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
我凄凉地回到了我的乡土。
我说凄凉，因为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预先写信告诉他家里收留这个无所依归的还乡人，我准得到旅馆里去咀嚼一夜的茕独。我的家在离县城五十六里的乡下。由于山岭的崎岖险阻，那是一小半天的路程。从前到县城里来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独的老姨母的几间屋子，已卖给某家公司了，现在正拆毁着那些屋顶，那些墙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门。
什么时候我也能拆毁掉我那些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呢，即使并不能重新建筑?
我已说不清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是在几岁时候了，那是到亲戚家去，途中经过县城。只有高大的城门给我一个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记得清楚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亲和我坐在轿子里，叫人丢几个青铜钱到河水里去，不知是作为镇压还是别的意思，总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忧郁。但这和县城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到县城里住家去了。我们住在我祖父和一个商人共有的棕厂里。说是棕厂，实际与普通住家人户不同的，不过存放着许多大捆的棕包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包一块儿生活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并不知道没有温暖，没有欢笑的日子是可以致病的，但我那时已似乎感到心灵上的营养不足了。像一根不见阳光的小草，我是那样阴郁，那样萎靡。
所以，在别的孩子们的面前，这个县城也许是热闹，阔大而且快乐的，对于我却显得十分阴暗，十分湫隘，没有声音颜色的荒凉。
当我正神往于那些记忆里的荒凉，黄昏已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湮没了这个县城。我踟蹰在一条街上。在我从船上下来，把行李寄放在我那个朋友的家里后，还没有休息到一小时便又走出来了，不是想买东西，也不是想去拜访人，就简单地为着要看一看这个县城和这些街。我在北方那个大城里，当黄昏，当深夜，往往喜欢独自踟蹰在那些长长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觉得它们是大都市的脉搏。我倾听着它们的颤动。我又想象着白昼和夜里走过这些街上的各种不同的人，而且选择出几个特殊的角色来构成一个悲哀的故事，慢慢地我竟很感动于这种虚幻的情节了，我竟觉得自己便是那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了，于是叹息着世界上为什么充满了不幸和痛苦。于是我的心胸里仿佛充满了对于人类的热爱。
但现在，我踟蹰在我故乡里的一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的童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卑微无足道的故事。
我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初级中学，即是说在四五年乡居生活之后又来到了县城里。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而还深深地留在他们记忆里的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固执地关闭他们的子弟在家里读着经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并不是一件轻易达到的事。然而由于一位长辈亲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坚决，我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
学校的地址是从前县考时的考棚。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的两旁，立着有楼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样的阴暗，湫隘，荒凉。在这几及两百人的人群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后一个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开在我这个新来者的面前。
那时学校里已施行新学制了，但学生们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大概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吧。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三个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学生。他们对我倒是亲善的；又因为我还幼小，他们似乎有一点忽视我的存在，商量有些秘密的事情并不都避开我。他们在做着一种活动。在和校外的人联络着攻击那时的校长，并且计议在他免职后拥出某一个人来。于是那位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终于免职了。不过委派来继任的并不是拟定的人而是一个第三者。
我们县里除了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出来的人们彼此倾轧，争斗，敌视得犹如仇敌。这位新校长不幸是从那师范出来的，于是以这种借口，秘密攻击前校长的人们和他的真正拥护者一致联合起来挽留他，而且发动了一个可怕的风潮。
已记不清是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了。新校长和着其他的人一块儿到学校里视事。当他们从那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上走过，走进了校长室所在的后院，两旁宿舍里暴风雨似地拥出了一群武士，嚷着骂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后院去闹了许久。最后那位可怜的校长交出了校印，在脸上和嘴唇上带着血痕匆匆地逃出校门了。
我没有去亲自欣赏这幕武剧的顶点。我对于这意外的爆发实在有一点惊惶。
武士们都大声地嚷着，笑着，追述着刚才的勇敢：他们围着那位该死的校长在那间屋里，而且用哑铃从玻璃窗掷进去。
接着是他遗留下的行李来替他受惩罚了。箱子在人们的手中破碎犹如一颗板栗。打脱了顶的草帽高高地戴在芭蕉叶上。腰斩后的白绸衫悬在树枝头示众。木板的大本《史记》《汉书》变成无数的白蝴蝶，飘飞在庭院里又栖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岁的孩子的心来接受这种事变，我那时虽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或憎恶，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对于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带着一种沉默的淡漠去观察，测验，而感到不可信任了。然而这到底是一叶崭新的功课。
并且这一叶崭新的功课还没有完。
当黑夜开始的时候，学校被几十个枪尖都上好枪刺的兵士包围起来了。搜索的结果，仅有八九个新生还没有逃走，于是被禁锢在一间小屋子里过夜。守卫的兵士带着讥讽的神气吓唬我们，说第二天要带到他们的军长面前去审问，也许还要用鞭子抽打我们。我们到底是几个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语后，便拥挤地安静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个年轻的旅长来训诫我们一阵，便把我们释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姨母家里去，淋得几乎成了一尾鱼。
这便是第一次学校生活留给我的记忆。
柔和的黑夜已开始在街上移动。朦胧的街灯投下黄色的光轮。我到底上哪儿去?我走过这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过一座桥，难道我要去拜访我昔日的学校吗?那早已拆毁了。那些衰老的建筑物早已卖给某家银行。而在别的地址建筑起一个新的学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见那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的轧轧作响的木楼梯，穿着家里缝好的总是过于宽大的蓝布衫。现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条不整洁的街。它是这小县城的贫血的脉管，走过我身边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负担着劳苦的人。
这是我的乡土。
这是我的凄凉的乡土。
对于我那些昔日的同学，虽说我刚才回忆起了他们那次粗暴的发泄，我并不责备他们。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这街上，在这夜色中，我决定当作一种意外的快乐向他们伸出我的手去。我要重新去发现他们的美德。即是当时的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也有一些是诚实的人。并且，我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县里的小教育家。那个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听说现在仍保守着县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个同党，后来也作过我们的校长的，则听说已流落成一个无赖了。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街上，在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宽容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呢?不，对于他们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嫌恶之感。虽说，我也应该补充一句，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社会。
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我几乎要写一本书来证明其他动物都比人类有一种合理的生活。
理想，爱，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稀罕。那些悦耳的名字我在书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们于我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我只敢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虽然觉得粗粝，苦涩，难于吞咽，我也带着作为一个人所必须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既是梦便有一个醒觉的时候，而我又觉醒得太快。现在叫我相信什么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于人类的未来吗?我能够断言未来的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人需要翻开这些可怜的书籍，读着这些无尽的诳语吗?我们必须以爱，以热情，以正直和宽大来酬答这人间的寒冷吗?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
我重复着我自己的语言。
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空洞的声音。
我又踟蹰在这第二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是我的乡土?这不是我的乡土?我必须找出一个媒介来证明我和这县城的关系。我必须找出一个认识的人。一辆洋车走过我的身边。我说出一个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个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后到了一座大门前。
这是一个小学，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里面。但说不准在这暑假里他已回到乡下去了。
两扇大木门关得十分严密。我起初轻轻地敲着门环。随后用手重拍，随后大声叫喊。然后侧耳倾听。里面是黑夜一样安静。我想一个学校不会没有门房。我想也许有一个旁门，但问侧边的人家，都说没有。
于是，像击碎我所有的沉重的思想似的，我尽量使力地用拳头捶打着门，并且尽量大声地叫喊起来。
我摸出口袋里的夜明表：八点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夜，莱阳
私塾师
见着五六岁的孩子，大人们总喜欢逗他一句，问他哪天“穿鼻”。这是把他比作小牛儿，穿他的鼻是送他上学。但说话的人常故意照着字面解释，仿佛私塾里的先生真有那么一根绳子，可以穿过顽皮的孩子的鼻孔，拴在书桌的腿上，像牧人把牵牛的绳子拴在树桩上。
这自然只能用来逗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上过学的孩子都知道第一次进私塾的典礼不过择一个吉日，由大人带着他和香烛和贽见礼到学堂里去，向那贴在墙上的红纸写的“至圣先师香位”，也向那先生，磕两个头。香烛是敬神之物；贽见礼是钱，敬先生的；至于学堂，虽然叫起来很响亮，不过一间大屋而已。这样就开始读书了，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国庆和国耻等假日。在我们乡下这叫做“发蒙”。
除了一些单调的不合理的功课，私塾里还施行着体罚。它的名目很多，最普通的是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敲脑袋，揪耳朵。最普通的工具是先生的手和竹板子。中国大概是一个尚刑之国，从衙门到土匪到旧日的家庭和私塾都很讲究用刑。当小孩的常会听见一句大人们的口头语，“黄荆棍子出好人”。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一位老先生有一个很愚蠢的儿子，他亲自教他读书。有一天他气极了，用棍子在屋里追着打他。那可怜的孩子想从门里逃出去的时候，他用棍子横着拦阻，但那孩子竟突然弯腰从棍子下面逃出去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十分惊异，欢喜，认为他那个儿子并不愚蠢。以后更勤苦地教他，结果那孩子也考取了和他一样的功名。也许我们觉得这位老先生很可笑吧。然而在旧日的家庭里，体罚就是一种教育。至于私塾先生，有许多是以严酷出名的，几乎越会打学生便越有人聘请。把一个孩子放在那种环境里，真是穿了他精神上的鼻子了。
但我在私塾里却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从过的几位先生不是很老迈就很善良。
我的发蒙先生是一个老得不喜欢走动说话的老头儿。岁月已压弯曲了他的背。他会用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卜卦。我曾听见过他卜卦时的祝词，从文王、周公、孔子一直念到他的一位远祖。他那位远祖曾穷一生的精力著一部易经注解。由于那部书他才成了一名秀才，而且他的生平才有了一件众人皆知的大事：他曾到京城去献过那部书。
那时候从我们家乡到北京，没有汽船，没有铁路，是一半年的旅程。他沿途的经历是一些什么情形呢，可惜我没有听过他亲自的叙述，只是从大人们的口中，简略地知道他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京城，但又因为穷，那部书终于没有被皇帝亲眼见到。据说皇帝是不看刻印的书籍的，一定要翰林们抄写出来才能进呈，他既然很贫穷，哪能买通大臣或者请求翰林们呢。不过这一趟辛苦也并非完全白费，他那位远祖进了县里的乡贤祠，而他自己也落得了一名恩赐秀才。这和他的希望似乎差得很远。所以这件大事又成了他生平的憾事。
而且，从此他有了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据说他看见了穿红衣服的女子便会疯疯癫癫，胡言乱语，说她就是他年轻时在京城里遇见过的那位宰相家的小姐。他在京城由献书而郁郁不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夜里邻家忽然失了火，他在红色的火光中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女郎，从此他记忆里遂刻画着那么一个女子，并且和他幻想里的宰相家的小姐合而为一了。
人们都窃笑他，只要说到他这个故事。但我一点也记不起他有过什么疯狂的举动或者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我那时才六七岁。
他教我的期间很短，大概不过一年。以后他到哪儿去了呢，在什么时候才结束了他困顿的一生呢，无人说起。我十几岁时听说他的孙子已在当私塾先生了。也许他已埋葬了好几年了。在家藏的旧书箱里还有着半本他抄写来给我读的唐诗，我翻开了它，看着那些苍老的蜷曲的字便想起了他那向前俯驼的背。
我的第二个先生虽不更年老却更善良。这是在外祖母家里了。一片黄铜色的阳光铺在剥落的粉墙上。静静的庭院和迟缓的光阴。学堂门外立着一些蜜蜂桶，成天听得见那种营营的飞鸣声。在这样一个私塾里我已记不清读了一些什么书了，似乎玩的时间比做功课的时间更多。
先生善良得像一个老保姆，大的学生简直有点儿欺侮他，小的学生也毫不畏惧，常常在晚上要求他讲故事。他曾讲述过许多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关于孝子的，说从前有一位孝子，他的母亲病了，梦见神告诉他，要用雷公的胆做药才能医治好；他苦思了很久，居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把雷公从天上引诱下来了，擒住了。这类简单的荒诞的故事曾多么迷惑人呵。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
后来，这个私塾迁移地址了，从那古老的坐宅里搬到一所蹲在山脚下的祠堂里。周围是很荒芜。我每次一个人走出门外便提心吊胆，怕在那草丛里看见两头蛇。乡间传说看见了两头蛇是很不祥的，回家便会害大病，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我也曾在书上读到那个两千年前的故事：楚国孙叔敖有一天出外锄地，看见了两头蛇，他马上用锄头打死了，埋在土中，他怕别人看见了也要遭受不幸；回家后他向着他的母亲哭，从头至尾说了这件不祥的遭遇；他的母亲却说他不会死，因为他在那时候还想到别人；后来他竟做了楚国的宰相。说来很是惭愧，那时候我竟那样怯懦，一点儿没有想到效法那位古代贤人，只是准备见着两头蛇便马上应用一种乡下人的方法，把裤腰带解下来拴在身边的一棵树上。据说那就可以使那棵树代人受灾，渐渐衰萎以至枯死。
我的那些比我大几岁的舅舅，也就是我的同学，却比较生性豪放。他们常常斗鸡，斗蟋蟀。两只雄鸡对立在石板铺成的大院子里，颈间的羽毛因发怒而竖立，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领环，像两个骄傲的勇敢的将军。在这样对峙比势之后，它们猛烈地奔上前去，猛烈地战斗起来了，互相残忍地用角质的尖嘴啄着对方头顶上的红色肉冠，一直到彼此都肉破血流，那光荣的冠冕凋残得如一朵萎谢的花，自甘败北的一只才畏缩地退到后方去。有时战斗得很长久，有时退却之后又重新猛烈地攻击起来，仿佛至死不肯认输，必得两方的主人亲自去解开。
我也常是这种决斗的观众之一，但并不感到快乐。似乎也曾疑惑过为什么两只毫无仇怨的雄鸡，仅仅受了主人的嗾使，就会那样拼命地残杀起来。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知很多动物都有好斗的天性。
至于蟋蟀那样渺小的东西也那样善斗，却是很使我惊异的。它们在草丛中唱着多么好听的歌呵。我和我那些舅舅便追踪着那歌声去捕捉它们。
对于这些课外活动，我们的先生毫不阻止，有时还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在那有蟋蟀歌唱的草野间。
离开家乡到外省去居住的日子来了。我辍学三年。等到重进私塾时，我那些背诵得很熟的经书几乎全忘了。
又是一个善良的先生。他并不十分衰老，但也总是不走动，不说话。人们都说他有点儿迂。关于他简直没什么事情可以叙述，他是那样呆板，那样平庸，使我过了两年很沉闷的日子。
后来听说他也疯了。
我最后的私塾先生从前曾教过我父亲和叔父们。他年轻时候是很厉害的。有一次他在某家教书，常常打得学生的脑袋发肿，惹得当母亲的忍不住出言语了，说孩子可以打但不应该打头部。从此不知他是赌气吗还是什么，再也不打学生了。但在我家里教书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孙子，有时为着书没有读熟，有时为着替他取开水回来迟了，他还是残酷地鞭打着他。
那简直是一幅地狱里的景象：他右手执着长长的竹板子，脸因盛怒而变成狰狞可怕了，当他每次咬紧牙齿，用力挥下他的板子，那孩子本能地弯起手臂来遮护头部，板子就落在那瘦瘦的手指上；孩子呜咽着，颤抖着，不敢躲避，他却继续乱挥着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断。
每当这样的暴风雨来临，我总是很不安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能漠视无睹，又不能讲出一句求情的话。我并不是怕他迁怒于我，我知道那是不会的。他常常向我的祖父和父亲夸奖我，对于我他总是温和的，连轻微的责骂也不曾有过。但我看见一个人用他的手那样残酷地鞭打着别人，我在衷心里感到那是十分可怕的，十分丑恶，仿佛他突然变成了一匹食肉类的野兽。
他身材高高的，脸色发黑，本来就不使人感到可亲近。
他读过的书很少。他只称赞两部书：《诗经》和《左传》。他老是重复地拖起腔调读那两部书。而我那时候仿佛心灵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在家藏的旧书箱里翻出许多书籍，狂热地阅读着，像一个饥饿的人找寻食物。
我实在暗暗地很不佩服我那位先生。
直到一件小事变发生后我才窥见了他生活的悲惨，并且似乎懂得了他那样折磨着他的孙子是一种情感的发泄。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正在大声地读着书，他突然像受了暴病的袭击似地倒在床上，呻吟着，喘息着，仿佛在和死神挣扎；最后口吐白沫，昏迷过去了。这时大人们也来了。在一阵忙乱惊惶之后，才知道他是发了烟瘾。以前谁也不曾想到他吸鸦片。我祖父很憎恶吸鸦片的人，他到我家来后一直是偷偷地和着开水吞食烟丸子。这天他的孙子去替他取开水，故意很迟才回来，他的烟瘾又很大，所以这样厉害地发作起来了。
我十五岁才进学校。永别了私塾。在人群中我仍然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带着一分儿早熟的忧郁，因为这些阴暗的悠长的岁月的影子是这样严重，没有什么手指能从我心上抹去。
假若我有另外一个童年我准会快乐点。
然而在乡下，我这上学的经历还成了一种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叔父也要关闭他的孩子们在私塾里，到十五岁才让他们进学校。
老人
我想起了几个老人：
首先出现在我记忆里的是外祖母家的一个老仆。我幼时常寄居在外祖母家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古宅，在苍色的山岩的脚下。宅后一片竹林，鞭子似的多节的竹根从墙垣间垂下来。下面一个遮满浮萍的废井，已成了青蛙们最好的隐居地方。我怯惧那僻静而又感到一种吸引，因为在那几乎没有人迹的草径间蝴蝶的彩翅翻飞着，而且有着别处罕见的红色和绿色的蜻蜓。我自己也就和那些无人注意的草木一样静静地生长。这巨大的古宅有四个主人：外祖母是很老了；外祖父更常在病中；大的舅舅在县城的中学里；只比我长两岁的第二个舅舅却喜欢跑出门去和一些野孩子玩。我怎样消磨我的光阴呢?那些锁闭着的院子，那些储藏东西的楼，和那宅后，都是很少去的。那些有着镂成图案的窗户的屋子里又充满了阴影。而且有一次，外祖母打开她多年不用的桌上的梳妆匣，竟发现一条小小的蛇蟠曲在那里面，使我再不敢在屋子里翻弄什么东西。我常常独自游戏在那堂屋门外的阶前。那是一个长长的阶，有着石栏杆，有着黑漆的木凳。站在那里仰起头来便望见三个高悬着的巨大的匾。在那镂空作龙形的边缘，麻雀找着了理想的家，因此间或会从半空掉下一根枯草，一匹羽毛。
但现在这些都成为我记忆里的那个老仆出现的背景。我看见他拿着一把点燃的香从长阶的左端走过来，跨过那两尺多高的专和小孩的腿为难的门坎走进堂屋去，在所有的神龛前的香炉中插上一炷香，然后虔敬地敲响了那圆圆的碗形的铜磐。一种清越的银样的声音颤抖着，飘散着，最后消失在这古宅的寂寞里。
这是他清晨和黄昏的一件工作。
他是一个聋子。人们向他说话总是大声地嚷着。他的听觉有时也还能抓住几个简单的字音，于是他便微笑了，点着头，满意于自己的领悟或猜度。他自己是几乎不说话的，只是有时为什么事情报告主人，他也大声地嚷着，而且微笑地打着手势。他自己有多大年纪呢，他是什么时候到这古宅里来的呢，无人提起而我也不曾问过。他的白发说出他的年老。他那种繁多然而做得很熟练的日常工作说出他久已是这宅的仆人。
我不知怎样举出他那些日常工作，我在这里列一个长长的表吗，还是随便叙述几件呢。除了早晚烧香而外，每天我们起来看见那些石板铺成的院子像早晨一样袒露着它们的清洁，那完全由于他和一只扫帚的劳动。在厨房里他分得了许多零碎事做，而又独自管理一个为豢养肥猪而设的锅灶。每天早晨他带着一群鸭子出去，牧放在溪流间，到了黄昏他又带着这小队伍回来。他又常常弯着腰在菜地里。我们在席间吃着他手种的菜蔬。并且，当我们走出大门外去散步，我们看见了向日葵高擎着金黄色的大花朵，种着萝卜的菜地里浮着一片淡紫色和白色的小十字花。
向日葵花是骄傲的，快乐的，萝卜花却那样谦卑。我曾经多么欢喜那大门外的草地啊，古柏树像一个巨人，蓖麻树张着星鱼形的大叶子，还有那披着长发的万年青。但现在这些都成为对于那个勤劳的老人唱出的一种合奏的颂歌。
他在外祖母家当了多少年的仆人呢，是什么时候离开了那古宅呢，我都不能确切地说出。只是当我在另一个环境里消磨我的光阴，听说有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厨房里的锅灶边。苏醒后便自己回家去了。人们这时才想到他的衰老。过了一些日子听说他又回到了那古宅里，照旧做着那些种类繁多的工作。之后，不知是又发生了一次晕倒吗还是旁的缘故，他又自己回家去了，永远地离开那古宅了。
我在寨上。我生长在冰冷的坚硬的石头间。
大人们更向一个十岁的孩子要求着三十岁的成人的拘束。
但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有时也会露出顽皮的倾向，犹如成人们有时为了寂寞，会做出一些无聊的甚至损害他人的举动。我就在这种情形下间或捉弄寨上的那个看门人。
他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老人，下巴长着花白的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个小发辫。他已在我们寨上看了好几年门了。在门洞的旁边他有着一间小屋。他轮流地在各家吃一天饭，但当地方上比较安静，有许多家已搬回坐宅去的时候，他就每月到那几家去领取几升米，自己炊食。不知由于生性褊急还是人间的贫穷和辛苦使他暴躁，总之他在我的记忆里出现的时候大半是带着怒容坐在寨门前的矮木凳上，嘴里咕噜着，而且用他那长长的烟袋下面的铁的部分敲打着石板铺成的街道。
那已变成黄色的水竹烟袋又是他的手杖，上面装着一个铜的嘴子，下面是一个铁的烟斗。它也就是有时我和他结恨的原因。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常把它藏匿起来，害他到处寻找。
有一次我给自己做一个名叫水枪的玩具。那是一截底下留有竹节并穿有小孔的竹筒和一只在头上缠裹许多层布的筷子做成的，可以吸进一大杯水，而且压出的时候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已记不清这个武器是否触犯了他，总之，他告诉了我的祖父。我得到的惩罚是两个凿栗，几句叱责，同时这个武器也被祖父夺去，越过城墙，被掷到岩脚下去了。
他后来常从事于一种业余工作：坐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用黄色的稻草和竹麻织着草鞋。在这山路崎岖的乡下，这种简陋然而方便的鞋几乎可以在每个劳动者的脚上见到。他最初的出品是很拙劣的，但渐渐地进步了，他就以三个当百的铜元一双的价格卖给出入于寨中的轿夫，工匠，或者仆人。
我现在仿佛就看见他坐在那样一个木架上。工作使他显得和气一点了。于是在我的想象里出现了另外一个老人，居住在一条大路旁边的茅草屋里，成天织着草鞋，卖给各种职业的过路人。他一人足迹不出十里，而那些他手织成的草鞋却走过了许多地方，遭遇了许多奇事。
我什么时候来开始写这个“草鞋奇遇记”呢。
黄昏了，夜色像一朵花那样柔和地合拢来。我们坐在寨门外的石阶上。远山渐渐从眼前消失了。蝙蝠在我们头上飞着。我们刚从一次寨脚下的漫游回来。我们曾穿过那地上散着松针和松球的树林，经过几家农民的茅草屋，经过麦田和开着花的豌豆地，绕着我们的寨所盘据的小山走了一个大圈子，才带着疲倦爬上这数十级的蜿蜒的石阶，在寨门口坐下来休息。
我，我的祖父，和一个间或到我家来玩几天的老人。
他正在用洪亮的语声和手势描摹着一匹马。仿佛我们面前就站立着一匹棕黄色的高大的马，举起有长的鬃毛的颈子在萧萧长鸣。他有着许多关于马的知识：他善于骑驭，辨别，并医治。
他是一个武秀才。我曾从他听到从前武考的情形：如何舞着大刀，如何举起石磴，如何骑在马背上，奔驰着，突然转身来向靶子射出三枝箭。当他说到射箭的时候，总是用力地弯起两只手臂来作——手执弓一手拉弦的姿势。
我也曾从他听到一些关于武士的传说。在某处的一个古庙里，他说，曾住过一位以棍术著名的老和尚，他教着许多徒弟；有一天，他背上背一个瓦罐，站在墙边，叫他的弟子们围攻他，只要有谁用那长长的木棍敲响了瓦罐他就认输。结果呢，不用说那老和尚是不会输的。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种不应为老人所有的洪亮的语声，而且那样喜欢谈着与武艺有关的事物。但我那时是一个孩子，不知人间有许多不平，许多不幸，对于他那些叙述仅仅当作故事倾听，并不曾幻想将来要扮着一个游侠骑士，走到外面世界去。我倒更热切地听着关于山那边的情形。他曾到很远的地方去贩卖过马。山的那边，那与白云相接并吞了落日的远山的那边，到底是一些什么地方呢，到底有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物呢，每当我坐在寨门外凝望的时候，便独自猜想。那个老人的叙述并不能给我以明确的观念和满足。渐渐地他来得稀疏了。大概又过了几年吧，听说他已走入另一个世界里去了。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
最后我看见自己是一个老人了，孤独地，平静地，像一棵冬天的树隐遁在乡间。我研究着植物学或者园艺学。我和那些谦卑的菜蔬，那些高大的果树，那些开着美丽的花的草木一块儿生活着。我和它们一样顺从着自然的季候。常在我手中的是锄头，借着它我亲密地接近泥土。或者我还要在有阳光的檐下养一桶蜜蜂。人生太苦了，让我们在茶里放一点糖吧。在睡眠减少的长长的夜里，在荧荧的油灯下，我迟缓地，详细地回忆着而且写着我自己的一生的故事……
但我从沉思里惊醒了。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梦啊，在成年和老年之间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将用什么来填满呢？应该不是梦而是严肃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夜
树荫下的默想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六月的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在我们眼前，在苍翠的山岩和一片有灰瓦屋顶的屋舍之间，流着浩浩荡荡东去的扬子江。我们居高临下。这地方从前叫西山，但自从有了一点人工的装饰，一个运动场，一些花木和假山石和铺道，便成了公园。而且在这凉风时至的岩边有了茶座。
我们就坐在茶座间。一棵枝叶四出的巨大的常绿树荫蔽着。这种有椭圆形叶子的乔木在我们家乡名黄桷树，常生长在岩边岭上，给行路人休憩时以清凉。当我留滞在沙漠似的北方我是多么想念它啊，我以不知道它在植物学上的名字深为遗憾，直到在一本地理书上读到描写我们家乡的文字，在土壤肥沃之后接上一句榕荫四垂，才猜想它一定是那生长在热带的榕树的变种。
现在我就坐在它的树荫下。
而且身边是我常常想念的别了四五年的朋友。
我将怎样称呼我这位朋友呢?我曾在诗中说他常有温和的沉默。有人称他为一个高洁的人。高洁是一个寒冷的形容词，然而他，就对于我而言，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朋友。他使我由褊急，孤傲和对于人类的不信任变得比较宽大，比较有同情。就他自己而言，他虽不怎样写诗却是一个诗人。当我和他同在一个北方古城中的会馆里度着许多寂寞的日子，我们是十分亲近；当我们分别后，各自在一边受着苦难，他和肺病斗争而我和孤独，和人间的寒冷，最后开始和不合理的社会斗争，我仍是常常想念他。他是一个非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
这次我回到乡下的家里去过完了十三天假日，又到县城里来冒着暑热，等着船。又等了三天的船。正当我十分厌烦的时候，他坐着帆船从他那闭塞的不通邮讯的乡下到县城里来了。
但我们只有着很短促的时间。今天夜里我就将睡在一只船上，明天清晨我就将离开我的家乡。我的旅程的终点是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像一个被放逐的人。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随后是片刻沉默。就在这片刻沉默里，许多记忆，许多感想在我心里浮了起来。
北方的冬天，已经飘飞过雪了。一种奇异的悒郁的渴望，那每当我在一个环境里住得稍稍熟习后便欲有新的迁移的渴望，又不可抵御地折磨着我。我写信给我的同乡，说想搬到他们所住的那个会馆里去。回信来了：“等几天再搬来吧，我们现在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会馆里几乎全是一些到北方来上学的年轻人，常常因家里的钱寄到得太迟而受窘迫。但我还是搬去了，因为我已不可忍耐地厌倦了那有着熊熊的炉火的大学寄宿舍，和那辉煌的图书馆，和那些放散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
搬到会馆后我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像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然而我感到一种新鲜的欢欣。
因为我们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而我那常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时候更常有着温和的微笑。在积雪的日子，我往往独自跑出去享受寂寞，回来便坐着写诗。那是一些很幼稚的歌唱，但全靠那位朋友读后的意见和暗示我才自己明白。所以他又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朋友。他使我的写作由浮夸，庸俗和浅薄可笑的感伤变成比较亲切，比较有希望。他自己是不常写作的。但有一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册手抄本给我看，上面写满了用小诗形式记下来的诗的语言，像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样使我不能忘记。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出其中的一些：
《刻意集》序
《刻意集》是我在1937年5月编的一个集子。第一版收入了我在大学生时代写的一篇故事，一幕戏剧和一些不曾收进《汉园集》的诗，并附录了两篇关于自己的诗的短文。1940年再版时，感到它太杂，就删去了那些诗和短文，另外收入了一篇未完成的小说的四个片段。
把这些杂乱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且重读一遍后，我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
因为我想起了那些昔日。
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我是惋惜，追悼，还是冷冷地判断呢?我无法辨别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夸耀的好梦，也不是应该谴责的过错，那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许多人都有过的忧郁的苍白色的少年期。一个幼稚的季节。我想起了那些昔日，犹如想起了多年以前读过的一本厚书里的情节，至于其中曾经使我醉心的文句，曾经使我洒同情之泪的主人公的行为与心境，我已记不清了，无法获得同样的体验了，甚至有一点惊异当时的激动了。犹如我们都曾经是儿童但现在并不了解儿童们的情感。
我不是在常态的环境里长起来的。我完全独自地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谢自己，我竟没有在荆棘与歧路间迷失。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许多曲折的路，有过许多浪费时间的半途的徘徊?
这些杂乱的东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那时我在一个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旧的会馆，冷僻的古庙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每一个夜晚我寂寞得与死接近，每一个早晨却又感到露珠一样的新鲜和生的欢欣。假若有人按照那时的我分类，一定要把我归入那些自以为是精神的贵族的人们当中。
我那时唯一可以骄矜的是青春。
但又几乎绝望地期待着爱情。
爱情，一种娇贵的植物，要在暖室里的玻璃屋顶下才会萌芽，生长，开花，然而我那时由于孤独，只听见自己的青春的呼声，不曾震惊于辗转在饥寒死亡之中的无边的呻吟。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摩我，摇撼我，摧残我”，用更明白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我遇上了我后来歌唱的“不幸的爱情”。但对于人间的不幸我仍带着骄矜。在那最后留给我的“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里”，我犹如从一个充满了热情与泪的梦转入了另一个虽然有点儿寒冷但很温柔很平静的梦。总之现实的鞭子的第一次鞭打还是没有使我完全醒来，没有使我骤然达到现在的清醒，用带着愤怒的眼睛注视这充满了不幸的人间，而且向这制造不幸的社会伸出了拳头。在那“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里”，我自称为“一个留连光景的人”。
“留连光景惜朱颜。”那是一位亡国之君的词。虽然我的手里没有一个国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
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残留在白纸上的过去的情感的足印，一些杂乱的诗文。除去一部分自以为比较完整的诗被一位朋友编入《汉园集》，又一部分不长不短的文章姑且名之曰散文者另编为《画梦录》之外，尚可以宽容地挑选出来收辑起来的便尽在这个薄薄的集子中了。
我的写作是很艰苦很迟缓的。犹如一个拙劣的雕琢师，不敢率易地挥动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继日地思索着，工作着，而且当每一个石像脱手而站立在他面前，虽然尚不十分乖违他的原意，又往往悲哀地发现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迹。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应当最知道他自己。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断言这到底是我的好处吗还是弱点，这写作时候的过分矜持。
这过分矜持的写作习惯的养成由于自己的思路枯涩，也由于我的文学工作是以写诗开始。有一个时候我成天苦吟。
除了写诗，后来我也学习以散文叙述故事。那都是很幼稚的。对于留存在这里的一篇《王子猷》，我同样感到羞惭，感到几乎没有勇气去重读它。然而终于姑息地留存了，因为在那故事的后半，虽然仍是荒唐可笑地涂抹着千余年前的古人的面目，我读到了一些使我哀怜过去的自己的句子，如在情感的灰烬里找到了一些红色的火花：
……谁是真受了老庄的影响?谁是真沉溺于酒与清谈的风气?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要求。都是要找一点欢快，欢快得使生命颤栗的东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爱驱车独游，到车辙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声，那时代的哭声呵，就是王子猷这时仰在心头的哭声了。
我仿佛听见了我那时抑在心头的哭声。我想起了我重写那样一个陈腐的故事并不是为着解释古人而是为着解释自己。我想起了一次可衷的心理经验。在过了一个旧历的新年后，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带着欢欣和一件小礼物去访一位朋友。在冷落的铺满白雪的长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种酸辛，一种不叫抵御的寂寞，我几乎突然决心回到自己的住处去。这种不应为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人所有的孤独倾向不仅这一次使我痛苦。我常常感到在这寒冷的阴暗的人间给我一点温暖以免于僵死，给我一点光辉以照亮路途的只是自己的热情的燃烧。
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容易使人的心灵变得狭小，对于人间斤斤计较。而且严格地说，我是没有理由抱怨的，因为那时我接触得最多最亲密的并不是活的人类而是带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
我读着许多时代许多国土里的诗歌。读着小说。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戏剧也迷住了我。比较冗长的铺叙和描写，我感到它是更直接更紧张地表现心灵的形式。但我一开头便忽视那些动作，我只倾听那些心灵的语言。所以我最喜欢的是几本静默的，微妙的，没有为着迎合观众而设的热闹、夸张和凑巧的戏剧。
我竟想用那种形式来写一个幻想的故事，以四个黄昏为背景，以爱情为中心，叙述一个在他的一生的车道上“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颠倒了一些”“适宜的车站”的人物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终于因为没有自信，只挑写了第二部分，就是《夏夜》。我一点不想使它冒充戏剧，我愿意在那题目下注一行小字：一篇对话体的散文。
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抒写又是冒充散文。因为我终归是写诗的。
我写了许多诗。就是说写了许多坏诗。把《燕泥集》中的一部分和这集子里的放在一块儿看，一条几乎走入绝径的“梦中道路”展开在我面前。我是怎样从蓬勃，快乐，又带着一点忧郁的歌唱变成彷徨在“荒地”里的“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又怎样企图遁入纯粹的幻想国土里而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片空虚，一片沉默。“我沉默着过了整整一年”。我几乎完全忘掉了诗。但在对于它的热情消失之后，我才清醒地得到一个结论，在差不多当作附录编入这集子中的两篇解释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后话》和《梦中道路》)里尚未达到的结论：诗，如同文学中的别的部门，它的根株必须深深地植在人间，植在这充满了不幸的黑压压的大地上。把它从这丰饶的土地里拔出来一定要枯死的，因为它并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现实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长并繁荣于空中的树。
然而直到现在仍有人在作这种悬空的企图。
到处浮着一片轻飘飘的歌唱。
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就是当无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时候应当从梦里惊醒起来，看清它从哪里来的，并愤怒地勇敢地开始反抗。
我自己呢，虽然我并不狂妄到自以为能够吹起一种发出巨大声响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到这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莱阳
《还乡杂记》代序
我是怎样写起散文来的呢?
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定要人声地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将浪费许多时间来写出一些不长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偶然。
最初引诱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是诗歌。我写了许多年的诗，我写了许多坏诗。直到大学三年级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失败，像一道小河流错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学里读着哲学，又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为我当初只想到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不曾顾及我自己的兴趣。诗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肠胃变得娇贵，我再也不愿吞咽粗粝的食物，那些干燥的紊乱的哲学书籍。伊曼纽尔·康德是一个没有趣味的人，他的书更没有趣味。我们的教授说他一生足迹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过着规律的生活像一座钟，邻人们可以从他的散步，吃饭，工作，知道每天的时间。在印度哲学的班上，一位勤恳的白发教授讲着胜论，数论，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阳光，不自禁地想象着热带的树林，花草，奇异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这在我是很应该提到的事。因为我的名字虽排在这有千余人的学校的名册里，我的生活一直像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与人隔绝。而且这就是使我偶然写起散文来的因子。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句斟字酌地翻译着一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个同学也很勤勉，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翻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白稿纸。于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独、懒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后，虽说既不能继续写诗又不能作旁的较巨大的工作，也应该像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来安静地、用心地、慢慢地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而且我们常常谈论着这种渺小的工作，觉得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个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学，也就是它的编辑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里来拿走我刚脱稿的文章。而且为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个题目显得热闹些，我几乎每期都凑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从大学寄宿舍里出去学习着新的功课了。
“一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
一个新的环境像一个狞笑的陷阱出现在我面前。我毫不迟疑地走进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劳力换取面包。我的骄傲告诉我在这人间我要找寻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难。
那是炎热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间当西晒的小屋子里。隔着一层薄墙壁，那边是电话、电铃和工友的住室。而且在铁纱窗的角上，可怕地满满地爬着黑色的苍蝇。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胁着我的敌人，阳光、嘈杂声和苍蝇，开始了争斗。
一个比我先来的同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游览那周围的风景：
一片接受着从都市流散出的污秽与腐臭的洼地。
洼地的尽头，一道使人想象着海水，沙滩和白帆的长堤出现在夕阳中。在它的身边流着一条臭河。
当我们在堤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洁的空气，那位同事告诉我这片洼地里从前停放着许多无力埋葬的穷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开它，偷食着里面的尸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穷苦人坐在那里，放一把茶壶在棺材上，一边谈天一边喝茶。他又告诉我黄昏时候，这条路上有许多结伴回家的从工厂里出来的小女孩，他常常观察着她们，想象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我们感到我们也就是被榨取劳力的工人，因为我所寄身的地方，“与其说那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家出名的私人营业的现代化的工厂，因为那里制造着中学毕业生”。
在这种生活里我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梦，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它们。我沉默了。不过这沉默并不是完全由于为过重的苦难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种新的工作未开始以前的踌躇。
自然，时间被剥削到没有写作的余裕也是事实。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同事在一个阔大的空场上缓步着，谈论着许多计划，许多事情。然而我那时对于人间的不合理，仍是带着一种个人主义者的愤怒去非议。我企图着，准备着开始一个较大的工作，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再也不想写所谓散文。我感到只有写长篇小说才能容纳我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郁结。
但因为没有闲暇，这计划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搁下了。在这一年中，我实在惭愧得很，只把过去那些短文章编成了一个薄薄的集子，就是《画梦录》。
关于《画梦录》和那篇代序
从《画梦录》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两年多的时间上的距离，所以无论在写法上或情调上，那些短文章并不一律，而且严格地说来，有许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写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读了一位法国作家的几篇小故事之后写的，我写的时候就不曾想到散文这个名字。又比如《独语》和《梦后》，虽说没有分行排列，显然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继续，因为它们过于紧凑而又缺乏散文中应有的联络。
《岩》才是我有意写散文的起点。一件新的工作的开头总是不顾手的，所以我写得很生硬，很晦涩。渐渐地我驾驭文字的能力增强了，我能够平静地亲切地叙述我的故事，不像开头那样装腔作势，呼吸短促。然而刚才开始走入纯熟之境，我那本小书就完了。我实在写得太少。
如前面所说，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我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正如以前我写诗时一样入迷，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所以当我在一篇评《画梦录》的文章里读到“然而尽有人如蒙天助，得来全不费力。何其芳先生或许没有经过艰巨的挣扎”，我不胜惊异。幸而还有一个“或许”。从此我才想到，除了几位最亲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迟钝，如何枯窘。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解释过去的自己，尤其对于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纤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觉。因为现在我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不知应该说是荒凉还是壮健：虽有旧梦，不愿重温。在一年以前我已诚实地说“有时我厌弃我自己的精致”。“因为这种精致”，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评论文章里所说，“当我们从坏处想，只是颓废主义的一种变相”。那句议论很对，而且我觉得竟可以去掉那个条件子句。我虽不会像一个暴露病患者那样夸示自己的颓废，却也不缺乏一点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个拘谨的颓废者。
或者说一个书斋里的悲观论者。因为这种悲观的来源不在于经历了长长的波澜起伏的人生(当你在那里面浮沉并挣扎时是没有闲暇来唱厌倦之歌的），而在于孤独。孤独，是的，是我那时唯一的伴侣。记得那时我偶尔在什么书上读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则语录，大意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使人无聊，一种自己无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辈，后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艺术家，使我非常感动。仿佛我从此有了一个决心：
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
对于谁呢，这忠贞之心?对于人生。对于人生我实在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渴望，因为孤独的墙壁使我隔绝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对于人生，现在我更要大声地说，我实在是有所爱恋，有所憎恶。并不像在《画梦录》的代序中所说的，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
使我轻易地大胆地写出那句话来的是骄傲。那时我在前面描写过的那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很久不曾写文章了。一个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笔来，感到非常悒郁，简直想给全世界的人一个白眼。我像写诗一样激动地草成了那篇惊心动魄同时语无伦次的对话。就在不远的后面：
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那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地多望一会，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
就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对于人生的态度。因为对于人间的幸福和欢乐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不幸和苦痛我的骄傲却只有低下头来变成了愤怒和同情的眼泪。最近一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
关于《还乡杂记》
我到了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里。
离开了我的第二乡土，北平，独自到这个偏僻的辽远的陌生地方来，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里所说的奇遇，每个环境都有助于我的长成，在这里我竟发现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陆。
从前我像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地阔大起来。
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
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乡下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对着一些来自田间的诚实的青年热情地谈论，我不能不悲哀地想到横在他们脸面前的未来：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同时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里的人们，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们：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这两句话像两条鞭子。但我也想到我自己。在已经逝去了的那样悠长的岁月里，除了彷徨着、找寻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也仅仅能惭愧地记起我那计划中的长篇故事。
这时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因为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这使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想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描写出我的家乡的一角土地。
这就是《还乡杂记》。一个更偶然的结成的果实。
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粗起来了也好，我接着对自己说，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细细的像古代美女的腰肢。于是我继续写下去。但这时我又发现对于家乡我的知识竟也可怜得很，最近这十三天的停留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写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我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
抄写我那些平平无奇的记忆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丧失了开头的热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为着快乐，是为着履行对自己约定的允诺。
因此这件小工作竟累赘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长的，我那个长篇故事也在我心里长得成熟了，我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尽，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人主义。
“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
现在让我重复一遍我开头的话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定要大声地非笑他。
十年以后呢?我同样不能想象。
不过，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因为可以工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深夜，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