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载天津伪组织，在敌寇指挥之下，设立所谓“教科书修正委员会”，于中小学教科书，凡有涉及“不平等条约”，“三民主义”，“九一八”等等，以为有碍“中日亲善”，皆删去之，而以经书与日本语为主要教材。日本语由日人自授之，经书则由本地冬烘先生授之。经书教材为“四书注解”之类，故坊间所有经书，皆销售一空云云。日本语不值一谈，兹且谈经书与伪教育，以斥寇贼之荒鄙无识焉。
往者蛮夷之猾夏者，何尝不尊孔尊经，用以收拾人心。然彼以汉法治汉，且自惭荒野，亟欲同化汉人。故吾国历值外祸，虽创巨痛深，而幸以吾国文化之优越，武力征服我者，皆为我文化之被征服者，不久其武力亦随之而尽。盖往者吾国文化为大一统文化，为至高无上文化，任何外族，从未有取而代之妄念也。今则列国环峙，为多数个别文化与对等文化时代。故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残暴之天经地义，来自欧西，吾东方人未之前闻者也。倭日近数十年，受欧化洗礼，非但忘其中国文化本源，不甘为中国文化之附庸，且似负东亚与世界文化使命自诩。其矜浮顽悍，尤甚于欧战前之德皇威廉与其左右武人也。至其利用吾国经书，固非以汉法治汉，欲同化于我。实妄以孔孟根本学说，在尊君亲上，富于服从性，欲汉人处其统治之下者，咸变为“大日本”顺民，而永无抗战抗外思想之发生也。抑彼尤所惧者，乃“左”倾思想，谓思想“左”倾者，即欲抗战抗外。妄以吾国圣哲，只知屈于威力，视亡国破家为当然。吾国民族必待赤化，而后知有人格，知独立自存之可贵也。此不仅厚诬吾国经籍与圣哲，而强作解人，弄巧成拙，其愚更不可及矣。
吾国圣哲精神，与武力侵略者之行为，恰如水火之不相容。若释以现代语，尊君亲上者，爱国与拥护政府也。服从意义更广，孔子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者，宗教心也。畏大人者，谨守社会秩序，尽公民之责也。畏圣人之言者，以圣人为准则，而完成个人之学问人格也。而吾国圣哲所注重者，尤在个人，个人人格，实有无上尊严。故历来之圣哲贤豪，一言一行，莫不显出独往独来，昂首天外气象。孔子、孟子、荀子之对于当时君卿，以及后儒之涉世规范，立朝风节，皆曾文正所谓“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者。故进则“杀身成仁”，退则“处士横议”，安有所谓“顺民”哉。唯吾国先哲精神中，最富有坚强成分，故吾人最所称为美德者，曰“特立独行”，曰“负气忤俗”，曰“奡亢不群”，曰“孤怀自赏”。发之于个人，则为忠烈，为隐逸。忠烈隐逸者，其方式不同，而其不妥协不苟且之精神则同也。发之于民族，则其不妥协不苟且之精神，更有言者矣。
吾国民族对外，向有三大原则。一曰，攘夷。二曰，复仇。三曰，主战。凡皆吾民族精神中坚强成分之所表现，而因以维持吾民族数千年之悠久生命与其优越地位者也。春秋第一大义，为尊周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者中国也。周者，中国之政府也。夏夷之别，本于文野之别，春秋时夷狄杂居中国，其劣根性之印入于当时中国之心理者，至多且深，故夏夷之防，毫不放松一步。《左传》所载，如“狄无耻”，“戎狄无亲而贪”，“戎禽兽也”，皆所以警当时人，使知夷狄万不能比于中国，而尤恶其与中国争衡，成为吾族文化之厄也。故孔子深美管仲，孟子许用夏变夷，不许用夷变夏。历代政府，于外族之通朝贡者，皆置诸四夷之列，史家及私人记载，亦不稍假借。盖吾族对于本族文化，自信为大一统文化，为至高无上文化，不容有第二种文化与之并存也。在多数个别与对等文化之今日，夏夷两字，已似毫无意义。然吾人所急需申明者，则凡侵占我领土，危害我主权者，我仍当以夷狄视之，斥为“无耻”，为“禽兽”。盖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神圣的条件，断不容其有丝毫损失。况损失之者，为向来同文同种，在我文化熏沐下数千年之邻邦，而其作战方法，又为至残忍至险毒者乎。
《春秋》有“大复仇”，《礼记》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孟子亦称汤征葛“为匹夫匹妇复仇也”。今倭贼所滥杀者，皆我父兄子弟，而受害之非战斗人民，动辄数百数千，皆手无寸铁，不能抵抗者，正如葛伯所杀之童子，所谓“匹夫匹妇”也。甲午以还，为时不及九世，而削于藩属，夺我东四省，索我数万万两，侵我路矿工商诸权，以及平日之种种侮辱险恶，更难指数。此次无端开衅，更欲灭我全国，奴隶我整个民族。三月战祸，成焦土者，已有数省，无辜人民惨遭非命者，不知几十万，荡产破家，流离失所者，不知几百万，而其祸方兴未艾，靡所底止。故吾人对倭之深恨积怨，为吾民族永远所不能忘，况九世乎。
吾国素以和平称于世界，春秋晋楚之弭兵运动，孟子、墨子之非战，以及穷兵黩武之为深戒，亦为人所乐道。岂知对外抗战，早已成为神圣信条。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孟子引申其义。《春秋》美城濮之战，《通鉴》美淝水之战。宋徽钦以后，文臣如李纲、宗泽、虞允文、陈康伯、陈俊卿、吴潜、文天祥、陆秀夫，武臣如岳飞、韩世忠、吴玠，学者如杨时、胡铨、胡寅、尹焞、朱熹、陈亮，学生如陈东、欧阳激、高登、王炎午，换言之，凡当时与后世所号为正人君子无一不主战者。明末抗外，尤为壮烈，除孙承宗、卢象昇、周遇吉、史可法、瞿式耜，身任冲要，以殉死国者不计外，江阴以一城之小，阎应元以典史之微，抗数十万精锐满兵，而死守孤城者，八十余日。弘光继统以至败死之后，东南书生，愤而起义者，何止数千百人。浙之钱肃乐、黄太冲昆仲以及张煌言，苏之陈子龙、侯峒曾、黄淳耀，皖之金声、江天一、吴应箕、麻三衡皆前仆后继，使清不得安枕者，二十余年。中国人对外抗战之坚决持久，任何他国人，有可与比拟者乎？
吾国数千年立国根本，在先哲言行之见诸记载者，而经籍尤要。近四五十年，吾国思想上起剧烈变化，经籍多束高阁。然大多数人于不知不觉中，仍深受经籍之影响。倭之施行奴化教育，取材于经籍，貌为以汉法治汉，实则厚诬经籍，吾民族最高精神，可谓之不妥协不苟且之精神。而此种精神之养成，皆吾圣哲贤豪数千年熏陶涵育之功，经籍则其教材也。倭如真有聪明，则当焚毁我经籍，以及后代图书百分之九十九，而惟留廿四史中之奸臣佞幸叛逆等传。且重定孔庙祀典，罢黜孟轲、诸葛亮、韩愈、李纲、朱熹、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刘宗周、黄道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而进冯道、张邦昌、刘豫、秦桧、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盖孟子以至王夫之，在其各人当时统治者眼光中，皆可称为“捣乱分子”。而冯道以至钱谦益，乃其所谓“顺民”。倭欲在今日伪满及平津制造多量“顺民”，非将吾国历来相传之人格价值重新估计不可也。或谓倭本不知以汉法治汉，倭在本国之尊孔尊经，已千年于兹。其万世一统帝室，至今犹存，从未有刘邦、刘秀、朱元璋其人，崛起田间，以取而代之者。至于伟大人物如孟子以至王夫之者，更不能在其历史上指出一人矣。今则已千万人民，俯伏于少数军人积威之下，对于此次战争，真确消息且不知，况于批评、反抗乎？ 是倭之尊孔尊经于其民族天然之奴性，固毫无补也。故谓倭在平津，以倭法治汉则可，以汉法治汉则不可。吾人只笑其头脑冬烘，且不度德不量力，于吾国立国根本，与吾民族最高精神，所谓“蚍蜉撼大树”，又何伤乎？
（《国命》，1937年11月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