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哲学
恩格斯于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廿八日生于巴门（Barmen在德国普鲁士邦莱因省的一个镇），比卡尔小两岁半。他是一个富有的制造家的儿子，在一种很守旧的、传统宗教的气氛中生长起来的。他在本乡的一个中等学校读完之后（该校特别注重古典文学），又入易北菲尔（Elberfeld也在莱因省）的一个中学校（该校特别注重物理和自然科学），但是在最后考试的一年前，他就离开学校，加入了他的父亲的商业。在那个时候，德国在哲学方面正在渐渐地发生一种革命；这革命的最高点是黑格尔的哲学。像卡尔一样，像那时候的进步的德国知识青年一样，恩格斯也受到这个哲学复兴的很深的影响，成为一个黑格尔派青年。虽然他在商业机关里工作的时候，成绩并不坏，显出他是一个好商人（其先在巴门，后来在布勒门Bremen），但是他的心永远不在这上面，他的一切余下的时间和思想都用在哲学的研究。
自一八四一年十月至一八四二年十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队服兵役。如同他在办公处是一个好商人，他在兵营里也成了一个好军人。他研究军事学，后来军事学竟成为他最喜欢研究的一门学问。
他在军役结束之后，回到巴门；在一八四二年十月，他往孟彻斯特（Manchester在英国）去，担任尔门（Ermen）和他的父亲合开的纺织厂的代理人。他在此行的途中，到科伦（在莱因省的一城）的《莱因报馆》去看看，在那里第一次遇见卡尔。但是他们第一次的遇见是很冷淡的。恩格斯在当时已受到鲍尔兄弟反对卡尔的影响，他和鲍尔兄弟仍然是很接近的；卡尔却已经和鲍尔兄弟分道扬镳了，后来他和柏林的“自由”学派哲学家也断了关系，而当时的恩格斯对于这一派仍然是尊崇的。除哲学以外，恩格斯在当时就已对经济学有着深切的兴趣。在孟彻斯特，——资本主义祖国的工业中心，——他得到直接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情况的极好的机会。他这次在英格兰费去的二十一个月，对于他自己以及卡尔的将来的一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直接研究雇主和雇工间的关系，观察羽毛几已全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阶级的实际苦况；他对于普罗运动的注意很迅速地深切起来，不久他便参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并参加劳工和查梯士（Chartist英国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新宪运动者）运动，所以他和奥文派的报纸《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和查梯士派的机关报《北星》（“Northen Star”）都发生关系。他的哲学的卓见和明锐的智慧，不久就使他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的趋势，劳动者的现今的任务，以及劳动阶级的伟大的、历史的将来。在《德法年鉴》里面，他曾经发表文字批判国家经济，卡尔认为这批判的文章显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这批判的内容，已经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效果的胚种了。那时他才二十二岁。
恩格斯和卡尔
卡尔和恩格斯，这个时候还各自独立研究着，一个是根据于法国革命和哲学的研究；一个是根据于英国工业状况的研究：他们俩对于布尔乔亚社会的性质，怎样在实际上达到同样的结论，这倒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唯物史观，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已露出了它的特色，虽则在那时，这在卡尔的著作里或许是有了更完成的形式。
他们两人因为都在《德法年鉴》里发表过文章，彼此互相通起信来；在一八四四年的九月，恩格斯从英回德的途中，到巴黎去访问卡尔，勾留了几天。他们两人对于哲学的和经济的问题，都有了完全同样的意见，立即开始合著一本书，叫做《神圣的家庭》：即对于鲍尔和他的信徒们的批判的批判。
这本书于一八四五年出版。据该书两位著者的意见，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使更广大的一般人能明瞭空论哲学的幻想。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已经采用了普罗的立场，虽则该书内容直接涉及经济范围的还很少。恩格斯只写了几页（印刷的页数），经卡尔把它扩充到许多倍数。
虽然恩格斯自己是一个很谨慎的、很辛勤的作家，但是关于这本书，他却许多次催促卡尔赶快脱稿，不要因为要把稿子弄得更完备一些，延误迅速出版的时期。这是因为他相信革命已经迫近。例如在一八四五年的一月，他写给卡尔的一封信里就这样说：“请你留意要把关于国家经济的那本书赶快写完。纵然你自己对于这本书有许多不很满意，——那是不要紧的。时期是已成熟了，我们必须乘着铁热的时候打铁，——现今是最好的时期了。所以请你要在四月间把这本书准备好。照我一样做法；替你自己定下一个日期，到了这预定的日期，你要绝对地把它写完，并要设法把它立刻印出来，——要立刻使它出版。”
他们经这次在巴黎聚会，并合著《神圣的家庭》这本书之后，便开始在历史上两个伟人所少有的忠诚的友谊；这忠诚的友谊是他们终身没有改变的。
他们在巴黎聚会并得到完全了解之后，恩格斯就回到巴门，整理并出版他在英国对经济调查所得的结果，——这便是有着历史价值的《一八四四年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一书。
卡尔和恩格斯间的通信，有四卷之多。在这些信里面，他们讨论他们的关于哲学的和经济的理论，讨论他们在当时所读的和所写的书，讨论当时欧洲的重要时事。他们并讨论到劳动阶级运动和在欧美的劳工领袖。关于一切科学的发明，实际的和理论的，他们都感到深切的兴趣，彼此常常交换意见。
异 趣
恩格斯的家庭很希望他能够从事商业，当然尤其希望他能加入他父亲的商业，但是恩格斯的心灵的每一纤维，都要对这个命运抗议。他的志愿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在一八四五年的三月，他写给卡尔的一封信里有过这样的几句话：“我现在过着一个真正的狗的生活。因为会议的事情，和这里的康敏主义者里面有几个人不修边幅（我当然和他们有来往），我的老统治者（按指他的父亲）的一切老的宗教狂又重新被激起了；因为我宣言要明确地抛弃商业，他的忿怒更增加起来了。不但如此，因为我公开出现为一个康敏主义者（当时在巴门开了几次会议，恩格斯都出席演说），他愈加热烈的布尔乔亚的宗教狂了。”
他在这封信里又接着说：“你想想看我所处的地位。因为在十四日左右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我不能再和他们争吵。我让每件事在安静中过去，不提出什么抗议。他们不习惯于这样的情形，因此他们的精神更高涨了。——倘若不是为着我的母亲，——她真有着一个极好的人格，所差的只是她不能立起来反对我的父亲，可是我真爱我的母亲，——我真梦想不到我肯对于我的热狂的、专制的统治者，有丝毫的退让。但是我的母亲常常生病；每次她有所愁虑的时候，尤其是关于我的事情，她就要头痛八天。这是难于忍受的。我必须离开这里；在还要逗留着的几个星期，我不知道怎样支持过去。但是总要过去的。”
离 乡
在一八四五年，恩格斯抛弃商业的生活，离开巴门，到布鲁塞尔去。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家庭和朋友们，在他的本乡阻碍他的康敏的工作，但是主要地还是因为他要和卡尔共同完成他们所共同的哲学的、和经济的原理。就在布鲁塞尔这个地方，他们共同完成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同时并努力使已有的劳动阶级运动具有阶级意识，把它放在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面。
在一八四九年的五月，莱因省有一部分爆发了反抗；恩格斯一听见这个消息，他就赶到行动的区域，就赶到易北菲尔去；但是工人们因被小布尔乔亚所卖，这次的起事弄得虎头蛇尾在帕拉替内特（Palasinate在德国巴威邦）再一次起事失败后，他便往瑞士去。他到了佛菲（Vevey）的第二天，就写信给卡尔的夫人，说明他许久没有写信的原因，和这次起事的经过。他对于卡尔的近况非常罣虑，他在这封信里说：“我只要得到卡尔是自由的确实消息，那是多么快乐！我虽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之下，仍常常这样想：我比其他在德国的人们，尤其是在巴黎的卡尔，所处的地位还更少危险得多了。请你立刻让我知道卡尔的实在状况，免我时刻悬念着。”
卡尔在复信里告诉恩格斯他怎样为着恩格斯着急，他们夫妇得到恩格斯的来信又是怎样地愉快。在一八四九年的八月，卡尔从巴黎被驱逐出来，决定到伦敦去。他写信给恩格斯，极力劝他也到伦敦去，因为他再留在瑞士是不安全的，在那个地方，普鲁士人是可能抓他的；同时也因为他们两人同在伦敦可以共同工作。果然，不久恩格斯就随着卡尔到伦敦去。
回到旧业
恩格斯的父亲不愿意看着他的儿子在英国的革命运动中混着，写信给他，说要替他在加尔各答（Calcutta在印度孟加拉省）弄个位置；但是被恩格斯所拒绝。恩格斯觉得他如果从事新闻事业（这是他决定要做的事业），所得的收入尽够养活他自己。可是在别一方面，卡尔有一个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仅仅靠著作的收入，很难养活他的全家。恩格斯觉得他不能够立在旁边，眼巴巴地望着一个像卡尔这样的伟人消耗他的力量于无足轻重的著作以求糊口（他的天才，是恩格斯在巴黎有了密切关系的时候，头几天就看出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决定他必须赚得足够的进款来资助卡尔，使他能够尽力于完成他们所共同主张的经济的和哲学的理论。因此他虽不愿意做生意，终于决定回到他父亲的商业里去。于是在一八五〇年，他又重新回到孟彻斯特，在尔门和他的父亲所合开的纱厂里做个职员。同年的十二月，卡尔的夫人曾经写信给他，谢他对于他们夫妇死了一个婴儿的同情。她说在她悲痛之中得到他的慰唁的信，给她很大的安慰。她还说：“我的丈夫和我们全家的人都非常地想念你，常常盼望你能来和我们相聚。可是我也觉得你去了，正要变成一个棉业大王，是够愉快的！”（译者按：这是含有说笑的意味。）她劝他尽力帮助他的父亲。她说：“我常在想象中看见你是腓特烈·恩格斯，老恩格斯（指他的父亲）的小股东；尤其好的是：虽然你是在做着棉业，你仍然是老腓特烈，——并不离开自由的神圣主义，——孩子们常常谈起恩格斯叔叔，小惕尔（Till）唱着你曾经教他唱的歌——”
高尚的牺牲
随后的二十年间，恩格斯和卡尔不过每隔几时作短时期的相聚，但是当他们未见面的时期里，几于每天有讨论学术的通信。任何时候，一有些关于经济学或哲学的意思，被他们里面任何一人想到，就立即写信告诉其他一个，征求他的意见、指教；如果其他一个有新事实可供参考，便用来作更进一步的阐明。当恩格斯在孟彻斯特的时候，除商业上的工作之外，他继续研究，尤其是关于军事的历史和科学。他也研究比较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曾在一八五二年的三月，说起他的研究俄文，他自恨太少时间可以用来研究斯拉夫问题。他全天劳碌于办公室，此外每星期要作一份报告给他的父亲，要替《论坛报》写文章，还有其他报上的文章要写，他真忙得不可开交了。
在一八六〇年的三月底，恩格斯失掉他的父亲；在一八六四年的九月，他成为纱厂的一个股东。这样一来，当然要加重他的责任和工作；这不是他所愿意的，我们在以前就已看出了。我们在他于一八六〇年三月给卡尔的一封信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在那封信里说，他要把和尔门订立的合同尽量弄得苛刻，俾在断然决定的时候，尔门很愿意让他走。从这里，我们也可断言他已无意永留在商业场中了。在这些时候他的收入增加起来，这在他自己和卡尔，当然都是很重要的。
当恩格斯在孟彻斯特纱厂里工作的时候，他总觉得怏怏不乐。他和卡尔对于他的商业工作怎样看法，我们只要看看下面所撮述的他们的通信，便可以知道。
恩格斯提起，当他的合同在一八六九年满期的时候，他要怎样做；他说依当时的情形看来，他大概要脱离商业。他不能自己再创办一种新的商业。他认为倘若他那样做，便等于毁了自己。他说：“我最所盼望的，无过于从怯懦的商业里把自己解放出来；埋头在商业里，不但消失了许多时间，而且完全腐化了我自己。我仍然埋头在这里面的时候，我简直毫无用处，尤其是自从我做了股东之后，情形更坏，因为我的责任愈益加重了。倘若不是为着较大的收入，我真是宁愿再做一个职员。”他的唯一忧虑的事情，是他如于两三年后脱离商业，怎样好好地安顿卡尔。他当然更希望卡尔在著作上终能得到胜利（同时也从经济方面着想）。
卡尔无疑地了解恩格斯为着他的牺牲。卡尔在回复上面的这封信，表示他希望再过一年，他在经济方面能够自立（虽则这希望在物质方面是没有实现）。他在这复信里，曾经有过这几句话：“倘若没有你（按指恩格斯），我就不能够把这工作（指《资本论》）完成。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心上好像负有万钧的重担，因为你主要地为着我，让你自己的奇才异能在商业里面消耗侵蚀了。”
在一八六五年，卡尔已自己慨叹着倚赖的地位，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叙述了当时经济的困难情形之后（恩格斯在可能范围内，总是尽力接济的），接着说：“使我勉强支持着的唯一的念头，是我们两个人好像合开着一种商业公司，在这里面我所尽的任务，是贡献我的时间于这个商业的理论的和党务的部分。”这诚然说得不错。恩格斯的牺牲不是仅仅为着他所认为具有最高天才的朋友，同时也是为着促进他们两人心里所共同向往的、党的利益和理想，才对于自己的倾向和才力作高尚的牺牲。
军事文章
在一八五一年开始的时候，卡尔被《纽约论坛报》特约著文，恩格斯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在那个时候，卡尔对于英文的写作还未曾熟练。恩格斯把他的文章译成英文。第二，遇着卡尔没有时间写，或人不舒服，或所要写的是关于军事的问题，或其他关于恩格斯尤为擅长的问题，恩格斯就自己动笔代写。往往恩格斯在自己办公室的工作和自己的一切研究及著作之外，每星期还要抽出时间来赶写一两篇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寄给《论坛报》的时候，都用着卡尔的署名；无论是卡尔写的，或是恩格斯写的，都很受读者的珍视（虽则所得的稿费是怪可怜的）。
在一八五四年的一月五日，卡尔曾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说，他的军事文章（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形势，曾被《论坛报》于一八五三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六日登出，作为社论），竟“震动一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斯各特将军的手笔。”（General Scot是当时的军事权威。）
困苦中的支持
在其次一年的年初，卡尔的唯一男孩，——一个非常聪明而娇弱的孩子——生病死了。卡尔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有一封说：“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为着我而工作的友谊，以及你对于这个孩子的同情。”
同年的四月六日，这孩子死了，卡尔在信里说：“可怜的默希（Musch这孩子的绰号）没有了，——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友谊怎样在这样可怕的时候救了我……”一个星期之后，卡尔又有信给恩格斯：“自从这可爱的孩子死了之后，这屋子当然是很荒凉孤寂的了（他是这屋子的有生气的灵魂）。我们怎样随处感觉到丧失了这可爱的孩子，这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我虽经过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现在我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哀痛。我觉得哀痛欲绝！——这在这些时候遭到一切这样可怕的苦难，只有想起你和你的友谊，只有希望我们在这世界上还有合理的事情要共同努力，这才支持了我。”
《资本论》的商榷
当卡尔在写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时候，他不但在这里面所发挥的每一理论都要和恩格斯讨论，而且关于制造家怎样准确地运用他的资本的种种部分，他对于这资本的看法，他在账簿上怎样分法等等，卡尔都要向恩格斯询问正确的材料，恩格斯也把正确的材料告诉他。还有关于工资的价值、剩余价值等等，恩格斯也把重要的材料供给卡尔，因为他自己做了制造家，他能把最直接的材料供卡尔参考。
卡尔怎样珍视恩格斯的帮助、指教和意见，在他的信里有许多段的话可以显示出来。例如在一八五九年的六月七日，他在信里提起《批判》，他说：“最先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喜欢这书的第一部分，我是怎样的愉快，因为关于这件事，只有你的判断在我是重要的。我的妻看见我等着你的判断，焦急得什么似的，她也感到怪有趣。”后来在一八六七年六月间，卡尔又寄几张《资本论》的稿子给恩格斯看，并在信里说：“我希望你对这四张能满意。以前的稿子得到你的满意，这在我比世界上其余的人说的什么，都来得更为重要。”遇有必要的地方，恩格斯对于卡尔的著作也自由地加以批评；卡尔对于他的批评总是从善如流，常常依照他的批评把稿子改换过。
最后在一八六七年的八月十六日，卡尔校对完了他的伟大的著作第一卷最后一张，同日他写信给恩格斯：
亲爱的腓特烈：
我刚才校完最后的一张。——
序言昨天校完，已送去。这样，这卷是完成了。这件事的可能，要感谢你，倘若没有你为着我的自我牺牲，我永远不能成功这三卷的繁重的著作。我要充满着谢意来抱你。
附上两张改正过的校样。
十五镑已收到了，非常感谢。
祝福你，我爱，我亲爱的朋友。
你的卡尔
《资本论》出版了之后，恩格斯无孔不入地替它大做广告，使全世界不得不注意它。——当时全世界都极力用缄默来埋没这部伟著。
暂时的疏远
在一八六三年的一月，恩格斯和卡尔之间发生了一次唯一的疏远，这件事也适足以表明他们的深深的永续的友谊。
在孟彻斯特的时候，恩格斯认识了一个爱尔兰的家庭，姓柏姆斯（Burns），他对他们的女儿里面的一个发生热烈的恋爱。这女儿名叫玛利，他和她同居为夫妇好多年。她是一个聪明的、妩媚的、善诙谐的女子，对恩格斯也有着热烈的爱。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玛利突然地死了，大概是由于心脏病；在死的前夜，他与她还在一起，她在那时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她的死对于恩格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恩格斯写信把他的丧妻的哀痛告诉卡尔之后，卡尔的回信只用两三行来表示他的悼惜，随着就叙述他自己的家事的困难情形。恩格斯把这封信搁下了六天才写回信，在回信里责备卡尔得到他的不幸消息后的“冷淡”。恩格斯在信里对卡尔作这样的对照：“一切我的朋友，甚至庸俗的人们，对于我的哀痛，都表示比我所预料的更多的同情和友谊。”卡尔显然很为之感动，就写信去为着他的似乎冷淡的态度道歉。其实这倒不是因为卡尔对于恩格斯的不幸没有感觉，却是因为恩格斯那封报丧的信到的时候，卡尔的债户刚刚来到他的家里，收买旧货的人正在屋子里，各种商人正在叫嚣着讨债，家里已没有粮食，他的女儿燕妮（Jenny）又在生病。他在那个时候简直愁虑得几乎发狂，不能工作，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去商量。
但是恩格斯很快地就原谅他，立刻写回信给他说：“我要谢谢你的诚意。你前信给我的印象，你自己也能了解的。一个人和一个女子同住了许久，她一旦死去，是不能不悲痛伤悼的。我觉得我的青年的最后残余和她一同埋葬了。当我收到你的前信的时候，她还未曾在坟墓里。我要告诉你，你那封信萦回于我的脑际者一星期；我当时不能忘记它。现在请你不要介意，你这次的来信已经消释一切了。我觉得愉快的是：我没有连同玛利失去了我的最老的最好的朋友。”他在这封信里接下去叙述他立刻救济卡尔经济困难的计划。
卡尔再复他的信也有着同样的口气。他说：“我现在可以毫不拘束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几个星期里的苦恼，都不在乎，我所唯一焦急的事情，是恐怕要破坏了我们的友谊，我屡次对我的妻说，这全部困苦的事情，在我看来，都不在乎，我所难过的是这些布尔乔亚的愁虑和这些愁虑的扇动，竟使我在这样的时候不慰唁你，而反把我私人的困难来麻烦你。”
结 婚
在一八六四年的年底，恩格斯和玛利的妹妹利西（Lizy）结婚。他们相处非常地快乐，直到她在一八七八年死去。恩格斯夫人是一位很聪明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志同道合，终其身是一个热心的新芬党党员（按新芬党是主张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的）。他们没有子女，但是恩格斯夫人有一个侄女，名叫玛利·爱伦（Mary Ellen），和他们同居，他们给她受教育，待她同他们自己的女儿一样。
抛弃商业
在一八六八年的年底，恩格斯和尔门的关于纱厂的合伙合同结束了。有一件事表示恩格斯是一个怎样好的商人：他的合伙股东尔门情愿用一宗大款买他的股子，不过要他答应不另外自己再开一个厂来做同行的生意（其实恩格斯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做生意的，这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的了）。
但是恩格斯最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应该得到足够的收入，来适当地资助卡尔。因为尔门所愿意出的买价，可以足够使恩格斯每年给卡尔三百五十镑（临时的意外费用如医药费等等在外），约可资助五年或六年，所以恩格斯请卡尔让他知道他（卡尔）所欠的债务确数若干，并问卡尔：倘若他（恩格斯）替他完全把这债务还清，以后每年三百五十镑够不够用（临时费在外），这样是不是可以不必再借债。他所以要这样问清楚，因为他要根据这件事去和尔门进行交涉。五年或六年之后怎么样，他不知道。他想，到那时候他还能每年至少给卡尔一百五十镑，他并希望那时也许还有更好的机会，使他能够更出得多些，同时也希望那时卡尔的著作也许还可以替他得些收入。他问卡尔，倘若三百五十镑还不够用，要立刻让他知道每年需要多少。无疑地，卡尔的回信说恩格斯待他这样好，已使他喜出望外了。
最后在一八六九年的七月，恩格斯写信给卡尔说：
“赫尔拉！（Hurrah！欢呼声）今天我和甜蜜的商业绝缘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各特佛来（尔门的名字）样样都答应了。塔西（Tussy卡尔的最幼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夫妇家里玩几个星期）和我今天早晨作乡间长途步行，庆祝我的第一次的自由日。还有一件事，我的眼睛（他的眼睛当时病了一些时候）也好得多了，再略加保养，不久就要痊愈了。”
卡尔给他的回信说：
“竭诚恭贺你从埃及的束缚里的解放！为庆祝这件事，我多喝了一杯酒……”
迁到伦敦
最后在一八七〇年的九月底，恩格斯劝服了他的妻（她的亲戚都在孟彻斯特），迁到伦敦。在这里，他和卡尔间的分工更加明确了。无论那一个做的一篇东西，都经过彼此讨论之后才发表。但是他们也各有专责：卡尔的主要的工作，是有系统地完成他们的基本的、经济的、和哲学的理论；恩格斯便从这些理论的观点，对于当前的重要问题，加以争辩、讨论、解决。
在一八八三年，卡尔死了，全部的工作都负在恩格斯的肩上。
当卡尔死的时候，恩格斯已经六十三岁了，但他不但是依然勇锐地卫护他和卡尔的理论，不但继续运用唯物史观于当前的一切重要的问题，——写了无数的小册子和文章，——并且继续他自己的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担任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一般的顾问；最后还有一件事，在他认为是最最重要的，认为是他的第一个责任，那便是他要完成卡尔所开始的工作。
他所完成的最后的工作，是替卡尔的《一八四八及一八五〇年间的法国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的写成，距他的死才五个月。在一八九五年的三月，他患喉咙扁桃腺病，同年八月六日因此病死去。他遗嘱要把遗尸焚化，把尸灰投入海里去。这最后的悲哀的职务，是由他的几个最好的朋友执行，卡尔的最幼的女儿爱丽娜（Eleanor即上面所说的塔西）也去参加。他们于八月廿七日，租了一只船，把尸灰运到恩格斯生前最喜到的海边（名叫Eastboune），把他的尸灰投在海里去。恩格斯懂十国文字；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还学习挪威国的文字，要能读易卜生的著作原文。
恩格斯为人非常地谦虚。例如有人替他祝贺七十岁的生日，他对这件事写过这几句话：“我希望这都成了过去。我一点没有兴致做生日。——终究说起来，我只是许多人里面的一个，拾取卡尔的盛名的收获。”他和卡尔的关系，终身都是充满着热爱和真诚。这不但是他们来往的信札可以证明，从卡尔的夫人和她的女儿爱丽娜提起他的时候那样亲爱的态度，也很可以看出。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卡尔的第二女儿罗拉（Laura）答应和拉伐格（Lafargue）正式订婚以前，据卡尔说，她一定要先征得恩格斯的同意。
("The Life and Work of Friedrich Engels",
by Zelda Kahan-Co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