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三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一）敬告协约国国民

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但是拿破仑时代的世界大战争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所以造成第二次大战争。这次威廉时代的世界大战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战争。要想免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什么“国际竞争”，什么“对外发展”，什么“强国主义”，什么“强力即正义”，都是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有因必有果，将来受这痛苦的，却不单是我们中国人，希望诸协约国国民都要有点觉悟，别做第二德意志。

（二）敬告中国国民

“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公理的思想。但是“民族自卫主义”（就是在国土以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像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客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种下作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三）敬告日本国民

若说中国没有开发的利源很多，因为缺少资本和经验，工商业又不容易振兴，一方面日本因地小人多，有对外发展的必要。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大义说起来，日本人若真心实行中日亲善主义，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至于相当的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在日本民族发展上说起来，若定要实行军阀派的侵略野心，未必就能够将中国人斩尽杀绝，徒然弄得两民族感情日恶，一方面工商业上受绝大的影响，一方面势力范围日渐扩张，旅居中国的日人日渐加多，虚荣上经济上虽有利益，而旅居中国的日人种种不法行为，不但大召中国人的恶感，并且影响于日本国民品行，不能不算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我要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若说商业发展要有政治的强力保护，那么此时基督教在中国，何以比从前各国用强力保护干涉的时代还要发达呢？若说日本倘不侵略，就难免让欧美人捷足先得，我看这种话头，正是逼迫中国人仇恨日本接近欧美的原因。

（四）敬告外交当局

我们国民是何等昏惰，政府是何等糊涂，外交失败也不好专责备那一方面。单说这山东问题，我们提出巴黎和会对德直接索回青岛或是各国暂时公管的希望，十有八九是一场春梦了。我们现在要提醒外交当局的，就是万不得已到了中日直接交涉地步，我们要抱定宗旨：若是日本肯把青岛和胶济路完全交还中国，并不要求他项权利，单是要求赔偿攻打青岛的兵费，我们还可以允许。若只是名义上的交还，除了承认他继承德国已得权利以外，不能再添上丝毫别的矿山铁道等经济上的利益。至于济顺、高徐两条铁路，是从山东问题又向北扩张到直隶问题、向南扩张到江苏问题，更是断断不能承认的。政府若是听从亲日卖国派的诡计，凭空断送重大权利，酿成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问题，这种卖国大罪，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的了！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

（一）上海总商会的佳电

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均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中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本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复潜住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此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

（二）日人对于佳电的欢感

日本人见了上海总商会的佳电，正合他们的意旨，所以十分欢迎，十分感谢。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有一篇论说，题目叫做《读沪总商会对山东问题佳电之感言》。内中说道：

值此舆论喧嚣，纷纷自扰，或者煽惑学生，胁迫治安，以为争夺势利之计。或者利用谋伤两国关系，以为鹬蚌渔父之计。吾人夙为东亚大局忧之。顷读上海商务总会对山东问题呈请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农商两部之佳电，吾人实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盖全国商会之领袖，其镇静公正之态度，达观大局之见识，自有与一般嚣嚣者流不同者焉。 又说道：

该电又云：“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电请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电知陆专使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种条约并无牵制，应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云云。此尤为正当议论，正当办法。何其处心平静，而谋策宏远耶！苟中国国民及政府当局，有此了解，有此用意，东亚两国之事，更无何等困难之问题矣。上海总商会诸君看见日本人这样夸奖他们，不知道难受不难受？惭愧不惭愧？后悔不后悔？

（三）上海商民反对总商会的函电

佳电发表后，上海商民大惊失措，痛恨总商会媚外辱国，群向商业公团联合会请求反对。亲向该公团询问办法的人很多，就中的商会会员实占多数。商业公团因此特开会议公决，除致函该商会诘责外，并为釜底抽薪的法子，电致北京声明否认佳电的主张。上海总商会久已众叛亲离，自有此次违犯众怒的佳电，尤足使旧日声名扫地以尽。兹将电函并录如下：

（一）商业公团致北京电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极端否认。并请转电巴黎专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六公团叩。

（二）公团致总商会函 敬启者：顷阅报登贵总商会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佳电，不胜疑讶。查青岛问题，我全国主张请求欧洲和议，由德国直接交回中国，并取消“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此万口一声，天下皆知者也。今读佳电，一则曰请遴派大使克日起程，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再则日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等语。以上云云，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贵总会佳电违反民意，适为该国之愿。本会同人至愚，不解所谓，纷纷来函询问，应请高明详晰见复，以释群疑，是所切祷。此致上海总商会。

（三）赵锡恩致总商会函 总商会主任干事暨诸君大鉴：所贵乎商会者，以法定之机关，为商人之保障，谋利源之发展，助国家之富强，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国大势亟矣，外侮纷乘，其目的在夺我商人之生活。内乱蜂起，其结果亦以我商人为牺牲。商人于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谋，翼护同类。……乃我观于我上海之总商会，则有惭骇悚惧大惑不解者，如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续。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北京学生集合奋兴，共击误国之官。全国学生，闻风继起。商业团体联合会已于青岛问题、学生风潮有所建议，实力能及之举动，亦已沈毅进行。独我总商会徘徊瞻顾，若恐一经表示，即致开罪于强邻者。报纸喧传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雅不愿其手掌中之商会，有违日本人之片面亲善主义。其言虽未可尽信，要之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讳饰者也。鄙人亦商会一分子，诚欲湔雪此耻，敢求诸公振作精神，速图自白。今日报载我商会上政府电，主张派使赴日争回青岛，是不啻与虎谋皮。外人仍疑我商会暗助日本，贯彻其中日自决之主张，脱离欧洲和会公理之拘束。是虽勉发一电，仍未足餍人望。愚见以为我商会当此谴诟丛集之时，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稳保商业之策。或电恳我国驻欧议和代表，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义愤所激，或能感动和会中人之良心，力持正谊，保全中国。或更分电欧美各国大商会，表示我国商人之意思、痛陈中日交涉之不平。欧美各国商人不乏爱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为声援。此外更须警告日本商会，晓以利害，使知两国人民恶感愈深，日本商人将不能立足于中国。彼等怵于生计之丧失，当必苦劝政府收拾野心，改变政策。一面由我商会提倡相当御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返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谓毫无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机万急，稍纵即逝。……鄙人本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切望于我商会者至重。……急不择言，诸希鉴察。

（四）沈卓吾致总商会函 顷见报纸载贵会对于青岛问题所发之佳电，言人所不忍言。此种独得之见解，究出谁人之主张？且佳电之责任，抑仅贵会会长负之耶？抑此外有无代为负责之人也？事关国家，不得不有以奉询，务祈明示为祷。 （四）提交和会与中日自决的利害

山东交涉问题，中国人主张在巴黎和平会议交涉，日本人原来希望不提交和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自决，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将来山东的利害关系极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种意思：（一）是青岛问题若不提出和会公决，由中日私自议决，这便造成中日两国在和会里不能列在国际平等地位，这便造成日本代表东亚诸国立在盟主地位，这便造成日本在亚洲的蒙罗主义。同一交还青岛，由和会议决与中日自决，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顺天时报》明白说道：“关于山东问题最可注意之点，即日本力争由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者果为何故是也。日本所争者，非区区之青岛，非区区之山东，实为维持东洋唯一强国之体面。而所谓维持体面者，又非徒在虚荣，实为东洋百年之安宁计也。”（二）是由和会议决，精神上还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决，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岛问题完全归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已经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藉口交还名义上的青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说日本必将青岛交还中国，倘不交还，他也出来反对。上海总商会这样糊涂的主张（其实用不着他们主张，已经到了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说他们暗助日本，或者有点冤枉。但是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识，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势，随便妄谈国事，实在是万分危险呵！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

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实行民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须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那有着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像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南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像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职工联合（旧译工联，Trade Union）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踞、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实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西南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巳未系、政学会，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十一月二日夜

《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告北京劳动界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之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就是新旧帝王贵族，勾结盘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设“劳动事务局”和“社会局”。社会局附属在内务部，办的是工场法、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价、利益分配几件事务。劳动事务局是在农商部的劳动局之外，直隶内阁和各部平行的机关，办的是贫民救助、职业介绍、住屋改良、贱费医诊、孤儿贫儿养育、盲哑保护，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禁烟、禁酒、消费公社、公设市场等项事务。

现在我们中国的劳动问题怎么样？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许多无地劳动、无力劳动、不肯劳动的贫民，还不在此内）。如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大概不是“无中生有”“无病而呻”罢？象日本社会局、劳动事务局打算办的各种事务，未见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试”、“西北边防”、“封禁报馆”、“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紧。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据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报》的《北京的见闻录》上说：单是内右四区，就有赤贫的一八二八户，七七四九人。我从前做过一篇《贫民的哭声》，想替北京贫民诉点苦况，必是财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看不上眼，所以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前几天梅兰芳一班戏子，在新明大戏院唱戏为车夫休息所筹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

劳动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纸币，不吃他工价暗亏的直接痛苦，也受他物价加高的间接痛苦。（二）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饮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拖车口。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消极的努力，就是不赌钱，不吃酒，不吸烟，不扎吗啡针，不去当兵，不要早婚配多养儿女。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我做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这几件事紧急，要提前先办。

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团体，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的改变。排字印刷制版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北京虽然没有很大的制造厂，但是像东单牌楼一带的铜铁厂、制靴铺，骡马市大街的木工厂、“祥聚”、“福盛”、“德善”、“骏生”、“振纶”等织布厂，“丹凤”火柴、洋烛两公司，首善工艺厂，度量衡制造厂，彰仪门大街的工艺局，彰仪门内的“富兴”、“长顺”两个纸坊，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地方，合拢起来，工人也不在少处，只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你们办事的力量。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的来做你们的朋友。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我盼望官场和资本家，你们既然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尽政府的职分，就应该注重民生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当做全国人的公共机关，不应该把政府当做专门保护少数人财产工商阶级利益的机关，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劳动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你们何妨趁夺利争权的余暇，把杀人的军费省下一点，把中交票抬高一点，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会局”、“劳动事务局”的办法，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你们对于劳动问题，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催派代表到会，我看是用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法子对付！

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法兰西从前的贵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党人，送他们一个“无〔套〕裤汉”（Sane Cultte）的混号，现在他们这班无裤汉，内中恐怕有些人穿上军服礼服，自命为知识阶级的绅士了。我们的中华革命党，现在也有个人居然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着嘴骂无产阶级的人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我看你们刚才穿上裤子没有几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对于国民大会底感想

国民大会，是我们人民对于本国政府及世界各国表示我们公共意见底一个顶好的方法，前回国民大会，因为政府里人胆子小疑心大没有开成，很觉可惜。昨天的国民大会居然开成了，而且到会底人很多，秩序很好，所以我个人对于昨天的大会有两个乐观：一是可以令政府放心，令政府觉悟，市民聚众开会只要官厅不来无理压制，未见得就一定要做出破坏秩序底事；从今以后政府可以安心让我们大家发布意见，免得无理压制反来激成事变。一是向来不大热心公益底安会长，昨天也到会签字，担任抵制日货日币底完全责任，我们十分感谢他。

我有一个小小不满意底地方，就是学生所散传单，内有“日奴”“日本小鬼”等字样，这实在不是正当的态度。

我对于今后国民大会应该做什么，也有二种意见：一是对内，一是对外。

对内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大家如若不信，请看民国底政府比前清怎么样？现在的内阁比以前的内阁怎么样？

对外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抵制日货底方法。我并不是反对排货底运动，我觉得我们要有有组织的运动，而且应当乘此时机振兴工商业，才是根本办法，单是空口抵制日货，恐怕不但没有什么效果，而且我们自己白受经济上的损失。在日本方面看起来，我们抵制日货，并不是表示仇恨底意思，是要拿排货底手段，造成他们产业界底危机，促进他们抛弃侵略主义底觉悟。但是有一位日本底社会党人告诉我说：“日本社会党很盼望中国抵制日货，但必须各重要的商埠都有持续六个月底精神，日本工商界才能够发生危机”。可见短期的排货手段，恐怕不能叫日本觉悟，我们的商界反大受损失。在中国方面看起来，纸、糖、布等许多日常必需品，十有八九都是日货，严格抵制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那一国人，爱国心鼓励底力量总没有经济压迫底力量大，况且中国人爱国心底力量更是薄弱得很，少数人乘着感情说大话，那里会有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以为排货底办法，若是乘着一时的热情，向一团散沙底群众，摇旗呐喊，决计没有用处，一定要将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研究，究竟拿什么组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我们圆满的目的。我以为一方面用消极的排货方法，涣散的十人团还不济事，是要急速设立各种的同业组织，相约绝对停购日货底奢侈品，尽量减少日货底必需品。代以国货或西洋货。一方面用积极的振兴工业方法，先从纸、布、糖这几项消费最多的着手。以前我们的排货政策屡次失败，都是没有组织，和没有国货填补两个原因。今后仍然脱不了因果关系，我们应该有大大的觉悟！若是有组织的排货运动，不是散沙的排货运动，而且渐渐有国货填补，日子久了，必能够叫日本产业界发生危机，必能同日本底明白人联络起来，扫荡东方底侵略主义。若是没有组织的散沙运动，又没有国货填补，这种短期的偶发的排货运动，不过徒然叫本国商人受经济的损失罢了，那能够促起日本人底觉悟呢？

自　杀　论

——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君在三贝子花园投水自杀了。他自杀底原因，大概是厌世。

林君底同学罗志希君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说林君不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乃是万恶社会迫他自杀的；他并说出三个救济底方法：（一）美术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观。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他不把青年自杀的罪恶都加在社会身上，他说：“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他主张“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从地狱里造天堂”。他以为“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是一个大罪恶”。他以为自杀算是杀了社会上一个人，而且是杀了社会上一个有用的好人。

北京《晨报》上登了一首《读〈自杀论〉有感》的诗：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我昔曾绝望。自杀，岂粗鲁？当我自杀时，万象皆空，情志自由，乐难数。

神魂即与体魄离，茫然如睡，无知无识，更何忤？

谁谓自杀是懦夫？懦夫岂能自杀，甘为虏？

利己利他两不亏。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时停？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

有一个外国人，听见蒋梦麟先生谈学潮后青年底三种心理：（一）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二）思想自由；（三）改变人生观。他便说：好危险！将来恐怕有许多青年要自杀。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也要做一篇论青年自杀的文章，他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他的意思大概是：能自杀的人固然比偷生苟活的人好，但是再转一个念头，能用自杀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极的自杀更好。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

以上都是对于林君自杀底各种感想。我以为林君自杀，是青年自杀中底一件，青年自杀，是全般自杀中底一件，要评论林君自杀底问题，不得不从全般自杀问题说起。

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我现在从各种方面分别讨论如下：

一、自杀底趋势

二、自杀底时期

三、自杀底原因

四、自杀底批评

五、自杀底救济

一、自杀底趋势　据社会学者说，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我以为是思想发达和经济压迫底程度）加增底趋势，因此各国自杀底人数多寡不同。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五年间平均计算，欧洲各国底人口一百万里，自杀底人数如下表：

丹麦 二五三

法兰西 二一八

瑞士 二一六

普鲁士 一九七

奥地利 一五九

比利时 一二二

瑞典 一一九

巴威利亚 一一八

英格兰 八○

那威 六六

荷兰 五八

苏格兰 五六

意大利 五二

爱尔兰 二四

二、自杀底时期　欧洲自杀底时期，每年从一月起，渐渐增加；自七月起，渐渐减少。日本人底自杀期，每年七八月间最盛。

三、自杀底原因　据统计学者底话：自杀事件，文明人比蛮族多，教育程度高的比程度低的人多，青年老年比少年人多，妇女比男子多，未婚的人比已婚的多，都会比乡村多，穷人比富人多。照统计学上自杀底人数看起来，可以发见自杀底三个原因：

（一）智识信仰发达

文明人

有教育的人

青年老年人

（二）情绪压迫

妇女

未婚的人

（三）经济压迫

都会里的人

穷人

这三个自杀底原因，详细地追本求原，社会压迫自然是这三个原因底总原因；但分别说起来，前两个是偏于主观的，后一个是偏于客观的。偏于主观的自杀，虽然受了社会压迫或暗示的影响，而自杀者的意志在主观上多少总与压迫的或暗示的意志相结合；偏于客观的自杀，大部分是因为社会的压迫。

再就自杀事件底各种直接的原因，除精神病之外，可以类别如下：

（1）厌世及解脱

（2）烈女殉夫

（3）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人

（4）义士殉国家及朋友

（5）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

第一类，关于知识信仰。

（6）失恋

（7）羞惭

（8）忏悔

（9）名誉被污

（10）考试落第

（11）刑罚底痛苦

（12）虐待底痛苦

（13）疾病底痛苦

（14）愤恨

第二类，关于情绪压迫。

（15）饿寒所迫

（16）债务所迫

第三类，关于经济压迫。

第一类底男子殉忠，女子殉节，都是中国、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荣誉，印度还有寡妇自焚的事。像这类的自杀，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班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孝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底暗示；这种压迫和暗示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殉教、殉主义、厌世、求解脱，这几种自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上社会直接的压迫，一方面也因为主观上受了一种新信仰新思潮的暗示，暗示也算一种间接的压迫。Wundt把暗示（Suggestion）叫做“醒的催眠”（Watch-hypnose），因为他也有催眠作用，受了暗示的人，便入了“意识逼窄”（Narrowing of consciousness）的状态，暗示底力量压迫着他的思路向一定的方向进行，他自己的意志完全失去效力（略用Christensen底意思，见Politic and crowd-morality p. 12）。 Christensen分暗示为二大类：一是别人的暗示（Foreign suggestion），一是自己的暗示（Auto-suggestion）；别人的暗示又分两种：一种是人身的暗示（Personality suggestion），一种是社会的暗示（Social suggestion）。人当恐怖、猜疑、冥想、迷信底时候，多起自己暗示的作用，中国人怕鬼，就是这种作用。人身的暗示，最有力量的是两亲、业师、宗教家、医生、演说家、音乐家、演剧家、大思想家、社会改革运动者、大文豪、爱国者，不但同地同时，就是在远方古代，他们也都有暗示底力量；社会的暗示就是历史、传说、习惯、舆论、道德、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思想潮流，这几样暗示底力量强大而且久远。个人底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底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底支配，决没有自由底余地。自杀也是一种行为，所以不能说不是受环境底压迫和暗示。压迫和暗示紧紧地逼窄了他的意识，意识失了觉性，意志失了效力，好像鬼迷了一般，压迫在后面追赶，暗示在前面指引，所以不知不觉地只看见自杀是唯一的道路，不容他看见第二条道路；而且暗示占领了他的知识界域，成了信仰，也不愿意走别的道路；所以平常人看做极悲惨，可恐怖的事，自杀的人看做平常，绝不回顾。这一类自杀的人所以多是文明有教育的青年，因为知识信仰发达的结果，比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容易接受这种暗示。

第二类底（6）、（7）、（8）、（9）四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道德习惯和舆论的压迫；（10）、（11）、（12）、（13）、（14）五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社会制度的压迫。人是社交的动物，一旦受了压迫，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断绝社交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像这种人自然毫无生趣；但是他们倘不受厌世思想、解脱主义的暗示，恐怕还没有自杀底决心。因为自杀多兼两种原因：一是社会的压迫，一是思想的暗示；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比较自杀的少，都是思想不发达，缺少第二种原因；倘若二种原因俱全，无论怎样勇于奋斗的人，一方面为社会底道德制度所驱逐，一方面为厌世思想所引诱，还有不自杀的道理吗？妇女的情绪易于感动，未婚的人情绪容易失调，所以自杀底人数比男子比已婚的人多。

第三类的自杀，纯粹是因为经济的压迫，受思想暗示底影响很小。都会里的人生活更艰难，所以自杀的比乡村多。物质文明越发达，富人兼并的力量越大，穷人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杀的比蛮族多。这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不良底结果，不能说是文明本身底弊害。至于学说思想随着别的文明发达，而且传播加快，厌世主义的暗示，也随着效力加大，所以各国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加增底趋势，这只可以说是厌世主义的弊害，不能归罪文明本身。这种受了思想暗示的自杀，应该归到第一类，和第三类的自杀关系很浅。因为受经济压迫而自杀的人，大半教育知识底程度很低，未必有学说、思想上的信仰；所以有许多困苦不堪老年残废的乞丐，还要贪生怕死，有为的青年却往往自杀，就是这个缘故了。少年人自杀的少，也因为他感觉痛苦和暗示的力量薄弱。有几种蛮族不但他们自己不自杀，并不相信人类真有自杀底事，正因为他们一方面思想不发达，一方面经济的压迫也不甚利害。

以上三类十六种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

（一）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

（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

四、自杀底批评　古来对于自杀底批评，有反对非反对两派：

（甲）反对派

（一）佛教反对一切杀，自杀也包含在内，而且他们相信轮回，杀这世的肉身，无济于事。

（二）基督教极端反对自杀，以为犯了自杀罪的人不能够到天堂。罗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主张就是受污的女子也不应该自杀。

（三）意大利神学者阿夬纳斯（Thomas Aquinas）说自杀有三样罪：一是违背了好生恶死的自然性；二是减少了社会底分子；三是侵犯了上帝底生杀权。

（四）费希特（Fichte）说为人生存时有义务，自杀是想免除义务，所以不道德。

（五）叔本华（Schopenhauer）说自杀不是应该非难的行为，乃是糊涂的行为，因为自杀只能够灭绝肉体，不能够灭绝本体（即意志）。他又以为自杀底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底平安，否定意志是达此目的底唯一方法。否定意志是什么？就是无我主义。

（乙）非反对派

（一）希腊禁欲派（The Stoics）说自杀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二）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处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底权利，那么人要延长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岂非也不应该吗？”又说：“我若是没有力量为社会造福，或是为社会底累赘，或是因为我的生命妨碍别人为社会尽力，那么我若是自杀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三）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反对国家设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和处罚自杀未成的等法律。

（四）福录特尔（Voltaire）说：“若说自杀有害于社会，那么屠杀生命的战争，何以各国底法律都认可？”

我们对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两种趋势：一是古代宗教家大半反对自杀，一是后来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大半不反对自杀。希腊古代的风气，本和自由思想的近代相仿佛，所以有Stoic一派的主张，完全与基督教相反。自由思想的希腊人，事事与基督教相反，不止自杀一端。

五、自杀底救济　讨论自杀底救济，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救济底必要？

我们为什么要救济自杀？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各国政府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他们是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到是真有两个可以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他们却不曾看见。这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是独身主义（我以为不婚主义和独身主义是两样），一个就是自杀。

更进一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维持这社会不让他破灭呢？这种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疑问，是哲学上的疑问；厌世百杀的人，正是这种疑问达到他心境最深的处所，感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才发生一种彻底的觉悟，最后的决心；这种自杀是最高等的自杀，是哲学的自杀，是各种自杀底源泉、模范，各种自杀多少都受了他暗示底影响。这种对于人生根本上怀疑的自杀，决非单是改良社会制度减轻压迫所可救济；他心境深处底疑问倘没有圆满的解答，对他说什么生活好，什么生活不好，什么社会制度好，什么社会制度不好；对他说自杀道德不道德，犯罪不犯罪，于社会有害无害；对他说什么死得值不值，什么徒死不能收改良社会的效果，什么为人类造幸福应该奋斗到底，什么自杀是女性，是示弱，是懦夫。像这一类的话，都是隔靴搔痒，在他的眼里都没有一看的价值。只有能解答他心坎里面深处所藏人生哲学的疑问，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观，才能够做他不去自杀的暗示。

我以为这种疑问，是两种心理造成的：一是苟且心，一是偏见。苟且心出于宗教上“空观”底暗示，以为人生百年，终久是死，死后底社会更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偏见出于哲学上“性恶”底暗示，以为人类生来性恶，救济、希望，终久是绝对的不可能，像这种黑暗万恶的社会，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

这两种心理都可以造成厌世自杀，懦弱的人就是不自杀，也要变成顺世堕落一派；顺世堕落原来就是厌世自杀的变相，都是极危险的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对于人生底价值都是根本地怀疑：一切皆空，人生底意义是什么，价值在那里？黑暗万恶，人生底价值又在那里？人生既然无意义，无价值，活着徒受痛苦，不自杀便是无意识的苟活。

人生果然完全是空？人性果然完全是黑暗？人生果然无意义，无价值？

相信“空观”的人，未必都相信灵魂转生（果然灵魂转生，不但现世界空而不空，并且死后底社会还和我关系不断），就是我也不相信灵魂转生；但是“种性不灭”、“物质不灭”，我们是相信的；一切现象是转变不是断灭，一切空间时间都无实在性，都是这永续无间的转变现象上便于说明的一种假定，我们也可以相信的。我们个体的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说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这些记录里面。我们个体生命和全体生命底现象、痕迹，无论是善或恶，是光明或黑暗，总算是“有”不是“空”。

复次讨论人性问题，“性恶说”本是一种偏见，人性本有善恶两方面如下表：

善的方面： 恶的方面：

创造的冲动 占有的冲动

利他心 利己心

互助的本能 掠夺的本能

同情心（即恻隐心） 残忍心

爱慕心 嫉妒心

哀哭的本能 嗔忿的本能

在生物进化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动物，他本性上恶的方面，也和别的动物一样；不过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他的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虽是最高等动物，“下等动物的祖先”所遗传的恶性固然存在，他们所遗传的善性也未尝不存在；况且现在正在进化途中，恶性有减少底可能，善性有发展底倾向，何以见得绝对没有救济底希望呢？受厌世主义暗示的人，只看见人性上恶的方面，没有留心那善的方面，岂不是偏见吗？

“空观”是世俗囿于现世主义底一种反动，“性恶底悲观”是过于把人类看得高明底一种反动。反动不合真理底本来面目。我们现在要了解人生不完全是空；而且要了解这不空的人生不完全是恶，我们要了解人生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了解得人生底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他心境最深处所怀的疑问，便自然有了解答，自然会抛弃那危险的人生观。

危险的人生观，厌世的自杀，乃是各种自杀底母亲，这种自杀底救济，也就是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因为自杀底原因虽各不相同，多少都受点厌世思想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算是各种自杀底共性。解除了暗示，抛弃了危险的人生观，对于人生根本的怀疑有了解释，方才可以和他说什么改良生活状况，反抗社会压迫，由个人改造社会，奋斗到底一类的话。这种自杀有了救济，其余自杀底救济才有路可寻。

厌世观以外，其余的自杀：像上文所列的（2）、（3）、（4）、（7）、（8）、（9）六种，都是为了社会道德习惯上积极的压迫；（5）、（6）两种，都是为了宗风名教学说道德上消极的压迫；（10）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压迫；（11）、（12）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消极的压迫；（13）、（14）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或消极的压迫。

社会成了固定性底时候，他的道德的组织和制度的组织，往往发挥一种极有势力的集合力，压迫、驱逐那和他组织不同的分子；那被他积极的（就是奖励）或消极的（就是禁止）压迫而没有集合力和他反抗的分子，往往出于自杀。这种被压迫、驱逐而自杀的分子倘然多了，决不是全社会中底好现象。救济底方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压迫的社会要觉察自己的组织底缺点，要有度量容纳和自己组织不同的新生分子，要晓得这种分子将来也会有集合力，也会有一种新组织，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分子倘然发见了社会底罪恶，不要消极的自杀，要有单人匹马奋勇直前的精神，要积极的造成新集合力和压迫的社会反抗。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

经济压迫的自杀，自然也是社会制度不良的结果。世界上对于这种自杀底积极的救济，正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不用多说了。我相信社会经济制度果然能够改变，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不被一班好吃懒做的人抢去，那时便真能达到孔子“均无贫”的理想。因为贫富是比较的现象，缺乏乃是对于不缺乏相形见绌的情况，分配果然平均，那里会有贫的现象？生产物果然按劳力分配平均，无论生活如何困难，那里会有心怀不平愤而自杀的人呢？

据以上讨论，自杀底救济，仍用因果法则，照着自杀底总原因分为两事：

（一）解除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观）；

（二）解除社会的压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

现代青年的自杀，大多数是（1）、（6）两种原因；林君自杀自然是厌世不是失恋。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象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但是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不是这样。思潮底趋势如下表：

古代思潮： 近代思潮： 最近代思潮：

理想主义 唯实主义 新理想主义、新唯实主义

纯理性的 本能的 情感的

超自然的 自然的 以自然为基础的

天上的 地上的 人生的

神的 物的 人的

全善的 全恶的 恶中有善的

全美的 全丑的 丑中有美的

未来的 现世的 现世的未来

人性超越万物 人性与兽性同恶 人性比兽性进化

理想万能 　科学万能 科学的理想万能

玄想 现实 现实扩大

无我 唯我 自我扩大

主观的想像 客观的实验 主观的经验

个人的非国家的国家的 社会的非国家的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虽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参看《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文艺的进化》）。

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Rodin）底新艺术。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中《精神独立宣言》）。

这思想变动的时代，自然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也是很危险的时代，很可恐怖的时代，杜威博士和蒋梦麟先生所虑的，想必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段〕；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前几天北京方面复辟派谣传很利〔厉〕害，许多朋友听了很气愤，我听了丝毫不以为异。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来做元首和老头儿做元首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复辟，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底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

我们的君主不天天在那里下圣谕叫我们安分守己的读书吗？叫我们兴办实业吗？他用的各省督、抚、司、道不都比光绪、宣统时代还要威风万倍吗？封禁报馆，监禁主笔，不比光绪皇帝、宣统皇帝还要利害吗？贪赃枉法的文武官吏遍满全国，皇帝左右连一个铁面御史都没有了，这是么世界中！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去做了帝国官吏的，现在不用理他；还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传民治主义普及人民，一面设法取消帝政。一切设想、运动，都要当做未曾宣布共和以前一样。

同盟会底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倘不赶紧补习功课，那里会有毕业的希望？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诸君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责任，不但辛亥年未曾完结，现在还未曾起首呵！我们不可以革命成功的伟人自命，我们应该以侥幸及第的学生自命。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什么召集国会，什么制定宪治，什么发展实业，都要建筑在这三门功课上面，基础才算巩固。现在大家迷信的国会和宪法，都是帝政时代的产物，他们骨髓里充满了帝政的腐败臭味，我们实在不满意，实在没有恢复底价值。

我们希望赶紧补习三门功课，补习好了，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那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那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底大问题。

Olive Schr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六卷六号《新青年》六○一页）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自然是觉得旧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中国底社会上有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必要，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现在要敬告诸君的有三件事：

（一）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

（二）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

（三）不应该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利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紧的还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条路。我们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着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复。有了稻香村，接着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现。现在大家都来办报，不肯向别的事业方面发展，也就是缺乏创造力底缘故。照我们现在的学问程度人才力量，一个地方只配办两三种报，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强杂凑起来，一个报也办不好。这是何苦来！就是办报，也应当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报，不必办许多性质相同的报。现在性质相同，读者方面相同的报已经不少了。我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果然有价值，尽可送到各报发表，各报没有不欢迎的。一定要自己独立办一个人云亦云的报，这是什么一种心理？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时〔的〕招牌吗？我实在不忍这样说，实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内容都大同小异（内中有几种牛鬼蛇神的报，又当别论）。看报的还是那一班人，实在人力财力都太不经济。所以我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

死抱着祖宗牌位向后退走的顽固派，我们不去论他。就是那半新半旧的先生们，像那帮着警察厅大骂同学的人，又像那挂起留美学生的金字招牌办杂志，却仿照无聊的医生底办法，请出许多名人介绍，这班人既然可怜没有当顽固派的魄力，头脑中又抛不了祖宗牌位底偶像，我们也不去论他。我们深以为憾的，正是我们很推重的杂志，我们很希望的青年，也发出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这种直觉的新学问家同古代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分别，恐怕还不及他们有人生与社会的经验呢”。试问大科学家底直觉哲学，是否毫无价值？试问中国现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觉的新学问家？试问古代的学者底人生与社会的经验，现在有什么价值？说什么“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世界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他列举的三种新思潮固然不错，可惜这三种新思潮虽然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却不是他没头崇拜的自然科学所能包办的呵！他用“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眇视的心胸”，骂倒一切新杂志，固然痛快，但独独推重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除了因为这两种杂志多讨论自然科学以外，不知道还有何种理由？他说：“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句话固然有理。但科学脑筋却不限于自然科学，不反背科学精神的文学艺术，也都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现在中国底杂志无不幼稚，难道只有讨论自然科学的杂志特别进步吗？他说：“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竞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其所以不知科学者，科学艰深，非一蹴可几。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登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限，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美洲之科学北京之大学月刊数理杂志，其言论文章，稍近科学矣。然其销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谬论者乎。……方今之人，震于西学之势，痛诋中学。……而抑知性理之学，经数千年之蕴蓄，其中固有至贵者存乎。夫理学与科学，两事也。科学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辈有精严之宇宙观；理学之用，在存养省察，使吾辈有正确之人生观。故理学不患其旧。虽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从。所谓‘推之万世而准’也。而科学则力求其新，非新则绌矣。……又说新者多拾人牙慧之余，似是而非之妄解，虚诞无实之谬谈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人，大之可害遍族类”。这一段议论，恰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好像是一人手笔。前半段极为独尊西洋的科学（看他科学玄谈对举，又不满于近来的思想革新，又专门推重讨论自然科学的三个杂志，想必是专指自然科学），别的关于思想艺术的学问，都一笔抹杀。这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慑于西洋物质文明底极幼稚的观念。至于西洋各地学术文化底发达，简直未尝梦见。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更难几倍吗？都可一蹴而几吗？后半段忽然又把中国底性理学抬起来和西洋底科学并重，而且分作两事，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约他还是抱着张之洞以来“科学是新的好，道德是旧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国好”的一种成见。中国底性理学，和西洋底哲学伦理学学类，难道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吗？西洋底近代哲〔学〕伦理学都受过科学的洗礼，所以可贵。中国底性理学怎么样？中国底性理学，果然只谈人生观，不曾涉及宇宙观吗？科学果然只可以教我们的宇宙观，不能教我们的人生观吗？非科学的性理学，怎能够教我们的人生观正确不至错误。理学只问善不善，不问旧不旧，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理论上科学又何尝不如此呢？照他这样分别科学和性理学底不同，是否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推之万世而准”这句话，是一种妄想。是演译〔绎〕法最大的流弊，决不是科学家脑筋里应有的东西呵！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不能够拿他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

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歧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我以为珍重研究介绍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了一个科学脑筋，就应该指出那种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好的效果；那种思潮是旧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恶的效果。不可以笼统说凡属自然科学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谈”，都是“谬论”，都是“空谈”，都是“燎原之祸”，都是“拾人牙慧”（义皇之言，何尝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虚诞无实之谬谈”，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类”。像这种笼统不举实例的谩骂武断，在官场文告中时常看见，学理的讨论果然是这样吗？科学家底态度果然是这样吗？自己说“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还须虚心观察，不敢独断底人”，怎样竟出以非科学家的态度呢？谬论与空论不同。说他是谬论，必须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谬处，才算是科学态度的批评。若拿出科学家的态度，实际批评那种新思潮是何以好，那种新书报，那篇文章，有那种谬论，他谬处在那里。像这种学理的讨论，正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若是不问青红皂白，对于一切新思潮笼统加以“鼓吹谬论”的徽号，这简直是从根本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助守旧官僚张目，要造成向后的反动。若是明目张胆的守旧派说出这种话，我们不以为奇。某杂志似乎也是一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办的，竟然有向后反动的现象。像这种挂起“毋忘国耻”招牌卖日货的办法，我们断然不能容忍！

有一个人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说：请你告诉秦先生，“我赞成新思潮，新文学，请他邀同全体教员学生打电报给山东督军，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因为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报销路都很好，此地有许多做黑幕小说的做红男绿女香艳小说的朋友，都打算改做这种投机的事业了”。我得了这两个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这是何等神圣事业！我们中国人腐败、堕落，精神上物质上都到了破产的运命。最后的希望，就是想随着全人类大改造的机会，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这种最后救济的新运动，不过才有一点萌芽。倘若仍然把他当作从前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一样，当作一种做官发财的器具，这便是明明要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同样做人的一线生机斩断了。做官发财的路道很多，何必做这样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东朋友，他有一种偏见。他总说：“上海社会中了‘苏空头’的害，无论什么事发生，总有许多人乘热闹出风头，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是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才不至为这位山东朋友所轻视！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像现在这样的浅薄、粗疏、空泛，谬论还不彻底，小区区就是一个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论谬不谬，和精密的学理，原来是两件事。有时很精密的学理也许是谬论，有时学理虽不精密也许不是谬论。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化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几句话，却真是我们的昏夜警钟呵！

基督教与中国人

（一）

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二）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稣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觉悟到什么程度？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四）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五）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得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稣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二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六）

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一）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约翰传》六之五十五）

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

耶稣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

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伟大的宽恕精神。他说：

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

我告诉你，那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

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

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癞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

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三之三十四）

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

Pharisee人与学者讥诮耶稣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稣对他们说道：

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寻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七）

耶稣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的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

新教育之精神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我并没有什么学问（先生自称），不过蒙海内同胞推奖，年来奔走四方，唤醒民气，也不过稍尽一点国民责任而已，实在抱歉得很。

今日承诸君之请，来此讲演，仓促之间，我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但诸君现在是读书师范学校，为教育界之重要分子，将来出身办事，主要是教育界上，又如社会上的中坚人物，而教育为国家的命脉所依托，故诸君的责任，实在非轻。我今天演说之题目，也就是新教育之精神。我对于新教育一项，素少研究，而在座诸君，尽是研究教育的，想平日对于教育一项特有心得，以不知教育的人，而对研究教育之人讲教育，岂不班门弄斧吗？

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经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经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则，则昔日读圣经，考训话，讲道学，仍然是新。若不然，那怕日日读ABCD，习数学，习理化，还不能够算得新，甚至比较旧的，还要差些呢！

今就以教育一方面讲，要怎样才算得新呢？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你看现在各省的学校，有些因经费都被外人拨扣，以致陷于无教育之地步，那是一不消说了！还有一些办得最热闹的，校舍固然好看，是“巍巍峨峨”的洋房，内面学生的教科如何？教员的教授法如何？以后学生的勤奋如何？一切都不管问；只顾外面好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非独办教育的如此，即凡百举动，亦莫不然。譬如架个茅厕一样，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饰，内面是屎是尿，臭不可闻，那都不管了。你看现在的学校，那一个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学校的大权，掌在教长及少数教职员的手中，学生的困苦，全然不顾。教职员程度有不好的，学生不能非论，如有违着的，就拿那些诽谤师长，侮辱职员的条例来压迫学生，把学生当作机械的、被动的。学生只能在书桌子上做自己的功课，于外面社会上的实况，一点都不知道。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出了学校，更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还能望他改造社会吗？似这种学校，不过造出几个书呆子出来罢了！于国家没有一点益处，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

1．宜注意社会方面，

2．当以学生为主体，

3．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

第一，怎样要注重社会方面呢？因为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倒可日常的用品，寝室的器具，断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情协力之自然趋势。此自古各大学者，所承认的，是以我们人类，是决不可与社会分离人。教育是教养人类，使有经社会生活的能力人，故第一要注意社会方面，譬如教授小学的地理，若开口就把〔讲〕巴黎、纽约如何繁荣，如何重要，他知道巴黎、纽约在那块儿呢？我的意思以为教地理应先从本讲堂讲起，然后教本校的校址，以及本城市、本县、本省，实地考察，庶儿学得有益处。若讲到历史一项，小学的历史教授只好取消，何故？要晓得小学生，本无学问可讲，他的教育宗旨，原是启导他的智能和开发他的思想。你若对他讲什么唐虞三代，五霸七雄，他的耳未曾听过，目未曾见过，他知道是什么？如此教授，不惟更差，适是以惑其思想，乱其脑力，故不如不要为好。又如教授理科，更用不着书本子了，顶好将本地方所产生的动、植、矿物的活标本，实地考察，还得益较多。他如修身、农业、商业、图画等科，更好就社会的实在情况研究，使儿童能应用于社会上，得实在的效果。

第二，怎样要以学生做主体呢？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学生反放在客位，当作被动的和机械的。教员在讲堂上教授，只知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装入学生的脑子内去，殊不知学生固有他的知识和学问，不得要拿先生的来装入进去；如先生的能够引导他们所能做的，启发他们所同有的，和学生自动的本能就是了。故现今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他说：“在当时，是先生教学生，若在今日，更是学生教先生了。”实在不错，怎么说？在当时先生教学生，只晓得把书本子装入学生的脑子里去，那更不消说了。若在今日小学教育，学生正当少年时代，恰如春天的草木一样，正是萌芽时期，他的脑髓，优园美满，思想力、记忆力，一切都比先生强得多。年幼的儿童的心理，还足以先生研究。若在教授时间，有些事情先生想不到的，而学生反而想得到，先生不能说明的，学生反能充分了解，并能提出许多疑问事情来，能启发先生的思想和脑力，这岂不是学生教先生吗？又如学生在校求学，于校中一切事情，知得明瞭。而现今学校的事情，专靠着校长和少数教职员掌办，开口就说他们是研究教育有经验的人，先前他也做过学生过来，办学校一定是好的。殊不知，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没有一定的规矩，即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洋的亚底士多德，在当时，他的学说，是“质诸鬼神而无疑，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然至今日，又“时移事变”，那就不行了。要知教育的事业，是与世界一齐变化的，若说“往日是先生教学生”为正理，今日是学生教先生为不正。专只就古时的理论，而不考察今日的事实，那就不可以了。学校的事情，学生所知的比较多，怎么说呢？学生在校内求学，所谓亲莅其境了。对于学校的事件，要如何改良？如何配置？如何办法？何者有■于学校（原文此处为■）。对于学生有不便利处，更要废除。何者学校缺乏，对于学生有益，更要兴办，学生一一透底明白。故学校若以学生为主体，遵学生提议办去，没有办得不好的。若靠着几个教职员，我恐怕办去，只有退步，那还能够与时俱进吗？系看现今的学校，那一个不是以学生做客体，拿他当被动的机械的，学校的事情，学生不唯不能参与，反而动辄拿那些通则规例，来压迫学生，终日如此，教育又怎能与世界一齐进步呢？又何怪每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学校，至毕业后，若是压得背驼足软，了无生气呢？如此学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隶性质的国民，只知道服从，那还能够自动吗？那还敢望他来出力为国家和改造社会呢？

第三，何以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质为重呢？我们中国人，是最爱讲形式，不顾实际的，我听闻北京清华学校，建筑图书馆，费了三十几万，仅仅买了二万元银元的书，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若要不讲形式，多买些书，供众人的阅览，岂不好吗？现今各省的学校，无一不是讲究形式，如外面的校舍，学生的制服，都是讲形式的，至内面学生的科学，教员的授法，却一切都不管问，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国民学校，都是讲究形式的。当真说起来，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员起，因为他是最好讲形式的，取消了他们，然后注重实际的教育，庶几较易。

还有最奇怪的，就是一般的农业学校，外面挂了某某农业专门学校的招牌，学生和教员，坐在学校内讲农业，外面田间的事情，不独不能耕种，简直一点都不知道。这种学校，我倒不晓得办了有什么益处？此外，尚有好多的学校，常常逼迫学生进校的时候缴纳制服费，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一年四季，都是要穿制服，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甚至学生家里贫寒的，连学膳费钱都没有，那有钱来缴制服费呢？并且学生在校，读书就读书，穿什么皮鞋，戴什么制服帽，若是穿便衣便帽，岂不是好么？再进一层讲，若留了些■费（原文此处为■），把学生买书，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劝诸君，此后出钱办事，不必讲形式，多注意实效就好了。那么，学校经费多，就多开办几班，学校经费少，就少办几班。把学生的科学，认真教，提高学生的自身必须的本能，切莫压迫他。至外面的校舍，那更可以不问——茅屋亦可以做学校，不必一定要洋房，没有桌凳，坐在地上亦可以讲学，只要认真教授，形式尽可以不管他。

以上三个意见，更是新教育之精神，我望诸君此后在教育界上办事，是最要注重的。第一，就是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为儿童所时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那就自然易于了解，没有“莫明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以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他。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今天时间太仓促，自知没有十分准备好，有负诸君之雅意，还望诸君原谅，原谅罢！

陈独秀过沪之谈片

编者按：

陈炯明时任广东省省长，拟将海关的关余充作创办西南大学的经费，时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岑西林亦赞同此举，请章士钊、汪精卫等筹办此事。他俩又邀陈独秀参加。陈于1920年2月23日由北京至沪。据联合通信社云：“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之约，前赴广州，于阴历年终过沪，小作居留，即乘轮赴粤，兹得其谈片如下”：

陈君云：“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者，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西南大学，自汪精卫、章行严、吴稚晖三君，与予（陈君自称）会晤后，吴君颇主张大学地址设在上海，在吴君之意，以为大学设在广州，诚恐受政治军事之牵动，大学基金，因此或难巩固，不如就上海租界选定地址，无论政治军事，有何变动，可保不受动摇。实则西南当局，既有创办大学之决心，成立以后，自有舆论与人心之保障。就如北京大学，虽历几许风潮，终能屹然不动，即其明证。若设在租界，则倚人为生，大学自身，已失其独立根性。办成以后，有何价值？故吴君此种主张，吾个人绝端反对之。汪章两君，本无成见，予已电告两君，表示此意。将来会晤以后，当可仍照原议也。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在巴黎办中国大学，或将西南大学另开国外部。此议吾人亦不赞成。盖吾人求学，既已远赴巴黎，当然不入中国大学，且事实上亦以径入法国大学为宜。欲学中国学问，则尽可就地求之，初无赴法之必要也。若以为凡人但能一抵巴黎，即可脱胎换骨变莠为良，不必问其求得何种学问之理想，则吾人未敢苟同。盖归自巴黎，又依然为恶者，事实上正不乏人也。”又说：“吾人赴广州后，将于印刷界有所刷新。或就西南大学添设印刷部，以为刷新计划之试验。此种计划，第一步，即将铜模之单字，改为双字，或联字，所有名词熟语皆分别铸为一颗，例如上海两字，向来须先取上字，再排海字，吾人新铸字模，将上海两字铸成一颗，其余名词熟语，大半类是，则排字时，可省二分以上之时间，则印刷事业可省二分一以上之名词。动词、接续词，分别隔断，俾读者一目了然，无形中寓教授文法之意，日久以后，便可将吾国固有之单音语变为复音语（拼音）。此计划之实行，拟另设一印刷学校，教授一班生徒，从事工作，以为改良各处印刷业之先导云。”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决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

（二）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绝这个祸根，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两项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贫困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结果；社会组织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们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预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预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损身体底健康。

后来无论赞成马尔塞斯底学说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见，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对于马尔塞斯底（2）、（3）两项意见，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于他的根本学说，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马尔塞斯主张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项，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项，因此人口论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项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吗？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伟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论，他一生百年间，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经过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昼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马尔塞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伟大，克鲁泡特金所谓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间，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论》第一版十一、十四页）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现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豫言当时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说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论，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吗？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 nationale pour I'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caise）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议案十二条。议会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议案。德国自从一九○○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减，因此国论沸腾，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 wolf教授等所组织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 Yesellschalf fur Bevolkerungspolitik），他们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预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现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警告、豫言相反吗？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吗？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吗？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伤〔像〕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鱼吃普通鱼而生存，普通鱼吃小鱼及甲壳虫而生存，他们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吗？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论，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象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吗？前一项现在或者可以说渐渐减少，后一项无论医术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绝迹，还是一个疑问。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步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像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给人类吃的生物，他们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许多我们现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们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像养鱼隔离法（产卵期内和他鱼隔离，防止卵为他鱼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驱除害虫法、家畜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没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废止底好处：（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旷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伟大了。

姑且让一步说，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现在的经济制度，现代的科学程度而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美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和马尔塞斯时代迥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输入多量，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渐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们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再让一步说，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话固然不错，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维持社会生存以上，资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像现在俄、奥两国产业界底情况，无论有如何大力的资本家，也不能够把维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销场的国家，若是没有资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维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况且棉纱、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没有绝对不足还可以输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纱、米谷反是大宗的输出品，这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预料相反吗？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种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如下表：

一年度 二年度 三年度 四年度 五年度

劳动人数 10 20 30 40 50

收获总量 100 180 240 280 300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 80 60 40 20

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们要晓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须耕种的食物；第三，我们要晓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们要晓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满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问题放下不理，预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说地球将来也要毁坏的，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呢？

（六）

有人把经济思想分为二大系统：一是富底哲学，说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贫底哲学，说明贫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亚丹属于前者，马尔塞斯属于后者。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没有足不足底比较，个人贫困底现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马尔塞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贫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论，对于God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统的攻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识。发明了贫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别的发明家、持论家陷于同祥的偏见。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那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有得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论》第二版五三一页）Place说马尔塞斯否决无事的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却许无事的富人有这种权利。象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

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象限制人口那样简单。第一要向〔问〕贫民是怎么会贫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问贫民底子女何以没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丢开这两个问题，专门限制贫民人口，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就不说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两项实际的损失：（1）贫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倘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绝大的损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贫民底子弟多勤劳，倘专门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论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论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论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贫富底分别。

（七）

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曾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若依马尔塞斯底主张专门限制下层阶级，不承认贫民有生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法：

（1）发展生产事业　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够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

（2）发展交通事业　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发达科学　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发达生产技术　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增加劳力底数量　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　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骂社会主义的学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孙，都要变成没有生活资料的贫民，都要被马尔塞斯取消他们的生存权了。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太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纵然大家说平均分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那就请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这总是做得到的罢。这种分配底法子固然离平均还差得远，但是也可以救济人口问题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　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

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

——反对在沪设立

自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西南大学大纲，并决定校址设立在沪后，陈君独秀极不谓然。此间各界要人，如唐少川、孙伯兰，皆反对在沪之议。谢无量更谓大学在沪设立，必当派员筹备，其结果购置地皮不得，建造校舍不成，而大学基金已归于尽，届时西南大学四字，已成为历史上理想的名词，盖上海地皮昂贵，建造艰难，非主张在沪设立诸公所能梦想也。兹陈君独秀又发表其反对在沪设立之种种理由，略记如左，陈君云：

大学在沪设立，主张最力者为吴稚晖、胡汉民诸君，其主张之理由，谓在沪设立有四种利益：（一）上海在外人势力之下，不受政潮牵制；（二）广州恐不免战争，一有战争，大学设备难保根本破坏；（三）为川湘黔三省学生交通计，以上海为便利；（四）大学基金出于关税余款，此项余款，属于中央，故大学宜设在沪。此四种理由，皆不能使吾人信赖，何则？政潮影响，不能及于大学，北京大学自辛亥以来，经几许政潮，始终屹然无恙，即其明证。若恐武力破坏，则吾国武人，野蛮似不至此，北京大学亦曾从京津兵变、张勋复辟两次纷扰，未尝动其毫发，亦足使吾辈安心。如谓不信赖中国政府与社会，必求依赖外人，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匪第学校，其他事业亦宁有安全发表之余地。故以谋安全讲学为理由，主张在沪设立，实有置北京大学与广州高等师范及全国一切学校于化外之意味，吾人绝不敢承认。至于交通，以现时状况论，在沪可谋川湘黔三省之便，而招粤桂滇三省之不便，便不便各半，所谓便利者，已两相抵消。况大学为百年大计，吾人言交通，至近当以川汉粤汉两路成立为标准，两路成立后，川黔湘皆以赴粤为便，则所谓上海便利者，更无理由。至谓经费出于关余云云，其理由直有否认西南政府之意味，实属矛盾之极。且关余为国家收入，西南大学当然为国立大学，初与在粤在沪不生关系，此在沪有利之说，吾人不能信赖之理由也。且大学在沪，尚有三大弊害，吾人不可不知：（一）办大学而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上为莫大痛苦，况以国立大学置诸政权不及之地，尤为不成事体。（二）上海租界，地皮昂贵，大学须用地基，必须数百亩，欲觅数百亩地面，已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曰能之，而开办之初，即耗去地价数十万，他种设备，不能不趋于易简，结果所至，恐不出谢无量君所言主张。在沪之人，希望同济学校旧址，无论该校旧址不能敷用，而该校尚在法人手中，交还手续，亦非一时所能办到，且非经过北京政府，不能接管该校产业，不识主张者将以何法经营之，此吾人所惑者也。（三）近代教育原理，专门学校皆斟酌社会状态，为适宜之配布，比如都会设文科理科，商业地设商科，工业地设工科，因学校教育不能不受社会地，所谓闭户读书与社会隔离者，非近代教育原则所许也。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西南大学断无专设工商科，以迁就社会之理。且先设文科理科，为已定之计划，将校址安置上海，直与教育原理反背。更就广州言，大学设在广州，尚有五大利益：（一）广州社会，有多数市民及讲学之人，不似上海之纯为工商社会，设立文理两科，合于教育原理；（二）校址有公地可拨，不必销耗巨金；（三）两粤民风勇健，输以高尚文化，必能奋发有为；（四）南洋华侨归国就学，以广州为便，设有大学，可通南洋教育；（五）中国三大流域，黄河流域已有北京、南开两校，长江流域亦有复旦、南洋及其他各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使与江河流域，平均进步，今恰好有此机会，若移归上海，则上海锦上添花，而将来广州大学之建设，不知何时矣。凡此五种利益，主张在沪者，皆不记忆及之，已属异事，更有一显明之理由，即以西南政府创办之大学，不置诸其自己之领地，而寄诸东南海滨之外人肘下，名称矛盾，系统冲突，尽人皆知，而主张者亦未注意及之，诚令人无从索解也。至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设立西南大学外国部于法国里昂，已均得军府承认，岁拨经费二十万，此举尤令人骇怪。法国文化中心为巴黎，里昂不过机织发达之一工业地，何以吾国必设大学于此？况区区二十万，何足以语大学，更何足以语外国大学。吾人留学法国，何必自设大学，吾人欲学中国学问，何必远航赴法。凡此种种，真令人入五里雾中，莫知所措矣云云。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象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底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象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训卢永祥的秘书

卢永祥是个不识字的武人，他发出的电报，当然是他的秘书做的。当他的秘书，自然不应该有知识，我们何必责备他？但是“五一”纪念节的历史，去年的北京《晨报》，去年和今年的上海《星期评论》和前天工界传单，都说得很清楚，他虽然无知识却不是瞎子，为什么硬说五月一号是俄国劳动纪念日呢？难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凡是于你们不便的，都可以随便加上俄国二字好叫中外人都深恶痛绝吗？倘果然有此效力，我很希望把你们所喜欢的大洋钱上都加上俄国罗布几个字。

这次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本是工界各团体发起的，和学界毫不相干。像我们这样非劳动的读书人，只好厚着脸去做来宾，学生要有去的，一定也和我有同样的感想。卢永祥的漾电，硬把世界二字改为俄国二字已经是杜撰了，又硬说是学生开的，试问学生并不是劳动者，如何去开劳动纪念会？若说是学生利用劳动者，工界所发的传单、宣言，你们看见没有？和学生所要求的是不是一事？“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这一句妙文，非善做截搭■的老手不辨（原文此处为■），倘若译成西文，传到外国，真是一场笑话！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产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那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曾〔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诒，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水浒》新叙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

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他们要求我做篇叙，我没甚多话说，惟有指出这书主要的理想和技术，请读者注意。

两个工人的疑问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长的许多有用的矿产，更非用人工去开采，不会自己出来的。砖瓦不用说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运，他自己也不会跑到砖瓦一块，自然替我们凑成功一个房屋。我们穿的衣服，自从种棉、养蚕以至纺纱、缫丝、织成布匹，那一样离得了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单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工？我们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种田的人虽然自己〔不〕做屋不织布做衣，他用劳力做米的粮食，可以供给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说是拿自己劳力做的粮食换来别人劳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虽不种田，他能拿自己的劳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换粮食，这也是分所当然。若是我们不做工不劳动，那便是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换别人劳力做成的粮食房屋和衣服呢？这样的人要想有粮食吃有屋住有衣着，除了去做强盗、扒手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真的工人团体

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霍乱和痢疾

夏天霍乱，秋天痢疾，都是容易传染而且狠利害的病。得病的原因，大半是吃了腐烂的水果和不洁净的菜，喝了不洁净的冷水。可怜用力出汗的劳动者，那能够有许多洁净的热水吃，屋内或街上的自来水就是他们止渴的救命汤，这就是劳动界得病比别种人多的原因。劳动者有菜吃又有水果吃，已经是福气，还管他洁净不洁净，这又是一个得病的大原因。但是劳动界要把霍乱病和痢疾减少一点，怎样办才好呢？

老爷们的卫生

听说警察厅禁止劳苦的人在街路上睡觉，说是有碍卫生。多谢官厅也知道注意穷人底卫生了。但是他们若回到那十人同住一间的小屋里去睡，恐怕更不卫生。而且我还可断定他们若有做官的老爷们那样宽大的公馆，他们一定不肯在街路上睡觉。

谈　政　治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所引）。 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政〔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 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数多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对于时局的我见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段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成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

因为外国劳动运动都闹得利害，我们跟着凑热闹吗？我以为决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不应该有劳动运动。我们不能说中国底劳动者境遇不苦恼，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人不应该提倡并帮助劳动运动。

因为要大大的来改革中国底政治和经济组织，才利用劳动运动吗？我以为也不是这样。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底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贺川先生所见的闸北和营盘口等处贫民窟里贫苦工人底生活状况，上海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见。但是像各处马路旁边小铁匠店里底小徒弟，无冬无夏从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炉边旁打铁，这是容易见着的。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你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因此我要说一句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

富人生活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

坐汽车四处兜风。

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

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

睡在纱帐里，床前放着一盘水，点着根蚊烟香。

肥鱼大肉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

穷人生活

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

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

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

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

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贫　民　窟

日本有一位贺川先生，在神户贫民窟和贫民同住了十几年，舍身舍家的帮助贫民，算是日本贫民的福星。现在来到上海，调查上海底贫民窟，十分恳切详细。我们从前只晓得上海有两处大的贫民窟，一在闸北，一在南门斜桥。现在贺川先生亲自去调查出十好几处，画出一张详细的图，他前天把这图给我看并且问中国有没有肯舍身帮助贫民窟的人，我对他实在又难受又惭愧。

无理的要求

三新纱厂底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

为什么不吃牛肉？

从前老年人多半不肯吃牛肉，我们都说他迂腐，其实他不肯吃牛肉，是有一种很好的意思，我们不可大意了。

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做了这等重要的工作，还忍吃他的肉吗？所以我说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有很好的意思。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肉呀！

国庆纪念底价值

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底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底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底价值，一是中国共和底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底批评，固然不象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象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底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底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底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底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的议员运动费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底穷人得的着吗？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底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者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像黄花冈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产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

（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底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

（二）中国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须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

（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

（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业酿成经济不平等之危机？

（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

（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底问题？

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底价值和中国共和底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伙友》发刊词

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此时中国这三种劳动者底境遇无不苦恼，商店底劳动者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现在要联合起来，各人说说苦恼底状况及原因，公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才好。

因为商业竞争上的关系，把人类有用的精力用在许多无用的地方，这是资本家生产制各种弊害之一；因此“废商论”在新的经济思潮里得了很大的势力。但是现在商业底经验及技术到了废止个人的商业竞争时代，在社会的工业自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职务，不可轻忽的。所以商业伙友们要觉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旧改革底必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及技术底用途也有新旧改革底必要。

简单说起来，本周刊发行底目的有二，就是：

（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

（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敬告广州青年

在广州我有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机会可以到广州，而竟没有去成，实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许多广东朋友，又有许多别省的朋友告诉我，广东人的性质和广东的社会状况，我归纳起来，得到两种极端不同的结论。一是好到无以复加，一是坏到无所不至。这两种结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端矛盾，不能并存，然而我以为这两样都是事实。

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为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广东人赌钱做官的乡绅是同将本求利的物质主义）的梁士贻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

现在压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我料压迫广东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一、星期日休息

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

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

我们中国底事样样都比不上外国，劳动者境遇也是这样，说来真是可耻又可怜！

外国劳动者星期日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月都有工钱百元数十元，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女工、童工及老年工人，大概都有特别保护的法律，中国怎样？外国工厂里对于工人卫生及教育也都有一定的工厂法，中国怎样？外国国家或厂家对于劳动者底住所及饮食店多有很洁俭的设备，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劳动者生产的、病的、老伤的、死的都有相当的抚恤，中国怎样？外国已经没有万恶的工头了，中国怎样？

外国工人们已经得着了这们〔么〕许多好处，但他当初也和中国工人一样，后来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拚命要求才得着的，不是平平安安容易得着的。

外国工人们虽然得着了这们〔么〕许多好处，但他们还不满意，还是叫苦连天，还在那里结大大的团体，还在那里做大大的劳动运动；这大大的运动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矿工要求占领及管理矿山，意大利工人要求占领及管理工厂。我们少见多怪的中国人听了这些话，恐怕都要发出“人心不足”底叹声。

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底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

倘然今后仍旧照现在一样，工人们连这三样好处也得不着，像这样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的地方，必然要招引许多被工人驱逐的外国资本家来办实业，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所以中国工人这样困苦，不见得单单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资本家见到这层没有？

《儒林外史》新叙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那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那一个人不是维妙维肖？

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他的母亲不管王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也不管鲍廷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小户人家，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的好。”——错不错，一味信着金次福说的话，“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到后来，把个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他的女儿要死的时候，王玉辉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还拦阻你？”女儿死后，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辉反劝道：“你这个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经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辉转觉伤心。后来到苏州游虎丘的时候，看见一个船上有一个少年穿白妇人，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写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许多田地过活，何等自由，何等适意！——这两处又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

《共产党》月刊短言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

现在中国底劳动运动，无论官场如何禁止，无论没良心的学者如何否认，可是他已经发生了。将来的结果，我想总不至于象民国元二年的这么工党什么劳动党一样。

要问将来的结果，先看此时的宗旨。此时劳动运动应该抱一种什么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上说过：

我们如果要从事于劳动运动，就上海说，当然要把上海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拿来打算。倘若真是为劳动运动尽力，就应该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那种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甚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劳动者管理工厂”、“由劳动者所有生产机关”的必要，了解了这些意思然后才能发生，着手运动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只管研究，宣传只管宣传，实际的运动上，就不能不暂时搁开，把全副精神放到劳动者团结和改良生活条件的问题上面去。

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指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我觉得很恰当。此时劳动运动效果带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够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么工界代表在什么国民大会策进会里笑话闹够了，劳动界诸君快快觉悟吧！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政客式的工会呀！我祷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灭，未成立的别要发生！

欢迎新军人

现在及近的将来或至于很远的将来，我们都没有理由主张绝对的废兵论，而现在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却十分为害于社会，这是毋容讳饰的。他们不但把持民政财政机关使政府行政无形搁浅，而且包庇鸦片烟与赌博使社会受无穷之害，这种现象不但使社会上一般人厌恶军人，就是明白的军人也都痛心疾首。救济的方法既不能够从根本上主张废兵，惟希望有一班新军人挺身出来团结同志，将一班为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干净。这可以叫做“军人自决”，也可以叫做“军人自治。”但是须有何种资格才算得是新军人，这是必须确定的，否则不但人人可以随便自称新军人，并且比较有良心而徘徊歧路的军人没有机会找出他的自新之路。新军人的资格并不在他的军事学胜过旧军人，他所以与旧军人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在两大信条：

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外国人只一个“财产私有”已弄到社会不得安宁了，我们中国人自辛亥革命以来又加上一个“军人私有”，所以更闹得不成世界。只听说有段军有奉军有辫子军有唐继尧的兵有陆荣廷的兵，却没听说有中华民国的兵。他们倚仗有他们的私有军队，所以才敢于横冲直撞，硬把中华民国闹到这步田地。有觉悟的新军人诸君啊！你们无论职务大小都有一个堂堂的人格，你们不是一盏灯一张椅一把刀一匹牛马，不要再做个人私有物了罢！

二是要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社会上何以说劳工神圣，是因为他有生产力。社会上何以厌恶军人，是因为他是单纯的消费者。旧式军人是帝王酋豪特别蓄养一部分人替他打江山争地盘的，所以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权利。新式军人是社会上人人应有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除了在战争及训练期间，不应有不生产而消费的特权。军人若有了生产力，现在所极难解决的军费问题、裁兵问题、兵匪勾结问题、军人包庇烟赌问题便自然解决了。像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和现在俄国的劳农兵，都是军人而有生产力的好榜样。

以前的事都随着民国九年去了。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

陈独秀君之教育计划

——先办广东大学

广东陈省长邀陈独秀先生赴粤主持全省教育，并保证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迭志本报。兹陈先生已抵广州。住长堤大东酒店。有人询其办理教育意见之大略。陈君答词多与本报前次所载戴季陶先生谈话中所述者相同。惟关于先办大学之意见较为详尽。据云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将来全省教育事务统由大学委员会办理。此种制度实非创举，乃仿法国定制。惟广东此时情状与教育已发达之法国不同。采用此种制度时不能不略为变通。我国向来言教育者多以小学为起点。由小学而中学而专门。如此办法，在学术上无坚固之基础。至于中学教育亦宜与高等专门人数相应，不则半途而废，于学业上固属可惜。而供过于求，亦决非青年学生之好现象。譬如高等专门需要七十人，中学供给一百人，则不为多。中学若供给至二百人，则中级学问人才有过剩之忧矣。余主张先办大学。一方则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方即为容纳中级毕业生之过剩。照现在情形，能办理大学两所更佳。不能，先设一所亦可。至经费一层，全省常年须得三百万以上。广东全省收入为三千余万。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费殊不为多。即此三百万，以三分之一开办大学。其余以之兴办省立各校及社会教育，仅足敷衍。若不及此数，则办理殊不易矣。至大学地点，当然设欲广州。经费既由广东支出，当名为广东大学。■藉关余举办之西南大学（原文此处为■），截然两事。至建设校址，当择东郊农林试验场，或其附近地方。若节在省经费，就高等师范校址改办。随图扩张。亦未尝不可云云。广东教育界当然另辟一新纪元矣。

新教育是什么？

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杨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

新教育——学校

形式的不同

——经史子集

——科　学

教材种类的不同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的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

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

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定〔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像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像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像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底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像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的个人主义教育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底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像，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底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底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　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　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　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采〔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　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像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　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潢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像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的”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着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广东教育制度改革计划

昨天在某处得陈独秀寄来所拟教育制度原稿。并谓已得陈炯明同意。兹照录如下：

广东全省教育委员组织法

（一）本委员会为全省教育行政最高机关。其主要职权如左。一，编定全省教育制度。二，检查全省教育成绩及监督进行。三，掌管教育经费及办理预算决算。四，任免省立教育机关之人员。

（二）本委员会以左列人员组织之。（甲）政务委员。一，由省长委任之委员四人。二，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之委员四人。（乙）事务委员。三，由政务委员会指定大学及专门师范学校教职员若干人。四，由政务委员会同该项事务委员会延聘专门家若干人。

（三）全会委员互选委员长一人［但二三四种委员未成立以前得由（一）种委员互选之一］，总揽全会事务。

（四）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但得连任。

（五）委员长必兼大学校长。

（六）事务委员。分专门教育普通教育（视学员在此内）社会教育。会计检查图书仪器、建筑体育卫生统计八项。

（七）各项事务委员会开会时。以委员长或其他政务委员以之一人为主席。政务委员会开会时，以委员长为主席。

（八）任免全省省立各校校长及特别教育机关（如图书馆长等）。均由委员长提交政务委员会经多数议决，以全省教育委员会名义公布之。

（九）省长任命之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

（十）委员会得用左项事务员。一，书记，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二，会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三，庶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四，统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

全省学校系统图

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

大学理工两科： 1000000元

中学校： 150000元，省立五校

师范学校： 100000，并附属小学校及幼稚园

专门学校： 800000，农，水产，工，医，药，美术，音乐，外国语，八校每校平均十万元

职业学校： 100000，省立五校每校二万元，余均县立

以上学校教育费 2150000元

编译局： 100000元

宣讲员养成所： 300000元

贫民教养院： 100000元

图书馆： 100000元，省立五所

博物馆： 100000元

剧院： 160000元

劳动补习学校： 40000元，省城立十处，平均每四处千元

美术院： 100000元

以上社会教育费 900000元

教育行政费： 120000元

外国留学生： 200000元

特别建筑费： 200000元

以上特别费共计 520000元

讨论社会实际问题底引言

在言论上指导社会是新闻家一种职务，此时广州的新闻界怎么样？我敢说广州的新闻界，腐败的不用说了，就是最好的新闻纸，他所发的言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与社会毫无关系，他能够指导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们不肯讨论社会实际问题。

言论自由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但是我对于此时广州式的言论自由，十分悲观，因为此时广州的言论自由未免太滑稽了。政府党的机关报公然鼓吹无政府主义，这是什么一种滑稽的言论自由！许多报上时常造谣言攻击个人的阴私，这是何等不法的言论自由！至于不满人意的善堂问题从来无人敢讨论；最近的国会选举总统问题赞否两面都不敢正正堂堂地发表主张；真的言论自由在那里！

许多人说此时的广东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这句话我一百二十分不承认，像此时广州式的滑稽的言论自由，不法的言论自由，假的言论自由，毫无价值，离真的言论自由相隔还远得很。真的言论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呵！不是旁人可以赏赐我们的呵！

政治上的言论自由此时更不必谈起，所以我们不妨就社会问题讨论一下，试试广州到底有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余地。但讨论社会问题，要以实际问题为限；若是离开了实际问题，专门发空议论，就是天天谈政治，天天鼓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也无人来干涉你，这种滑稽的假的言论自由，我们要他做什么？

我们算提出关于广州社会上种种实际问题，要求言论界及读者诸君大家出来公同讨论，我不过提出几个题目，因为我来到广州日子很浅，对于广州社会没有多少知识。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 影画戏院问题

电影戏也是社会教育之一种，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提倡，一方面却要十分注意。我们中国人受了旧戏剧中怪力乱神等恶的感化已经不少，现时影戏怎么样？

影戏中最要不得的就是侦探片，有许多国里是严重禁止的，我们中国影戏场所演的大半是侦探片；看的人大半也喜欢看侦探片；实在不是好的现象。

侦探影画片最能养成人机诈作恶底心理，并且能教人以机诈作恶底方法，例如上海阎瑞生杀害妓女莲英底案中，完全是模仿影戏。

广州某影画戏院竟有秘……秘……秘……密……大秘密的广告登在报上；这影片或者非侦探片，但看他告白中“黑中秘”三字，已令人见了毛骨悚然！

听说某影画戏院底经理人还有点知识，奉劝他以后要多演点科学片及新剧片，不可再演侦探片了；侦探片的影戏是警厅应该禁止的呵！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

季陶先生曾说：此时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运动。我们也可以说：此时不是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运动。此时不但他们自己不肯运动，还有些劳动者以为运动劳动运动的人是多事，有些妇女们也以为运动妇女运动的人是多事。

照这样看来，我们还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做什么？

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

前一派伦理，在心粗的人看起来，这种不合人道的思想算什么伦理。其实我们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都是这种伦理思想造成的，我们现在所见所闻所行，一概是这派伦理的现象；人类将来的历史纵然有点变化，而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伦理观念，恐怕难得脱去损弱益强的老脾气。在将来的理想，无论我们如何不赞成这派伦理；但在过去及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其中最显明的，就是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社会主义正因为扶助这两种弱者，抵抗这两种强者而发生的。

这两派对峙的伦理思想正在拼命的血战中，我们应该取那一派呢？我以为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这有什么理由呢？我以为这理由乃建立在社会学学者所说的“同类意识”上面。

各种动物的“同类意识”发展不等，乃是我们人类进化到今日庞大的社会之一大原因。但是我们人类这种意识固然比其他动物发展，而仍然日在进化中，还未曾尽量发展呵。劳动者不是我们的同类吗？他们穿的什么，食的什么，住的什么，知道什么，无日无夜的委身那毫无乐趣的劳动，和没有知觉生命的机器有何分别？妇女不是我们的同类吗？本是人类底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生涯。

我们若要尽量发展我们人类可贵的“同类意识”，对于我们同类的弱者劳动与妇女，便应该发挥真挚的同情心去扶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助弱抗强的伦理之唯一理由，也就是我们所以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之唯一理由。

我的妇女解放观

“五一”劳动纪念日和“三八”妇女纪念日，这两个纪念日，是全人类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大道的标识。全世界各国，劳动与妇女无处不被人轻视，然而他们却是人类的最大多数，并且为人类负担着重大的工作。现在有了“五一”、“三八”这两个纪念日，每逢纪念，被轻视的人们，都应该特别加紧做一番反抗被轻视的表示，使轻视者知所警惕！

中国的劳动解放运动，已经随着每次“五一”纪念而日益进展，现在固终说不上完全解放，却已努力跑近权力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是怎样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成绩。三数个大都会，有些剪发的女子；先婚后嫁，生私孩子，寡妇嫁人，都不像从前那样奇耻大辱的事；除了这件事，实在找不出别的成绩了。“三八”纪念日，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虽然有了两次“三八”纪念运动，可是力量很微弱，还不能够使轻视者感觉着被轻视的人们已经有了反抗运动。

今年的“三八”，正当全国的革命高潮中，不肯轻视妇女的人们，自然主张妇女要极力参加革命运动。我当然也不反对这个主张，我并且相信中国的革命胜利，妇女解放运动必能得着很快的发展；可是一向被轻视的妇女们，切不可一刻忘了自身的妇女运动。并且被轻视的妇女们，必须加紧自身的解放运动，才有力量参加政治革命；更进一步说，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

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中国妇女身体上第一苦恼就是缠足。有些以为小脚有一种美观，我以为是一种刑罚。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纠合一班小朋友，用黄纸大字抄写好几十张清朝西太后禁止缠足的上谕，张贴通衢，劝人放脚，当时全城的人都说我们是班疯孩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宣传方法固然很好笑，可也收到一些效果，可惜疯孩子太少，以至到现今二十多年，缠足恶俗还未大改，不但乡村中仍然是很普遍的，即大都市还未绝迹。听说甘肃、陕西缠足恶俗更是厉害，脚小的妇女竟至终日膝行，并且市上竟有出卖膝行器具的店铺，因脚小而膝行者之多，于此可见了。江、浙妇女好着紧身小马甲，为害肺部也非浅鲜。

中国妇女精神上的苦恼，那便一时说不尽了。一切体教、法律、社交、教育、职业，无不压抑女子，所以有人号召“男女平等”。我以为按照中国妇女地位，在决定“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之前，更要紧的问题，是决定女子也是个“人”。我们中国的诗礼人家，有客来访问时，若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必定隔着门帘回答说：“我家里没有人。”这就是中国的妇女不自算是个“人”的铁证。所以中国妇女，第一必须取得法律家所谓“自然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够说到别的问题，才能够说到和别的人同等权利。

被轻视的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

辟　谣

——告政学会诸人

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君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很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很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悟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

近来看见三月八日的上海《中华新报》（这报是政学会底机关报是人人都知道的）上，有一篇《广州归客谈》，前一半载了广东政界许多谣言，后一半说的是陈独秀“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说我“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和之……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辩正的；夏、吴两君曾否附和过这种学说，学生家长是否有饬令子弟退学之事，都有事实可以证明，也用不着我辩正的。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能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大腹贾以外，没人肯主张罢！

《中华新报》有了这段荒诞的记载，同时温宗尧氏所支配的广肇公所也有同样论调的电报给政府当局，因此我不能不正告政学会诸人道：你们应该纳秋桐底忠告，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诬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我以为广州底言论界及学生界都有辟这种谣言的责任。

《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逐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我们中国历来私人的历史家很少，留心记载当时历史材料的历史家更少；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但是这种小说家兼任历史家的习惯，终是小说历史两方面发达底障碍。

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告　劳　动

劳动诸君，你们的困苦你们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说了。你们的困苦也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现在要紧要奉告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业之劳动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粮食是诸君种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知道诸君的困苦是从那里得来的吗？不用说了，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气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公有不可。这件事却不是少数劳动者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不是一些主张不同方法不同各个自由奋斗的散漫团体可以办得到的。必须各行业各地方之劳动者都觉悟到：各行业的雇主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各行业被雇的劳动是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政府国会，都是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组织的，与劳动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劳动平民的困苦，他们向来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他们，只怪劳动自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政府国会，来解决自己的困苦。减少工作时间自然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时间虽然减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繁重，仍和不曾减少时间一样。加增工钱自然也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物价跟着工价涨了起来，仍和不曾加增工钱一样。所以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我们社会主义者，往往不甚觉察列强对于被掠夺的各地之苛酷，常一再加以压迫而不休，其实若谓‘非列强’的民族之独立，全靠列强间不和而保存，良非过言。华盛顿会议底危机，即列强间苟能妥协，则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共同的压迫。诚然中国代表亦将列席于华盛顿会议，但在巴黎和会，中国未尝无代表，其结果曾何益于中国？中国不签约曾何补于他土地底丧失？

罗素先生对英国Labour Leader记者说的几句话，竟然唤不醒我们中国人底迷梦，实在可怜极了！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有两个唤不醒的迷梦：（一）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二）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倘列强不能妥协，冲突起来，限制军备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诸问题不得解决，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底不幸，简直是世界和平底不幸。

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第一个迷梦，可以说是“与虎谋皮”了。至于第二个梦，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因为列强间若是自起冲突，相互破坏个干净，这时候太平洋沿岸被他们压迫的弱小民族才有解放之一日；若是他们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如中国人、朝鲜人、西伯里亚人，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从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运命。所以太平洋会议列强若是冲突而破裂，正是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幸事，如何反说是不幸呢？中国人这种观察完全错误，我所以说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

若有人不相信我的说话，检查一下太平洋会议底来原及召集会议底最近动机，便明白这会议底性质了。

此次太平洋会议远的来源就是英日同盟，这英日同盟底作用，其初乃是英日合力排除俄国在华底势力；其后乃是英日合力排除德国在华底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中国北方在俄国掌握之中，南方在英国势力之下，日本初兴想来中国得好处，必须北破俄或南破英，否则不能插足，在日本当日联俄破英图中国南部，或联英破俄图中国北部，本无成见，和英国商议盟约同时也有密使在俄谈判，只因英国外交手腕敏捷些，英日同盟成立，俄国便败于日本；倘当日俄日同盟成立，形势便和现状不同了。日俄战后，日本乃代替俄国底地位，和英国一北一南半分了中国。这时新兴的德国忽来插足山东，北日南英都同时戒严，英日都要巩固他们在华的势力，所以不得不续盟。现在俄德虽然没有力量损害英日在华的权利，然英国仍然依赖日本帮他压迫印度，日本也要依赖英国帮他抵制美国，所以第三次盟约本年虽要满期，英日都还有续盟的必要；但是美国、坎拿大、澳洲都极力反对英日续盟，英国此时固然不愿意开罪美国，至于坎拿大和澳洲底反对更足制英国底死命，英国处在两难，因此只有希望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解决之一法，所以太平洋会议有表面上虽由美国发起，内幕中实为英国主动之说，总之英日同盟确为太平洋会议一主要的原因。这种英日分赃的同盟，在几次盟约上不啻将他们压迫弱小民族的野心和盘托出：这同盟起源于英日合力排除俄德，垄断在华的权利，所以盟约第一条即珍重声明两缔约国之特别利益，即大不列颠国在中国之利益及日本在中国所有利益，这是不用说的了；其第二次盟约即将第一次盟约中维持韩国独立字样删除了，同时加入印度问题，开口即珍重声明该同盟以“保持两缔盟国在东亚及印度地域之领土权，并防护两缔盟国在该地域特殊利益等为目的”，第三条英国明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第四条日本明白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权利；这种分赃的盟约是何等明目张胆！

以明目张胆的分赃同监〔盟〕为主要原因底太平洋会议，于太平洋弱小民族是幸事还是不幸呢？

太平洋会议底最近动机，虽由美国上议院议员Borah及众议院议员Portes先后提议，然所以能够成立此会议底原因如下：

（a）英日续盟与否急待解决；

（b）日美在中国在西伯利亚在前属德国底太平洋殖民地种种利害冲突；

（c）美日海军竞争甚剧，有酿成第二次大战的趋势，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唯一的恐怖；

（d）美国急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就是他的武器。

试看上列的原因，那一样是关于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利益呢？

美总统所发华盛顿会议之通牒，不是明说为了军备限制问题和讨论远东问题吗？

他们所谓军备限制问题，乃是图列强间均衡的限制，免得列强间相互竞争扩充，酿成列强间自身的不幸；并不是相约平均废除军备即废除压迫掠夺弱小民族底武器。因为列强底军备或是依现状加以限制，即或照现状缩减一半，拿这军备来压迫掠夺弱小民族也十足够用。所以野心勃勃的列强间，能否实行限制军备，固然是个大大的疑问；即或能实行限制，也只是列强间自身的利益，和被压迫被掠夺的弱小民族毫无关系。

至于所谓讨论远东问题，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而战争与弱小民族以自然解放的机会；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我们揣测此次太平洋会议底结果不出三途：一是列强间利害不一致，尤其是限制军备问题互相猜疑，然又互相回避不肯决裂，至于无结果而散；一是列强间分赃不匀，势非武力不能解决，则此次会议即第二次大战底序幕，这是列强间底不幸，却是弱小民族大大的幸事；一是弱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就是列强间在此次在会议席上或秘密谈判中，分赃均匀，互相妥协，英日同盟扩充为英日美同盟，或更扩充为英日美法（英国战后虽嫉妒法国，但在中欧局势上又不能不利用法国防御俄德，因此法国虽与远东问题无关或者也要拉入）四国同盟。可怜被压迫掠夺在此同盟势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决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蹂躏的。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陈独秀启事

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语，居然传诸报章，我此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此布。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张溥泉先生在广东某工会演说，大意是说工人运动应该以“诚实”为第一要义，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浅，里面的意味却很深长呵。广东底工人还算诚实，溥泉先生这句话对于上海底工会或者更是唯一的良药。

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工人之多，比起英、美、德各国工业大都会来也不算弱，俄、法更不待言了。然而工人团体底内容和组织怎样，我实在不敢说而且不忍说轻薄话开罪于工界朋友。至于现在发起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却令我不能不竭诚欢迎。

鄙人欢迎此代表团之点有三：第一，欢迎他们定名上海各业工会，不假冒全国、全省等名义，不愧“诚实”二字。第二，欢迎他们限定各业工会，大概无业游民所组织的招牌工会不便加入了。第三，欢迎他们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这一点更足表明他们诚实不肯欺人的道德。鄙人因此脱帽高呼：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

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对于他们的章程发生异议的是劳动联合会等，老实说，这些团体和各业工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照章他们不能加入，他们发生异议也是人情之常。我们最不解的是：（一）劳动联合会等说，代表团的名称及章程与组织之初衷及上海之现状不符；他们的初衷不知是什么？不知代表团章程与上海现状不符的在那一条？（二）协进会代表何以竟令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退出团体？上海真正的工人呵！你们第一次见排于商教联席会议，“不许加入”；第二次又见排于全国工界协进会，“请即退出”了；你们真正的工人还不赶快团结起来和冒充工人反对工人的奋斗吗？前次国是会议不许工人加入，有人以为不平；我以为因此促起劳动界阶级的觉悟，正是一桩幸事。这此〔些〕机器工会等退出十团体联席会议，有人以为不幸；我以为因此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的工会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这两桩幸事都是上海工人运动日趋进步的现象，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都有记载的价值，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万万岁！

工人与军人

从前军界本有“点名发饷”的规矩，现在可就不行了；现在号称一军一师的，其实多的不过数千人，少的甚至于数十数百人也称军称师，他们这样虚张声势，不外多得军饷及把持位置两个目的，可是中国底军政正因此闹糟了。

令人失望的中国军人已经糟到不可救药了，令人很有希望的中国工人怎样呢？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底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内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你说可笑不可笑。军人虚张声势可以多得军饷、把持位置，工会虚张声势做什么？乃因为这班办工会的人本来在社会上还够不上绅士的资格，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所以工会的名义越大越阔越好；而且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比从前捐监生捐蓝翎五品衔还便宜多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工人底名誉闹糟了。工人、军人都是国家重要分子，现在都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希望有好的军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军队、工会为国人所厌弃，这才是国家底幸事呵！

名　　实

名实不符，也是中国社会紊乱不能进步的一个大原因。现在上海有正在分途组织的两个工团：一个称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是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电器工会、上海纺织工会、上海印刷工会、浦东烟草工会等组织的；一称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是中华劳动联合会、洗衣同业工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会、中华印刷联合会等组织的。这两个团体底内容姑且不提，单就名义上讨论，我们对于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在逻辑上有三个疑问：（一）他们分子六分之四都挂起中华全国的招牌，在名称上上海这个区域范围底问题如何解释？（二）六个团体中只有五个工会，五个工会中有三个没有标明行业，在名称上“各业”二字作何解释？（三）既称总联合会，上海各业工团是否都包含在内？他们倘不能明白解答三个疑问，我希望他们应该修改名称，免得名实不符，日后打起电报来要惹那两教联席会议的赵先生冷笑咧。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西游记》新叙

“……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这就是《西游记》作者之旨。这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的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西游记》，那描写人情本非作者之意，固不当和《水浒传》、《金瓶梅》及《红楼梦》相提并论，即述妖状怪，亦欠深刻。

我们所取于《西游记》的是什么？

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都是这时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这时代底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

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指资本阶级）一手把持；国家底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底一个委员会罢了。”

历来各国底行政机关都早已把马克思这段理论证实了，由眼前中国的几件事看起来，尤其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底说话千真万真。这几件事是什么？

（一）是香港水手罢工的事，香港政府不能始终居于调停地位，竟将海员工会封禁了；

（二）是湖南赵总司令承华实公司意旨，杀害了劳工会职员黄爱、庞人铨。

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呵！”

“宁波水手”

这次香港海员罢工，所以引起我们十分注意，有两层重大的意义：（一）是劳动界阶级的觉悟。香港海员罢工，何以长辛店、武汉的铁路工人都起来援助，这是因为他们觉悟到无论是路工是海员，无论在广东在他省，都同属一个劳动阶级，都应该互相援助，这就叫做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二）是劳动界民族的感情。劳动者只有阶级无国界民族界，这本是团结世界劳动者为一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对抗的意思，并非说劳动者对于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分别国界民族界。这次香港海员罢工事件，船东方面，英日等外国船居十分之八，所以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之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斐律宾的水手究竟工价贵而且在中国沿岸语言不通，资本家终不能长久利用，所以这次香港海员最大的危机，只有一班无阶级觉悟无民族感情的宁波水手贪利被雇到香港代替那罢工的广东水手。宁波水手诸君呵！你们都是水手都是中国人，万万不可学桂阿茂贪小利去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呀！

从前为了四明公所事件，你们是何等齐心何等名誉，现在的香港海员罢工团体，若因为你们破坏了，那时“宁波水手”四字，便成了破坏团体的恶名词了。

平民教育

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所以连贵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对，而况且在教育极幼稚的中国。话虽如此说，而我们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但是在工业幼稚的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最盛的地方，教育也相当的发达起来了，但所有的男女教育是不是制造商品，却待大家扪心自思，我也不忍妄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

基督教教义自然不是短篇文章所可说得详尽，但是他教义中最简单最容易说明的缺点就是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依我们的日常所见的恶事和圣书中所称的恶魔和耶稣代人类所赎的罪恶，这万恶的世界是谁创造出来的？人类无罪，罪在创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此外耶稣一生的历史像降生、奇迹、复活等事，都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这也是教义上小小的缺点。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

在现在人智发达的社会里，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会所遗传的宗教教义底缺点自然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缺点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

异教审判所（Inquisition）之暴烈的压迫人们思想自由，我们是忘不了的；在“信礼”Auto-da-fe美名之下所烧杀的男女，我们是忘不了的（托尔克马达做异教审判所所长时，仅西班牙被烧杀的异教徒有八千人，财产被收没的九万人，荷兰加耳五世时，被杀者五万人，前后遭教会之嫉恶而牺牲的人在一千万以上）；修道院利用“隐匿权”Droit de refuge为种种罪恶之巢窟，我们是忘不了的；西班牙官吏阿拉委大因信奉哥白尼学说收没财产禁锢修道院八年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教皇仇视人身解剖学及教会指韦萨留斯（著有《人身构造论》，集人身解剖学之大成）为恶魔宣告死刑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像此等压迫思想自由、压迫科学的事，细举起来，一大本书也载不了，这都是基督教教会过去的罪恶。

现在怎么样呢？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德国宣教师在胶州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给你圣经，你给我利权”这句话，真形容得他们惟妙惟肖；无数的宣教师都是不生产的游民，反要劝说生产劳动者服从资本家；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我们眼见青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交欢财主猎人敛钱种种卑劣举动，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当对他们痛哭；无论新旧教会都以势力金钱号召，所以中国的教徒最大多数是“吃教”的人；教会在中国所设学校无不重他们本国语言文字而轻科学，广东某教会学校还有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诱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

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慄，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

我始终总觉得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当分别观察，但是我的朋友戴季陶先生，他坚说基督教教会之外没有基督教，不知道教会中人对此两说作何感想？

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居然胡胡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书此以志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

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

——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

今天要贡献诸位的，不过把我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告诉大家。在座诸位都是学生，并且有许多女同学在里面，所以就把“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说说：

我国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只有少数人可以受得到，一大部人简直得不到一些好处；就是国立的学校，也是如此。试想办学校的经费不是国民公共担任的吗？为什么要给少数人独占利益呢？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况且这种贵族教育，在从前看起来，确是没有什么希罕，到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行了；那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以引起一班人要高高唱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不但高唱，而且有一班人竟实施了。这种果然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据我个人想起来，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以下，一定办不出好的成绩来，他们底希望竟可以说是梦想。像江苏、直隶、广东、湖南几省，现在都已积极的试办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他们底计划，以为在六年或八年的期限里可以收效；可是筹备的经费，仅足供给教员的薪水和学校设备上的用途，却顾不到学生的伙食和杂费，那贫苦的人还是不能去受教育。况且这班劳动者，因为受经济压迫，每天不能不做十二或十四点钟的工作，试想他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受教育呢？因此任你学校办的多，要是国民没有宽裕的经济，绝对收不到普及教育的效果。

所以要普及教育，先要设法减少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使他们也有读书的机会；还要国家能担任各个人受义务教育的一切经费——连伙食也在里面——像现在待遇师范生的办法，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在现在演讲时间为1922年4月12日。这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实，所以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主张经济平均分配的，并且无论什么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都握在国家手里，不许国民私有，那时国家自然有很大的力量，使个个人受教育了。照现在看起来，有钱的可以进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中等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做博士，受人家尊敬；没钱的呢？自然进不得学校，或者连饭也没有吃，看来好像都是愚蠢的人。所以现在国民的知识程度和学问的好坏，全看财产的多少为比例，可怜一班穷人中间，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正是贫富的分别，不是智愚的分别呀。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行以后，一般人都受得到教育，那时才可以断定智愚的程度。这是在普及教育一方面讲，是切望社会主义的实行。

再次，要讲妇女问题。妇女的地位总较男子要差一些，这在西洋各国也是如此，不过在我国更差一些罢了。究竟妇女的地位为什么要比男子低呢？大概是因为知识浅薄，经济不独立二个原因。但是知识的浅薄，也因经济不独立的缘故，试看社会上的习惯，总是只要儿子受教育，不大要女子受教育；即使要女子受教育，也必定较儿子少一些。儿子和女子不能受相当的教育，都因财产的承继权专属于儿子的缘故，所以儿子的教育费就像应得的，女子要想分沾一些，已是不正当的行为了；因此知识差，地位也差了。女子从初生，直到做人母亲，总没有握着财产权的时候，因为无论在法律、道德、伦理各方面讲，都是不允许的。所谓“三从”，在从父、从夫的时候，果然不要说起，就是夫死以后，财产权也要归儿子掌握，到法庭上控诉起来，也要用儿子的名字出面。因为伊们没有财产权的掌握，连带伊们的地位都降低了，这样讲来，要妇女得着和男子相等的地位，不能不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要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除了实行社会主义以外，没有旁的希望。因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国有的，也是平均分配的，到那时妇女自然也可以受平等教育，不受经济的约束，也不怕地位的降低了。照现在说起来，很有几个自觉的女子，知道经济不独立的缺点，要带累自己的人格，很想脱离家庭，或脱离丈夫而自立。这果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不是彻底的办法。因为女子脱离了家庭或丈夫以后，伊们哪里能经济独立，受教育呢？女子受〔要〕经济独立，除非作工。但我们要知道，现在不是独立生产时代，像从前的人有斧就好作工，有锄就好种田的情形，是共同生产时代了；不是家庭工业，是工场工业了；不是手工工业，是机器工业了。那么，要去作工，逃不了要受资本家的压制。正是脱了家庭的奴隶，去做资本家的奴隶，合来有什么出入呢？所以说，要解决妇女问题，也要靠社会主义的实行。

今天讲的就是这二个问题，据我个人想来，都是和社会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旁的没有什么可以贡献。请诸位把我所讲的话，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普及教育和妇女问题，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解决以外，可有更好的方法？假使有的，那么再好没有了。请诸位抱着学者的态度，仔细思考一下，不要一味的盲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