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人及其他
在上海，南京，北平，有“重庆人”之美名。在重庆，在四川，与这相同者，则有“下江人”。据说下江口音的人叫街上的洋车，拉洋车的四川人总是不大理睬的。这我从一篇文章里读到的，尚未用自己的经验去证明。第一，我不大坐洋车。第二，幸呢还是不幸呢，我讲的也是“下贱”的四川话。
在重庆的舞台上，四川话是只能被戏中的老爷们、太太们用来和听差和老妈子会话，以引起观众们的哄笑的。然而在重庆的街道上，高贵的下江话却又不受欢迎。下江佬在这种时候也就学说起四川话来了，说得有些怪声怪气。我想，洋车夫之流的四川人还是分辨得出来的。
前年年底，黔桂吃紧，重庆震动的时候，听说许多下江人都恐慌起来了。万一敌人深入，只有逃难到四川农村，那时候，他们怕乡坦头的老百姓对他们不客气。
下江人和四川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尖锐，这样紧张。
一定有不少的下江人会叫冤枉的，正如今天有些“重庆人”在叫晦气一样。他们被旁的人拖累了。他们没有叨多少“下江人”的光，却背了这个称呼被歧视。
重庆的街上有不少这样的下江人。前一向大街小巷，他们都摆着地摊。马歇尔将军来了，他们触了一点小霉头，热闹的大街上都不准摆了，只有缩小范围到冷僻的地方去。这些地摊有些似乎国难储蓄也还不少，一堆一堆衣服和化装品，但大多数都是很寒的，破皮箱一口，旧旗袍两三件，褪色的领带几条，如斯而已。摆地摊的先生或者太太就这样鹄候街头，其状也有些惨。这就是胜利之后的重庆的某一些下江人。他们多半是公务员。他们连到上海、南京或者北平去作“重庆人”的资格也没有呢!·
那么，是不是我的同乡洋车夫诸君或者乡填头的泥脚杆诸君的憎恶错了呢?他们虽说粗疏一些，但是，在他们这个笼统的憎恶里却反映出来了一个残酷的真实。这八九年来，他们实在被剥削够了，实在被糟蹋够了。而这空前的灾难，是某些下江人带来的。
有很长很长的时期(就是现在也并未完结)，中国人歧视外国人，给他们取个名字叫“洋人”或者“洋鬼子”。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听过许多关于洋人的故事。有的说:洋人喜欢吃小孩;有一天，一个中国女仆打开洋人灶上的蒸笼一看，天呀，里面原来蒸的中国的婴儿。有的说:洋人的眼睛能够看透地底下;他们发现哪里有金银宝贝，就偷偷地挖走了。大人们说得活灵活现。我长大了一些，我笑他们的故事太荒唐。我再长大了一些，我却又悲痛他们的故事包括着太残酷的真理。是有那样的洋人，他们窃取了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财富。是有那样的洋人，他们直接地间接地虐杀了中国人民的子孙。
中国的老百姓的确粗疏一些，他们分不清洋人当中有两种人，也分不清下江人中有两种人。不过这一点不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有一种经验，还没有两种经验。就是说，他们只是从某一种洋人和某一种下江人吃了大苦头，都还没有从另一种洋人和另一种下江人得到直接的好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很客观，很科学的。他们叫不出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独裁者这些名称，他们的眼睛却清楚地看见了这些人，他们的心却痛楚地感觉到这些人，他们就给这些家伙取了个很通俗的名字:“洋鬼子”，“下江人”，或者“重庆人”。
1948年春天
朱总司令的话
抗战初期到过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总是极其亲切地谈起朱总司令。很遗憾地，和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不曾有过个人的接触。
然而，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简短的讲话，却给了我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记得的只是当时最感动了我，也就是最教育了我的几句话了。但是，就是几句话，也很应该记下来吧。我相信从它们，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样地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也可以和我一样地得到重要的启发。
先后开了三天的文艺座谈会，我记得朱总司令都是到了的。他和毛主席，和另外几位中央的同志坐在一个大的长方桌前，用心听着文艺界的同志们热烈的发言和辩论。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发言结束了，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他站了起来，用很朴素的中国老百姓的语言而又很深入很精辟地讲了几句话。
当时会中有这样一个争论，革命的作家是不是要经过一个转变。当时会中又有这样一位狂妄的人，他提倡所谓“新英雄主义”，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个作家。由于这，朱总司令说：
“哪里不要转变呵。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志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听着这样几句话，我内心的反应和波动却是颇为复杂的：
虽然我不像有些革命历史比较长久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点上包袱那样重，觉得自己一开始写作就是很革命的了，根本无所谓转变；但也总以为自己一直是在追求真理的，到延安是自然的结果。总之，也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是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是一种阶级变化。而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地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欢粉饰自己的心理，而认识了这样一个客观真理：是投降。转变也好，投降也好，从好的转到投到坏的自然是耻辱，是堕落，但从坏的转到投到好的又有什么需要遮掩的呢，这正是光荣，正是向上。而且，投降，朱总司令用的这个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确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缴械。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
当时内心的活动自然未必有今天写的这样明确，但是朱总司令的话的确给了我以很大的认识和决心去甘愿向无产阶级缴械。这使我在以后的整风过程中减少了很多矛盾和苦恼。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又使我认识了革命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革命的领袖是怎样产生的。只是一心一意地为工农大众做事，打仗，并不打算要当总司令或旁的什么，这正是毛主席所提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的精神。伟大的领袖也好，伟大的作家也好，都只有人民群众才有资格来推举，不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封赠，或者由你那一小集团来封赠的。
朱总司令还在继续讲下去。他又说：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时候，这已经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是的，在那一二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苦一点。就是在文艺界，也难免有个别的人有意见。反革命分子王实味所提倡的与其实行的“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阵营进行工作”，就是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物质生活困难这两者来作基础。但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还不止解决了这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方面启发了我。我们常常说立场，但是有的时候连延安和大后方的根本区别都忘记了。大后方一切的财富，享受，繁华，还不是都是为少数人所有；延安和解放区的物质条件虽差一些，却是人民及其先锋队作了主人的地方。朱总司令用“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这样通俗的说法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区别。
我现在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片段了。朱总司令讲话的总精神是要作家们为人民服务，改造自己。
所以，毛主席站起来作结论的时候，首先说：“其实总司令已经作了结论了。我的意见是和他差不多的。”这两句话说明了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谦逊，同时，朱总司令的讲话和毛泽东同志的后来发表出来差不多快到两万字的结论，其基本精神的确是相同的。
韩同志和监狱
延安有不少曾经坐过监狱的老同志。在二十年来的监狱中，是死去的多吧，但也有活着出来的人，并且抗战后到了自由的区域里。对这样的同志，我总是怀抱着敬意的。但是，既然这样的同志不少，大家又忙于工作，我也不曾有意去找他们谈到这种经历。后来是文学系来了一位同事，他曾在上海坐过外国人的班房，打算写出他的《狱中记》，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的一种记录和控诉，我才从他那听见了一些监狱里的情形。犯人的衣服，衣服上的号码，脚镣、手铐、橡皮鞭，多少步长多少步宽的屋子，就在水门汀地下睡觉，薄薄的毯子，饥饿，寒冷，寒冷中的失眠，外国人的威风，残暴，以及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渴想，敲着墙壁传话，同难者的团结和进行斗争……这些，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旋转着，慢慢地构成了一个形体，仿佛我也曾经在梦中走进过这样一个可愤恨的所在了。
然而更深沉地震动了我的神经，使我窥见了监狱的阴森的却是另外一个同志。我们称他作韩同志。他是一个很枯瘦的人，走路的时候总是提着一根延安土制的手杖。他那时作鲁艺的干部处长，常常到教员们的窑洞里来看看大家，常常参加我们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他发言的时候热情而又仔细。总之，这样一个干部处长，我们是对他有好感的。但是，我后来听住在他附近的人说，他每晚上总是一个人在窑洞里深夜还点着灯，要下一点以后才睡，而每天早晨，又总是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了。而且在那静寂的深夜，人们都沉沉地睡着的时候，他就低低地哼起歌声来，一种很异样的悲苦的歌声。自从听见了关于他的生活的这种叙述，我再碰见他，望着他背已经有些弯曲的身体和陷下去的脸颊，我就在敬意之外更对他怀抱着一种有悲苦意味的同情。然而他却是毫不意识到他的健康不好和生活不正常。他仍然常常热情地快乐地来看我们，和我们谈天。有次，我问他：
“韩同志，听说你睡得很少，是不是对身体不好?”
“没有什么，”他笑着说，“那是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我每晚上只能睡三个钟头的觉。但是，睡三个钟头也就够了。”
从这我才知道他坐过五六年监狱。但详细的情形他没有讲，我也没有向他探问。只是我想，中国的监狱大概比洋人们特为中国人设的监狱还要残酷吧。至于地下工作他却谈起过。他说他还是喜欢作地下工作一些，那有味道得多。他很有兴致地讲起狗子们钉梢的花样来，跟着你上电车，或者在街的那一边人行道上跟着你，等等，而他却又有许多方法摆脱那些暗探。
过了好几个月吧，韩同志被调到干部休养所养病了。他走后，我向一个同事偶然谈起：“韩同志身体瘦是瘦，不过精神还是蛮好。”他回答我：“你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休养吗?他的精神状态后来有些失常了，有一次他找一个同志去谈话，他劈头就严厉地批评起来，而这个同志却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才发现他把这个同志错当作另外一个人，才说，哦，你原来不是某人……”这个叙述才使我认识到长期的失眠已经对于他的神经发生了严重的影响。于是，我又仿佛看见了他枯瘦的身体，看见了监狱，看见了他独自在深夜里点着亮亮的灯，并且低声地哼起监狱中唱惯了的歌来。
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监狱，这中国革命史上残酷而又英勇的一章，是应该有人去好好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