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学时代
民二癸丑之夏，余自威斯康新大学转入西北大学，其时暑假留校者，有滇南董君雨苍及江右邹胡二君。每夕阳西下，相与徘徊密西根湖畔，则董君等时称刘君伯明。董君本与伯明同学日本东京，故知之甚深。秋凉学校始业，伯明归来，乃得相识。盖伯明之力学，本逾寻常，是时方在撰其博士论文，故暑假中亦力学不辍。兹次暑假，盖往附近芝加哥大学修梵文。在西北四年，每值暑假，则往他校受课，习以为常。其必往他校者，一以西北暑校，向称简陋。一以终年局守一隅，可乘暑假迁地，藉新耳目。夫暑假迁地，在中国留学界，为普通风尚，不过他人迁地，或纯为游览，或就其旧好，以享群居笑谑之乐，或觅其卿卿我我与竟虚无缥缈之异性伴侣。即有挂籍暑校，以读事为职志者，亦少数耳。隔年暑假，余访伯明于芝加哥大学，则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绪烦懑，坐立不宁，少年尤然，余见伯明之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犹一服清凉散也。
其后襄阳马君伯援亦至，马君固亦伯明东京同学生。自此伯明与董马二君，即同居学校附近人家，余则下榻学校宿舍，相距稍远，然每值休假，则过三君谈笑纵横为乐，或同步湖滨，一片汪洋，空碧无际，羁旅之愁顿消。而余等四人者，雅不喜一般美国青年学生习气，于一切交际娱乐之事，所谓“大学生活”（college life）者，宁作门外汉，所与过从者，惟少数书痴一类之彼邦学生，及二三相知之教授而已。当时国人留学西北者，除吾等外，尚有医商法各学院中数人。而此数院址，散在芝加哥城，与吾等文理学院之在“艾文斯顿”者，相去且六七英里。又全校中无一中国学生会之组织，故彼此过从极稀。吾等四人，伏处小城，甘其清幽落寞之生涯。本校之同国人，且声气少通，况于全美之留学界，分处数千百里之外者乎。故留学生总会及青年会之活动人物，自命为留学界领袖，而除洋话外无学问，应酬外无技能者，既不来扰，即所谓夏季留学生总会年会，以及男女青年会之各种集合，名为“交换智识，联络感情”，实则仍为少数伧荒领袖所包办，以出其无谓之风头者，吾等更可藉词道远，不往参加。是则又避地之人，差堪自慰者也。
伯明在西北，得奖学金者三年，计每年免去学费外，尚有补助金数百元。其处境虽不如清华及他官费生之充裕，然寒素生活，亦勉能维持。日常衣服两三套，绝少新制，他费用更省，惟书籍一项，则不过事吝惜。室中哲学书籍，几夺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课外，终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轻浮好动之美国人视之，似一东亚病夫之现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 时有哲学教授劳卫尔（Horace S. Longwell），曾留德习哲学（三四十年前，美国人之欲习高深学问者，多往德国，故至目前美国大学之年老教授，及学术界闻人，多留德出身），其人思想之正健，治学方法之缜密，为寻常美国学者所罕及。而孤怀卓识，不急时誉，方之吾国往日学者，无少让焉。（劳氏习中世纪哲学。此种不切实用不合时代潮流之物，在功利熏心之美国，早成绝学，近十数年来，始有复兴之象。劳氏亦其先河之一。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奡抗不群之风俗矣）西北教授中之知伯明者，以劳氏为最深。亦以两人之学术品性绝相似也。伯明硕士论文题为《华人心志论》，博士论文题为《老子哲学研究》，皆在劳氏指导之下以成者。平日师生往还极密，有如家人父子。以吾所见留学界人与其美国教师相得之厚，未有如伯明与劳氏者也。闻有一中国留学某君，在西北习教育学，欲得硕士，论文收受后，须经口试，届时与其学科有关系之教授齐集，以次诘难，而某君英语，实欠纯熟，乃商之诸教授，令某君以汉语作答，再由伯明以英语转译，诸教授竟应之，而某君硕士头衔，乃随手以得。此种例外通融，在美国大学中可称空前创举，非伯明在西北教授中声誉之隆，信任之笃，焉得有此。
西北为美国中部大学中之佼佼者，然较之东部之哈佛、耶鲁、柏林斯顿、哥伦比亚则瞠乎后矣。伯明尤喜与余谈哈佛之哲学泰斗，如詹姆斯（William Jamce），罗怡斯（Josiah Royce），圣塔亚纳（George Sartayana）。（其时詹姆斯已死。圣塔亚纳去职归英伦。惟罗怡斯仅存耳）尝谓余曰：“人称哈佛七大哲学家为七美，Seven Beauties，当其同时在校，令人何等羡煞也。”伯明于诸家著述中，尤好鲁恰斯之《忠之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谓为德国理想派之名著。及圣塔亚纳之书，谓为近代希腊学派之代表。于英国文家中，尤好卡莱尔（Carlyle）。夫卡莱尔与罗怡斯，皆出自德国之理想派，宗教与道德，尤为其思想之中心，故可谓为希伯来精神之代表。圣塔亚纳崇理智，尚美感，故可谓为希腊精神之代表。伯明瓣香所在，乃此两派。可知其于西洋文化之根本，早有窥见，而于为学之途径，亦毫无差谬也。然伯明以窘于资，竟不能转学哈佛，即柏林斯顿，亦无力前往焉。民四之夏，在西北得博士，携其新夫人而归。余亦转往哈佛，董、马、邹、胡诸君，皆或去或归，无一在西北者矣。后劳氏以受同事某时髦哲学家之倾轧，亦愤而辞职，为柏林斯顿延之以去。民八之秋，余往游柏林斯顿，晤之于某文宗座上，犹嘱余转告伯明，速将其博士论文发刊。岂知伯明卒后，劳氏亦旋卒，年不满五十。劳氏治学谨严，不轻著述，故在美国学术界，未及享盛名。师生两人，志同道同，著述事业未成而早世亦同，余伤伯明，亦以伤劳氏矣。
二、东大时代
余于民九之夏，以伯明之招来京。其时学校犹称高等师范，旋改称东南大学，伯明规划之力居多。而其在校之权威亦日起，以文理科主任而兼校长办公处副主任。校长办公处副主任，滑稽之名称也，日惟局守办公室，校中日常事务，萃于一身，而略关重要者，则须仰承逍遥沪滨某校长之意旨，而不敢自主。故任劳任怨，心力交瘁，有副校长之勤苦，而副校长之名与实，皆未尝居。迨学校局面扩大，思想复杂，而内部之暗争以起。民十一年，《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而伯明为之魁。自是对内对外，皆难应付如意，而其处境益苦矣。
所谓内部之暗争者，可分为二：一为教育主张之争，一为办事方法之争。吾国大学，貌为取法美国分科之制，如文理法医农工商是。实则美国大学，多文理同科，而为学校全部之中心。历史悠久学术发扬之校，如哈佛、耶鲁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学程，全校学生，无论后习何科，皆须先受文理科之训练。一面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盖与法医农工商各科，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区别也。在欧洲则农工商诸科多归专门学校，而不直隶于大学本部，以其太近于实用也。吾国取法外制，然往往将其根本意义失去。当时东大教授中，有解此意义者，亦有不解者，故两派之争论时起。一派主张大学前两年不分科，或分科亦须多修文理科基本学程，一派主张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之基本学程，愈少愈好，此教育主张之争也。吾国普通人，最喜立法，而最不喜守法，又视法为具文。重要事件，先定于有利害关系者密室谈话之时。法定会中之通过与否，纯一掩饰耳目之手续，决不欲公开详细讨论也。当年东大率之评议会，为校中最高议事机关，教授中之悃愊无华办事认真者，每当讨论一事，则据其此事本身之是非，引古证今，往复辩难，抑知其事已由当局与其亲信者，在密室中先定。任尔书呆有广长之舌，徒增彼等之背后窃笑耳，此办事方法之争也。伯明身当其冲，故时觉左右为难。于教育主张之争也，本人为文理科主任，而又真解文理科之意义者，然处于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地位，各科皆须同样看待，以避偏袒本科之嫌，于办事方法之争也，则亦以此副主任地位，难免引入彀中。关于种种违法玩法之举，又安得在大众前公然表示反抗乎？
《学衡》杂志者，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故大触当时学术界权威之忌。其主持者之于校务，亦是非好恶，不肯同于众人。伯明为《学衡》创办人之一，其他作者，亦多其所引致之教授，与其私交甚密者。而以其所处地位，一面须顾及内部之团结，一面又不欲开罪外界之学阀，故其在《学衡》上发表之文字，远不如他人之放言无忌，亦不如其私人谈话之激扬也。
然究竟伯明，君子人也，其待人接物，无处不以真面目相示。故在全校中，可谓无一与之有恶感者。即有时不能自践其言，人亦信其无他，或谅其有所掣肘，无完全自主之权。当时东大教授中，虽有思想冲突情谊淡薄之处，而暗中倾轧之事则绝少。学生方面，则除勤苦读书外无他事，学风之良，为全国第一。故伯明之在校也，偃居一室，人人想望其风采，不事奔走，不尚标榜，而海内识与不识，莫不许为青年模范。谓其大有异于一般政客化市侩化之教育家也。故称之谓纯粹君子，又岂余一人之私言乎？
三、回忆之意义
夫“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况伯明卒后已九年乎。然吾人今日操笔，稍抒纪念之情，每及其言论行事，声音笑貌，犹泪承于睫，则以其能感人者至深也。计伯明之为人，美点实极多，即其恶点，亦其美点之过度所造成。如宽大为怀，是其美点也，然因之喜作调和，时遭模棱两可、优柔寡断之讥，而嫉恶不深，受人利用，尤其“吃亏”之大者。如笃于友谊，是其美点也，然因之事多迁就，即其良心之所不许，亦不能毅然决绝，俾得还我个人之独立自由。吾人于此种美点过度所造成之恶点，只得痛之惜之，又何忍多费笔墨乎。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谓寿，供职教育界，仅及八年，不可谓久，又无伟大著述，以留贻后人，而吾人脑海中，于其学术人格，终觉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欤？ 吾再三寻绎之，盖得两大解释焉：一曰，以其学术与事功合一也。伯明始终为一学者，在游美时，终日坐对书本，一切世务，皆不闻知。嫟好者固早以名山之业期之矣，初不料其归来之后，身任剧要，谈笑指挥，条理井然。无不见之客，无不复之函，而读书著文，犹如昔日，毫未失其书生本色也。二曰，以其实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于学生，亦无若何特殊之德育训练，而其静穆和易之貌，真挚悱恻之言，自使人潜移于无形之中。当时东大，俨然自成风气，为社会所公许，由今思之，彼真黄金时代矣。凡此皆伯明之伟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怀不忘欲从末由者也。惜其天性中，柔仁有余，刚毅不足，否则不几为一最高理想教育家，而与吾国历史上人物，学术事功，两者并茂，最能代表吾国文代之特性者媲美乎？ 呜呼伯明，享寿不及四十，用世不及十年，而成功之伟大如是，其亦可谓不死矣。
（《国风》，1932年11月第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