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个俗语：“做木怕做凳，读书怕写信。”木匠是否怕做凳，我可不知道；就我们一般读过多年书的朋友们而论，大多数都怕写信，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想大家怕写信的原因，可归纳为几种：
第一，离别的时间太短，没有什么话可说；离别的时间太长，可说的话实在太多，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水浒》里的强人，于久别重逢的时候，开头总要说了几句：“自从某处别后，……”接着，把多年的经过，作个简明扼要的叙述。最后，才把目前的遭遇，来个坦白。我觉得那些对话，篇篇都是很好的信札，为的是它们能够把个人的生活的轮廓，用最经济的文字表达给朋友听，并且博得对方的同情。
第二，中国历代的文字狱，实在使一般读书人吓得屁滚尿流。为着写信，执笔的时候，感情不易控制，所以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事情，大发牢骚。其实，所谓牢骚，等于横阻在喉咙的骨鲠，一经吐出，本人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可是这种信札一落到别有居心的人的手里，他很可能用深文周纳的方法，组织成一个天大的罪名，然后把各种各式的帽子套上，轻则坐监，重则丧命。因此，从前比较小心的人，多数都是莫谈国事，而信札的尾巴，多数要写些“纸短言长，书不尽意”等套语。
第三，一个人的感情是随环境的动荡而时常变迁的，只因变迁得厉害，往往会前言不对后语。在这种情形下，口头说说还没有什么，假如用信札来表达，那么白纸写黑字，有书为证，要怎样洗雪也毫无办法。例如男女之间的情书，在当初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时期，说的是一套；到了反目之后，说的又是一套。假如双方少写情书，事后岂不是会省却许多烦恼和困扰？
虽然如此，写信还是表情达意最好的工具，所以历代文人总有几篇很出名的信札。例如韩愈《三上宰相书》、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每一封信，等于一篇博大精深的政治论文。但是，论文是公开的，信札是秘密的；只因信札是秘密的，所以收信的人便非常重视，进一步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你瞧，旷古诗人李太白，当他写信给韩荆州的时候，他开头便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想韩荆州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会不会感激涕零，尽力替他推荐，为他奔走？
我常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一半靠自己的技能知识，一半靠朋友的指导帮忙。在朋友往来中，写信是免不了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更需要消息灵通，联络密切。在这当儿，写信可算是他们日常的课题。从曾国藩到孙中山，从列宁到尼赫鲁，他们不知道写过多少封信。不然，这将使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受影响。
据说，美国总统每天至少要写一两百封信，虽然那些例行公事的信件，多数是由总统的私人秘书执笔，不过，光是校阅和签字已经够他伤脑筋。
除讨论问题的信札外，普通往来的信，当以简练为主。在过去，中国最注重八行书，这是说，每封信仅写八行，除称呼和套语外，真正要说的话，不过三言两语。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写法，未免太过简略，后来看外国文人写信，多数都是那么短小精悍，觉得这倒是很有道理。
顺便说个故事。
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家里很穷，到了十二三岁，他就给人家做学徒。他爱好读书，可是老板不许他看书。但是，好学成性的他，就把《庄子》和《楚辞》拿来细心研究，每篇读到滚瓜烂熟。后来他有机会进了中学、大学，在写作方面，老是得到师友的器重，现在已成为英国最著名的一间大学的中文教授了。
读者如要问，看什么尺牍最好？我认为《文选》和《经史百家杂钞》里的书牍的部分，是个打基础的好书。此外，各大名家的文集里，多数都收集一些书札，可供参考。他如尼赫鲁的《旧信一束》，拿破仑的情书、林肯的信札、《世界著名书信选集》等，都值得一看。我是个喜欢看信，而又最懒得写信的人，为着这种坏习惯，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朋友。我怎么也想不到，像我这么懒得动笔的人，居然写了一部《海滨寄简》之后，又来个续集，难怪有个朋友说：“你每星期写了一封长信，为什么还说懒得写信？”
今天日暖风和。我在海滨看看水，望望天，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到处有我的新交旧识，心里觉得特别兴奋。想起写信多少会增进朋友们的温暖的人情味，所以我决定在本书出版之后，把《海滨寄简》继续写下去。
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