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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5月7日手教，真是高兴得要命。
自到新加坡后，口福倒不浅，平均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尝到佳肴。一年52次，13年的积累，肚子的负担，实在很可观。另一方面，讨论学术的信件，却绝无仅有。你这封信可以说是开个新纪录。
有一位刚到新加坡不久的朋友说，新加坡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有些钱的倒不少，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却不多。这位朋友是个新客，比较敏感，同时，他是快人快语，看得到，说得出，毫不顾忌，我觉得他的按语和事实相去不远。
当20多年前，我还旅食京华的时候，除极少数学阀外，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有汽车洋房的，屈指可数；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有丰富的藏书。这儿的情形刚相反。一般文人多有汽车洋房，但精神粮食却少得可怜。
南大的创办，对于这个商业城市的新加坡是个大刺激。年来从各地聘请来的大批教授，他们都带来相当多的书籍。虽然在质量上，远不如人文荟萃的北京和东京，伦敦和巴黎，但是，比起南大没有创办前，的确好得多。
关心新加坡文化的前途的朋友，说此地是面临歧路；将来是否会像历史上许多小国堙没无闻呢？还是像希腊那样光辉灿烂呢？
这是个大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应该由我们这班从事文化教育的人负较大的责任，不能指望铜臭十分浓厚的头家。
在从前，报纸没有成为近代工业化的大企业时代，一般喜欢谈政治和文化的朋友，不用多大力量，便可创办一间报馆或印刷所。现在因为报纸变成近代都市的大企业之一，它需要庞大的资本，最新式的设备，各部门的科学和技术人才，尤其是需要很健全的组织。这样推演下去，掮着“文人论政”的招牌来办报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只因报纸是近代都市的大企业之一，它既要博得读者的支持，又不能和广告定户的利益相冲突，所以言论和新闻的方针，多少要迁就环境，一迁就环境，文化的意味就要冲淡了。
我常觉得，在目前的环境下，手无斧柯的文人要办报，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希望；不得已求其次，办个很有风格、很有意义的杂志，倒是很需要。
就中国而论，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任公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郭沫若的《创造》、徐志摩的《新月》、鲁迅的《语丝》、韬奋的《生活》……都给他们打过天下，在文化界教育界发生巨大的影响。
这儿的文人本来不多，而且是星散四方，力量不大集中，要创办比较出色的杂志也相当困难。至于实力方面，一般有钱人宁愿花了五万十万去创办寿命仅几个月的“大报”，甚至也愿意化了三千五千去支持一家“小报”，要他们大大方方地拿了一笔钱来创办一种很有意义的杂志，恐怕不大容易。
还有一层，过去中国的文人老是爱唱独脚戏，不大喜欢跟人家合作。结果，光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来支持，不用一年半载工夫，便自生自灭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英国的几个权威的杂志，都已经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每个杂志有它固定的立场，独特的作风，不投机、不取巧，久而久之，自然会发生无比的力量。
我们这班朋友，目前个个都有职业。有了职业，吃饭不成问题，但时间却大受限制。假如公余之暇，抽出一点时间，创办一种大规模的杂志，集10人至20人做基本的台柱，相信这事情可以办得成功。
你和c女士，在文坛久负盛誉，那么就请你们来带头罢。
南大的学生非常活泼，其中大部分也很用功，只要文化界教育界的先进，能够给他们带路，将来他们的成就，真是未可限量。
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长江后浪推前浪》，准备作拙著《给新青年》的续集。后来因为忙着写《尼赫鲁传》，所以这部续集便搁置下来。
的确，多数老作家早已心满意足，不再上进了。对于那些人，我们不必害怕。要注意和培养的还是一般青年，因为他们有的是崇高的理想，有的是充沛的精力；理想配合精力，什么事情会做不成功？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种感想，最能够加强我们的警惕性。有空望时常来信。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