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要解决使我（卡尔自称）迷惑的疑难，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批判的态度，重新检讨黑格尔的法律哲学。这本书（按指卡尔自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曾经登载在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书》。我由研究所得的结论，相信法律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不能用它们自身来解释，也不能用所谓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解释；恰恰相反地，它们的根源是在人们的物质的生活条件里面。这种物质的生活条件，黑格尔仿效十八世纪英法人的榜样，概括起来，叫做“公民社会”①。我并相信，要分析研究这“公民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着手，因此我的其次的事情，便是注意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我由这样研究所得到的一般的结果，成为我以后继续研究的南针。我现在把这节一般的结果简括地叙述如下：
人们在社会的生产中加入某种必然的、莫由自主的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是跟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结构。
和这个基础相应的，有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即所谓舆论。
在任何社会里所盛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着一般人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
决定人们生活的方式，在基本上并不是他们的意识；相反地，决定他们的意识的，却是他们的社会的生活。
当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生产力便和现存的生产关系相冲突了；或借用法律的说法，便和旧的财产关系相冲突；生产力在这旧的财产关系里面，一向是活动着的。
这些陈旧的财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变为障碍物了，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便开始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重大的上层结构，或迟或早、也要经过一番革命。
在我们研究这种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两种变化分别清楚。在一方面，我们有着经济的生产条件的物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可用自然科学精确地确定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有着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意识形态的变化；藉这种意识形态，认识这种冲突，并为着突破这种冲突而斗争。
这个冲突是出于社会集团斗争的形式。
我们对于个人的判断，如仅凭他自己对自己的感想，这判断所得是很有限的；同样地我们对于革命时代的判断，如仅凭关于它自身的意识，那判断所得也是很有限的。
反过来说，这种意识应从物质生活的矛盾，应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现有冲突来加以解释。
一个社会制度，尚有余地足让一切生产力可以发展的时候，它永远是不至没落的。
而新的更高一级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的社会母胎内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所提出的，总是他们能解决的问题。
倘若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便可看出：问题本身，仅在解决它们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已具备，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就大概的轮廓说来，我们可把亚洲的、太古的、封建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视为社会经济形态递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乃是社会生产过程之最后的一个敌对方式；这敌对的意义所指的不是个人间的敌对，却是发生于社会中个人生活的种种条件。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发展着的生产力，同时却造成了解决这个敌对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将是人类社会前史阶段的末了一幕。
(Preface to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译者注
①译者注：“公民社会”原文为civil society系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而言，有人译为“有产者的社会”，又有人译为“市民社会”。不过“市民”与“公民”略有不同。一般所谓“公民”，系指享有公权而能参加选举的人民而言。所谓civil society系对封建社会而言，在封建社会里，人民没有权利可言；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有一定资格的人民，即享有公权和选举权，故把资产阶级的社会亦称为civil society，译为“公民社会”，似较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