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晋行程的第四段
到了太原，还不能算到了我的目的地，我的目的地是太谷。所以身心两方都还不能十分安顿下来。同时因为只有一宿的耽搁，又不能多玩。在青年会把住处确定以后，和两位干事先生谈了一会话，在积极方面，算是打听一些本省最近的情形，好拿来做通信的材料，在消极方面，也有一些入国问禁的意味。记得在正太路上，从石家庄上车以后，就有过三次穿军装的人上来问尊姓大名、到省做何贵干，所以知道这边的政治是很有统治的力量的。但统制到什么程度，却不知道，所以不得不向本地人求教了。在晚饭以前，又到市街上绕了一周，到山西书局买了一种《山西沿革图考》。山西书局是一个官书局，但书不多，翻看它的书目，十分之七八是江浙一带三十年前所通行的书，现在却已经是古董了。小时候读过的一种地理歌诀，叫做“地球韵言”，居然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并且还有不少的存货。傅兰雅、林乐知一班人译的木板的科学书籍，当然也不在少数，但买的人多不多，却是一个问题了。那部《沿革图考》原是《山西通志》的最前头的四本，刻得很细，前两本完全是图，讲沿革的许多图全都用套版印出，极其明晰，旧式的方志有此种成绩，也是不容易了。
7月2日，坐公共汽车到太谷。太谷离太原一百三十里，汽车要走两点多钟。路并不很好，搭客也非常拥挤，因为这原是纵贯南半省的一条大道，由此可以直达西南角上的解州，所以搭客是不会少的。沿路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值得在这里一提。公路从太原南关出发，最初有一大段是和一条铁路并行的。这就是同蒲铁路了。它是一条轻便铁路，近来工程进行得不慢，从太原向南到介休一段，最近已告完工，虽还没有正式通车，通车的典礼却已经行过，就是我到太谷的前一天。我因为在开封多耽搁了一天，否则便可以赶上这第一次的通车，十年八年之后，也可以向人说句老话，同蒲路的处女车，我还坐过的咧！本来约定同行的一位江先生，却真坐着了，他在开封并没有停顿。不过听说那天从太原到太谷足足走了六个钟头，没有车站，所以不卖票，没有客车，所以没有座位，似乎连篷子都没有，所以受了六个钟头的罪。这种轻便铁路，看来轻则轻矣，便还有待。
公共汽车走了一阵，似乎便和同蒲铁路越离越远，终于望不见了。但不知怎的，公路的附近，又来了一条铁路似的东西，其路基，所谓土方也者，也筑得很整齐，将到太谷附近，又有很好的车站似的建筑，有月台，有票房，票房外面还有邮政信箱，却独独没有铁轨！汽车到了太谷，我们又坐了一节人力车，那人力车就在路基上拉了一大段！这真奇了。同蒲路不是已经一直可以开到介休了么？何以这一段连轨道都没有？人家告诉我同蒲路没有车站，这里不是一个很整齐的车站么？中国的事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原来这是另一条铁路，叫同成铁路，起点和同蒲路相同，都是大同，而终点则比同蒲路要远，就是四川的成都。从大同到潼关的一大段，这两条路不但并行，并且是完全重复的。同成路一向是国有，路基和车站等，在民国初年，便已经建筑好了一部分，后来便停顿了。同蒲路最初是山西商办，动议得也很早，民国二年，由省办议决改为公有，民三又让归国有，由交通部接收。当初接收的理由，大概为的是要免去叠床架屋的弊病。但近年以来，不知如何省方又忽然把同蒲路的建筑，自己担任了下来，并且进行得很积极。所以有这一番转变的理由，我们在局外猜测，大约不外两点，一是中央政府没有钱完成同成路，耽误得太久了，二是省政和国政，历年以来，也有许多貌合神离的地方，谈不上有多大的合作。省方到不能再等待的时候，乃毅然重提旧事，把同蒲路自动地兴筑起来。这其间当然多少还有一些争气的意味。有趣的是，在中央的同成路方面，最近似乎把以前建筑的路基和车站，加过一番整顿，所以看去像是新造的一般。但这一些委曲，住太谷一带的老百姓们又怎会知道，他们只觉得太谷真阔，西关外有条铁路，东关外又有一条铁路，一条是有车无站，一条有站无车！
我到太谷的任务，和到开封一样，是参加山西省的学生夏令会。夏令会的地点在铭贤学校。铭贤学校是山西第一个规模完全的中学，从幼稚园起，到高中止，应有尽有，最近且有添设大学的动议，但大概不会成事实，实际上也无此必要。它也很注重职业教育，所以有工场，有农场，规模都很大，我们在那里睡的铁床和床上的草垫子，都是学生自己做的，并不仰给予外。它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原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和美国的欧伯林大学（Oburlin College）有些渊源，所以它在美国，也有“欧伯林分校”的称呼。它的发展和孔庸之先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校长便是孔先生，但下半年起改由梅贻宝先生担任。
夏令会的会期是7月1日晚上到7月8日。我是2日晨到的，7日中午告别的。在这六天之间，有过三次比较正式的演讲，参加过七八次的讨论会，会余饭后，还和一部分的与会代表做过一些个人的谈话。演讲、讨论、谈话的资料总不脱思想、社会问题、青年生活等三四个题目的范围。参加的学校除铭贤以外，有省城的山西大学、法学院、教育学院、商业专校、新民中学；女学校则有毓德妇校和汾阳的铭义中学；代表虽以太原、太谷为多，但也有来自极北的大同的，也有来自极西南的永济的，一起也有六七十人。山西的青年，在思想上虽没有在北平、上海、广州一带的活跃，但其中很成熟的也还不少；有的怕是太成熟了些，已经快到了一个不发生问题的阶段。山西是一向以早婚著名的省区，在中学时代已经成婚的，为数便已不少；这一点和他们成熟之早，当然不会没有关系。我们讨论会中最有生气的时候，也就是讨论到早婚问题的时候。山西青年的思想并不急进，在别处时常听到的那一套社会革命的口头禅语，在这里是不大听见的。这一半大概是由于当局统治的力量，一半也许根本因为山西的青年比较成熟、稳定，他们的思想行事虽不很活泼，却也不浮躁。这当然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论，其中行为很敏捷，观察力很周到细密，而对于社会与国家的问题亟切想找一些解答的分子，也自大有人在。
（选自《华年》1934年8月12日第3卷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