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其年代愈远，则其真相愈难明，因之其声誉亦时升时降。宗教祖师如释迦、耶稣，学派祖师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固然，即至各国之民族英雄，及其大文人大艺术家，亦莫不然。盖以时代风尚有异，个人学识有限，遂生见仁见智之别，及其是非得失，皆须由时代与个人负责，而与伟大人物之本身，固无涉也。
自吾先圣之殁，迄今二千五百余年，其殁后本身之遭遇，虽迭经波折，然未有今日之甚者。晋人尚老庄，故有以老庄贤于孔子者，南北朝好佛，故有以佛贤于孔子者，然未尝如今日之乳臭儿，皆挟其一知半解之舶来学说，以揶揄孔子，抨击孔子者。此非仅孔子一人之厄运，实亦吾民族文化之厄运也。孔子今日之遭逢厄运，其原因甚多，而末学者误解孔子之风采态度，亦其原因之一。孔子固不似平原君之“翩翩为浊世佳公子”，亦不似王衍之“神姿高澈，如瑶林琼树，为风尘外物”。然亦不似后世道学家之矫激拘墟，不近人情。试就《论语》所记孔子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之处，细心领会，则吾人向日眼中道学化之孔子，当可湔除不少，而一蔼然可亲意味深长之孔子，乃活现于吾人想像中。
《论语》中为今人所诟病者，莫如《乡党》一篇，实则此篇所记琐屑事迹，最能曲曲传出孔子之品性。如衣食固今人所重视者也，衣食要素有二，一为求其适于卫生，一为求其合于审美观念，孔子于此二者，固尝考之极精矣。食之方面，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矣。“割不正不食”者，以肉质构造有定，割不合法，则其味减。此烹饪家常识。至如“不多食，祭肉不出三日”，亦皆符于卫生原则。衣之方面，则“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夫颜色配合适宜，稍知服装意义者，莫不奉为第一信条。试问今人以卫生与审美观念自夸者，其能于上举数点，一一实践之乎？
孔子以多艺闻于当时，其于音乐，尤用力勤而兴味深。如“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虽古今中外大音乐家，以音乐为其第二生命者，其沉酣亦不能过是也。其语鲁太师乐，及别韶武之高下，非深通其艺者，不能言之。是孔子非但大音乐欣赏家，亦大音乐批评家也。且除欣赏批评之外，又能乐器数种，如击磬于卫，学琴于师襄，复次则能歌，能射，能御。古代教育，本在养成此种技能，然未必人人能如孔子之精也。后世士人，除“读死书”外，绝少其他技能。习音乐者鲜，习各种发展体育之技能者尤鲜。今则受西化之指示，乐歌列为初等课程，足球，网球，游泳，亦颇行于时，然大多数仍草率从事。国人体格之孱羸，犹如昔也。其桀黠者，则志在学校或国际竞赛，以为弋名沽利之具。运动竞赛，乃西人陋习，国人不察，从而效之，陋更甚矣。不又与孔子游于艺之旨，大相径庭乎。且孔子尚武，尤尚武以御外侮者也。故其言曰：“战阵无勇，非孝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又观于陈人之忘国耻而深恶之曰：“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之青年，徒以呼口号，贴标语，为收复失地之武器，而于校中军事训练，则视若具文，况冀其荷戈远征，与仇人相见于沙场之上乎？
惟孔子除有最深之道德修养外，更富于艺术兴味，故其发于外者，不为矜严局蹐之道学家，而为雍容大雅之君子。故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乡党》篇，所记其与诸侯大夫周旋进退之状，可谓形容尽致，写生之妙笔矣。骤视之，则孔子似一老于世故面面俱到之中朝大官，细审之，则知其视礼仪为人群之必需品，须内外如一，而后人与人可相安无事，社会之秩序，人生之意味，皆可藉以维持。故曰：“礼者所以情貌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法家如韩非子，亦知礼之真意矣。孔子学说，虽严尊卑上下之分，然此为人情全部之组织而言。至其个人交际，固纯然超出分位思想，而实行平等主义者也。“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其对于不识不知之“老百姓”，一副真诚和蔼气象，实可为现代少年，以改良社会为名，于“老百姓”之一切生活习惯，动辄加以非笑干涉者之对症药也。吾国贤士大夫之美德中，最可称述者，莫如乡村生活。往往显赫一时之达官贵人，一旦退休，则与田夫野老把酒而话桑麻，脱尽仕宦习气，故居乡之法，著有成书。如不坐轿，不骑马，每为常守条例。近代曾文正尤深知此意。我国文学，饶于山野气味，鱼樵之徒，与王公大人，其在文学上声价之相差，何止倍蓰，凡此皆孔子居乡法之遗泽，而与老庄之超然物外，开隐逸之宗者固无涉也。
自来注《论语》者，于孔子一言一动，大慎重视之，反失去孔子之真面目。实则孔子乃一富于天趣而雅善谐谑之人，特其天趣与谐谑之流露，皆极有节制，如善画者之轻描淡写，含蓄不尽，故读者恒不之觉耳。观其与门弟子问答周旋，和易悱恻之致，无不在在可见。诸弟子侍坐时，则令其言志，即不令言志，而默察诸人之性情气象，亦喜形于色。有所训诫，皆以微婉出之，而意在言外。如“子贡方人，则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此老亦时喜作冷隽语者。于悃愊无华之子路，则愈加嘲弄，而愈形其亲爱之忱。以兄弟讽鲁卫之政，引诗句以刺三家之以雍彻，皆妙语解颐。而于远巷党人惜己之博学无所成名，则以执御应之，已启后人客难解嘲之文体，而注者犹云夫子自谦，真所谓太不解事矣。然究竟此老宅心忠厚，不若孟子之卖弄聪明，诙诡百出，为文中尤物。故孟子之风趣，显而易见，孔子之风趣，隐而难测也。
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相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子路死，则哭之，颜渊死，则哭之恸，故弟子之报其师也，则墓庐三年，子贡则六年。子路者，圣门第一血性男儿也，使其时犹存，又不知有何等悲哀之举动矣。孔子之朋好，则有列国名卿，如子产、晏平仲、蘧伯玉者，至其追怀古人，则又流连感喟，情深一往。而于周公，尤奉为圭臬，梦寐系之。有丧者与瞽者，亦普通习见之人，而孔子对之，特表其同情心。隐逸之士，遗世独立，迹近无情，然孔子游踪所至，每与此辈有缘。而此辈责备孔子处，亦常独具只眼，语语精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心哉击磬乎”。孔子一生志事，此两语尽之矣。而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其情景之凄婉，各人品性之逼肖，允为全部《论语》压卷文字。本记与无情人问答之辞，而抒情独多，非孔子感人之深，能使顽石点头，则安得有此绝世妙文哉。
多情者必多恨，义愤所激，自然爆发。计孔子所恨者，有以下数种人，一则贪官蠹吏也，当时鲁之执政，除擅权残民外，他无所事。故季氏之用八佾，旅泰山，伐颛臾，三家之以雍彻，孔子则痛斥之。季康子问政，则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患盗，则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其问杀无道以就有道，则曰：“子为政，焉用杀。”冉有为季氏聚敛，则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而答季康子之问，尤见其当头猛击，锋芒逼人，毫无优容之可言。一则自命放达，玩世不恭，而实一无所长者也。如原壤者，既无长沮桀溺之智慧情操，又不能履行人生义务，徒能为寄生虫，偷活人间，后世无学无才之流，袭取名士结习，蓬首垢面，放浪形骸，徒以取憎于人，皆原壤之嫡系也。一则乡愿也，孔子称乡愿为德之贼，孟子推阐其意，而乡愿之品性，愈以显然。英儒狄更生（G.L.Dickinson近物故）引申罗斯福之言，分人类为两种：一则禀性狷洁，专与众人立于反对之地位，自取失败，自蹈祸机。一事之来，则左右顾虑，无实行能力，而于实行家之言动，则吹毛求疵，引起其热烈之反感。自古大宗教家，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文艺家，皆属此种。一则和光同尘，随时俯仰，以成功为其准则。故生于尚武时代，则为军人，生于宗教时代，则为僧尼，生于拜金之现代美国，则为银行家，为巨商。狄氏所状第二种人，非乡愿而何，吾国数千年社会，即为此种投机分子之大舞台。在昔日则开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八股试帖，皆其优为，而真学问，真经济，则无之。故能博普通帝王之欢心，而取其高官厚禄。在今日则开口进化、自由、平等、恋爱、科学、方法，而为新官僚，新名流矣。
综以上各节，吾人于孔子人品，不难得一新颖之了解，而修正一般人之谬误观念。在吾国文化势力下所产生之人品，自当以孔子为极则矣。吾国人品，约略言之，可分三派，一曰老庄派也。此派任自然，轻礼法，极盛于魏晋六代，而至今流风不息。其淡泊者，则为孤洁寡谐，遁世无闷之隐逸。其多欲者，则放恣自喜，实施其艺术的人生观，于物质之享受，肉体之愉快，务求尽量而后已。发为文章，则靡丽浮夸，六代之文，温李之诗，其最著也。施诸事功，则荒淫无度，南朝天子及历代昏主皆是。而所谓“名士”，以酒色为其第二生命者，亦多属于此派。二曰道学派也。此派自当以程朱为宗。其上者，志行坚贞，谨守礼教名节之防，宋元以来之讲学大师，配享两庑者，皆是。其下者，则吾人习见习闻之“假道学”也。三曰孔孟派也。此派折中于前两者之间，有老庄派之超逸，而无其放荡，有道学派之谨严，而无其拘泥。所以为人品极则也。盖老庄与道学两派，常立于对抗地位，伊川为崇政殿说书，道学气味，帝师排场，皆十分充足，为东坡所嗤，二人遂生嫌隙，而蜀洛之党争以起。近代江湖名士袁子才，亦喜诋道学。西人亦持道与艺，善与美，永久战争之说，尤见人性同然，无分中外也。然两派皆去孔子甚远耳。《左传》称“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此惟真正孔孟派足以当之，曾子固之称欧阳公，则曰：“蓄道德，能文章。”梅圣俞亦称之曰：“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欧阳公，北宋之领袖人物也，故吾人与其取南宋之道学，毋宁取北宋之名贤。如范文正、韩忠献、司马温公、王荆公，皆德行、功业、文章三者俱备。前于数公者，有文王，周公，子产，汉之武侯，唐之陆宣公，颜鲁公，后于数公者，有近代之曾、胡、左、彭。或谓朱子精深博大，无所不包，文章则卓然大家，施诸事功，安知不与葛、陆、范、韩争光，然究竟朱子受佛学影响太深，故其哲学趋于玄想，不若孔孟学说之切于寻常日用，如布帛粟菽之不可须臾离也。朱子自是大贤，然窃惜其未尽得孔孟真传耳。夫人品极则问题，与吾民族文化及其特性，有至深切之关系。非在此短篇中所可详论，兹殆偶一及之，以期与侪辈商榷云尔。
（《国风》，1932年9月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