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今日，国民性中之弱点，可谓发露无遗，为有史以来所罕睹。投身社会与用世之士，愈能利用其弱点者，则成功愈速。盖彼志在成功，至所用以成功方法之当否，则不计及也。循此不返，吾恐非政客滑头之流，不能有所措施于社会，而社会亦为彼等之功利竞争场。其洁身自好温恭谦让之君子，惟有遁迹远飏，终老山林，或杜门不出，赍志以没，久且以社会之不容，无观摩继续之效，潜势消灭。此等人将绝迹于社会，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且随之而亡。思之宁不悚然。夫不当之方法，用之于他种事业犹有可恕，独不解夫今之所谓提倡学术者，亦不问其方法之当否，而惟以成功为目的，甘自侪于政客滑头之流。吾于前期《评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已多及此，今兹再论之，亦欲继前期未竟之言也。夫今之所谓提倡学术者，其学术之多谬误，早为识者所洞悉。青年学子，无审择之能，受害已为不少，若有健者起，辞而辟之，亦苏格拉底、孟轲之徒也。然其学术之内容，非本篇所可及，故且言其提倡之方法。盖其学术与其提倡之方法，实有同等之缺憾，欲为补救，二者难分轻重。或曰，惟其学术不满人意，故其取以提倡之方法，亦多可议之处，然则纠正其方法之失，宁非今日急务乎？
彼等固言学术思想之自由者也，故于周秦诸子及近世西洋学者，皆知推重，以期破除吾国二千年来学术一尊之陋习，然观其排斥异己，入主出奴，门户党派之见，牢不可破，实有不容他人讲学，而欲养成新式学术专制之势。其于文学也，则斥作文言者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又有“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之分，妄造名词，横加罪戾，而与吾国文学史上事实牴牾，则不问也。某大学招考新生，凡试卷用文言者，皆为某白话文家所不录。夫大学为学术思想自由之地，而白话文又未在该大学著为功令，某君何敢武断如是。彼等言政治经济，则独取俄国与马克思，言哲学则独取实验主义，言西洋文学，则独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说、独幕剧及堕落派之著作。而于各派思想艺术发达变迁之历史，与其比较之得失，则茫无所知。钱斯德顿（G.K.Chesterton），今之英国论文大家也，其评未来派与新思想，有言曰，“可悲者，此等怡然自得不用思力之人，初本有一思想，然此一思想，既入此辈脑中，则永远盘踞，无人能打破之，亦无人能加入他种思想”。（The tragedy is this：that these happy，thoughtless people did once really have a thought.This one isolated thought has stuck in their heads ever since. Nobody can get it out of their heads；and nobody can get any other thought into their heads.）故彼等对于己之学术，则顽固拘泥，偏激执迷，对于他人学术，则侵略攻伐，仇嫉毁蔑，若假彼等以威权，则焚书坑儒，与夫中世纪残杀异教徒之惨祸，不难再演。而又曰言学术思想自由，其谁信之。彼等既不能容纳他人之学术思想，他人亦可不容纳彼等之学术思想，语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曰，“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彼等待人如是，人亦可如是待之耳。
彼等不容纳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独尊之概。其论学也，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凡与彼等反对者，则加以“旧”、“死”、“贵族”、“不合世界潮流”等头衔，欲不待解析辩驳，而使反对者立于失败地位。近年以来，此等名词，已成为普通陷人之利器，如帝王时代之“大不敬”、“谋为不轨”，可任用以入人于罪也。往者《新青年》杂志，以骂人特著于时。其骂人也，或取生吞活剥之法，如非洲南洋群岛土人之待其囚虏，或出龌龊不堪入耳之言，如村妪之角口，此风一昌，言论家务取暴厉粗俗，而温厚慈祥之气尽矣。其尤甚者，移学术之攻击，为个人之攻击，以学术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士习至为蛮野，其涉及作者本身举动，非但形之于文字，亦且施之于身体。狭路伏伺，黑夜袭击，乃习见不鲜之事。自十七八世纪法人提倡社交，以学者与君子合一，scholar and gentleman，欧洲士习，渐趋礼让，再防之以法律（凡涉及作者本身，作者可向法庭起诉）。故今之欧美学术界，涉及作者本身者固无，即谩骂者亦绝迹也。而今之吾国提倡学术者，方以欧化相号召，奈何不以今之欧美学者与君子合一者为法乎。
拉罗·许茀科尔（La Rochefoucauld），法国十七世纪道德学名家也，其言曰，“真学者与君子，不借一事以自夸”。（The real gentleman and scholar is he who does not pride himself on anything.）爱谋孙（Emerson）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也，其文化论中有言曰，“社会之疢疾，乃妄自夸大之人”。The pest of society is egotists.吾国学者，素以自夸为其特权，乡里学究，咿唔斗室，其自许亦管乐之流也，文人尤然。今试取二千年来之诗文集观之，其不染睥睨一世好为大言之恶习者，有几人乎。至于书札赠序，及唱和诗词，则多牢骚抑郁，感慨身世之语，而尤反复于友朋之际。以为世不知我，知我者乃高出一世之人。于是己之身价，乃由友朋而更重。今则标榜之风加盛，出一新书，必序辞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称“我的朋友”某君云云。夫引证朋友，称其名已足，何须冠以“我的朋友”数字，盖其心理，一则欲眩其交游之众，声气之广，与其所提倡者势力之大，一则欲使其朋友有可称述价值，博魁儒大师之名，而己更借以自荣。昔之学者，借朋友以自鸣其不得意，今之学者，借朋友以自鸣其得意。前者无病呻吟，有寒酸气；后者耀威弄势，如新贵暴富，有庸俗气。二者皆真学者与君子所不取也。语曰，“君子不称己”，欧西自卢梭以来，文人所作自传甚多，（confessions乃供词之意）识者病之，谓为自登广告，自开展览会，有伤于雅。今之吾国学者，于己之交游琐事，性情好恶，每喜津津道之，时或登其照像，表其年龄，如政客娼优之所为。夫学术之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乃超脱私人万众公有之物，与求之者本身无关。学者阐发真理，贡献于世，世之所欲知者，乃其真理，非其人也。后之人追怀前贤，因其学以慕其人，故于其生平事迹遗像，多有起而记载保存之者，此乃社会报恩之意，若由学者自为之，则非但伤雅，亦于义无当矣。
今之学者，自登广告之法，实足令人失笑。彼以照像示人者，盖谓我乃风采奕奕之英俊，或雍容尔雅之儒生，可使人望而生爱敬之心，不愧为领袖人物也。彼以年龄示人者，盖谓我乃如许青年，而成就已若此，乃不世出之才人也。自古帝王及草泽英雄之兴，多假借于神鬼，以倾动愚众，今则科学昌明，神鬼之威权已失，然群众心理对于特出人才，犹存一种神秘不可思议之观念，于是以特出人才自命者，仍欲利用此等心理，以神道设教。今之西洋所谓超人天才，不过昔日“龙种”、“妖精降生”之别名耳。浪漫派文学盛行之时，文人皆以超人天才自居，一切求与恒人异，往往行踪诡秘，服色离奇。法人谓其意欲震骇流俗，Epater le urrgeois，使以超人天才目之。吾国近年以来，所谓“新文化”领袖人物，一切主张，皆以平民主义为准则。惟其欲以神道设教之念，犹牢不可破，其行事与其主张相反，故屡本陈涉、宋江之故智，改易其形式，以求震骇流俗，而获超人天才之名。有自言一年能著书五六种，以自炫其为文敏妙者，有文后加署“作于某火车中”、“某日黎明脱稿”，以显其精力过人者。夫著述之价值，视其内容而定，初不关于如何脱稿，曾需几何时日也。昔人有惨淡经营数十年而成一书者，有非静室冥坐清晨脑健不能构思者，若果为不刊之作，世人决不究其成书之迟速与起稿时之情形也。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异议，以期出奇制胜，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识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然则彼等所倾倒者，如高邮王氏之流，又岂曾谙西文曾入西洋大学者乎。幸彼等未读西洋浪漫派文学史也，否则其以神道设教之术，更当层出不穷矣。
彼等以群众之愚昧易欺也，故一面施其神道设教之术，使其本身发生一种深幻莫测之魔力，一面揣摩群众心理，投其所好。盖恩威并用，为权谋家操纵凡民之秘诀。古昔开创帝王，一面假托神圣，一面与士卒同甘苦。近世西国政客，一面居伟人英雄之名，一面取悦平民，丑态百出，于是乃使人颠倒迷惑，堕其术中，而己则为所欲为，玩人于股掌之上矣。今之学者，以神道设教，已如上段所述，其所主张鼓吹，有一不投时好，不迎合多数心理者乎。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惟欧西之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欧化之威权魔力，深印入国人脑中，故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窳，即可“畅销”。然欧化之真髓，以有文字与国情民性之隔膜，实无能知者。于是作伪者乃易售其术矣。国人又经丧权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最时髦举动，为弋名邀利之捷径。吾非言纯粹保守之必要也，然对于固有一切，当以至精审之眼光，为最持平之取舍，此乃万无可易之理。而今则肆行破坏，以投时俗喜新恶旧之习尚，宜其收效易而成功速也。凡真革命家，当有与举世为敌之决心毅力，故或摧折困辱以死，苏格拉底、孔、孟、耶稣之徒是也。或为世非笑，久而后成，科学发明及宗教改良家之类是也。即文学革命家如韩愈、华茨华斯（Wordsworth为英国十九世纪初期诗界革命家），亦俟之数十或数百年，始见成功。若今之言文化或文学革命者，乃高据学术界之要津，养尊处优，从容坐论，有何一意孤行，艰苦卓绝之可言乎。此等无骨气无壮志之懦夫，同流合污之乡愿，而亦自居于革命家，真名不副实也，盖彼等之目的，在功利名誉，故其所取之方法，亦以能最易达其目的者为美。彼等之言曰，“顺应世界潮流”、“应时势需要”，其表白心迹，亦可谓直言无讳矣。豪杰之士，每喜逆流而行，与举世为敌，所谓“顺应世界潮流”、“应时势需要”者，即窥时俯仰，与世浮沉之意。乃懦夫乡愿成功之秘术，岂豪杰之士所屑道哉。今之“世界潮流”、“时势需要”，在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之类，故彼等皆言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使彼等生数十年前，必且竭力于八股与“黄帝尧舜”之馆阁文章，以应当时之潮流与需要矣。夫使举世皆以“顺应”为美德，则服从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谁能为之领袖，以创造进化之业自任者乎。
彼等既以功利名誉为目的，作其新科举梦，故假学术为晋身之阶。昔日科举之权，操于帝王，今日科举之权，操于群众，昔日之迎合帝王，今日之迎合群众，其所迎合者不同，其目的则一也。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党徒，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甚且利用西洋学者，为之傀儡，以便依附取荣，凌傲于国人之前矣。昔日王公大人，以宏奖风雅，主持学问自任者，名位交游，倾动一世，而后人有知其名者否，若王船山辈，伏处穷山，与世不相问闻，而身后之成功如何？ 盖学术之事，所赖于群众协作联合声气者固多，所赖于个人天才者尤多也。天才属于少数，群众碌碌，学术真藏，非其所能窥；故倡学大师，每持冷静态度，宁守而有待，授其学于少数英俊，而不汲汲于多数庸流之知。盖一入多数庸流之手，则误会谬传，弊端百出，学术之真精神尽失。今日言社会主义及他种时髦学说者，只熟识几十新名字，即可下笔千言，侃侃而谈，然究竟此种学说之真义安在，几人能言之乎。杜威、罗素，无论其能代表今世西洋最高学术与否，固有研究之价值者也。然一至吾国，利用之徒，以群众运动之法，使其讲学，其学愈以流行而愈晦，杜威、罗素之来吾国，杜威、罗素之不幸也。
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之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然青年学生，最不可恃者也，以其智识经验，无日不在变迁进化之中。现时所信从之学说与人物，数年以后，视如土苴矣。京津沪宁，为全国文化重要地点，其学生亦为全国学生领袖，三四年前，首先附和各种时髦学说者，京津沪宁之学生也，今则智识经验较深，已不似往年之盲从。且各处学生中，其学级愈高者，其盲从愈少，故彼时髦人物，至今已不得不望诸接触较迟之内地学生，与夫智识浅薄之中小学生矣。吾料再俟数年，全国智识增高，所谓最新人物，已成明日黄花，无人过问，然则提高其自身之程度，急起猛进，与青年学生以俱进，殆为彼等不容缓之事乎。
彼等固谓人生随时代而异者，故人生一切事业，皆无久远价值，只取一时便利而已。旧约中有一语曰：“吾人且及今醉饱，明日将死矣。”（Let us eat and drink；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彼等之人生观，直可以此语括之。故彼等以推翻前人为能，后人亦当以推翻彼等为能。人之所以特立独行，落落难合者，以有不朽之念存于中耳。今既挟一与草木同腐之人生观，则惟有与世推移，随俗富贵耳。又奚必众醉独醒，众浊独清乎。
夫国人谈及官僚军阀，莫不痛心疾首，以为万恶所从出，独对于时髦学术家，无施以正当批评者。然吾以为官僚军阀，尽人皆知其害，言之甚易动听，若时髦学术家，高张改革旗帜，以实行败坏社会之谋，其害为人所难测，即有知之者，或以其冒居清流之名，不忍加以苛责，或以其为众好所趋，言之取戾，然终不之言，则其贻害日深，且至不可挽救。吾愿国人无为懦夫乡愿，本良知毅力以发言，则此代表国民性中弱点之学术界，庶有改造之望耳。
（《学衡》第2期，19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