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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独自跑到海滨来，说用功也好，说享受也好，说寓游戏于工作之中也无不好。反正我们这班拿笔杆的人，整天脑筋没有片刻闲下来，不是看，便是想，而写作仅是多看、多想、多经验必然的结果。
早晨给一个恶梦惊醒。我梦见我的书架上的书给人偷去一半，而这被偷的部分，都是我常用的书。为着这事情，我气得要命。就在一气之下，我惊醒过来；但是，在半睡眠的状态中，梦境仍恍恍惚惚，是梦是醒，是真是假，似乎不容易辨认。
到了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看我的书架，知道许多伟大的灵魂的结晶品还是平平安安地陈列在那边。它们有的赏识我多情，时常会亲承它们的香泽；有的责怪我薄幸，一年没有照顾它们一两次；尤其是旧杂志，大多数都是满腹牢骚，因为它们像秋扇一样，一去不回头。在众目睽睽下，我又兴奋、又惭愧；又感激、又悔恨；各种各式的心理交织于胸中，不知道怎样处置才行。
提起买书、藏书、看书，我想任何知识分子都有许多故事可说。有一次跟朋友闲谈，我说平生曾破产了两次。姑姑以开玩笑的态度，马上插嘴道：“你根本是个穷光蛋，谈不上什么破产。”我很坦白地答道：“书籍就是我的财产，书籍丢光，岂不是破产？”
当“七七事变”的前夕，我已经有十书架书。到了8月初，日军占领华北，和蔼可亲的北京的警察垂头丧气地跑到家里来说：“先生，请你把时下流行的书籍通通烧掉罢，免得多找麻烦。”说完，他不见了。
那时你才三岁。虽然妈妈已经教你读完杜甫的《秋兴》八首，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唐人的一些清新隽逸的绝句，但你对于人间的苦楚并没有一点认识。那晚你照常是8点睡觉，等你睡觉后，我才和妈妈开始在院子里焚书。凡是新出的有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的书籍，一本一本从书架上检出来，放在院子照墙内的大铁锅里燃烧。一时火焰冲天，纸灰遍地，整个院子照得通红。我想象许多书籍的作者要向我控诉，有的骂我胆小如鼠，不敢跟侵略者拼命；有的却夸张我快人快事，烧掉拉倒，免得它们的圣洁的身躯给浪人侮辱而又伤害。记得那天晚上，烧了几个钟头，才把一些有时代意义的书籍烧完。因为疲倦不堪，倒头便睡，梦里还是依稀听见各种书籍的作者的评论的声音，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到了东方才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又醒来了。
已经烧掉的书，倒也一干两净，不必牵挂，最难过的是那些不肯烧掉，同时，又不能带走的古书和外国书。为着安置那些书，我足足忙了一星期，才把它们安置在友人朱士嘉教授的家里。
自我到了香港后，经过半年的挣扎，生活又比较安定下来，我的首要工作，还是买书、藏书、看书。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又仓皇亡命。临走的前几天，全副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收拾书籍，托友人郑绍麟先生代为保管。
现在朱士嘉教授，据说在武汉大学任职；郑绍麟先生远在美国经商。这两批书籍，不知道是否已经散失。假如它们仍平安无恙，又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够和它们重新会面。
自我到新加坡后，不觉又过了12个年头。在这期间内，买书、藏书、看书的习惯仍没有更改。偶尔口袋里有一点零钱，便全部送给书店老板，不但我这样，连家里各弟妹也是这样。难怪我到各大书店的时候，特别受老板欢迎，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好主顾。
现在家里的藏书又天天增加。工余之暇，时常亲近它们，钻研它们，自有一番风味。古人说得好：“开卷有益。”书籍无疑地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它们只会使我开心，使我增进智慧，许多困难的问题，都是有求必应，绝不会使我空手回来。
老实说，年轻时代，经济拮据，买书困难，可是看书的时间和精力却非常充裕。到了社会做事后，收入相当固定，每月节省几十块钱来买书并不算太困难，可是因为工作和人事关系，时间和精力却大受限制。许多好书买进来，只是准备将来参考，要狼吞虎咽地大量看书，颇不容易。
最近尼赫鲁出了一本《旧信一束》，很有风趣。我除准备写书评外，特地另寄一本给你做新年的礼物。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