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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没有见面,心里无时不挂念你。蒙你先后寄来两封信,惠赠一本《布伦德·莎乐蒂传》,谢谢!我本来应该提前写回信,可是整天在呆想,不肯动笔,积习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

日前蒙s教授赐宴,我得有机会跟你详谈,把几个月来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像滂沱的大雨那样,一下子倾泻得精光,真是痛快!

那天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容光焕发,精神充沛,慰甚!

老实说,像我们这班卖脑汁、卖心血的朋友,跟普通卖力气的码头工友,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健康。有了健康,然后才能够埋头苦干,而大学问、大事业都从千锤百炼中得来。不然,健康欠佳,心有余而力不足,哪怕芝麻大的事情,也难免能说不能行。

自从上月报纸宣布c女士的新著卖到一大笔版税后,马来亚社会各阶层曾引为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有一天,我和她在一起吃饭谈天,她说马来亚的人对于金钱这么有兴趣,难怪文章写不好。这真是一语破的。

我常觉得,赤道边缘的城市,它的气候的炎热,还有办法可解决,只有铜臭的气味这么浓厚,简直会使人作三日呕。

但是,年轻的一代却不同了。这儿的青年既富有热情,又肯努力向上。明知这种作风跟一般社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们仍一往无前地跟环境奋斗。光是这种精神和魄力,就使人相信他们的前途是如花似锦,大有作为。

举一个例。最近南大学生接二连三地出了好几种刊物。虽然稿件的来源包括了老师和社会人士,但实际的编辑和出版的任务却由他们一手干起来。据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有钱的子弟,但他们有的是热诚,有的是办法,所以在一般过分随遇而安的中年人认为毫无办法的事情,他们却干得多彩多姿,有声有色。

蒙他们的好意,最近送我一本新书《夏天的街》。外型采取书籍的形式,内容却是一本杂志,在目录上,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分门别类;在排版上,彼此却错综复杂地互相穿插,这种作风倒是相当新鲜别致。

就我个人的读后感而论。李延辉的《我的文学老师》写得相当利落干净。普通人以为写文章必须装腔作势,故意写得弯弯曲曲,忸忸怩怩,那是大错特错。须知好文字应该明白如话,用笔谈代替口谈,虽然字里行间尽可加些幽默的笔调。但是,幽默须出于自然,一点也不可以矫揉造作,不然,生吞活剥地乱搅一场,那只会损害文字的美,不能增加文章的效果。

龙榆生的《谈谈词的艺术特征》,是个大块文章。他教读者“仍得向它的声律上体会,得向各个不同的曲调的结构上去体会”,这实在是很有见地。姚姬传论文,特地标出阳刚和阴柔。前者是豪放,后者是婉约;前者指气魄,后者指风韵。此中关键,全在声律和曲调上做工夫,积聚既久,自能达到豁然贯通的乐趣。

赵心的《苗秀论》,倒给当地作家出出气。曹丕曾说:“常人多贵古而贱今。”越古越远的东西越受尊重,越新越近的人物越不吃香。苗秀是当地有数的作家之一,他做过记者,也教过书,只因和大家太熟悉了,反而被人忘记。赵心特地从苗秀的作品中,分析他的风格和态度,详征博引,好像一位谨严的法官。他指出:“作家对于题材并不是有闻必录,他要有所抉择。”这句话是任何作家应守的规矩准绳。因为题材有的是,只有在选择的角度上,才可显出作家的手法的高低。

几年没见苗秀,他的散文竟写得这么成熟老练了。像《美丽麻河日夜流》的文字,不但南洋少见,就是国内名作家也不见得比他好了多少。

威北华的散文、剑庸的杂文、骆宾岩的译文、抗抗和钟祺的诗都有相当分量,而且会打动读者的心弦。其他文字,也各有千秋,恕我不一一赘述了。

现在我有一个月的例假,我在琴韵涛声交织的环境中,一气读完这本杂志,实在再写意不过。对于文学,我是门外汉,说得不对的地方,望来信多多指教!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