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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忽已一年。从你的通信里，我知道你的行踪，同时也知道你的感想；用笔谈当面谈，倒也不坏。
其实，在大城市里讨生活的人，彼此见面的机会不算太多。漫说不同行业的朋友，甚至在同一大机关里工作的同事，因为值班的时间不同，一年之间也很难见到一面。
今天是新年。这儿的几家大报都出版洋洋大观的特刊。从天文、地理到篮球比赛，从国际问题到私会党活动，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有价值的文章，可以留到将来慢慢参考。我最高兴的还是先看你的大作。
我曾说，写游记的文章，不熟不能写，太熟不肯写。你已经旅行一年，看了不少东西，逛了不少地方，遇了不少新交旧识。加以一年来你不断地写作；为着写作，你必须经常搜集材料，整理思想，积聚既久，自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大作虽标题为《点滴》；其实，这正是一年来考察的结晶品。
研究古文的人，都知道有“小中见大”这么一种笔法。大作共分七节，光是第一节里所提出的问题——小账不用付，价钱不用讲，熟人不用找——就值得任何政治制度的负责人的注意。
在没有去巴黎前，我对于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敬意。到了巴黎后，那伟大的建筑，文雅的人物，精美的酒食，更加强我对法国的爱护。但是，另一方面，小账制度却使我憎恶了。起初，我到饭馆吃饭。每顿饭必须给小账，有时饭费付完了，口袋里没有零钱，那全身穿着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侍役说了一声：“先生，小账不计在内。”那时我的尴尬的样子，实在没法子形容。
有一次，我雇了一辆汽车去看戏。下车时，大门外的侍应生给我开门，我付了一笔小账；在门口，抢着买票，我付了一笔小账；一进门，把大衣、帽子、围巾交给储藏室的管理人，我又付了一笔小账；到了楼上，要找座位，年青貌美的女侍应生彬彬有礼地给我带路，我又付了一笔小账；休息时间，到厢房的酒吧去喝一杯咖啡，我不消说更要付小账。看了一场戏，所付的小账竟达五次之多，我不由得把多年来对法国文明的好感变成恶感。
老实说，小账等于敲竹杠。被敲的人，既受金钱的损失，又受精神上的虐待。据我多年来到处旅行所得的结论，为着给小账，一个人所得的反响和待遇，跟数目高低而显着天渊之别；由背后批评到“冷笑”、“苦笑”、“大笑”等脸孔，随处都可见到。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为着一点小账，要找许多麻烦？因此，在新加坡，我不大愿意上大酒楼；我宁愿到瑞记去吃鸡饭，或者到老巴刹去吃炒面，吃完拉倒，不必另付小账，多方便！
你说：“中国的工人已组织起来而隶属于某工会。工会除了照顾工人的福利外，还经常发出通知，号召学习，进行教育。这些使到工人们觉悟到今日中国，无论在宪法上抑实际上，是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是这新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可以接受国家给他按其劳力计算的工资，但不能接受酬劳以外的‘嗟来之食’。在这工人自尊心及互相监督下，小账便在6亿人中突然地绝了迹，不可谓非20世纪的奇迹之一。”
“工人应该接受国家给他按其劳力计算的工资，但不能接受酬劳以外的嗟来之食。”这是天公地道的办法。我希望新加坡各政党领袖，很虚心地研究你的报道，替工人争取一切合理的待遇，同时，各行业的工友应该自爱，宁愿饿肚子，绝不贪小账。这样一来，劳工神圣的目标才可以达到。
从前美国有个社会学家说，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实行揩油主义。自工人不收小账后，这个罪名我们可完全洗刷干净了。工人不收小账，商人当然也用不着讨价还价；再进一步，各机关的公务员也是公事公办，认事不认人；所以谁也用不着浪费时间、精神、金钱去找熟人，搞关系了。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