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实际运用

《欧洲通讯》月刊(“European Messenger”)的作者(译者按:这个月刊的作者曾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份的该刊上批评过卡尔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说:“卡尔所特别注意的只是一件事:根据准确的科学的研究,证明社会的关系明确而有序地、连续表现于各种形式,其中都有着必然性;他并在可能范围内,完全正确地陈述种种事实,用这种种事实作为他的意见的基础和辩护。当他证明了现今社会秩序的必然性的时候,他同时也证明现今秩序必将转变的那个不同的秩序之必然性。无论人类对这个转变相信或不相信,觉得或不觉得,卡尔把社会的运动看作自然的过程。控制这个运动的法则,不但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志、意识、和目的之外,而且反而要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目的意识的要素。在文明的历史中,既然只有着附属的作用,那末以研究文明为材料之批判的探讨,显然更不能以任何意识的形式或结果做基础。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探讨的出发点不是观念,只是外面的现象。这个批判要把一件事实和别一件事实比较对照,不是要把一件事实和别一个观念比较对照。在这个探讨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对于这两件事实都要尽可能地加以准确的研究;而且在对照中的这些事实,要真能构成种种演变的要素;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演变的各阶段的连续和关系,要加以准确的分析。但是有人却要告诉我们说,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总是常常同一的、同样的,无论这些法则是用于现在或已往。这恰恰是卡尔所否认的。根据他的意思,经济的生活并没有这样的抽象的法则。——每个历史的时代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法则。——当生活经过了演变中的一定的时代,向着别一个时代进展的时候,它便受着新法则的支配。简单说一句,经济的生活经过演变的历史,好像我们在生物学的其他领域中所习见的情形一样。——较早的经济学家,把经济的法则和物理学及化学的法则相比,他们实在误解了经济法则的性质。——倘对现象作更深刻的分析,便知道种种社会的机构都有基本上的差异,好像植物的机构及动物的机构也有基本上的差异一样。——不但如此,同一的、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的机构里面,也受着不同的法则的支配;因为这些机构在般的结构上,是彼此不同的;因为这些机构的各个器官彼此也有变异的;因为这些器官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也有着不同的机能。例如卡尔就否认人口的法则是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方都是同样的。他以为每个演变的阶段都有它的人口的法则。——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的情况和支配社会情况的法则也随着变化。卡尔的目的,是要从这个立场去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所以他只限于应用严格科学的名词,陈述对于经济生活的细密研究所应有的目的。——这种探讨之科学的价值,在乎发现特殊的法则;这些法则能指出一定的社会机构之根源存在、发展和死亡(按即崩溃或消灭),并指出更高的一种社会机构对于旧机构的替代。这在事实上便是卡尔所著的书的价值。”

这位作家对于我(卡尔自称)在实际上所运用的方法,描写得这样亲切,并对于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运用,描写得这样宽大;他在这里所描写的除了辩证法外,还有别的什么呢?

辩证法的差异

我(卡尔自称)自己的辩证法,不但在根本上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恰和他的相反。依黑格尔看来,思维的过程(黑格尔在观念一名称之下,甚至把思想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创造者;依他看来,现实只是这个观念的外部的表现。反过来说,依我的见解,理想这东西只是在人的脑子里所转移过来并加过工的物质的东西。

在三十年前,当时黑格尔主义仍然风靡的时候,我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作用的方面,曾经加以批判。但是在我著述《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现在得到德国知识界倾听的那班暴躁而傲慢的庸俗人,竟喜欢把黑格尔作“死狗”看待。因为这个缘故,我直率地公开宣言,我是这位大思想家(按指黑格尔)的弟子;甚至在《资本论》里讨论价值论的时候,戏用着黑格尔的术语。虽在黑格尔的手里,辩证法遭受了神秘作用,但是这件事并不能抹煞这个事实:黑格尔是第一人把辩证法运动的一般的形式,用概括而完全自觉的方法,详细解释出来。在黑格尔的著作里面,辩证法好像一个人倒立着。你必须把它倒转过来,使它用脚立住,倘若你要发现隐藏在神秘的外衣下面的合理的核心。

在神秘形式之下的辩证法,在德国所以曾经风靡一时,因为它似乎能说明当时的现状。在合理形式之下的辩证法,在布尔乔亚和空论的代言人看来,便是诽谤和憎恶,因为这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还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使我们知道这现状是不能免地要崩溃的;合理形式的辩证法所以使他们觉得是可憎恶的,因为这辩证法是从运动中,因而是从暂时的方面,来考察每个既成的形态,因为它对任何东西不屈服,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十足矛盾的运动,已使实际的布尔乔亚,在现代工业周期变动中,有着切肤的感觉:这一循环的最高点,便是普遍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又在重新接近了,虽则它还是在初步的阶段。由于这个危机的普遍和尖锐,就是新的、神圣的、普鲁士·日尔曼帝国的骤然显贵的人们,也将不得不为辩证法所震动了。

(Marx's Preface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