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我们在采黄蒿扎防空伪装，用白布缝棉袜，把破军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我们将有一次行军。到哪儿去呢，要走多远呢，因为是军事秘密，我还不知道。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我决心跟着这军队走一趟。这个离日本军队只有一百多里的晋西北的小县城，除了曾经被轰炸一次，一个多月来都是很安静的，缺乏着战争的气息的。现在我愿意带一本厚厚的练习簿，一支自来水笔，去接近战争。
你会想起我从前是多么憎恶战争吧。我曾经称它为“人工制造的死亡”。我曾经痛恨过人类为什么愚蠢到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的自我屠杀。自从我知道枪和子弹能够突然一下停止人的生命，我就不愿意摸它们。当我读到那个世界闻名的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在论文里攻击着军队，我曾经热烈地同意过。那些鞭子一样的句子我已不能背诵出了。大致他是说那些专门从事杀人的人不但不知羞耻，反而象雄鸡一样在街上排队走着，穿着漂亮的制服，而且奏着军乐。我那时也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农人能够种出五谷，工人能够做出各种物品，而他们却只会制造残废和尸体。
我这种对军队的憎恶不仅由于书本知识，和我幼年的生活也有关系。在我的家乡，在二十年以前，买东西少给钱，拉夫，随便打骂人是一般军队的纪律。县城里还驻扎过一个由土匪编成的团，他们轮流地，一连两连地化装到乡下去抢劫，绑票，攻打寨子，算作“关饷”。从外省来的“北兵”也好不了多少，除了坏得稍微笨一点儿。他们常常在街上端着一杯污水走，看见衣服穿得漂亮的人便故意一碰，让杯坠落到地下，然后扭住你，说你碰翻了他的官长叫买的西药，直到你从身上摸出五块十块钱来赔他。最足以说明那时的军民关系的莫过于曾经在我们县里大闹过一次的“神兵”的口号。那些被土地的贫瘠，层层的剥削和饥饿磨折得近乎发狂的农民，在几个自称为“大菩萨”“二菩萨”的人的率领之下，相信着吞了符水便可以刀枪不入，从偏僻的山里开始了暴动，执着锄头，菜刀或者火钳，一直进攻到县城附近，喊着一句朴素的口号：“杀灰狗儿。”因为那时的军队都是穿的灰色的军装。他们缴得了新式的武器总是用石头砸坏，或者扔进河里。
然而抗战使我纠正了我这种朴素的情感和见解。我不能不承认人只要不至于甘心被杀死，被当作奴隶，他即使憎恶杀人也得拿起武器。我不能不感谢那些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着的兵士，靠了他们农人才能够在土地上播种五谷，工人才能够在工厂里制造物品。我才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的战争。
而且我感到了做一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从四川投奔到华北。
我第一次和几个八路军的兵士坐在一辆没有篷的汽车里的时候，我不但不讨厌他们，畏惧他们，而且感到可以和他们作朋友。他们对我谈着山西游击战中许多故事，谈着“长征”，谈着他们的家乡和幼年。当我们结束了从西安到延安的三天旅行，当我们下了车，当我们将要分别，我和他们亲热地拉手。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手曾经杀过人。相反地，我想到了从这些粗糙的农民的手，自由的新中国将要被建立，幸福的生活将要被带来。到了这里，有一天我去参观炮兵营，意外地碰见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了，然而他那样亲切，那样快活，忙着给我烧开水，引我去看大炮，和我谈话，使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
现在我将跟着这样的一些兵士去行军。我自己也早已象一个兵士了，穿着棉军服，戴着军帽
第二封信
……我们有过了一次小小的“长征”。我们到河北中部来了。
我们并没有遇到战争。抢过同蒲路的晚上，日本军队从几里路外的据点乱放着炮，我们没有理他。抢过平汉路的晚上，我们的队伍刚过了一大半，一列日本军队的巡路车驶来了，然而与其说它惊动了我们，不如说我们惊动了它，因为它很快地逃走了，没有停留，也没有放一声枪。第二天，我们在辽阔的平原上行军，日本的飞机来追了我们五次，丢了不少的炸弹，放了不少机关枪，结果我们只牺牲了一名马伕。
然而并不因为没有遇到战争我们这次行军便成了一次沉闷的旅行。许多生活里的有趣味的琐事，将来由我的日记告诉你。我急于要向你说的是这次行动使我清楚地了解了华北抗战的情形，了解了装备如此不完善的八路军为什么能够支持如此艰巨的华北抗战，了解了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沿途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建筑兵房;过去那种强迫“扎兵”的办法我们也不采用;我们每天由一些副官在大队伍之前赶到要宿营的村子里去交涉，让有空房或者可以腾出空房的人家自动地让我们去借住。这就是说整个队伍分住着几个村子，而在每个村子里又分住着许多人家。这就是说每天晚上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当我们进屋的时候，走的时候，或者借用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客气地说：“打扰你们”，或者“麻烦你们”。从他们得到的回答也总是一些亲切的话句：“咱们都是一家人”，“咱们军民合作”，或者“咱们不是为了打日本吗？”
每天都见到的事实使我每天都感动。
我们的队伍白天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村子里的老头儿，小孩儿，男的，女的，披着老羊皮的，穿着红裤子的，总是从家里跑出来，拥挤地站在街边，看我们过。有时指着我们俘虏来的高大的日本马，他们说：“那是匹洋马。”有时看见马也披着麻做的伪装，他们快活地笑了起来。我知道这也可以说由于乡村生活的寂寞。但在从前，就在抗战刚发生的时候，老百姓对旁的军队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欢迎。队伍还没有到村子里他们便早已逃到山里去了。他们对比寂寞更能够伤害人的饥饿、寒冷都能够忍耐。进入了晋察冀边区的境内，因为老百姓更经过了组织，我们在沿途更看见了欢迎我们的标语和放在路边让我们喝的开水。
在孟县沙湖滩，我借住的家里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儿。他抓一大把黑枣来送给我吃;我问他的价钱，他说：“这用不着买。”他好意地告诉我这味道象葡萄干，又象干了的柿饼的小果实，吃多了会肚子痛，吐清口水。谈到八路军，他说：“你们就和姚遂王的军队一样好。”我当时想：姚遂王是谁呢？难道还有和八路军的纪律一样好的军队吗？后来我猜着了，我才自己笑了起来。他说的是那存在于渺远的古代的传说中的尧舜。
在到平山县秘家会之前，在我们将要经过的道路的旁边，一大群老百姓在那里站着队，有的还执着纸做的小旗。他们当中的那些小孩在唱着歌，唱着“抗战已经来到了”。当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突然热烈地喊起口号来了。一些很简单的口号：“欢迎八路军”，“坚持抗战”，或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而听着那种从心里面喊出来的声音，看着那些穿蓝布长棉袍的农民把右臂高高地举起，我真感到愿意去做一个为他们去战死的兵士。
刚才我到村公所去和几个老百姓谈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去年国民党的军队从河北撤退的时候，政府机关的官史们都逃到河南一带去了，而且接着这里那里都起来了一些司令。一个司令往往只统率几十个人，他们向邻近的村子要白面，肥猪。为着抵制这种军队，有些村子自动地联合起来，自己也产生一个司令。“这屋子去年就是司令部呢，”一个年轻小伙子笑着插进来说。一直到吕正操将军来后，这一带才恢复了秩序。而曾经在这小屋子里住过的那个司令，一个拥有八九十个弟兄和几十条枪的农民，现在却被收编为吕正操部的一个骑兵连长了。他们告诉我一些故事，又对我发出了一些问题：“听说政府下命令，无论哪部分的军队见着老百姓都要敬礼，是吗？”一个中年人问我。对于这个可笑的，然而却被他很郑重地提出来的问题，我只有回答：“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命令。”同时我心里笑着：“抗战后军民关系的变化是多么大呵，从前他们看见戴军帽的人就逃跑，现在却想着所有的兵士都给他们敬礼了。”当我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真的就给他们行了一个举手礼……
第三封信
……你曾经听见过机关枪在十里路以外响着的声音吗？这一向我常常听见。我觉得这种声音比雷一样响的大炮声还要不好听得多。我想到一个比喻：象害疟疾的人在敲打着牙齿。
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恢复长途行军的疲劳便碰上了敌人的围攻。我们仅有的一个主力团到东边也打，到西边也打。而且这是平原游击战。简直就是连着一天一晚地打硬仗呀。因为我从马上摔下来一次，把一只手臂摔坏了，我没到那个团里去慰问。而且我在想，我用什么去慰问呢？用一些空话吗？我感到我身上带着的不是枪，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支自来水笔，已经很可羞耻了。
倒是老百姓们的慰劳对战士们更有用一些。作战的时候，附近的村子里的居民都赶着送馍馍，送烙饼，送小米粥，而且有的竟固执着要一直亲自送到战壕里去。有了受伤的战士，他们就抬担架。战争结束后，他们就用大车载着猪、羊、毛巾去慰劳整个的团。
“我们一定要争取休息，至少要争取一星期的休息。”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员说。
现在我们就真的休息下来了。大概日本军队也落得在这次围攻的失败后休息一下吧。现在老百姓们慰劳的范围更扩大了，慰劳到我们这些司令部的、政治部的非战斗人员身上来了，用毛巾、袜子和鞋。关于我们这些已经穿上了脚的鞋还有着一些小故事呢。当群众团体里面的人在附近的村子收集慰劳品，一个乞丐也捐了一双鞋，而且一个过路的人马上把他脚上的鞋脱了下来，自己穿着棉袜子回家去，叫他回去后再送来他都不愿意……
第四封信
……你想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吧。在大后方的人恐怕很难想象游击战，尤其是平原游击战。在广大的平原上，四方八面都是路，都是敌人的坦克、汽车和骑兵可以冲过来的路。我们靠什么来遮蔽呢？我们靠人的山，村落的树林。这一带的村落真密得象树林，而老百姓呢，不但替我们引路，报告消息，而且把许多公路、大车路都挖成了土沟。在河间附近的那次战斗里，敌人出城之前先派一个老百姓来侦察情况，他一气跑了二十里，跑到我们的那个团里来，报告了敌人的企图和数目。而在敌人势力所及的区域，农民们白天被强迫着修复公路，但在夜里，他们又自动地破坏了它。我们只是没有办法破坏空中的道路。我们行军都靠黑夜来遮蔽。我们看熟了北斗星，看熟了黑夜是怎样变成黎明。
我和政治部的编辑委员会的几个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最近，一个小伙子参加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了。一个新来的小鬼。他是一个八路军里的勤务员的例子，也是一个老百姓参加军队的例子。他父亲打烧饼，他哥哥当堂倌，而他自己在家里的工作就是拾柴火。去年他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打过一次仗。“那一次我拾了一条命，”他结束他的叙述时这样说，象是在欢喜他的幸运，又象是在表示对于危险和死亡都满不在乎。他已经十九岁了，但瘦小得象只有十五六岁。刚来的时候他说他不识字，但现在我们发现了他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唱不少的歌，而且会象一个小小的讽刺家那样说话。他常常一伸手到他的棉制服里去抓出来一个虱子。“你身上的虱子很多吧？”一个同志问。“不多不多，”他笑着回答。我们近乎强迫地劝他把里面穿的线汗衫脱下来用开水烫一次，他才听从了。当我们看见那件衣服上有着很多白色的虱蛋，再质问他，他却象一个乐天的人或者玩世的人那样笑了起来，仿佛说那些小小的虫子并不能对他有什么损害。
昨天晚上，我们的房主人来玩，这个小鬼和他打了一阵乡谈，而且把他参加军队的故事又讲了一遍。我们的主人也是一个乐天派。他二十几岁，是这村子里的自卫军班长，有一座土房子和十几亩地。听完了小鬼的故事，他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了：“中国人多，日本人没有办法。”他说日本征兵征到十三四岁到四十五岁的人了，假若中国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参加了军队，日本人会不打自退。我笑着纠正了他：“还是要打才行。”他说两个月以前，他们就听说老八路要来了，但盼望了很久都不见来;有一夜，他出去放哨，发现许多队伍，牲口，驮子成线地走;他赶快回村子里报告，并且说每个兵士的背上都背着一个草圈;大家说，“一定是老八路”;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们老八路真是神出鬼没，”他结束似地说。“有一个晚上，我到前面村子里去，半路听见有人喝我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四面看都没有人;原来你们放哨的爬在树上。”
我问他抗战以前的军队怎样。“也还好，”他很简单地回答。但我们的小鬼提出异议了：“可不也还好!就是爱打人骂人。”“你挨过他们的打骂？”一个同志问。“我倒没有挨过，但我看见过。”他看见过一个兵因为卖东西的不肯让价就打他两耳光。他看见过一个兵用不能使用了的钞票买东西，而且还要如数找补他一些现钱。他看见过一个兵叫老百姓拔墙上的钉子，并且不耐烦让他去拿钳子，要他用手拔，结果他两个手指都出血了还是没有拔出。他快活地叙述着这些过去的故事，而且学着那个兵骂那个用手拔不出钉子的倒霉人的话：“揍你这个爬灰头!”“你这个龟孙!”
后来我们还谈到了这个村子里的一位过去的名人。一位武探花。关于他，我们的房主人讲了许多奇异的荒唐的传说，正如许多地方对于并不太辽远的过去就有了一些传说一样。当他告别回去睡觉的时候，他约我们今天下午和他一起去看那个探花生前使用过的五十斤重的大刀……
第五封信
……我已经在归途中了。我又过了一次平汉路。这一次我们是白天过的，因为日本军队知道了我们的部队经常往来的那个地方，在那铁路旁边的村子里占了一间房子，每晚上由两个日本兵和一挺机关枪在那里放哨。
这一次和我们一起的兵士很少。护送我们的只有一连人。另外还有几十个人的肩上也挂着枪，但它们都是被带到铁路西边去进修械厂的。
我们在铁路附近二十几里的地方停顿了好几天。我们的安全与其说依靠自己的武装，不如说依靠老百姓。他们不断地供给着消息。铁路旁边的村子照例被日本人指定为“爱护村”，但老百姓们并不爱护侵略者，仍然爱护自己国家里的军队。在我们所要经过的铁路东边的那个“爱护村”里，第一个村长因为常常让八路军过，不去报告，被日本人枪毙了。第二个村长以同样的罪名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第三个村长，他仍然不知道爱护他的生命，最近因为让我们的一些伤兵化装为赶集的老百姓，公然在白天坐着火车通过了这条封锁线，被日本人打了两耳光，而且他所管理的村子被取消了“爱护村”的名字，以表示惩罚。
我的一个同伙曾经提议过我们也化装走。他说老百姓说这是很安全的办法。但我拒绝了他。也许由于一种可笑的骄傲或者当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吧，我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就脱下我身上的军服，虽说因为经过一个冬天它已经是又脏又破的军服。我很简单地说出了我的理由：“现在没有那种必要。”
他的焦急很快就得到解决了。昨天清早，我们很轻易地通过了那条在人们的想象中混合着神秘和危险紧张的铁路。那静寂地躺着的钢铁的轨道仍然是我们的，它并没有背叛，它也不能给我们以什么损害。在经过旁边的那个村子的时候，许多居民都站在街边，站在我们的门口看我们过。他们象从热炕上爬起来，还没有洗脸，因为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用手指揉他的眼睛。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子对着我们这一队走得很快的人说，带着抚慰的口气：“同志，沉住气。”我问他放哨的日本兵走了多久了。“鸡一叫他们就走了，现在早已睡得象猪一样了。”在我们的队伍旁边，一个普通农民装束的人一边跑着，一边和送我们的一连人里的一个干部匆促地谈着什么，就象好久不见面了的熟朋友突然遇到了而又只有片刻的时间谈谈那样。
跨过了铁路，我们开始跑了起来。望着远远的在晨光中显出青色的山，我们感到快活和兴奋，而我们的后面，尘土在飞扬着……
一九三九年九月，延安
一个平常的故事
——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
在开出了许多新窑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会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的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虽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他的故事，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说我的?
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
这不是一个好理由。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自己制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是的，我时常感到比我更年轻一些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顾我的过去：那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异常凄凉。来到延安，我时常听见这样一个习惯语：“起模范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话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大家说着它的时候，不是带着悲凉的心境而是带着快活的，积极的意味。
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
“我们不同，”他说，“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
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
我想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强于思索和反抗的人，总是由于重复又重复曲经历，感受，我才得到一个思想；由于过分沉重的压抑，我才开始反叛。
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服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我时常徘徊在邻居的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我的希望，为着借一本书。当我苦于无法借得新的读物，我夜里便在梦中获得了它。但当我正欢欣地翻阅了那丰富的回目，开始读它，我就醒来了，它就从我的手指间消失。对于正面的生活，对于人，我都完全没有怀疑过它们，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我不能想象它还可能更好一点。我承认了它。
十三岁的时候，当我又在私塾里读着家里仅有的另一些旧文学书籍，一个叔父告诉我一个他辗转听来的道理：地像一个圆球。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样可笑。我心里想：“我所读过的书上都没有这样说过。”读着《礼记》上的“曲礼”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个儿子真麻烦。但我的思想并没有滑到那些礼节好不好、应不应该有上面去，只是接着想，好在现在大家都不照着书上所说的那样做。当我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哭泣着，要求着家里让我去上中学，我已经十四岁了。我并不曾明显地想到新式学校比私塾好，仅仅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由于地域的偏僻，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并没有给与我多少影响，它留给我的一些较深的印象不过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当地驻军的布告上把“讨贼联军”改成了“国民革命军”，和重庆大屠杀后被难学生的家属们寄到我们学校来的红色的传单。我自己另外经历了一点寂寞的事情。这使我像一个小刺猬，被什么东西碰触了一下便蜷缩起来。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刺毛是孤独和书籍。汉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鱼》是第一个深深地感动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那用来描写那个最年轻的人鱼公主的两个外国字：beautiful和thoughful。而且她的悲惨的结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牺牲。不知这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刚好适宜于我吗还是开启了我，我这个异常贫穷的人从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贵的东西。我几乎要说就靠这三个思想我才能够走完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但它们也限制了我，它们使我不喜欢我觉得是嚣张的情感和事物。这就是我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而且脱离了人群的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讨厌体育活动，我没有看过一次电影，而且正因为当时社会科学书很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我才完全不翻阅它们。在一个夜里，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作一个渺小的人。我有点儿惋惜那些少年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我烧毁了，因为我现在很想看一看我那时是怎样幼稚地说着那种幼稚的思想。那时我十八岁。
这个幼稚的时期继续得相当长久，一直到我二十二岁，也就是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我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用带着颓废的色彩的北平城的背景，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让我嘲笑一下那时的我吧，用家里差不多按期寄来的并不怎样美丽的汇票。生活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我并不感到满足，如我曾经在别处写过的，“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而且，“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也能从它们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如同在酸辛的苦涩的生活里得到一点糖果。我觉得这是我仅能作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我没有更大的志愿，更大的野心，因为我像一个无知的孩子，对于许多事情还没有责任感。
但在这种生活里，新的思想也在开始生长，虽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虚无主义的，在我的思想里它到底是新的。一个阴晦的下午，我独自在一条僻静的街上走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从我的对面走过来，挂着一个盛报纸的布袋，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看着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的一个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忽然决心买一份他的报，仿佛这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似的。他从布袋里取一份报给我，因为没有零钱，我给他一块钱让他找。当他到街旁的小铺里去兑换，我又忽然想，难道我真还要他把那点钱找还我吗?于是我跑进胡同里，一直跑回了我住的地方。一种沉重的难过压在我心里，我哭泣了一会儿。当我恢复了平静，我却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子，因为我想那个诚实的孩子一定在那条街上寻找着我，焦急地而又疑惧地。我不安了许久。我后来想写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新生长起来的思想。一个乖僻的年轻人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流浪了许多年，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里的人得到了消息，远远地跑去看护他，而且偷偷地为他哭泣。但他并不感谢他们，反而被触怒了似地说：“正因为每个母亲只爱她的儿子，每个哥哥只帮助他的弟弟，人间才如此寒冷，使我到处遇到残忍和淡漠，使我重病着而且快要死去。”我的生活限制着我的思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人间之所以缺乏着人间爱，基本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会的改革之后，整个人类的改革才可能进行，而在进行着社会的改革的当中，一部分人类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而且我是那样谦逊，或者说那样怯懦，我没有想到我应该把我所感到的大声叫出来：“这个世界不对！”更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也可以成为力量。
但我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丧失了我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我的翅膀断折。我从空中坠落到地上。我晚上的梦也变了颜色：从前，一片发着柔和的光辉的白色的花，一道从青草间流着的溪水，或者一个穿着燕子的羽毛一样颜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现在，一座空洞的房子，一个愁人的雨天，或者一条长长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得走着的路。
我曾经把我的这个改变比作印度王子的出游。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我的确有过一次旅行。然而现在想来，并不是从那次旅行我才看见了人间的不幸，因为它并没有使我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事件，还是从小以来的生活经验的堆积使我在这时达到了一个突变。我到底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十几年的经历，感受，似乎还比不上人家一天的出游。现实的荆棘从来就不断地刺伤着我，不过因为是比较轻微的刺伤，我这个年幼的堂·吉诃德才能够昂着头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几年，我接触的现实是那样狭小，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一个被弃的少妇，一些迷失了的知识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爱情，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像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着而且带着愤怒，因为我想不出它有着什么意义(直到后来我把人间的不幸的根源找了出来，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会里难于有圆满的爱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它的确教育了我。唯有自己遭遇过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别人的不幸，而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诚意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更要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虽说我感到我随时可以为别人牺牲，我至多至多只是消极地做到不损害人，不自私自利，对于人我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以后，我才如我在别处写过的，“对于人间的快乐和幸福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骄傲只有低下头来化作眼泪。”我的偏爱的读物也从象征主义的诗歌、柔和的法兰西风的小说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的灵魂们的呻吟。虽说我自己写的东西仍然远离现实，像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们》中的那个失掉了丈夫的爱情的妻子，一边痛苦到用针尖刺着她自己的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边还对她的婆婆谈说她的幼年的梦想，又像那个为着同情当妻子的人的痛苦而决定放弃爱情的女客人，在黄昏里，对她将要别离的爱人，在钢琴上弹着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个中学去教书。在那教员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还要阴暗。那里充满了愤懑而又软弱无力的牢骚，大家都不满于那种工厂式的管理和剥削，然而又只能止于不满。我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发狂。一个独身者在吃饭的时候对我叹息说：“我们太圣洁了，将来进不了天国的。”他本来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愿离开这个都市和它所有的电影院，溜冰场，网球场和抽水马桶。因为一个同事病了，一个比较起来还算很强壮的人竟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当他早晨看见阔人们的子弟坐着汽车来上学，他总是对我说：“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家里的汽车夫！”或者，“我们有一天会被他们的汽车压死的!”他是我在那种环境里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响又互相鼓励的人。在黄昏中，看着远远的烟囱，看着放工回来的小女工沿着那从都市的中心流出来的污秽的河水的旁边走了过来，我们开始谈说着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我的班上，一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听我讲授着白话文，而晚上回到家里，又从他的家庭教师读古老的经书。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渐渐地感到了羞耻。我仿佛看见了我将被毁坏。而在这时候，学生运动起来了。它更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尴尬的地位，在学生和学校的中间，我们是可怜的没有立场的第三者。当“五·二八”那天，游行的队伍一阵暴风雨似地冲到了我们的宿舍外边的操场上，欢迎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们参加，热烈地开着会，呼着口号，那像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阴暗，然而我却只能远远地从寒冷的角落望着它，因为虽然我和他们同样年轻，同样热情，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被雇佣者。
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在那个有着“模范县”的称号的地方，农民是那样穷苦，几乎要缴纳土地的收入的一半于捐税。那些在农村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那些在他们的前面只有小学教师的位置、每月十二块钱的薪水和无望的生活等待着的师范学生，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番薯，却对于知识那样热心，像一些新的兵士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格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的宣传而被逮捕。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我并不是孤独的。我和他们一样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当我看见了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一束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待着雇主，晚上为着省一点宿店的钱而睡在我们学校门前的石桥上，又到青岛去看见一排一排的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我非常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对比所代表着的意义。我把我这点感触写了一首短诗，我写着：“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就是说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箠。
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者，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我已经像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我发现我的家乡仍然那样落后，这十分需要着启蒙的工作。在我教着书的一个县里的学校里，教员们几乎成天打着麻将。当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他们也显得不安而且叹息，但仍然关心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那个五十多岁的半聋的校长，一个从前在日本学工程的，在教员休息室公开地说中国打不赢日本。但是，他接着补救几句，中国还是不会亡。他说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没有灭亡过，当大家问他元代和清代算不算异民族统治，他才装着没有听见，停止了他的政论。而且我不喜欢我班上的许多学生那样安静，那样老成。他们对于学校是有着许多意见的，然而他们却很少正面地提出来。我甚至于有一次对快要毕业的那一班说：“我看你们比我还世故。”我希望他们多管一些事情，首先从学校里管起。我并不是单责备他们，我没有忘记文化的落后，军阀官僚的统治，革命的低潮，职业和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都帮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训练，那种使年轻人丧失了理想、热情和勇敢的训练。我只是希望能够见到一种蓬勃的气象，一种活跃。后来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坚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比较热情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慨叹着县里的人对于抗战漠不关心，学校里的一位主任劝他不要发表，并且说：“你责备别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请假回乡下去作宣传工作，而且不久以后，带着一笔募捐来的钱回到了学校，这时候那个主任对我说到他，就只轻轻的一句：“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点事情。我教着书，写着杂文，而且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人。我和一个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但当我的笔碰触到那个在北平参加“更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他老早就劝我不要写杂文，还是写“正经的创作”，而且因为我不接受，他后来便嘲笑我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在这时竟根据我那篇文章断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这使我感到异常寂寞，我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像鼓励自己似的，我说：
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时，一个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个从前喜欢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却在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对他的好感和敬意，说他愿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汉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当他提到我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一直到这时候我还间或又喜欢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
我来到了延安。
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
现在，从华北战场回来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在这里，因为生活里充满着光明和快乐，时间像一支柔和的歌曲一样过逝得容易而又迅速，而且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不仅仅以文字。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在这里，我这个思想迟钝而且感情脆弱的人从环境，从人，从工作学习了许多许多，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一九四○年五月八日
论快乐
一
“我们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快乐的。”
当我这样说时，一个同志提出了修正：“我们生活在延安应该是快乐的。”
我们是不是还有着不快乐的同志呢?还是有的。一个写小说的同志，一个快要到了中年的同志，有一天下午和我从抗大那个区域经过。看见许多人在活动着，像一群金色的蜜蜂那样生活得辛勤而且和谐，他叹息着对我说：“看见他们那样的快活我真难过，我想，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快活呢?”
但这显然也带着延安的特点：他在为他的不快活而不快活。
他常常向我诉说过去的生活对于他的压榨。当他诉说时，他仿佛在这样逼问我：“你看见过那善良的，灰色的，瘦瘦的驴子吗?你看见过那有时因为驮载得过重，走的道路过长而突然跪了下来的驴子吗?”然而，也许由于我自己的船总是航行在平静的河流里面吧，我并不完全同情他。我在想，我们到底并不是驴子而是人。而且世界上有着因为生活的压榨而变得脆弱、狭隘、绝望的人，也有着因之反而更强壮、更阔大、更勇敢的人。只是有一次，我却完全为他所感动了，当他站在我的窑洞的门外，站在暮色里，像一个旧俄罗斯的小说里的人物那样谈说着他的家庭的零落，谈说着他的抽鸦片的哥哥成天躺在床上，他的侄儿们在完全没有教育中长大了，快要被毁坏，他感到对他们有责任而又无力帮助。“我要想法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是来当小鬼也好！”他的声音并不高，但我听着就像他在尖锐地叫喊一样。
每一个人恐怕都有他个人的问题，个人的苦痛。从前在外面，当我和一个朋友谈着这点儿见解，他用他家乡的一句谚语来结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里，我有一次轻率地猜想一个很年轻的同志大概是快乐的，他写信来辩白，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就像是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有名的话，“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而且多半是忧伤的。”
然而，我们生活在延安。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正因为我们认识了个人的幸福的位置，我们才更理解它的意义，也更容易获得它。在明澈的理智之下，我们个人的问题和苦痛在开始消失，如同晨光中的露水，而过去的生活留给我们的阴影也在开始被忘记，如同昨夜的梦。
二
涅克拉索夫有一篇长诗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虽说我还没有读到这篇诗，我曾经很喜欢这个题目，而且猜想它是一篇好诗。我猜想在一种充满着哀愁的柔和的阴影里面，有着各种不幸的可爱的人物从那诗里走过，而且在暗暗地一致地说着沙皇制度是最黑暗的制度。
旧俄罗斯的作者们总是很吸引我们。不管有的是鞭打，有的是控诉，有的是伸出抚爱的手，有的软弱到带着叹息和眼泪，他们都是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的人，也就是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因为人总是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的人。诗人涅克拉索夫还并不是那种有力的作者。最残酷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阴暗和当时的人的灵魂的阴暗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曾经很喜欢过他。那时我住在一个岩穴一样的都市里的小屋子里，窗子挂着芦苇帘子，不让夏季的阳光进来。我的心里也几乎看不见一点光明。我在这样一种双重的阴影之下读着他的作品。我能够从他那种沉重的压得人不能够呼吸的不快乐中感到一种奇异的快乐，一种被虐待或者虐待人的快乐，一种被虐待后又马上得到热烈的拥抱和爱抚或者虐待人后又马上投到他脚边去哭泣的快乐。然而那不过是一种强烈的酒所能给与的兴奋。当我从书本里回到现实的生活，我总是更加忧郁，更加阴沉。
在延安，有一个晚上我读了他的《赌徒》。我发现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我异常明确地感到人间并不像他所写的那样可怕，而人的灵魂也并不那样黑暗。由于读了它，我更爱白天和阳光，更爱我所生活着的地方和我的工作。我更快活起来了。我再也不想去重读他那些厚厚的小说。
《从苏联回来》的作者纪德却不理解这点道理。在他那本出名的坏书里面，他很惊讶在今日的苏联，在他所旅行着的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没有了多少读者。他甚至于怀疑这并不是由于人民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在加以某种禁止和限制。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在还正经历着分娩的痛苦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和我们隔得相当遥远了。
三
在一次谈“文艺工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座谈会上，当大家谈论到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一个同志发言了：
“你们说的只是人的一方面，社会的人，还有人的另一方面，生活的人呢?”
大家都笑了。
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在想着人的问题和苦痛除了由于社会来的而外，还有由于人本身来的。
他不知道把人孤立起来看，离开了社会来看，所谓生物的人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饥饿，畏惧寒冷，自然的衰老和死亡，性的要求，生育，从科学的观点说来，它们本身都是合理的。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它们才成为了问题。一个空想家可以去想象一种童话里的人类，不吃东西，不睡觉，在空气里飞行，或者像植物一样传延种族，然而我们不需要这种空想。我们还是就自然界和人类本身的最大的可能性来改造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吧！
我并不想在这里来谈论空想。我只要说明对于人的问题和苦痛的来源的认识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真理是很简单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它以前，我们可能老在它的旁边绕着圈子，像迷失在一个很复杂的迷津里面。许多过去的作者都经历了，看见了人间的不幸，而且写了出来，然而他们没有找到那来源和解决方法，没有找到那把最后的钥匙，因此多半停滞在一种悲观的思想上。我们，感谢我们这时代吧，找寻我们的道路并不太困难。已经有着无数的人在为真理而燃烧着，使它的光辉升得很高，照得很远。投身在它的光辉里面，我们的心里也就慢慢地充满了光明。
四
为什么我要提出乐观的重要呢?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快乐的说教者呢?
如个别的人一样，整个人类也负担着“他”的过去的生活的重压。那悲伤的，沉郁的，绝望的旧世纪。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为着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去开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们所唱的歌应该是快活的、响亮的，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
这是很不同于无知的快乐和幼稚的欢欣的。这是由于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且从残酷、艰辛和黑暗当中清楚地看见了美好的未来。
高尔基说列宁是那种明察的、有大智慧的、而且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然而列宁有着那种由衷的笑，大声的笑，单纯的笑，健康的笑。一个没有大的快乐的人是不会有那种笑的。那种笑声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土里面的人们的歌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或者“我们生来要把童话变成现实”。
而我们，现在还需要艰苦地而又快活地工作。艰苦地，而又快活地，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工作将带给我们以美好的未来，而在工作着的现在，它本身也给与着快乐。有名的颓废派波德莱尔，一边抽着鸦片，说着模糊的象征的语言，也一边宣言唯有工作才能够消除时间加于他的一种可怕的空洞之感的压迫。契诃夫的戏剧里的人物在自杀的枪声未响以前，也常常无力地说着工作。然而那是无可奈何的、无目的的、孤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不快活的。我们的工作带着积极的意义，知道为了什么，而且有着众多的人参加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饥饿
一
我和一个朋友到少城公园去练习骑自行车。在那种太阳还没有出来的夏天的早晨，街道静静的，两旁的商店都还上着铺板，像在睡早觉。当我们进了公园的门，走到那个大的运动场去，已经有人在骑着车兜圈子了，然而我们却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车子给我们，包我们学会的人。我们去早了一点。
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去，要了两碗不放茶叶的白开水。成都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样早就有人坐在茶馆里了。这家茶馆还附设一个射箭场，平常往那旁边过，我总是看见有穿着道地的中式服装的男子或者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站在那里拉着弓，让长长的箭飞到那有红色靶子的木板上去。我总是直觉地讨厌这类地方，这类人。现在还好，那场子上是寂静的。我们坐在一个小而矮的茶几的两旁，揭开了那平常挡茶叶的碗盖，喝着水。
一个卖糖糕的小贩从我们的茶座前走过。我叫他停了下来。我记起我们应该吃一点早点了。这种用大米面蒸的糖糕，白色的，圆圆的，而且蒸得顶上裂开了的，在我县城里的小贩们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当他们用一种清脆的甜的叫卖声喊着从街上跑过，那曾经是怎样诱惑过那时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现在我却淡然地看着他用筷子把它们从洋铁桶里夹出，一个一个地送到我们桌上的仰翻着的碗盖里。
在这中间，一个糖糕掉了一小块到地上去了。使我很惊讶的是刚好有一个小女孩子走过，她突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把它拾起来放进嘴里，又很快地走过去了。
她瘦瘦的，不过十岁左右那样，穿着一件洗得很旧，然而相当清洁的浅蓝色的布衣服，左手提着一个旧得颜色发黑的空空的竹篮子，她走得那样快，而且没有回头望我们，仿佛羞涩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一小块白色的糖糕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颗米饭都大不了多少。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饥饿，它以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使我感到颤栗。但是我又像看见了一个庄严的景象。我沉默着，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对我那个朋友说，虽然在平常我们是很喜欢为一些无论大或小的问题争吵的。
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你的一个可怕的秘密。
二
又是少城公园附近，我和一个朋友坐在一家饭馆的楼下的散座间吃午饭。在成都的那些小饭馆里吃饭，夏天总是有那种流浪在街头的小孩子，穿着褴褛的衣服，拿着一把破蒲扇，突然跑进来站在你背后，用力给你打起扇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难堪的，我拒绝了他们，然而那一顿饭还是吃得非常苦，总是感到他们的饥饿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着东西就像是做着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情一样。过久了一点，我也就习惯于用一两句话拒绝或者给一点钱，要他们走开，而且那种难堪的感觉也跟着就过去，能够欣赏菜的味道，吃得饱饱的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开头又是这样地遣开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饭以后，我们从桌子的旁边站起来，准备付钱，有三个那种小孩子突然跑来，猛烈地扑到我们的桌子前。我以为他们是为了争抢。但当他们没有遭遇阻拦地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都马上安静了下来，由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把小洋铁桶里的剩饭倒在那些有残菜的盘子里，用筷子拌了一会儿，然后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开始吃起来。
“你们是弟兄吗?”我问他们。
“不是，”那个我估计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着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点他们的事情。我又问：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拉车子。”
“他不管你吃饭吗?”
“他自己都还不够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着人力车到哪里去，那个车夫在经过一家什么店铺的时候突然把车子放下来，跑进去过了一会儿，然后出来再拉我走。我问他买什么，他说他的大烟瘾发了，去吞了几颗烟泡。我想起了这个诚实的中年人，仿佛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我温和地看着他们吃完这顿可怜的午餐，使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堂倌的打扰。当我走出那家饭馆的门，我的心里像被什么堵塞着，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假若说那满满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种还没有变成眼泪的哭泣，那就不仅仅是悲恸着人间竟像是一座地狱，而更重要的是仿佛从那种卑微的不幸当中我得到了安慰，因为我看见了饥饿是怎样把人们联合起来，像亲爱的兄弟们一样。
三
在一个大学的教员宿舍里，大家闲谈着。一个到英国去过的人谈着伦敦的剧院，谈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的那种人工的暴风雨。一个刚来到成都的穿着闪闪发光的绸衣的人突然问我们到某条街去过没有，我说没有，而且不知道那条街为什么那样重要。他似乎很惊讶我在成都住了半年连这一条街都不知道。他告诉我那是一条住着最下等的妓女的街，他已经去看过了，而且劝我们似地说：“应该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狱的生活也要去看看。”
我突然记起了上面的那两个小事件。我仿佛在想，要控诉人类的社会的不合理还不容易吗?还要到处去找证据吗？而且我不满意于他只是什么也要去看看。
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从此我就不喜欢那种穿着光亮的而且发出响声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欢那些心安理得地讲克罗采或者教希腊文的教授们，而且不满意我的有些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而上馆子吃东西也老是选择又选择，觉得这样不好吃那样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太受责备，然而我那时是那样过激，就像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往往责备得过于苛刻那样地，我写着：“与其做那样的人我还不如去当洗衣匠，因为洗衣匠能够把脏的衣服洗得雪白，而这些人却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四
完全是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平汉路之前，我随着一支军队停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和一个在文学事业上是朋友、在革命事业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这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去了回来，他一定要我们绕道经过旁边那一片白杨树林而不走那条直的大车路，他说他很想到那林子里去走一走。
但当我们穿进了那些落尽了叶子，向明净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着它们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体的白杨树中间，在那冻结得硬硬的，没布野草也没有路径的土地上慢慢地走着，他却又不知道是嘲讽他自己呢还是嘲讽我似地说：“你不欣赏这样好的风景吗?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好风景去换两个烧饼。”
我对这样一个同志也间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满。当他不愿意吃那种陈旧的或者甚至于带着砂的小米煮出的饭和那种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干菜，而情愿饿一顿，我总是照例地一句话也不说地在他面前把它们吃下去。
那时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青年的同志，这个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挨过到他们学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着游行的队伍去撞过北平的城门的人，有一次叹息着对我说：“中国人的平均的生活水准实在太低了，我们只应该取这样的一份。”
我是那种并没有经历过最本质地折磨着肉体和精神的饥饿的人，因此有时对于生活的贫穷和艰苦还带着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漠视的高傲态度，不像那个同志那样朴素地暴露出他的弱点。其实他那时的愿望，想用烧饼去代替小米饭的愿望，不也就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并不奢侈的愿望吗?
在前方，生活是比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说我已经深深地尝味过了饥饿。有时过封锁线而饿一夜一天，那总是疲乏掩盖了饥饿，而且总是睡了一觉起来，部队里的小米饭就送到我们的炕上来了。我记得我们吃过的最坏的菜是那种完全用青色的葱煮的汤，最难吃的饭是那种紫色的看着颜色不错而放进嘴里去像嚼着泥土一样的高粱蒸的窝窝头。这算得什么呢?
五
我是一个多梦的人。罗曼·罗兰说：“人的精神上有这样大的对于幸福的渴望，当实际上没有可享时，那就一定要想法来创造。”当创造也不可能的时候，人有时就用梦来代替。而且我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是指那种在黑夜的睡觉里出现的真正的梦。
梦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梦分类一下，我就会发现有两类新的梦是从前所没有做过的。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当我在前方骑马把一只手臂摔得脱了臼，被医生接好了而还需要放在绷带里休养的时候，我梦见了牛奶，我梦见在一个高大的、白色的、有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里盛着满满的牛奶，而且我执着柄把它倾倒到杯子里去的时候，它是浓浓的，冒着热气，上面还浮着一层薄的油皮。然而还没有开始喝它我就醒了。这一类的梦我是间或又做的。最近我又梦见我经过一间放着许多糕点的屋子，我竟至于不自禁地去拿一些来放进我的衣服的口袋里，而且接着我又仿佛坐在一个筵席上，吃着许多盘美味的菜。这样的关于饮食的梦，嘴馋的梦，是不是有人会笑呢?我想假若我的梦从那种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的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贫穷者的梦，饥饿者的梦，那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羞耻。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许还有着那种天使一般带着雪白的翅膀飞来的人吧，而我却总是对于那些卑微的、带着不美丽的苦难的烙印、用粗糙的甚至于流着血的双足从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感到更亲近，更像同母所生的弟兄，虽然我和这些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一边忍受着当前的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人共命运的时间并不太久，而在过去，我长期地感觉到的饥饿是那种另外的，比较起来不足道的，只能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的饥饿——对于人间的爱的饥饿。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