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30年前的今天，我和你相识；30年后的今天，我才给你写信。人生原是如此！
1927年的新秋，我到了燕京大学。因为燕京和清华近在咫尺，所以一到周末，我时常到清华去玩。
由k兄的介绍，我得和你相识。那时，他专攻曹子建的诗，你却时常撰述诗篇和散文。从《清华周刊》上，我读过你的好几篇文章，那字句的洗炼，手法的纯熟，使我暗中惊奇。我觉得当时你的文学的素养已经超过一般专家和教授，虽然那时你仅是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后来因为工作忙碌，我不常到清华。到了“七七事变”后，我就匆匆离开北京。别后我虽然没有和你通信，但我知道你一直在清华教书，很可能是从助教、讲师，一直做到教授。
过去两三年间，我曾读到你的四本著作：（一）《汉魏六朝诗论丛》；（二）《乐府诗选》；（三）《三曹诗选》；（四）《诗经选译》。这些辉煌的成绩使我相信，当30年前我刚和你相识的时候，你和k兄都沉浸于建安父子的作品。
从你的作品里，我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我知道你以建安父子的研究做中心，然后把魏晋南北朝作一网打尽的探讨；再后，上溯《诗经》、《楚辞》，下及唐、宋、元、明、清，以至现代。这是科学的史学的方法，这是由许多专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做洋洋大观的通史的方法。
我很高兴，你把握住正确的研究的方法；同时，我更钦佩，你以诗史为毕生努力的对象。
在任何一国的语文里，诗一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由于用字的经济，句子的简练，起初用文字来记载事物，表现感情的，最好是用诗。记忆最容易，流传最长久，传播最广泛的，还是要用诗。其他文学的作品，无论小说、戏剧、散文，虽然都有鸿篇巨著出现，只因它们的卷帙繁重，记忆困难，久而久之，一般专家学者也只能对于一些人物和故事有简略模糊的印象，对于书中的词句很难说得上口。难怪剧圣莎士比亚，像中国的《牡丹亭》、《琵琶记》、《西厢》的作者一样，著述剧本还要用诗的体裁，为的是诗的用字最经济。
诗可以朗诵，又可以微吟。无论朗诵或微吟，这都和音乐接近。音乐最讲究节奏，最注重旋律，最关心脚韵。由于抑扬顿挫，高低疾徐的参差错落，这才能够谱出非常优美的音调。除诗歌本身可以朗诵或微吟外，中外的声乐所用的词句，主要的还是诗的句子。
诗起源于歌谣，歌谣最接近口语，而口语是内容充实，意义深远，虎虎有生气的语言。樊哙所说：“臣死且不避，杯酒安足辞？”这是标准的口语，把这种口语搬来做诗句也未尝不可，而且富有力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也是标准的口语，同时，它又透露将进酒的时候的情绪。只因感情丰富，所以诗歌是最有力量。
在《乐府诗选》里，你说：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由这个正确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诗，你很容易找到各家的特点，无论自铸新词的创作也好，或者用旧调旧题来写新内容也好，你对于“批评政治，叙写现实”的诗特别注意。这种踏实的工作，是过去无病呻吟的诗人所不能了解，也是过去只懂得抄书的学者所不得其门而入。
至于《诗经》的选择，你注意格律、风格，这已经高人一等，而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两点，刚好和我的主张相吻合。因为艺术是得心应手的东西。假如读得不上口，听得不顺耳，看得不顺眼；这简直不成为艺术，更不成为艺术的艺术——诗。
万里投荒，空令岁月自蹉跎。拜读大著，心里有无限兴奋。最近如有新著出版，请示书名，以便先睹为快。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