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到哈尔滨第一天的遭遇。
当我和到车站接我的陈君，突出马车和汽车的重围，走上松花江街的时候，夏天的绿色的哈尔滨，在我这新来的外乡人面前展开来了。
也许是午梦未醒吧，为甚么低低的绿荫，绿荫丛中的洋房，都是那样闷沉沉呢？也许是给天空的日本飞机激恼了罢，为甚么茂密的树林中，听不到一声鸣蝉，一声啼鸟呢？
--啊，多么沉闷的哈尔滨的夏天呀！
我带着郁闷的心，跟着陈君走上南岗的斜坡。后面是一层低似一层的绿林，前面是缓缓升高起去的石头道。一条条笔直的浓荫小路，从石头道两旁伸出去，伸得远远地好象没有尽头。路上瞧不见行人，只是矮篱笆的花丛中，有时传出一阵小孩刚刚睡醒的哭声。在小树林里的长凳上坐着的中国人和老毛子，都板起一副苦脸，怪不合卫生的。
--啊，多么沉闷的哈尔滨的夏天呀！
我不禁呼了一口气。
“累了吗？西八乍市快到啦。西八乍市有地方给你住。”陈君一面走，一面说。
“是谁家？”我凑近陈君的身边问。
“老李家。”陈君又接下去：“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过义勇军，现在住在此地。你就在他家住十天八天罢。”
“他乐意吗？我可不认得他。”
“没有关系，我早已告诉他了。他是一个儿住的，很方便。”陈君又加道，“他这人又热情又爽快，就是爱说话。”
说着，我们已闯进一条狭小的街道，道旁的木板路在脚底下咕嗒咕嗒地响了起来。一位老毛子老太太，坐在她自家门口，睁大眼睛望住我们，望得那样狠，象在生我们的气。她门前的木架上，横七竖八地晾着衣裳，围腰、被单和白台布。站在斜对面的另一位毛子太太，在低声叱着她的狗不要瞎叫。有两位中国老娘们站在当街的玻璃窗里往外窥望，一瞧见我们都是中国人，便别转了她们的脖子。从一家地下室涌上几个毛子小孩，手挽手地站在一堆，瞧着我们，又耳语着，忽然哈哈地大笑，跑散了。--这外国村落似的西八乍市，来了我这外乡人，一点儿也不能安静下去啦。
走到七道街，陈君伸手拉开一扇钳着漆布的大门，门铃立刻玎挡着，马上又传出一阵毛子姑娘的柔和的声音：“克多？”接着走出一位光臂膀的毛子大姑娘。她一边走一边捻起束在胸前的白围腰，在抹干她手上的水珠儿。瞧见熟识的陈君，她笑了笑，打起中国话来：
“不在，他。”
但是陈君拉我进去，指那第七号的房门，告诉我，老李就住在这一间，又回转身子，用俄国话介绍我给那毛子姑娘。她活泼地和我握握手，问我懂不懂俄国话，我摇摇头，而她乐意地笑了。
我留意那屋里，门对门也有十几间房子，是寄宿舍的模样。据陈君说，那毛子姑娘是房东太太的女儿，没有父亲，父亲是在欧战的阵前牺牲了的。
打寄宿舍走出来，陈君因为有要紧事，不能再陪我去逛逛。他告诉我最好到道里公园消磨过这下午，并且教我怎样上电车，那里下车，便分手了。
如果是有福的人，象我这样独行踽踽于异乡的街道上，他一定会弄些甚么乡愁旅思，如果是情感热烈的人，象我这样飘泊于“满目异类”的都市中，他也许会痛哭狂歌起来。但是我，因为在中东路四等车里不能好好歇息，只觉得满身不得劲儿，无精打采地上道里公园去。公园里非常热闹，有买汽水的露台，有日本女人的纳凉亭，还有电影院，院前的无线电机闹得震天价响。而我不顾一切地躺在一片僻静的青草地上，睡了大半天的觉。
等到我乘电车再上西八乍市，已是满街灯火了。我在车里，尽在想象老李是怎么一个人，如果他不招待我，或者不知道我今晚要上他家睡觉这回事，岂不是要在街上作夜游神了么？
但是，不，那毛子姑娘一瞧见我，便说，第七号有人，叫我自去敲门。敲了两下，门开了。背灯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甚么老李，而是一位青年女子，这才把我呆住啦！
“找谁？”她问，用机警的眼光上下打量我。
“李，李先生在家吗”我客气地说。
“老李？”她怀疑地反问着。又说：“你是谁？”
“我姓郝，奉天来的，刚才和陈先生来过。”
“啊呀！你就是郝先生吗？请进来，请进里面坐罢！”她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这时候，该是我满腔狐疑的时候了。我狐疑地坐在椅上，狐疑地望住她，狐疑地擦擦自己的手掌。她是谁？是老李的老婆？情人罢？要不，又是甚么人？我不致走错了房间罢？
“你认得李先生？”我终于忍不住了。
“怎不认得，天天在一起呢！”我的话好象把她问恼了。“难道你不知道我？”
“不--还没有请教呢。”
“真不知道？老陈没提起？我就叫佟桂英。”
“？”我简直怀疑她和我开顽笑。佟桂英是何等英勇的一个女子，朋友们都称她是满洲的马柳特加的。而对面的她，瘦长的个子，怪柔弱的样儿，怎能叫我好相信！
“十里堡的事情，你该知道罢？”她瞧见我默默不语，又说下去，“难道真的没人告诉你？对你，我用不着说假话，是不？老陈知道老李土江北，不能回来，他自己又分不开身子，才叫我上此地等你的。”
我再不能迟疑了。我带笑地重新站起来和她握手。她那铁一般有力的手，说明她真是能骑马，能打枪的那个佟桂英。
“桂英，得罪，得罪！”我向她道歉。
“你这人也太细心！要是不知道底细，我还不一脚把你踢出去？你吃饭了不？”她斜着身子坐在床上，不客气地说。
听了我说晚饭还不曾吃，她马上跳起来，一溜烟出去了。留在我眼里的是一个活泼健康的背影--不错，是佟桂英。
我默默在回想朋友给我的信，说：在××人的残酷屠杀下，乡村的女子也反抗起来了。最近十里堡有一位英勇的女子，叫佟桂英，领导着全堡的老百姓，劫了××兵的枪械，组织义勇军实行打××。真是满洲的马柳特加！记得那信的结语说：“亡国的将军们听了这消息，不知道有何种的感想？”但是现在她怎会在哈尔滨？可不是日本人还出赏格捉她的吗？……
桂英回来了，带来大大的一块黑面包，一包干肠子，二瓶克哇斯。她一齐堆在桌子上。那房里唯一的桌子本来就小，何况已经摆满了一桌子的书籍、文具等等，现在再加上她买来的这许多东西，其乱七八糟可想而知了。
“吃呀！今儿请客，买了克哇斯。你喝克哇斯不？”也不等我的回答，她抢了一片黑面包往口里送，就是站在桌子旁边，倚着墙，那么的大吃特吃起来了。
她一面吃，一面警告我：这房子只许说说笑笑，不要说别的话。因为隔壁住的是一对日本夫妇，据说当家的在洋行办事。北方话说来比南方人还正确。她疑心他们“不是东西”。她又说，在哈尔滨，每个院子里，尤其是象这寄宿舍性质的屋里，常常住下探子。人家不留心说错了话儿，就有人给你记住的。有时候，中国人时常给抄了家，或是逮了去，本人还不知犯的是甚么罪。哈尔滨还算好，xx人还想摆摆“文明国”的样儿。要是在屯里，简直象对待台湾、高丽的亡国奴样的残酷。下江那边，井里放毒药，任意枪杀，强奸，甚或用大炮炸弹，把整个屯子毁成平地，那都是常有的事情。她的家就是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的。……
隔壁的日本夫妇回来了，在房里哼着“大和歌”。那毛子姑娘在诵读故事给她妈妈听，声音就象百啭的黄莺儿。斜对门的女毛子，据说是暗娼，这时已经拉来了客人，在房里淫声荡语地笑闹着。
我们默默相对。月光惨白地洒在窗棂上。窗外的榉树在夜风中摇曳，低吟。远远地传来一阵话盒子的俄国民歌，那样慷慨激昂，令人联想起《狂人日记》中的“歌者”。
桂英好象不耐烦似的跳了起来，理一理蓬松的乱发，又坐下去，说：
“这时候我真想骑马。夜晚骑马，比白天有味儿。你想想，在满地是月光的大草原上，腿儿使劲的一挟，马儿就拼命地飞跑，飞跑，好象飞在半空样。再一转身，又跑进黑濛濛的树林里。勒住，马在喘气，夜猫子在号叫---啊，多乐啊！”她停住，在想象那情境，又忽然说，“郝先生你会骑马不？”
我摇头，笑说不会。她自傲地笑了笑；
“我不懂，为甚么不会骑马！”
“为甚么一定要会骑马呢？”
“不会骑马，好象没有腿儿，自己吃亏呀。我们屯里好几个老娘们都能骑，可惜胆子小，要不，我就多支臂膀。唉，真可惜！”她又慨叹似地道：“我们关外老百姓，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又糊里糊涂地亡了国，都是为了胆子小……”
我按住自己的嘴唇，警告她不要说下去。所以，连我想对她解说问题并不是因为胆子小的话，也只得咽向肚子里去。
暂时又静默着。外面又是歌声，又是笑语，又是淡白的月色。这一切，好象无情地在嘲笑我们这些被压迫，被损害的灵魂！
桂英似乎更加烦躁起来，恨恨地说：
“简直是在监狱里过活！我们的自由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在……”
还没有说完，而房门突然开了。走进来的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国学生，他低声而急促地说：
“老佟，你们还不快走，老李在江北发生了问题啦！”这消息，是那么的突如其来，叫我和桂英都跳起来：
“老李？就是住在这里的老李？他有了问题？小范，这是那来的信儿？”
“刚才得来的，详细情形还弄不明白。老陈叫你们马上离开这房间，老佟住的那边也不能回去。”小范又面对佟桂英说：“老陈把新来的老郝交给你，你要代他想法找住处。”
“半夜三更，那有法子！”桂英有些着急。
“谁知道！老陈说一定要你负责！”说着小范便想走，桂英叫住他，而他发急了：“得啦，得啦，我还有事，有话明天再说罢！”
碰地一声带上门，他走了。房里的桂英和我对瞧了一下，都在沉思着。我是人生路不熟，甚么法子也没有的，而桂英也象十分为难。
“这样晚，过江是万万不能，住栈房更别想，朋友家靠不住，有好几家大概是同样情形，不能去，那怎办呢？怎办呢？”她自语着，又好象在和我商量办法。终于，她站起来，“这样罢，上马家沟瞧去。这里是不好住了。”
我们匆匆地上马家沟。而马家沟的几家人家，不是打不开院子的大门进不去，就是给守门的恶狗赶了出来。结果，给我们失望。
大约已是夜里一点钟光景，实在是深夜的时候。我们仍是在街上奔走，找不到宿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依照桂英的意思，只有一法：我们除非扮作一对密会的情人，找块树林里的草地坐坐，挨过这讨厌的一夜。据她说，每当夏天，老毛子们时常在花影树阴里坐到天明。有些中国人也学上了，所以在哈尔滨，那已是常见的事儿。
“好罢，我们只有这样，不过你……”我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没有关系，这是必要的时候呀。”
于是，我们勉强放缓了脚步，手挽手地在月光中走着。我们算是“情人”了呀！
夜深的月色真象水般清凉。各处的景物都给月光净化了。黑巍巍的喇嘛台，尖顶耸得那样高，好象直伸到天际，想去挽住那渐渐移向西方的月亮，不让她无情地离开这梦般的人世。
南岗、秋林洋行门前的一行长凳上，疏疏落落地还点缀着一对对的情侣。路旁的矮篱笆下，萦绕着蜜语和笑声。软红色的窗纱间，有时映出舞兴沉酣的迷离的人影。
而我们，缓缓地走着，走着。我的心象压上一大块石头。要是有人走过，我们也热情似的相偎相倚，象在说甜话儿。走远了，我们依旧是抑郁，沉闷，而静默着。但是，我们可要紧紧的记住，我们要扮得象情人似地在散步才好啊！
末了，我们走进一座小树林。林中的草地，闪烁着破碎的月影。草际时时浮上微细的虫声，又象着惊似的忽然停止了。
“我到底是在田野长大的，听见虫声，就想起了老家。”桂英打破了岑寂说：“真怪，已经烧光的家，还是忘不了。瞧瞧这样的情景，我就有气！”
“那末，你家里的人呢？”
“我家里没有甚么人，爹早死啦。妈寄在吉林亲戚家。还有哥哥，在盘石那边当义勇军。月前听说受了伤，现在不知道是活是死--讨厌！别提这些罢！我不爱说家事！那不是我们说的！可不？”
她坐下去，不痛快地呼一口气。在阴影下，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那眼睛正象两颗星儿在闪光。突然地，她把眉头…锁，无目的地瞪住一颗树，突然地又紧闭上眼皮，又再睁开，往远远的林外望着。林外的月色象烟幕，密密地笼住这树林。
“就象这样的月夜，我们在拉林大屯子截获了××兵的枪械，是二月前的事了。”她慢吞吞地说，又笑了。“那一次才有味儿。我们，一个山洞穿过一个山洞，有老百姓带路。在洞口瞧见两个鬼子，我就是一枪，便倒了一个，第二枪，又是一个。鬼子真不中用，太禁不起子弹，一连人，一轰便散啦！我们追，追上一个打一个，就象打雀儿，好不痛快。青纱帐掩住了我们，××飞机没有劲，又是在夜里。前前后后共打死了十三个鬼子，剩下的都跑个光。我们夺得了十大车的东西。里头满是胰子、手巾、袜子，还有干粮。鬼子真不坏，打死他们人，他们还给我们送礼，可不？”
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了，又接道：
“天一亮，我们在大屯集合老百姓，分给他们六大车东西。他们乐意得了不得！有一个老头儿，头发胡须都白了，他还跳上一块老树头，颤巍巍地嚷道：你们瞧瞧，义勇军多好！你们现在还说是胡子，是胡子不？我早就告诉你们不是，你们不肯信。现在怎样儿？可不是领老百姓打××的义勇军？大伙儿都乐得大叫大喊：义勇军真好，义勇军真好呀！--不错，人心不死，中国人心不死！可不？”
“老百姓自然是好的。”
“对啦！只要我们拼命干下去，好的老百姓有的是。我敢说，我死也不怕！”
，“真个是勇敢的马柳特加！”我不禁赞叹着。
“说什么？马柳特加？”她好奇地追问着。“马柳特加到底是谁？老李也这样说我，我不明白，也没有闲心去问他，到底什么回事儿？”
我笑了，没有回答，她拿眼光追迫我，眼光是那末有力，好象不由你不说明。
“那是一个故事里的女主角：可是说她干吗，多无聊的！”我又停止了。
“无聊？那你为什么爱说？”她恨恨地道：“你们这班念书人，偷了典故骂人，也要对得住老天！”
“不，不是骂人的，更不是骂……”
“那你就该告诉我！”她抢着说，“这时候，说故事才合景呢！我作小孩时候，顶乐意听故事。”
她瞧见我还闭着嘴，便捉住我的手，使劲儿只一握，就象铁钳钳住般疼痛。她说：“告诉我不，要不，我挟断你的骨头！”
这样，我不得不告诉她马柳特加的故事。开头我是很简单地述说，但她不许，一定要从马柳特加在鱼村干活细细说起。她怎样地和官长定了不和男人养小孩的合约，怎样地拿枪头碰那些调戏她的人。她又怎样勇敢，打枪又准，瞄准时口里先数第三十，第三十一，在计算她打死的敌人的数目。她又怎样地打到第四十一个，只打中他的帽子，而变成她的俘虏。
桂英很有味地听着，注意着我，有时笑，有时赞叹地摇摇头。等到我说到马柳特加被派去带着那俘虏上总部去，坐的帆船给暴风飘到荒岛上，变做那俘虏的“礼拜五”，后来互相恋爱了，一直说到最后那悲剧的结果。这时候，桂英发出她反对的言论了：
“放屁！为甚爱上那俘虏？不能的！”
“因为人类彼此间，本来是没有仇恨。”我代那作者说明了原来的主旨。
“可是，为甚他们都给打死呢？有仇的总是有仇，怎会消灭呢？这明明是作者有意‘扯鸡拔蛋！’我不信！爱上一个敌人，那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不信，那是没有的事！
‘扯鸡拔蛋！’”
“那做书的，本来思想就不大对，不过……”
桂英抢着道：“那就是啦！那就是啦！”说着，她多情地笑了。
“那末，马柳特加可爱不，你也拿枪头打过人不？”我逗着她。
“我不！谁敢来碰我！”
离我们不远的，来了一对老毛子。他们走到一颗树后，坐下，紧紧的拥抱亲吻。
“噫！瞧瞧！那才是马柳特加和她的俘虏啦！”桂英好奇地指着那对老毛子这样说，而她自己的脸却羞红了！
月亮斜得低低的，映着草地上的露珠，象一幅无限大的银色珠纲。树杪卷来一阵寒风，林叶沙沙地响着。
“怕会下雨啦。”桂英好象怕冷，紧挤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变得那么温柔，迷梦似的。在静默里，我听到她急促的呼吸。
“真的，”她低声说，“我不爱男人，男人太坏，他会给你吃亏的。我没瞧见世上男人不是狠心的！真的，我不爱男人，我永不会爱上男人。我竟不爱听马柳特加会爱上那个俘虏！我的心是血的，又是铁的。可不是，要有铁的意志，铁的心肠，才能战胜敌人呀！你说，可不？”
但是，我感到她言外的一种忍不住的热情。真的，我的心也在跳着。可是理智告诉我，我无论如何不能和她恋爱。而且，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假扮情人的密会，为的是避免人家的注意呀！
但是桂英又动情地说：
“事情忙的时候，我不难过，我顶讨厌是闲着没事，自己老要胡思乱想！要是在屯里，我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一定拉了马儿，往山林里跑个痛快。不过，也不能时常这样，怕xx飞机望见。咳！真是杀不完的鬼子！”
她兴奋得好象要哭，但是她自己忍住了。
“真的，郝先生，”她又说话了。“我对你用不着说假话。真的，我有时候真闷！可是我该爱上男人吗？不，现在的时候，是国破家亡，我那能爱上人！我应该爱的是全体被压迫的人类，我应该爱的是向敌人战斗的一切同伴。呀，郝先生，我的心太大啦！实在太大啦！不过，这是对的，是好的！可不？”
“不错，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同伴。”我冷静地说。
“是呀，我们是同伴，我们应该相爱。不能只爱上一个人，只爱上一个同伴，我知道的。郝先生，我们不能只爱一个同伴，我们应该爱……”
一阵骤雨打断了她的话。--夏天时常是突然下大雨，不到一二点钟，又突然地晴了的，尤其是在哈尔滨。
雨愈下愈大。静夜的树林中的雨声，听来更觉奔腾澎湃，象发怒的海涛。林叶间漏下了又大又凉的水滴。周围尽是水滴的笨重的声响。整个树林都给一阵又湿又恼人的木叶气味所罩住。
这时候，我和桂英躲在一颗大榉树底下。桂英好象恐怕打湿了衣裳，紧紧的靠在我的怀里，突然她又象是胆怯地抱住了我。
在这夜雨的黑暗的林中，我们互相拥抱着，默然无语，在等待天亮。
第二天我们便分散了。
后来我才知道桂英是到哈尔滨办理事务的。过了一礼拜，她的事务清理好，就上东宁去了。我不久也就离开了哈尔滨。
自从那一夜之后，我们都没有机会见面过。也许往后永远不能有相见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