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7年前拙著《欧洲纪行》出版后，曾奉寄一套，请你教正！几星期后，我就收到你的回信，内容除尽量鼓励一番外，还告诉我一些师友的消息。这封信我现在还珍重保存着，等到将来我们晤面的时候，再拿出来阅读，看看我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期望于万一。
回想起来，旅食京华的十年，是我的生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有机会博览群书，我也有机会结交师友。在求学期间，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茶余饭后，高谈阔论；那种乐趣，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
毕业后，你赴哈佛求学，直到1935年夏，你才从美国回来。以后两年间，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增加。大家除经常在几间著名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字外，每逢星期日，不是你来约我，便是我去看你。中山公园的古柏树下，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前，甚至致美楼、同和居、全聚德、东来顺，都是我们常到的地方。那时，我们讨论范围逐渐扩大，除纯粹学术问题外，还加上国际问题。
你是从历史到理论，我是从理论到历史；殊途同归，谈起来怪有趣味。在文学上，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都是我们常谈的几个作家。为着研读骈文，你还特地到书铺里买一部《骈文笺注》送我呢。
别后一下子就过了20年。抗战八年间的奔波劳碌，战后12年间的心神不定，弄得我极少和你通讯。我知道，你主编过《燕京学报》，我也知道你对于中国农业史、封建制度史，下过很大的工夫。但因交通关系，你寄来的书籍，连一本也没有收到。
去年《标点资治通鉴》出版，我一知道你曾参与这个伟大的工作，马上买一部来，穷一日之力，写了一篇书评。北京是各部门专家学者集中的地方，尤其是中国史，不但资料丰富，而且可以互相讨论的朋友实在多得很。你现在一面当教授，一而从事古代史的整理，教学相长，这工作倒是极有意义。
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文学和史学老是分不开；文豪多兼做史家，史家本身就是文豪。事实上，只有文豪才有资格做良史。从司马迁、班固，到欧阳修、司马光，他们都以文豪。做史家，虽然在资料方面可以补充的很多，在观点方面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他们的史书自成一家言，读起来琅琅顺口，印象也比较深刻。
在英国，从吉本、麦考莱，到特里维扬、克拉潘，他们也是对文学有极深厚的素养，然后专门著述史书。因此，他们的名著，至少在文体上自成一家言，不至有前后矛盾的毛病。
二三十年来，科学的史学逐渐抬头，题目越来越小，注解越来越多，翻开史学杂志，除编辑外，很少人能够把整本书看完。这种求真的态度，像清代的朴学大师那样，固然会把某个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文字的干燥无味，布局的支离破碎，似乎是美中不足。
年来我时常研读尼赫鲁和罗素的著作。他们的大胆的论断，有时也使我的勇气提高。尼赫鲁在《世界史一瞥》里积极提倡通史的重要，罗素在他的新著《人物志》里，有一篇专论史学的文章，他也慨叹现代的史书越来越难读。他极力称赞国际问题权威汤因比教授有勇气写他的杰作《历史研究》。
20年前，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汤因比的大作已经出版了一部分，我曾向政治学会图书馆借来阅读。这部书十厚册现已出齐，我的书房也备了一套，是我的朋友y先生惠赠的。
你从事史学的研究，已经有30年工夫。过去30年间，你曾写过不少专题研究，我认为你不妨花了十年时间来写中国通史。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截至现在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比较可读的中国通史，可应专家及普通读者共同的要求。
从前梁任公既有治通史的才具，又有撰述通史的决心，可惜有志不逮，中国通史还是个空白。你是个有心人，今后十年大可向这方面努力。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www.diancang.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