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四

马克思学说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斯密亚丹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斯密亚丹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底荷包，但是夺取底方法和剩余价值底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底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品比机器的生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作“产业革命”。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底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底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底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底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了。这种吸收压倒底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一）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以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　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　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争斗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争斗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打成一片了。

（三）阶级争斗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争斗。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见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底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场组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场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底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底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底经济及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像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坏底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底全部。这恐慌发生底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的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底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底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底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四）劳工专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乱》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

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不满足现状不盲从环境的人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在这个意义之下做劳动运动的人们，便有几件应该知道的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二）现在所谓做劳动运动的人，自然不必都是劳动者；因为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人热心从事运动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够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做劳动运动的人，始终总不可忘记了自己并不是劳动者，乃是帮助劳动者的人，更不可乌合一班非劳动者组织劳动团体，冒充劳动团体。

（三）做劳动运动的人断然不能不明白劳动组织底系统。劳动组织底系统有三：（1）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2）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底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所组织，更进联合全国同业，组织全国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底联合会；（3）地方的组织，乃是联合一个地（市或县）底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做劳动运动的人，帮助劳动组织的人，必须使劳动组织在这三种系统的轨道以内才好。这三个系统当中，第一个最适于阶级争斗，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倘勉强成立，不是无力量，便是无政见的冒牌团体；第二、三个都比较的容易实现，但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仅仅一个地方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的联合会，都断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仅仅一个省的联合会，也不可假冒全国总工会名义；又，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不可是个人的联合。换句话说，一个市内许多职业的或产业的劳动团体之联合，不是劳动者个人之联合。这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万万不可缺的常识，若使缺少这个常识的人从事劳动运动，算是盲人瞎马了。

（四）劳动界，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做劳动运动的人也是应该研究的。劳动运动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这应该是注重实际运动的人所能了解的。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为了这几种重要的基础，即在封建式的现政府之下，对于普通选举及废止束缚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法律的运动，劳动者也不能不拼命去干；万万不可空唱高调，把实际的劳动运动上重要基础忽视了。

（五）劳动者对于别的党派，应该取什么态度呢？对于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自然都应该反对；因为基督教拿灵魂升天骗劳动者好看轻肉体的痛苦，一生一世安心替资本家做牛马，顽固党都是没有表同情于劳动者的。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因为他们本来都讨厌劳动者，若是一旦低头来和劳动者接近，必定有所利用。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的宗旨虽然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实不宜于组织不宜于革命，劳动者也不宜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太过看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自由，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

（六）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都不能得着教育、卫生、集会底机会。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因为若在资本家企业失败时或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时罢工，必然失败，罢工失败，是劳动运动最大的打击。

以上七事，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的。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叙述了，诸君都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这便是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大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讲马克思这两大精神，请诸君注意。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

在劳动运动进步的社会里，都曾有劳动党或类似劳动党的工人政党出来担负指导劳动运动的责任。此时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俄国的共产党，大部分是觉悟的工人组织的，在党义上，在事实上，都不愧为最能够替工人奋斗的工人政党。

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

在这样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诸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自负的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

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

在我个人的信仰，我对于孔教、佛教（大日如来宗及念佛宗）、道教及其他一切鬼神教、阴阳五行教（即九流之阴阳家、是中国最古的宗教，而且还是现在最有力最流行的宗教）、拜物教之疾视，比疾视基督教还要加甚，所以我对于非宗教同盟并非根本反对，但是从社会上群众运动及生活内容上看起来，不无怀疑之点。

我们现在第一要问的，宗教、非宗教底界说是什么？若以信神不信神为界说，那便未免过于简单了；因为信神不过是宗教性之一端，不是宗教性之全体，拿这个做宗教、非宗教底界说，简直是太不逻辑。若是以一切迷信甚至于以一切信仰都是宗教（我们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信仰到极笃的时候，便多少有点宗教性），这个问题便又过于广泛；试问主张非宗教同盟诸人，是否都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一概取怀疑的态度而无诚笃的信仰？研究及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是大学校研究室之事，若拿他做群众运动的目标，实在要令人迷惑。群众运动的目标，还是非基督教同盟可以使群众得着一个明了正确的观念。

从社会进化之历史观看来，自然有人类理智性日渐发展宗教性尤其是宗教制度及宗教仪式日渐衰微的倾向；然在这进化过程中，我们若不积极的发展理智性，单是消极的扫荡宗教性，是不是有使吾人生活内容趋于枯燥的缺点（基督教后面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略主义的大隐患，又当别论）？这也是我们应该审慎讨论的。

我对于一切腐败的反动派随着时论攻击基督教，觉得很可笑；但是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却十分赞同，其理由如下：

（一）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缺点，如原始罪恶说与上帝全善全能说不相应。

（二）因为使徒之虚伪，当危急时彼得尚三次不认基督，可见复活前无一真信徒。

（三）因为诞生奇迹及复活均过于非科学。

（四）因为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仍然因袭中世纪的恶风以残忍态度仇视压迫异己。

（五）因为教师说教以利害胁人者多，以理性教人者少，绝对迫人信，绝对不许人疑。

（六）因为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掠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

（七）因为教会尤其天主教会，仍然在农村袒护吃教的恶徒欺压良懦。

（八）因为青年会有结托权贵富豪猎人敛钱种种卑劣行为。

（九）因为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

（十）因为教会学校对于非教会学生强迫读经祈祷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以上十事迫我们不得不赞成非基督教的运动；但同时又不得不警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诸君的是：教会学校办理虽不完善，而所以能得社会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接近社会及纪律的卫生的训练这两点，实在比较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好得多。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很少注意，学生和社会隔离甚远，学校门口高悬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两块虎头牌，便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的一个明白表示；校内的卫生与师友间的礼貌，学生在校外的动作秩序，都充分表现没有受过纪律的卫生的训练。教员只知道教书，学生只知道读书，绝对不知道训练是教育上第一重要的部分，这是中国公私立学校最可悲观的缺点。所以我敢警告非基督教的学生，若没有猛勇的觉悟与改革，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要让他的势力蔓延全中国教育界，此事宁不痛心！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现在状况

A．党员及党费

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B．政治宣传

1．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之运动如下：

Ⅰ、译印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五千份）。

Ⅱ、译印山川均及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五千份）。

Ⅲ、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五千份）。

Ⅳ、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五千份）。

Ⅴ、在上海国民大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Ⅵ、在上海工人集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附注）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项运动，而长沙工人最猛烈，此为黄爱庞人铨被杀原因之一。

2．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结果一朝鲜青年因散“贺年帖”在法租界被捕。

3．正月十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Karl Liebknecht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五千本；纪念册内载Karl Liebknecht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者二千余人。

4．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

5．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五千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下：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

　　Lohn Arbeit und Kapital，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

　　Soviet at Work，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evisk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C．劳动运动

1．上海方面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设分部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本年（一九二二）由书记部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各省工会代表到会者一百七十三人，由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开会六天，发表宣言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议决明年（一九二三）五月一日由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全国罢工援助等议案。

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至四十一期为会审公堂所封禁，发行最多时五千份，前后统计印行十六万五千张。

英美烟公司罢工，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机器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一种数百张；印刷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双十节”发布传单三千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对太平洋会议传单三千份；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五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时，代其发宣言二万份，又代发传单六百张；邮差罢工时，代发工会章程三百份，又传单二种各四百张；本年（一九二二）“五一节”发传单二种，每种二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时，共发传单九次，每次数百张；在杨树浦小沙渡（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纱工十余万）向纺纱工人发传单三千张，劝他们都起来组织工会应援浦东纺纱工人，工人因散传单被捕者四人；黄庞追悼会发传单二种，每种一千张；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五千份；《劳动周刊》被封禁发布传单三百份；发布《赤色国际工会告中国工友》二千张。

参加罢工六次：

　英美烟公司二次

　海员一次

　邮差一次

　浦东纺纱工人二次

有关系之工会五处：

　烟草工会

　机器工会

　印刷工会

　纺纱工会

　邮务工会

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

　反对太平洋会议

　国民外交大会

　本年“五一节”

　澳门惨杀华工事件

　黄庞追悼会

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

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数日。

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

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

2．北京方面

《工人周刊》每期印二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

参加陇海铁路罢工。

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

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

3．广东方面

参加建筑工人大罢工，组织广东建筑工会。

参加机器工会改造运动，设立工人学校三所。

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

设立劳动通信社。

援助盐业工人罢工。

4．汉口方面

参加粤汉铁路罢工，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参加组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参加人力车夫罢工及组织工会。

参加扬子江铁厂组织工会。

参加烟草工人罢工及组织工会。

5．长沙方面

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6．浙江方面

组织八十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2）将来计画

A．党务

1．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

2．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3．厉行中央集权制。

4．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

B．政治宣传

1．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

2．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3．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

4．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

5．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

C．劳动运动

1．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

2．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

Ⅰ、全国铁路总工会

Ⅱ、全国海员总工会

Ⅲ、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

Ⅳ、全国机器工人总会

Ⅴ、全国纺纱工总工会

3．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

Ⅰ、上海总工会

Ⅱ、广东总工会

Ⅲ、武汉总工会

4．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

Ⅰ、北京

Ⅱ、上海

Ⅱ、汉口

Ⅳ、广州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照前人依据历史的事实指示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最大的阶级争斗，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争斗的意义含在里面。

今日，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方在猛烈的进行中，即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虽在最进步的国家若德意志若法兰西也还未曾完全终了。在产业幼稚的东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计外，即稍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最进步的日本，也不过是一个半封建式半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已战胜封建的欧美资产阶级，采用帝国主义，利用产业不发达的亚洲、非洲诸国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商场，并且公然的或阴谋的运用他们政治及经济势力，钳制殖民地及商场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都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非、亚两洲被压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之下的中国，他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经济是自然要受环境支配的。

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因为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农民被物价腾贵驱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造品所毁灭，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和外资竞争。

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帝制倒了，帝制遗下来的军阀却未曾倒，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权、财权，使全国中法律无效，舆论无效，财政紊乱而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军阀互斗之故，战祸遍于全国，金融恐慌，运输停滞，工商业莫由发展；（三）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至其余的党派，都不过凑合数百个或数十个利害相同的官僚议员，依附军阀来谋一官半职，我们不敢妄说他们是有主义政策的政党。

以上所列中国经济的及政治的现状，凡是诚实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应该承认实是如此。

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式及知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时期还未成熟。资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已经由辛亥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表示他们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争斗，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因为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现状之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应该以下列诸项原则为最重要的标的：

（一）倾覆军阀及卖国党，尤其首先要惩创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以实现国内和平与本部统一。

（二）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的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四）定保护农民工人的各种法律。

用如何方法达到上列各项标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民主政治的标的，固然不是在维持现状之下，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达到，也不是小势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必然建设在权力之上，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在母国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国家无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这种自然法则之支配，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若是人民的权力不能代替军阀的权力，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民主政治是不会成功的。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可以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这件事若办不到，政党政治是不会成功的，民主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军阀政治不倒，他们各霸一方把持财政，法律无效，舆论无效，战乱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废弛等现状，是要继续下去的；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数〔类〕最后的争斗；我们更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阶级争斗亦即社会进步的过程上看起来，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败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实上，无人敢说这样大的自治权马上就能够归到人民手里，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增长乱源的政治主张，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独秀文存》自序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等客套话。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以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个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我根据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我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

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至于说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已经扩大到联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谣外别无事实可以证明；在上列的事实基础上而提倡联省自治，简直可以说是无病而呻。

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这个事实，我想无人能够否认。这种无病而呻的联省自治论，在这班军阀首领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说现时的联省论，隐然以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已成的势力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而且国内政论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诸君又将以他们“不能立时放弃自治”为理由，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他们已成的势力，来主张“联道自治”、“联县自治”吗？

联省制即联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治更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我们人民的政治能力，才发达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说已能勉强运用省自治制，此则为常识所不许；不能而强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据冒居其名，其结果，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因为人民真能运用自治制度的联邦，未必定有害于统一，而武人割据的联省自治却去统一太远了。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下：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样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联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够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基础上面？

适之先生说：“试问国宪制定颁布之后，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权奉给中央了吗？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广东，就可以自行取消他们的自治制度了吗？那些正在经营自治的各省如云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时放弃自治了吗？”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像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先生称许湖南、广东是已行自治的省，云南、四川是正在经营自治的省，原来时贤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诚惶诚恐这种进步的政治组织，关外胡帅也会采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恶将假汝名以行！

适之先生说：“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我要问：先生所谓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经营自治的省，都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适之先生既已称许明明是割据的军阀为已行自治或正在经营自治，为何又说：“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适之先生力说：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时局，胜于武力统一；我们知道前此上海和会，费了许多时间及金钱，各代表各政客闹了无穷的笑话，结果还是吴佩孚两次放了几天炮，才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达材先生主张联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因为人民组织能力薄弱。我以为交通不便不是个永久不变的现象；他以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现他们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云南省长，须听命于数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们的意志感情怎么能影响北京政府？我要问：适之先生所谓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省长唐继尧，已行自治的广东省长陈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现云南人和广东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组织能力薄弱，不能监督政治，诚如陈达材先生所云。正为如此，我们应该觉悟在人民没有运用省自治制这大能力的时期，断然不宜妄行采用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因为采用联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此时省政府，下无人民监督，上又无中央制裁，则军阀割据暴吏横行的现象其何能免！

陈达材先生又以为在国民无政治能力状态之下，欲求政治进步，必先做到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权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饭碗支配权的分散，（三）是军人与政争之分离；这三个条件，与联邦制实完全适合。我要请问：照现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权力还要更分散到什么程度，陈达材先生才觉得痛快？此时中国政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吗？人民分途监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里？中央政府还有政治饭碗的支配权吗？各省在邻省在省内，因为地盘饭碗的自由竞争连年开枪放炮，像陕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权致启争端的厚赐，陈达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吗？中国政治饭碗总只有这样大，无论支配权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应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开发实业，不是饭碗支配权的分合问题。此时中国政治的实质，已经是联邦而非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军人与政争分离了没有？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本报宣言

——《向导》发刊词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中国为使永〔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造　国　论

以真正国民军　　创造真正民国

我们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长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酋长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殖民地状况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统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创造及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军创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结。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序〕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国民党是什么

凡研究一个党派的内容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要明白中国国民党是什么，也须用这个方法。

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说起来，他起源于同盟会；同盟会的誓约中，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这就是从同盟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所始终主张的三民主义。第一、二句是民族主义，第三句是民权主义，第四句是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党纲之骨干。我曾亲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权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等直接民权；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以外，更加上土地国有，机器国有，少者归国家教育，老者归国家赡养等主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生主义最近的解释。

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

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中国国民党何以成功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此事决非偶然，因为有两个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自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会议决定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谓退回青岛，英国帝国主义者有所谓退回威海卫之举。

退回青岛的结果如何？除日本帝国主义者估定那中国人民无力赎回的价格之外；青岛的矿业经营名为中日各投半资合办，实际将全落日人之手；青岛的管理，照日美帝国主义的爪牙王正廷所颁布的青岛市政条例看来，完全为国际共管！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顾问和机关报，不是天天吹华盛顿会议怎样有利于中国，便是说青岛从前在德日人手里怎样弄成了近代的模范都市，中国是否有承继这种伟业而不使之腐败，以辜负列强之盛意的程度……等等敲诈的鬼话，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完成青岛的国际共管。

现在又看英国帝国主义所谓退回威海卫是怎样一回事呢？他要求将威海卫开放为他们的自由贸易港，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一说有五条）是：

（一）英国在威海卫原有军港不能废除，当作为夏季英人避暑之地。

（二）中国派警察保卫威海卫，其警士须素与英人有好感情及有经验者。

（三）中国如在威海卫境修筑铁路，须由英人首先投资。

此外，且申言英国不愿受不名誉的中国军警之保护，并说为防威海卫之“衰落”与“消灭”计，须任外人参预市政。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

九月廿七日《中华新报》载：据日人方面喧传，驻华英美两国公使，对于中东路之管理方法，业经议定五项如下：（一）根据一九二○年之条约，尊重中国之管理权，劝告中国自动的整顿该路，以防日人之干涉；（二）对于沿线之土匪，希望中国组织特别警备队备之；（三）根据华盛顿会议之决议，要求关系各国共同援助；（四）废止海参威之管理委员会，缩小哈尔滨之该技术部之权限；（五）中俄会议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不宜干涉。

国人试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根据华会决议”掠夺中东路的，怎样蔑视中国的主权，他们竟说得出口，不准中俄会议“干涉”中东路；新爱〔卖〕国贼外交系对于他们主人的这项训令，一定奉命惟谨，不敢违背的。所以他们天天抬出外蒙问题以塞国人耳目。而把中东路问题抛在九霄云外。被蒙蔽的国人呵，你们须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中东路问题之重要十倍于蒙古咧！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

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政治问题”

A．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倚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B．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C．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

D．国会问题：现有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

E．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

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

“劳动运动”

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

A．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

B．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

C．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

D．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

E．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此，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二〔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画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

“农民问题”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及灾荒使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徙所至之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

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

最近几个月内，中国几家资产阶级的报纸，算是做了不少反对苏俄的宣传；这些宣传都是直接间接受外国帝国主义宣传员之支配的。有一些报纸论到“国际共管”的消息，便说中国自己弄到这样糟，外人为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计，已忍无可忍，怪不得他们有这种主张。对于诚心要与中国人民友善的苏俄，并不说中国军阀纵容白党扰乱苏俄和中东路，怪不得苏俄要说闲话；反张大其辞说苏俄侵略。最近中国报纸，替外国人传达关于苏俄谣言，也算不少。京沪各报甚至登载一篇《苏俄共产党最近之宣言》；内容是说苏俄不交还蒙古和武力对付满洲；我们一看便知道是假的。这又不知道是那个侵略家造的谣。或者是日本要夺取中东路，先造些谣言做借口的资料罢。但是中国报纸毫无鉴别能力，未免专供人利用。

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很知道俄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侵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敌人！外国侵略家！时常使用离间计，或反会使中俄人民的关系日见亲密罢。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

本报对于山东问题，虽然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但是还有讨论之必要。这个举国注视的问题，虽已签约解决了，我相信我们的读者还会极端的注意。

山东问题的解决，官场中到极引为荣幸。有些官僚的报纸，如《京报》等，甚至赞美鲁案协定签字那天，是中国人民最堪庆贺的日子；并认定鲁案解决结果，是中国的胜利。在第一部协定签字换约那天（十二月一日），王正廷在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演说道：“……幸对于各问题，均已圆满解决，此诚两国邦交上一大幸事也。”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些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前题的民众——也是在本国领土内享受外国侵略家的践踏和凌辱的民众，有什么欣喜的表示。不但如此，还有不少的人们，明了这个协定对于中国全体人民的真正意义。山东公民鲁案后援会等曾发表一篇反对这协定的宣言，福建学生且因此宣告抵制日货。中国国民的态度既然如此，怪不得《顺天时报》和其他汉文的日本报纸很愤怒的说道：为什么中国还不快快感谢日本呢？日本天皇这样很慷慨的把山东交还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民还不向日本天皇致谢恩的祝词呢？

但是我们只要把鲁案协定略略分析一下，便能发现国民为什么不满意鲁案协定的原因。

鲁案协定之第一部，于十二月一日签字，细目共分九章二十八条，细目之附件共十项；内容包括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之交还，公产、矿山、盐业等等。现在我们不妨把这协定之第一部中的要点说说。日本承认于本年十二月十日正午将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一切行政权交还中国，但是中国政府须承认青岛日本裁判所民刑诉讼事件之裁判，并诉讼行为、不动产证明、公证拒绝、证书作成及私署证书确定日期之效力。中国政府并格外承认条约批准交换前日本官宪所许可出租之地，租期满后，以同一条件，准其续租三十年。中国政府更承认续租三十年期满后，仍得再续租；不过再续租之条件，须按照胶济商埠租地规则办理罢了。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却保留公产中最精美之房屋和地基共十九处。胶济铁路沿线公产，现被日本占领，本应即刻交还中国，却规定俟开埠地方决定时，另由两国政府协定。日本政府允将青岛、佐世保间海底电〔线〕之一半，无偿交与中国，却于附件中规定青佐海底电线之青岛一端，也委托日本政府代办，一切机器、线料、房屋、接线等费用，却由中国政府供给；电报房的主任和技师由日本委派，他们的薪金及其他职员的薪金和额数，均须由中日双方协定。甚至交还中国之四方及沧口各电报局日文电报之收费多寡，亦须由中日主务官厅协定。中国政府并须交付日本政府一千六百万日金，作为收回公产和盐业之赔偿费。此项金额内日金二百万元，须于公产和盐业移交后一月以内支付现金。其余日金一千四百万元以国库券交付日本政府，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此项国库券之偿还期限，定为十五年，但不论何时，经三个月前通知，须将本国库券之全部或一部偿清。日本所占领之山东各矿山，移交一个专为经营此项矿山所组织之中日合资公司。日本政府既将一切矿山移交这个中日合资公司，这个公司须赔偿日本政府日金五百万元。

青岛——这块中国领土——从前不过被日本资本家强夺去了，现在不过经过一度交还中国的手续，但是拿鲁案协定细目第一部一看，便知日本资本家夺得的利润真不少呀。此后日本资本家每年因此又要榨取中国人民几百万元的“赔款”。八年来日本占领之山东矿产，现在事实上是依然还在日本掌握之中。因为个个稍微明了一点中日合办事业之历史的人们，都十分懂得中日合资公司除了有一张中日合办合同做假招牌以外，事实上简直是个日本公司。因为完成这个“公平”的合办事业，日本又获得五百万大洋。日本资本家和商民人等，在由比司令〔此公司〕保护之下，当然视青岛为他们的极乐乡土，他们会尽量收买青岛商业繁盛区域之土地；等到这次鲁案协定成立以后，他们便变成有永远租借权的地主了，就是租期最短的，也不会短过三十年的期限了。不但日本领事馆永远占据八段大地皮和房屋，日本居留民团占得的土地也是不少，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租金和租期呢。那些让给日本人会、日本学校、日本医院的房屋和土地，将变成永远制造“中日亲善”事业的场所了。要是说到日本的神社、斋场、基地占据土地之多，简直令人咋舌。还有七八千亩的贵重土地，作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既得权，在条约上说是再谋清厘，事实上再不会是中国的领土了；日本政府和商人经营之广大农场，不过附件上载了一句可以补偿赎回。倘若你再仔细看了附件中的公产项，你又可以找出许多地皮和房屋的损失，而且规定那些什么公学堂、病院等，还要维持而扩充之呢。这样看来，名义上青岛虽说归还中国了，但是除了名义上归还以外，恐怕没有归还旁的有价值的东西罢。不但没有归还什么东西，日本却为交还公产和盐业，又在中国人民身上榨去一千六百万的巨款。而那些公产和盐业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现在还是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八年前被日本军阀用武力抢在手里罢了。协定上还规定日本由青岛输入机器等货物，四年内（从本年二月四日起算）可免除进口税。中国却要在十五年内，每年供给日本一万万斤到三万五千万斤的青岛盐。就是像洗衣作这样的小企业，都被日本资本侵入去了，而且这次协定还规定中国政府要给青岛日本洗衣业一种保障，这便证明鲁案协定第一部的漂亮。这样一个协定与其说是交还山东的协定，不如说是一个第二次掠夺山东的协定罢。

现在我们再看看鲁案协定第二部罢，第二部是规定胶济铁路的移交事件，本月五日签字的。在这个协定第二部中间，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出日本军阀的新阴谋。

按照协定第二部说来，日本将胶济路及其支线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移交中国，中国以四千万国库券赔偿日本。此项国库券以胶济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要是不细心去研究这部协定，好像这些就是全部的内容；但是真正的内容比上面所说的，实在差得太远。鲁案协定并没有规定日本参加管理胶济路的条文，也没一家中国报纸提及日本管理胶济路的问题，但是日本管理胶济路的根据早就安排好了。这是怎么呢？我们要是翻开华盛顿会议中之山东条约看看，便能找出山东条约第十九条如下：

“前条所云之国库券未还清前，中国政府须选派日本人一名为运输总管，又一名为总司计，与中国总司计会同襄办事务以国库券还清时为限。”这就是说这条中国的胶济路——这条额外花上四千万元国库券向日本赎回的胶济路——的全部运输事宜，现在仍然落在日本资本家和日本军阀手里。那些日本资本家和军阀还是可以和从前一样利用这条铁路的运输权，供给中国督军的枪炮子弹之类，输送鸦片吗啡的毒药。据最近的消息，说是这铁路的机务、车务、工务、警务等处长，仍由前任之日本人充当，任期二年半（恐怕不止二年半罢？），各处副处长，才由中国政府指派呢。

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实，便是鲁案协定值得叙说，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们虽然只把鲁案协定，略加分析，已足够使我们得到一个很确当的结论。我们的结论便是：日本一方面形式上将青岛和胶济路交还中国，实践华盛顿会议上的允诺，博得国际上的美名，他方面用他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利用中国委员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依然保留他在青岛和胶济路之主人翁的地位。多年争持之山东问题，现在日本是得了名利双收的结果了。日本虽然这样胜利，他的军阀的欲望像是还没有满足。他们还在青岛及其附近招集土匪与以赞助，其用意实欲于日本军队退出青岛以后，还能暗中操纵和管理青岛，如从前一样呢。也是企图以土匪骚扰为借口，推迟青岛行政权的交付呢。土匪如何在青岛一带骚扰，土匪最近的行动和土匪历来被日本利用着做扰乱事业等事实，我想读者都已十分明了，用不着再去多说。现在日本领事又怎样在青岛设警察所等等额外侵略行为，读者也自能明了，也用不着再说。我们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受日本政府侮辱的事实。当王正廷在青岛举行接收青岛行政权的仪式的时候（本月十日正午），日本代表演说，简直没有把王正廷放在眼睛里，差不多没有一句话不是侮辱他（此事中国报纸竟没有详细记载）。王正廷的好乖，又是一问题，但是至少从日本代表看来，他总算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代表，侮辱王正廷，是不是侮辱中国人民呢？

每当我们想像所谓山东交还问题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中国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日俄长春会议的经过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俄国代表等情形。日俄长春会议虽然破裂了，但是俄国得到什么重要的结果呢？其结果便是在俄国领土之内，现在是没有一个日本兵了。这个结果，只是由于俄国劳农政府之坚忍和伶俐的政策达到的，并没有得到什么“友邦”的“善意援助”。俄国民众的志愿和需要，是有那些俄国代表真正能够代表的，而且俄国代表团真能代表一个完完整整的俄国。但是中国人现在那里有这样好的命运呢！中国委员团那能比得上俄国代表团呢！中国委员团不过代表一个由顽固官僚组成而供军阀使用的政府。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不过官僚们欺瞒小百姓的话；惟有没有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才处处损失国权。这就是为什么王正廷等的委员会丝毫没有作用和分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政府无论和那一国办交涉，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利权断送给别人。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

革命与反革命

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了的概念故。

综计人类社会兵争之祸有四：（一）外患，这是种族间的侵略战争；（二）内乱，这是野心家抢夺政权的战争；（三）革命，这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四）反革命，这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

遍一切现象界均日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动不息，人类社会也是现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现出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

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内乱乃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必须明白了解这些观念，然后才不至堕入迷途。

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最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都应该明白了解革命与进化之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因为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是静的，社会现象比较是动的，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

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的统一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这些阶级争斗亦即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时代，固然明白显出他们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质；在这些时代之每个时代中，又复有几多小的进化阶段现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黄、庞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现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兰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纪打倒帝政时是何等急进的革命先觉，在二十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现在因为反对劳农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可以决定两个概念：（一）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二）我们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

我们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我们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对一个较开明的军阀取媚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之政策的错误。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

中国政治上主观的需要是实现民主的统一的政制，不幸社会的基础日久建设在家庭农业手工业之自足的经济状况上面，以致客观的民主的统一运动犹未发达到全社会普遍的舍命的要求，以致军阀尚完全掌握着统治权，以致除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不徘徊于军阀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还说不上建设民主的统一政制；目前第一步的奋斗是要比较进步的党派即刻觉悟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打破最黑暗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及卖国官匪（新旧交通系、安福部等）互相勾结的反动的政局；这种反动的政局，是中国政治向民主统一的路上之唯一障碍物，此物不去，民主的统一政治永远不能开始工作，去此障碍即是民主的统一政治开始工作之第一步。

杨以德杀伤唐山工人事件，最高问题贿买议员事件，破坏司法独立事件，这都是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反动现象，固然是我们应该起来积极反抗的；但同时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万万不可以只看见这些反动现象之各个问题，而忘记了这些各个反动问题都是一个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现象。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向这些各个反动现象加以攻击，我们尤其应该向产生这些现象的反动政局加以根本的总攻击！

全国工友们！杨以德不过是有威权者的爪牙之一，他枪上所染的唐山工人血，是应该用我们全国工人血来洗去的。恶政治日日来压迫我们，我们应该即刻抛弃工人不干涉政治的谬论，大家站起来做打倒军阀官僚改良政治的急先锋，比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革命家还要加倍勇敢前进！

国民党诸君！保障民族、民权是国民党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这个使命，第一要认清最违反这个使命的敌人是谁；第二要将奉行这个使命的基础建设在每个民众革命的行动上面，勿失去一个参加民众运动的机会，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

好政府主义者！你们在政治的信用上，对于目前的反动政局固然不应该取消极的态度，即在个人的友谊上，依封建时代的道德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干！干！干！

青年学生诸君！“五四”的光荣由你们自己消失了，也可以由你们自己复兴起来呵！希望你们万勿只看见蔡校长辞职问题，和罗文干下狱的问题，而不看见汉口的市民和工人同胞被英国帝国主义蹂躏的问题；更希望你们万勿把蔡校长辞职当作仅仅一个教育问题，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件整个的东西，各项行政作用是绝对不能够分离的，“司法独立”、“教育独立”不但不是革命的口号，并且是不可能的梦想，像这种消极的退缩的哀求，是万分不应该出诸青年之口！

工商业家诸君！你们要明白在这种贿买总统、破坏司法、摧残教育的反动政局之下，裁兵、制宪、理财的理想又何能够见诸事实呢？你们出来与闻政治是中国一个好现象，但游说哀求是必然无效的，望诸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益友社诸君！你们党中很有许多有气节有骨格的革命分子，你们若真心要打倒军阀，我们焉有不敬仰之理。但不幸眼前的事实，你们却一面跪在一个最黑暗的军阀面前，一面来抵制一个较开明的军阀，这种反动的态度，是国民所断不能容忍的呵！

研究系左派诸君！你们过去在政治上虽然做了许多很大的错误，然终究不但不是军阀，并不是官僚；你们的态度虽过于温和，然终究还算有点政见的；凡是一个政党，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绝对不许取消极的态度，诸君若不决心抛弃政治生涯，便应该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

政学会诸君！你们目下开始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是很能洗去以前的过失，应该受人赞美的；因为我们评判各党派的功罪，应当以目前行动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为标准，不应怀抱成见的。但希望你们对于目前反动的政局应该有积极的表示，仅仅消极的否认彭允彝为非政学会会员是不够的呵！

小孙派诸君！诸君由进步党的左派而加入革命的国民党，已经证明你们有了一很大的进步。诸君既已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一天不抛弃革命事业，你们便应该和他一致行动。在现在这样反动情势之下，已经迫使退步的政学系前进一步；你们已经前进了一步的，便当更向前进而与革命的国民党密切的合作呀！

洛派军人诸君！你们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张作霖交通系的行为上，不但是爱国者，并且是一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你们谬误的方法和软弱的心理酿成了现在的反动政局，简直是你们的罪恶，你们若没有立功赎罪的决心，国民是不能宽恕你们的！

反动政象的恶空气几乎堵住了我们的呼吸，国会议员的行为完全丑化了人间社会在畜牲界以下，全社会各阶级人格在畜牲以上的各分子快快起来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呵！谁是爱国者便应该担任这联合战线上之第一个炮声！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

一、议员受贿案

二、国会违宪案

我们曾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见地上攻击外交系之前内阁，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现在对于罗文干卖国嫌疑，不欲作事实及法律以外之攻击或辩护，亦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惟对于司法行政长官，以命令干涉审判及不依诉讼法之声请再议、拘押被告这两点，不得不警告资产阶级的和平派梦想在军阀势力下能实现“司法独立”和“保障人权”。至于一个教育总长结党营私，一个大学校长愤而辞职，我们除了感觉得是反动政局开始崩溃之征兆以外，更没有特别注意讨论的价值。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上，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讨论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刑法上的议员受贿案；一是约法上的国会违宪案。我们注意讨论这两件事，不是厌恶反动政局之心理的推测，乃根据下列两个事实：

（一）（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节录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高凌蔚谈话。）

（二）昨日下午一时，北大学生约千人，自该校第一院出发赴象坊桥众议院，每人持旗帜一面，上书“驱逐教育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等字样，列队而行，沿途发散传单。学生军维持秩序，队前有大旗一面，书“警告国会”四字。二时四十分，至众议院门前，时法专、医专学生已先至。三校学生相见，呼声雷动。各校正拟推举代表呈递请愿书，突有警察百余人……或用枪刀或用皮带，向人丛中突进，学生手无寸铁，皆披靡奔避。警察仍拼命追逐，致学生有倒卧地上不能行而受践踏者。当时情景，旁观者多战栗惊愕，目不忍视……而此时有类似车夫之流氓多人，亦应声呼喝，大打学生。警察将学生驱出象坊桥后，始行退回院前。事后调查，计受伤二百余人，受重伤者约五十余人，其伤脑及内脏者北大有八人。如夏应池当时重伤，至呕吐鲜血，黄日葵、呼霹雳皆头部受伤极重。现受重伤学生皆分别抬往瞿氏、德国、法国、首善、尚志诸医院。（节录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第一件议员受贿的事实，由《京报》登载出来到现在已过一星期，议员及内务总长高凌蔚两方面均无一字之声辩，其真假便不用讨论了。并不是点名发饷，为什么某军需官来京即将各党名册送至红罗厂？正在轰说所谓最高问题时，曹巡阅使忽然送议员炭敬，联络感情，究竟是何用意？在欧、美、日本诸立宪国，此种事实若在新闻上披露出来，行贿者、受贿者均早已由检厅起诉拘押在监狱里了。化日光天之下，公然行贿受贿，内务总长公然向新闻记者直言不讳，真是目无国民，目无检厅！

第二件国会违宪的事实，也是百口莫辩的。凡是立宪国无论君主民主，人民在宪法上都有请愿的权利，中华民国的约法也有明文；现在学生是向护法的国会请愿，不是向皇帝京控，议长竟纵令警卫流氓殴伤学生多人，这明明是不承认人民在约法上有请愿的权利，这样若不算是违宪，什么是违宪？议员诸君试扪心自问：若以前安福国会在北京有此举动，诸君在广东高唱护法时，是否要通电严责非法国会违宪之罪？当真诸君即是约法之化身得任意或违或护吗？现在教职员学生似乎重视驱彭留蔡问题而轻视了国会违宪问题，一般社会以为此次风潮是国会殴打学生问题，而忘记了是国会剥夺人民请愿权利问题（今日学生请愿被打，将来农、工、商人请愿也可被打），都是大错而特错。原来宪法上请愿权之用意，是使含冤受苦的人民有路可走，是和缓革命之方法；我们向来不赞成这种叩头下跪式的请愿，正因为他是非革命的方法，是和缓革命的道路，现在既然由国会宣告“此路不通”，大家赶快另外寻一条可通的路去走罢！

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家及学者诸君！你们向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你们向来是迷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横在你们眼前的议员受贿、违宪两个问题，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乃是一般人民权利被损害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不容许的问题，你们若不出来为此问题而奋斗，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司法界诸君！检察官对于这样明白受贿、违宪的事件若不提起公诉，不能说不是溺职，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司法独立！

最低问题

现在各报上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谈什么最高问题，我们却要谈谈最低问题。

杨以德恭维洋大人杀伤了许多开滦矿工，至令这些工人的家属颠连无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屠戮中国工人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英国的军警在汉口开枪打伤了许多棉花工人及商人，象这样帝国主义者公然屠戮我人民、侮辱我国权的大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一个军人毒打一个肚子疼拉车不快的车夫，从廊房二条胡同一路打到西四牌楼，一文不给（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益世报》），这是关系军纪、劳动两个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中国鸦片之害未除，复加上吗啡，最近又加上金丹，毒遍全国，北方各省尤甚，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种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在科学发达之二十世纪，而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普化学社等，公然遍立于中国，均以扶乩请仙敛钱为事，吕纯阳前在上海某杂志做文章，现在又在北京某银行做行长，内幕中还伏有扶清灭洋之阴谋，这是什么一种东方文化，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安定门外教场前土匪啸聚之露天大赌局，近由军人保险，每日聚赌者三四百人，居然抗拒侦缉队（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益世报》），这是关于地方治安问题，何等重大，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西城东斜街张医生的十八岁幼妾，被大妇毒打自杀，经地检厅验称无故轻生，不予起诉结案（见一月二十日北京《京报》），这是不是应该发生人权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内外城无食贫民现有九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据最近警署所调查），大家何以不谈？

青年会原为美国人传教机关，日前美国兵在北京青年会赛球时打人，大招青年会中国人之反感，青年会干事并不向美兵交涉，此种有意侮辱中国人之事，大家何以不谈？

保定师范学生驱逐素行恶劣之校长，省长竟拘押学生代表，以军警护送校长复校，开除学生代表十七人（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晨报》），这种武装的校长，岂非教育界之耻辱，大家何以不谈？

这些最低问题，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大家都从来不注意不讨论；总统问题虽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不过是价值二百圆的一个小小政治问题，实在合不着天天用他点污了舆论机关的清白，而且叫做什么最高问题，真是令人看了肉麻。

评蔡校长宣言

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恶浊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有奶便是娘”、“助纣为虐”、“在文化事业上做装饰品”、“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高明得万倍；但是我们以责备贤者之意，对于他这种“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认为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所以不得不竭诚把这两个观念的缺点忠告于蔡校长且以告国人：

（一）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因为社会上领袖人物若取消极的态度，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东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正以消极的思想为最大病根，因此我常常痛恨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的仇敌；甘地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及非暴力的抵抗主义大失败之经过，消极的东洋民族之弱点已暴露无余，现在北京《晨报》竟称蔡校长为中国之甘地，竟称不合作主义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厄运！我们当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以保护群众的革命运动之一线生机；而《晨报》记者反希望蔡氏之主张能如甘地风靡印度，真是岂有此理！

（二）蔡校长宣传不合作主义，明明不过是希望一般做装饰品做机械的学者官吏采取折〔拆〕台政策，他这种政策，可以证明他眼中只看见一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只看见武力不看见民众，蔡校长打倒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辛亥之役，清帝政府虽倒，而革命并未成功，正以这个缺点为最大原因，蔡校长的宣言竟引据推倒清室为不合作主义成功之例，正是一个相反的证明。

我们敢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我们一方面天天骂军阀官僚包办政治败坏国家，一方面却又天天主张我们不干预政治，这种思想是何等矛盾！中国社会向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人（教育界属之）说：我们只要专心办学求学，不必问政治；农民更在那里睡觉，连政治这个名词还不大知道；工人说：我们只求改良生活，我们不愿干预政治；商人也说不谈政治。好了，士、农、工、商都不问政治，有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政治，如此政治只得让军阀官僚来包办了。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单就教育界的士说，政治不清明，财政紊乱，教育费无着，你们如何能办学、求学？于是你们妙想天开的说：教育独立，不问政治。我现在要问：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去〔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中〔去〕？若无人圆满的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现在有些人对于学生请愿被殴风潮又说：我们只主张教育独立、司法独立及驱彭，不干预政治。其实教员学生除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够不问政治！“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八个大字为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然而自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革家，总脱不了浪漫的倾向：激烈的往往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和平的往往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总不肯向正确的有效的革命轨道上走。这些浪漫的倾向，自然是社会改造运动中不幸波折，却是阶级根性上历史的遗传，非一时所能脱净的。从事暗杀或暴动的人，不能不算是激烈的革命分子；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老实说还是封建时代非组织的一时冲动的浪漫根性之活现。实行不合作主义的人，他那种愤时疾恶的热诚，比起一班同流合污之辈，自然值得受人赞赏；但是他那种消极的态度，老实说确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之模范的暴露。

这些把戏——暗杀、暴动、不合作，现今都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或隐或显的照例扮演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变动及紧迫，已造成新势力民主革命的条件，而旧统治阶级——军阀官僚之黑暗昏聩腐败无能力，又日夜舍命向被革命的路上狂奔，无形的革命空气一天增涨似一天，至少也充满了沿江沿海沿铁路各城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只恐怕国内一班新势力之领袖及青年，仍为浪漫的理想所迷，而不知采用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因风造雨，致失时机，岂不可惜！

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因为善与恶都是社会的关系、阶级的关系，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而且是革命之障碍；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暴动这个方法，比暗杀进步得多，但革命固然要采取暴动的手段，而暴动都〔却〕不尽是革命；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动，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误解迷信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一时冲动的暴动就是革命。我们所尤其反对的是妄想利用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一时的暴动，达到革命之目的。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即使能得着一时的胜利，也决不能在实际上推倒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像水上浮萍毫无根据，而且没有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他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象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说〔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

我们反对不合作主义，不用说不是赞成与恶浊政府合作，乃是反对社会上领袖人物只知道拿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而不知道采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方法，来做积极的进攻的革命运动。这种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不但有引导民众离开积极革命的恶果，而且不合作主义的自身，是浪漫的，是和平退让的，在印度百余万甘地党徒尚且是行之无效，明白的破产了，结果只变成了革命的障碍物，变成了革命党人看做在英政府以上的仇敌；何况中国式的不合作主义，蔡校长一个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义，简直无产可破，请看蔡校长所希望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正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代表总理大人说什么“彭蔡解除误会，或更至交欢”这一类的话，便是一个明证。以前蔡校长等所发表的政治主张（见二号《努力周报》）上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为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又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这种积极的精神，实在是治疗中国人恶劣的消极根性之圣药，想不到现在蔡校长又回到笼手消极的旧路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请问当日和蔡校长发表同一主张的十五个要做奋斗的好人们，是否也都跟着蔡校长笼起手来让恶人背着走？是否也要做当日自己所痛骂的“罪魁祸首的好人”？

我们明瞭正确的主张是：

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

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

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

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

现在全世界的大患都是兵患，但欧、美、日本各国的兵患，不在兵之本身，而在帝国主义的政府拿兵来压迫殖民地，拿兵来互争殖民地。中国的兵患，乃在军阀拿兵来拥护他们私人的地位，增益他们私人的财产；而中国的兵何以甘心供军阀私人的利用和牺牲，乃因中国兵是由军阀雇佣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而成，军阀的威权乃建设在这班土匪游民之上。这班土匪游民专以当兵为职业，职业兵靠兵官吃饭，兵官靠大帅吃饭，大帅一旦失了地位，兵官及兵便失了饭碗，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兵患乃在兵之本身。救济中国兵患之根本方法，不专在裁兵，而在改用征兵制来代替现在的职业兵；因为征兵服役有一定的期限，退伍后有一定的职业，和官长大帅没有永久不可离开的经济关系；而且征兵区域有法定的限制，势不能任意的无限增加；所以在征兵制之下，无论如何野心家，至少也不能够造成中国土匪头的军阀。

议会制度虽在欧美各国已成末路，而他们当初发生及存在却有历史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的资产阶级都很发达，大部份的议会议员都有相当的职业，都隶属于政党，每个政党都能代表资产阶级一部的意见与利益，所以他们的议会制度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后援的。中国的议会则不然。产业幼稚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尚未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阶级，因此至今不曾有一个代表阶级意见与利益的政党，所有的政团，无非是一班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单纯为自己个人利害关系凑拢起来的。因此，中国的各阶级议会都没有阶级的后援，各级议会的议员都没有相当的职业，这种以议员为职业的议员，自不得不视职业为谋利的工具，这种浮萍无根的议会，自不得不仰权门的鼻息以图生存，他们助纣为虐固然可以横厉无前，若真为民权奋斗而抗权门，直不能一朝存在，议员只能为恶不能为善，乃是必然无可逃免的事实。所以我敢说：全国各级议会的议员种种失德败行横暴堕落无人格的行为，并不是议员们本身的罪恶，乃是强效欧美的议会制度而不合中国社会状况的罪恶，循此不变，虽改选数十百次，也必然是后先一辙。救济之道，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改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此种国民会议，不但代表其团体的意见与利益有一定之后援，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而且每年改选一次，每次会期不过一二月，不妨碍议员固有的职业，谋生无后患，至少也不至像现在的职业议员长久群聚废业，为谋利求官而有奔走结纳煽动政潮的必要与经验。

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

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但我们对于他消极的方法之宣传，认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众心理上，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故不得不进以忠告。以前蔡校长只办教育不问政治的谬误主张，已经收了恶果，以〔已〕经引导青年学生到了极沉寂的睡眠状态几于不可救药；他现在虽然觉悟到恶浊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却已后悔迟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极态度，又来宣传第二个谬误主张，北京《晨报》记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义，并居然称许为“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我们认定蔡校长这第二个谬误主张，又要造成恶果，第一个恶果已经遗祸无穷，一时很不易改正过来，现在又要收第二个恶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运重重，我们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因为中国人婴退的懒惰的病根甚深，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正合他们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从起来，婴退懒惰不肯挺身奋斗的人们，正好借此鸣高，其实是拿不合作主义为安乐窝为避难所，以遮掩他们懒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报》记者现在也承认：“现时我国可否鼓吹‘不合作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承认：“我们中国在军阀政蠹盘据的政状之下，非有一种更深刻的标语，更严厉的手段，恐怕不会得群众底了解。”我们深深感谢《晨报》记者这种论调可以加〔给〕宣传不合作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晨报》记者又说：“不合作主义是打破现状底一种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况且蔡元培宣言，仅仅说到正谊主张者，不要替政府帮忙一层，此外有无其他主张，及蔡自身辞职之后，有何活动，都无从知道，我们决不愿轻易替他鼓吹。”这些话都说得极其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恶浊政局是有历史的有组织的一件东西占住了空间，必须有一件东西能够积极的打倒他代替他来占住这空间，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义的本身决没有这种性质，不但没有这种性质，而且是消灭这种性质的利器，因有民众心理尤其是懒惰怯懦的民众心理，遇有人示以解决困难之比较的和平方法，他们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这个方法，痴心妄想以为他足以解决困难，非等到这个方法完全失败，便不会发生另寻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会——而且以为不须——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长若不愿与恶浊政府合作，辞职出京，别有所活动，则不合作只是别谋活动之过程中一个行为，决不能说是一个主义，但是他不独辞职宣言后无所活动，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传某君“相率离京”、“相率辞职”、“不再替政府帮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对于研究学问的兴趣，此外并没有别的主张，蔡校长痴心梦想用这种浪漫的消极方法来拆散恶浊政府的台，来求政治清明，已经是大错而特错了；《晨报》记者又从而盛称他“宣传不合作主义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该竭诚忠告《晨报》记者，个人立言错了是小事，因为要回护自己的错遂不顾社会的错是大事；因为不忍社会的错遂不惜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勇敢的行为呵！

《晨报》记者不承认“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有害的主张，不承认甘地主义在印度已经失败者，不承认甘地“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在第一点，可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头脑可以认识“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的，至于他的害处，前文已详，现在不必再说。在第二点，这有事实的证明，本报另有纪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点，这是《晨报》记者根本的观察错误，我们不可不讨论一下：第一，《晨报》记者所列举的甘地八种主张，若说都不是消极的，便可以说人间行为无一不是积极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将Negative、Passive等字永远删去。第二，若说“不”字是他们的手段，决不是他们的目的，此话便差了；我们正是指斥他们所取的手段是消极的，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碍革命运动；至于说到目的，出家求仙学佛及山林隐逸的人，何尝没有积极的目的，蔡校长想拆散恶浊政局的台，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目的。第三，《晨报》记者举出甘地许多积极的行动，证明他不是消极的人物，这便更差了；正因为他积极的“树起‘不合作主义’的旗帜之后，遍历全印，到处宣传，演说不足，继以文字，务使一般印人彻底的了解他的主义”。革命运动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甘地的奋斗，正是他的罪大恶极处；他若是愤而辞职之后，隐遁起来，独善其身，所遗下的恶影响还小得多。第四，《晨报》记者说：“他（甘地）根本上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异常反对。他觉得机械工业，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这种机械工业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极端反抗不可，民族观念还在其次。”如此说来，甘地运动决不是民族的革命运动，乃是复古的反革命的运动，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性，把资本私有的罪恶和由他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罪恶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性），都归到机械工业物质文明身上，简直和从前英国工人打毁机器是同样的见解。托尔斯泰、达哥儿、甘地都是这一流的昏蛋，他们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他们妄想以为手工工业可以和机械工业竞争的，他们妄想以为人类历史可以由人力开倒车的。吴稚晖先生说：“印度比中国更无望，因为印度反科学反物质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国更甚。”这乃是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极的思想）。第五，《晨报》记者说：“劳动阶级底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底表现，难道《向导》周报记者连罢工也不赞成吗？”我们的答复是，工人罢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认现制以内，对于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条件之下所采用的手段，部员罢工索薪，也是这一类，与所谓“不合作主义”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合作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一类的运动，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条件的经济要求，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争斗。像工团主义派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妄想单用总罢工的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简直和蔡校长想拿总辞职来打破恶人政局是同样的谬误，我们当然也是不赞成的。此外还有几种罢工（如不适时机及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等），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晨报》记者以为我们对于工人罢工都应该盲目的一概赞成，这个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了，过于浪漫了。

我们很敬爱的《晨报》记者！请你们去掉成见，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静气的就客观上精细研究一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是个不能实现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恶人政治是否必须积极的民众革命才能够打破？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影响？倘弄清了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同做思想界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为自由而战！

“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现在恶浊政治热烈的指教我们，使我们渐渐知道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北京学生为了向国会请愿受警察殴打，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请愿的自由权利了；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会被军警强迫解散，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了。我们盼望各界人士都要认清这两件事是一般国民失了自由的问题，不单是学生、工人自身一部份的问题，各界人士其同时速起，为自由而战！

统一的国民运动

军阀们的罪恶，国民都已经亲眼看清楚了，非打倒军阀不能救国救民，国民也渐渐觉悟了，但是如何打法才有效呢？

我们要知道：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了，然自古道“困兽犹斗”，他们最后必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知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不能当真算个什么军阀，但是政权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所以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

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林超然非法被捕，只有新闻界出来抗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的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

怎么打倒军阀

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下面的臣仆，是中国政府上面的太上政府；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他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藉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的事实，人人知道，不用我们再说了。近来以外交内政上种种事实的教训，国民各方面救国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渐渐集中到“打倒军阀”这一点，这也不用我们再来解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打倒军阀，但是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军阀存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运命。

第一我们要了解军阀们所以存在，决非偶然，他们有两个强大的基础：（一）是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后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中国极力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民党，这是以往的明证；现在对于地方的军阀还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援助陈炯明，上海的领事团极力结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山的欢迎会都禁止了，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都不许发行，这都是眼前的明证；所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若不因中国国民之反抗或国际形势之变迁而失坠，终是军阀最有力的后援。（二）是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军阀的势力在兵多，兵从那里来，不用说不是依法征调而来，乃是一班无业游民，由军阀出钱招雇来的。这种兵匪不分的兵，原来本无职业，或是失了职业，现在以兵为终身职业，终身要靠大帅吃饭，自然不得不昧着良心服从大帅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所不为，大帅拿出吃饭不饱饮酒不醉的小钱，雇用一些土匪兵，去抢政府人民成百万成千万的大钱，真是一本万利；可怜这班职业兵，打死一队，马上可以再招一队，解散一师，马上可以再招一师，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里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中国此时无业游民群众日见增多，他们简直是供给军阀势力之无限的活动资金。

第二我们要了解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然而自古道困兽犹斗，最近曹、吴、冯、齐有在“北洋正统武力统一”口号之下大结合的趋势，他们这最后的决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智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算不得什么真的军阀，但是政权与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里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打倒军阀，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一）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造成自主的国家，以根绝军阀之后援。有一班人以为只须做拥护民权打倒军阀的运动，不必牵扯到反对帝国主义，多树敌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国际地位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自身究竟没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所以我们固然要根本上反抗列强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们以各种名义的外债直接或间接供给军阀。

（二）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在产业幼稚兵匪不分的中国，召来便是兵，散去便是匪，根本的救济固然只有开拓工业农业来吸收这些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然而目前救急，裁兵也算是缩小军阀势力救济财政破产之一法。但我们要知道：（1）只裁一部分兵，其结果反使军阀荷包增加一笔裁兵费，而他们压迫平民和兵争战乱的力量依然存在；（2）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3）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我们主张：（1）以平民的宣传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2）资本家合力兴办浚河、筑路等公司，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3）农村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乡团，城市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工团、商团，如此，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并且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

（三）必须做民主的统一运动，使同一国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才能根本改变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然而这种统一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统一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军阀们“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所可冒牌；民主的联邦固然不害于统一，然而军阀们所提倡的“联省自治”，却是破坏统一之变相的封建割据。赵恒惕、卢永祥都主张联省自治，到了人民真要实行省宪法都害怕起来；吴佩孚口口声声主张统一，实际上处处破坏中央政府财政军事的统一，而且见了工人联合统一的运动便害怕起来。这班军阀们，力量小的便想借口“联省自治”以图割据，力量大的便想藉口“统一”以扩张自己的地盘，这种军阀割据的省自治，这种军阀兼并的统一，不但去自治与统一都有天渊之隔，而且同是纷争战乱的源泉。我们主张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和民主的省自治并行不悖。

（四）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办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合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

（五）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在国民运动中，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此时全国各党派倾向军阀官僚的分子，当然不必说了，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长生命。

（六）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全世界的各种革命史，大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热血所造成，眼前的中国事实更可证明。知识阶级诸君呵！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愿投降于军阀，只有民主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别无中立徘徊之余地。你们切不可迷信宪法可以革军阀的命，白纸黑字的自由是骗人的废话，自古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你们切勿想单靠你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你们的舆论与运动倘不中途退却，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气，并且你们当中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但是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你们勿怕，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劳农革命，即在国民运动中若忘记了劳动阶级是重要部分，这种国民运动也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所以知识阶级、工商阶级不但不应当怕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而且应当竭全力以赞助此等组织及运动：（1）保障工会之权利，（2）扩大工会之组织，（3）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如此方能运用此最有实力之社会阶级来反抗军阀。劳动阶级不但要求真民主主义最切，而且能为真民主主义奋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他们此次的血战，不只是为工人的自由与人格而战，乃是向军阀们黑暗势力为全国人民之人格与自由而战；凶手们北洋军阀的罪恶，不只是因为杀伤了几百个工人，并且是对全国人民之民权、自由与人格而宣战。

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

二月中李根源到上海，向孙中山游说什么孙、岑携手平分粤桂，孙中山未应从他这种分赃而且是买空卖空的妙计，他同〔回〕到北京便翻转面孔，替曹吴向黎元洪催发闽粤令了。

沈军未变前数日，广州即轰传岑春煊、杨永泰催沈就职并为筹饷之函电；沈军败后，林正煊（省议员）以赴新街会议之嫌疑而逃，容伯挺（沈军谘议）以密探之罪而伏法，政学会在省港之秘密机关，已破未破者闻共有八十余所。

此次沈鸿英叛乱，固然是北洋军阀与南方冲突之开始，主要原因还是政学会与国民党第二次破裂之表现。

和平的研究系，他自前清直到现在，还能抱定他始终一贯的立宪主义，政学会的主义是什么？不过是“鼠窃狗偷做官发财”八个大字的党纲。他们纵彭允彝以大湖南主义入寇教育界，来讨反动的军阀之欢心；他们牺牲沈鸿英在广东做投机买卖；他们还想利用黎元洪做首领来组织政党，与吴佩孚妥协来压迫南方；他们以如此一来，在南北政治舞台上都能占得势力了。但是他们在南方的投机买卖，眼见得要失败，可怜牺牲了一个沈小军阀，政学会虽无所失亦无所得；他们在北方策略，到第二次奉直战后，无论谁胜谁败，不知道他们将来又用什么一种迎新送旧的面孔来处置他们的新首领黎元洪？这种蝇营狗苟的政客们，其败坏国事的罪不在军阀之下！

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

什么对等会议！不过是孙曹携手的变相名词，阴谋孙曹携手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冠冕一点便于公然宣传。什么孙曹携手！不过是劝孙降曹的变相名词，阴谋降曹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体面一点便于向孙劝说。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若与北洋派首领曹锟携手，试问携手去做什么？

这班政客们欲降曹便去降曹，为什么要拉孙同去，又为什么造出这种名词？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想靠曹做总理，有的想靠曹做总长，又觉得单是自己降曹终属人微价低，不如用孙做一份见面的厚礼；并且他们都曾列名党籍，若单独降曹和孙分离，恐怕在舆论上站不住，将来要蹈陈炯明的覆辙，所以索性拉孙下水，以便遮羞而免后患，这就是他们造作名词淆惑听闻之苦心。

北洋首领曹锟，代表帝政余毒的旧势力，民党首领孙中山，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两者不能并存，民主革命的企图中，必不容北洋军阀有存在之余地，有了北洋派，便没有民国，此种顺逆是非之大义，炳若列星，我们希望民党贤者若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君，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致犯误国叛党之罪！

全民社一班人已经睡在粪坑里了，我们希望小孙派勿跟着他们倒下去！当年孙毓筠辈迷信袁家武力，故不惜抉破民党与北洋军阀之大防，以苟图富贵，现在你们勿再迷信曹家武力罢！你们要知道：阴谋孙曹携手使孙自杀的人们，比公然联曹攻孙的政学会罪恶更大！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们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扒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海军态度

海军态度之变动，在近年政局上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一九一八年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分离，对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并拥护孙中山南下至广东组织护法政府，使北洋军阀至今不能统一中国。此次驻沪海军宣言拥护福建省自治，对北京政府取脱离态度，这是中国海军反抗北洋军阀第二次之表示。林司令通电上说：

“国家之有海军，所以卫国保民，原非供一二人政争之武器。”又海军将士复旅京福建协会电上说：

“统治大权旁落于军阀之手，今日国家已如军阀之私产，元首等于傀儡，内阁俨若家臣，四百兆人之国家将成一二人之天下。苟不念及国家，尚可䩄颜视息；设以国家为前提，能不投袂而起，以解倒悬？军人所服从者，建筑于民意上之政府命令耳，岂其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以逞一二军阀之私欲！”

这样严正的指责北洋军阀，不但加军阀以打击，即被军阀支配的傀儡家臣，也应听了面红耳赤。

但是我们要忠告海军将士诸君两件事：（一）是始终固结团体，勿为北洋军阀金钱所惑中途改变态度；（二）是要结合南北各省革命的军人、工人、学生，彻底打倒北洋军阀，以建设全国统一的人民政府，勿单以福建省自治为满足。

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或者不尽然，“昏乱政府无外交”，那便是自然的结果了。国民不便直接办理外交，无论如何奔走呼号，只是做政府的外交后盾，北京政府历来卖国误国的行为姑且不说，即以此时昏乱的现状看来，对于西南的内交尚且弄得颠倒错乱，不成话说，如何能够对列强办外交呢？因此国民起来干涉内政比干涉外交还加倍重要紧急！可是中国国民并且是国民中自称觉悟的青年学生，竟有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倾向。我们敢说这种倾向是青年们回避革命的心理引导出来的；我们敢说这种非革命的外交运动，开会、游行、通电、排货等运动，因为是钦命的官许的，便一文不值！“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到内政，而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五四”的真价值在此。随后空气销散之原因，是误于“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及“只读书求学不做社会运动”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心理，归纳起来，就是“不革命”三个大字。

现在又来了！懦弱的青年啊！听凭你寻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如道德救国，基督教救国，农村救国，人道互助，地方自治，不问内政，读书运动，宪法运动，不合作，合作而促其速倒等道路逃走），军阀官僚总非追着“革你的命”不可，你往何处逃！

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

军队应该属于国家，湘军、滇军、粤军、桂军、奉军等名词，已经很表现地方主义的色彩，不成其为国家的军队了。等而下之，更有所谓龙济光之济字营，陆荣廷之荣字营，这明明白白是私人的军队，完全是部落酋长时代的把戏。陈炯明旧部之为陈家军，也是在事实上人人都知道的。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种部落酋长思想，是国家主义之大敌，是国民运动之障碍，这是我们所以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别的事还在其次。他现在反抗中山先生之阴谋，仍旧利用地方主义煽惑粤军；即使他这种阴谋能够达到目的，除了使全国进步分子厌弃他这种部落酋长人物之感想增加强度以外，恐怕别无所得。第一，正在南北酣战中，他不劝告粤军一致对北，却利用吴佩孚、齐燮元之势力金钱，来团结粤军，谋袭南军之后，此计果成，其结果必至引狼入室，明白大义的粤军，未必盲从他的阴谋诱惑，为他争权位报私仇，以贻乡土无穷之患。第二，即使中地方主义毒的粤军一时为其诡词所惑，而陈炯明之部落酋长思想，将由广东主义一缩而为惠州主义，再缩而为海陆丰主义，三缩而为陈家军主义，陈家军势力支配之粤军团结，怎能不凶终隙末！

我们希望粤军健者：以国家主义代替地方主义，以“团结革命军”口号代替“团结粤军”口号，无论何省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凡是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合力打倒北洋派军阀，建设统一的真正民国，那才是粤军的真正光荣。若团结在北洋派雇用的陈家军旗帜之下，岂不要受两重奴辱！

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

“国民的统一”，在内政上、外交上及国民经济上，都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不但在理论上为有害而无利，在事实上也是绝对的不可能；因为军阀阶级自己不能统一，加之兵队军需输送之困难，想用武力征服全国，真是做梦。

进一步观察，所谓北洋派统一中国，也是吴佩孚欺骗北方武人的话；他曾对我一个朋友说：“什么统一！就是我吴佩孚统一。”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吴佩孚并未奉北京政府命令，竟私自助杨森打四川，袁祖铭图贵州，孙传芳到福建，陈炯明、沈鸿英扰广东，不过雇用一班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为他打江山罢了。

再进一步观察，中国封建的势力，已被新发展之地方的经济势力逼得濒于灭亡，封建的道德纪纲因此已完全破坏，所以冯、段不能始终服事袁世凯，曹、张、靳云鹏不能始终服事段祺瑞，吴佩孚也自然不能始终服事曹锟，至于吴佩孚雇用的一班胡大海、常遇春等，更不过一时利用吴佩孚之金钱声势各遂其割据之私图，自始就没有服事吴佩孚的心理。假使王承斌得了东三省，杨森得了四川，袁祖铭得了贵州，孙传芳得了福建，陈炯明或是沈鸿英得了广东，都会马上变为吴佩孚的敌人，吴佩孚想雇用这班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来为他打江山，也真是做梦。

杨森！诚实说罢！你如其说“为中国统一而战”，不如说“为吴佩孚统一中国而战”。更诚实些，还不如说“为杨森统一四川而战”。最诚实无欺，应该说“为杨森割据四川而战”。

好个救国的妙计

曹、吴等反动的局面越开展，他们去崩溃的日期越近，在客观上的观察，诚然合理；然在主观上以促成反动的行动为救国妙计，则未免荒谬绝天下之伦了！杨度曾公然厚着脸说：“我办筹安会助袁世凯称帝正是倒袁的手段。”如此说来，杨度不是帝制犯乃是民国功臣了；如此说来，端、庄、刚毅辈都是排满巨子了；如此说来，严嵩、魏忠贤、客氏之义子干儿，都是除恶锄奸的义士了；这是什么一种荒谬绝伦的逻辑！无耻下流何代没有，所可痛心的是此时自命清流的教育界，也要和他们所攻击的光园拜寿议员走到一条路上去，还要厚着脸公然说是救国妙计，廉耻道丧，天地昏霾，何一至于此！

吴佩孚与康有为

康有为好似丑妓从良，又复见弃，老而不安于室，万分无奈，只得看重了众人共弃的吴秀才；吴秀才近因放纵无行，乡党自好之士，都不屑和他往来，也自然只得垂青于康氏了。他们这种天然的撮合，本来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一）康氏为吴秀才拜寿时，适与清帝代表同至；（二）康氏公然以中兴辅弼劝诱吴秀才；（三）康氏与吴秀才晤谈秘室，至于涕泪俱下。以如此情状推之，吴秀才扬言张作霖要复辟，还是恶言出于仇口，倒是吴秀才自己或者要做张勋第二！

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

我老说洋人血肉的价值比华人的血肉要贵些，大家不说我媚外，便说我疯癫；可是现在中国新闻记者大部分都以为洋人的血肉比华人的血肉重得多！

欧美、日本人杀伤华人侮辱华人事件，几乎无日无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英国人、日本人勾结萧耀南杀死四十多工人，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乐志华无辜被英、日包探打得血肉横飞，英官公然宣告凶手无罪，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现在山东土匪掳去二十几个洋人，算得什么大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便大惊小怪，连篇累牍，说个不休，你们是什么一种心理！连年军阀杀人无算，这姑且不说，土匪掳人勒赎，南北各省是常见不鲜的事，从来不曾因此惩罚地方官，独偶然小小触犯了洋祖宗，连地方最高级的文武长官都要受处分，为什么独有洋祖宗这样圣神不可侵犯。北京政府如此懦弱昏聩，真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此次被掳的人，华人一百余，洋人不过二十余，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独注意被掳的洋祖宗，是不是主张土匪只可掳华人不应该掳洋人？土匪掳人不分华洋，却毫无媚外的心理，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说此事是国耻，我敢说只有你们这样媚外真是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这班无耻下流媚外的新闻记者，实在比土匪还不如。一班洋商洋律师在中国欺吓敲诈，无恶不作，现在受点小小委曲，还算是很轻的报复，重的报复还在后来；他们在中国搜刮了堆积如山的金钱，使中国人穷而为匪，可怜无用的土匪们只知道分润这一点，还算是小小的光复，全部的光复还在后来。

我更要正告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一向立意要宰割中国，做他们永远的殖民地，因为他们非此不能生存，华盛顿会议不过稍稍抑制日本独占中国之野心，他们共同侵略中国之色彩更加浓厚；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若不能实现有力的国民革命，无论无耻下流媚外的人们如何长跪哀求，决无幸免之理。欧美、日本各国若借口区区土匪掳人问题来实行军事的自由行动，决不能使我们格外恐怖，因为欧美、日本在华海陆两方面军事的自由行动，已不自今日始，而且他们和平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使我们更加恐怖。

英国人想借土匪掳人问题遮掩乐志华冤案，日本人想借此遮掩旅大问题，他们这种卑劣手段，只能欺骗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决不能够欺骗良心上还知道华人的血肉和洋人的血肉有同等价值的人们！

国民党与交通安福

国民党唯一的使命，是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第一目的是扫荡清室的恶浊政治，为扫荡恶浊政治，不得不推倒清室统治权，这还是第二目的。清室倒后，北洋军阀袁、段等继承清室的统治权，辅以交通系、安福部等蠹国乱政的妖孽，政治之恶浊更甚于前清，所以是国民党不得不继续革命，以求政治之清明；也正因有此志此心，虽革命战祸再延长数年数十年，国人也应该谅解。

国民党欲以革命手段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必当重视全国革命分子，建设势力于倾向革命的民众之上，不得重视官僚分子，建设势力于蠹国乱政的官僚之上，如此明白无疑的逻辑，简直和二加三等于五是一样。

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引用黄芝祥、沈秉坤等一类官僚，颇轻视革命党人，其结果如何？交通系、安福部一班妖孽，力助袁、段为虐，民国以来政乱财溃，正坏在这班人手里，这班人若能使政治清明，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便不必继续革命了，国民党若引用这班人，便是根本的自杀！真心忠爱国民党的人们，应该一面消极的洗刷蠹国乱政的官僚，一面积极的造成拥有全国大群众的革命党，才不至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

我们以前只知道杨森是国贼吴佩孚的爪牙，现在可在他对于四川父老宣言中，知道他并且是阎锡山第二。阎锡山第一的欺世用民政治，已令人衔恨刺骨，现在又有一个阎锡山第二！

杨森宣言中所说治川的方法，其中谬误之点，此时当然没有讨论的必要，而且总算他说出一点方法，但是这种欺世盗名的鬼话，我们对于陈炯明的为人已经得着经验了。

在他的宣言中，我们应该注意两点：（一）他说：“我们至少要做到像阎锡山之在山西。”他这样辛辛苦苦打回四川，辛辛苦苦做一篇皇皇大文想劝四川人归降他来统一四川，好让他仿行阎锡山的欺世用民政治，所以他公然说：“以后，我在前台唱戏，所望的，就是要你们在后台打锣鼓，合着我的板眼！”（二）是他说：“吴子玉将军决不贪占我们四川的土地，这次，一是吴将军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四川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他又说，“而且能信仰吴将军是怎样热心为我们四川谋幸福了”！此时中国最反动的军阀吴佩孚如何纵兵惨杀工人，如何主张封禁全国工会，如何责骂蔡孑民使北京政府敢于蹂躏教育界，这些都不须说，我只回答杨森道：吴佩孚叫萧耀南督湖北，搜刮得湖北民穷财尽，这也是决不贪占湖北的土地，也是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湖北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也是为湖北谋幸福；吴佩孚助沈鸿英图广东，派孙传芳到福建，想必都是同样的旨趣。可惜孙传芳、沈鸿英不像杨森这样会做文章为吴将军宣传，不然福建人、广东人都会感戴吴将军的德意；更可惜沈鸿英不会打战〔仗〕，不然他督理广东，又可使中国多一个模范省。

杨森若以四川民众的势力，打倒熊、但等武人政治，我们便应该赞成；但是他现在假借最反动的军阀势力，打回四川，有造成四川为第二湖北的危险，无论他如何大言欺世，无论我们如何原谅他，也只好说一声“卿本佳人，可惜从贼”！

闽赣局势之新发展

奉张、段、卢、孙传芳、臧致平、王永泉、萨镇冰、刘冠雄、王占元等，联合倒吴运动，酝酿已久，行将见诸事实。最近各派代表在厦门开联席大会，会议结果如下：（一）各派共同出兵倒吴；（二）卢小嘉为联防办事处主任；（三）以福建总司令畀孙传芳；（四）抽调驻闽各军先出江西；（五）援赣军以李协和、臧致平为联军正副指挥；（六）改编舰队以便收复长江。

在此消息中，我们应该有两个极明白的观念：（一）孙传芳居然加入这个，即以证实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是做梦，吴佩孚想雇用一班胡大海、常遇春替他打江山也是做梦；（二）此次联合倒吴佩孚运动，纯然是两派反动旧北洋军阀争夺地位，别无他项意义，在此争夺中，自然予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然亦仅仅是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他们争夺本身的性质，和民主革命却是风马牛不相及，陈炯明联吴是认贼做父，我们对于这班倒吴派也断然不可认做贼子！

段派之活动

段祺瑞虽隐居天津，山东、浙江两省都还有他的军事势力。奉直形势紧急，上海海军独立，粤中民党胜利，这三件事都是给段派复活的新刺激，他们北由奉天、南到福建这一条线路的活动，已是彰明较著的了，他们想占据津浦路，与直系占据京汉路对抗，隐然是直系的敌国。曹、吴蠹国乱政，自然是全国所痛愤，但若由段派的势力打倒曹、吴，其政治上的反动现象，岂能减于今日？安福部过去的罪恶：如亲日卖国，滥用卖国金钱，用兵西南，残民以逞，贿赂公行，权倾一世，使国民敢怒而不敢言，这都是国民所永不能忘的；他现在的罪恶：如卢永祥、何丰林等压迫人民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和曹、吴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将来的罪恶：如徐树铮、吴光新、陈宦曲同丰朱深、姚震、王揖唐、段芝贵这班人的腐旧横暴，我们可以预想而知。段派安福部是中国极腐旧而横暴的军阀官僚之结晶。段派背后是日本，和吴佩孚背后是英美一样，表面虽是皖与直之争，里面实是日本与英美之争；国人若希望他们打倒吴佩孚，比以前希望吴佩孚打倒段派安福部，是同样的荒谬！

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

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次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欲借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共管中国的贪欲，所以在他们的通信机关特别张大其词，可怜我们无知而又媚外的中国新闻界，竟不能窥破其中奸计，随着几家外国通信社的吠声盲目的附和，不知不觉的为他们利用了，外人竟能利用全中国的报纸做他们的宣传机关，岂不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政府社会都专门注意几个被掳的外国人，中国人被掳的一二百，至今无人过问，这又是什么理由？

一切党派自然都应该起来反对并打倒恶贯满盈的北京政府，但打倒北京政府应该集合民众势力，堂堂正正的作政治奋斗，若是藉临城掳案来极力攻击北京政府，并想借此机会，利用洋大人的势力来推倒曹、吴，这是何等卑劣而且懦弱！我们固然要打倒军阀，我们断然不可借洋大人来打倒军阀，因为洋大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

当吴佩孚大杀京汉工人的时候，张大总理大骂这班过激派应该杀，越多杀越好，此时临城案发生，这位张大哥吓得屁滚尿流，当日大骂工人的威风安在？

杨以德也曾禀承洋大人的意旨大杀唐山工人，现在又要为了救搭洋大人亲到匪巢作质，他这样“轻视工人，畏惧土匪，孝顺洋人”的态度，真是中国军阀官僚之代表。

有人说此次掳案是安福部破坏北京政府之阴谋，安福背后还有日本的教唆；此事如果属实，更可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造的幸福！

临城掳案固然是件小事，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孙曹果然携手了？

　滇桂军占领韶关后，搜得曹锟致沈鸿英电云：

万急！南昌源潭电局速转韶州，探送沈督理冠南兄鉴，诚密，顷接吴巡阅使马电开，接洪湘臣来电，略谓现杨、熊、何之三部，向石龙袭击，林军向五华反攻，兴宁谢、徐、陈三部，反攻江门，胡部反攻高州，尹、李、赖、苏四部，分途作战，大浦、潮州、寻邬、准哿日前动作等语。又接祃电云，接港电报告，林指挥已下动员令进攻梅县等语。查林、洪各部，既经出发，乘此时机急进，合力进剿，敌氛不难廓清。驱孙定粤，在此一举。除电促林、洪一致进行外，特电奉达。务望激励贵部，奋勇进攻，以期一鼓荡平，早定粤局，是所盼切。曹锟寝。

　不知主张孙、曹携手的人们见了此电作何感想？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

日本人在宜昌杀死中国学生；美国人在上海三育大学因为学生有爱国的演说，要强迫解散全体学生，并且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又说：“本会宗旨，断不容任何人有国家之观念。”（教会学堂学生听者！）

这两件事想必中国新闻界都知道，不是我们造谣言。新闻界诸爱国记者，关于临城事件，已十二分巴结为洋人宣传，诸君若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请在为洋人宣传的余暇，也做几行批评，为孤愤无援的青年说几句公道话。

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你们试问良心：你们为临城被掳的洋人说过多少话，何以对于洋人杀中国人辱中国人，竟一概哑口无言，难道你们都入教会学堂读过书，谨守教会之宗旨吗？

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

议员温世霖宣布张阁罪状如下：各报馆均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民国成立，历任内阁违法失职之事，虽曰数见不鲜，然未有无法无天若此次张阁举动之甚者也。查总理张绍曾执致以来，任用私人，宄法乱政，授意秘书长吕均，借势招摇，更与财政总长刘恩源、农商总长李根源，朋比为奸，卖官鬻差，营私舞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已经同人通电宣布其对于日本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之外交失败情形外，兹再举其紊法乱政之最著者为诸公陈之：（一）私印印花税票五百万元，纵使印刷局长薛大可偷运密售，朋分票价，是为监守自盗。（二）未经国务会议议决发额外流通券一百万元，密使彭解等私向裕华银行押款，是为诈欺取财。（三）擅改国务会议议决，将印花票案查办大员之庄蕴宽，改为赵椿年，又魏联芳本系简派劝办实业专员，无端变为特派字样，是为伪造文书。（四）违反国会决议，先抽签偿还外债内之日本部分债券四千万元，又私向美商运动，竟敢过户承认津浦北段德国部分之债票七千万元，再对于法国庚子赔款，擅自承认纸佛郎改为金法郎，损失国款七千余万元，以致各国援例要求，是为构成外患罪。（五）朋分中日实业公司之官股二百五十万元，偷将股票改填张绍曾、刘恩源、李根源、文群、彭解等私人名义，是为侵占国有财产。凡此种种，证据确凿，无一不触犯刑章，至于贩卖烟土，私售芦盐，公然列诸阁议，无非祸国殃民。最近更向新银行团举债五万万，而以关余烟酒税为担保，秘密进行，以抵偿向无担保之外债，及回扣贴款，而以四万万七千万元，所余之三千万元，作为垫款，按六个月分期交付。此项借款，举中国所有财源抵押以尽，忍将中国财政交之各国共管。自新银团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国财政；今政府竟迎合新银团意旨，订此借债条约，倘成事实，则将来一切政费，非得银团许诺，丝毫不能动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国之祸立见，而所得之三千万元，外人于八个月内只将关余、烟酒税收入拨付政府，已无不足，按之实际，确系毫无所得，只以张阁贪此二千余万之回扣，遂将国家主权财权断送无余，稍有人心，宁忍出此。众议院日前开会，要求当局出席说明，张绍曾、刘恩源均避不出席，仅派财政次长张竞仁到会；经同人质问条件内容，坚不答复，近更向各国公使秘密谈判，热烈进行，若非揭破奸谋，先行防阻，沦胥之痛，即在目前，此尤我国人应急起一致反对者也。其他违法失职，书不胜书，报章所载，固已国人共见。总之张阁存在一日，则外交挽回无术，内政日见纷乱，非立予罢斥，国事愈不可为。现参议院已通过不信任案，而张阁抵死不去，并特设机关公然贿卖，抉廉耻之藩篱，破政治之常轨，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诸公热诚爱国，义愤同深，尚冀同声申讨，去此恶魔。谨贡区区，贮候明教。

张绍曾贪劣无耻，人所共知，而国会议员贪劣无耻的程度，比张绍曾只有加无减，张之罪状出诸议员之口，已足令张绍曾齿冷，何况出诸保派嫡子温大烟灯之口，更显然是一种“伪作正言”的作用，果然曹锟复电表示赞成。在地〔他〕方面，吴佩孚却电京反对改组内阁，再摧两院制宪，同时参议院提议先选总统，敦促黎元洪下野，再议制宪，吴佩孚又极力反对。这些消息，或者都是曹、吴翻脸之征兆。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

中国土匪头（军阀）不能约束小土匪，居然冒犯了洋大人，洋大人自然要赫然震怒，自然要责问土匪头的军阀——曹、吴，昏蛋的中国人民，切不可因为洋人所办报纸有非难曹、吴的论调，遂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者，也痛恨中国军阀不再予以援助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双管齐下，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兵匪满地，又复扶助军阀，抑压革新进步的人民（如助袁、段、曹、吴攻打国民党，助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上海租界两次封闭全国学生总会，洋人勾结军阀大杀唐山矿夫、大杀汉口铁路工人之类），断绝中国维新自强的一切道路，所以临城案件，第一罪魁是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才是军阀曹、吴。洋商也鼓吹废督、裁兵、理财，这是一面笼络华商使其不依附军阀而依附列强，一面威吓军阀逼他们对待列强益加恭顺；外报因临城案痛责曹、吴，明明是借此威吓军阀，令他们伏地叩首绝对屈服于列强，不但不因此召人民之反感，而且因此博得一般昏蛋的中国人民之同情；列强们对待军阀，一面加以威吓，一面又加以抚摸，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大借款现仍在京进行，象这样恩威并用，军阀们焉有不绝对臣服之理！蠢如曹锟还知道列强的用意，故敢于临城掳案热闹声中，积极进行总统问题而毫无所顾忌。昏蛋的中国人民，若还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还在曹锟之上。

黎元洪与曹张

曹锟有了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的援助，又有黄金收买议员，只要吴大军阀不反对，想过总统瘾不是难事；近来且有曹正张（作霖）副之说，曹锟想做平安总统，这种妥协也是意中之事。黎元洪的助手只有政学会，那是曹三的敌手？我们于黎曹张均无从轩轾，我们只主张：以民众的革命势力打倒北京军阀政府，建设不受外国列强及中国军阀势力支配的国会，组织保障国权伸张民权的新政府，他事不屑过问。

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北京军阀官僚政府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中国之大患兵与匪，不单是我们素所深恶痛绝的，并且是我们应该出力处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工商业侵略中国，使中国人贫而为兵为匪，又极力明扶暗助北洋军阀（现在还正在进行大借款），故意造成中国乱而益贫、贫而益乱的重复因果，这罪魁祸首是谁？不待说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这个缘故，并非是感情的故意排外。

组织商埠同盟，并且同盟起来，自治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军阀政府，抵抗兵匪的侵略，这都是我们赞成的；但是我们却不忍心赞成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载西人投函说：英、法、美均以用费太巨不愿以兵来华，鼓吹中国人组织商埠同盟，以武力防御兵匪，并且加压力于各省当局，这话都不错；但同时他说什么“不得不于外国政府赞助之下”，什么“以各商埠中外人士间之合作为根据”，什么“警士可用华人警官则用外人”，什么“利用外国兵舰保护江政”，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什么一种商埠同盟？这种在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过是各国共管中国各商埠之变相名词，这样变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费派兵来共管的方法，更是巧妙！

中国土匪也来了！

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其反动的理想与行动，简直是土匪，他们近来在意大利的成功，并在德国、法国恢复帝制运动，不但是世界工人阶级之危机，并且是世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危机，日暮途穷的欧洲官僚资产阶级利用他来救济一时之急，真是引虎自卫，所以欧美、日本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都把〔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捏着一把汗。

中国已被土匪闹的不得了，不料上海《大陆报》记者又要介绍外国土匪到中国来，他说：“上海现有一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代表，名为马郎柴纳（Signor Maranzana），倘华人商会向他访问，他必乐得以他们成功之方法及原则见告。”《大陆报》记者又说：“中国现在遍地皆匪，匪有良好组织，为布尔雪维克主义所传染，向闻布党中人曾在彼等中传布主义，鼓吹推翻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数年；据临城劫案中被掳之苏罗门氏说，匪中有一人能操俄语（其实匪中还有多人能法语），其妻为俄人，彼曾服务于俄军中。”临城案件和安福部显然有多少关系的痕迹，若说抱共产主义的布尔雪维克在土匪中传布主义，希望土匪来推翻现在社会秩序，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丝毫不懂得布尔雪维克主义是什么！临城匪中也许有俄妻能操俄语曾服务俄军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俄国白党在西伯利亚及蒙古失败后，他们和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纷纷溷到内地活动的很多，他们活动之目的，我们应该知道，若以为凡是俄人及与俄人接近的别国人都是布尔雪维克，这种简单的头脑，实在未免可笑。《大陆报》记者一面诬蔑俄国布党和中国土匪联络，一面他自己却介绍意大利的土匪给中国商人，请问他是何居心？

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

冯玉祥在北京长老会堂演说：“五月七日那天，兄弟的军队全招集到南苑，开一个国耻纪念会，不料正开会的时候，从城里头来了一个电话，是某部长给我打去的，我接电话，说我是冯玉祥，什么事呵？他说，方才听说贵军在南苑开会提倡抵制日货，那不要惹起外交吗？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遂回答说，必得把军队解散，枪炮都送给外国人，才算不排外吗？你还是有骨头的人吗？”冯玉祥这段说话，我们十分赞成；但同时我们要警告冯玉祥：“你须知美国人也是外国人！你须做一个始终有骨头的人！”

他又说：“回头看看中国的现象，穷的寻死上吊跳河，日有所闻，但是那文武大官僚，终日吃的山珍海味……”冯玉祥这段话，我们也十分赞成；但同时也须请问冯玉祥：“你的衣食固然很吝啬，你的荷包里究竟怎样？”

我们固然不以人发言，我们更希望冯玉祥：反对外国侵略勿把美国除外，反对文武官僚贪横勿把自己除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儿戏之北京政府

北京目下之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黎元洪本来是个昏蛋而且奸险，他做总统本来没有法律的根据，不过一般下流政客，至少比黎元洪还要昏蛋十倍，为了要拥曹上台，忽然想起老黎非法，我们不知他们将来有何神通使老曹为合法总统？

黎、段本有不解之仇，今黎为曹锟、张绍曾逼走，李根源、彭允彝竟主张“即走亦当任段祺瑞为总理使捣乱”，政学系的特质于此暴露无余。

曹三有的是兵，尽可拿出惨杀京汉工人的态度去到北京，爱做什么做什么，为何要利用军警索饷及乞丐变相的公民团来逼走黎元洪？

黎元洪走便走了，为什么要挟一颗不值钱的印，曹党也偏要拦路抢印，简直是戏台上“抢帅印”的把戏。

所谓驱黎运动的国民大会，天安门布满了军警侦探，到会散驱黎传单的只三四个国民，与其说是国民大会，不如说是军警侦探大会。何人指使这三四个国民的国民大会，现有两说：一说是由交通部发出；一说是张绍曾从天津印刷寄京，托吕均雇车夫着长衣散放；后说大半近实。

军阀官僚们见了人民集会散传单，便喊道这是过激派，该杀！现在他们也采用过激派的方法了，究竟是谁该杀？

所以目下北京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

临城事件不过是土匪掳去二十几个外国人，外国报纸中国报纸都责骂得不亦乐乎；长沙事件是外国水兵杀伤了四十多中国人，上海《字林西报》竟说：华报对于临城土匪劫车案，不知激厉民众，力促政府营救被掳人士，今对长沙事件，反有意大吹大擂的论述，殊非正当。果然洋大人是神圣不可侵犯吗？中国人生命等于猫狗吗？无耻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们，看了《字林西报》这种“正当”的议论，该有点觉悟了罢！

告上海纳税华人会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本年大会的会务报告列举四事如下：（一）界内行政司法两事，其权完全操诸外人之手，吾人在工部局方面，以无正式华董在内，不获享有发言之权利，以致所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在洋泾浜条约未经修改以前，进行十分困难。……吾人居住租界者，只有年终纳税之义务，而无发言之权利，虽自民国十年起，工部局有五华顾问之加入，然因非正式代表之故，春季纳捐人大会，各国均可参加，独摈我市民于纳捐人会议之外，世界不公道之事，更无有甚于此者。本年为乐志华被虹口捕房无辜虐待受伤一案……公函五顾问，要求向工部局建议，为此后全市民保证安全之法……此案在交涉中，尚未得复，将来结果如何，断难预料。（二）会审公堂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当日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之规定，自辛亥光复，领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迄今已历十二年矣。……完全华人诉讼，须听领团裁判，视租界若殖民地，种种违背约章，侵犯主权之处，不可枚举。（三）工部局比年来对于界内各业商店，时时发生加捐问题……首当其冲者为银楼，此外如米业、西式成衣业……小菜场及食物业现在又有加捐之举，从此以往，必至无业不加。（四）苏州河因关系全省水利，不在洋泾浜条约范围之内，而工部局竟任意填塞，不特视主权若无物，且为害于全省水利者甚大。

即此上海一隅四件小事，已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中国人真正民族的觉悟，也渐渐表现出来了。

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

中国农民问题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下表：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耕地减少亩数

2.被灾亩数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荒地增加亩数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农户减少数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组织有四种：

a.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乡自治公所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佃农协会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雇农协会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之乱，如癸丑之战、洪宪之役、复辟之变、护法之战、安福之乱、直皖奉直两次战争，以至此次曹党之变，那一次不是帝政余孽之北洋军阀在那里作怪？即至三次小小的广东变乱，也都是北洋军阀在岑、陆、陈炯明、沈鸿英背后作祟。这都是因为辛亥革命不激〔彻〕底，革命的国民党未得着政权，统治中国的仍是帝政余孽，北洋派——袁世凯、段褀瑞、曹锟、吴佩孚——之旧势力，才有这种怪现象。

国民党究竟怎样？我们用不着夸张，我们敢说：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所亲见的；至于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

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固应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以及无耻的国会议员，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国难。

我们也知道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国民党真的力量，是国民党永远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不但不是国民党的力量，而且实是国民党的敌人，无论他们此时对国民党说的如何好听，去年今日直系军人拥戴黎元洪又何尝说的不好听。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

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我们想想四派势力是什么东西，直系、奉系、皖系不用说都是罪孽深重的军阀，国人全知之；西南诸省象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刘显世又是些什么东西，那一个不是拥兵称雄的军阀，那一个能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这四派势力果然结合起来更是人民的厄运，希望他们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即或裁点空名的兵，他们残民的势力依然存在；希望他们行兵工政策，他们的势力更加巩固了。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诸将不但无心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其中有些还是国民党的敌人；皖系、奉系虽与直系敌对，而终有他们历史上的首领，我们何苦为他们做幌子！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断不可站在和国民敌对的战线那边，那边战线也终不容他人混迹，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

北京政变与学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们的确在国民运动中做过些实际的工作，例如全国学生非基督教运动，唐山学生援助矿工反抗外力与军阀，北京学生为军阀压迫教育界举行示威运动，为军阀惨杀京汉工人举行示威运动，为反抗军阀政治的元宵运动，武昌、沙市及长沙学生反抗日本的国民示威运动，这都是明显的事实。

现在学生社会对于北京政变的态度如何？北京学生联合会之不承认已辞职的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并反对武人为总统及现在之国会三个决议，都十分正当。同时他们所办的周刊上说：“对于所谓五头（孙、段、张、黎与政学会）的协商，我们仅认其性质为反对直隶系的共同，不是反抗军阀的共同，更不是个革命的同盟”。这几句话将各派政客的行动批评得入骨而合逻辑。只可惜他们的主张中，是消极的而缺乏积极的。

在上海学生总会的意见：否认曹为总统及僭内阁，号召国民不纳税，反对军阀政客合组行政委员会，这些主张都很对；惟其电劝国会勿举曹锟为总统，又请上海总商会知照使团与僭阁绝交、知照税务司等勿以关余盐余交僭阁，那便错了。

无耻而又曾恶打学生的国会议员，学生总会为什么还承认他有选举总统之权？乞怜中国太上政府的只有军阀官僚，他们本来是和洋大人同恶相济，为什么学生的国民运动也要请洋大人帮忙，惹得洋大人笑着说：以中国主人翁自命的骄傲学生到底也要来求教我们了！

同学们！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

国民革命，同时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抗强邻侵略两个意思，利用军阀打倒军阀，利用外人打倒军阀，都是可耻而无益的办法。你们应该在上海召集一个全国学生会的代表大会，并努力实现商界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实的基础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力量上造成国民对于军阀的战争，万不可像各派政客们只知结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军阀对于军阀的战争！

北京政变与军人

把有枪的军人都当做军阀，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民国十二年的历史，是大小军阀（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等）的乱国史，也就是一般军人（下级军官及兵士等）困苦牺牲的史。一般军人都是为少数军阀傀儡，供少数军阀的牺牲；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个个成了富翁，何等逍遥快乐，可怜下级军官及兵士在营里被种种军律管束，变成了活死人，平时连正当的饷都领不齐；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都拥有三妻四妾，阵亡的和未阵亡的下级军官、兵士，可怜他们的家小是如何困苦度日！

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在这十二年少数军阀驱遣多数军人到火线上，为军阀们私人利益与地位的战争中，老百姓所受的困苦损失，真是计算不清。军人无罪，罪在军阀。

现在曹大军阀正在抢总统做，他何所恃？他所恃不过有许多军人替他打江山。可怜的军人们！请看着曹家花园的奢侈，比你们的生活如何？你们何必千辛万苦拼着可贵的生命为曹锟个人争地位。你们也是国民一分子，你们也应该设法合拢起来，赞成全国商界、工界、学界所提倡的国民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派出代表在这国民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军人代表中如有受军阀指使，有左袒军阀的言行，国民会议应该取消其出席权。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

曹锟之贼民乱国，全国皆欲起而诛之，虽平日最稳健和平不敢开罪北洋派的上海商人，现在也出来反对曹锟，曹之不容于国民，已可想见。在这反曹的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说素以革命党自负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肯与曹锟携手，真所谓“出人意表之外”了。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

国民党数年来重要的口号是“北伐”，北伐伐谁，不用说是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为什么讨伐陈炯明，始终是因为他通北，阻挠北伐；为什么讨伐沈鸿英，也因为他受曹、吴的命令来攻取广东；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孙伯兰一派主张孙曹携手，固然十分荒谬，然他们是公开的，而且说话还冠冕一点；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曹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相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

田桐君说得好：“孙、曹联合之说……温世霖在京亦极为努力。迨大兵入川，闽粤督理命令发表……从此去十分之四五；及沈鸿英作乱，被破于韶，检得曹锟之电若干种，而孙、曹联合之精神，从此又去十分之九矣；至北京政变时，孙伯兰犹劝曹氏撤退攻粤之师，而直方终不见听，联合之说已至山穷水尽矣。”

孙、曹携手说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并且在反曹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仍鼓吹孙、曹携手，我们不暇责其人格如何，我们只责其何怨何仇于民党，而必欲其名誉扫地以尽也！

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

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

将来管理中国的不外三种势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强势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势力；第三，是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

第一派势力，现在已经是利用军阀政府间接的管理着中国，做他们的半殖民地；自华盛顿会议英、美、日、法四国协定以来，时刻在那里寻找机会——如临城事件、北京政变等——来直接共管中国，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一旦他们的意见利害一致，至少也要在中国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实现他们的计划。

第二派势力，中山先生细分为四派，其实只有一派，我们无理由把他们分家；直系军阀固然是罪恶昭著，政学会所号召的“反直系大联合”，也只是军阀政蠹的大联合。直系无论其挟宪法或武力窃取政权，或并挟二者统一中国，其蠹国乱政将更甚于今日。反直系之军阀政蠹们即能联合起来，无论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员会、总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级军官等——窃取政权管理中国，观往察来，其蠹国乱政，亦与直系是一丘之貉。这两派——直系及反直系——军阀政蠹无论那一派管理中国，都同样是列强的经理人，不但不能改变列强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其蠹国乱政，必且引导列强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日近一日。

第三派势力，乃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这派势力目前自然还是混乱、散漫、软弱；但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

我们究竟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不用说是希望第三派势力，因为第一第二派都是制中国死命的势力。

负有历史上国民革命使命的党派，当然要建设在第三派势力之上，对于其余二派敌方势力，不应稍存妥协或利用的想头。凡社会上有声望的团体或个人，对第一派势力发言，都须万分谨慎，一是恐怕引导国民误走错路，一是恐怕列强据为“中国人希望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

欢迎《民治》周刊

经济落后的民族，一切小工商业家与小农其对于政治的需要与欲望，自然不发达，所以中国农民一向酣眠商人说在商言商不望政治，教商界主张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及军阀压迫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或者本地工商业发达已到须与外力冲突的程度，国民运动也会起来，此所以向来不问政治的中国人民，大都会的商人、学生近来也出来谈谈政治了。代表这种国民运动的是上海商人及北京上海的学生。浪漫的青年学生们，有时说几句激烈话，似乎比商人更急进些，实际上并不然，这是可以拿上海商联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言论行动比较证明的。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出版的《民治》周刊，我们已见过两期，其发表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政治的观念上三个优点：（一）主张民治运动应由国民自干，不倚赖任何方面的军阀；（二）反对任何派别的国会议员，（三）不曾有求助外力的观念，不曾请求外国政府或公使团取销北京政府，予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这一层商人的观念比学生的观念清楚得多。我们竭诚欢迎商人阶级起来做国民运动，我们更欢迎商联会的《民治》周刊富于国民运动的精神。最后，我们要忠告中国商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勿忽视了劳动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是你们有力的友军！

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

我们在前期本报上，曾不满意于上海学生总会乞怜于公使团的态度，以为北京学生的见解总要高明些，那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曾致函使〔团〕，请各国保留北京政府承认案，这种认敌为友非国民运动的态度，不但取笑于外人，其结果只落得外人与外人的经理员——所谓摄政内阁——勾结一气，饬警厅前行取缔，这是何苦来！

我们最痛心的是：北京、上海的学生及上海工人这种倚赖外力的谬误观念由何种引导而发生？

粤局与革命运动

陈炯明已无闽南后顾之忧，潮梅军队有南下之可能，若同时洛吴续援沈鸿英，国民党也会再失广州。反对者将或以此轻视国民党，即党人自身也将或以此沮丧，其实大谬不然。革命的空气若不充满了社会，若没有组织强大的革命党，革命的事业决不会利用他人可以侥幸成功的。现在的国民党为了广州这一块土地，为种种环境所拘囚，对内对外不得不降心妥协背着主义而行，日夜忙着为非革命的军队筹饷拉夫，那有片刻空闲在社会上制造革命的空气，那有片刻空闲来筹划党的组织，所以真的革命党人，对于广州之得失不但无所喜戚，或者还以失去广州为国民党真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发展。

护路提案与美日

日政府素抱传统的侵略中国政策，无人不知；美国自大战以来富有余资，急想垄断中国的工商业，遂不得不改变其从前对华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件事实，除了美国留学生也都感觉着危险。此次美国、日本对于英国护路提案都表示反对，难道他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吗？尊重中国主权吗？不是，不是。他们明明是不愿英国再行独占中国路政机关与海关、盐务署鼎足而三罢了。本月二十六日巴黎电，据法外部确讯，美政府提议列强各添兵二万来华，分驻重要口岸，这本是中国之好友大美国侵略中国的特有方式——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章炳麟与民国

贪儒章炳麟、刘光汉当初本只提倡排满，不知共和民国为何物，刘光汉拥袁称帝时，曾明白宣布此旨；章炳麟始终排斥中山先生。前只排满，今只排北，也和刘光汉同一见解。

民国元二年间，章炳麟贪袁氏金钱官（东三省筹边使）爵（勋二位），遂公然反对孙、黄，公然宣言中国非袁世凯统治不可。他这种罪状，实与刘光汉、孙毓筠相等，而且在他们背叛民国民党之前。

此时中国是军阀与民治之争，军阀派与民治派南北均有，章炳麟主张南北对抗，于理论事实已都不相合；而且他所拥戴的黎元洪何尝不伙同北洋军阀压迫西南，他所左袒的陈炯明、赵恒惕何尝不和杨森、沈鸿英同样是曹、吴的爪牙！

即以南北对抗而论，为什么不赞助南方革命的民治派，而赞助投降北方的黎元洪（第一次投降于袁，第二次投降于曹、吴），赞助南方诸将中明白的勾结曹、吴之陈炯明、赵恒惕。这岂不是利令智昏！

社会制裁有时比国家法律还重要，像章炳麟这样贪昏叛国的小人，他自己还像煞有介事的高谈国事，固然是不知羞恶，而社会上不但不加以制裁，反以民国元老相待，似此是非紊乱，确是军阀官僚们敢于肆行无忌之一大原因。

日本大灾与中国

此次日本的大灾，不但是日本的大变故，并且是全世界的大变故，日本军事上经济上损失之大，不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打了个大败仗，他的伤痕决非十年以内所能恢复，因此日本在国际地位及他传统的对华侵略政策，都必有相当的变动。

华盛顿会议，原来是英、美、日、法四国想合起伙来侵略中国；其实法国自身本非大工业国，又集全力于中欧及东欧之霸权，在中国除云南铁路及一些奢侈品的商场外，本没有多大的奢望，现在日本又被大灾，四国中只剩了英、美两国是专门高压中国之死敌。

中国国民不但对于灾难中的日本人民应有充分之援助，而且在外交上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上，也须有个缓急轻重之别。

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

国会本是统治阶级之附属品，统治英、美等国的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最大多数国会议员，分析起来，不是代表工业资本家，便是代表商业资本家，或者是代表农业资本家。统治中国的是军阀阶级（无论中央或地方），所以最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分析起来有五派：（一）直派，（二）奉派，（三）段派，（四）陈（炯明）、唐（继尧）派，（五）徘徊各军阀间之投机派（如一部分之研究系与政学会），他们一向只仰军阀鼻息，与人民丝毫无交涉，这种状况，被近日上海各报专电“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十二个大字，描写得淋漓尽致。

无耻的议员们冒充人民代表还不足责，最奇怪的是一班反对军阀的人们，明知国会议员是一堆臭粪，为了苟且的拆台政策，遂不惜将臭粪当香料看待，真是认贼做子！这班议员们将来不是回京为曹锟维持旧台，便是在南方为段祺瑞搭新台，或者为陈、唐帮帮场面，始终和人民无交涉，与民党无关系，欢迎议员南下的人们，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何苦来！

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商界根本不承认现国会，他们阶级的意识却很明了。

黎元洪南来

黎元洪居武昌起义之名，倘好自为之，本来可以弄假成真，做一个历史的人物；怎奈他一通款于萨镇冰，再通款于袁世凯，三通款于吴佩孚，他政治上的节操，早不与共和民国有什么关系。即退一步言之，倘他能始终坚持以不署名解散国会令而去职，以不署名扰乱闽粤令而去职；更好是以坚持废督裁兵等重大政治问题而去职，国人对他还能表示同情；怎奈他两次去职，都硬是被动的丢掉了饭碗，并不是什么因为政治上不妥协而去的，倘敌人不硬要赶他滚蛋，他任何样妥协都办得到，但求不丢饭碗。即再退一步言之，黎元洪此次南来，倘诚恳的痛悔前非，以个人的资格，到民间去，做颠覆一切军阀官僚的平民革命运动，国人还可以原谅他；怎奈他一到上海，和中外新闻记者谈话，开口便是什么“本人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今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又说“曹、吴等果能一反前行……余亦极愿与彼等合议，不愿复有反直派名词。”原来他是为做总统而南来，原来他还在和曹、吴吊膀子，这种人是何等可恶而又可怜！

章行严君见上海舆论不满黎元洪，发愤的说：“窃以为天下群为黄陂之故而反曹。”这句话只是代表政学会诸人的心理，不但不能代表全国商民、工人、学生的心理，并不能代表军阀间反曹的心理。为黄陂之故而反曹的人，除了政治上投机的政学会诸人外，只有买空卖空的唐少川、章炳麟等几个人；章炳麟等又还是唐少川之傀儡。吴大翁做总理梦在北方弄鬼，唐少翁做总理梦在南方弄鬼，这两位新旧官僚的“大”、“少”，拥曹拥黎之行事不同，其心迹卑劣都是一样。

此时中国之大难，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和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同时而又勾结为患，真能救济中国大难的，除了全国商民、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职业团体之合作，实行平民大革命，没有别的方法。章行严君所谓同事，所谓合作，是指被革命的军阀官僚政客们反曹运动之合作；我们所谓合作，是指革命的平民扫荡一切军阀官僚政客运动之合作。反曹的军阀官僚政客间，为什么由合作而不合作，为什么有所不满，为什么不能了然其所不满者何在，又为什么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我们实在不暇为行严君解释这种烦闷；只得把我们了然平民所以不满于一切军阀官僚政客不能与之合作的缘故，明白告诉行严君。

行严君！死守着前五年的头脑观察现在的事，便往往未免所见不广呵！

东铁地亩问题

究竟俄国人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中东铁路所用地亩，本是旧俄用强力所占据，除迫令吉、黑两省与之订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数目以外，还强占了二十余垧。加之俄旧党盘据该路，专以压迫俄新党及残害华人为事；凡沿路地皮，经华人呈领者，所索租价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强迫华商拆屋，本年拆屋风潮竟有十余起之多，被害华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户之众，此所以沿站商民一体向本国官厅请愿收回此项地亩。新俄官场对于中国接收管理此项地亩，并不反对，却是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勾串俄旧党首领关达基出来反对。舒尔曼在东铁俱乐部演说，竟胆敢指责中国收回地亩是侵犯他国主权。原来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主权，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事件都可以自由行使，不许侵犯吗？当事的俄国还可以放弃，到是事外的美国横来干涉，并且唆使哈尔滨之领事团，将中国接收东铁地亩处之文卷概行查封，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自由行使主权而蔑视中国主权的态度，应该如此吗！

究竟俄国人（新俄）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

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拥戴雌伏在直系袴下监印的黎元洪来反抗曹锟，这丑计已是失败；欢迎助曹为恶的国会议员南下来反抗曹锟，这丑计也是失败了；结合直系爪牙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来反抗曹锟，这妙计不但现已失败，而且将来还要出丑。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

曹贼贿选若真成事实，其结果是英、美、曹、吴外交系主奴结托的北京政府，将以正式政府名义断送国权大借外债，以供其征服异己武力统一之用。其统一不成，战祸固遍全国（曹、吴不去而妄想和平，江、浙绅商真是做梦），统一即成，反动黑暗的政局必更甚于今日，这是我们观往察来，可以断定的。

或者有人说：中国左右是军阀政治，曹锟做总统不做总统没什么分别。其实不然。曹锟若做总统，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吴的兵力结合起来，人民所受的桎梏将格外加紧。

国民若欲打破此种桎梏而得自由，必须于曹锟贿选未实现以前，各阶级同时起来做一严重的表示；尤宜组织一个全国职业代表的国民会议，来努力驱除国贼，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别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呵！

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一般国民渐知干涉政治，渐知声讨军阀的罪恶，实在是好现象，虽空言也算是进步。

但是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

袁世凯若没有善后大借款，他能横行吗？安福部若不是勾结寺内内阁大借日债，他能做出如许罪恶吗？曹锟所以得志，岂不全靠外交团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结合吗？临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团觐见为交换条件而承认了；直系诸将公然主张由外交系组阁，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债；外交系不顾全国唾骂而悍然帮忙曹锟，其目的并不在做官而在经手大借款。直系政权倘真巩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断送国脉（庚子赔款是第一次，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参战借款是第三次，曹锟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债，以供他武力统一及收买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笔巨额外债，便无法削平异己；恰好美国也正须在中国输入余资，获得利权；岂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扫除一切误会，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首当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

这两件事实在是国民目前所能取的态度，不但是所应取的态度。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一国政治的进步，全靠有一班洁白而强硬的政治家提携每个时期的反对派，反抗每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国研究系诸人未尝不富有知识，只可惜他们政治生活的态度始终与此相反，他们始终结托每个时期的统治者，压迫每个时期的反对派。他们的良心未尝赞成清室、袁世凯、段祺瑞与曹锟，而他们的政治生活，却明明是拥清、拥袁、拥段、拥曹，其结果每次都使政局益趋反动紊乱。他们的知识战胜不过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一念，遂至屡次蒙了政治上的耻辱而不自觉。他们忏悔一次又一次，若不毅然决然抛弃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旧观念，亦终于忏悔而已。

或者有人问我们研究系拥曹的证据在那里？我们的答案是：（一）请检查该系议员出席贿选的有多少人；（二）请看上海《申报》上张君劢劝人承认宪法的文章；（三）请看上海《时事新报》关于国民讨贼军的社评。

尤其是《时事新报》这篇社评，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承认马上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十分错，大骂讨贼戡乱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心理，由这几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若他们终不改易此心理，却也算得中国政治进步一障碍，我们盼望研究系诸人勿看轻自己！

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

临城案不过因为土匪掳了几十个洋人，便闹得天翻地覆，结果还要撤换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赔偿巨款，由外人管理路政，列强的借口，是非此不能保障在华外人生命之安全。现在日本的军警浪人合起伙来，杀害无辜华人至一百七十四名之多，伤者数十，在日华人生命之安全，将如何赔偿如何保障？

我们既没有陆海军派往日本，日本又没有贿选总统承认问题供我们要求条件之交换，只望媚外求官的外交当局替被难的同胞抗议更不必作此想。我们国民自己所做得到的，只有一面继续剧烈的排斥日货，一面停止救济日灾之募捐，将已捐而未送去的类项移作抚恤被难华工家属之用。

我们更有一种不可忍的痛苦，是中国媚外无耻的新闻记者们，对于临城案件如丧考妣的号叫，助长外人气焰，外人也一半因此才敢于小题大做，提出无理的要求；现在这们〔么〕多侨日同胞被杀，中国各报竟一声不响，两下比较起来，当真洋大人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华人的生命竟猪狗不如吗？外人贱视我已可痛心，媚外无耻的中国新闻记者们，遂亦尊人贱己到此地步，更是痛心极了！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

行尸走肉的老废物不用说了，现代的青年们，一部分教会学生被教会教育汩没了性灵与爱国心，简直没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学校和科举同样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将要醒觉的青年，却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更可怜的是一种半醒觉的男女青年，妄以个人的零碎奋斗可以解决他生活和恋爱问题之困难，此路不通，便由烦闷而自杀或堕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

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

德国、俄国的青年在革命运动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苏俄六周

苏维埃俄罗斯在此开国六年中，因为政治组织与人不同，遂引起世人无穷的疑谤；这些疑谤虽然已经由事实解释了许多，而尚在疑谤中的亦复不少，今再略述事实，以解世人之疑。

疑谤中第一可笑的是说俄罗斯过激党实行公妻，妇女国有，连南高师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徐州演说时，也公然如此闭眼乱骂，实在可笑极了。其实果然公了，还何妻之有，妇女非财产，如何能归国有，过激党中不少女党员，如何能承认其自身为财产，所以这等无稽之谈，除了毫无常识的人断不会再相信了。

其次就是说俄国革命杀人无算；其实俄国革命不说政治犯了，就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多，他们在革命中所死的人不比中国辛亥革命多，比起法国大革命来，真是天渊之隔。

再其次就说俄国仍是专制政治；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或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上级苏维埃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

又有人说苏俄拥六十万红军，号召第三国际，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现在不谈俄国党人的理想，且说事实，若说是经济的侵略吗？大家应该知道俄国一时无此可能。若说是军事的侵略吗？六十万陆军如何能侵略全世界。若说是理想的侵略吗？这应该是我们所毫不恐惧的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有五十几国党人，他们的野心是以全世界被压迫者合方〔力〕反抗全世界压迫者，不是以俄国来侵略全世界。

更有人妄想俄国一经革命，共产自由的天国便当涌出，现在还闹什么新经济政策，未免是变节欺人。其实共产自由的社会，在任何产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况是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党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因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如章士钊等所想像之古代共产村落或原始共产社会），这些工作，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环绕窥伺中的苏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为俄国革命不能即实现共产社会，便失望而悲观，这未免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而对于俄国革命也未免太乐观了。

还有一班妄人以为中国若再革命，必蹈俄国紊乱困苦的覆辙。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资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决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谤苏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谤苏俄的过激党；可是感佩苏俄的人，也应该首先感佩苏俄的过激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章士钊仿佛说只有工业国应该有党，农业国不应该有党；富国可以有党，穷国不可以有党。其实主张无政治的尚有无政府党，何况有政治，有政治便自然有党，无所谓应该不应该，并且必须有好党才有好政治。若云农业国穷国不应该有党，苏俄却正是农业国穷国，他何以有强大的过激党？眼前的事实还闹不清楚，何苦高谈政治误人家国！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开展承认苏俄运动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科学与人生观》序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的做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他，我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劢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劢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劢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劢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慢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劢、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教遂至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劢高明些，他说：“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劢，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羼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社会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优不优，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他的义务，他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纸揩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字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先生在他的序文的结论里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我不知道丁先生要如何回答他；但我个人的意见先要说明：（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

说明了以上两层，然后我可以回答独秀了。我们信不信唯物史观，全靠“客观的物质原因”一个名词怎样解答。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独秀自己也不会说的十分明白。独秀在这篇序里曾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序页十）那么，“客观的物质原因”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了，——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这样解释起来，独秀的历史观就成了“只有客观的原因（包括经济组织，知识、思想等等）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秃头的历史观，用不着戴什么有色彩的帽子了。这种历史观，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赞成的。

然而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序页十一，行五）。因此，他责备在君不应该把欧战的责任归到那班非科学的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身上。他说：“欧洲大战分别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制度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出来的？”

欧洲大战之有经济的原因，那是稍有世界知识的人都承认的。在君在他的两篇长文里那样恭维安基尔的大幻想（玄学与科学页二六，答张君劢页一六），他岂不承认欧战与经济的关系？不过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序页二），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那么，他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他究竟还信仰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陈炯明与政局

曹锟贿选以来，他的第一政敌张作霖以前此单独作战为前车之鉴，此次决不肯为天下先；他的第二政敌段祺瑞在浙、沪、山东虽有实力，又怯懦没有发难的〔勇〕气；因此曹锟真正的敌人，只有肯负责冒险举兵北伐的孙中山。孙中山的军队倘进了江西、湖南，四川、奉天、山东、浙江自然会同时并起，那时曹、吴遂不得不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了。曹锟幸而得了一个有力的爪牙陈炯明，出死力将孙中山的军队困在广东，孙中山正要出兵北伐，陈炳明更出死力打得利害起来；若果能将孙中山赶出广东，去了曹锟真正的敌人，使曹、吴武力统一的梦得以开始实现，那时陈炯明对于曹锟真算是“圣主开基第一功”了。但同时我们要想想陈炯明这种举动，在民国史上功罪如何！

前有人以孙、陈两军在东江作持久战，实有利于曹锟，主张弃战言和，移师北伐，孙中山先生极以为然，而陈炯明的条件是中山须离开广东并向广东人谢罪。中山须离开广东，俨然是曹锟的口气；去岁广州之变，由洪兆麟军先发，今年北江之战由沈鸿英、李易标先发，东江之战由杨坤如、熊略先发，是谁应该向广东人谢罪？

陈炯明等口口声声说孙中山如何不好，国民党如何不好；今无论孙中山与国民党如何不满人意，而自以为好过孙中山的陈炯明，却对于全国共恶的曹锟贿选一言不发，而炮弹专对着反对曹锟的孙中山与国民党打来，试问他何以自解？

尽瘁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批评他的必要。国民党诚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若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党，自然是中国的幸事；但我们只看见有许多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员并且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大大的反对孙中山，这班脱离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国民党，他们政治上的行动，照情理应该比国民党进步得多；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当中象吴景濂、刘冠三等议员究竟如何，陈炯明、赵恒惕、黄大伟等军人究竟如何，政学会一班人又如何；凡是不满于国民党而脱离的党员，大都变成反动分子，竟然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国民党并未放弃革命的口号，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来会分裂出来。陈炯明便是这些分子中之一。

外币与主权

世界上凡是有主权的国家，都不许任何外国的金银币或纸币在他国内流行。你看小小的香港，除港币外那一国的国币能够在香港通用？

近日北京外交部以俄国拟在东三省及新疆发行纸币，致函中俄督办事务处，请向俄代表交涉，原函如下：

经启者，据奉天张总司令称，俄人近在东省发行纸币，计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流通东省各地，据财厅查覆，此项纸币，系在库伦发行，俄人现拟于满洲里设立分局，以资兑换，事关币制主权，务请严重交涉，禁止在满发行等语。又据新疆杨省长三十一电称，俄人近在喀尔喝尔设官钱局，拟即发行钞票，行使市面等语准此。查俄人在满蒙新疆等处，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至纫公谊。

又近日北京国务院对参议院质问美丰银行在重庆发行纸币之覆文如下：

国务院为咨覆事，前准贵院咨送议员潘江等对于美商在重庆设立美丰银行，发行纸币，政府何以茫不觉察，勒令休业，提出质问书一件，请答复等因。当经函询外交部去后，兹准复称：查重庆系通商口岸，外商在该号开设银行，照约未便禁阻；至美丰银行发行钞票一事，兹据重庆关监督分呈报告到部，当以外国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纸币，条约原无准许之明文，只以京津沪汉等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较为妥善；如果美使来部提及此事，自当相机驳拒等语。兹由财政部据复在案，嗣后即未据，续有来文等因到院，相应咨复贵院查照，此咨参议院。

在这两个公文中，我们应有几个感想：

（一）外交部对俄函中说：“俄人……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似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外交部有爱国心，有勇气。

（二）外交部对美复文中说：“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似此，什么金融，什么主权，都忘记了，原来他们的爱国心与勇气，是时有时无的呵！

（三）外交部又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我们应该感谢外交部的教训，各地官绅从今后应该知道一切外国在中国发行纸币，都是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该协力设法阻止，勒令停发，以维主权。

恢复华人领港权

可怜的中国人在张家口做点汽车生意，美国人竟看做眼中钉，横暴的帝国主义者竟喧宾夺主一至于此！

现在又有一件喧宾夺主的事，就是姚方文君向在怡和、太古两公司充当领港，此次应聘大来洋行，驾领大来海轮由吴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纠众干涉其行使职务，声言“华人不许领港”。因此全国领港公会于本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会所开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到有代表八十余人，主席杨洪麟君报告说：

今日会议，系应津、营、汉各口领港支会之请而召集者，讨论事件殊为重要，故不得不先行说明吾国领港之历史。查吾国向无所谓中国船用外国人领港者，自前清同治七年，政府与外人订立引水暂行章程后，于是外人领港之风日起。当时之所以雇用外人者，不过因一时人材缺乏，供不应求，暂借外材，以事调剂，故引水章程上有“暂行”二字。讵知吾国当局计不及此，不知随时取缔，遂致外人势力日益扩张，华船领港几被外人侵占殆尽，丧权辱国言之痛心。今日会议之要点，即在于“恢复华人领港权”七字，应请诸君注意。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维〔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例如在欧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护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

呜呼！联省自治派！可怜他们心目中的靠山，就是赵恒惕和陈炯明。

赵恒惕前年杀黄、庞，今年杀农民，又学吴佩孚以武力干涉水口山工人罢工，派兵占领工人俱乐部，硬说他是无政府党总机关，瞎为无政府党吹大气，这些黑暗罪恶姑且不提。他此次勾引北兵进湖南，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能说这不是事实吗？马济、沈鸿英等都奉曹、吴的命令深入湖南了，这还是省自治吗？今后赵恒惕当然不敢再向曹、吴说什么自治，而一面又不敢公然向他的部下护宪军宣布取消自治，此时正在进退维谷。我想赵恒惕必然痛恨上了联省自治先生们的当，不然他始终一意附北，何至今日进退两难！

陈炯明此时又何尝不进退两难，但他进退两难的内容，却完全与赵恒惕相反。陈炯明本是一个险猾的野心家，他附北也并无诚意，不过是利用北方经济的援助，打退孙中山，他再挂起自治招牌，做一个不南不北的广东王。可是天不随人愿，他的部下却不能体贴他这样苦心，当东江初发难时，陈炯明与诸将在汕头置酒高会，洪兆麟突举杯对陈说：“什么联省自治，这是北方所不愿听的，今后总司令不要唱这种高调了！”陈炯明听了面色青白，终席间不出一言。日前陈军攻克石龙，陈得意之余电报齐燮元，齐覆电称奉曹大总统令陈某劳苦功高传令嘉奖，陈回电拒奖，而曹、吴大怒。今后陈炯明附北则不得为广东王，不附北则不独北方窥破其奸不肯加以援助，即部下将士亦不用命，这是陈炯明进退两难的情形。

以陈炯明、赵恒惕如此行为如此环境，而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还要拿他们做靠山，这真是“拿着干鱼放生不知死活”了。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

广东海丰农民因为天灾向地主请要求减租，并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陈炯明的军队居然将农民一万余户所组织的农会解散了，并捕去该会职员二十五人关在监牢内，至今有些还未释放，这场冤案，若是孙中山的军队早打破了海陆丰，那是不会有的了。

现在湖南衡山农民因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也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大地主兼贩米出口的商人又兼军阀之赵屠户，乘谭军退后，居然调动大军，解散此万余人集合之农会，并杀伤逮捕若干人，这场冤狱，若是谭军不退出衡山，那也是不会有的了。

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例如曹、吴的势力不倒，民主政治不能确定，铁路工会和全国学生总会除广州外何处可以存在？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反〔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宪法与自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有数军官在上海酒家聚谈战事，旁有一劝酒的苏州女郎说：“不要战，脑袋要紧。”这句话当时轰传上海各报，以为可以代表江苏人的温和性质。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只以“不要战脑袋要紧”之故，隋唐以来千有余年，都是很恭顺的以子女玉帛供给战胜者，自甘雌伏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不与之抗。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现在更是全中国顺民的模范。

曹锟贿选，天下多能起兵讨之，独江苏人奔走和平最力；曹锟欲挟宪法以助其统一，天下人多愤不肯承认，独有江苏人张君劢首倡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独有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等通电赞成之；“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民族，他们的见解到底与众不同。

他们这样顺从曹锟，不但脑袋平安，而且有特别的宠遇，请看国立八校经费如此困难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万九千二百元给张君劢办什么江苏自治学院，听说还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

他们在吴淞有一个猪仔公学，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自治！自治！“不要战脑袋要紧”，我们讲自治，政府自然放心。今后自治学院的东方文化声，精神生活声，反科学的人生观声，当比吴淞的猪声更为响亮，因为这些声音都是曹锟所爱听的，和“不要战脑袋要紧”的宗旨不相违背。今后这个自治学院不知道要造就几多“不要战脑袋要紧”的顺民来！呜呼宪法！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江苏人！！！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事，要算

干涉海关收税权

领事裁判权

军舰自由航行内河

纸币直接流通市面

强迫租借领土

这五项最利害。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像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

产业落后国，全靠采用保护政策的关税制，对于和本国竞争的工业品重抽进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品和外品有竞争之余地；对于本国工业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得着廉价的原料减轻成本；如此本国的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

中国海关收税权，操诸外人之手，税务司是必须用外人的，税则是必须得外人同意不能自由增减的，这种协定关税制的结果是：（一）外国货物得以最低廉的海关税及子口税畅销全国，资本薄弱的本国货物又加以厘金之盘剥，那里还有和外货争竞的余地。（二）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加抽重税阻其出口，在求过于供的原则之下，本国工业遂不得不以高价的原料加重成本。在这样压迫的协定关税制之下，中国的工业将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资产阶级应感如何痛苦？

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在这一点，所以我们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比反抗军阀更为重要。

海关主权不收回，固然是全国民的痛苦，直接受痛苦的乃是工业资本家，按常情说，工业资本家对于收回海关运动，当十分热心。

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若起来纠正广东政府只争关余而不根本收回海关税则及用人的主权，我们到十分赞成；他们若是眼见广东政府为关税问题和外国冲突，袖手旁观，甚或表同情于外人，我们便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