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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别,不觉已过了12年。在这么悠长的时间里,世界闹得天翻地覆,而我个人也经过了一场大病,回首前尘,宛若隔世。

日前接到旧同学c先生一封信,说y女士已经去世。未名湖畔的才女又折了一人,想起来,好不令人伤心!

你出身于四川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是新旧两时代交替的人物。在旧时代里,他得过功名,荣膺国会议员;在新时代里,他又是现代话剧的先驱者。光是他那一手好字,就使人对他表示敬意。

北京真是人文荟萃的大都市,各省各县的一表人才,都要跑到北京来表现他们的绝技,一面跟名师益友观摩,一面把自己的心得公诸社会。随时学习,随时表演,只要一个人肯专心地有恒地努力,迟早就有脱颖的机会。

北京和上海有个大区别。第一,北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中心;上海是华洋杂处的商业社会。第二,北京对于学术艺术的造诣,只求尽美至善,上海却急功近利,出门不认账。

虽然真正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少得可怜,但是环境移人,无论哪一省哪一县的人到了上述两地后,不用三年工夫,就学会那一套派头。

北京人说上海人太轻佻,上海人说北京人太古板。虽然最理想的人物,是聪明而不轻佻,诚实而不古板,但二者不可得兼,我宁愿舍轻佻而取古板。

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学术艺术上极负盛名的人物,如王国维(浙江人)、梁启超(广东人)、严复(福建人)、齐白石(湖南人)、梅兰芳(江苏人),他们都是南方人,只因在北京住久了后,环境的熏陶,师友的夹持,使他们欲罢不能,非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誓不甘休。至于“五四运动”时代的领导人物,十九也是南方人,只因大家都抱着“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决心,结果,才有卓越的成绩贡献给社会。

我常觉得,研究学术艺术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太浓厚的人,他们往往要投机取巧。投机取巧的恶习惯一染上,终身将走下坡路,要补救也来不及了。

翻开世界文化史,我们可得个结论,就是文明生于闲暇,因为任何精心结构的作品,都是由于长期不断的努力,才做得成功。可是在商业都市里,生活的负担那么繁重,许多人整天为生活奔走,有时好容易得到几天假期,可是人闲心不闲,精力不能贯注,随作随辍,任何事情都不肯用全副精力去探讨,只求应付得过去,就算了事。自己既然缺乏了信心,怎么能希望人家对你有信心?自己既然不重视作品,怎么能希望人家重视你的作品?

贾岛真不愧为一个诗人。他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照目前新加坡的稿费来计算,散文1千字5元至7元,两句10字,可得5分至7分钱。新诗一行两毛,旧诗的行情较佳,按首计算,绝句一首3元,律诗5元。像贾岛那样苦吟3年,写了两句诗,至多可得到一块半钱,慢说不够吃饭,连喝井水也成问题。

真是万事莫如吃饭难。一般职业作家,因为等米下锅,经常要按期交货,把构思和阅览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底。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在未来的社会里,作家应该由国家养活,他们只须读书写作,不愁柴米油盐。在那种环境下,也许有更多名著出现。

在那种理想的社会还没有实现之前,有心做学问的人,只有“安贫乐道”这条正路。把生活水准降低,把学习的时间延长。学问和经济与日俱增,积了相当时日,兴趣来时,写了一篇,文成之后,先来个茶会,约三五同好来欣赏、推敲、检讨、批评。这样一来,作品一定不会太坏。

据说,你目前住在华盛顿,改行做生意。美京寸金尺土,整天只有忙迫,很难享受半天喝莲花白的闲适的乐趣。相信你回想当年在朗润园的湖畔散步、谈天,吃青岛葡萄,剥良乡栗子的景象,也许免不了惆怅。

你的两个小宝宝,恐怕已经长大成人。近来常看书否?假如你看到什么称心的名著,请你写一两篇书评来介绍。先此致谢,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