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读近代史或留心时事者，莫不知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大一统主义也。然帝国主义，原于民族主义，盖极端之民族主义，即为帝国主义。十九世纪以来，各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如德意志之反抗拿破仑，意大利之反抗奥地利，皆以求民族之生存而抗战，而独立，皆民族主义之实现也。及其国势浸盛，则藉口于人口多余市场扩张之需要，与夫文化优越者对于文化落后者之领导责任，进而争取殖民地，以逞其侵略之雄心。而于本国当年所受之压迫苦痛不惜转施之他种民族。已有自由，不许人有自由，已有独立，不许人有独立。今之希特勒，固梦想以武力征服全世界，使全世界文化，成为德意志文化者。今之墨索里尼，固亦梦想以武力征服全世界，使全世界文化，成为意大利文化者。两人皆为大一统思想所迷惑，昭然若揭。然试以此种大一统思想，与欧洲旧有之大一统思想相较，则有绝异之点焉。不可不证诸往史，而为一辨之。
欧洲自中世纪以至文艺复兴，千年之间，有两大文化传统，支配社会一切。曰基督教，曰罗马帝国。自文艺复兴以至法国革命，三四百年间，更有第三文化传统，即复兴之希腊罗马文化，所谓古典主义者是也。基督教本自视为世界宗教，无国家界限，虽经十六世纪路德等之改革，分为新旧二派，然在社会上之势力，犹不稍衰。罗马帝国，几占欧洲全部，又兼亚非两洲之一部，亦以世界帝国自视。第八世纪西罗马亡，又有“神圣罗马帝国”起而代之，东罗马都于君士坦丁，至一四五三年始亡，自罗马帝国衰微至文艺复兴，欧洲新起民族，犹在草昧混沌时代，智识阶级，占社会上之极少数，其所习者只《圣经》，所用者只拉丁文。立国方式，纯为封建。其所藉以战争者，只各国王位继承问题与雇佣之军队而已。文艺复兴以后，学者醉心古希腊罗马文化，益鄙视其本国文化。至其国语所产生之通俗文学，尤为学者所不齿。十七、十八世纪，学者犹多用拉丁文著书。培根、洛克、奈瑞，皆然。密尔顿亦有拉丁文诗歌。十九世纪之初，牛津大学诗学教授，犹用拉丁语讲述。他若教皇之谕告，国际之咨札条约，其用拉丁文，更无论矣。（教皇之谕告，至今犹用拉丁文）往者欧洲本不知有东方文化，亦犹中国之不知有欧洲文化，欧洲人之所谓世界，未尝包有东方，亦犹中国人之所谓天下，未尝包有欧洲。彼此固各以其所谓世界或天下，指全地球而言，外此则皆化外之夷狄，不足道者也。
欧洲人民，经此三大文化传统之熏沐，直至十八世纪之末，犹少民族与国家思想，一般众庶，未尝读书识字，足迹不出乡里，不知有国家也。僧侣式学者，梦想未来世，蔑视现世，或缅怀往哲，谓古胜于今。对于人生一切事业，漠然视之，亦不知有国家也。文艺复兴以后，义国大师，首倡绝学，竭千百人之智力，使纪元前之希腊罗马文化，复光显于世。十七世纪，法国人才特盛，成为欧洲古典主义之中心。英德后起，更奉法人为宿学先进。盖欧洲十七、十八两世纪文化，法国文化也。法国文化之所以特盛者，以其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之继承者与化身也。故当时欧洲学者，除拉丁文外，兼通法文。此两世纪，可谓之为法国文化大一统时代。而在古典主义之下所产生之学术思想，皆以人类与世界为对象，而不计及各个民族之特殊问题。所谓“自‘支那’至秘鲁人心皆同”也。如理智哲学，为十八世纪最盛之哲学，其源出于希腊，而为近代科学之先河。此派欲纳人生一切于理智之中，而尤喜以理智批评当时政治社会之弊端。文豪佛尔德等，往往揄扬中国文化，谓其合于理智，远胜欧洲文化，而奉孔子为大哲。论者或称孔子为法国革命元勋，实非虚语。当时欧洲人，只有世界思想，无国家思想，于此益显然矣。
欧洲智识阶级，属于大一统派，而绝无民族与国家思想者，尤以德国为甚。德国犹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国之内，分为一千八百余小国，各自为政，不相关涉。故德国者，地图上之名词，实无所谓国家也。其小朝廷与贵胄人士，皆以德国为耻，而文字、学术以至饮食、服饰、狗马声色之好，莫不仰给于巴黎。普鲁士王菲力得力克，生平不说德语，不读德文书籍，以为德语者，乃舆夫婢子之语，不足登大雅之堂。其文学侍从之士，皆法国名流，欲宏奖风雅，仿法国通儒院制，亦立普鲁士通儒院而以法人领其事。院中官用文字亦法文。又卑辞厚币以延致佛尔德。朝夕以自作法文诗歌请业。当时德国学者，尤以无国家观念为荣。常自称为“世界公民”，故视本国之存亡，无足轻重。拿破仑提师入境，大诗人歌德以震世之名，垂白之年，谒之于行宫，而致敬慕之忱。大哲海格尔，在其私人函札中，且喜拿氏之胜与普鲁士之灭。诸小朝廷，则更纷纷投表称臣，而拿氏之击胜德军，遂如摧枯拉朽，而夷德意志为法之附庸矣。此种无民族与国家思想之德人，颇似吾国之贰臣汉奸。然其行为，亦有相当理由可言。论古者不可不知也。盖彼以欧洲文化，本于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为欧洲共同文化，为大一统文化；当时法人为此文化之领袖，德人本无文化可言，故于德之亡国，无所痛惜耳。
歌德闻法军高呼“法国万岁”，称之为“新纪元之开始”。法国文人雷纳在十九世纪中叶，犹云“民族情绪之发生，至今不及百年”，民族情绪者，法国革命之产物也。而法国革命者，又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共同产物也。而浪漫主义所贡给之成分为多。法国革命所标之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本于古典主义中之理智哲学，而以浪漫主义之情感熔成之，化为轰轰烈烈震天撼地之群众运动。而同时浪漫主义，正在高唱个人天才与特性，更推之于民族之天才与特性，由民族之天才与特性，而研求民族史，民族英雄，民族歌谣，以及民族之特殊风俗习惯，溯源于中世纪现代欧洲各民族之袓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坚强朴诚之本质。凡此皆所以攻破古典主义之服从希腊罗马之恶习，与其所标示之大一统人生观，大一统文化观，皆所以使各个民族却去其依赖性，回复其本来面目，而利用其天才与特性以创造其特殊文化。故在西洋自浪漫主义兴，而个人在宇宙中之地位骤高，各国民族在宇宙中之地位更高，虽希腊罗马文化，犹具有极大之潜势力，然各个民族心理中，皆以本国文化，至高无上，万古永存，绝不能使他民族问鼎也。
法国革命所标三大原则，本以人类为对象。未几君后被戕，建立共和，政争无已，流血成渠，法人困于“恐怖宰制”之下者数年。他国帝王，更生兔死狐悲之感，深恐革命思想之蔓衍而危及本身，于是联军入法，欲以平定此空前之政变。法人为自卫计，为拥护革命计，全国奋戈而起，共赴国难。现代世界通行之征兵制，实法人于是时首创之。然外寇压境，而政争依旧，社会秩序荡然，拿破仑乃崛起田间，以挽内忧外患交迫之危局。及大功告成，而拿氏之雄心以启，十余年间，铁蹄横踏欧非二洲。法国革命，本以解放人类为其宏愿，所称为“各国中之耶稣”者也，而变解放为侵略，拿氏僭登大宝，且毁灭列国，以建宗藩，遂至引起全欧之联合反抗。同时德国志士，如哲学家费希脱，文人亚尼脱、雅尼，目睹亡国之惨，以爱国精神、民族思想灌输于德人之麻醉头脑中，而德人乃知有祖国。德意志之灵魂，乃死而复苏。不久“解放战争”发动，拿氏所称无敌之雄军，被逐出境外，德意志恢复其独立，而新德意志联邦统一国家，亦自此定其基焉。近代西洋民族主义，为最有力之学说，为天经地义之立国原则者，德国志士之功，盖不可没。而当时歌德、海格尔之大一统思想，不认有祖国者，在现代西洋人视之，真觉出乎情理之外矣。
然由自卫的民族主义，变而为侵略的帝国主义，为拿氏一生事业所代表者，盖已为现今国际关系上之普通状况矣。拿氏个人虽失败，然法国亦已成为侵略国家，在中国边部，掠有广州湾与安南，在南美与非洲，亦有多处殖民地。德国更野心勃勃，睥睨一世，卒酿成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欧战。希特勒登台后，且欲继兴俾斯麦，威廉第一、第二之霸业。意大利自爱国志士玛志尼等之努力，脱奥而独立后，亦急于开拓疆土，墨索里尼尤凶狂不可向迩，并以再造罗马帝国为其志望。希特勒与莫索里尼，盖皆小型之拿破仑也。而近代民族主义之发生，与其渐变为帝国主义，盖皆与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浪漫主义，由尊重个人天才与特性，进而尊重各个民族之天才与特性，由尊重个人之天才与特性，而崇拜超人。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超人之首出者也。故在西洋浪漫派文人中，多受瓣香。法之莎托布里奥、嚣俄，英之摆伦、韩士立、卡莱尔，德之尼采，其尤著者。由尊重各个民族之天才与特性，而倡优胜民族说，法国文人戈宾诺，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著《民族优劣论》，谓世界各人种，智愚不齐，只有白种能创造文化。同时而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道德学，及其他类似新说，喧腾一时，皆以鼓吹白种优胜，他种卑劣为其主旨。（我国严复氏，不明欧人学术源流，辄以其一时流行者，介绍国人。如所译之《社会通诠》，中分社会进化阶级，为图腾、宗法、军国。其影响于吾国当时思想者至大。吾国人之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实此书作之俑也）而白人对于“有色人种”之“领导责任”，白人之“文化使命”，及他类似之谬说，皆习闻于欧美人之耳，积久成为信条。野心政治家与军事家，既得时髦之学说，为之根据，为之后盾，更放胆横行。十九世纪百年之间，非洲全部，为白人瓜分，太平洋、印度洋群岛，亦皆为白人攫去，亚洲弱小国家，悉被蚕食，中国受创亦巨。吾人只知帝国主义者之行为，乃武力侵略，抑知其有强有力之学说，为其背景耶？
日本素以善于模仿著称，其对于吾国，亦事事步欧洲帝国主义者之故辙。自战胜中俄以后，气焰日张，早自命为亚洲之主人翁。欧战以后，彼自信已窥见欧美人之弱点，益毫无顾忌，视吾国如其囊中物，更进而侈谈“日本之大使命”。日本之大使命者，以武力征服全世界，使全世界文化，成为日本文化，而征服中国，乃此大使命之初步也。近年法西斯潮流，澎湃而至，正迎合岛民之偏隘心理。法西斯主义者，又最新式最蛮横之帝国主义也。观其各种法西斯团体所宣示之政纲，不曰“侵略的白人势力之驱逐，新兴亚细亚之建设”，即曰“期日本精神之世界的光辉”。其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中日文化提携”，皆同此意旨。欧洲之法西斯主义，起于浪漫主义派之超人论，优胜民族论，及强权论，卡莱尔、尼采两家思想，为其重要素因。卡莱尔著《英雄与英雄崇拜》，又著普鲁士王《菲力得力克传》，早受德国军阀之赞誉。最近爱丁堡大学文学教授古利尔孙著《卡莱尔与希特勒》。尼采哲学，集德国哲学自康德以来个己论之大成。日本维新以来，最钦仰德国文化，而受卡莱尔、尼采两家思想之影响亦深，故法西斯主义，除德意外，独盛行于日本，盖早已有思想上之准备也。
帝国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为极端的帝国主义。在学说与事实上，皆证据确凿，无待多辩也。民族主义，本出于自卫，孟子引成问见之言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又引颜渊之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左太冲之诗曰，“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个人志概，犹须如是，况于民族。而在异族蹂躏之下，无时无地，不足使人心灰意沮。盖异族统治者之唯一目的，在打破被统治者之自重自信心，久之主奴之优劣，强弱智愚之歧异，成为习惯，成为传统观念，而使被统治者甘居下流，万劫不复矣。故有志之士，激于义愤，呼天吁地，椎胸顿足，以挽垂危之民族生命，以振已丧之民族精神。此乃神圣职务，凡属含生之伦，皆当百死不辞者也。而帝国主义者，则决然相反，自居于统治者之地位，而居他人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自认其文化为大一统文化，而不容任何他文化之并存。其性质为独占的，为无同情的，为盗贼的，为疯狂的，夫中国古昔，为大一统思想所支配，其理由绝对充分。因中国本自成一世界，中国所知者，只有中国文化，故非但中国人以中国文化为统治之具，即异族之入主中国者，亦一以“汉法治汉”，不以蒙古、女真法治汉，既无灭我文化之妄想，又无灭我民族之阴谋。罗马人灭希腊后，以习希腊文字、哲学、艺术为荣。日耳曼人灭罗马帝国后，亦尽量吸收罗马文化，拉丁文为欧洲智识界公用之文字者，且千余年。中国文化与罗马文化，在昔中西未通时代，各自成为世界，皆大一统文化也。今则情异势迁，而多数对等文化时代，犹作大一统之迷梦，真所谓“开倒车”矣。在昔中国、罗马，言大一统文化，不可谓夜郎自大，且除中国、罗马本身外，异族之与发生关系者，无论其为侵略，为被侵略，亦皆公认之为大一统文化，今人仍欲言大一统文化，而亦知事实完全相反，故造作“优胜民族”、“民族使命”之种种邪说，欲以武力侵略，独享全世界主人翁之大乐，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者也。民族主义，在适当范围中，为现代国家独立自存之唯一条件，人人当爱惜珍宝之，发扬光大之，若超出范围之外，则为帝国主义。欲借武力以实现其大一统之迷梦，是人类公敌也。近者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平召集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有号泷川博士者，谓实行“中日文化提携”，首须打倒“国民政府那个唯我独尊式的民族主义”（见文摘第十九号）。完全帝国主义者口吻，彼日本有极端的民族主义，然不许中国有适当的自卫的民族主义，“讲蛮理”，乃岛人惯伎，吾国人士于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区别，多已了然，无须与此等蛮子强辩也。或云岛人正患神经病，于各种主义之美丑是非，实无审择之力，故其见诸言论行事者，无一不荒谬绝伦耳。
（《国命》，1938年5月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