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记杨保堃
一个纯洁的羔羊，默默地以生命和名誉，以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命运献给一种浓黑的地方风气的改革，而残酷地失败了的无声殉难者。
这已是三十年前，儿童时候的事情了。但这个一向被同乡人认为极端可耻，极端不祥的名字——杨保堃，却这么分明，这么庄严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
他是清末科举废止以后，开化——这后来废府置县，改为文山的第一个留学生。也大约是云南的第一批留欧学生的吧？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比利时。所学的是工科。又不几年以后，武汉革命，祖国光复了，这给予这远居异国，且受了最先进的民主国家的自由教育的青年的鼓舞和欢喜，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即在民国元年的春天，他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故乡来了。一方面据说是要看看脱离了异族羁绊，正在企图着振作和维新的祖国，一方面也是迎娶了订婚多年，守候在故乡的妻子。就这样，我们有机会见到他，且至今还分明地活在我的记忆里的他的仪表和风范，也知道了他后来所遭遇到的悲惨的待遇，和不幸的历史。
他回来的时候，如前所说，正是民国元年，祖国光复，一切好像显着有新气象的时候。这时，我和我一般大小的同伴们，进了开化最先开办起来的小学。所读的书，还不像现在一样是人，手，大狗叫，小狗跳之类，只记得有一种有彩色图画的修身课本，第一课第二课，便是慈猴和孝猴，那是人类伦理化了的几个大小猴子的故事。这是二十四孝之类的故事的翻新。但在我们，已是最感兴趣的读物了。当春天山花开放，山国里青空的流霞和云影，明洁美丽得如同新妇的新装。鸟雀处处的欢歌着，翩飞着，和追逐着。我们也有了欣快的集体的短距离的旅行。亦即当时所谓的“远足”。远足的队伍，大家都一色的新衣草鞋。前面则飘扬着国旗。春天的阳光，和暖和的微风，和织人云层里的我们的歌声，与如同蛇一样蜿蜒爬行在野外草地和山坡上的队伍！这的确是象征了自然的新春，和一个民族的新春的吧？杨保堃就是在我们远足的时候和我们见面的。他赶着来参加了我们队伍。长长的身体，白晰明洁的脸面和目光，梳得很光的分头和在现时极为普通，在当时却显得十分异样的西服和领结。他在露天下面，在水边，在山下风景优美的地方，支着相架子为我们照相。不大说话，但表情却极和蔼，嘴角上时时挂着衷心的欢喜和微笑。听老师和同学们说，他是刚从外国回来的，洋文洋话都很好。并且还会唱洋戏呢。因此同学们有请他唱洋戏的。他微笑着，什么也不说。终于和我们的队伍，一路远足归来了。
以后不几天，突然全城都哄传着说杨保堃要结婚了。地点在孔庙里的明伦堂。仪式是“文明结婚”，亦即当时地方上有力士绅所怀着恶意和敌意所大肆宣传着的“洋人结婚”。既不坐花轿，不用吹鼓手和执事，也不叩头，也不拜天地。并且除亲友以外。所有愿意观礼的人，都欢迎去参观。这意思大约是要矫正一种自来相传的繁缛和虚伪的恶俗，和提倡一种新风气吧？所以，结婚那天，差不多全城的老少男女，都如同潮水一样的涌到明伦堂去看“洋人结婚”去了。我和几个同学，自然也来在人丛中。仪式的确是很简单的。新妇虽仍穿大红衣裳和裙子，却是没有头盖，也没有坐花轿，交拜时也只是相向的鞠躬。惟新郎本人，则是白皙的面孔上，更显得有着美丽的欢喜和微笑了。但也就在这同时，拥挤在明伦堂里观礼的群众，忽然如同屁股下面被蜈蚣或毒蛇之类咬了-一口似的，蠕动着，一种传染病一样传播开去的不满和骚动终于爆炸开来了。
“他妈的，这算是什么呢？”
“杂种！假洋人！”
“没见过，真稀奇！稀奇……”
“你妈该没有过洋人呀！”
“败坏风纪，教坏乡村，还了得？”
“啊吓！啊吓！呜呀！呀！”
“……！”
“……！”
就这样台阶下面闹嚷嚷的。新郎官似乎也明明听到，略略感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白皙的脸面上，陡然严肃起来，如同敷了一层白霜，并无一丝血色。只是黑大的两眼，仍沉默地望着阶下，似乎在抗告，也像在搜寻，更像在说明和求乞。总之那种好像发现了_一种意想不到的灾祸的无助的样子，是颇为感动人的。以此，婚礼也就只好潦草地，在宾主的不欢和不满中收场了。但等到我们从明伦堂上归回来时，却见到了遍街上飞满了歪歪斜斜的“白头帖”。据大人们的传说，那是攻击和咒骂杨保堃的。以后几天，白头帖更发展下去，由四城也贴到了南门上坡，即杨保堃家的住屋附近，纸色既不一样，纸式也大小不同，并且后来连粉笔写的，黑炭画的也有了。由所谓有资格有地位的公正士绅和道学先辈所作的申讨灭伦乱纪，伤风败俗的假洋鬼子的皇皇的檄文。以至于小孩子们的画乌龟，画“东帽”：花花绿绿，无所不有，最后，则又听到关于杨保堃的父母的，兄弟媳妇的，还有姊妹们的，真是上及三代，旁联姻亲，总之，他的全家大小，老少男女的难堪的谣言和毁谤，都被有意无意的，好奇和恶意的絮叨在人人的嘴皮上了。全城的空气，也顿时严肃起来。好像满街满巷都装满了圣人和道德家。随时都可以张着血口和利爪，从暗洞中伸出头来，吞噬一切，和扑杀一切。我因为一家亲戚和杨保堃家有着多少的关系，被派到他家去看看他家里的情形。但几次到了那里，大门总是紧紧的关闭着：不像里面还有人住的样子。门外则除白头帖、粉笔、墨画以外；且堆满了被过路人们投掷来的瓦砾、石子和马粪。那景象之凄凉，真是使人感到如同跌落到冰冷和恐怖的海洋里。是的啊，冰冷和恐怖的海洋，这是万人的无智和冷淡，诬蔑和诅咒，忌妒和怀恨所汇聚而成的海洋；这当然是不能令人再存活得下去的了。所以，不几天以后，果然听说杨保堃家全部都搬移到远远的乡下去了。哪里呢？没人知道。家里的情形呢？没人晓得。就好像全家人都远离了开化，远离了人类的社会了。
但事情还并不就此结束。以后则是接二连三的地方绅士向县政府对于杨保堃的正式的控告。当时的县长，卫道和维持风化的热忱和毅力，也并不减于地方上的人士。所以，这案子不单是郑重地受理，且第一次在县府大堂里公开审讯了，杨保堃被提来了。我们也随着众人凑去看热闹。但看到杨保堃的瘦削的脸，和沉默得如同冷铁一样的面容，与远足时所看到的杨保堃，几乎令人不能相信这乃是同一的_人。他无声地站在大堂上，上面是县长，下面是观众。那不是审讯，也不是拷问，只不过是公开的伴合着绅士们的极刻薄的诅咒，和污秽刺耳的难堪的辱骂而已。我想，和我一般年龄，参加了这次盛会的人，大约还记得这情形的吧？当时的这位县长，和出首控告的凭义勇为的“圣人”和“英雄”，现在大约也还有的健在，还想得起他们的伟大的卫道的历史，和卫道的业绩的吧？但是请不必嘲笑，也不用失悔，更不须歉憾，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形，正不缺乏了同一样的人物，用着同一的方法，在审讯或裁判了现在这个时代的杨保堃！他们所做的事，并不见得比三十年以后的同僚们所做的更为愚蠢、可悲、可恼恨，和滑稽。所以对于这三十年以前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悲剧，正不必再作详尽的叙述。眼前的例子，正有的是过去事态的再现和更深刻更惊心动魄的重演呢。
只是在我不知怎的，从这时起，幼小的心灵上，总是惘惘的。我下意识地，或者说也是本能地，要想离开了故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我想生活在狼群和恶鬼道中，或者还有更多的人与人的善意和温暖。所以，第二年，即哭泣着写信给父亲要来省城的学校里读书了。以后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到过故乡。虽然，对于故乡的爱恋，尤其是那四围的重叠峻伟的山峰，和围绕着县城，两岸长满葱绿的小鸡树的磐龙河，和街子天朴实壮健的夷族的男妇，这些都时时萦绕在我的梦魂里，如乳羊之对于肥美的清泉和草地。我的故乡，也正是自己的清泉和草地啊。只是一想到杨保堃的这个故事，便如同触电一样，突然消失了眼前的美丽的意境。这时，涌沸在心情里的，则是无名的忧郁，悲愤和感伤。所以，我憎恶这故事，也努力要忘记了这故事。所以，当我民国十二年，自北平归来，一天，在省教育会里，遇见了会长（或干事？）钱平阶先生，他说杨保堃病死在比利时了。比政府将他的书籍行李，都送到中国的教育部。教育部有公函嘱代调查他的家属，并通知去领取了死者的遗物。钱平阶先生为人严正而负责，且关爱着后生，以为我是开化人，是杨保堃的同乡，当可知道他的家属的情形，和家庭的住址。事实上，从那次县府大堂上见到了他被审判的情形以后，即不知道他和他的家属的消息了。只后来好像听说他在审讯后的不几天，为着逃避了就要临到了的投狱和暗杀，即偷偷地_人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祖国了。故乡的家属，自然是搬到更僻远的山里去了。无人知道了消息。也不知道了住址。所以我听了钱平阶先生的谈话，竟半天不能回答一个字。但也亏钱平阶先生的这一问，我才算知道了他究竟是死在比利时了。
又其后约十年，沪战发生，我从上海归来，一天，在昆明的一个大学校里遇到当时留欧的一个同事，提起杨保堃来。他还记得杨保堃这个名字。但亦仅仅记得这个名字而已。以此，我知道他在异国，亦当是如同在故乡一样的寂寞。他的死与这对于故乡的希望和热爱，与这希望和热爱所换来的侮辱和伤痛，和无边的难言的寂寞和悲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事以后，也听说在故乡还发生过几次类似这样的事件。譬如以热心教育，努力启迪后进，并毁坏城隍庙里的偶像，而得到了恶名的王子善先生。后来终于在桥头被乱刀砍死。接着家庭的惨变，是母死子亡，整个家庭为之粉碎。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以彼例此，杨保堃也还算是很幸运的了。
现在开化故乡的一部分的青年们，在酝酿着出刊物，并向我来索稿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很知道。但我也知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眼前，仍是一切黯淡。为增加了一点必须的经验和勇敢，并防备着不再自己套上了因袭的传统和愚妄谬见的络头，来阻碍了新的希望和前途，我想，让他们知道了杨保堃之类的这些故事，并调查了当时的档案和与全部案件有关人物，以及现在他们的家庭和地方的情形，根据这些，写点关于地方的真实的历史，也略略探究了真正的中国社会的实情，和真正中国人所遭际着的命运；这样，于地方，于地方的新生一代的读书青年，于想使地方有着多少的改革和进步的人，都不是不有益处的。最近云南的一个青年朋友，在计划写一部“中国的文网史”，我很鼓励他努力地，认真地，做下去。认为这总是真的有关世首人心之作。因此，我也以同样的心情，勉励着故乡的有着深心的有志和有力的青年，也多多留心了故乡的这类的事情。
为着这微小的目的和希望，所以我从我的记忆里挖下了这段多年来沉重地压迫在我心上的故事，并向着开化青年们，告诉了这个可悲的牺牲者，这纯洁的罪羊，这默默地以生命和名誉，以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命运献给一种浓黑的地方风气的改革而残酷地失败了的无声的殉难者的名字——杨保堃！
附记
这篇文字写完以后，好像略偿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上的一种宿债，心情上自然微微地感到了多少的轻松。但也仍然觉得还有许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一天，见到了同乡周××兄了。他正是我文中所说的和我一般大小，且和我读着慈猴孝猴的修身读本的幼年时候的同学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家，正是杨保堃的邻居。且也亲见了地方上的这许多“伟大”的卫道圣迹。对于杨保堃的故事，当然比我更熟悉了。只是可惜，他所知道的也并不多，尤其在前一段，也大体不外我所说的：杨保堃遭到了这场祸事以后，整个家庭都搬到不大有人知道，或者也是不愿意有人知道的乡下去了。本来是个大家族的家庭，似乎离散凋零得很快，也很惨。到现在，据所知道的，好像只有杨保堃的一个兄弟，在开化做小生意。至于杨保堃的妻，杨保堃第二次出国时。既没有带走，后来婆家和娘家，都还迷信着，以为这是一个召来恶运或犯了扫帚星的不祥的女子。杨保堃死在外国以后、自然更无归落了。以后只好嫁给一个开米线馆的。也似乎搬离了开化，不久也就抑郁地死了。周××兄所告诉我的，亦即到此为止。并且还说做小生意开馆子都是地方上所谓的下等人，所以他们的情形更没有人注意，或者说不值得提起了。因此，这又令我想到了现在的情形。现在只要是出过国的学生。不论是当西崽，或买办，或洋奴，好像一回国来，总是神气十足，昂视阔步，成为高高在上的高等华人了。月亮也只有巴黎的圆，空气没有“翡冷翠”的发香，这时，即使是王铁匠的儿子，也可以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甚至于更厌恶说锅是铁打的了。中国的命运无论怎样的一天一天走到了破落的次殖民地的地位，但却不断的生长出这些矜骄的国粹或洋化的世家。犹之于印度即使亡国，印度的贤哲即使都走到了监狱或死亡，而印度的王子和高等绅士，仍然满足于他们有优裕的生活。矜骄着他们的以民族的灭亡作代价的高贵的传统一样。同时，现在的一部分自高身价的所谓欧化的学者也似乎很少有人敢于提倡或介绍健全而进步的新风气，新学术，因为这是要冒天下的大不韪的。所以，大家都学得更聪明了，譬如复古守旧，作旧诗词，写古字，谈幽默，谈女人，既博学风推，也位尊而望重，真是名利双收，八面平稳。即使在抗战时明，国土半陷敌手，同胞半为奴隶，而留学风气仍盛极一时，各方呼应，如开奖券，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了。较之杨保堃的所想的，所做的，和所得到的遭遇，真令人有如隔世之感。但中国也就因为还有杨保垄这样虽似幼稚，而实十分呆气，十分纯洁，也十分真诚而正直的儿女，所以保证我中华民族的不会毁灭，说明了中国历史不仅仅只是被时代的幽灵和骗子，永久地涂染了渎污和耻辱！
原载《民主文艺丛刊》第一期（1945.3.31）
第二节 诗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
柏希文先生逝世了，一个天才的诗人，卓越的音乐家，终始以他的生命，完成了一篇美丽而寂寞的真切动人的现实的诗歌。
云南的前一代的青年人，大约都不记得的吧，一个辛勤艰苦的异乡的“洋人”，独立奔走创办云南的英语学校，由校长、教员、以至于司书、工役，差不多都由一人自兼。云南的现一代的青年，大约也还亲见过的吧，一个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洋人”，仍在暗夜的灯光下，在古庙似的浙江先贤祠，教育着云南的青年，和他们讲着古人和远方的文艺的理想和梦想。真挚和爱与健康的热情，不断的从老人的微笑的嘴角和眼光中流露出来。而面前的寥寥的几个学生，总是静悄悄的。这老人在热心地演着一出现实的寂寞的诗剧了。我和一个友人，就在这时剧的场面上，认识了这个老人。
当初是听着老人口讲指划的在和面前的学生讲着英文的诗选。后来下课了，在电力不足的微黄的灯光下面，在摆设着几件陈旧木器的教员休息室里，老人和我们说着他所编排的课程，和他所手写的课程表。由司各特、狄更斯，以至于米尔顿、莎士比亚都有。他说着他们，如同讲说着他的老朋友一样的熟悉。只是终于又叹息着：“学生们，有天才的学生们，每每将近学成，总是投考了邮局或洋行、公司，当雇员去了。”说着，大家沉默下来。“但栽几亩地的宝珠梨，哪怕能结一个果实也是好的。”老人又昂奋的说着，想以永久的希望和努力，来冲破了脑中的寂寞的心情。这是一首现实的生命的诗歌，这是活着的诗人教育家的榜样！我被感动了，心中这么说着，同时也知道了在茫茫的人海，在闭锁着的山国，在腐陋浅薄的云南社会，这个寂寞的老人，却在为着一个宝珠梨的产生，偶偶凉凉地，在大街上，在教室里，在破败的小楼上，在微弱的灯光下面，奔走着，讲说着，工作着，三十年如一日！而周围的社会，面前的一切，仍然是一片无边的无岸的旷野和沙漠。而这老人仍在这旷野和沙漠里，努力着，希望着，直到死夺去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唉！不情的死啊！它不单是夺去了一个老人的生命，也夺去了一种崇高的诗人兼教育家的心情，一种雄强坚定的悲剧的精神，一种这老人心中所有的永恒的努力和希望！
后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人，当能继续起先生的这种希望和努力的吧！是的，一个宝珠梨！仅仅的一个宝珠梨啊！因此，我在有时，对于工作感到疏怠或疲困的时候，便常常想到了老先生的这种精神，和这种心情，来重新振作了自己的软弱，来扫去我面前重重叠叠的黑影。所以，后来，有一次，在一间闹市的破败小楼上，又拜访了先生了。这时先生的病还没有复元，听说每天晚上还要走着路到达文学校去上课。这时，他和我们讲谈的则是护国时代的轶闻轶事。在我的面前，我又像见到了漏夜工作拟西文电稿，秘密奔走着的一个护国时代的英雄。但后来护国成功了，而先生仍然隐居于闹市的破败的小楼上，仍然满足，仍然兴奋于当时的时势，而仍然愿意无人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世。而他的姓名和身世，也果然不为世人所知道。
所以关于他的身世，在云南，是有着很多的传说的。有人说他是英国人，又说是法国人，又说他的母亲是广东人，其他像这类的传说还多。即我之约略知道了他的身世，也还是从一个朋友用心记录下来的片断的札记里。现在，这些札记当会被组织成一篇颇不平凡动人的传记的吧。让我们后一辈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人，尤其是云南的现一代的青年们，都来在这篇传记中，读出了老先生对于一个宝珠梨的希望和努力，使我们感动，使我们惭愧，使我们奋勉！看我们是否能继续着这种对于一个宝珠梨的希望和努力？也看云南这个闭锁的山国，这荒凉的人间社会，是否可以生长出一个硕大的宝珠梨的果实来？
一九四○年，通海旅舍
原载《诗与散文》第一卷第九期（1941.1.11）
第三节 由致悼张天虚君所想起的
在“八·一三”抗战前四年，我由北方到了上海。因为一向生活在北方，读书和服务也都是在北方，所以一到了上海，对于那里的情形，很不熟悉。后来才知道这种不熟悉，在正是不理解。这时，中国学术界和文艺界正闹着所谓“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认为是很无聊的。一部分人将这个“派”派定以后，一方面则是自高身价，一方面则是用来贬损他人。所以在当时，上海的学术界和文艺界，好像是很被人漠视的。我的见解，虽然和这完全不同，但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个青年文艺团体说，也的确颇有使人不能十分敬佩的地方。譬如有一次，我被几个朋友约着去参加了一个青年文艺界的座谈会，颇不以在座的青年朋友们的俨然自命的艺术家的态度为然。我以为在做艺术家之先，得先学做人，自己的行动得多于自己的言语；自己的手，得多于自己的口。不能严肃的生活，和认真的生活，只是吵嚷着，叫嚣着，甚至于私署头衔，标榜招摇，是颇不应该的。因此对于当时在座的青年朋友们，颇有不少直质而至诚的严格的批评。但人数既多，当然见解也不一样。于是七嘴八舌，引起了不少的辩驳和争论。第二天，一家晚报的副刊，还将这些辩驳和争论，如实的刊登出来，当然，许多人的箭头，都是指向着我的了。我在灯下，微笑地看着这张副刊，颇喜欢于这里的青年的泼辣和勇敢。但也骇怪于他们的态度的过于桀骜和不逊。但所谓狂者进取，这些莽撞的生命，究竟是很可爱的。这时，我正在这里的一个大学校里教学。所以，一天和一个同事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乃是：在北方，因为生活环境的比较安定，所以那里的学术界和文艺界比较矜慎持重，但以历史传统的浓厚的影响，一部分力弱的人，不能破壳而出，或自愿凝固和冻结，结果，便不知不觉的，渐渐走到了过去和坟墓里去。对于现代当前的问题似乎是不能去理解，也不愿去理解，这美其名，便是所谓神圣尊严的无关心，或无所为而为的纯学术的态度。在南方，则这里的人，可以说人人都生活在时代的尖端上。随时发生，随地发生的问题，都是惊心动魄，逼迫着你不能不去注意，不能不去解决。所以，这里的情形，即使在有些地方，由于环境的动乱和不安，一切显着多少的浮动，粗糙，或鲁莽，但究竟是向着深处，或实处钻入，可以接解到核心的问题，可以把握到真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现实给予生命的锻炼，究竟会比书本上的来得严厉，来得切实，来得坚强的吧！
到了抗战以后，我们的这种推论，得到了确切的证明了。在当初，闸北大战时，这里的青年，忙迫着作各种的组织，作各种的救亡活动。上海失陷后，又各各经过了艰苦的遭遇，逃到内地来，在穷迫流亡的途程，在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援助的生活中，仍然奋斗，仍然努力。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极卓绝的工作成绩表现出来，所以，只要偶尔接到了从前所熟识的青年们的来信，或作品，或者看到了他们所办的刊物和杂志，或者遇见了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生活和受难的情形，总不能不使人感奋，和吃惊。艰难和不幸，放逐和穷迫，究竟使他们更强健，更进步，也更结实了。抗战便是生活的毫不容情的试金石！过去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人都在抗战的大风涛中，倒毙、腐败，和堕落了。有的简直当汉奸去。有的则卖身投靠，用尽一切的心思，一切的手段，来博取了社会上的小小地位和温饱。有的则穷愁潦倒，既不进步、也不退后，惟装着什匿克的态度骂倒一切，甚至于无情地撕咬着自己的同伴和朋友。惟有这些既无奥援，也没有凭藉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们，一方面负责着物价高涨的生活的重压，连早晚饭都似乎吃不饱了，一方面却若无其事一样，仍然热心地从事于种种的救亡活动，写着上等人物和绅士小姐们并不欢迎的所谓抗战文艺，更出乎意外的是，生活和工作，已经使自己喘不过气来了，而仍然除了中国问题以外，还亲切地留心着阿比西尼亚，留心着西班牙，留心着印度，和其他弱小民族，和大多数劳苦民众的问题。……
张天虚君，正是这样青年中的一个。在当初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的，上海青年文艺团体的一个普通工作者而已。但由于生活和工作的认真，且不断的求进步，不断的努力和学习，所以，通过了抗战期间的艰难和辛苦，使他的识力和能力增进了，使他的心情也广大了。开始是回到云南来，寂寞地从事于救亡活动，和写作。后来则又随军出发，参加了台儿庄的战争。徐州突围转来，喘息未定，又忙着到仰光去编报。最后，终以过度的辛劳，以青年而得了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在这期间，听说也经过了一度的失恋，这当是很痛苦的吧，但也终于如古代拔矢啖睛的战士一样，以绝大的毅力，征服了痛苦，仍然好好的工作，仍然如常的生活。既不恨妒，也不感伤。不，或者乃是将这种痛苦，融溶在更大的爱情，和更紧张的工作里面了。所以，我始终不理解有些所谓的名人，碰到失恋以后所表示的筋脉奋张，报仇雪耻，或不共戴天的小丈夫的神气，或者愁闷感伤，肉麻怨恨，写着化装小旦一类的诗文。较之于这些青年朋友，即使是生活小节，如恋爱之类的问题的处理，他们也似乎是要比别人高过一筹的！
然而，我们的时代和命运，偏对于这样的青年们，并不优厚。始而默默地颠沛辛苦，继而默默地疾病、灾害，和死亡。所留给我们的，则是对于生活百战不殆的努力，与对于理想和希望的永久进取的心情。由于这种努力，和这种心情，使我们知道中国民族仍然倔强地活着，世界和未来的希望和理想，也并没有完全死灭。
一个青年战士的死，说出了时代和世界的预言了！
原载《诗与散文》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42.4）
第四节 难忘的友情——纪念郑一斋先生
我是抗战军兴，沪宁沦陷以后，才回到故乡来的。计算着由第一次的别离，已是二十多年，即最近的一次，也是十余年了。这当然，觉得故乡的一切，都已有了变化。我已失去了我儿时的梦想和热情所萦绕着的故乡了。故乡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故乡的感觉。很少遇到熟识的人物。但丁说：“异乡人的面包是苦味的。”在我即使是故乡的面包，也似乎是这样的咸涩。故乡的一切，对于我好像隔了一道墙壁。这道墙壁，且一天天的加深，加厚，使我越和我的故乡隔绝，我越看不到了我的故乡的美丽和可爱。而那，在我的儿时的记忆上，却是这样的分明，这样的新鲜的。
但后来，这道深厚的墙壁，终于被渐渐地凿破了一个窟窿，且渐渐地就从这个窟窿，透人了美丽和热爱的光辉，使我开始又有着故乡的感觉，对于故乡的一切，又恢复了儿时的梦想和热爱。又在这种梦想和热爱之中，重新去认识，重新去熟习了那于我已是陌生，已是隔膜，甚至于已是厌倦了的故乡的一切。
而这便是郑一斋先生和我的全部的友情。
我和一斋的认识，大约是在我回滇后的第一个月，即二十六年的冬天。正确的日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吃蒌蒿的时候，一个住在玉龙堆的朋友，能用特殊的方法，烹调蒌蒿，略带酸辣，而鲜脆可口，我们以为这是他所做的拿手菜呢，因此便常常在他那里吃饭了。一斋我们最初就是在这里吃蒌蒿认识的。他坐在小屋一角的藤椅上，经介绍了，那长圆的头上，双目炯灼，满脸笑容的对谈着。“在上海时就听说了，只是还没有见过。”他说。“这是雨笙的哥哥吧。”我也这样开始了我的话题。以后则是普遍的说到了“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及沪宁失陷，我离开了-上海，及所共同熟识的一些朋友们的情形。他也说了些关于云南的话。彼此都觉得今天的小聚很畅快，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们就常常见面了。或者三五天，或者一个星期，有时也有别的朋友，有时只是我们两人。他住在北仓坡，我住在小东门，距离很近，一有便就来，一来就坐得很久。这时我妻的两个妹妹，因武汉沦陷疏散到昆明来，正和我们住在一起。一次妻转述两个妹妹的话说：“这矮先生又来了，谈得起劲，又得准备坐到夜三更呢！”其实，一斋之来，不单是在夜里，白天也常来。或者到圆通山，或者到小东门外的菜地或河埂上，走着，坐着，谈着。由当前的问题，到寒山拾得的诗歌，和担当的字画联语。由朋友们的琐事，到整个世界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我们都无拘束地尽情地谈着。我因为走得快，但_斋总是连跑带跳地在我的旁边并行着。有时对站着，抬起头来，也总是十分和蔼和微笑地仰望着我的鼻子。我因此想到了在天津和上海时罗稷南兄每和我散步，就抚摩着胸口，说肚子痛的故事。原来一斋也如同林琴南一样，对于国术是很有修养的。因此，我们的爬山和郊游，或到城郊的附近访问朋友，一斋总是和我徒步走着，甚至于因此叫长公子驾驶着空汽车，或郑大嫂坐着人力车先行归去的日子也有。
有时走路疲乏了，或者即在乡村，或者在城内吃小馆子。一斋对于这多的小馆子，也是很熟悉的。如小西门的牛肉，小东门外的猪头肉，还有城里的蒸肉和昭通面。吃着、笑着、谈着，更难得的是一斋的一种豪放爽朗的气概。因此我们的饮食，也是如同我们的谈笑一样尽兴地，尽情地了无拘束。
但有时，也在一斋的家里。这时广大的客厅里，有的是军政学商界的不同的宾客。在这里，似乎我回到云南来还是第一次看到了主人并不以衣服的颜色，来分别了宾客的亲疏和贵贱。无论各式各样有着社会的不同地位的宾客，一斋都一样热情地，款待着，和周旋着。也就在这样并无差别的热情的款待和周旋之中，宾客们也都各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这里，我又看到我的隔膜了的故乡，这里，我又看到了我的蛮子山国里的人性的美德，和社会的美德，并没有完全死灭。但一斋不过是一个所谓的普通商人，这对于所谓进步的，现代化的社会，对于只知道以绸和布而决定了人们的品级，只知道以黄金和赤铜而有着不同的表情的资本主义和准资本主义的社会，所给与的嘲弄和讽刺有多大啊！
除此以外，一斋对于朋友的交与，也似乎并不计较着年龄的不同，或所谓班辈的差异。譬如，以可悲的幼龄，死在日本海滨的聂耳，在姻亲方面，还是一斋的晚辈呢。但一斋每和我谈到聂耳的事情，就好像如老朋友一样的亲切。又如，在炎夏的时候，大家约着去耍养鱼塘，在沙滩上，无论老少男女的朋友都有。一斋自己也活泼得如同一个年青人_样。有时，且让最幼小的公子，骑在自己脱光衣服的脖子上：“来，爹爹驮着你下水去呀。”说着，最幼小的公子，还在脖子上觳觫的怪叫，一斋却将他扑咚地，摔在海水里，又浴淴着让他伸出头来。“好玩罢，”他说，“外国孩子也是如此的。”他又鼓励着。就在这样的生活和训练中，一斋很想使他的儿女，尤其是最年幼的儿女们，洗却了-一般所谓的商人或有钱人的习气。
就这样，我们的来往，一天一天的亲密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理解，也一天一天的加深了。这时，一斋每来，或在一处时，也亲切地谈着些家庭和姻亲琐事，朋友和社会关系，也商量着生活的许多的计划和理想。这时，我才知道除了面上的笑容以外，一斋的心的底里，也有着多少的寂寞。而一斋的梦，也似乎如同他的生活一样的矛盾，纯洁，而健壮，美丽。他幼年也是生长于一个忧患的家庭，年长读书，也并不怎样的如意。后来也当过雇佣性质一样的小学教师。做生意，也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他的商业之有着像样的发展，似乎还是最近几年，尤其是抗战以后的事。但他并不以这样的事业为满足。所以，他一再和我计划着怎样扩充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并说要推广到南洋去。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也要约来参加。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而云南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也终于停闭了。在上海方面的总社，在敌伪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也当然不能逃脱了被迫封闭的命运。但“读书生活社”，总算在中国出版界，出版了几部普遍流行，且于读者十分有益的书，甚至于划时代的译作也有。而这，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几乎是一斋_人独立支持着，或计划着的。譬如有一次“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籍，有十八大箱被扣留在广州湾，一斋惦念着，焦灼着，恐陷敌手，每来就和我谈到这事，并筹划着去抢救的办法。这当然需要一大批的款子，而这时，一斋的手中，并没有充足的活钱。所以，有一次，他甚至于很勉强的去和一个朋友商量。也终于无结果，还是一斋自己筹款，将这十几箱书籍抢救出来。后来，这些书，仍以原来的定价，在云南很快地销售完了。而一斋的损失，已属不赀。但他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些。正相反，还如同做完了一桩想做而终于做到了的事情那样满意和欢喜。长圆的脑袋上，两只炯灼的眼睛，一见面，又是笑容可掬了。此外，我直接间接所知道的几个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都曾经得到了一斋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和精神方面的鼓励。许多到外地读书或做事的有志青年，及战区流亡到云南的文化界的朋友，苟有缓急，一斋亦尽为设法。
而尤其可感的，则是有一次，一个极富于热情和梦想的青年朋友，自己的生活一点没有计算到，总是辛勤地在编导农剧，和改良农剧，说是这是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极其有效的文艺工具。所以在梦寐中都似乎在计划着努力着这项工作。一天，我到了他的住处，那是在破烂的文庙的一角，屋外有的是古柏，乌鸦，和枭鸟，屋里则是破败的神像和散乱着的舞台用具，和纸笔。而一谈到戏剧和艺术，仍是那样的热心和兴奋，差不多将自己的肚子饿了要饭吃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一天，我和一斋说到了这事，当晚一斋即送了小小的一笔款子去。这给与这个青年朋友的鼓舞，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不几天，文庙里的一个蹩脚的舞台上，终于上演了几出颇值得称许的崭新的农剧，而道具布景之类，也似乎是极其考究了的。但这究竟敌不过厉家班和飞机运来的“五彩歌舞巨片”之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和拥护，所以这个剧社，也终于不能开门了。又有一次，一个远方的朋友，说是看到了战区流亡到湘桂各地的难童，凡是所谓标致可爱的，都被名流或要人挑选去作干儿女去了。剩下些病癞利头，烂眼边，或手脚粗笨的，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因此他将他们的聚拢来，在重庆办了_一个难童学校。自然，这样的学校，有力地援助的手臂，是轻易不会伸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们的经费，时时刻刻都在困窘和拮据之中。大部分的先生也都是义务的性质。但一斋知道了这，也立即寄了小小的一笔款子去。而这些，都如我身受了一样，使我对于一斋有着这多的感激，和这多的敬意。所以，后来一斋的许多事情，苟有问及我的，我都不自外的贡献了许多的意见。如云南大学及附中的捐赠图书，大家都知道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和所谓洋装烫金的外国善本，才值得在堂皇最高学府被阅读着。当然，这是必要的。但这不是说我们的青年学子，都得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不是做古人奴隶，就是做洋人的奴隶。为什么不使现代的中国青年，除了古书和洋书而外，不多阅读一点说到中国现实，和世界现实的书呢？为什么除了做死了的主子，与活着的主子的奴才和顺民而外，不叫中国的青年学习做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和活着的现代人呢？一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在昆明或昆明以外的各地，苟有比较健康，比较也接近现实的书籍，我和别的几个朋友，都代分头挑选，即由一斋付款，然后由一斋捐送到各学校去。当然，这其中的一些书籍，一斋也是极其细心地看过了的。密圈细点，有时且背诵，且摘录。不断地读书和进步，使一斋的生活，也不断地从商人环境，从云南的社会，自己振拔出来，更美丽，更开朗地发展着，和创建着。
所以后来一斋计划着想作一次远行。这异乎从前游大江流域，游天台雁荡时的仅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壮快的游兴和豪情。一斋对于这世界，大约想作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更进一步的努力和服务的了。但以种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交通的不便，这种计划，也终于未能实现。但仍在作各种知识上的准备和努力。譬如后来一见面，就问，近来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出版没有？因此，无事时，总是约着到书店里选购书籍。如有认为可看的，一买就是几十部。这是除了自己阅看以外，还要分送朋友。这是多么慈爱，多么温情的一种用心啊！他希望朋友们都和他一样的进步，都有着和他一样而且一致的呼吸和脉搏呢。后来，据我所知，有些朋友，对于一斋送去的这些书，并不都感到兴趣。但以一斋的好意和热心，且一再送了又送，也终于不能不略看一看，而这在一斋，却已是最大的欢喜和满意的了。
一斋十分自爱，且十分热爱着朋友的一例，则是对于李芷谷先生。李芷谷先生，是一斋所认为天才极高的人。但后来，终于戴着陆军中将的头衔，走到复古的路子上去。生活极端的颓废，和消极。一斋每和我谈到了这，辄不胜惋惜，和恋念之至。还有“废墟诗词”的作者，还有在缅甸大学一面吸大烟，一面讲着很深的佛学的一个和尚。一斋对于他们，都时时作很高赞美，和很深的惋惜。所以，后来一斋很希望我和李芷谷先生见面。我自然很知道一斋的用意，所以终于见面了。李芷谷先生的住屋里，一面是摆满了烟具的炕床，烟雾迷蒙得几乎使人看不清楚住屋里面的人物。一面则是大条桌上全堆着书画碑帖和文具，和一个大得如同磨盘一样的笔洗和砚池。芷谷先生自然也知道了一斋的用心，所以态度很客气。但瘦削苍白的脸上，冷凝的两眼，说明了一个自以为天才者的骄傲和自信。这时，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也只是约略谈到了挂在壁上的一幅齐白石的绘画，喝了一杯清茶，如是而已。但一斋对于芷谷先生，仍是恋念不忘。“这总是让他不要躺在床上才好。”他说了又说，一直到芷谷先生肺病而死，还是不相信中医，一斋还是对于芷谷先生想念着，惋惜着，也是慨叹着，和诅咒着。但我知道这种诅咒，是充满了一斋对于朋友的满腔的爱护和热忱的。
又其次的一例，则是柏希文先生。柏希文先生人格的伟大，和思想的卓越，我在《诗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一篇短文里，已略有叙述。只是，这时的柏希文先生，还在相信英国保守党和张伯伦的外交政策。且对于俄国文学，也似乎认为还不能如同希腊、罗马及英法的古典文学一样，应得到它应得到的地位。换句话说，俄国文学还是非正统的，还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这或者也是一斋希望我和柏希文先生见面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终于在闹市里的柏希文先生的陈旧破败的小楼上见面了，柏希文先生热情而又天真地谈着他的生活，和各种文学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在这里，我看出了一个纯情诗人的可爱和固执。这可爱和固执，很适宜于使他成为一出生活的悲剧的主角。而柏希文先生，也果然成为这样的一个主角，而寂寞地死去了。这给与一斋的惋惜和恋念，也正如同对于李芷谷先生是一样的。
其他一斋像这样热爱着朋友，和鼓舞着朋友的故事，还多得不胜记载。对于现实一部分乡愿的学者，流氓文士，和蝗虫式的教育家，以迎合世态，渎污真理，吞噬青年，扑杀光明和希望为一生的至高无上的业绩的这可悲的现象，一斋也极关心。因此对于真心服务于教育或文化的朋友遂特别的敬重和慰勉。如一次一个从事于教育工作的朋友，也是以一斋的一言而坚定了自己的志向和毅力。又一次，一个心情正直而谦和，对于学术极感兴趣的朋友，对于一些人约去帮忙的信，不知如何置答，最后，也终于以一斋的恳挚的意见，而决定了最后的办法，又如胡小石先生来滇讲学，能够如一斋那样对于胡小石先生有着正确的理解和合理的尊敬的，即使在大学里也就并不多。所以胡小石先生之离滇，一斋和我都十分惘然，也各各作了多少的努力。但终于无补于事实。惟有这个诗人的诗歌和风范，和满是热情和正义感的生活的故事，供我们共同的回想，和共同的忆念而已。
所以，一斋为汽车碰伤，很意外的死去，无论知与不知的友人，都感到了如同断折了自己的手的那样的难过和伤痛，那是无怪其然的。他的事业，他的人间的事业，还正在开始。许多友人，亦以他为一个重要的中心，重要的纽带，而互相联系，互相推进。现在，不情的死，将他劫去，也劫去了和他关连着的最可珍贵，最是无可补偿的一切了。有两个朋友说，听到一斋的死，都各各狠狠的哭了一场。唉，眼泪并不是耻辱的啊，一斋究竟以何种生命的代价，并换得了友人们的这多的想念，这多的伤痛，和这多的眼泪的呢？
现在，在凉秋的阴雨中，我们送着一斋的灵榇到坟山上去了。灵榇在缓缓的走着，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秋意。连绵的秋寸，也似乎是在我的心中低泣。我的左右，再不会有一斋边跑带跳的并肩而行了，彩亭里面的遗像，虽还音容如生，只是已迟滞地被两个瞌睡似的老人抬着缓缓前进。我也放缓了我的脚步。这是我和一斋最后一次的并行。我的脚，好像绑扎着沉重的铅。我也在走着铅一样的路。一直到了篆塘，然后又坐汽车，到了坟山，看着一斋的下葬，行了最后分别的敬礼。这真是生死的永别了。这里，山高树茂，一斋也可以闭目长眠了吧。并且，在这里的左上方，我自己的父亲，也安葬在这里。生时一斋不是和我父亲谈过八大山人的书，和康南海的字，使我父亲很高兴，认为也是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的么，又在左下方，则是一斋所熟识的聂耳的墓。死而有知，也当不会寂寞。所以，长眠了吧，难忘的友人，闭目长眠，如同一个不怠懈的走着自己的生命的途程的人，虽然还不是走完了自己最理想的生命的途程的人。最理想的生命的途程，是有志、有识、有力者共同的大道。走不完的路，即让后人或后死者去继续着努力去。在你，似乎很不必有什么遗念或系念了。所以，最后我们祷祝了这里的和平而慈爱的大地和山林，受纳了你的永久的长眠和安息！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西山
原载《诗与散文》第二卷第四期（1942.11）
第五节 提琴
一
如果我的贤慧美丽的妻，是我的第一情人，则音乐当是我的第二情人了吧？我现在拈出“提琴”两字的题目，这也是多么美丽的，我的情人的名字。同时我的这篇文章也将是我的一个最美的情人的回忆了。
音乐之能抓着了我的心灵，与似销魂也似的迷恋和沉醉，那差不多是先于我长着音乐的耳朵以前的事了。我的故乡是蛮子的家乡，是太古自然的巢窟。在我很小的时候，各种的天籁，就已经如祝贺我的新生的谐乐一样，鸣奏在我的摇床前面了，这时我好像能够从鸟鸣里分辨出鸟的颜色，从飘逸的云影可以轻拂着云彩走路的声音。至于风声水声，树林的呼啸，与流泉的淙铮，即更是如同将一把七弦琴弹奏在我的心里，那样的使我十分熟习。我也能听见蝴蝶拥抱着桃花的低语，它们的低语带着少女的呼喘的馨香的气息。我也能看见青碧苍翠峻伟峥嵘的高山，向青天伸出了巨大的手指，挥弹着赤炎红烈的太阳的金弦。太阳的每条的金弦都闪射着音乐的光，爆燃着光的火焰。所以我的第二情人，我的亲爱的恋侣，在我还在襁褓中，在我还没有生长音乐的耳朵以前，我已用我的心听着她的美的言语，与爱的声音的了。
但这福分似乎不是仅我_人才能享受的。因为在那地方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做工的人。在春天，孩童在山坡上放牛羊。成年的男女在田地中栽秧、种菜。较老弱的男女，则来回的走着田塍中的小道，为做工的人送饭。这时的青天，蓝蔚而高，澄澈净朗。太阳如一床温和的暖被。微风走过在碧绿的草地。一山的野花，都已沉醉了，低垂着微笑的红靥，将雾雾一样的浓烈芬芳的气息吹散在空中。这时就往往有游丝一样的歌声，从劳动着的人的口里唱出来。有优美的女人的歌声，有嘹亮的男子的对唱。这是他们在传递着欢悦和爱，用他们的美的歌声。牧童则任情信口的唱着牧羊歌、山歌，秧歌，以及一些俚俗的小调小唱和着手中粗陋的乐器，如一只短笛，一个叭鸣，一只芦苇的哨子之类。能鸣的鸟也一样，鹧鸪在吹奏着胡笙，班鸠在叫唤着爱侣，蜜蜂也在花丛中嗡吟着爱的情曲。天也醉了，人和物都混融在和悦美丽的歌声里。整个的宇宙响震着春天的和谐的大交响乐。凡是能发声的都已发声了，凡所发的声都合于大交响乐的自然的节奏，每一自然的节奏都如五彩的丝带一样飘散在窅冥空廓，苍碧无际的青空。我见着那丝带的样子了，如海浪，如柔云，如青春的透明的裙裾的飘动，如处女的微喘着的粉色的胸脯，如太阳的七色的光带，如电波似的在无风的海一样的天空中闪射。我也看着那丝带的颜色了，金色的，银色的，桃红色的，艳红色的。如新酿的葡萄酒，翠绿色的如新采掘出来的发光的碧玉，紫色的如波斯王宫里的锦幔，金黄色的如阿波罗驾驶着飞驰在红云里的太阳车，净白色的如诸天使的美翼上飘坠的银羽，宝蓝色的如克留巴脱拉皇后的媚人的眼睛。一切的美色，一切的美音，都交织在春天的晴空，交织在春天的秀野里了。我好像分明的看见了，听到了，也摩触到了那没有边际也没有高厚的一片的诗歌的网，与音乐的云。我伟大的情人啊，这又已经告诉了我，她已将她的爱分与了所有在春天的太阳下的劳力人，所有的宇宙的万类。
在秋天，我的这最美的情人，自然也同着收获已毕的农夫农妇们，共享了他们的快乐。也和着已经凋零摧残了的草木吟虫，分尝了他们的悲哀。每当夕阳西下，或皓月临空，在每家的空旷的麦场上，常常围着土茶壶，聚着三三五五的人，说笑欢谈，我的情人则如一个纯朴天真的村女，陪伴着他们，为他们抚按着钝拙的低音部的键盘。和着他们的和乐的谈笑，直到夜深，他们收拾了矮脚桌凳，与饮茶的盘盏，各各掩着柴门，埋葬在沉酣甜适的健壮的梦里，她才改换了浓装，也调换了键盘，这时她白衣素服，如一个带丧的天使，如月宫的修道的真女。她的面容和服饰，如同她的心与她的歌声一样，凄凉清寒。她随着萧疏的秋林里面的僵坠的落叶叹息，她对着已经消瘦了的峻峭的高山，和山峡中的寒泉低低对语。也伴着衰草中的秋虫的凄切的嘤咿，也将悲哀的眼泪涂抹在天上，变成了点点的银色的疏星。也粉碎了自己的悲歌，抛洒在人间，变成深秋静夜里的处处的微吟。
原来，有着至美与至广大者的心里，也隐藏着相应于那美和爱的至深切的悲哀。我倒在我的情人的怀抱里，接受了她赐给我们全部的自然的美与至爱，也饮咽着了宇宙的无限的悲哀了。
二
但其后我离开了我的故乡，我失掉了我的情人了。虽说我一样的可以看见晴空，可以吻着星光和月光，可以听着四季的不同的风声，但风声里已经没有了我的情人的芬芳的气息。蓝碧的晴空与星光月光，亦常隐避在埃尘和雾霾，如一个乱发的美人。长期的遥远的别离，都一样的凋颓了我们的青春时代的容颜，将情愁离绪充塞在我们的寂寞的心里。我在流浪的长途，在烦嚣的都会，想藉着那各色各样的蠢笨而丑陋的所谓“器乐”的东西捕捉我的少年时代的梦影，要听我的情人的美音的那企图，也无疑是要失败的了。
在昆明，那是我离开了农村，最初接触者，并在里面生活得最久的一个都会。密挤的房舍和市廛，喧腾的人声，劫夺去了我心中所有的和平与宁静。狡黠聪明之至的人面，亦多如病的或发狂的猴子。我已失去了我的红活健壮朴实率直的做工的人的伴侣，只仰视苍翠高峻的太华山，与碧波浩渺的滇池，使我知道离故乡尚属不远罢了。但听着深夜三五瞎子大街上拉着胡琴三弦唱着卖唱的过街调，究竟使我心惊，感到异样的凄寂，如听到了我的最美的情人的凶耗，也是预知了我的未来的不肖的命运。
生活在永久的黑夜里，以行杖指点着街石，续续的前进。以手中的一根不断的弦索和着只有自己可以听见的歌声，要叫醒了熟睡了的人们，要安慰了极度疲劳后的灵魂，这不幸且悲惨的职业。是我的情人的怎样的遭遇？所以虽那些瞎子有时亦觅到了主顾，被招去唱着些故事小曲，如《醉打山门》，《黛玉悲秋》之类，但我从微弱的灯光下面，看着他们的紧闭着的无光的眼睛与凝听着琴弦的苦闷的脸，并听着他们的清越悲楚的歌声，我似第一次看到了我的情人的受难的面影，第一次从我的情人的喉舌里，听到了她自己的凄怨，也听到了我心的缺陷，人间的缺陷，和宇宙的缺陷。古今来原也无一个爱和美的曲调，被弹奏得十分的和美完全！
古代希腊的一个大悲剧的作者，听说他的光圆的头，曾经被海鸟误认为是一个坚固的岩石，因被掷投了一个很大的海蚌，遂遭了脑袋劈裂的惨死。这已经是说旧了的故事了。意大利的一个歌剧作家，亦曾以穷迫横死。这后来脑盖骨被发现，却已是作了一个屠户的钱罐。在东方晋朝的戴逵，因为不愿意到侯门挥弹着指下的一曲，也自己砸碎了自己的一具心爱的古琴。钟子期死，伯牙以不复逢到知音，也终生使自己的琴弦绝响。心音总是这样的弹不完全，完全的音，总是在低诉着心的缺陷。更不要说贝多芬的乐艺成圣，自己却已成了聋子，而《月光》一曲，也正是藉着一个偶然欣逢的女子，在凄静的也是高昂的抚按着自己的悲苦而雄壮的一生。
这是无怪其然。音乐的声音最美，音乐的情爱最真。耽于世俗的秽浊的悦乐，必不会有着一只心的耳朵来探寻到了这音乐的情人。而这丑恶而渎污的人间，亦最不容这情人的最美的声音与至真的爱情。所以我走人了人间也愈深，我所知的我的情人的际遇也愈惨了。这又一证据之一，则是下面一个朋友所述的信阳女子的故事。
因生来的最美与最慧，所以在最小的时候，即从慈和的祖母的手指上学会了家中传世的古琴。但旧琴谱出了新声，一个少女的梦，如新春的红梅，如半开的玫瑰花一样，新艳的，芳馨的，开在无声的七弦琴上面了。祖母自然也很欢喜。祥云拥抱着初春的嫩红朝阳，祖母和孙女的梦，都一样和调美满。
但后来以父母之命，这少女终于要订婚了，——闻婿家是一个有些近于白痴的丑陋恶俗的男子，于是琴上的琴弦与少女的手指，都一样的喑哑了。她新缝了一个精致的锦囊，将琴装好，挂在寂静的书室里的墙上。琴囊上的尘封愈厚，少女的面上一天一天的减削了光华艳丽的容光。这时她做了一个拙劣男子的妻，一家专制家庭里的媳妇已经有三年了。
那大约是一个中秋节的第二天吧？那地方的风俗，凡是远嫁的女子，都可以归宁了。少女回来，如一匹落叶一样静悄悄的。走到旧日的书斋，也无视于悬挂在墙壁上的琴囊。大约那是装着她的死了的梦，她也不愿为她的已死了的梦来引动了自己的感伤。她见到了她的祖母，没有话说，也如同落叶一样，静悄悄的。但夜深月上。清光丽天，万里无纤云，普照的月光，终于引起了祖母的爱心了，于是被迫不过自己亲手拂拭了土埋尘封的琴囊，新调理了旧时的琴弦。但怎么少女的清歌却变成嫠妇的悲切的哀吟了呢？直到赏音的祖母，惊觉到那是在倾吐着碎心的悲楚和不祥，琴上的琴弦已为少女自发上拔下的一只簪笄所割断。同时，继续着已经断了响的弦弹奏着的，则是一片如同银泉一样的无止的呜咽的泪声。
不久，这少女也就在沉重的忧郁中患痨疾死了。只她的祖母到如今还保存着她的断了琴弦的古琴。
此外，也都还听着许多音乐家的故事，与各种不同的乐声。但都不是我的情人的旧时的消息与美的声音的了。
三
在我，我小时是山国里的野孩子，长大，却成了人间的流浪人。既没有慈祥的且精于乐艺的祖母，更没有家中传世的玲珑精美的古琴。只自然安排在我心里一具的弦乐，但也是如同信阳女子的古琴一样，已经柱折又弦断，不能发声的了。我完全成了一个凝血淤塞了喉嗓的夜莺，在天晚前的光的期待中不能唱出一个字，我也如同古代一个瞎子的仙人，独行经过了大荒山又大森林，听着四周的狼鸣虎嗥，毒龙在喘吟，忽然失落了手中的弦琴。哑了的口，哑了的眼睛。哑了的心不能再悲鸣，哑了的手指也不能再弹一曲可以使百兽驯服的歌声。我也如同一个负创的兽卒，一个碎心的恋人。亲爱的情人啊，假使地老天荒，我又重新碰到你，我的寒噤的口是否还能同你饮下一杯大爱的合欢酒，我的断弦的心是否还能与你心共鸣？
所以，在我从旁人手中的乐器听不出我的旧识的声音的时候，我极愿意自己来有了一具的乐器，——最好是一具提琴。因那样子的秀丽俊雅，如一个古装的希腊美人，当也有着美的喉管，能吟唱着美的声音了吧。虽然，我至今还不能自己知道我需要这美的声音，究竟是要它来弥补了我已断了弦索的心音，还是要它唱出了我心中的填塞不了的缺痕，但我追逐寻觅这意想中的提琴，总是如同追逐寻觅这意想中的情人的热心和努力的了。
这是在一个北国的严冬的下午，窗外的很厚的积雪，使都市里的一切杂声都已平静了，T君在我们的狭小的屋里，为我拉奏着印度和俄国的古曲。我醉心的欢而痛！我的灵魂无助的浮泳在游丝一样的，浩海一样的音波上面。我听到我的久别的情人的歌声，如从前一样的朴茂雄浑，激壮苍劲。虽然在一首印度的哀伤曲里，也有着深的悲哀。——伟大的悲哀啊，如慈母在悼叹着游子，如少妇在怀念着远方的离人，如宇宙永远凋落了美的青春，我欲跪下，流着我的泪。我咬着了那声音，如我衔着一只盛满了唾涎的白玉的酒杯！
不久T君远行，这琴也就属于我了。我将它拂拭干净，抚抱在怀中，摩挲着它的光洁的面，又将它谨慎的挂在墙上，微笑的凝视着，如对着我的情人。我总算比被描写在小说里的乐人杨珂还幸运。他为梦想着要得一具心爱的提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甚至在临终的床上，也还是念着那为它而得祸又卒没有到手的提琴，如果如他所希望的在天国里可以被上帝满足了自己的衷心的需求。那样是美满不过的了。但既在天国，有的是天使的清歌，与风云的曼舞，或者对于这提琴，反视如可厌憎的俗污的赘物，所以杨珂的深情固可爱，杨珂的痴心却可怜。而我现在则生活在人间，我已经有着一抱的提琴了。我心中欣狂甚大欢喜，我欲昭告天灵三界，我已经逢到了我的久别的情人，——不，我的情人的背影，我的情人的语声。
只是我的情人，为什么却低哑的喉咙改变了旧时的声音？我将洁白的马尾做成的弧弓，轻轻的从它的面上拂过，它发出呜咽的声音来，——如一个情人低诉着胸中的哀怨的哭声。再调好了弦，声音也一样，这当是不关乎我的手指的蠢笨，大约我心中的琴弦已断，我的情人也和我一样不幸，再歌唱不出一曲美好完全的歌声。但我满足于我的这样的命运，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是在人间啊！
所以我们无语的相对，用暗哑的心在诉说着我们的爱情。我含笑的瞅着它的黝黑的小耳朵鉴照着它的发光的面，我在它的面上看出了我自己的面影，我心自然也深深的埋藏在琴匣，埋藏在它的心里。我们的爱情，在缺陷的心中永远是这样美丽，这样的年轻！
但自我入狱，这具提琴又已经保留在另一个也是和我一样耽于音乐的爱好的朋友的手里了。那提琴当会另发出一种很异样的声音来了吧？同时我对着监狱的铁墙，也在遐想着古代英国的皇帝，被囚禁在远方，后来从狱墙外的琴曲和歌声，知道了相识的旧友，因此被营救脱祸的故事。现在则那琴曲和歌声所当营救的则不是我。我不是帝王。我的情人所当营救的乃是和我一样众多的百姓。所以我的提琴，我的情人，去吧！如黑夜中拉着胡琴三弦的卖唱人，要敲击着所有的心灵之门，要使熟睡的人惊醒。要召来了青春和光明，使无光的人可以睁开了眼睛，在风声、雨声、云声、太阳声、夜月声里。带着我此时响震在耳畔的镣声和锁声，在悲声里，混融着你自己的大爱与美与深情！
原载《没有仇恨和虚的国度》
北京人文书店（佩文斋）193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