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时间里，许多外国人和一些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一直在高呼着“中国在觉醒”。他们试图将中国真正具有重要性的历史起点归为一百年前洋人的入侵，并将义和拳运动后，得到洋人积极支持的改革运动看作是一个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尽管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以为是的洋人才有的看法，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也不是全无道理。中国的确实要从她的迷梦中惊醒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她也不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世界中不容置疑的中心，周围是长城与四海之外总得臣服于她的野蛮人。然而，这种势在必行的苏醒却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是国权和名誉，而且还有民族精神。如今给予青年一代熏陶的，不是儒家的经典，也不是近代本国的文学和哲学，而是西方的现代报纸及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于是，他们变得易怒而任性，越来越不沉稳，失掉了其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稳重与宁静。
目前，人们对洋人抵抗情绪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长期遭受外国的侵略，中国人相信洋人就是恶魔，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对洋人不由分说地便怀有一种仇恨。至于外国人的性情、思想、道德规范、历史与政府以及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碰巧周公有机会与那些外来的野蛮人打交道时，他就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手势，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他自己反而成了那些不速之客眼中的小丑和笑柄。半个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出外留学，中国才开始对外国人有所了解，或者说，发现了外国人的双重性，原来他们也是好人，也并不缺乏东方人所理解和珍视的人类品质；只不过当Dr. Jekyu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高举着文明的火把的同时，海德（Mr. Hyde）却在别国文明的脚下大肆地掠夺、屠杀和蹂躏。于是，中国人一方面呼吁着要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一切罪恶，另一方面又热情地赞美着他认为可以吸收的外国的东西。
现在，中国已经意识到了长期以来西方对她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西方只是想对她说：“我是个坏蛋，是个恶霸。尽可能地还击吧，那样我才会觉得是自取其辱，才会有所改变。”在西方的胁迫下，中国只得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它。如果西方能睁开双眼看到现实，不再沉迷于空梦之中，这种还击实际上便是不必要的。就这一方面而言，中国的西方化并不能与她的优秀传统相提并论；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邪恶而已。因此，恰当的问法不应是“中国在觉醒吗”，而是“西方在觉醒吗”。
首先，西方想要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将自己的威信（即它的优越性）强加给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梦想。如今，洋人们在中国的地位可能已有所改变，于是他们叫嚣着，惶恐着自己失掉了威信，仿佛他们在中国曾有过威信似的。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吧。你拿一把枪指着一个人的鼻子，逼他交出所有的现金和珍宝；如果这个人足够谨慎，他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立刻照办。在此过程中，你获得了很高的威望；这也是洋人们想像着他们在中国凭借自己的炮舰和刺刀可以享有的威望。孟子曾经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孟子·公孙丑上》）或许，中国人对武力本身的鄙夷程度以及对理性和道德劝说的崇尚是无人能及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相信“强权即公理”，结果都是自取灭亡。这样深刻的教训比比皆是。反抗暴力一直都是中国人神圣的权利。有人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Tuchuns之所以会陷于目前这种悬而不决的纷乱之中，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武力，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武力，而且如此地迷恋于理性和道德劝说。古贤先哲们教导他们说，进行斗争是因为相信他们中任何一个想通过武力来获取高威望的人都必须被反对、被打倒；他们要一直斗争下去，直到一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能领导他们的精神和个性的人出现。
洋人们还试图通过拙劣地模仿中国人来树立其威望。他们对中国生活的最早的了解是在战争及条约谈判中从中国的官员们那儿得来的。很快他们就模仿起中国的达官贵人们的风格来，大概是希望能由此在这个受他压迫和剥削的民族面前成为一名贵族。他的身边围满了为他效劳的走狗和苦力；他的身上还有着一种中国的官员才有的浮躁和造作——他想方设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官员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的还是知名的学者或艺术家。身居官职，他只是在按部就班地，遵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或者是为了不辜负家庭对他的期望。他很高雅，因而不屑于为这类小事烦心；他也很漠然，甚至不愿意对此进行反抗。他挂记在心的是自己的职责、书以及艺术。只有在文人、学者或是艺术家——这才是他真实的自己——的领域中，他才希望自己可以为人们所了解并记住。而且，官方的生活方式对风雅之人有一个明显的好处：穿着华丽的官服，被随从们拥戴着坐在马车里的中国官员们，通常都能深居简出，无须整日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事；这样他们便可以一个人静静地评论他所钟爱的作者，或者构思他自己的作品。而洋人十之八九都是商人，并没有第二个自我空间得以发挥。在中国，“外国”几乎变成了诸如“野蛮”和“虚伪”此类词语的同义词。一般说来，上文所述的中国官员在出了衙门之后是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的。
洋人是商人，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他们便不是那么讨人喜爱了。众所周知，以社会地位进行排序，中国人可被划分为：学者、农民、工匠、商人。尽管西方的生活现在施加影响，这种关于人类价值的历史性的等级划分却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因为它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当中。被中国人称为“大腹便便的商人们”，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人们讥讽和取乐的对象。今天中国学生会对外国资本主义宣战，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因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是学者，他们长久以来拥有的权利正由于“大腹便便的商人”日益扩展的统治而受到威胁。
所以，一切关于深入在中国的威望的论调都是无稽之谈。它纯粹是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为了获得其国内的支持而杜撰出来的；这样当中国人民的反抗太过于猛烈，以致他们招架不住了，他们就可以随时获得其政府派出的炮船的援助。一位欧洲或美国人要想让中国人对自己怀有崇敬之情，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成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并以这种身份来到中国。伯特兰·罗素、杜威教授以及一些更不出名的学者，他们来中国讲学，身边并没有锡克警察的重重防卫，也不曾到当地的官员那儿叫嚣自己根据条约拥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只是在一些中国朋友的陪伴下，“冒险”走进了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中国内陆和腹地。这些不同一般的客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真诚的接待以及自发而深沉的赞赏；中国人以其独有的方式款待着伟大的学者。这种崇高的威望是其他外国人不曾达到也不能奢望可以达到的。
西方还有另一个梦想——梦想统治世界，梦想通过商人来传播并扩展它的文明。这样的任务任何人都可以去完成。剥削工业落后的国家，在那儿建立起自己的大财阀政权，并将各种机械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这些行径只会使它在国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又产生在其他地方。上海和汉口正渐渐地变成丑陋而粗野的波兹堡和利物浦。这些已经西化的城市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不值一提的。提起它们，中国人的脑海里浮现的只是买办阶层和他们的洋人同伴及“大腹便便的商人”——北京和南京等历史名城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则喜欢冠之以“集市中的无赖”及其他一些不可恭维的名称。著名学者辜鸿铭1910年曾就“中国的牛津运动”（该运动旨在反对李鸿章的洋务派）作出以下的评论：
为了推广这个运动，李鸿章在他身边罗致了一圈靠对外贸易发家的富人，中层里的下等阶级和买办，而这些人普遍认同采用外国的方式方法是谋求本国发展之道。不过，这个粗陋的“采纳夷技夷法”之道，却诚如马修·阿诺德在谈及英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时所说的，包含着所有的粗鄙和丑陋，自然，这种粗鄙和丑陋几乎休克了翰林院——中国牛津——里的那些知识分子贵族的发展。因此牛津运动变得极端仇外。这种仇外，不是因为这些学者厌恶洋人，而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的夷技夷法是多么伧俗粗鄙且伤风败俗。此谓真正中国文人反夷精神的道德基础。
西洋化城市的情况自李鸿章时期以来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四处弥漫的烟雾和噪音、大煞风景的广告、拥挤的人群；童工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有钱阶级正试图将其粗俗的品位和思想强加给整个社会，而在此之前这个社会里学者和艺术家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翰林院已不再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派学院和大学，但年轻的中国人却并没有完全割断自己与老一辈学者文人的思想和品位的联系。
有一些人，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钢铁产品、汽油、香烟及其他许多他们认为“落后”国家急需的东西兜售出去；而这些人，实际上恰恰是最应该呆在自己的家乡、呆在小城镇里的。虽然他们可能曾多次周游世界，也曾见过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地方风俗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却不比他们的钱袋宽广多少。G.路易斯·迪金森（G. Lowes Dikinson）曾这样描述在中国的英国人：
他住在这个国家，却对它的宗教、政治、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一无所知，丝毫不在意，除非与他有切身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他将永远不会离开租界，他本人总是往返于家、办公室、俱乐部和赛马场之间；而他的思想则只专注于他的生意和体育。关于所有的、很一般的话题，他的观点都是拐弯抹角得来的。这些观点无不带有英国人的陈腐的偏见，要不就是他们不假思索地从国外的英国人那儿套来的。它们被不断地传送着，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直到人尽皆知。你只需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目前一个大洲里外国人所有的想法一览无遗。
这里对英国人的描述用在其他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同样恰如其分。
即使西方认为自己能否理智地研究和评价东方，谋求两种文化的和谐与合作无关紧要；西方各国间也应该达成共识以保存他们共同的文化，这一点非常重要。要达成这一目标，唯一的方法是逐渐地把这些国家的人民团结到一起；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会面良机的人却恰恰是最不应该会面的人。“集市中的无赖”并不适合走出他们生长的村庄。几年前他们狂热的嫉妒心及其阴谋几乎使得西方文明毁于一旦；如今，他们正陷入比以往更加狂热的嫉妒心和阴谋策划当中。难道只是为了充分地满足几个粗俗的百万富翁的卑贱的贪欲，西方就要将自己的文明给毁灭？
要想根除商人的统治地位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罪恶，并不能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不难推测，倘若无产阶级处在今天的百万富翁的位置上，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行为）；而必须对中国古代关于社会结构的思想重新予以肯定，即将学者置于社会的顶层而将商人置于底层。商业竞争引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高度商业化的西方社会或者因了这些战争走上了一条毁灭的不归之路；或者深陷于死气沉沉和粗俗不堪的泥沼之中。这样的生活容不下任何优秀的东西。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有思想见解的人们都已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失去了信心，转而致力于抵制重商主义的流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纯粹的商人从不曾获得任何的威望，哪怕他们腰缠万贯。西方倘若想要在中国真正获得尊重，首先就必须改变其社会发展的趋势，重新替重商主义者定位；然后将其属性中较为精粹的那一部分与东方共享。简言之，它追逐的应该是现实而非梦想。西方在觉醒吗？
（庄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