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沪各埠新出版物十余种，类多自命觉悟，以顺应“世界潮流”为职志。其所谓“世界潮流”者，大约不外大同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诸说。就其表面观之，一若吾国青年忽同时俱得欧美名师之指示，或读尽欧美现行之书报，得知世界思潮之趋势。而又于本国之文化与社会制度，彻底研求，晓然于其病源之所在。今乃得一海外之万应良方以救之者。夫作者亦一青年，亦尝负笈欧美，略闻世界思潮之趋势。又尝默察吾国旧文明与社会制度之病源，而以改造之业自勉者。对于吾国青年之觉悟，诚宜欢呼自壮，庆吾道之不孤，努力为此“新文化运动”队中之前驱。然作者爱吾国青年之觉悟，尤爱真理。于此革命声浪中，人方以为晨光始启，而己独抱隐忧，以为漫漫长夜之将至。欲于可爱之青年前，进一警告逆耳之言，非作者之好为立异。特以真理有独存之价值，不以众人之好恶为是非。作者只认真理，其言论之趋时与否，迎合当世之心理与否，则所不记也。
吾国人素以守旧著于世者也。然近二十年来，与西洋文化接，相形见绌。又屡经丧师失地之余，他人且挟其威权，强以其文化输进于我。故国人一面为世界大势所怵迫，一面对于本国文明有不满意之省悟。于是改革之声始由机械枪炮，而进为政治。继由政治而进为教育社会。今则且及于文学、美术矣。盖两种文明相触，其最初引人注目者，必显而易见之处，如物质文明是也，积久而后及于隐而难测之精神文明。以吾国近二十年之历史观之，国民性之变迁速度，洵远逾于寻常。虽事实与思想悬绝。征之事实，吾国物质文明之不振如故，而思想上国人早已超越改革物质文明之时代，从事于精神文明之改革矣。今日吾国思想界之领袖，若谓其变迁性胜于保守性，非过言也。然惟其以此短促之时间，经如许之变迁，其思想之浅陋不精，亦为理势上所必然。兼以吾国之所谓西洋思想，多贩自日本，不免间接之弊。近虽留学西洋者渐多，战胜语言文字之阻隔，为直接之研究。然留学西洋者，大率多年少而学未成之士。其于西洋思想，能贯彻会通者，有几人耶？ 其于西洋学术有评判取舍之能，何者为适用于吾国，何者为不适用于吾国，又有几人耶？ 然有人焉，挟其留学西洋之资格（国人之信仰留学，亦其崇拜欧化现象之一种），出其偏驳不纯似是而非之学，以号于众曰：此西洋思想也。更巧其词以迎合现今吾国人之变迁好新性，以号于众曰：此西洋最新思想也。国人之青年，乃靡然从风，以顺应其学说，为顺应世界潮流。作者不敏，窃设三疑问于此，以期与吾国青年界讨论焉。
（一）现时吾国人之所谓世界潮流者，果为真正之世界潮流耶？近代西洋思想界之复杂，已臻极端，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美术各科，均派别纷出，莫衷一是。任指定何科之派别，谓其最占据优胜，有左右世界之势力，乃大难事。凡吾国人所盛称之各种主义，奉之为“世界潮流”者，不过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张。其视之漠然，不足介意，或大声以张反对之帜者，实占多数。此等思想界之现象，稍读欧美现行之书报者，类能道之。
（二）吾国人对于所乐道之各种主义，果能了解其实在价值，有取舍之能力耶？ 凡一思想之发生也，必经多时、多人之讨论。反对与赞同者，各尽其词，而后其实在价值乃现。如吾国人所盛称之各种主义，其发生于西洋，皆在百年前或至数百年前，演嬗变化，费尽几许学者之脑筋，至今始占一部分之势力。盖研究学术，首重独立不倚傍他人，西洋学者所奉为金科玉律者，曰独立之研究（Independent research），曰勿附和宗师（Don't follow authorities）。其对于一种之思想，必待积久之自行探讨，往复斟酌其真伪是非，确有心得，而后定最终之取舍。吾国学者则不然。一新思想之发生，只要其倡之者挟一西洋博士头衔，或盘踞学术界之要津，登高一呼，其思想之流行也，可咄嗟而待。夫学问家无独立精神，而惟他人或宗师之是赖，其弊将至，不肯吃苦，以自用其脑筋。于学问上之造就，不期精深，终其身为门外汉。于是学术之真伪是非皆不能辨，只知盲从，相因相袭，以最流行最趋时之学术为学术，而学术上之标准全失矣。作者非谓吾国今日学术界，已陷此境，然其趋势显然如是，无可讳言者。不然，何以倡所谓“新潮”与“白话文学”等说者，未及数年，而附和者之众乃如许。吾观京沪之新出版物，大抵陈陈相因，读之惟觉其雷同寡味。求其有真知灼见，对于其所主张有精到之发挥者，盖罕见也。至于求其有分析与判决之眼光，不为笼统与完全之赞同，则难之又难矣。
（三）现在吾国所流行之各种主义，果适用于吾国今日之社会乎？ 近世西洋各种主义之发生，皆有其特殊之社会制度为之因。例如有资本主义之弊害，而后能发生社会主义；有帝国军国主义之弊害，而后能发生大同主义。吾国工商业始萌芽，正苦无资本以振兴之。吾国地削权丧，外患方剧，正宜整顿军备（吾国现在之武人政治，只可谓之少数武人专制，与近世西洋之军国主义绝无相同之处），以雪国耻。国人之不保，而腼言大同，其害有二：一、国防废弛，与帝国军国主义之国，而蓄志谋我者以良机也。二、示人以无自卫之力，而梦想人类改换心肠发大慈悲，易其强权兼并之术，为博爱互助之术也。况西洋资本主义之弊害，非社会主义所能救正；西洋帝国军国主义之弊害，非大同主义所能救正。西洋学者类能言之。乃吾国人好作无病之呻吟，又欲取不对症之药，以治想像中之病，此真作者所大惑不解者也。
（《民心周报》，1920年第1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