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现在实无学术之可言，然犹曰学术界者，自慰之语也。往者旧学，以有数千年之研讨经验，与夫师承传授，固亦常臻敻绝之境，通人大师，相望而起，学术之标准，亦操诸其手，享有特殊威权，于是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无所施其假冒尝试之技，冀以侥幸成功于一时。自欧化东渐，一切智识思想，多国人所未尝闻，又以语言文字之阻隔，而专门名家，远在数万里外，故今人为学之苦，求师之难，盖百倍于往昔。所谓学术界者，遂呈幼稚纷乱之象。标准未立，威权未著，不见通人大师，只见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而社会一般之人，更迷惶失措，如堕五里雾中，任彼等之作福作威而无可如何。长此不改，恐吾国文化，将退返于原人草昧时代，吾民族之厄，曷有逾于此者，故今日第一需要，在真正学者，此乃尽人所公认，不待明哲而知之者也。
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天才定于降生之时，无讨论之余地，若其训练与精神，则有可言者。训练之道多端，而其要者有二，曰有师承，曰有专长。至其精神方面，亦有二者最足以概之，曰严格标准，曰惟真是求。请得依次讨论，使吾人对于真正学者，得一确当之观念可乎。
为学须有师承，中西学者皆然。往者吾国一学之倡，皆有人为之大师，授徒讲学，故有所谓“家法”、“心传”者，否则为“野狐禅”，不与于通人之列。近世西洋学术思想自由，往往一学之中，派别杂出，初学迷惑，莫知所宗，某书某家之优劣，与其发生之前因后果，非有名师指解，则事倍功半，难期深造。或误入歧途，终身莫救，世固有以私淑成学，或法已往古人，奋起于千载之后者。然此或因并世无师，或有之而无亲炙之缘，其艰苦自不待言，非一般学者所乐为也。吾国最初以西洋学术思想号于众者，大抵速成之留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前者急不能待，后者奔走于立宪或革命运动，无暇入彼邦高等以上学校，执弟子礼于名师之门，故于学术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长短得失，皆凭其未受训练之眼光以为观察，而又以唤醒国人，刻不容缓，加之国人程度低下，无须高深，故彼等一知半解之学，亦聊胜于无。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近年以来，留学欧美者渐多归国，其中虽皆曾受大学教育，而为时太促，尚未能于学术界上有重大之贡献，而少数捷足之徒，急于用世，不惜忘其学者本来面目，以迎合程度幼稚之社会，而“老不长进”，十余年前之旧式改革家，亦多从而和之。故今日所谓学术，不操于欧美归国之士，而操于学无师承之群少年。若有言真正西洋学术者起，其困难又当倍加。盖须先打破彼等之“野狐禅”及其“谬种流传”，而后真正西洋学术，乃可言也。
凡治一学，必须有彻底研究，于其发达之历史，各派之比较得失，皆当悉其原委，以极上下古今融会贯通之功，而后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为独立之鉴别批评。其关于此学所表示之意见，亦足取信于侪辈，及社会一般之人，此之谓学有专长。今日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剽袭贩卖为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即为枝枝节节偏隘不全之介绍。甚或道听途说，毫无主张，如无舵之舟，一任风涛之飘荡然。故一学说之来，不问其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所谓“顺应世界潮流”者，正彼等自认在学术上不敢自信，徒居被动地位，为他人之应声虫之宣言也。昔之冬烘，开口仁义礼智，尧舜周孔，而实则一无所知。今人亦开口社会主义，及各种之时髦学说，亦实一无所知，非新式之冬烘而何，京沪各地，无聊文人，盈千累万，所出之丛书杂志，以包办其所谓新文化者，无虑数十种。而究其内容，无非陈陈相因，为新式之老生常谈，以彼等而言提倡新文化，岂非羊蒙虎皮乎！
学术为少数之事，故西洋又称智识阶级为智识贵族。人类天才不齐，益以教育修养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吾国昔日学者，常孤介绝俗，不屑屑于众人之知。西洋学者亦然。故其为学也，辨析至当，而后发为定论。积年累月，而后著为成书。其刻苦谨严之功，非常人之因事敷衍者所能梦见。夫文化之进，端在少数聪明特出不辞劳瘁之士，为人类牺牲，若一听诸庸惰之众人，安有所谓进乎。学术者，又万世之业也。故学者之令名，积久而后彰，其所恃者，在少数气味相投，不轻许可，而永久继续之智识阶级。若一时众人之毁誉，则所不计也。今日吾国所谓学者，妄以平民主义，施之于天然不可平等之学术界。雅俗无分，贤愚夷视，以期打破智识阶级。故彼等丛书杂志之多而且易，如地菌野草。青年学子，西文字义未解，亦贸然操翻译之业，讹误缭乱，尽失作者原意。又独取流行作品，遗真正名著于不顾，至于摭拾抄袭，互为模拟，尤其取巧惯习。西洋学术之厄运，未有甚于在今日中国者。夫彼等之所以如此，亦取其成功一时，以遂其名誉金钱之欲望耳。近世西洋文家，渐多趋于营业一派，以迎合众好，著述风行者为能。如威尔斯（H.G.Wells）、薛伯纳（Bernard Shaw）之徒，皆已成书五六十种。每岁收入，比之大资本家，而其思想之卑谬，文章之浅陋，为识音所深恶痛绝。乃今日吾国少年，亦盛称之，“委蛇蒲服”于其前之不暇，盖慕其“位高金多”也。故彼等以倡言“平民文学”，而利市十倍者，往往有之。昔弥儿顿（Milton）以十年而成《天国之丧失》（Paradise Lost），仅售十英镑，其他中西作者，亦多尽毕生精力，只成诗文数种，且穷愁挫折以死，较之威尔斯、薛伯纳及现时国中“平民文学”家，尽不可同日语矣。新约中有一语曰：“尔不能并事上帝与财神。”（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其意谓上帝与财神绝不相容，无同时并事之理也。高格之文人学者，遗世独立，虽遭困辱而不悔，而身后享不朽之名，千载下得其学说著述者，奉为金科玉律。时髦之徒，善伺众意，显赫一时，而死则与草木同腐，无人过问。两派之实在价值不同，故其所得报施，亦正相反耳。夫无严格标准，而以学术为多数及一时之事，其流弊盖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世西洋学者，本所谓科学方法以求真，而首倡之者，实为培根（Francis Bacon）。其自道生平，有言曰：“喜于研究，忍于怀疑，乐于深思，缓于论断，勤于复议，慎于著作。”（Desire to seek，patience to doubt，fondness to meditate，slowness to assert，readiness to reconsider，carefulness to dispose and set in order.）细玩其意，盖谓求真之法，在审慎与客观二者。审慎则考察事物，务统观其全体，是非利害之真象，皆折中至当，而后发为定论。非潦草塞责，鲁莽灭裂者，所能为役也。客观则不参成见，不任感情，而以冷静之头脑，公平之眼光，以推测事理。See things as they are.培根谓人之爱妄说，乃其天性。西洋学者，谓恒人观世，如戴颜色眼镜者然。又谓，人生哲学，多倡之者假托以饰一己之短，而徇私取巧，以消其苟且安逸之数十年生涯，乃世人通病，则客观之难可知矣。今之国中时髦学者，亦盛言科学方法，然实未尝知科学方法为何物。特借之以震骇非学校出身之老儒耳。故其为学也，毫无审慎与客观之态度，先有成见，而后援引相合之事实以证之，专横武断，削趾就履。彼之所谓思想，非真思想，乃诡辩也。彼之所谓创造，非真创造，乃捏造也。又以深通名学，自夸于众。然其用归纳法，则取不完备之证据，用演绎法，则取乖谬之前提，虽两者所得结论，皆合于名学原理，而其结论之失当，无可免也。牛门（Cardinal Newman，英国十九世纪宗教家及散文家）有言曰：“名学家喜其结论之合法，逾于正当之结论。”（Logicians are more set upon concluding rightly than on right conclusi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大政治家及第二任总统）亦曰：“人乃运思之动物，非运思合当之动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animal，but not a reasonable animal.）故彼等挟其名学，凡宇宙一切事理，苟为彼等所欲证明者，皆可证明之，以自圆其说。而倡其根据成见不合真理之伪学，如用演绎法，可得一三段论法之公式如下：
文言文学为死文学，
古文与选体皆为文言，
故皆为死文学。
惟吾人所当究者，非其结论果依名学方法而得与否，乃其假定之大前提，Major Premise，所谓文言文学为死文学者，果为正当与否也。彼等又托庇于实验主义，其所奉之大信条，则为真理无定，随时地而变迁。夫真理之不能绝对有定，万世无异，固尽人所当认，然其中所含之永远性质，亦不可完全忽略，视之无足轻重。而凡一真理之价值，尤以其中所含永远性质之多寡为比例，否则对于一己之议论思想，可任意矛盾，不求一致，朝三暮四，出尔反尔，毫无标准及责任心之可言，实苏张派之纵横家也。而彼等乃曰：此正吾人进化之证也。夫藉口进化之论，而窥时俯仰，以顺应“世界潮流”与“社会需要”，无论何时何地，终可矜称时髦，攫得“新”之头衔，“识时务之俊杰”，无过于此者，然如智识贞操，学问良知之责备何。
夫真正学者之训练与其精神，既如以上所述，而吾国今日所学者，乃适与之相反，故不得谓之真正学者，实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或曰：“彼等为时代之产物，一般国人程度如此，故有如此之学者。”应之曰：“所贵乎学者，正以其能超越时代，为之领袖。十余年前之改革家，以今日眼光视之，固觉其浅薄可笑，然在当年，实能为时代之领袖。其智识学力，有高出寻常者。若今日所谓改革家，仅能迎合幼稚与流俗之人，而少数曾受高等教育，有智识阶级之资格者，莫不鄙夷之而不屑道。特此智识阶级，为国中极少之数，又未尝有所团结，协力以负学术之责任，对于彼等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施以正当之批评监督，而出版界又为彼等以政党手段、金钱魔力所袭断耳。故以今日所谓改革家，与其前辈较，实一代不如一代也。”或又曰：“今日吾国学术界之最大需要为真正学者，既已闻命矣，其所以应此需要之法维何。”曰：“为目前计，宜唤起国中已有学者之责任心，使其不仅长吁短叹，发其牢骚于静室冥坐、私人闲话之际，必须振起其牺牲愿力，与其耿耿之义愤，以拯国家，以殉真理，则日月出而爝火将无光也。若为久远计，则当建立真正之大学数处，荟集学者，自由讲习，以开拓少年之心胸，使知世界学术，广博无涯，不能囿于一说，迷信偶像。同时，又多延西洋名师，而派别不同者，来华讲学，待以学者之礼，使其享幽间高洁之生涯，不可再以群众运动之法，视为傀儡而利用之，到处演说欢迎，万众若狂，如西国政客之选举竞争然。夫如是，乃能使真正学者辈出，以养成深闳切实之学术界，而建设灿烂伟大之新文化也。”
（《学衡》，1922年4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