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文学题目之一种。盖文化为研究文学者所最宜注意，而为人类高尚精神之所表现。夫研究文学者，必研究人生，乃及乎文化，此盖普遍之知识也。今兹所论，根据于历史及环境，而分为三层述之于后：
女子之智力
（一）多直觉（intuition）而少理论（reason）
人类之天性有二：一则长于直觉，一则偏于理论。长于直觉者，可以为美术家、文学家。偏于理论者，可以为科学家。直觉者，于一事之来，立加判断，而即与以结论。理论者则反是。科学家之在试验室也，步步试验，步步推论，以至于得结论而后止。此理论之所以殊于直觉也。男子天才，亦有偏于或一项者；惟女子天性之偏于直觉者，则较多焉。偏于直觉者，脑筋则灵敏，判断则迅速，故往往有不合于理论（inreasonal）之流弊。然直觉亦自有其优点，未可厚非也。
女子既多富于直觉，故从事文学美术者居多。实际状况，已属如此。今后中国富于民族性之字画，将尚赖女子之延传维系而不绝也。然女子之研究科学、哲学者则较少，历史上女子为著名文学家则有之，科学家则甚少见，此亦由其天性使然欤！
（二）缺乏创造天才
在昔中国以刚柔、阴阳别男女，近代欧西亦有谓女子为被动、男子为主动者矣！ 自来女子幽居阁内，此固环境所使然，然亦惟其缺乏创造之天才故也。夫中国男子须读书，能服务于社会，能为领袖，而素来女子之地位则反是。欧西一二百年前女子亦有为文学家者，然以受环境之牵掣，虽有文学之天才，除仍尽女子之天职外，往往惟于灯阑人静，或读书，或著述，即书成付印亦甚困难，故有冒男子名而出版者矣。此毕竟为例外之天才，实不可数数观。近来西洋之环境变迁，中国之情形亦渐异矣，前途如何，正未可量。然西洋近代报纸，往往注意于研究男女天赋之优劣者，有人以为女子绝无创造天才，以有史以来女子即无一为大文学家之故也。此虽不足为定论，然女子创造力弱于男子，固无容辩矣！
（三）理事天才
女子理家极其透彻，男子服务于外，家庭琐事决难料理，惟女子善处理之。此为通常之事实。故可决知女子有理事之天才，盖其脑筋细密，善于实际的（practical）也。
（四）交际天才
此为女子之特长，因其脑筋细密，人情世故得知之最晰也。女子善辞令，长于男子多多，西洋有谓“女子决不能守秘密”，此谚之极言女子之多言，可谓甚矣。故交际场中，女子之谈吐特多。夫言语原所以发抒情感，颇有关于文学，故英国十八世纪伊丽莎白及十九世纪维多利亚之时，文学之风最盛。法国当十七八世纪之时，文学亦最为发达。盖以女子社交甚广也。巴黎富美之女子，多遍交文学家；交际宴会，皆所以促进文学家之天才，相延及今，法女尤最擅交际，而女子实为社交之领袖。
总之，女子之智力，近于文学与美术。欧西之文学、美术，顾女子之陶融者，又复不可胜量。女子爱观剧，爱展览，又常喜宴请名歌者、美术家、文学家，以作种种之娱乐。女子既缺乏创造之天才，于文学上直接之贡献甚少，然长于感受，每以鼓励他人之创造。其与文化之关系，岂浅鲜哉？
女子之德性
（一）富于情爱
女子富于情爱，人尽知之，家庭之内苟无情爱，则家庭冷寂，形且感及于人生矣。社会上慈善事业，亦多赖女子之经营。故女子之情爱，有如春日之阳光，普照大千，即足以诱万物之更生，化严冬之余烈，人类万物，遂俱赖之欣欣以前进。纵观历史上之文学，多描写女子之情爱。中国优美之文学作品，更以形容女子之情爱为最多。“美人香草”、“思妇劳人”在在多是。有为地方文学家特欲为女子写说而作者，有借女子面目说者。总之，惟女子为多情爱，惟女子之情爱足以为文学之精髓，而深映入于人心。中国写女子情爱最深之文学，莫《石头记》若。而《石头记》一书之影响于社会何如耶？ 故女子之情爱，实为最上之善德，大有贡献于文化者也。西洋有谓“情爱为女子之生命”者，女子一生之生活，未可或离于情爱。解决婚姻则根于情爱；处理家庭亦根于情爱；为社会供献服劳亦莫不根于情爱。以其以情爱为根据也，则家庭之幸福见，社会于以日进，而文化彰矣。
（二）道德较纯
世间作恶犯罪之徒，男子实居多数。稽古以来，或谓女子为罪恶之种子者，实则非是。女子天性娴雅，心地柔洁，其本身不足以作恶而为非，惟无良好之环境以范铸之，故其良好之天性有未尝或以得显耳。即就事实而论之，近代西洋女子之服劳社会者亦已众多，然其犯罪作恶究居少数，而男子之不道德则如故也。尚得谓女子为罪恶之种子乎？ 道德之裁制女子者素极严密：女子当守贞操，男子则否；男子以重婚为荣，女子即以再嫁为辱。如斯片面之道德，实不能任其长在也。
（三）尚虚荣
此为女子之恶德，然亦环境之罪恶有以使之然也。女子之生，不与以教育，不与以知识，则自无怪其目光短浅。彼因无事业之可操，无精神上之愉悦，故不免喜外表重形式而尚虚荣（person vanity）以求人之注意。惟男子则反是，盖彼曾得社会之优遇耳。男子生而受教育，与以充分之知识，则其生活有事业、有目标，惟欲致力于其目的而不暇，不遑及于形式矣。惟社会之不许女子以独立，故不得不重妆饰而尚虚荣耳。有史以来，已重如斯，然今日解放之声浪弥高，深愿社会之觉悟，能予女子以自立之机也！
（四）美化
上次余曾论及真善美为人生之鹄的，文学之津梁矣。今兹所谈，亦宁外是？ 女子富于美化，尽人而信之，西人竟有讲上帝创造女子时，特意细心修理；至于男子，则粗造以挥之去。此虽未可征信，然用意亦微妙矣。惟女子之富于美化，有审美之天才也，故喜研文学、美术。彼以审美观察万物，则以为万物皆美，世界一美观之乐园儿。观夫受过教育之女子，一言一动，均带有审美的意味。其发言之委婉，实有文学上之价值；其理事之周密，亦颇有关于文化。男子之粗鲁，实宜有女子之天然美以化之！
女子解放之利益
（一）增加人生兴趣
中国社会以素不承认女子社交故，乃甚偏枯。女子生活只限于家庭之内，男子又日惟奔波于外务，因是而两性日益隔阂，有造成社会上种种之罪恶者矣！ 西洋社交多以女子为领袖，以女子之长于交际天才故也。社交若能解放，则女子必更发展其天才，于社会必多方以引人入胜，其足以活泼身心，增加人生之兴趣，岂浅鲜乎？
（二）提高道德程度
世人以中国人颇有礼节，此实非确。吾人之曾受教育者，固能保守礼节，然一般低级平民，方其群居燕处之时，曷必以礼节相持乎？ 通常见夫男子之聚处，诟詈粗鄙，有不堪入目者矣。然有女子当前，则未尝敢也。西洋社会虽在下级平民，亦颇考究于公众之礼节，公众处所，讲礼尤严。盖彼自谓我自为人，若无礼貌，实所以降低我之人格。故能觉礼貌之重要，而有mannerly之态度焉。曩者西人亦尝有争论文字而及乎意气者矣，故攻击私人及肆口谩骂情形，亦与今日之中国类似。然法自十八世纪以后，女子之势力渐大，于是礼貌渐重，所谓gentleman 之风乃日甚。中国今日gentleman之风，固所在多有，但近亦常见有作野蛮之行动者，乡曲则有穷酸之习气，文人则有名士派之习气。此皆未尝受女性之熏陶也！
（三）发展美化
女子之富于美化，前已言之矣。故女子解放之后，必能收发展美化之功效。今日之社会，吾人不觉其粗鄙而简陋乎？ 吾人之生活，不干枯而萧瑟乎？ 苟吾人欲其进而至于优美者，则将惟女子解放之是赖！
此问题之内涵极广，今兹所论，颇为空泛。然深愿诸君能于此问题加以注意，俾女子发展其所长，弥补其所短，以福社会，以益人生，以促进人类之文化！
（梅光迪讲演，陈东原、张友鸾记，《妇女杂志》第8卷第1号，1922年1月）
评提倡新文化者
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欧西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工商制造，显而易见者也。推之万国。无甚差别者也。得其学理技巧，措之实用，而输进之能事已毕。吾非谓国人于工商制造已尽得欧西之长，然比较言之，所得为多。若政治法制，则原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非仅恃模拟而已。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原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窥之益难，采之益宜慎。故国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惟其难也，故反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仰，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败，尽人皆知，无待余之哓哓，独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故特揭其假面，窥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非余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诡辩家之名（英文为sophist）起于希腊季世，其时哲学盛兴，思想自由，诡辩家崛起，以教授修辞，提倡新说为业。犹吾国战国时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希腊少年，靡然从风，大哲苏格拉底辞而辟之，犹孟轲之拒杨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传柏拉图语录（The Dialogues of Plato）多其师与诡辩家驳辩之词也。盖诡辩家之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贻讥明哲，更无论矣。吾国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颇亦类是。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盛行骈体，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各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绪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呆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谓思想之在脑也，本为白话，当落纸成文时，乃由白话而改为文言，犹翻译然，诚虚伪与不经济之甚者也。然此等经验，乃吾国数千年来文人所未尝有，非彼等欺人之谈而何。昔者希腊诡辩家普罗塔果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无定，在于个人之我见。苏格拉底应之曰：既人自为真理，则无是非贤愚之分，然则普罗塔果拉斯何以为人师，强欲人之从己乎。今之主文学革命者，亦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须“处处有一我在”而破除旧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一切模范规律，皆可废也，然则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据讲席，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
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最足动人听闻之说，莫逾于创造，新之一字，几为彼等专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无一不新。侯官严氏曰：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审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惧无意义之可言也。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其所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已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杜威罗素，为有势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唾余；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庄周曰：井蛙不可以语海者，拘于虚也。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特国人多不谙西文，未出国门，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学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伪学，视通国若无人耳。夫国无学者，任伪学者冒取其名，国人之耻也。而彼等犹以创造自矜，以模仿非笑国人，斥为古人奴隶，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仿西人也，亦互相模仿，本无创造天才，假创造之名，束书不观，长其惰性，中乃空虚无有。彼等之书报杂志，雷同因袭，几乎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特点之可言。与旧时之八股试帖，有何别异，而犹大言不惭，以创造自命，其谁欺哉。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吾国大师，每诫学者，毋轻著述。曩者牛津大学学者，以早有著述为深耻。夫如是，而后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乃可见。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晋身之阶。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盖恒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稚人尤然。其于学说之来也，无审择之能，若使贩自欧美，为吾国夙所未闻，而又合于多数程度，含有平民性质者，则不胫而走，成效立著。惟其无审择之能，以耳代目，于是所谓学问家者，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有标榜以扬其徒众。喧呼愈甚，获利愈厚。英谚曰：美酒不需招牌（Good wine needs no bush），酒尚如此，况于学问乎。彼等既以学问为其成功之具，故无尊视学问之意，求其趋时投机而已。杜威罗素之在华也，以为时人倾倒，则皆言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之文学，亦为少年所喜者也，则皆言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而真能解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几人乎？ 学问既以趋时投机为的，故出之甚易，无切实探讨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学政治经济者，所在多有。后生小子，未有不诧为广博无涯涘者。美国有某学者，曾著书数百种，凡哲理算术文学科学及孔佛之教，无所不包，论者以无学问良知訾之，不许以学者之名。此在美国，有甚高之学术标准，故某学者贻讥当世，不能行其博杂肤泛之学。若在吾国今日将享绝代通儒之誉矣。东西学者多竭数年或数十年之力而成一书，故为不刊之作，传之久远。今之所谓学者，或谓能于一年内成中国学术史五六种，或立会聚徒，包办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犹太波兰等国之文学，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夫以功利名誉之熏心，乃不惜牺牲学问如此，非变相之科举梦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来，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国政治外交之险恶，社会之腐暗，教育之堕败，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视，然必牺牲全国少年之学业道德，不为国家将来计，而冀幸获目前万一之补救，虽至愚者不出此。不谓号称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沓、万象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又况有爱国大义以迫之，多数强权以扶之哉。其尤捷黠者，则声誉骤起，为国闻人。夫人材以积久陶育磨炼而后成，否则启其骄惰之心，易视天下事，终其身无成矣。至于学校内部，各种新名词亦乘机而兴，如“奋斗”、“学生自动”、“校务公开”，意义非不美也，而以置诸中小学生之简单头脑中，鲜有不偾事者。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于未知运思之人，其祸立见。”故今日学生，或为政客利用，或启无故之衅，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然则当世所谓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群众心理，人性弱点，与幼稚智识之浅薄，情感之强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泻水，以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而已。”或又曰：“子之言亦太苛，教育界现象，岂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过矣，子不闻‘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之说，又顺时而起，以为补救之策乎。”应之曰：“扬子云有云，无验而言之为妄，彼等据教育要津，一言之出。举国响应，乃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诳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为‘应时势之需要’一语，今则时势异于数年以前，其数年以前所主张，已完全失败，故悔而知返，认目前时势之需要，为‘提高程度’‘严格训练’矣。然责任所在，乌可既往而不咎也。军法，战败者以身殉，否则为戮，西国航海家遇险，船亡则与之俱亡。惟言说之士，以其主义祸人，无法律以绳之，只有舆论与良心问题而已。故就舆论与良心问题而论，彼等言而不验者，已无再发言之资格，而犹 颜曰‘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亦已晚矣。”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非如菲律宾夏威夷之岛民，美国之黑人，本无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简也。而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二十世纪之文化，又乌足包括欧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绩，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明达青年，或已窥底蕴，觉其无有，或已生厌倦，别树旗鼓，其完全失败，早在识者洞鉴之中。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势所必然，无足怪者。然则真正新文化之建设，果无望乎，曰，“不然，余将不辞愚陋，略有刍荛之献。惟兹限篇于幅，又讨论建设，似不在本题范围之内，请以俟之异日耳”。
（《学衡》，1922年1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