大问题，同行的人都以为徽州是大地方，保管你有好客栈，所以事前丝毫没有准备。我们急来抱佛脚，一面请公路局方面的执事先生替我们张罗；一面又派人去见县长，说明观光的来意，碰上县长又正在那里请客，只见到了他的秘书——结果依然是毫无眉目。总怪我们到得太迟，哪有黄昏时节到一个地方观光的道理。歙县，歙县，竟没有我们歇脚的地方，真非初料所及。我们最后决定赶——屯溪，再作道理。
屯溪有“小上海”之名，离歙县约五十里，公路也通，但已不在浙省公路局管辖范围以内。那路真坏极了，又狭又崎岖不平，而前半段转弯又多，弹簧垫子到此不但失却效用，并且有把我们当做皮球的倾向。坐在前面些的瞪着两眼看前途有没有危险，坐在后面的却在联句做打油诗，谑浪欢笑之声和车行的轧轧声几乎打成一片，真可以说是逸兴遄飞了！
屯溪有两个较大的客栈，近车站的一个，已经宣告上下客满，第二个在市的中心，名字叫做“屯川”，也只剩着三个很小的铺位，如何容得下我们大队的人马？即使容得下来，我们这些讲卫生的都市文化里的骄子又怎样容忍得了那肮脏的气息。于是便发生了两派主张，显出孔老夫子一类的圣贤所采用的人的分类法是不错的。狷的、保守的、古典的一派主张回到车里，在弹簧垫子上和衣而睡，狂的、进取的、浪漫的一派主张到新安江上去叫一只快船，好让湍急的江流送我们入梦——梦黄山、梦已经三日不见的妻子、梦这几天路上在小说书里看到的佳人才子，各凭尊便。最后狂的一派终于占了优势，并且几经波折，也居然找到了一条刚好有八只铺位的船。但在没有接洽就绪之先，大家在江头踯躅行吟，一时真有日暮途穷之概！一时遐想所及，以为好好的一条水、一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做“屯”，“屯”字本有三四个意义，好像都是为了我们那晚上的经验而设的。第一个是“难”，《易经》上有“屯如邅如”的话；第二个是“吝”，“屯其膏”的话也见《易经》；“屯邅”两字并在一起，意义也就等乎“行不利”；至于“屯难”，“屯踬”一类的字眼，也无非是指困苦颠连的意思。第三个是“聚集”或“安顿”。经过了不少的困难波折，终于在新安江的船上找到了一个安顿的去处，也正应着“屯溪”两个字，屯溪者，岂不就等乎屯在溪上么？新安江的上游所以叫做屯溪，大约也是因为滩多水浅、不利行舟的缘故吧。
我们在屯溪船上一觉醒来，已经是4月2日。早食后，我和还有两位同行的朋友相约到歙县去。我们这三个人就是上文所说多少和徽州有些渊源的，他们两位在歙县还有本家，所以此行尤不可少。我们先去拜访本邑的耆宿叶则柔先生；我们问起最近歙县修志的进行状况，和近来徽属以内各大氏族散布的形势，承他一一见告。我自己的一族，据说在歙县范围以内，只南乡一带较多，邑城的北门一带也还很有几家，可惜我不能多耽搁。否则大可加以访问，也许可以发见一些当初“始迁”的原委和情况。出叶宅后，到鉴莹斋购墨数锭，又到制墨的作场里参观了一下，从烧烟到成墨，其间经过的手续，也正不少；顺便又买了一具做“龙凤墨”的模子，刻工很细，据说手工钱也要在三元以上。松烟墨以外，徽州还有一种出名的东西，叫做霉豆腐，沿街有人叫卖，随煎随吃，霉丝的长度往往在一寸以上，我本适之先生尝试之义，当场试了两块，也还不劣，其余两位和徽州的关系，虽比我切，却没有尝试。我们回到屯溪，已经下午四点钟。
屯溪的客店虽不行，饭店却好。没有费多少时候，我们就发见了一家紫云馆，一天两餐，我们都在这里赏光。馆址在市中心的对岸，须由大石桥越过屯溪。馆有高三层的水阁，登阁眺望，不但全市在目，并且横的黄山，直的屯溪，可以全盘收受。前三年朱老五洗劫全市的时候，似乎只有这个馆子和它的邻近没有遭殃；原来他一面叫他的喽啰到市上放火劫掠，他和心腹却在这水阁上饮酒作乐，“赋得隔江观火，得江字五言八韵”。我们这次得在阁上大嚼，还是朱老五之赐呢！
屯溪虽有“小上海”之名，但近来商业并不发达。朱老五的一劫，来势虽然凶险，元气却未大伤，因为匪势所及得到的不过是财货一时所积聚的总汇，而不是财货的来源。所以烧杀摧毁以后，不久就复了旧观，在不明屯溪历史的人看去，谁也不会知道它是不久以前经过匪灾的。但最近一二年间的不景气，却已根本影响到了四乡的繁荣，于是来源既竭，而总汇也就日就枯涸，一时要图恢复，就大非易事了。
从屯溪市中心到紫云馆所必经的大石桥，是一桩很伟大的工程，桥的长度不必说，就是那种整齐光洁的程度，也是别处所觅不到的。这种大桥，在徽州境内不止一条，最大的在歙县，是从歙到屯所必经的。桥墩坚实，墩石的两头都作尖角形，据一位德籍的工程师说，这是近代工程学里比较新颖的一种发明，和载重力的大小很有关系。西洋的新发明，不想数百年前徽州的石匠，早就加以运用。
我们在船上又住了一宿，4月3日的早上，我们又到休宁；我们于此就散了伙，一半上白岳，其余一半，连我在内，便折回，由原路归杭。但在休宁的时候，我们还进城散步了一回。想起这是戴东原的出生地。经打听后，才知道他的祠堂和族人并不在城里，而在离屯溪五里的龙阜。徽州原是人才的渊薮，尤其是以清代的前半叶和中叶为盛：休宁除戴氏而外，先后又有程绵庄、汪双池；歙县则有黄扶孟、黄宗夏、程易畴、金檠斋、汪叔辰、洪初堂、凌次仲；绩溪则有“三胡”，即朴斋、竹村、子继祖孙三人；婺源至少出过江慎修，黟县至少出过俞理初。胡适之先生也是绩溪人，但与“三胡”似乎不是一家。徽州人文的变迁和所以变迁之故，我希望另外有机会加以比较详细的讨论。
归途没有多少可以说的。在昌化买了三对图章石，索价六十元的，竟以十二元成交，真可谓“上天讨价，落地还钱”。在杭州，当晚在楼外楼夜饭，在西湖里荡舟，夜深始归旅店。第二日到六艺书店和复初斋买得线装书五六种：周栎园的《书影》，叫名是云轮阁抄本的《耆旧续闻》，梁芷嶙的《闽川闺秀诗话》，《海宁州采芹录》，都在其内。此行带归的，除了一些甜蜜的回忆以外，所以又有这几种书、几锭墨、一个墨模子、几块昌化的石头。
同行的有林语堂、郁达夫、叶秋原、全增嘏诸先生。又有浙江公路局的总稽查金彭年先生，代表省建设厅一路引领我们，令人感激无已。又有《申报》和《时事新报》的摄影记者吴、徐两先生，一起正符合八仙之数，八仙中的李铁拐，就是写这篇通信的人。
（选自《华年》1934年5月5日第3卷第18期）
豫晋行程的第一段（徐州通信）
不景气时代以前的美国人也许太讲究旅行了。轮船码头和火车站上整天整晚熙来攘往地忙着的是一些为旅行而旅行的旅客。有一位教授，Goldenweiser说，真为旅行而旅行，倒也罢了，美国人的旅行却一定要挂上“追求智识”的牌子，其实据他看来，名为追求，实乃躲避，智识是随在而有的东西，真正追求智识的方法无论其为第一步的材料的搜集，或第二步的观察思考，都得有充分时间的延长，身心的安定，与精神的贯注。能力上不会这样追求，于是便不得不借重走马看花的方法，拾得了一些片段的见闻，模糊的印象，好回家向妻子朋友说些大话。这种追求，岂不是和躲避没有分别？
这一番话，就美国人说，真能够搔着几分痒处。但若就中国人说，却似乎又当别论。我们的毛病是在旅行得太少。我们不但旅行得少，并且还要说些漂亮的自圆之词，例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之类。要是不景气时代以前的美国人所走的是一个动的极端，我们的便是一个静的极端了。
所以不管那位美国教授怎样说，我是主张中国人应该多多地旅行的。中国的地方这么大，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么多，历史的背景又这么悠远，而各地的背景又这么的不同，要是专靠一些书本的智识而不旅行，不给耳目一个实地接触的机会，要教一个民族分子对于本国的史地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囫囵的概念，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从取得此种认识的这一天起，凡遇有旅行的机会，我是没有不利用的。
在求学时代除了靠近家乡的上海一带以外，只到过一次南京，一次宁波；北平，因为读书关系，每年必得来往一次，一起倒有过八九次之多。此外便没有可说的了。民国十六年，总算第一次到杭州、到镇江、到苏州；十七年到普陀山；十八年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十九年到过松江。二十年到青岛、烟台、潍县、济南，到九江、庐山，到广州、香港，到无锡。二十二年初到之处有汉口、有杭江路和钱塘江上下游所经过的各县。本年初次观光到的又有嘉兴，有杭徽公路的各要点，有扬州。最近乃有豫晋两省的行程。
6月25、26两日恰好是特别热的两天，据说寒暑表上突破了六十年来的纪录。但因为日程是早就预定了的，所以无论汗流得怎样多、马路上的柏油溶解得怎样软，这两天是无可避免地摒挡行李和出发的日子。
车是4点多钟开的，当晚11点光景便到了南京江边。过江轮渡大约占去1点半钟的时光。午夜再开车，到徐州是27日的上午11时。这是行程的第一个段落。
在这第一个段落里，倒也有些少事实值得在此一提的。同厢的其余三个人中间，一个是毫不相干的外国人，一个是老朋友，一个是杭州绸业界的领袖。一路无事，便和那位朋友闲话婚姻制度的今昔与未来，从霭理士的见解起到罗素夫妇的见解止，从一夫一妻的理想起到一夫多妻的实际倾向止，真好像什么都谈到了。我们并没有达到什么结论，但一般的印象是，目前流行的婚制确有过于抹杀事实之处，也有太受流动的思潮所震撼之处。此外便不敢乱下断语了。
那位绸业界的领袖，问过尊姓以后，我就立刻猜到他是一个徽州人，而占籍于杭州的。在车上因为有上下床之别，我们没有机会多谈。但因为他的目的地也是开封，也得在徐州下来候车，所以一下了车，我们便彼此默认为同行的伴侣。我们在徐州小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便大谈其“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市”的道理，“无绍不成衙”自然是一个陪衬，我们的要点是在阐明“无徽不成市”的由来。从他一番话里，更可以知道徽州人自有一种特殊的格调，在中国民族里可以说是自成一个派别。原是一个山居务农而生活十分清苦的民族，经过数百年的生息淘汰之后，一旦跑出山来，便会到处执贾业的牛耳，处处有他们的足迹，业业有他们的领袖，这不是一个十分的奇异现象，值得社会学家从长研究么？
轮渡的经验，在我还是第一次。就旅客的精力而论，确乎是比以前经济得多了。但就时间而论，似乎还有问题。至于问起那些被这种新办法所排挤出去的三千多的苦力，现在究竟有何下落，那就更在不可知之数了。不过当晚渡江时的光景，却真好，省了麻烦，不必说，江上清风，中天明月，才是一些没有价的东西，至少旅行社中人没有把它们打在票价里面。两天来的溽暑，有此一番抵偿，在客中的人也就觉得十分十二分满意了。
（选自《华年》1934年7月7日第3卷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