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吾人生处今世，与西洋文化接，凡先民所未尝闻见，皆争奇斗妍于吾前。彼土贤哲所惨淡经营，求之数千年而始得者，吾人乃坐享其成，故今日之机缘，实吾人有史以来所罕睹。促成吾国将来之新文化，以与世界文化齐驱，舍吾人其谁。顷者，国中有志之士，亦已多从事斯业，竞言介绍西洋文化矣，然西洋文化，至为繁复，“是非相贸，真伪舛错”，介绍之事，谈何容易，偶一不慎，则非仅徒劳，其流弊亦将无穷，又何新文化之可言耶？
故介绍西洋文化，必有确定之标准，而此标准又可分两层言之，（一）所介绍者，须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盖西洋近世，为文化极盛时代，宇宙真理，多为古人今人所已发现，后起者每有入世太晚，他人已先得我心之叹。而近世精神，笃信创造与自由，因袭旧说，固无足重，即偶同于人，亦避之若恐不及。桀黠之徒，若循正轨，则碌碌无所表现，于是出奇制胜之术生焉。独持异议，蔑今薄古，是人之所非，非人之所是，以期耸动视听，而弋取创造之荣誉。至其所言之是否含有真理，则不问矣。自平民主义兴，否认智识阶级，各个人之思想，具有同等之价值（One man's opinion is just as good as another's），而众人者，舍难而就易，乃其天性。益以平民主义，诸事取决多数，故政治、教育、文艺之权，皆操于此辈庸流之手。思想家之愈能俯就此辈之程度者，则成功愈速矣。彼以卫持文化自任，旷怀独往，不屑屑与时浮沉之少数贤哲，以众寡不敌，乃有趋于失败之危象。故论者谓今之西洋，为贤哲与庸流之决斗时代，而文化之存亡，亦视两方最后之胜负为定也。夫过信创造与自由，又以平民主义，强施之于学问、智识，其祸遂至诡辩蜂起，利用愚众，计一时之成功，而不计久远之真理，如卢梭、托尔斯泰派之归真返璞，反抗文化，马克思派之阶级战争说，尼采派之超人论，其本体之价值，毫无足言，乃或以其新异动人，或以其平易近俗，竟能风靡一时，几有支配思想界之权势。若吾人亦贸然从之，谓其为西洋真文化之代表，亦指鹿为马耳。故介绍一种思想，当先审其本体之价值，而其本体之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归。亚里士多德尝言，一事真相之定断，当从贤哲，否则徒知“顺应世界潮流”，而不知其本体之价值，亦将为世界贤哲所窃笑矣。
（二）所介绍者，即已认其本体之有价值，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于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历来西洋贤哲，只知西洋一隅，未尝知有东方，此亦种族之不同，地理、文字之阻隔使然，无足怪者。故其言论、思想，率根据于西洋特殊之历史、民性、风俗、习尚，或为解决一时一地之问题而发，皆与东方无涉。在彼所称适用，行之吾国，或无当矣。昔罗马诗人卢克利侠斯Lucretius有言曰：“此人之食，或为他人之毒。”（Quod ali cibus est Alii fuat acre Venenum.）若英、美、德、法，同在西洋文化范围之中，犹有不相通者，况东西之殊乎？ 故吾人之所介绍，必求其能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者，则此事之需要乎审慎可知矣。
介绍西洋文化之标准，既如上所述，而后可言人文主义矣。人文主义之首倡者（参见《学衡》第三期），为美国白璧德（Irving Babbitt）、穆尔（Paul E. More）两先生，皆当世批评界之山斗也。（白璧德先生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为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已久。穆尔先生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曾任哈佛及他大学梵文教授，又曾为The Nation《纽约民族周报》总主笔）两人之学，以综合西方自希腊以来贤哲及东方孔佛之说而成，虽多取材往古，然实独具创见，自为一家之言。而于近世各种时尚之偏激主张，多所否认。盖今日思想界之一大反动也。惟其为反动，与众异趣，以改造当世文化自任，故不为时俗及少年浮薄者所喜。然每书一出，欧美各大杂志，莫不汲汲称之。而在真正学者中之潜势尤大，多目为今之安诺德（Matthew Arnold，生于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卒于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为英国十九世纪第一批评家），其学说本体之价值可知矣。然吾之急欲为介绍者，尤以其深知东方文化也。盖两人皆通巴利与梵文，研精内典，白璧德先生兼及吾国文艺、哲学，凡英、法、德文之关于吾国文艺、哲学著作，无不知，而尤喜孔子。两人固皆得世界各国文化之精髄，不限于一时一地，而视近世文化问题，为世界问题者也。故其学博大精切，非囿于一孔者所可比拟。其言东方文化，尤具批评眼光，非如吾国学子之徒知尊古盲从，故吾国固有文化中之缺点流弊，亦可得两人之说以补救之。白璧德先生尤期东西相同之人文派信徒，起而结合，以跻世界于言大同（参见《学衡》第三期），则两先生思想与吾人关系之密切，又不待言喻矣。
两先生虽为思想家，然以文学批评为业，非专事哲学者也。近世重要文人，无论其为创作或批评家，率能以思想自见，有左右世界之势。创作家如法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卒于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卢梭（Rousseau，生于一千七百十二年，卒于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德之歌德（Goethe，生于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卒于一千八百三十二年），英之卡莱尔（Carlyle，生于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卒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罗斯铿（Ruskin，生于一千八百十九年，卒于一千九百年），美之爱玛生（Emerson，生于一千八百零三年，卒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批评家如法之圣伯甫（Sainte-Beuve，生于一千八百零四年，卒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蓝纳（Renan，生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卒于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但因（Taine，生于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卒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英之安诺德（生卒年已见上）、裴德（Pater，生于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卒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为其最著者。而批评家之重要，尤近世所公认者也。安诺德尝言：“批评者，乃无私之企图，以研求宣传世间所知所思之最上品也。”（A disinterested endeavor to learn and propagate 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见氏《批评文集》第一册中《现今批评之职务》一篇Essays in Criticism，First Series：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穆尔先生亦许批评精神之代表者，如安诺德辈，为古今思想界巨子。先生之言曰：“彼等，所以多从事于文学批评者，亦以人生无穷之动机与究竟，表于文学中者，较在他处更为显然。而彼等职务之实行，可常使文学本体更能自觉其为一种之人生批评也。”（If they deal much with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this is because in literature more manifestly than anywhere else life displays its infinitely varied motives and results，and their practice is always to render litercture itself more consciously a criticism of life.）（见《雪伴集》第七册二百一十八页。Shelburne Essays，Seventh Series）白璧德先生于其《近世法国批评大家》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之卒章中，论人文派之批评，涉及释迦、耶稣、爱玛生、歌德等所言之天才与修养问题，恐有疑其离题太远者，乃曰：“予之答词，即批评中之主要问题，在搜求标准以抗个人之狂想，亦现今通常思想中之主要问题也。故解决此问题，而不归本于主要原理，必无值矣。”（My reply is that the chief problem of criticism，namely，the search for standard to oppose to individual capice，is also the chief problem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general：so any solution which does not go back to first principles will be worthless）（见该书三百六十八页）先生又称其作书之旨，在取批评家而批评之，于事理本无不当，况此等批评家又系当时紧要人物中者乎。（Among the most Vital and significant Personalities of their time.）又曰：“故研究圣伯甫及其他十九世纪法国领袖批评家，即系与当时之智识中心相接近也。”（To study Sainte-Beuve and the other leading French critic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therefore to get very close to the intellectual centre of the century.）（均见该书自序）统观诸人之言，批评家在近世思想界之位置，亦可见矣。或有疑者曰，然则文学批评与哲学何异？ 应之曰，文学批评与哲学，虽同为研究人生，然实有别：（一）哲学多趋抽象，或不切近人生。文学批评重事实，而为具体之讨论。（二）哲学多用专门文字，非个中人不能了解。文学批评，用普通文字（文学创作亦然），易为人人了解。（三）哲学家思想或高，而文字未美，能为朴实说理之文，而不能为艺术之文，若文学批评家之文，则兼说理与艺术矣。文学批评，具此三长，宜其为近世艺术之一种，而与文学创作媲美也。
白璧德、穆尔两先生著作等身，今且举其要者言之，白璧德先生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教育》（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一千九百零八年出版），《新南阿空》（The New Laokoon，一千九百零十年出版。参阅《学衡》第八期插画第二图及说明）（按：十八世纪德国第一批评家雷兴[Lessing]著《南阿空》一书，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出版。详论希腊文艺精神，此书有功于欧西文艺甚巨，为批评史上杰作之一，白璧德先生痛近世文艺之弊，特作《新南阿空》亦欲继雷兴之志也，此书已出四版，英伦文学杂志[The Athenaellm]称为二十世纪美学书中第一杰作，其他论者亦公认其能与雷兴名著并传，亦可见其价值矣），《近世法国批评大家》（英名见前，一千九百十二年出版），《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一千九百十九年出版）四种。穆尔先生有《雪伴集》（英名见前，自一千九百零四年起迄今已出十一册），上自希腊、古代印度以及今世之文人、哲人，罔不为之品定，近方专究希腊文化，著为丛书，总名曰《希腊宗传》（The Greek Tradition），已出者有《柏拉图主义》（Platonism，一千九百十七年出版）、《柏拉图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Plato，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出版）。至两先生之作，散见于各大杂志而未收集成书者尚多，以査考不易，今且从略。然学者即由上列各书以求之，已足窥见其精义名论之十九矣。夫两先生著述之富，思想之超妙，本非末学如予者所能胜介绍之任也。然亦欲借此以引起邦人之研究心，世有同好，或因是以窥其原著，则所得必更多，而区区作书之愿亦偿矣。或有疑予者曰，介绍之业，端恃翻译，君果有志，将其原著之要者，逐一译出，使阅者自得于心，不胜于第三者之居其间乎？ 应之曰，原著繁多，翻译需时，若仅及一二种，又不足见其学说之全，今且汇集各书中之精意，分章讨论，为一有统系之介绍，较为简而易成也。暇时再当从容以为翻译之业耳。
尤有进者，两先生虽为至友，虽为学同出一源，然其思想议论，亦时有出入，若其文章，尤各有其美，各有面目，绝无相似之处。读其原著者，一望而知，夫如是，其所以为大家也欤。
（《学衡》，1922年8月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