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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函意有未尽，今天只好继续再谈下去。
在战前，国际上对于中国和南洋问题的研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日本。
法国的学者以北越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做根据地。许多法国学者在巴黎受完大学教育后，便到河内来做研究工作。从河内经滇越铁路而达云南，再由云南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条路线。从河内沿海而下，直抵南洋各地，这又是一条路线。别地不用说，光是伯希和、沙畹、马伯乐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经把巴黎在中南的文化史的研究上点缀得有声有色。
日本的学者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经济研究所做中心。南满铁路赚了大把钱，然后拿了小部分利润来做文化事业，资助学者作专题的研究。他们在中国和南洋做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无论政治活动、经济统计、教育制度、人物动态，以及各地区的字典辞典的编纂，他们都有惊人的成就。
至于美国，战前它老是坚持“欧洲第一”的主张，对于中南问题不大注意。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加入东南亚的战场后，它才认识这地区的重要性。
战后的13年间，美国对于中南的事情，急急要了解。因此，各著名大学多设远东学院，加强研究工作。为避免工作的重复和偏枯。它们曾成立了一个“互相观摩委员会”，会员有16间大学，而主持人又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大学。
自这计划展开后，美国对于中南的研究，俨然凌驾法国和日本，而前年出版的《马来亚经济的发展》一书，仅是初步的收获。以后马来亚，甚至南洋各地区的各种问题，恐怕要请美国的学者专家替我们解答。自家事要请教外人，世间痛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厉害。
中国和南洋唇齿相依，而南洋之所以有今天的进步，中国人所尽的力量，谁也不能一笔抹杀。但是关于南洋问题的研究，我们实在落后得多。为急起直追起见，我对于南洋大学有很大的期望。
第一，充实设备。现代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资料。“没有资料，没有历史”。这句话已经成为不刊之典。事实上，现代的学术工作，应该以图书馆、实验室做中心，然后辅以实际的调查统计。这是二三十年来西洋第一流学者所倡导的“历史兼统计法”。运用这方法来治中南这地区的问题，正是“瓮里捉鳖，手到拿来”。
我们最觉得吃亏的，就是图书馆、资料室的设备太差。无论任何人如要做一点研究工作，须靠个人的力量来支撑。个人的力量有限，资料的来源无穷，两相比较，难免相形见绌。
第二，集中人才。欧美的研究机关，不是有专任的研究员，便是有兼任的研究教授。因为事有专责，他们绝对不能偷懒。号称为研究员或研究教授的人，必须经常注意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到了每学年结束的时候，必须有成绩报告书；而这种成绩报告书，是由小册子或杂志发表出来。积了十年八年，成绩大有可观。
过去我们的学校穷得要命，研究工作不是由专人负责，而是由少数辛勤的学者于授课的余暇，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勉强从事。老牛拉破车，还要在漆黑一团的三更半夜赶泥路，工作的环境如此，成绩不问可知。
我觉得南大教授里，对于南洋问题有兴趣而且研究有成绩的人，学校当局不妨改聘为研究教授，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研究。这样一来，那些好学的教授，每年将有具体的成绩表现。集个人为团体，十个八个研究教授的成绩，将使南大的大名广播于国际学术界。
跟着研究而来的是出版事业。出版部可干几种工作：（一）编纂大学课本，（二）印行专题的册子，（三）编辑学报，（四）编纂各种字典、辞典。这些工作如能顺利地干得成功，南大不怕没有地位了。
至于研究费用，可按经费多少而定。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就是这意思。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