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现实
伊里奇的理论，是卡尔的理论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继续。他的理论和卡尔的理论一样，都是不能限于任何和现实隔离的公式的体系里面，如把他的理论放在呆板的叙述里，不但要失去它的丰富的内容，多方面的联系，和活泼泼的生命，而且是和辩证法的特质直接相反的。辩证的研究法，是要就每个活的具体的形势，根据它的特异的性质和关系，加以分析；运用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于特殊的具体的表现，以及随后继续应付所需要的特殊的行动。所以我们要了解卡尔的理论和伊里奇的理论，都不能由任何教科书里面得到。第一，要就卡尔和伊里奇所应付的具体的形势，细密地研究他们的生活、著作、和活动；第二，要直接参加革命的运动，有意识地和旧的思想形式绝缘，努力把他们的原则发展起来，运用在活的现今的形势里面去。伊里奇和卡尔并未曾留下什么关于伊里奇主义或卡尔主义的“手册”；他们却是在直接应付具体的紧急的问题之过程中，显示他们的原则。
一 一般的世界观
革命的辩证法
伊里奇和卡尔都认为，和每个人所处的特殊时代有关系的、当前的、革命的展望和实践，也是要根据完全经过思考的、更广大的、一般的世界观和了解。
卡尔的理论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根据。伊里奇也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他的思想和行动，无论是关于人生的每个问题和每个关系，凡是他所定下来的目的，以及关于达到这些目的所用的方法，都是根据于下面的种种基本的了解：即对于“存在”和人生，对于人类的任务，对于历史发展的法则，对于阶级社会的情况向前发展所必有的形式和方法，对于所要达到的将来的世界秩序，对于控制自己命运的、联合起来的人类，都有着基本的了解。这给他力量，使他和布尔乔亚秩序中的短视的、唯利是图的和沉溺于幻想的政治家及理论家，截然不同。他一生的功业，便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正确和功效之有力的证明。
伊里奇曾经这样宣言过：“卡尔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革命的辩证法。”（“有关于我们的革命”）辩证唯物论打破了以前的理论和实践间的隔阂。它的世界观的重要特质是：不但要发现现实的本质，并且要改变现实，因此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具有革命性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对于一切问题都完全运用着辩证的研究法：这在伊里奇的全部生命中，有着最有力的表现。伊里奇指出怎样向前达到将来的人类新型的途径。
二 我们时代的理论——帝国主义
烟 幕
根据卡尔理论的活动，在一个一定的时代里，是必然地要对于这个时代的特质，它的力量和冲突，以及进行的路线，都须加以明白的分析。
就最广的意义说，卡尔已显示了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阶段的特质；已分析过它的运动的法则：显示了它进展到资本的愈益集中、阶级的区分、大众的贫困、和增长的危机；并指出它的必然的结果是普罗革命和普罗独裁，由此进行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但是当卡尔在世的时候；关于普罗革命和普罗独裁的内容，必然地是仍属于理论的叙述，以备将来的参考。——其中有个唯一的例外是关于巴黎公社的指示。
在卡尔去世之后，到了伊里奇的时代，资本主义才踏进了它的最后的、垂死的阶段，普罗革命方才开始。
在最初，资本主义所踏进的这个新阶段，有许多卡尔的信徒还未能明白了解。有许多新的现象开始在各方面出现，在这些现象后面的原则，还不清楚；有许多号称卡尔的信徒，开始扬言这些事实已经否定了卡尔的预期，认为卡尔理论有修正的必要。合股资本主义的勃兴，代替了以前由个人独有的营业，这种倾向又使他们认为这是“资本的民主化”。他们认为社会改良立法的传播和西欧及美国生活标准的改良，也足以推翻卡尔对于逐渐增长的阶级敌对和大众贫困的说法。同时他们却惊骇于其他新的政策之发展，这些政策似乎和上面所指出的“社会的自由主义”恰恰矛盾；他们也惊骇于军备与军阀主义的猛进，继长增高的关税政策，对世界上各处殖民地的掠夺和残酷。这种种倾向，他们都哀求避免，觉得和这时代的精神是相反的，并且认为这是出于资本家对于他们自己利益的误解，这是一直到一九一四年，机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的见解；这和真正的卡尔理论是冲突的。
新时代的特质
伊里奇是第一人把这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特质很明白地揭发出来，并显示这新时代的运动法则，这在他所著的《帝国主义》（一九一六年）一书里可以完全看到的。
他分析这新时代的一切病象，直至抉出这些病象的基础是在独占的资本主义：彼此竞争的、比较小规模营业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卡尔曾经分析过），因为资本的愈益集中，发展到独占资本主义（卡尔也曾预言这是必然的）。独占资本主义成为近代占优势的形式；也可说是发展到金融资本。（这就是指大规模的“辛狄加”和“托辣斯”①，在一个单独的指挥之下，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并合起来，和国家的机构密切合作，进行它的营业。）
和这个独占资本主义时代相应的，必然地有着新的资本主义政策的方向，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旧路线相反：向全世界各处争取独占，争取剥削、市场和特权的独占区域；由少数强国瓜分世界，实行积极侵略殖民地政策；关税、津贴、和入口贸易限额；和殖民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资本的输出，增强官僚的和军事的机构；为着世界的重新分割而往着世界大战的路上跑。改良主义者只对于这些政策（关税、或军备、或殖民地政策、或战争）作枝枝节节的攻击，并不攻击独占资本主义的本身，或是希望独占资本主义采用不同的“更开明的”政策，这好像希望老虎可以吃草过活一样！
但是独占资本主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时代。世界的大部分，都变成极少数的大强国的附庸；人类的大多数，都供一小群金融寡头政治的榨取。不工作而坐享的阶级，靠红利过活，和生产没有任何接触；这种寄生阶级，在各帝国主义的国家里发展起来了。服侍他们的人数一天天增加起来；从事生产工业的人数比例，却反而一天天减少。
同时在帝国主义的各国里，有一部分的“额外利润”被用来收买劳工阶级的上层分子；利用让步、社会改良计划、腐化劳工领袖等等方法。因此，在帝国主义的各国里，发生“劳工贵族”和“布尔乔亚工党”的现象：这些“工业”的领袖们，和资本家携手进行，狼狈为奸。这是欧美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基础，也是劳工阶级运动分裂的原因。
但是独占资本主义的寄生的倾向既已显露，它是将死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已达到了最高度可能的发展；它的更前的发展，现在已被资本主义独占的形式所阻碍，被用着人为的方法所限制了。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形式彼此发生了冲突。
三 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
最重要的锁钥
伊里奇时常坚执地指出，世界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锁钥之一，是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普罗斗争，和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彼此联合起来。
在原则上，卡尔已经说明过民族解放问题在劳工阶级运动和世界革命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讨论波兰问题和爱尔兰问题的著作里。
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问题有着新的、更紧张的重要性。人类的大多数，都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者。对殖民地的剥削，成为布尔乔亚力量的主要的基础。帝国主义各国里的普罗列达利亚特，必须和殖民地的人民斗争结成同盟，方才能够得到解放。
旧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虽通过议案，赞成“民族自由”、“自主”等等，但总是拘守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机构内，对于独立的革命斗争，并没有给与实际的支持。还有一部分人却争辩着说，“民族自由”只是布尔乔亚的利益，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因此和劳工阶级没有关系；他们说，社会主义反对较大的经济单位之分裂（这一部分的争论，伊里奇称它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这两种倾向，在实际上结果，都等于拥护帝国主义。
伊里奇最先阐明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世界大战以前，他就已经密切地注意到亚洲斗争力量的勃兴；在一九一三年，他写了关于《退步的欧洲和进步的亚洲》的论文。在世界大战的时期内，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每一方面，都下过一番分析的工夫，并指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具有革命的重要意义。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伊里奇曾经这样写着：
在世界革命时代以前，民族解放运动只是一般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现在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开始以后，民族解放运动便是世界普罗革命的一部分了。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译者注
①译者注：“辛狄加”原文为syndicate，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联合方式，由各企业联合组成的，加入的各企业，出卖制成品，购买原料，都须经过“辛狄加”总机关之手；出品数量和提高价格等等，都由“辛狄加”来规定，虽则每一企业仍继续着独立的生产。“托辣斯”原文为trust，联合的程度更大，各企业都完全合并起来；从前每一个企业的老板，参加后都做了托辣斯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