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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华书局的s先生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得和别后21年的老朋友c先生见面；同时，因为座位的便利，得和你恳恳深谈，慰甚！
你生长于齐鲁，就业于印度；你的达玲生长于南洋，就学于东北。一个由北往南跑，一个由南往北跑，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两股洪流，合并于一道，二人一见倾心，佳耦天成，这种福分，不知道要几生才能够修到？
我常觉得，西方文化注重训练专家，东方文化重视培养通人。因为长期训练专家，所以西方的学者能够精益求精，把握细微；因为一向培养通人，所以东方的学者能够领略大体，触类旁通。
其实，这种分法似乎有些勉强，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史上，体大思精的通人也有的是。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美国独立时期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天分那么高明，精力又那么充沛，干一行，像一行，到如今还是极少人能够跟他们媲美。
就英国费边社的几个大台柱而论，他们都是某一部门学术或艺术的权威；同时，他们又能够贾其余勇，撰述优美犀利的时论，给一般读者指示迷津。专家兼通人，通人兼专家，文质彬彬，真是难能可贵。
自海禁大开后，中国的学者和文人的最大的鹄的，莫过于“学贯中西”。百年来，一般知识分子都朝着这目标进行，而他们所采取的最适当的办法，当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这两个警句，曾风行一时；到了20多年前，中国的学者阵营又来个大分裂，有一部分人主张“中国文化本位”，另有一部分人却大胆提倡“全盘西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双方似乎是格格不入。
事实上，生在这时代，谁也不能闭关自守。科学技术的进步，早已把人类推进到太空时代，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万里长城，仅能够供骚人墨客作凭吊的资料罢了。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化本位”的理论，根本说不通。
至于“全盘西化”的理论，这似乎也操之过激。不错，西方固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细心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把人家的东西全盘抄袭过来。那是削足适履的办法，在任何国家里都走不通。
说来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警句，比较有道理。所谓“体”，就是“原则”（principles）；所谓“用”，就是“实践”（application）。“体”“用”兼顾，理论和实践并重。这样，才能够萌芽生根；这样，才能够繁荣滋长。
目前你和你的达玲都在这儿的最高学府任教，这是再好不过的工作。以你们的学历和经历而论，马来亚最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大人才。
一般说来，我们需要几套学问。
第一，我们须精通中文，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只有这样，才不会给西方的汉学家轻视。因为过去几十年间，西方的汉学家，人数虽不多，个个却有出类拔萃的贡献。假如标榜维护中华文化的人，对于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没有下过很大的工夫，手忙脚乱，茫无头绪，我们将失掉应有的立场。
第二，我们须精通一种外文。无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意文，我们至少要精通一种，以期达到自由阅读写作的地步，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不通外文的人，处处要吃亏。就文化领导者的地位来说，他的外文的程度最好能够和外国的大学者并驾齐驱，这样，才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
第三，专门的研究。你们一个专攻教育学，一个精研英文学，根底雄厚，随时随地都可发生作用，这已经使你们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过去四五十年间，中国比较有成就的学者，多是运用西洋的方法来解决当地的实际的问题。例如马来亚的两种语文的教学问题，文学创作问题，文化路线问题，都值得我们细心研究。你们在这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工夫，望你们起来领导，我一定以学生的资格，为你们摇旗呐喊。
听说，贵校的图书馆的书籍天天增加，不胜羡慕！老舍先生说，他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饭碗。目前我饭有得吃，不过时间老是不够分配，深夜自思，忧心如捣。写到这儿，我真想拿两块钱去买马票，不过买马票好像海底摸针，毫无把握，不如把这两块钱省下来，请你到海景酒店喝喝茶，消磨了大半天。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