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本的概念和工作的基础
三十年的准备工作
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塞维克（Bolshevik意译为多数派）革命的胜利，在事实上并不是好像由无物之中突然射出光辉的奇迹的爆发，却是在俄国的以前革命运动长期过程的顶点；在这过程里面，伊里奇三十年的始终不倦的准备工作实有决胜的效用。
在俄国革命之后，伊里奇自己曾经在著作里告诉我们，布尔塞维克怎样是以前的全部革命发展的结果：
大约在半个世纪里面，即约在前世纪的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间，俄国的前进知识分子在最野蛮的、最反动的沙皇虐政压迫之下，迫切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都无微不至地加以注意，用力之勤奋和研究的周密，都令人惊异，目的就在于寻得正确的革命理论。
卡尔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踏上卡尔理论的道路，是由于经过了五十年的艰苦和牺牲；是由于最伟大的革命的英勇精神，最使人难信的精力；是由于公而忘私的经营、训练、教育、实际的试验、失败检讨、和欧洲经验的比较。由于沙皇所强迫的国外亡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段，革命的俄国便获得了充分的国际联系，对于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都有着良好的领悟，为其他国家所不及。
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个无匹的特质，它的实际的革命工作的长期训练，革命的牺牲和英勇精神的长期训练，它的深远的理论的特质，和它的无比的国际背景：我们对于这种种都须先能领悟，然后才能了解这基础是怎样准备起来，使俄国能在其他各国以前，发展强有力的、不被歪曲的、胜利的、革命的卡尔理论。
个人方法与大众方法
在一八八七年，伊里奇十七岁，刚入喀山大学做学生，因为参加革命的示威运动，被该校开除。在这同年的初期，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为阴谋刺杀沙皇，被绞死。这些都是伊里奇在革命运动中所受到的较早的直接经验。
伊里奇的父亲是一个学校的视察员。他的父亲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好学深思，而且都是革命者。伊里奇的长兄亚历山大，是在采用卡尔理论以前的、旧的革命组织（名人民意志党）的最后的主要代表；这组织是要用个人的恐怖政策来推翻沙皇制度的。伊里奇对于他的哥哥和这个组织的革命老斗士们，都有着很深的敬仰，他们都遗下了慷慨赴义的风尚。但是他觉得他们的方法已不适用于推翻沙皇制度。他于是殷切地寻求这争取解放问题的答案。他在卡尔理论里寻到了答案。他从卡尔学得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发展的法则；知道推翻当前的统治权力不能单靠个人的行动，须靠大众的行动；并知道将来的胜利的革命领导者，必然地是工业的劳工阶级。伊里奇对卡尔的著作，研究得极为周密。同时他继续求学，一八九一年在彼得斯堡得到法律学位。当他在喀山和萨麻拉，他都参加卡尔理论信仰者小组，这些小组是在未有党的存在以前，社会民主团体的最初形式。他在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写作关于农民的问题。一八九三年的秋季，他到彼得斯堡。从那时起，他的领导的政治活动就开始了。
第一任务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指明社会民主运动的路线，并根据这路线，开始把工人组织起来，其目的在组成一个社会民主党。这个任务，他在一八九四及一八九八年间成功了。
在这个时候，在革命的、和半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式的思想及行动方面，见解和倾向都有着很大的混乱。在一方面，有着人民意志党，就是在采用卡尔理论以前的革命运动的残余的代表（他们的见解后来传递给社会革命党），这一派的人把农民理想化，他们否认在当时的俄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的必要，认为乡村的公社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这一派对立的有卡尔的信徒。但是在卡尔信徒里面，有许多不革命的、合法式的（所谓合法的卡尔理论），他们采用卡尔理论的经济分析，藉以驳斥感伤的、唯心论的、反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在实际上却畏惧革命，畏惧工人的组织，仍使工人受制于资本主义；这样一来，在事实上竟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者，这一派的领袖后来转变为自由主义者，就是这种倾向的佐证。此外，便是革命的卡尔信徒。伊里奇到了彼得斯堡之后，很快地就成为他们的实际的领导者，此时普烈哈诺夫是在国外亡命中的领导者。
一开始，伊里奇就绝对明白地、规定好社会民主运动的路线，和其他种种相反的倾向分清楚。这在一八九四年他就已成功了。
他在一八九四年发表（非法地）他的第一次的重要著作《谁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怎样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发表了这著作，伊里奇清算了人民意志党，明白定下了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的路线。他根据事实，说明经济发展的途径；说明劳工阶级是将来的革命领导者（这革命的目的，是专制的推翻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并说明组织社会民主党所需要的其次的步骤。
同时在别一个前线，伊里奇于一八九四年发表《民粹派理论的经济的内容和斯脱鲁威的书对于它的批判》，对于合法的卡尔信徒们开火进攻，说明合法的卡尔信徒是要陷入布尔乔亚的营幕里去。
这样在两个前线的斗争，使革命的社会民主的路线和相反的种种倾向有着显明的划分；同时对于实际的工作加以具体的解释：这是伊里奇在领导的任务上从开始就有的特质。
同时，伊里奇和各组的革命的卡尔信徒，把彼得斯堡各工厂的工人分组组织起来。他们根据工人的切身的条件，和社会集团斗争的初步的形式，把鼓动和组织合并起来进行；训练他们，使他们能有政治上的了解，能明白卡尔理论的原则，能感觉到他们是将来的革命领导者，使他们认识自己有着这样的政治上的任务。这样把政治和大众联合起来，把革命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的社会集团斗争联合起来，这是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它的伟大力量之贯彻始终的秘诀之一。
在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和他的一群，进一步组织劳工阶级斗争和解放联合会，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驱。这联合会已能领导在彼得斯堡正在兴起的罢工运动。在同年（即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往瑞士访问普烈哈诺夫之后（他已认识伊里奇是将来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就准备发行一种非法的工人日报，名叫《工人的前途》（原名叫做“Workers' Cause”，想不出好的译名，勉强译意为这个名称），目的在藉此团结工人，并指导正在兴起的运动。但是在刚要出版的时候，伊里奇被捕了；他被监禁一年之后，被充军到西比利亚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才满期。但是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继续他的工作；他从彼得斯堡的监狱里，帮助罢工运动的领导；在彼得斯堡和在充军的时期内，仍继续他的写作。在他所写的著作里，有一本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一种经典的著作。他被充军到西比利亚的时候，克鲁普斯卡雅（Krupskaya按即伊里奇夫人的名字）到西比利亚来陪伴他。她是在彼得斯堡的革命的卡尔理论研究组的一个主要会员；他们俩继续他们的共同生活和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直到伊里奇的死。
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在明斯克（Minsk白俄罗斯的首都）开第一次大会；但是这时伊里奇还在充军中，不能参加。其实这大会的《宣言》，就是合法的卡尔信徒的领导者斯脱鲁威（Struve）所起草的。
混乱和软弱
在这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里面，跟着来的是一段在指导上混乱和软弱的时期。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间，在伊里奇左右的革命的卡尔信仰者的老领袖们，有的关在监狱里，有的被充军，没有一个幸免的。这时跑到前面的人们，都受到机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尤其是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所传播来的。就在这个时候，伯恩斯坦（Bernstein）发表他的书，开始宣传修正派的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卡尔理论，利用“批判自由”的名称（在实际上是转变为布尔乔亚的观念），对革命的卡尔理论开始作国际规模的攻击。同时在俄国，机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了显明的特质，被称为“经验主义”，反映某种西方的模型。主张这个倾向的人争辩着说：“政治”是超出工人的脑子所能应付的范围；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该根据工人们对付雇主的、日常经济斗争的、直接的实际利益，集中力量在这上面来领导和组织工人，好像英国的工联主义一样；由这样的经济斗争，后来会发展到政治的意识和政治的斗争。这个概念，在事实上就等于把政治的活动范围放弃给布尔乔亚；在事实上也就等于做了布尔乔亚的奴隶，英国的工联主义便是一个例子。
不容情的猛攻
这种倾向要危及俄国劳工阶级运动的全部的将来，只能产生奴役的劳工主义，毁坏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伊里奇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立刻开始不容情的猛攻。他一由西比利亚回来之后，就开始连续地写了许多文章，最后集成了一本书，名叫《干什么？》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布尔塞维克主义对于劳工阶级运动的显著的贡献，第一次表现出来；它的内容，即在今日的国际劳工阶级运动里面，也仍然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干什么？》这本书的重要内容，是阐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负的政治上的领导任务，同时揭发虚伪的“卡尔理论”。这虚伪的“卡尔理论”认为：社会集团斗争可由“自发的”发展，达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和革命。其实工人反抗资本家的、“自发的”斗争，迄今还未能达到社会的意识，所达到的只是工会的意识，仍然隶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卡尔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必须对于社会的法则和社会的改变所必要的条件，具有完备的科学的知识；这在和知识隔离的工人，却不是可以自然发生的；这是必须经过教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就是工人对于他们的历史的任务，具有革命的意识；明白他们在历史上的任务不是仅仅社会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为着他们的、有限的、眼前的利益而努力，却是社会的改变之领导者，一切被压迫者的斗争之领导者，旧社会的破坏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这个意识，必须由于社会民主运动之积极的领导，在工人们里面唤醒起来。这就是社会民主运动的任务。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可满足于自限在争取特殊的、有限的、狭隘的、似乎是“劳工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鼓动和领导，必须超出于每个政治的问题，必须随处唤起对于现秩序的斗争。要成就这些工作，以前那样的松懈的、消遣似的组织和工作方法，是没有用的；用这样的组织和工作方法，和现代的国家机构发生冲突，便好像原始的手工艺和大规模的机器工业格斗一样。社会民主运动必须根据民主集权制，组织成为有训练的集中的党，领导着以革命为专业的革命者，共为革命而努力。这些革命者都是经过训练的；在每一点，在斗争的全阶段，都能够对于现秩序从事积极的斗争。
这些概念，藉着真正革命思想的一切伟力，表现出来；把卡尔理论切实地运用于当前斗争的一切问题上面去。这些概念，通过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好像炸弹似地爆发出来。根据这些概念，伊里奇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被建立起来；根据这些概念，在俄国的革命的劳工阶级运动被训练起来。这结果，在今日是显然可见的了。俄国的劳工阶级能够负起它的革命的使命，在今日统治着它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西欧和美洲的劳工阶级，它们的运动虽有较久的发展，到现在还仍然受着束缚。
二 多数派和少数派
正确路线的领导
伊里奇的政治的生活所表现的是为着革命的卡尔理论的路线，反抗机会主义的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反抗机会主义的孪生兄弟：空虚的、发空论的“左翼主义”）。从他在一八九四年领导活动的开始，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胜利，他在社会民主运动里面，不停地领导这个不可少的内部的斗争；俄国劳工阶级的将来，就靠着这个斗争的命运。他大无畏地、不容情地领导这个斗争；当他深信为着建立一个革命的大众的党，决裂是无可避免的时候，他从来毫不踌躇地实行分裂。在这个时候，他的斗争，除了拥护他的人们之外，很少能了解它的。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里面，有多数人都责备他犯了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主义的拘泥，咬文嚼字的吵闹，分裂主义等等，屡次自告奋勇来居间“调解”或“联合”互相抗争的各派，——可是他们的这种建议都被客气地、但是坚决地拒绝了。伊里奇所选的这条路诚然是困难的；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他知道他的路线和畛域主义及主义的拘泥绝对不同，却是对于革命的大众的党的需要，有着真正了解的反映。事实已经证明他的见解的正确。伊里奇对布尔塞维克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惨淡经营，无微不至；他所辛勤手创的这个党，在今日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众的党。
多数派和少数派
当时因见解不同而分成的派别，为世界所闻名的，就是布尔塞维克（多数派）和孟塞维克（少数派）。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孟塞维克主义的区分，推溯起来，已开始于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大会，虽则在进攻“经济主义”和“合法的卡尔理论”的时候，这个争点已露出了它的端倪。
这两派的区分是怎么来的呢？伊里奇在《干什么？》一书里所阐明的主要的主张里面，有一件事是要发行一个集中的日报，作为“集体的鼓动者和组织者”，目的在团结分散着的各群，并帮助建立一个集中的党。关于这个工作，他由充军释放回来后，就开始积极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北斯哥弗（Pskov）开会决定，派当时在俄国的三个著名领袖，即伊里奇、马托夫（Martov）和朴脱勒索夫（Potressov）出国，会同在外亡命的一群老领袖（普烈哈诺夫、爱克塞洛Axelrod和萨苏里屈Vera Zasulitch），创办一个集中的机关报。一九〇〇年在国外出版的《火花》（Iskra），便是这个目的的实现。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火花》建立了集中的党和它的政治路线。由于该报的工作和联系的基础，使伊里奇等能够于一九〇三年招集一个代表大会，参加的有四十四个代表，来自二十六个机关，代表中有四个是工人。这个大会其先在布鲁塞尔（比国）开会，后来因被警察驱逐，改在伦敦续开。
在这个大会里，《火花》拥护者的人数，压倒地超过“经济主义者”的反动势力和犹太同盟的反动势力（犹太同盟的人们不愿意加入一个单独的集中的党）。但是在《火花》拥护者里面，仍有分歧。这分歧便酿成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孟塞维克主义。布尔塞维克由伊里奇领导（最初和普烈哈诺夫一同领导），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花》编辑部的时候，得到多数的拥护，所以他们被称为“多数派”（即布尔塞维克）；孟塞维克由马托夫领导，只是少数。在事实上这两派的人数差不多。在重要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是关于党章的问题，孟塞维克就得到了胜利。差不多一在大会闭幕之后，普烈哈诺夫就参加到孟塞维克方面去。伊里奇在领导的任务方面完全孤立，不得不辞去《火花》的职务，另行创办一个新报，名叫《前进》（Vperiod），并在俄国组织多数局，藉以维持布尔塞维克的组织。由于这些工作的努力，在一九〇五年的开始，第三次大会组织成功，在伦敦举行。这第三次大会是完全布尔塞维克的会议，由于它的决议，第一次很明白地规定布尔塞维克策略的路线。
分裂的问题
什么问题使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分裂呢？有若干问题，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一）革命的概念 因为将来革命的最先的任务，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也就是说，要实践在西欧已经完成的布尔乔亚的民主革命，所以孟塞维克派主张：接替沙皇制度的统治和政府，必然地是布尔乔亚的统治和政府；劳工阶级的任务，是要在拥护这统治的范围内，争取统治者的让步。布尔塞维克派却加以辩驳，认为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布尔乔亚的领导，必须靠和农民结成同盟的劳工阶级的领导；认为劳工阶级必须奋斗建立革命的民主的工农独裁制，拿这样的国家形式来接替沙皇制度。
（二）对于自由布尔乔亚的关系 孟塞维克派主张：只须自由布尔乔亚答应支持工人的要求，在这个条件之下，可和他们结成同盟。布尔塞维克派虽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准备利用一切的策略，但却坚执主张：对于自由布尔乔亚的目的和反动的作用之真正的特质，有尽量暴露之必要。
（三）党的概念 孟塞维克派对于党的组织，主张采用较有伸缩性的形式，只须个人拥护它的纲领（隔离孤立的知识分子等等），虽不是直接做地下工作的各团体的会员（译者按：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是秘密性的），只须能在各团体控制之下工作的，都可容许他们加入做党员；换句话说，这在实际上就等于容许那些同情者，不敢参加直接的革命工作、深怕这种工作有危险的人们，都可以加入为党员。布尔塞维克派坚决地认为，如容许这些分子加入，结果徒然使党懦弱；主张党员必须限于直接参加党的工作者，必须是在党的组织里做负责的党务工作者；必须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党，才是有实效的、革命的、有训练的、能抗争的力量，不致含有懦弱的、被动的、或动摇的成分。
这是几个主要的问题，在较早几年的时候，使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孟塞维克主义分道扬镳。这些问题的歧异，已含有胚种，使以后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工人革命的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这两方面有着主要路线上的分歧。这种歧异，在以后几年间的事实上的表现，一天天地更显出它的真正的特质。在世界大战的时期里，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国防”的路线，即拥护帝国主义；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后，和布尔乔亚共同参加混合内阁，维持帝国主义，把布尔塞维克主义者投入牢狱；到了“十月革命”成功，布尔塞维克派得到政权之后，他们竟发动武装的反革命，参加布尔乔亚和保皇党的白色阵营，公开对工人的统治进攻。孟塞维克主义的全部的特质，一步一步的在事实上的暴露，在实际上并不专限于俄国的现象，却是一种国际的倾向；后来在事实上的种种表现，证明伊里奇一开始对于它的特质的判断就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的俄国革命，使关于理论和策略的一切问题都受到事实上的试验，显示一九一七年的将来路线。在这次革命里，证明工农的大众斗争是动摇和制服沙皇统治的力量；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他们的党的组织，在这斗争中负有领导的任务；自由布尔乔亚在危急的关头，反过来对沙皇统治妥协。工人的罢工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罢工，再发展而至武装的起事；这种罢工在革命运动中的任务，也在这次革命里得到明显的证实。这个斗争的方式和方法的新经验，在国际的社会民主运动方面，唤起了热烈的争辩和新的英勇的觉醒。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前进的理论家，如考茨基（他当时仍为革命的卡尔理论的原则而奋斗），在那个时候都承认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任务转到了俄国普罗的肩上。第一次的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议、工人政权的将来的机关就是在彼得斯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一九〇五年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策略的相反，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又得到一种证明。孟塞维克仍承认布尔乔亚是当时革命的领导者，工人斗争的任务只是要督促推动他们罢了。布尔塞维克却努力推动普罗之独立的领导任务，促进罢工运动之政治的作用，订立新的农民政策，组织分地的农民委员会，使农民由土地的斗争参加到一般的政治斗争里面来，使大众斗争进展到十二月在莫斯科武装起事的最高点。这次的武装起事，就是在布尔塞维克领导之下，由莫斯科苏维埃主持的，和沙皇的军队抵抗十日。孟塞维克责备这次的武装起事（这次起事在血战中被击败了），认为时机未到，这次起事是错误的。伊里奇虽批评这次起事在策略上有错误，但却认为这次起事是“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是将来胜利的南针。他说：
……普烈哈诺夫认为这次罢工是不合时机的，是不该发动的，“不该拿起武器来”。他的这个意见，一切机会主义者都附和着。其实没有意见比这个再短视的。恰恰相反地，这次罢工应该更坚决地，更英勇地，更猛进地拿起武器来；同时更应该对大众说明：单是和平的罢工是没有用的，而需要大无畏的，不顾惜的武装斗争。我们如对大众掩饰拼命的、流血的、根绝的战争之必要；掩饰这是将来的革命行动的最先的任务——这便是欺骗自己和民众。
沙皇统治暂时胜利了。“民主的”英国和法国的金融资本家急来拯救这反动的沙皇制度，用巨量的借款来支持它；倘若没有这样的支持，它是无疑地要崩溃的。经他们这样一来，残酷的反动又来了。伊里奇于一九〇五年回到俄国领导斗争的进行，于一九〇七年不得不出国亡命了。
在反动的时期里面，当然要运用不同的策略，不得不有忍耐的坚毅的工作，要利用每一个微小的可能性。有许多人因此心灰意冷，退了出来。布尔塞维克的牺牲最重；死的死，入狱的入狱。在反动的时期里面，孟塞维克却抬起头来；他们宣言这时没有革命运动的余地了，所需要的工作是要“取消”非法的革命的党，集中力量建立合法的工会和一个合法的工人的党，只须有一个关于要求目前利益的有限的纲领。在同时，伊里奇还要力矫布尔塞维克里面有些人的“左”的宗派倾向（这个倾向被称为“召回主义”Otsovism，即主张召回该党出席国会的议员），这班人建议要抵制反动的第三届杜马（Duma俄国在革命前的国会）。这表示他们不了解：在反动的时期里，于非法的工作之外，还要利用每一个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此外还有些人彷徨于哲学的理论，附和当时布尔乔亚思想的最新流行的倾向，想要“修正”卡尔和恩格斯的“陈旧”的观念，其实只是陷入最旧的布尔乔亚的谬误。伊里奇在哲学思想的领导任务方面，看到这些倾向的危险，对于这些哲学的问题，加以完全的矫正；这就是他所著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一书的内容；现在这本书，在要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人们，仍然是一个不可少的指导。
再接再厉
伊里奇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间的反动时期内的领导，以及他对付“取消主义者”和“召回派”（Otsovist）倾向的合并的斗争，其教育的力量，比之早年建立党或一九〇五年的正确的斗争，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几年里面，布尔塞维克主义不但不曾被反动势力所消灭，反而在劳工阶级里立下了很深的根据，成为大多数工业工人的领导者。孟塞维克主义的领袖丹恩（T. Dan）后来在孟塞维克主义的正式的党史里，对于这个时期，不得不这样写着：
本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部分变成一个战斗的集团，用铁的纪律、和有集中力及领导效用的议决案，团结起来；同时孟塞维克的群众却因为意见分歧，态度冷淡，更无组织得厉害了。
在一九一一年，新的斗争波浪又兴起，布尔塞维克成为不可少的领导者的时候，这个再接再厉的斗争和大众工作，显现出它的结果了。布尔塞维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开过大会之后，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便完全分裂，分为两党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布尔塞维克联合着百分之八十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孟塞维克只联合着百分之二十。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伊里奇在加里希亚（Galicia在波兰南方，即接近俄国的边境），领导这正在汹涌起来的斗争。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的前夜，革命的信号已接近了；在彼得斯堡，风靡一时的罢工运动已展开了。帝国主义的战争虽暂时抑制着这狂潮，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复发的时候，反而使它有着更大的力量。
三 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国际主义
重要关头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是个重要关头：表示资本主义已踏进了强烈的危机和崩溃的时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已发出它的信号了。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九一七年在帝国主义链条最弱的一环（俄国），在伊里奇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最前进的最强的社会主义的党）领导之下，开始爆发了。
这是伊里奇一生的重要关头，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
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在议决案里早已预见战争危机的迫近，认为这是革命的出发点，并一致通过共同遵守的议决案，规定一切社会主义的党在这个状况下应负的责任。这是一九〇九年在司徒加特（Stuttgart在德国）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所通过的议案，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丹麦）和一九一二年在巴塞尔（Basle在瑞士）的会议，并有同样议案提出，它的内容有：
倘若战争有爆发的形势，有关系各国的劳工阶级和国会代表，要由国际社会主义局的调整支持，尽量运用各种方法阻止战争的爆发——
倘若战争仍然爆发，他们的责任是要迅速地使这战争终止，并尽量利用这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的恐慌，唤起民众，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推翻。
一九一二年在巴塞尔通过的议案，对于这个宣言还加上有力的补充，直接引证巴黎公社是普法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俄国革命是日俄战争的结果。
第二国际的这个旧的、战前的、最重要的议决案，在事实上是由伊里奇和卢森堡（Rosa Luxemburg）起草的，由卢森堡用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特派的代表名义提出。这议案被各国的社会党所采纳，英国的工党也在内。
等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的试验来到的时候，这议决案有变成事实的必要了，可是在这个时候，第二国际竟至瓦解。主要各国的社会党，有多数为机会主义、合法主义及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妥协所腐化；它们的领袖们在实际上早已失去了革命性，这次战争把这种内幕更公开揭穿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奥国的各党，都公然地跑到帝国主义政府的方面去。只有俄国和塞尔比亚（Serbia）的党，坚守着国际社会主义的路线，毫不动摇地执行他们的信约。国会里的布尔塞维克议员，因投票否决战争债款，被驱逐到西比利亚去。
伊里奇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第一和唯一的领导者，对于第二国际瓦解的全部结果，力谋补救，并引伸关于未来路线的实际的结论。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奥国，被奥政府投入牢狱。两星期后开释。他设法跑到瑞士去，在那里继续进行他的鼓动的工作，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国的革命。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的初期，他写了《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在欧战中的任务》，这里面已经包含有他的全部的路线。这路线被在俄国国内及国外的布尔塞维克党人所采纳。
自一九一四年以后，伊里奇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直接的领导者，其先只有若干拥护者为核心，几年之后，全世界上受他领导的以千百万计。
伊里奇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中心主张是：“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这个口号受到各方面的嘲笑和排斥；不但受到直接的反对者的嘲笑和排斥，甚至受到多数社会党的领袖们的嘲笑和排斥。但是历史不久便表示真实所在，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革命的爆发就证明了。
四 俄国革命的胜利
二月革命
俄国革命，从开始就是由下层起来的大众的反叛。这革命的开始，是由于彼得格勒（Petrograd即圣彼得堡，现为列宁格勒）的工人罢工，在街上示威运动，喊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沙皇统治！““给我们面包！”到了三月初旬，罢工和示威的、继续不断的、勃兴的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度；这时整千整万的工人都到街上来了。哥萨克骑兵拒绝打击工人。这时被派出枪击工人的兵士，愈益加多地跑到工人这方面来，反而帮助他们来枪击沙皇的特别警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革命的胜利是固定的了。到了这个时候，沙皇除逊位外，没有别条路走。
二月革命①是劳工大众和兵士所单独造成的劳绩。在三月的时期内，一切权力在事实上都在工人和兵士的手里，倘若他们知道怎样运用，并明白他们的目的。三月的大众革命，其目的在原则上是和后来在十月革命所实现的一样：这些目的就是和平、面包、土地、和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在二月革命的时候，除了在数量上仍居少数的布尔塞维克的先锋之外，还没有任何清楚的政治意识，还不知道怎样可以达到这些目的的途径。于是在这些目的能被实现以前，自三月至十一月的八个月的时期里面，还需要经过一个深入的政治启蒙的过程。在这个大众启蒙的过程里面，重要的任务是劳工阶级的政治的先锋所负起的领导责任。这先锋就是布尔塞维克党；它随着大众的前进而增长它的力量，由少数进展到多数的地位，推动大众更向前进，组织并领导大众争取政权建立新的政府。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的任务里面，其重要的任务是伊里奇所负的领导责任。
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刻建立起来。全国其他各处，也有同样的苏维埃纷纷兴起，成为大众的自然的民主工具，比任何巴力门都更为民主化。但是在最初，这些苏维埃并没有自觉的用意要接收政府的职责。
在苏维埃（即工兵代表会议）里面的大众，在政治上还缺乏经验，他们最初还信任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客；布尔塞维克在开始时只是少数，只建立在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基础上面。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依次挂在布尔乔亚的尾巴上，乞求最著名的布尔乔亚政客出来组织政府。这样，对革命毫无贡献的布尔乔亚，居然也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由勒佛夫亲王（Prince Lvov）和米留科夫（Milyukov立宪民主党领袖）主持，拉社会革命党的绝端右派的克伦斯基（Kerensky）加入，标榜为“大众化”的代表！这样一来，便成立了“双重权力”的统治局面。在一方面，有着布尔乔亚阁员所组成的临时政府，继续沙皇的机构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但是工人和兵士对于它的服从一天天减低下去。在另一方面，有着苏维埃，它有着真正的权力，它所投票通过的议决事件，使临时政府和参谋部为之震惊，可是这些议决的事件却被工人和兵士所服从。它在军队里的权力，是由各军队里所选出的兵士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同时，苏维埃里的右翼的领袖们，却继续仰着临时政府的鼻息，恳求他们进行“民主的”战争等等。
显然地，这双重权力是不能长久拖延下去的。一个阶级或别个阶级必须统治。在这八个月里，这两方面在事实上发生了连续的冲突和攻击。在这样的过程中，一天天愈益明显的是只有两条路走：要末由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如布尔塞维克所主张；要末完全反革命，如科尼罗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和克伦斯基的阴谋所企图。小布尔乔亚的代表们，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在这两者之间动摇着，不可免地一天天失掉他们的立足点。
伊里奇的遄归
伊里奇于三月十六日由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当时协约国（即世界大战时以英法俄为中心的协约国）只给便利与那些替它们服务的、驯服像绵羊似的“社会主义者”回俄国去，此外对于一切右翼的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亡命徒们的回俄，也给与种种便利；但是它们却尽力阻碍在被逐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它们的国境回俄国，尤其要阻碍的是，布尔塞维克的领袖们。伊里奇和他的同在亡命的伙伴们，不得不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经过许多周折麻烦的交涉后，才被准许乘着一辆封闭着的火车通过德国；伊里奇此行，带有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加有签字、表示同意的文件。这个事件，在他回国之后，他的政敌就尽量利用为诬陷他的材料（连克伦斯基的政府也包括在内），用来证明伊里奇和布尔塞维克党员都是“德国的奸细”！这个事实所以值得提到，只是因为它徒然表示布尔乔亚反对布尔塞维克的宣传之无聊。据卢登多夫（Ludendoff当时的德将）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记载，他说所以当时听任布尔塞维克党人的通过，实在是因为希望他们回俄后能使俄国的军力分裂，但是后来他感觉到他的错误，已经太迟了；他认为这件事的最后的结果，只是破裂了日尔曼帝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为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奋斗：这个意义，在布尔乔亚看来，仍然是好像一本关着的书，他们对于书的内容还是莫明其妙。
伊里奇在离开瑞士以前，对于这次俄国革命中各阶级势力的关系，对于必须前进的途径，都已有着完全明瞭的见解。他在三月十六日，仅收到关于革命消息的简单的电报，在他写给同志们的信里，就已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由工人代表的苏维埃争取政权”。他在三月十七日所写的论文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们须有一个工人的政府，它第一、要联合最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农村工人，和最穷的农民；第二、要和交战各国的革命的工人结成同盟，只有这样的工人政府才能给与人民以和平、面包和完全的自由。
四月八日，他在《远方来信》里说明当时所要做的工作如下：
（一）寻得最可靠的途径，由此引进革命的第二阶段，或第二次革命。
（二）这第二次革命，要把政权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转到工人和最穷农民的政府。
（三）这后者的政府，必须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模型上，组织起来……
他还写着说：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锲而不舍地为着和平、地主的土地充公、和工业的控制而斗争。他认为这种种步骤都是“达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在俄国是不能立刻地、直接地、无须过渡的策略，就可以实现的；但是由这样过渡而达到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当伊里奇回到俄国的时候，正在第一次革命胜利的五星期以后；他在当时所对着的形势是：在各苏维埃里面，小布尔乔亚的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占着压倒的优势；他们依次又挂在布尔乔亚政府的尾巴上。
为着对付这样的形势，伊里奇一到之后，就立刻开始斗争，并发表他的著名的论文：《普罗在现革命中的任务》。这论文指出了达到十月革命的途径。（这里所引证的信件和论文，都包括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书里，该书包括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六月的著作和演说词。）这些论文包括十个要点，现在简要地叙述在下面：
（一）对于在资本主义政府之下的“革命的防守主义”，不得让步；一个“革命的战争”，必须在工人和最贫农民得到政权，一切霸占都取消，完全和资本的利益断绝关系之后，才有同意的可能。
（二）要认识革命的现阶段只是第二阶段的过渡；第二阶段是普罗和最贫农民对于政权的取得。
（三）不拥护临时政府。
（四）布尔塞维克在各苏维埃里虽尚占少数，但是要进行“忍耐的、有系统的、和坚毅的”宣传，使多数人反对小布尔乔亚机会主义的领袖们的政策，拥护把政权转移到苏维埃的政策。
（五）我们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巴力门的共和国，却是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六）土地收为国有，由农民苏维埃管理；最贫农民和农业，工人须另有组织。
（七）银行收为国有，并成一个中央银行，由工人苏维埃管理。
（八）“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的‘采用’作为目前最先的任务；目前的任务，是要立刻使工人代表苏维埃统制货物之社会的生产和分配。”
（九）举行党的大会，修正纲领。
（十）创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
这“四月论文”的发聋震聩，好像炸药在昏乱的烟雾中爆发似的；因为在二月革命之后，有许多人对于前途都是糊里糊涂的；这种昏乱的烟雾，大有使俄国革命也要陷入后来在德国所遇到的同样的命运危机，倘若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采的途径被采用。伊里奇却把革命的真正问题显露出来。可是他的纲领在当时却受到各式各样的政敌的排斥，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呼，甚至普烈哈诺夫也对他加以嘲笑（普烈哈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早的开创者，这时也竟转变为“热昏”了）。
但是这个纲领既是大众需要的真正反映，它很迅速地得到很广大的拥护者。不到三个月，伊里奇的纲领，被在五月五日至十二日举行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大会一致通过采用。再过几个月，这个纲领在事实上已成为全国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兵士所采用的了。
十月革命
布尔塞维克一天天得到更多的大众的拥护；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其他大城市，在各工会里面，在北方的军队里面，在波罗的海的舰队里面，大家都起来拥护。到九月的初头，布尔塞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里，也得到大多数的拥护者。无疑地在十月间，甚至在九月间，大众已有压倒的多数，尤其是在一切大城市，都已宣言拥护布尔塞维克。这是布尔塞维克革命的基础，是十一月七日得到完全胜利的基础。
在九月，伊里奇已在催促，认为武装起事的最后阶段已经来到了。在十月间，他的警告更为迫切，恐怕错过了最适宜的时期，以致使大众失望，反使反革命抬头。
伊里奇从他的这时期里的许多信上，或其他的传语里，屡次提及“延搁便是死亡的意思”，他郑重地说：
我愿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劝告同志们说：现在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我们今日的紧急问题不能用会议所能解决，也不能用什么代表大会（乃至苏维埃大会）所能解决，必须由人民来解决，由大众来解决，用武装大众的力量来解决。
十月二十三日，布尔塞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起事作最后的决定，投票议决时只有两票否决，其余一致赞成。在十一月六日的夜里和十一月七日的早晨，政权在完全有秩序的状况中取得；临时政府未得到任何方面的拥护，未有何抵抗，便被推翻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接收政权，成为主权的机关，委任人民委员会（包括布尔塞维克党员），在伊里奇的领导之下，为劳工阶级新政权的委托统治者。和农民大众结为同盟的普罗独裁，就这样地实现了。
我们先要了解最大多数人民拥护布尔塞维克革命，然后才能了解为什么最后的政变竟能这样的迅速、显然的安稳，在对方完全无抵抗中成功。这最后的政变，却是一个长期过程的顶点。在后来的内战里面，反革命的将军们只有凭藉外国的军械、津贴、和军队，才能组织反抗，而且苏维埃政府还能在种种困难中，在世界最强的军力合并进攻之下，把叛军完全打败：这种种事实，都足以显示布尔塞维克的十月革命是有着大众的基础。
自三月至十一月的八个月期间，显示伊里奇的革命的领导之最高的水准和最紧张的猛进。他在这个时期里的著作，是卡尔理论的信仰者进行革命和“起事艺术”之永久的经典。同时在那样冲突纷乱的环境中，他还完成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的一种，名为《国家和革命》；这本书阐明革命的卡尔理论在国家的形式和内容的紧急问题方面所应取的路线，阐明社会革命的意义；同时对于机会主义者的曲解（这是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已在逐渐生长着的），加以迎头的痛击。
鞠躬尽瘁的最后阶段
以后几年，伊里奇所要负的任务比前更大了，——但很不幸的是他的死使他不能亲自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伊里奇被刺客枪击，受重伤。（译者按：刺客是一个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的女党员。）虽然他和死伤挣扎，仍得保全生命，继续工作，但是这次重伤所遗下的结果，仍是他后来早死的主要原因。他的工作未得完成，但是他却把主要的路线规定了下来，由他的后继者接下去努力。
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季，他的右臂和右腿麻痹（按即所谓中风），使他早死的致命的病症露出它的端倪了。他仍然继续奋斗；他仍然继续工作；但是他已不得不诉苦，说他不能再从他的过于疲劳的身体和脑子里，得到以前一样的反应。一九二三年的春季，病又第二次来袭，病势较前次更重。在同年的五月，他还写他最后的文章，题为《论合作》，指出怎样进行“建立一个完全社会化的社会”的途径；他认为进行建立这样的社会，“我们已经有了所需要的工具。——自然，我们还未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关于建立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却已经有了。”他对于已经难于挽回的生命的斗争，仍拖下去了几个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他不得不去世了。
伊里奇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最后阶段的工作，即领导世界革命时期的工作，好像一个奇大无比的“托尔素”（tor-so无头无手脚、只有躯干的雕像）。在这个时期以前的几个阶段，他每次都在开始就提出所要努力成就的工作，陈述得明瞭准确，一点不模糊。他的这些陈述，在最初的时候，和他同时的人看来，往往觉得这只是一个疯狂者的梦想，可是后来总是完全照他的计划做到。他明白规定布尔塞维克党的任务，认为这是一个工人的革命的党，居于政治的、革命的领导地位；他从来不许它变成一个宗派，他使这个党和大众以及他们的日常斗争和生活，好像由百万的带子彼此联结起来。这个概念已在布尔塞维克党实现了；同时在别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却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里，或陷入了宗派的武断主义。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明白规定怎样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改变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内战。这个改变于一九一七年完全在俄国实现了。在俄国革命的开始，他明白规定怎样进到第二次的革命，怎样进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怎样建立和农民结成同盟的普罗独裁。这第二次的革命也于十月革命中完全实现了。在最后阶段的开始，他明白规定怎样同时进展到世界革命，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工作他只是开个头，定下进行的路线和方法。当他的领导地位在全世界上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正在进行改变全世界的时候，死使他的工作中断了。这工作只得留给后死者去努力完成。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译者注
①译者注：推翻沙皇的革命发生于俄国旧历二月，即新历三月，故称为二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塞维克革命，发生于旧历十月，即新历十一月，故称为十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