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 对
依黑格尔看来，宇宙之内在的基本的特质是“绝对”；这“绝对”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或理智的“存在”，于是黑格尔就把它叫做“理性”。“理性”是“真实”的基础，我们所见的世界只是它的表现。这个表现的过程，在黑格尔所著的《哲学百科全书》里面有全部的叙述，虽则有些方面是并不详细的。这部著作分为三部分，代表“理性”所表现的三个主要的阶段。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一本是《论理学》，这可说是这个表现之直接的、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这自然是肯定；换句话说，它是黑格尔“三题律”（"trio"）的第一个要素。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二本是《自然哲学》，它叙述自然界即客观的世界、物理科学的世界。在“三题律”里面它是反题，或否定；因为它和“理性”之抽象的形式（即表现于论理学的体系），是相反的，必须有一个居间的、不同的阶段，在这里便是自然界。自然和其他一切的相反一样，这敌对的两方面，——正题和反题，或肯定和否定，——必须有一个合题或否定之否定来调和。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三本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综合。这第三本叫做《精神哲学》，它研究人类和人类制度的领域。思想和自然的对立，便完全融化在人类的社会制度范围里面。
《精神哲学》本身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主观精神”，就是个人精神的发展；第二、“客观精神”，即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制度的特质；第三、“绝对精神”，即个人和社会之最高的结合，这结合是得自人类的三个最高的部门：——艺术、宗教和哲学。最后“绝对”达到了它的大目标：自我实现。这自我实现的获得，是由于它的自我发生的敌对之调和：——“抽象的普遍”和“具体的特殊”间的敌对，个人和社会间的敌对，主观和客观间的敌对。这是黑格尔有系统的哲学之终局，因为他的哲学的最高的目标，最特别的终局，也就是所谓“绝对真理”，也就是所谓“绝对”，它本身已在最后成功了。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历史的全部过程，可用这样的几句话综述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普遍精神”之具体的实现；但是这只是不完全的实现。除了这个不完全的实现之外，“普遍精神”把“更完全的”实现，安排在这民族的思想和理想里面，——至少是这民族的更前进部分的思想和理想。这“完全”和“不完全”，彼此对立相抗着：有着这样真实和理想的矛盾的社会，便被一个新的社会取而代之，于是便开始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新的民族精神，在本身里面包含着过去历史的一切，但是仍须受到同样的没落过程。
伟人在历史上虽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开创和成功这些历史上的变化，却不是靠伟人。伟人不能够把原来没有他不会发生的事情，由他可以发生出来。伟人们的所以伟大，是在乎他们能够比平常的人先感觉到“精神”的目的。伟人的功用只是加速历史的过程。
关于“绝对真理”一点，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恩格斯以为辩证法的过程既然是和全体的真实是一致的，任何人要说已经达到了“绝对真理”，像黑格尔那样，便是笑话！——因为任何个人，他本身只是这个发展过程里面的一分子，他怎样能够知道这个过程的全体？尤其是因为这个过程或许是没有终局的。但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面，没有比“绝对真理”——完全的真理——更为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没有概念像“绝对真理”那样，和辩证法的运动之一般的倾向立于相反的地位。
唯物史观的哲学理论和黑格尔哲学
卡尔的信徒似乎尤其反对黑格尔的这个学说：因为“真实”就是“理性”，而“理性”又是自我表现于人类精神之最纯粹的形式（例如论理学），那末世界之基本的特质，必须由复杂的、一长串的人类观念显示出来。因为依卡尔的信仰者看来，这是给与单纯的观念以“先天性”，使单纯的观念优越于世界的事实，但在实际上，前者显然是不能优越于后者的。这个问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形而上学的诡辩，可是依卡尔的信仰者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是很厉害地隐约出现于社会的理论，而且也很厉害地隐约出现于实际的方面。人们必须明白他们的观念和真实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充分知道自己能力怎样大（同时也不估量得过高），否则便要变成完全地、无望地懦弱；依卡尔的信仰者看来，人们的观念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应的，而这种环境的特色，却是决定于它的基本的，也就是决定于它的经济的结构。衰落的社会制度在本身里就产生有新社会的胚种，而这些胚种又依次产生人们的前进的观念。有着这些前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当然要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这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常要使社会的秩序完全改变。
代替黑格尔所主张的“自由”，——精神的要素，——卡尔的信仰者却把经济、生产工具和交换，视为最基本的动力；一切历史时代的特性，和由一个时代到别个时代的转机，都是由于这种经济的推动。
依卡尔的信徒看来，在一切社会里面，在一切时代里面，外面的、复杂的风俗和制度（使一个民族具有它的特色和特性，便是这种风俗和制度），其主要的特性都是由经济的结构引伸出来的；这种风俗和制度，都不过是这经济结构之忠实的反映罢了。生产工具和生产品交换之最直接的反映，是表现于“交换的方式”和与此种方式相适应的阶级。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便建立着全部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组织。只要这些组织的特性是仍然适合于当前盛行的经济制度，这些组织便要给与这经济制度以种种便利，使它格外巩固起来。但是经济的结构却是辩证法的，或发展的；换句话说，经济的结构必然地要继续变化、发展、生长，终于要变为新的、更适合的方式。可是很不幸的是：生产的机器虽依着它所特有的法则而常在向前发展，而生产的方式，也就是附属的组织（即“分配的方式”和相适应的阶级），却不能跟上这些变化，变成不适合起来了，反而阻碍甚至和新的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这种新旧的冲突所取的形式，是两个阶级的敌对：一个是代表旧的形式，挣扎着要维持自身的继续生存；还有一个是新的形式，是要企图代替旧的形式。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是由社会层的斗争而造成的；这种斗争的结果，总是被压迫阶层的胜利，这被压迫阶层由于经济的原因，负有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使命，用革命来推翻旧的统治阶层；这旧的统治阶层却在尽力保护着已不适用的生产关系。
依卡尔的信徒看来，这个新社会就是这两个敌对要素的“综合”，因为从来没有东西能够真地、完全地被毁灭掉：在一切的事物，都有它们的敌对的方面，在这正反之间有个斗争；但是无论怎样，没有事物会被它的对方所完全消灭，——不但不会消灭，而且还要产生一个新的要素，这新的要素包含由敌对两方里面所修正的、融化的，但却仍然存在着的东西。例如在新的经济制度里面，也含有更高阶段的旧的生产方法里面一切有用的特点。这些旧的特点和新的特点融化混合之后（这些新的特点也是旧的所产生而滋长起来，和自身对抗的），便构成新社会的具体的材料。
这个一般而抽象的唯物史观，初看起来，似乎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不同，但是彼此之间却有令人惊异的相应的地方。
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相应于卡尔的社会经济力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都被视为一切历史进步的基础。在他们的两个体系里面，还有一个相应的概念，就是他们都注重一个完全的社会，一个全体的社会，或一个“具体的社会”。据黑格尔看来，这样一个社会之一般的特色，是要靠它的历史的水准，也就是“自由”向着“完全实现”的进展中所达到的阶段；社会之一般的特色，不过是这个阶段的具体表现。和这个截然相反的是卡尔的见解；依他的意思，任何社会的全体（它的宗教的、政治的、美术的、和教育的组织及意见，都包括在内），它的模型和格调，都要靠“工具”的发展所达到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要看生产工具所达到的复杂情况和效率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促成历史进步的两种最不同的方法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类似。黑格尔和卡尔的信徒都认为新社会的“胚种”是发生于旧社会的“壳”里，或者引用另一种说法，其先被黑格尔用过，后来卡尔也用过，那就是说：新社会的“胚种”出现于“旧社会的子宫”里面。依黑格尔看来，所谓“胚种”即种种理想，这些理想是人群中更进步、更开明的部分所支持、所努力推进的；这一部分更进步、更开明的人们，能实现更为发展的“自由”。在卡尔的体系里面，所谓“胚种”是更为复杂。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渐渐代替陈旧的工具和组织；新的生产方法含有一种改变的“分配方式”，和这种“分配方式”相应的，当然还有新的阶级的对立。这新的生产方法，连同和这方法相应的阶级，以及阶级的意识形态，便是新社会的“胚种”。在黑卡两种体系里面，理想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尤其重要），但是他们两人对于理想的见解却彼此不同。依黑格尔看来，这些理想的出现是由于理性的必然性；就是说：“自由”要经过一串逐渐发展的、彼此相关联的阶段，由一个转到别一个“自我安排好的”敌对，——这里所指的是或多或少的“自由”的理想，——最后变成完全自觉。但依卡尔的信徒看来，这些理想却是多少直率地代表和这些理想有关系的阶级之经济的利益；这些理想的效用，是各阶级用来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两方面，都是一个“更高阶段的综合”；在这个更高阶段里面，敌对的两方，——正题和反题——都已被“扬弃”了（译者按：“扬弃”译自德文Aufheben或译音为“奥伏赫变”，意思是说弃却陈旧的部分，升扬到更高的阶段，并综合成为新的主体。）
有一点有趣而且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位思想家都明显地说过群体、民族、阶级，构成历史研究的单位；因此，他们并不主张所得到的一般的原理也可以适用于个人。
还有一件事实也颇为重要的是：卡尔几乎不加修正地采纳了黑格尔关于“伟人”在历史上任务的结论。依黑格尔看来，“伟人”不过是非常地觉醒聪明或能干，并且如在前面已经说明过的，能够在别人之前，先发现在“自由”发展中的其次的步骤，向前努力干去，领导运动向着目标前进，最后当然或早或迟达到成功，因为人们所愿有的变化，无论怎样，终于是要到来的，他所能成就的只是某种程度的加速罢了。这个见解根本和卡尔的一致；卡尔也主张伟大的人物是相宜的环境所造成的——认为他是有着足够的聪明和幸运，来做两个斗争阶级里面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阶级的领袖，这阶级是独立存在于他之外的。倘若他在里面做着头儿的那一群成功了，他便成为一个历史的英雄；倘若那一群失败了，他也许仍不致被人忘却。
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和黑格尔哲学
卡尔既决定物质的要素是在历史上有着主宰的势力，他第二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里面，最有势力的是经济。关于这一点，卡尔和其他唯物史观的哲学家如巴克尔（Buckle）及孟德斯鸠等不同，因为卡尔认为历史在基本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本身是静止的东西，显然不能产生在根本上是个运动的东西，所以仅仅用物质环境来解释历史，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更适当的解释。依这个更适当的解释，生产工具由于本质上内在的必然性（这并不是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的力，只是工具之自然的进化和改善），扩充并发展起来；每次生产工具的重要改革，随着来的是全部社会组织和这个改革相应的变化。
根据这个经济的基础，卡尔的信仰者把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一）“文明以前”，或太古康敏主义时代；（二）文明，或私有财产时代；（三）将来康敏主义时代。在这个三阶段的分法里面，不仅是“三”的数字上含有黑格尔“三题律”的暗示，在意义上也含有这样的暗示，因为将来康敏主义的时代，是以前两个时代的真正的综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将要和太古康敏主义时代很相类，不过它的基础却和太古时代大不相同。在太古时代，人们谋生所用的是“文明以前”的方法，专靠渔猎为生，将来的康敏主义便不再这样了，它知道高度机械工业的一切优点（却消除了现在的缺点），——在文明时期里面长时间发展而成的产物。
卡尔的一般历史的“三题律”中的第二个阶段，相应于黑格尔的历史的全部时代。黑格尔拒绝允许“建国以前”的民族在历史上占一个地位，卡尔的信徒却从私有财产发生之后，就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私有财产的维持，需要国家的组织）。这样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全部时期，在时间上只合于卡尔所研究的人类发展范围里面的一个部分。
关于这方面，还有一个奇异的差异，值得我们注意：依卡尔的信徒看来，有个将来的、最所愿有的时代，构成他们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黑格尔却不然，他似乎觉得日尔曼的世界已足够代表“精神”的完全实现。虽然他也曾经不一致地暗示过，美国也许可以作为将来的国家，——这将来究竟是什么，黑格尔怎样能把这个见解和他以前的不是偶然提到的说法相照应，这却是我们所不易懂得的了。
卡尔主义者所提出的中间的时代，即“文明时代”，也就是私有财产和国家已发生的时代，是由较早的时代发展而成的。这发展之所由生，是因为某种经济的变化，尤其主要的是犁的发明；犁的发明造成分工，使奴隶制度有利可图，于是便使奴隶制度建立起来了。私有财产既已发生，国家便出现，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这个见解和黑格尔的概念恰恰相反；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正是“自由”达到“自觉”的标识，因为国家和成文的法律是联在一起的：非到“自由”的“自觉”表现于成文的纪录，例如法律的条例，黑格尔不承认“自由”有达到“自觉”的可能性。
依卡尔的信徒看来，“文明时代”里面的三个部分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形式；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又根据三种不同的私有财产的形式。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工人。（“社会之种种经济的形式，例如建立于奴隶劳动的社会，和建立于工银劳动的社会，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的差异，是要看每一种这样的社会从实际生产者，即劳动者，榨取剩余劳动所用的方式。”这几句话见于卡尔《资本论》第二四一页。）
关于上面所说的“文明时代”中的三个部分，卡尔的信仰者采用下面的三个名称：第一个阶段叫做古代社会，是建立于奴隶劳动的；第二个阶段叫做封建社会，是建立于农奴劳动的；第三个阶段，即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它的特色是一种特殊的束缚形式，叫做工银奴隶制度。
比解释历史上任何阶段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发现一种社会灭亡和另外一种社会取而代之的种种原因。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几于完全说是由于非物质的、被尊崇的力，如所谓“自由的自觉的程度”；由于“精神”之最完全的代表之努力，使下面的事实能够实现：就是不但“一个”，而且“多数”，或更好是“一切”，都得到“自由”。在别一方面，卡尔的信仰者却把一切历史的变化归纳于经济的原因。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的生产”和“个人的分配”彼此之间的基本的矛盾；这解决的方法是由于建立一个社会公有的组织，来和生产方法相应。这件事的成功，必然地要由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个人的私有”合并而成的一种制度，——曾经代替或否定了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的特色是：既为个人的生产，也为个人的私有。在这个地方，反题显然不仅是正题的反面。它却是一个发展，部分地、不完全地包含有它的前面的一个阶段。例如：封建主义里面的个人私有，已被资本主义采去了，同时封建主义的其他方面，即个人的生产，却被废除了。同样地，将来的康敏主义时代，即前两个时代的综合，也将由反题里面发展出来，因为资本主义里面的“社会的生产”将和新社会里面的“社会的公有”合并起来。
("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
by Rebecca Cooper,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